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普鲁土改革者对犹太人的同情不止是他们的普遍政治企图的逻辑结果。大约十年后，反犹主义兴起之际，威廉．冯．洪堡德宣称：“我只是爱全体的犹太人；而在个别情况下我宁可避开他们，”当然他是站在公开反对流行习惯的立场上，当时的社会普遍地喜欢个别犹太人，而从整体上歧视犹太民族。洪堡德是一位真正的民主人士，他希望解放一个受压迫的民族，而不是将各种特权赐予个人。这一观点也符合旧普鲁士政府官员们的传统，在十八世纪，他们一贯坚持改善犹太人的条件和教育，他们的观点也时有所闻。他们支持犹太人，并非仅仅出于经济或国家利益的原因，而是很自然地同情一个身处国家领域之内、却站在社会体之外的唯一社会群体，尽管它是由各种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一名文官所受的教育是他应该忠诚于国家，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并切断其阶级连带，这是旧普鲁士国家的杰出成就之一。这些官员在十八世纪的普鲁士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群体，事实上也是改革派的前驱；在整个十九世纪，他们仍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尽管在维也纳会议之后，他们对贵族的影响力已大部分失去。
通过改革派的态度，尤其是通过1812年的解放敕令，国家对犹太人的特殊兴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明显地表现出来。原先坦率承认犹太人有用(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在听说也们可能集体改变信仰的时候喊叫说：“我希望他们别做这种魔鬼勾当!”)的态度不见了。解放是根据原则宣布的，而根据当时的时代心理，任何指涉特殊犹太人服务的想法都是亵渎。导致解放犹太人的特殊条件虽然是每一个关心此事者都知道的，此刻却被掩盖起来。似乎这是一桩巨大而可怕的秘密。另一方面，解放敕令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最后的和最辉煌的成就，它将一个封建国家改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使这个社会从此不会再有特权存在。
贵族阶级自然作出痛苦的反应，这个阶级受到最惨的打击，于是突然出人意纠地爆发了反犹主义。它的意见表达得最清晰的代言人、保守思想最著名的奠基人之一路德维希．冯．德．马尔威兹(Ludwig von der Marwitz)向政府递交了一份长篇请愿书，他在其中说，现代犹太人会成为唯一享受特殊利益的群体，并说到“旧日的令人敬畏的普鲁士君主政治转变为一个新型的犹太国家”。这一政治上的攻诘伴随着一种社会的抵制力量，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柏林社会的面目。因为贵族曾经最早和犹太人建立友好的社会关系，并在世纪交替之际使那些犹太女主人的沙龙大大扬名，在短时间内就聚集成混合的小社会。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不带偏见是犹太贷款人努力作出服务贡献的结果，他们几百年来被排除在一切大商业活动之外借钱给那些倾向于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人，从这种经济上并非生产性的、没有意义的、但是在社会上却是重要的贷款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唯一机会。无论如何，值得注意是，当君主专制政体及其更多的金融可能性使私人贷款业和小宫廷犹太个人成为历史，那种社会关系却留存了下来。一个贵族自然会因为不愿在紧急情况下失去一种有价值的援助，由此使他想娶一位犹太富人之女为妻，而不是去仇限犹太民族。
贵族阶级中爆发反犹主义也不是犹太人和贵族之间密切接触的结果。相反，他们都直觉地反对中产阶级的新价值观，这种态度产生于相同的根源。在犹太人的家庭里和在贵族家庭里一样，个人首先被看作家庭的一个成员；他的责任首先由家族确定，家族高于个人生活和个人重要性。犹太人和贵族都既是无国家(a-national)的，又是欧洲国际的(inter-European)，各自了解另一方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忠于民族是次要的，忠于家族才是第一位的，而家族又往往分散住在欧洲各地。他们都有一种共同观念，认为目前与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联系都不重要。反犹主义的自由派学者都指出了这一奇特的相同原则，他们得出结论说，或许只有首先摆脱犹太人，才能摆脱贵族，这不是因为两者的经济联系。而是因为两者都妨碍“内在人格”(innate personality)的真正发展，即自尊的意识形态，自由派的中产阶级正是以此来反对关于出生、家庭、世袭等等旧观念。
这些有利于犹太人的因素，使贵族阶级长期以来的反犹主义政治论争更具意义。在贵族阶级公开地反对平等式民族国家的情形下，经济纽带与社会亲和性都显得无足轻重。在社会上，对国家的抨击会将犹太人与政府等同；中产阶级除了事实上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从改革中获得较多的真正收益之外，在政治方面很难责难他们那种旧有的轻蔑冷淡态度。
