本书只论述严格定义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它的终结以英国放弃对印度的统治为标志。它道出了民族国家的解体，包含了后来产生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几乎全部必要成份。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政冶，而若没有世界政治，极权主义宣布要统治全世界就毫无意义可言。在这段时间里，民族国家制度既无力制定新规则，处理巳转变为全球事务的外交事务，也无力对世界实行罗马帝国统治式的和平。它在政治上的狭隘性和目光短浅必定走向极权主义的灾难，它那前所未有的恐怖掩盖着可怕事件。以及更可怕的精神状态。学术界的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而不顾他们的为害较轻的先驱们。帝国主义的统治，除了用来当作名称之外，似乎呈半遗忘状态，因此，为什么这是很可悲的，主要理由是近年来它和许多当代事件的关系已变得非常明显。于是，关于美国对越南不宣而战的论争从两方面进行，或者将它类此成慕尼黑事件，或者从三十年代借用例证，当时的极权主义统治确实非常明显，非常突出地具有危险性，但是今天政策的威胁在言论和行动中更是明显，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行动和言辞辩解惊人地相似，一个边缘地区的微小利益成为一颗小小的星火，便会引发起一场全世界的战火。
强调这个半被遗忘的时期和各种当代事件之间不愉快的联系，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已不可挽回地进入帝国主义政策的新时期，也不是说在一切情况下帝国主义都必然结束于极权主义的灾难。无论我们能从以往历史中学得多少，都不能使我们预知未来。
汉娜·鄂兰
1967年7月
第三部<极权主义>序言
《极权主义的起源》最初的手稿完成于1949年秋天，这是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之后四年多，在离斯大林去世还有不到四年的时候，本书初版于1951年。回顾往事，我从1945年开始写这本书，这几年是乎是几十年来的动荡、混乱、恐怖之后第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在那几十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破坏议会政府，紧接着是各种各样的新暴政，法西斯主义（Fascist）和半法西斯主义（Semi-Fascist），一党专政与军事独裁，最后是表面上牢固地建立在群众支持基础上的极权主义政府；1929年的俄国，现在常常将这一年称为“第二次革命”，以及1933年的德国。
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故事的一部分就结束了。看来这是第一次能在适当的时刻用历史学家的回顾眼光和政治学家的分析热情来看待当代各种事件的时候了。这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尝试叙述和理解已经发生但尚未经过无言的愤怒和无能的恐怖之中了。（我在这个版本中保留了初版序言，意在显示那些岁月里的心绪。）无论如何，在这时刻有可能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不得不努力度过自己的成年人生活：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是怎么发生的？德国的战败，留下了了一个废墟中的国家，一个感到自己坠入历史上“零点”的民族。原封未动的文件堆如山，还有希特勒在十二年里努力维持的“千年帝国”(Tausendjāhriges Reich)的各方面数不消的文件资料。对这些一直未被出版和研究。“丰富得无从选择”的资料首次作粗略选编，连同1946年“纽伦堡审判主要战犯”，开始出现在十二卷《纳粹阴谋与侵略》(Nazi Conshiacy and Aggression)中。