维也纳会议之后。在神圣同盟之下，多年来的和平反应期间，普鲁士贵族赢回了它对国家事务的大部分影响力，暂时地变得比它在十八世纪时更显赫，贵族的反犹主义就立刻变为没有政治意义的温和的歧视。同时。在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保守主义发展到顶点，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在德国对犹太人采取了一种颇具特点和独创性的相应态度。从那时起。具有保守观点的民族国家在它们需要的和不需要的犹太人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以“国家的根本特征是基督教”为借口，(这与开明君主是多么不同!)而公开地歧视正在成长的犹太知识阶层，却又不损害银行家和企业家的事业。这种歧视——不让犹太人进入高等学校的大门，将犹太人排除在文官队伍之外——有双重好处，指明民族国家重视特殊服务甚于一般平等。其次防止或至少延迟产生一个新的犹太入团体，因为它明显地于国家无用，甚至可能溶入社会。到了八十年代，当俾斯麦针对斯多克尔(Adolf Stoecker)的反犹主义宣传而保护犹太人时，他遇到了很大麻烦。他明确地表示他只反对攻击有钱的犹太人，“有钱的犹太人……他们的利益系结于我们国家机构的长治久安”，而他的朋友、普鲁士银行家勃莱赫箩埃德对一般地攻击犹太人并无意见(也许他根本不关心)，只对攻击富裕的犹太人不满。
一方面是政府官员们反对犹太人享有平等(尤其是职业上的平等)，或抱怨犹太人在舆论界影响太大，另一方面又“真诚地希望他们在各方面顺利”，这种看来暧昧的态度比改革派起初时的热情更适合国家利益。毕竟，维也纳会议将贫穷的犹太民众居住了几个世纪的那些省份归还给了普鲁士，除了少数知识分子以外，谁也不会梦想法国革命和人权宣言会考虑给他们与那些富裕同胞相等的地位。富裕的犹太人最不愿意宣布平等，因为他们从中得到的只是损失。他们和每一个人一样清楚地懂得，“每一条解放犹太人的法律或政治措施，都必然导致他们在政府中和社会上地位的衰落。”而且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们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在犹太社群中的地位和名声。所以他们很难采取别的政策，而是“热中于使自己有更大的影响力，使犹太同胞们继续处于民族孤立状态，假说这种隔绝状态是他们宗教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其它人会更加依赖他们。掌权者就可以无一例外地将他们当作“我们的人”而加以利用。”这样的结果是。在二十世纪，当解放对犹太民众第一次成为事实，享有特权的犹太人就消失了。
于是，利益的恰当和诣建立在有权的犹太人同国家之间。犹太富人想要取得对犹太同胞的控制权，并且和非犹太社会隔离；国家可以将对犹太富人的仁慈政策和从法律上歧视犹太知识阶层并进一步实施社会隔离结合起来，在关于国家的基督教本质这一保守理论中即表现如此。
当贵族阶级的反犹主义依然没有政治结果，并在神圣同盟年代迅速消退时，自由派分子和激进知识分子们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立即发起和领导了一场新运动。自由派反对梅特涅对欧洲大陆的警察统治，剧烈地攻击普鲁士反动政府，迅速引起了反犹主义的爆发，各种反犹主义的小册子如洪水泛滥。和贵族马尔威兹十年前的情形相比，正因为他们很少坦陈直言，所以他们攻击犹太人，而不是攻击政府。他们主要关心平等机会，最憎恶恢复一切贵族特权，因为贵族特权阻碍他们介入公共事务，所以他们提出区分个别犹太人（既所谓“我们的同党”)和犹太人群体，从那时起，这种区分就成了左派反犹主义的标记。虽然他们不完全懂得政府在强制独立于社会时，为何以及如何将犹太人作为一个分离的群体保持和保护起来，但是他们很明白，其中有某些政治关系，犹太人问题远不止是一个个别犹太人和人类宽容的问题。他们杜撰了民族主义的新名词“国中之国”、“民族中之民族”等等，前一个说法明显地是错误的，因为犹太人没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只是唯一一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的社会群体。后一个说法只对了一半，因为犹太人作为一个社会体而不是政治体，事实上并无在一个民族之中自成独立的团体。
在普鲁士——尽管不是在奥地利和法国——这种激进的反犹主义和早先贵族的反犹主义一样，几乎是短命而无结果的。激进分子越来越被经济上正提升的中产阶级所吸收，大约二十年以后，中产阶级遍布整个德国，他们在议会里大喊大叫要解放犹太人，实现政治平等。由此建立起一种理论上(甚至在写作上)的传统，其影响可见诸年轻的马克思一些反犹太的着名论文。马克思常常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反犹主义。卡尔.马克思这位犹太人可能和那些反犹的激进分子一样写作，但这只是证明了这种反犹太的论证和成熟后的反犹主义很少有相同之处。马克思作为个别的犹太人，不会为这些针对“犹太人”的论调感到窘迫，不像尼采对他攻击德国的论调那样受窘。的确，马克思在晚年绝不在书面或口头表达对犹太问题的意见：但是这很难归因于任何一种思想上的根本改变。他唯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内部的一种现象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问题。在此中，犹太人的角色关系还不如劳动的买方和卖方，他完全忽略政治问题，这自然妨碍他进一步检视国家结构以及犹太人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劳工运动的强烈影响是德国革命运动极少显示反犹情绪迹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斗争中，犹太人的确无足轻重。