当我这本书的第二版(平装本)于1958年出版时，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可以见到更多的文件和数据了。当时我掌握的材料足以引起兴趣，但是对我原先著作中的分析和论述几乎没作实质上的修改。比较可行的是在注脚中补充和更换引文，因此就扩大了文本。但是这些还都只属于技术上的修改。 1949年，纽伦堡审判文件只有部分以英文译本披露，1933年至1945年之间德国出版的大量书籍、小册子、杂志还无法借阅。另外，在一系列补充中，我叙述了斯大林去世后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他的继任者的危机。以及赫鲁晓夫(Nikita hrushchev)在第二十次国代会上的报告——还包括最近出版物中关于斯大林政府的新消息。所以，我修改了第三部和第二部的最后一章，而第一部《反犹主义》和第二部《帝国主义》的前四章保留不动。再有一些严格地属于理论性质的洞见，与我对极权控制诸因素的分析密切有关，这些在写完初稿时还不曾有过，当时的结尾是很不像结论的“结语”。这一次出版本用《意识形态与恐怖》来取代这些“结语”，但因它们仍然有效，所以就转并到其余各章中去。我在第二版中增加了一篇“跋”，简短地论述了苏联的制度引进卫星国以及匈牙利革命。这一段论述很晚才写就，与全书主调不同，因为它论述当代事件，而在许多细节上已经过时，所以我将这一部分去掉，与第二版相比，这一次版本仅此一点点实质性的改变。
很明显。战争的结束并未促成苏联极权主义统治的结束，相反的，东欧的布尔什维克化(Bolschevization)接踵而至，极权政府蔓延。和平只提供了一个具有意义的转折点，从而得以根据前后两个极权主义体制来分析它们机构上和方法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具决定作用的不是战争结束，而是八年以后斯大林去世。回顾往事，他的死亡似乎不单是引起了继承者危机和暂时的“解冻”。直到一个新领袖宣布继位，而是一种正式的、虽然从来明确宣称过的非极权主义化(detotalitarization)过程。因此，从事件的角度看，现在也没有必要更新这一部份内容：就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探索中的时期而言，它的未有剧烈的变化值得本书作广泛的修改和补充。德国希特勒用战争来发展本来就是完全极权的政府，相比之下，苏联在战争时期暂时中止了全面控制。根据我的写作目的，从1929年到l945年。随后是1945年到1953年，这两段时间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们对这两段时间的悯况所知甚微，而它们的性质和1958年、甚至l949年完全一样。以前没有发生过、或者说将来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能像纳粹德国的例子一样，为我们提供同样明确的结局，或留下令人恐怖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唯一重要的的补充是《斯摩棱斯克档案》(Smolensk Archive)的内容(由默尔．费恩索德［Merle Fainsod］于1958年出版)，它显示出以前对这段时间俄国历史的全部研究在缺乏最基本的资料和统计材料方面达到了何种严重程度。这批档案(由德国情报机构在斯摩棱斯克共产党总部发现，后来由美国占领军在德国缴获)包含二十万页文件，从1917年到1938年实际上都未曾启封，但是提供的情报数量之少令人吃惊。即使从1929年到1937年“关于大整肃的材料丰富得难以处理”，但是并不包含受害者的数字，或任何重要的统计资料。凡有数字之处，其相互矛盾性质使人失望。各种组织机构各有一套数字。唯一所知而且明确无疑的是，许多人即使未被处决定，也由政府下令管制。同样，这批档案也不包含各种权威机构之间关系、“党、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或者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情报，而且只字不提通讯和指挥的渠道。总之，我们丝毫不知苏联政府组织结构的情形。不像对纳粹德国的情形那样一清二楚。换言之，人们一向知道苏联的官方出版物是为宣传目的服务的，因此完全不可靠，现在看来，它的可靠资料和统计材料也许从来就不存在。
更严重的问题是，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是否能忽视在中国曾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情况。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所知的比苏联三十年代的情况更不可靠，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在革命成功之后又成功地将自身与外国孤立起来，部分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叛变者还未求助于我们——当然，这本身的意义也已足够了。十七年来，我们对之所知甚微，无疑指出非常相关的差异：在最初相当规模的流血之后，专政统治第一年里受害者的数目大致估计是一千五百万人，占1949年人口的百分之三，比斯大林的“第二次革命”导致的人口损失少得多。当反对派组织消失之后，在中国的恐怖没有增加，不再屠杀无辜，没有“客观的敌人”，没有公开审判，只有大量的公开告白和“自我批评”，而没有公开的罪行。毛泽东在1957年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百花齐放”的误译标题而异常出名，当然他并不呼吁自由，但是承认了阶级之间、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共产党专政下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对付反对派的方法是“思想整顿”，一种精心设计的过程经常地训练和重铸人的大脑，全国人民似乎或多或少都须服从。我们从来不知这一切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行，谁能逃避它一一也就是说。谁执行重铸(remolding)——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洗脑”的结果究竟如何，它是否持久地、并且在事实上造成了人的个性变化、人们如果相信中国领导人当时的宣言，那么它所造成的是很大范围的虚伪，成为“反革命的温床”。假如说这是一种恐怖(它本身其实就是恐怖)，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恐怖，无论它的结果如何，它毕竟不会使人口大量减少。它明确地承认国家利益，允许国家和平地发展，利用从前统治阶级的后代们的能力，并维持学术的和职业的标准。总之，毛泽东“思想”明显地并不遵从斯大林(或希特勒)的路线，毛泽东不是一个本能的屠夫，他的民族主义情感明显地和一切从前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造反起义一样，其强烈程度足以使全面统治(total domination）受到限制。这一切似乎不符合本书写到的某些恐惧(见本书：444页)。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后立即将目标对准“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见本书547页)，也就是说，它的极权主义迹象从一开始起就表现了出来。随着中苏冲突的发展，这些迹象表现得更明显，尽管冲突本身可以说是民族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人坚持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谴责苏联的非极权主义化是试图偏向“修正主义”，这已有足够的预兆，更有甚者，伴随发生的是一种完全无情的，因而也更加难以成功的国际政策，它的目标是派代表渗透进一切革命运动，在北京的领导下复兴第三国际。对这一切发展迹象，目前还很难判断，部分原因是我们知道的情况还不够，部分原因是一切事物还处于流动状态中。由于目前情势的不确定，我们又加上自己所设置的障碍，我们从冷战时期继承而来的官方“反意识形态”、反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全球性的野心，引导我们虚构自己的故事，因此拒绝了从原则上区分在现实中面对的各种共产主义一党专政(one-party dictatorship)，以及它可能在中国发展成的真正极权主义政府——尽管后者的形式不同——的差别。当然，这并非说共产主义中国与共产主义苏联不同，亦非说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不同。酗酒和无能，这是对苏联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情况的典型的描述，而且至今仍在流行，而这种描述却不能用来描述纳粹德国的情况，那种在德国集中营和死亡营里无法表述的残暴，看来大多并不见诸于苏联的集中营，后者的囚犯并非死于酷刑，而是死于被遗弃。苏联的统治从一开始起就显出腐败，这在纳粹统治的最后几年也曾出现过，但在革命之后的中国则完全未出现。这一类的区别很多：这些区别很有意义，它们构成了不同国家的民族历史的组成部份，但是并不直接构成为政府的形式，西班牙、法国、英国、普鲁士的绝对君主统治(absolute monarchy)无疑是另一种很不同的事物：这种统治仍以同样的形式在各处出现，我在本书中论述的关键问题是，极权主义政府同专政与暴政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区别绝不是可以安全地留给“理论家们”讨论的的学术问题，因为全面统治是唯一一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共存其中的政府形式。因此，我们很有理由严格地使用“极权主义”这个词。