现代反犹主义运动在各地的起始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在德国，它又一次出入意料地发生在贵族中间，1871年以后的普鲁士君主专制转变为完全的民族国家，再次引起贵族和国家站在对立面。德意志帝国的真正缔造者俾斯麦，自从担任首相以后就一直和犹太人保持密切关系：此时，他被谴责为依赖犹太人和接受犹太人的贿赂。他尝试在政府中清除封建残余，并且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不可避免地造成和贵族阶级的冲突：他们在攻击俾斯麦时，说他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就是接受了勃莱赫罗埃德的好处。事实上他们的关系正相反：勃莱赫罗埃德无疑地受到俾斯麦的高度信任，并从俾斯麦手里领取丰厚津贴。
封建贵族虽然仍有足够力量影响公众舆论，但是它要像在八十年代开始的那样发起一场真正的反犹主义运动，本身既无力量、又无重要地位。他们的代言人，宫廷教士斯多克尔，自己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家庭，作为保守利益的代表，和他的前驱者——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相比才逊一筹，那些人在五十多年前就奠定了保守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则。再者，他之发现反犹主义宣传的有用性，并非通过实践或理论思考，而是出于偶然，他在一位非凡的煽动天才的帮助下，发现填补空白这一着极其有用。但是他不仅没能理解自己的突然成功，作为宫廷教士、作为皇家和政府的雇员，他几乎无法恰当地利用它们。他的热情听众们无一例外地是中产阶级下层的小店主、小商人、工匠和旧式手艺人。而这些人的反犹情绪——当然不是绝对——还未被和国家的冲突煽动起来。
㈢第一个反犹主义政党
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在德国、奥地利和法国作为严重的政治因素而同时兴起的反犹主义，是由一系列金融丑闻和骗局开始的，起始是现成资本过量产生。法国的大多数议员和无数政府官员很快地深陷于欺骗和贿赂的勾当，使第三共和国在成立之后最初几十年间失去的声望再也无法恢复。奥地利和德国的贵族都是最容易妥协的人。在这三个国家里，犹太人只充当中间人，从无一个犹太家族从巴拿马事件（Panama Affair)和虚设公司骗局(Gründungsschwinde])中获得永久的财富。
然而，除了贵族、政府官员和犹太人之外的另一群人却严重地卷入了这些异想天开的投资活动，其可望获得的利润变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群人的主要成分是中产阶级下层，他们由此突然转同反犹主义。他们所受的深重伤害甚于其它任何一个群体：他们用毕生的小小积蓄来冒险，换来永久的破产。他们之易受欺骗有其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在国内的扩张会越来越多地清除小的有产者，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快速地扩张其所拥有的少数，否则就可能失去一切。他们渐渐意识到，如果不能成功地向上爬，成为资产阶级，就会沦为无产阶级。几十年的总体繁荣相当明显地迟缓下来(尽管发展趋向并未改变)，致使他们的惊慌心理早已形成。在这段时间里，中产阶级下层的焦虑恰恰印证了马克思对他们将会迅速解体的预言。
中产阶级下层，或谓小资产阶级，系手工业和小商业行会的后裔，几百年来依靠一种禁止竞争的封闭制度的保护才防止冒险生涯，他们最后只指望国家的保护了。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曼彻斯特制度(Manchester System)，它将他们推向艰难的竞争社会，并剥夺了他们原先从社会当局获得的一切具体保护和特权。因此，他们最早提出“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主张，期望在紧急情况下得到庇护，而且使他们保有世代承袭的职业。既然自由贸易时代的显着特点使犹太人走向各行各业，那么毫无疑问，即使事实上并无多大进展，人们也会认为犹太人是“将曼彻斯特制度推向极端应用”的代表了。
从某些偶尔将抨击资产阶级和抨击犹太人结合起来的保守派作家的文章中，我们首先看到了这种衍生的不满情绪，当那些期待政府援助或指望奇迹的人必须接受了银行家们迟疑的帮助时，这种不满情绪更是受到了刺激。在小店主们看来，银行家剥削他们，就像大工厂剥削工人一样。但是当欧洲工人从自身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导出发，懂得资本家有一种双重作用，既剥削他们，又给予他们从事生产的机会时，小店主们却发现无人教导他们懂得自己的社会命运和经济命运。他的命运要比工人的命运更恶劣，根据他的经验，银行家是寄生虫和掠夺者，但是他不得不和银行家合伙，即使这个银行家不同于制造商，与他的商业毫不相干。因此不难理解，与通过长期生产过程而获得利润的人相比较而言，一个直接将他的钱用来产生更多的钱的人更容易遭人痛恨。由于当时人只要有办法——当然不会是小商人——绝不会向银行家贷款，所以银行家似乎是并无工作和生产能力的剥削者，是制造痛苦和不幸的人。