在过去十五年里，纯粹同关于极权主义政府新的事实知识来源之匮乏和不确定相比，我们发现研究各种新的专政形式——无论其极权与否——的论文大量增多了。当然尤其在对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研究方面确实如此。现在有许多著作就这一主题作了集中探索和研究，因此我也相应地增补了旧有的参考书目。(第2版平装本中未附书目。)只有一类文献，即前纳粹将军和公务人员们在战争结束后发表的大量回忆录，除了少数例外，其余的我都放弃了。(可以理解，这一类辩解式的回忆录并不忠实可靠，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但是这类回忆录对于发生的事实，以及作者本人在事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缺乏理解，这确实令人吃惊，除了他们的心理使人感兴趣之外，其它全无意义。)我还在第一部和第二部的阅读书目中增加了一些新的重要项目。最后，为了方便起见，参考文献目录像本书内容一样，分成了三个部分。
二
就引用史实而言，虽然本书构思和成书较早，却不见得会构成缺陷，关于纳粹类型和布尔什维克类型的极权主义两方面的材料亦然。当代人过早地尝试写极权主义“历史”论着，这的确奇怪，根据学术原则，“历史”研究因为缺少翔实的资料来源，和情绪上过于投入而失败。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的希特勒传和鲍里斯.苏伐莱恩(Boris Souvarine)的斯大林传都在三十年代写作和出版，却比艾伦.布劳克(Allan Bullock)和艾萨克.多伊切(Issac Deutscher)分别着写的标准传记在某些方面更精确，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方面更中肯。这里也许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一条无疑是简单的事实：两者的文献资料能够证实和补足出自众所周知著名的极权主义之叛逃者和目击者的叙述。
说得果断些，我们无需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也已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或者说，这个据说“刚愎多疑”的人曾经决心信任希特勒，至以后面一条，没有什么比这种信任更能证明斯大林的并非病态：他总有借口怀疑他想清除或准备消灭的一切人，也包括党和政府最高层内的每一个人；他很自然地相信希特勒，因为他不希望希特勒生病。关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令人震惊的坦率承认其实也是掩盖多于揭露——他和他的听众们都完全地卷入过真实事件的全部过程——不幸的是，在许多人看来(当然也包括对官方资料来源有职业兴趣的学者们)，他们缩小了斯大林政权的巨大罪行，其中没有包括对几百名甚至几千名著名政治人物和文学家的诬陷和谋杀，这些人尚可在死后得到“昭雪”，但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几百万被处决的人根本没有从事过“反革命”活动，连斯大林也无法怀疑这一点。赫鲁晓夫正是用掩盖某些罪行的方法来掩盖这个政权整体上的罪恶性，也正是出于反对目前苏联统治者——他们都在斯大林治下受过训练并得到提拔——的欺瞒与虚伪，年轻一代的苏联知识分子现在起而进行几乎是公开的反抗活动。他们知道关于“大整肃以及对各民族人员的驱逐和灭绝”等等必须知道的真相。再说，赫鲁晓夫在解释罪行时勉强承认斯大林病态的多疑性格，却掩盖了极权主义恐怖的最典型方面，即，极权统治者要等到一切有组织的反对派都被扑灭、他不再需要害怕时才放手。苏联发生的事情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开始他的大规模整肃运动的时间不是1928年，当时他相信“我们内部有敌人”，事实上他确定有理由感到害怕——他知道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将他比作成吉思汗，布哈林相信斯大林的政策“会使国家陷入饥馑、毁灭和警察统治”，而事实的确如此——整肃运动开始于1934年，当时原先的反对派全都“承认了他们的错误”，而斯大林自己在第十七次党代会(据他自称是“胜利者的大会”)上宣布说：“在这次大会上……看来无需再证明什么，无需同谁作斗争。”对于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苏共二十大的轰动性质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重要性都是无疑的：但其重要性是政治方面的，后斯大林时期来自官方的少量消息揭示了先前发生的事情，但这并没有说明真相。
就我们所知的斯大林时代情况而言，我在前面提及的费恩索德所发表的斯摩棱斯克档案至今依然是重要的出版物，在尚无其它内容广泛的数据出版以前，可惜这第一批随意编选的资料之后，没有更多资料出版。根据费恩索德的书来判断，我们可以从二十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夺取权力活动学到的还很多：我们现在明白了共党的地位多么不稳定，不仅因为一种公开反对的情绪在全国弥漫，而且因为腐败与酗酒之风气：而公开的反犹主义又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争取自由的要求：从1928年开始的集体化和反富农(dekulakization)事实上破坏了国家经济计划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本来已开始出现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妥协；整个农民阶级团结起来激烈地抵制国家政策，他们认定“与其加入集体农庄，还不如不要出生”，并且拒绝被划分成富农、中农和贫农以反对斗争富农——“有人比富农还坏，只计划着如何盘剥人”；而在城市里，情况也不见得好多少，工人们拒绝和党控制的工会合作，并且称管理人员为“养尊处优的恶鬼”、“伪善的斜眼者”等等。
费恩索德正确地指出，这些文件不仅清楚地显示了“群众的普遍不满”，而且缺乏任何“充分组织的反对派”来反对整个体制。但是他未能看到一点，这据我看来同样有依据可证明的是，对于斯大林掌权并将一党专政转化为全面统治，当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奉行由列宁发起的新经济政策。再者，斯大林的措施，加上他在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他在党内几乎完全取得了控制权，这证明了从阶级转变为群众以及随之清除一切小团体，这些都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
从1929年开始，斯大林对苏联的统治无可争议，斯摩棱斯克档案能够证实我们先前从较不十分可靠的资料中获知的一切，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缺漏，例如在统计资料方面。这缺漏只证明了斯大林政府一贯的无情统治，全部事实都说明苏联官方材料的虚假：农作物的收成、犯罪率，与后来的阴谋作伪明显不同的所谓“反革命活动”的事实真相——都不能当作事实来看待。这一类的全部数据资料并非由莫斯科向全国各地广泛搜集，而是首先通过《真理报》(Pravda)和《消息报》(Izvestia)公布发表让地方知道，或者通过莫斯科的其它官方机构，使苏联境内每一个地区接到官方虚构的统计数字，就像摊派给它们五年计划的虚构指标一样，这的确完全符合极权主义蔑视事实和现实的本质。
我想简单列举几个更能吸引入的要点，对这些内容，以前只能作假设，现在可以文件为证。我们一向只是怀疑，但是现在知道，这个政府绝不是“独一的”(monolithic)，而是“依层迭的、复制的、平行的功能，有意识地构筑而成”，这种奇特的杂乱结构赖以凝聚的是我们从纳粹德国发现的同一“领袖原则”(Fǔhrer principle)，即所谓的“个人崇拜”(personality calt)。这个政府的具体执行部门不是党，而是警察，它的“行动并不通过党的渠道来规定”；被政府成百万地消灭的无辜者，用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来说是“客观上的敌人”，完全知道他们是“无罪的罪人”；正是这种新的敌人——他们不同于较早的真正敌人，例如谋杀政府官员者、纵火犯、匪徒等等一一作出了和我们熟知的纳粹恐怖下受害者行为类型完全相似的“绝对被动”的反应。毫无疑问，在大整肃期间这股“互相谴责的洪流”对极权统治者强化权力十分有利，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福利更是灾难，但是我们现在才知道斯大林如何推动了这一“可怕的连环谴责运动”，他在1936年7月29日正式宣布：“在目前条件下，一个布尔什维克最重要的特质应该是，有能力识别出党的敌人，不管他伪装得多么巧妙。”正如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事实上意味着发出“你们必须杀人”的命令，要纳粹的菁英们服从一样，斯大林的声言可以说是：”你们必须作伪证，”以此作为布尔什维克全体成员的行为准则。