这批银行家中间有许多是犹太人，更重要的是，出于历史原因、银行家的形象总是带有犹太人特色。因此，中产阶级下层的左派运动与整个反对银行资本的宣传多多少少变成了反犹主义的性质，这一发展趋势在工业化的德国并无重大意义，但是在法国，以及在程度稍轻些的奥地利，却关系重大。一时之间，犹太人似乎第一次在并无国家介入的情况下而和另一个阶级产生了冲突。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政府的功能是由超越各个竞争阶级的统治地位所界定，这样的冲突即使很危险，也可能是一条使犹太人地位正常化的道路。
然而，除了这一社会经济因素之外，很快又加上后来证明是更预兆不祥的因素。犹太人作为银行家的地位并下依靠对在困扰中的小人物的贷款，而主要依靠发放政府贷款。小额贷款业务留给小同行去做，后者藉此准备走向和他们的同胞一样富裕、一样荣耀前途无量的事业。中产阶级下层针对犹太人的那种社会不满情绪转变为一种高度爆炸性的政治因素。因为这些遭人切齿痛恨的犹太人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下层人士通向政权道路上的障碍。他们在其它方面和政府的关系不也是众所周知的吗?另一方面，社会与经济仇恨又以即将丧失的暴力行动强化了政治争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有一次说过，他那个时代的反犹主义运动是由贵族充当主角的，而伴唱则是小资产阶级暴民们的咆哮。不仅在德国是如此。奥地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和法国的反德雷富斯派(Anti-Dreyfusards)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贵族阶级在垂死挣扎中企图聚合教会的保守力量——奥地利和法国的天主教会，德国的新教——其借口是用基督教的武器来同自由主义作斗争。暴民(mob)只是他们用以增强自己地位的手段，使他们的声音听上去更宏亮。很明显，他们既不可能、也不想组织暴民。而且一旦达到目的，便会将之驱散。不过他们发现，反犹主义的口号在发动更多阶层的民众时高度地有效。
宫廷教士斯多克尔的追随者们在德国并未组织起最初的反犹主义政党，一俟出现反犹主义的口号，激进的反犹主义分子们立即脱离斯多克尔的柏林运动，去从事全面反对政府的斗争，并建立了政党。它们的代表在德国国会内和最主要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一起在主要的内政问题上投票。他们很快地摆脱了和一些旧的政治力量妥协的最初同盟；第一个反犹的国会议员波凯尔(Otto Boeckel)因黑森农民的支持而当选，他为了其选民而投票反对“容克贵族(Junkers)和犹太人”。亦即反对拥有过多土地的贵族和贷款给农民的犹太人。
虽然这些早期的反犹主义政党规模都很小，它们迅即和一切政党分离。它们从一开始起就宣称，它们不是和其它政党一样的政党，而是“在一切政党之上”(above all parties)的政党。在有阶级和政党的民族国家里，只有国家和政府宣称过超越一切政党和阶级，代表全民族利益。政党是获得承认的团体，其议员代表其选民的利益。即使他们争夺权力，也被明确地理解为这是为了政府能在各种冲突的刊益和它们的代表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反犹主义政党宣布“在一切政党之上”，清楚地表明它们旨在成为全民族的代表，擭得一切权力，拥有国家机器，以自己来取代国家。另一方面，既然它们仍然组织为政党，那也就很清楚，作为一个政党，它们谋求国家政权。以使它们的投票人事实上控制整个民族。
当任何一个团体都不再单独掌握全部政权时，民族国家的政体就开始形成。因此政府执掌实际政治统治，不再依赖社会和经济因素。左派革命运动为社会条件的激进变革而战斗，从不直接触及最高政治权威。它们只向资产阶级力量及其对国家的影响挑战，因此总是随时在外交事务方面顺从政府的领导．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假定是统一民族的利益。但是，反犹主义团体的无数计划从一开始起主要重点便是外交事务：它们的革命动力直接针对政府，而不是针对一个社会阶级，事实上它们以党派组织为手段，目的在于摧毁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
宣称一个政党超越其它一切政党，其中的重要含义远甚于反犹主义。如果这只是一个如何摆脱犹太人的问题，那么弗里希(Theodor Fritsch)的建议就会很快见效。在早期的一个反犹主义大会上，弗里希并非提议创建一个新的党派，而是主张广泛宣传反犹主义，直至最后，使一切现有政党都敌视犹太人。但是事实上，无人理睬弗里希的建议，因为在当时，反犹主义早已成为一种工具，不仅用来清除犹太人，也用来清除民族国家的政体。
反犹主义政党的宣言与帝国主义的初期阶段相符合，并在大不列颠——英国并不加入反犹潮流——及欧洲大陆反犹情绪高涨的泛欧运动中的某些倾向中找确切对应的内容，这并非偶然，只有在德国，这些新倾向才直接产生于反犹主义本身，而且反犹主义政党比纯粹帝国主义团体——例如泛德联盟（Alldeutscher Verband；Pan-German League)等等——的形成更早并且维持较久，而后者也都声称自身是超越一般政党团体的。