人们仍然可能怀疑目前理论中的大量真实性。这些理论认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的恐怖是实行工业化和发展经济必需的“代价甚高的苦难”，但所有的怀疑在初看真实事态和某一具体领域的事件进程时，这些都被搁置一边了。恐怖并未导出这一类结论。文献准确记录的反富农运动、农业集体化和大整肃的后果不是进步或迅速工业化，而是饥馑和食物生产的混乱条件，以及人口减少。这些后果构成一种长期危机，不利于发展农业，妨碍了人口增长，导致西伯利亚后方国土开发与殖民的失败。再者，正如斯摩棱斯克档案详细披露的，斯大林的统治方法摧毁了十月革命以后国家发展所需的任何一种能力和技术。这一切都确实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大代价”，不仅造成苦难。而且也给一部分往往并非只是“政治文盲”的人造成了进入党和政府官僚机构的职业机会。事实上，极权主义统治付出的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致于德国和苏联都迄今尚未偿清。
三
我在上文提到斯大林死后的非极权主义化过程。在1958年，我还不能肯定“解冻”是只是暂时宽松的局面，是否一种由于接班人危机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极权主义控制那样松懈的情况。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无法知道这种过程是否命定不可逆转的，但是可以肯定，它绝不是临时措施和权宜之计。因为无论人们如何看待1953年以后苏联令人迷惑的曲折的政策路线，庞大的警察帝国消失了，大多数集中营撤销了，不再有针对“客观的敌人”的整肃运动，新的“集体领导”成员之间的冲突现在消解于降级和逐出莫斯科，而不是实施公开审判、告白或谋杀，这些都是不可否定的事实。无疑地，斯大林死后的岁月里新统治者使用的方法仍然紧追随列宁死后由斯大林制定的方式：又一次出现了被认为“集体领导导”(斯大林于1925年创造了这一概念)的三头马车式执政。经过四年时间的密谋和角逐权力，再现了斯大林的1929年政变。即赫鲁晓夫于1957年掌权。从手法上来看，赫鲁晓夫的政变和他那已死的并受他谴责的主子十分相像。他在争夺党内继承权时也需要外力支持。因此他利用了朱可夫(Georgi Zhukov)元帅和军方力量，这一点恰似三十年前斯大林在继位斗争中利用了他同秘密警察的关系一样。正如在斯大林的例子中一样，政变以后。最高权力仍在党内，而不在警察部门，所以在赫鲁晓夫政变中，“到了1957年底，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力地位”：正如斯大林从不犹豫整肃他属下的警察部门的干部，消灭他们的首脑一样，赫鲁晓夫也随即在党内采取行动，将朱可夫驱逐出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和党中央委员会，而朱可夫是在政变之后以及凭他在军队中的最高指挥权而被选人这两个机构的。
可以肯定，当赫鲁晓夫向朱可夫请求支持时，军队地位上升。超过了作家，在苏联已成为既定事实。这是打破警察帝国之后自然产生的结果之一，警察部门曾统治苏联的大多数工业、矿业、地产业，改由管理者集团继承，后者突然发现他们解决最严重的经济竞争对手。军队地位的自然上升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现在独霸暴力机器，用以解决党内冲突。赫鲁晓夫的精明在于他比他的同僚们早一步洞察并掌握这些结果。但是无论他的动机如何，在权力游戏中。重点从警察转移到军队的结果影响重大。确实，许多暴政的特点标志是秘密警察地位上升压倒军队机构。这并非极权主义的独有现象：然而在极权主义政府的情况下。警察的优势不仅符合镇压国内群众的需要，而且也符合统治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主张。很明显，凡是将整个世界视为它们的未来领土者，都会加强对内的暴力机构，都会不用军队、而用警察来作为对被征服地的统治手段。因此，纳粹使用了党卫军（SS)(它其实是一支警察力量)来统治甚至去征服外国领土，它的最终目的是使军队与警察融合，置于党卫军的管辖之下。
另外，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权力制衡，这已表现在用武力镇压匈牙利革命时。革命遭到血腥镇压，本身是一种可怕的严重后果，镇压不是由武装警察、而是由正规军队来完成，其结果完全不是典型的斯大林式的解决方式。虽然军事行动之后是处死一批领导人，将几千人投入监狱，但是并未将人民全面驱逐出境：事实上也并无企图要减少这个国家的人口。而且，既然这是一场军事行动，不是一次警察行动，那么苏联可以向战败国输送足够的援助，以防普遍饥饿，并且防止随后可能出现的经济完全崩溃。斯大林倘若遇到同样情况，他肯定也只是这样做。