事实上，同样在组成政党并不积极反犹——它们避开反犹政党的虚妄的部分，所以一开始时是乎拥有最终获胜的最好机会——的政党，到未了不是销声匿迹，便是被反犹运动击败，这种情形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反犹分子们相信，他们谋求取得的全面统治，只不过是犹太人事实上已经达到的，这给他们的国内计划带来好处。这样的条件使人为了赢得政治权力而必须进入社会斗争的舞台。他们可以假装和犹太人作斗争，就像工人和资产阶级斗争一样。这样做的好处是，犹太人被认为是玫府背后的秘密力量，用攻击犹太人的方式，他们可以公开攻击国家本身，而帝国主义社团组织只是以温和的方式反对犹太人，却难于和当时的重要社会斗争发生联系。
新的反犹主义政党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待点是，它们立即着手建立欧洲所有反犹团体的超民族(supernational)组织，向流行的民族主义主张公开表示反对和蔑视。它们以倡导超民族组织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它们的目标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政治统治，而且早巳计划好下一步建立“高于一切民族”(above all nations)的全欧政府。这第二种变革性的因素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这一点常常被人忽略，因为反犹分子们部分地出于传统习惯，部分地出抄他们有意撒谎，在宣传时总是使用反动政党的术语。
犹太人生存的奇特条件和这种组织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超越民族之上的团体组织中比在创建一个政党之上的政党中更引入注目。在国家化的欧洲里，犹太人很明显地是唯一的欧洲国际性成分。所以唯一合乎逻辑的是，他们的敌人必须根据同样的原则组织起来，才能和一切民族政治命运的秘密操纵者斗争。
当这种点作为一种宣传肯定可以令人信服时，超民族反犹主义的成功取决于范围更广的考虑。在十九世纪末，尤其是普法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欧洲的民族组织已经陈旧不堪，因为它再也不足以应对新的经济挑战。这种感觉使国际社会主义组织获得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并且反过来因后者而强化。在群众的信念中，广泛认为全欧洲都有相同的利益。而国际社会主义组织依然很消极，对一切外交政策问题不感兴趣(也许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也们的国际主义将受到检验)，反犹分子们从外交政策问题开始，甚至还许诺以国际问题为基础来解决国内问题。如果较少地看重意识形态的表面价值，较多地观察各个政党的实际计划，就能发现社会主义者们比较关心国内问题，比反犹分子们更能适应民族国家的需要。
当然，这并非说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信念不真诚。相反，他们的信念更强烈，而且更早于发现冲破民族国家强域的阶级利益。但是，对阶级斗争绝对重要性的觉察导致他们忽视一种传统，即法国革命给工人政党的遗产，仅凭这种遗产可能使他们擭得一种清楚明白的政治理论。社会主义者含蓄地保留了“民族中的民族”的原始概念，一切民族都属于人类大家族，但是他们从未发现一种方法，用以将这种观念转变成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有用的概念。结果，他们的国际主义仍然只是一种每一个人共有的个人信念，而他们正常地不关心国家主权却转变为一种十分不正常、不现实的对外交政策的漠然。既然左派政党在原则上不反对民族国家，而只反对国家主权；再者，既然它们自己无法言喻的希望是建立联邦结构，最终根据平等条件统合一切民族，并多少以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由和独立为条件，那么它们就能够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运作，甚至在民族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衰落时，作为全体民众中唯一一个不陷于扩张主义幻想，不打算摧毁其它民族的团体而出现。
反犹分子的超民族主义(supranationalism)从完全相反的观点出发走向国际组织问题。他们的目标是达到一种统制一切的超结构，以摧毁一切土生土长的民族结构之类。即使当他们准备摧毁自己民族的政体时，也会沉溺于极度民族主义的言论(hypernationalistic talk)，因为部落民族主义“(triibal nationalism)赤操裸地渴望征服，是强行冲破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狭隘谨慎界限的主要力量之一。沙文主义宣传愈有效，就愈容易说服舆论关于超民族结构的必要性。超民族结构要用普遍权力垄断和暴力。
犹太民族欧洲国际间的特别条件无疑可以为社会主义的联盟(socialist federalism)主张服务，也至少可以为超民族主义者的有害阴谋服务。但是社会主义者如此关注阶级斗争，如此忽视自己的传统观念的政治结果，因此，只有当他们面对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膨胀的反犹主义这个严重的竞争者时，他们才意识到犹太人的存在是一种政治因素。这时，他们不仅还未准备将犹太人问题归入自己的理论，而且事实上根本害怕触及这个问题。就像在其它国际问题上一样，他们将这块阵地让给了超民族主义者，使他们在当时似乎成了唯一能解答各种世界性问题的人。
在世纪交替之际，七十年代的骗局依然在生效，而一个繁荣和普通福利的时代使八十年代那些早熟的激动终归匿迹，德国的情形尤其如此。谁也无法预见，这个结局只是暂时的，而一切未解决的政治同题与一切无法平息的政治仇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只会引起暴力倍增。德国的反犹主义政党在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后，又变得微不足道：它们的领袖在激起公众舆论的短暂骚动之后，便从历史的后门消失了，消失在妄想的混乱和救世骗局的黑暗之中。
(四)左派反犹主义
在我们经历的时代里，若无反犹主义的可怕后果，我们可能还不会注意到它在德国的发展。十九世纪的反犹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可将法国当作最佳研究对象，在将近十年时间里，反犹主义控制了法国的政治舞台。在奥地利，反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在和其它比较受人尊重的意识形态竞争孰能为舆论接受时，达到了最清晰的形式。
在奥地利，犹太人对国家的巨大贡献。别处无可比拟。奥地利的各民族仅由哈布斯堡家族的双重君主国(Dual Monarchy)才维系一起，那里的犹太族国家银行家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同类相比，在君主专制垮台后却能留存下来。正如它在十八世纪初的早期发展一样，塞缪尔．奥本海默(Samuel Oppenheimer）的信贷和哈布斯堡家族的信贷一样，因此“奥地利信贷最终成了一家信贷机构——罗斯希尔德银行——的信贷”。虽然这个多瑙河边的君主专制国家并无同源人民——进化到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但是它也无法避免使受启蒙的专制国家转变为立宪君主国家和产生近代文官制度。这意味着它必须采用某种民族国家的体制。原因之一是近代阶级体系是沿着民族路线成长的，所以某些民族开始等同于某些阶级。至少等同于某些职业。日耳曼人变成统治民族，就好比资产阶级在民族国家里变成统治阶级。匈牙利土地贵族所产生的作用比其它国家的贵族所产生的作用更深刻，但是本质上是类似的。国家机器本身极力和社会之间保持同样的绝对距离，超越一切民族之上实施统治，就像民族国家统治各个阶级一样。犹太人的结果是，犹太民族不能和其它民族融合，它自己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正如它在民族国家内未能和其它阶级融合，或者自己变成一个阶级。就像犹太人因为和国家的关系特殊，他们在民族国家内与社会中一切阶级不同，他们在奥地利由于和哈布斯堡专制君主的特殊关系而与其它一切民族不同。而且正如在其它地方一样，每一个开始和国家发生公开冲突的阶级都转向反犹主义，在奥地利，每一个从事全面扩展的民族斗争，而且也和专制统治发生公开冲突的民族，都以攻击犹太人作为战斗的开始。但是，在奥地利发生的这些冲突与在德国和法国发生的冲突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在奥地利，冲突不仅更尖锐。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每一个民族，亦即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反对国家，所以比西欧和中欧的任何其它地方都更能使民众积极参与反犹主义活动。
这些冲突中比较突出的是日耳曼民族的国家敌意不断上升，在帝国建立之后，上升趋势加速，并在1873年的金融崩溃后发现反犹主义口号的有用性。当时的实际社会情势在德国是一样的，但是为了争取中产阶级选票的社会宣传立即致力于更激烈地抨击国家，而且公开声称不忠于国家。肖纳勒(Georg Von Schǒnerer)领导下的德国自由党(German Liberal Part)起初是下层中产阶级政党，同贵族毫无关联，也不受贵族约束，持左翼观点。它从未获得真正的群众基础，但是在八十年代，它在各所大学里取得显着成功，以公开的反犹主义为基础组织了严密的学生团体。肖纳勒的反犹主义起初几乎全力对准罗斯希尔德家族，这使他获得了劳工运动的同情，将他看作是真正激进的误入歧途者。他的有利之处主要是可以根据看得见的事实来作反犹宣传；作为奥地利国会议员，他曾为奥地利铁路国有化而奋斗，因为奥地利的大部分铁路掌握在罗斯希尔德家族手中，并获得从1836年至1886年的政府许可状。肖纳勒成功地征集了四万人签名，反对这份许可状日期继续延长，由此引起了大众对犹太人问题的兴趣。当政府在明显地不利于国家和民众的条件下试图延长这份许可状时，罗斯希尔德家族同专制君主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就变得非常明显了。肖纳勒在这件事情上的鼓动变成了奥地利反犹运动的明确开端。这场运动与德国的斯多克尔的反犹鼓动相比，是由一个无疑很真诚的人发取和领导的，因此一直用反犹主义作为宣传武器，但是发展迅速，成为一种泛德意识形态，比德国的其它反犹主义更深刻地影响了纳粹主义。