当然，从术语的严格定义上说，不能再称苏联为极权主义国家，最明显的迹象是过去十年中各种艺术令人惊讶地得到迅速的和丰富的恢复。可以肯定，要替斯大林恢复名誉，并且钳制学生、作家、艺术家中间一波又一波地产生对言论和思想自由的要求，这两点如果不以全面重建恐怖秩序和警察统治，就不会成功，或者说不可能成功。苏联人民无疑被剥夺了一切形式的政治自由，不光是结社的自由，而且是思想、观点和公开表达的自由。看来似乎什么都没变，但在事实上一切都变了。斯大林去世之时，没有作家和艺术家：如今有一种文学是以手稿流传，画家在画室里实验各种现代化绘画，即使不公开展出，也已名声在外。此言并非要缩小暴政检查制度与艺术自由之间的差异，只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地下文学和无文学之间的差异是一与零相比的差异。
还有，反对派知识分子会受到审讯(尽管不是公开的)，他们可以在法庭上陈述意见，并且取得外界支持，无需彻底坦白以求恕罪，这一事实显示出，我们在此讨论的已不再是极权统治。1966年2月，作家西尼耶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和达尼埃尔((Yuli M．Danie1)受审判，原由是在国外出版了在苏联境内不能发表的作品，他们分别被判处七年和五年苦役，根据立宪政府的法律标准，这当然属于肆无忌惮的行为：但是他们的法庭陈述却传遍了全世界，不会被人遗忘。他们并未在极权主义统治者为反对派设置的洞里湮灭消失。赫鲁晓夫本人试图扭转非极权主义化进程的最具野心的尝试归于彻底失败，这件事鲜为人知，但是更有说服力，他在1957年倡导一种新的“反对社会寄生虫的法律”，这可能引起政府重新实施大规模流放政策，重建大规模的苦役集中营，以及对于全面统治最重要的一着——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性谴责运动：因为“寄生虫”会是由人民自己在群众大会上选出的。但是，这条“法律”遭到苏联司法界的抵制，并在它递交通过之前便遭弃置。换言之，苏联人民从极权主义统治的噩梦中走出而进入一党专政多方面的苦难、危险和非正义：而这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根本不能保证一个遵从宪法的政府，“即使在承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苏联的一切权力最终也是非法的，”因此这个国家能在一天之间，不发生重大反抗的情况下，再度成为极权主义国家，同样地，这个在一切新的政府形式中最可怕的政府一一我将要分析它的历史渊源因素一一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不折不扣地走向它的终结，正如极权主义在希特勒死后的德国寿终正寝一样。
本书论述极权主义的起源及其种种因素，而它在德国和苏联产生的后果，只是在有助于我们思考先前发生的情形时才会讨论到。所以，与本书范围有关的只是战后斯大林统治的时代，而不是他死后的时代。在那八年间，自从1945年到l953年，和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一贯情形，并无冲突，亦未增加新的因素。胜利以后发生的一切事件，在战争期间的暂时宽松之后，苏联以及引进极权主义统治的卫星国。为了重新确定全面统治而采取的措施，都符合我们已知的游戏规则。各卫星国的布尔什维克化都从统一阵线的策略和假议会制度开始，迅速发展成公开建立一党专政，他们消灭了原先被容忍的其它政党领袖与党员，然后发展到最后阶段，被莫斯科有理或无理地怀疑的当地共产党领袖也遭到粗暴诬陷，在党内最腐败、最无耻的统治之下被迫受到公审、酷刑和处决。这些无耻之徒原先并非共产党人，而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莫斯科似乎急于重现从十月革命到极权主义专政的一切阶段。难以言述的恐怖故事一再重演，在一个卫星国里发生的事情几乎同时也在从波罗的海直到亚得里亚海的所有其它卫星国里发生。在卫星国以外的地区则不同。波罗的海国家直接同苏联联合，它们的情况比其它卫星国还糟：五十多万人被从三个小国家里驱逐出境，而“大批俄国居民涌入”开始威胁到当地居民，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变成了少数民族。另一方面，自从柏林围墙突兀出现之后，东德才慢慢地并入卫星国群，在这之前，它一直只被当作被占领地，只有一个傀儡政府。