肖纳勒发起的运动虽然长期获胜，但是有一段时间败于另一个反犹政党，即吕格尔(Karl Lueger)领导的基督社会党(Christian-Socials)。当肖纳勒抨击天主教及其对奥地利政治的巨大影响。其程度就像他抨击犹太人一样时，基督社会党是一个天主教党派，它从成立之初起就尝试和一些反动保守势力结盟；这在德国和法国已证明是有用的。由于他们作出了较多的社会让步，所以比在德国和法国更成功。他们和社会民主党在专制君主垮台后仍然生存下来，并且在战后的奥地利成了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团体。但是。早在奥地利共和国建立以前，在九十年代，当吕格尔靠反犹运动当上维也纳市长时，基督社会党早就采取了典型的暧昧态度来反对民族国家中的犹太人——敌视犹太知识分子，恶劣对待犹太商业阶级。经过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争夺权力的艰难血腥斗争之后，当奥地利回归日耳曼民族，建立民族国家时，他们接管了国家机器，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他们变成唯一能产生这种作用的政党，即使在旧的专制制度下，也能靠他们的民族主义来赢得人心。既然哈布斯堡家族是一个日耳曼家族，并能使他们的日耳曼臣民得到某种优势，所以基督社会党从来不抨击君主专制。他们的作用是争取日耳曼民族的大多数去支持一个实际上不得人心的政府。他们的反犹主义仍然没有什么结果：吕格尔统治维也纳的几十年是犹太人实际上的黄金时代。为了赢得选票，不管他们的宣传偶尔会多过分，他们从来就不能与肖纳勒及那些泛日耳曼主义者一齐宣称，“将反犹主义看作我们民族思想的主流，看作真正流行信念的最本质的表现，因而也看作本世纪最主要的民族成就。”尽管他们像法国的反犹运动一样，大多受到宗教界的影响，但是他们在抨击犹太人时必然更多限制，因为他们并未抨击专制君主，不像法国反犹分子抨击第三共和国那样。
这两个奥地利反犹政党的成功与失败表明社会冲突和时代的长远问题并无太多的联系。和动员一切反政府力量相比，获得下层中产阶级的选票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的确，肖纳勒运动的骨干分子都在那些说德语的省份，那里根本没有犹太人，从不存在和犹太人竞争或仇视犹太银行家的事。泛日耳曼主义运动及其剧烈反犹活动在各个城市中心消退后，仍然能在这些省份存在，仅仅出于一个事实，即这些省份从未达到过战前时代使都市民众能和政府妥协的普遍繁荣程度。
完全缺乏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及其政府的忠诚(泛日耳曼主义者代之以对俾斯麦的帝国的公开忠诚)，以及因此产生的观念——民族性(nationhood)即独立于国家与领土——导致肖纳勒的团体产生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思想。其中的发展线索是从暂时微弱到最终强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泛日耳曼政党在德意志“泛德联盟”)从不越过普通沙文主义的界线，仍然十分狐疑、不愿伸手援助奥地利的日耳曼主义者兄弟们的原因。奥地利的这场运动目标不仅在于作为一个政党崛起掌权，也不仅在于拥有国家机器。它想在中欧彻底重新组织秩序，使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同德国的日耳曼人联合，并得到后者力量的增援，变为一个统治民族，使这个地区的其它民族都处于一种同样的半奴役状态，就像奥地利的各个斯拉夫民族一样。由于这一点同帝国主义密切相近，以及它使民族性的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我们暂缓讨论奥地利的泛日耳曼主义运动。至少在它的结果方面，它不再是十九世纪的一场纯粹预备性的运动，它超过了其它各种口号的反犹主义，完全属于二十世纪的事件进程。
法国反犹主义的情形恰恰相反。德雷富斯事件使十九世纪反犹主义的其它一切因素在纯粹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都公开化了：它是从民族国家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反犹主义的集中表现。然而，它的暴力形式预示了未来的发展态势，因此这一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们好比是在举行一场大型舞台彩排，准备在三十多年后演出。它汇集了一切公开的、潜藏的政治或社会原因，将犹太人问题带到十九世纪的主要地位：另一方面，问题过早地成熟爆发。致使犹太人问题处在典型的十九世纪意识形态框架之内，尽管它历经各届法国政府和各种政治危机而存在，但是不能十分适应于二十世纪的政治条件。在1940年战败之后，法国反犹主义在维希政府的统治下获得了最好的机会，然而德国的纳粹作家们从来不忘记指出，它的性质明确无疑是过时的，而且对于一些主要目的来说根本无用。它对纳粹主义的形成毫无影响，而在那场最终的大灾难中，也仅仅自成意义，并非一种积极的历史因素。
这些整体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法国的反犹政党虽然在国内甚为暴烈，但是不具备超民族主义的期望。它们毕竟从属于欧洲最老的、最充分发展的民族国家。法国反犹分子中间无人试图认真组织“政党之上的政党”，或作为一个政党攫取国家政权而目的只在于政党利益。少数人曾试图发动政变，这须依靠反犹分子和军队高级将领连手，但却是难以做到的。而且图谋明显。1898年，有十九人通过反犹运动被选为国会议员，这已是他们的事业高峰，不仅比后再未达到过，而且还从此迅速地走向下坡路。
只一方面，作为其它一切政治议题的催化剂，这的确是反犹主义的最初成功例子。这可归因于第三共和国缺乏权威，遂使这批人稍微得到多数便能进入国会。在群众的眼里，国家随同专制君主的消失而失去了名望，抨击国家不再是一种亵渎行为。法国较早突发的暴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和德国两个共和国兴奋鼓动的状况有极类似的面貌。纳粹专政常常被所谓“国家崇拜”(state-worship)牵扯在一起，甚至连历史学家们也盲目地信以为真，事实上纳粹是趁了国家崇拜完全崩溃之机，这种崇拜原出于崇拜靠上帝恩典稳坐王位的君主，而这在一个共和国里是很少发生的事。在法国，早在中欧诸国受这种普遍权威失落影响之前五十年，对国家的崇拜早已遭受到许多次贬损。在法国同时攻击犹太人和政府，要比在中欧诸国为了攻击政府而先攻击犹太人要容易得多。
再者，法国反犹主义比欧洲各国反犹主义历史更长，因为法国之解放犹太人早在十八世纪末业已实施。为法国革命做准备的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理所当然地排斥犹太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中世纪的封建余孽，贵族阶级的金融代理人，因而仇视他们。法国犹太人的朋友只有一批保守派作家，他们谴责反犹态度是“十八世纪钟爱的论题之一”。自由派和激进派的作家几乎形成了一种传统，告诫应将犹太人看作仍然生活在家长制形式的政府中，不承认其它国家的野蛮人。在法国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法国宗教界和法国贵族也加入了反犹阵营，尽管只是出于别的物质方面的理由。他们指责说，革命政府命令教会出卖财产，以支付“政府欠犹太人和商人们的债款”。这些陈旧的论调在法国教会和国家之间从不休止的斗争而继续生效，支持了普逼的暴力和痛苦，而在十九世纪末由其它各种更现代的力量触发。
主要由于宗教界强烈支持反犹主义，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在德雷富斯事件上最后决定采取反对反犹主义宣传的立场。然而直到此时，十九世纪法国的左派运动还一直公开表示厌恶犹太人。他们只是追随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传统，那是法国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来源，并且认为反犹态度是反教权(anticlericalism)的组成部分。左派的这些情绪起初由于一个事实而得到强化，即阿尔萨斯省的犹太人继续以借钱给农民为生，这种作法早已促成拿破仑制订1808年法令。等到阿尔萨斯省的情况发生变化以后，左派反犹主义在罗斯希尔德家族的金融政策中找到了新的力量来源，这一金融政策在波旁王朝的财源中占了大部分，同路易.菲利浦国王保持密切关系，在拿破仑三世治下又臻繁荣。
反犹主义态度的这些明显的、相当表面的刺激背后，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原因，它对于法国特殊的激进主义的整个结构是很关键的，而且几乎成功地使整个法国左派运动转向反封犹太人。在法国的经济中，银行家比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里强大得多，法国的工业发展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期间一段短暂的上升期之后。远远落后于其它民族，以致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倾向继续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德国和奥地利的下层中产阶级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才变成反犹的阶级，当时他们早已绝望，致使他们会被反动政治以及新的暴民政策利用。法国的下层中产阶级早在五十年前就反犹，他们在工人阶级协助下，发动1848年革命，取得了短暂的胜利。在四十年代，当图森纳尔(Alphones Toussenel)发表了《犹太人，时代之王》（Les Juifs， Rois de l'Epoque）这本在众多反对罗斯希尔德家族的小册子中最重要的一本，受到整个左翼出版界——当时革命的下层中产阶级的喉舌——的热诚欢迎。图森纳尔所表达的他们的情绪，虽然不很明确，也不很成熟，但是和青年马克思的情绪并无多大区别。而图森纳尔对罗斯希尔德家族的抨击和十五年前波尔纳(Ludwig Boerne)的《巴黎书简》(Briefe aus Paris：1830—1833）相比，论点差不多。只是少了一点天才，多了一点精心斟酌。这些犹太人也都错把犹太银行家当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心人物，这个错误在至今的法国仍然对市级以及市级以下政府官僚们产生着某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