在这本书里。苏联的情势发展(尤其是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神秘地死去和发生“列宁格勒事件”的1948年以后)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这是自从大整肃以来斯大林第一次大批处死高级和最高级官员，我们知道这是精心策划的又一次全国性整肃的开端。这次整肃以“医生的阴谋”为触媒，但不牵涉到斯大林的死亡。一批医生(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被指控为“阴谋消灭苏联的一些主要领导人”。1948年至1953年1月(既“医生的阴谋”被“发现”时)之间苏联所发生的一切，都带有引人注目的预兆迹象，与三十年代大整肃的准备阶段十分相似：日丹诺夫之死与列宁格勒整肃，吻合1934年基洛夫(Sergei Kirov)同样神秘的死亡，以及随即发生一种有预谋地整肃“留在党内的一切前反对派”运动。再者，对医生们的荒唐指控，说他们将会谋害身居全国主要领导职位的人，这必然会使一些人内心充满恐惧的预感，这些人深知斯大林指控一名假想之敌的方法，他所指控别人的正是自己打算犯的罪行。(最著名的例子是他指控图哈恰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i]和德国密谋勾结，而斯大林自己此刻正谋划与纳粹结盟。)很明显，在1952年，斯大林的身旁的同志比三十年代时聪明多了，他们悟出了他的话的真正含义，而关于阴谋的指控肯定在政府的所有高官中间引起了普遍恐慌。这一恐慌也许最能说明斯大林的死因、围绕着斯大林之死的神秘情景、以及出现继承危机的最初几个月里党内的阴谋和勾心斗角。尽管我们对内幕所知甚少，但足以证明我原先的看法。即例如大整肃这种“破坏性操作”不是孤立事件，它并非这个政权在非常情况下的过火行为，而是一种恐怖制度，它会定期发生一一当然，除非这种政权本身的性质改变。
斯大林在晚年策画的这后一次整肃中最富于戏剧性的新成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转变，即提出了犹太人世界阴谋的问题。多年来，这一变化的基础早已埋伏在各卫星国的一系列审判事件中一一匈牙利的拉吉克审判案(Rajk trial)，罗马尼亚的安娜.鲍克事件(Ana Pauker affair)，捷克斯洛伐克1952年的斯朗斯基审判案(Slansky tria1)。在这些有预谋的审判案中，挑选来做牺牲品的党内高级官员都由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而被指控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罪：这一指控渐渐地变成了和臭名昭彰的非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有牵连(尤指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目的在于指控一切犹太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一切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都是“美帝国主义走狗”。说犹太复国主义是种"罪行"。这当然朝毫无新意，但是随着整肃运动的进展，开始集中到了苏联犹太人身上，发生了另一种重大变化：犹太人现在被指控的罪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而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从这种标语中衍生的指控类型比以往更接近于纳粹关于锡安长老们的犹太世界密谋的说法。它如今令人惊愕地清楚显示出这种纳粹意识形态对于斯大林的深刻影响——这迹象在希特勒与斯大林谛结条约之后就很明显了——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是这在苏联及其所有的卫星国里有明显的宜传价值，反犹情绪到处弥漫，反犹宣传比比皆是，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一类虚构的世界阴谋为极权主义寻求世界性统治提供了更合适的意识形态基础，远胜于反对华尔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公开无耻地采用全世界皆知的最着名的纳粹标记，是斯大林赠给他的已故同伙和极权统治竞争对手的最后恭维，他很遗憾没能和那个人达成永久的协议。
斯大林像希特勒一样，在恐怖事业未竟的中途便死去了。当这一切发生时，本书所要叙述的事情，以及它要努力理解的各种事件．至少都暂时有了结尾。
汉娜·鄂兰
196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