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斯累利要使自己有别于其它人的野心，渴望进入贵族社会，这是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典型思想。他加入保守党，追随那种永远“以辉格党（Whigs)为敌人，以激进派为盟友”的政策之原因，既非政治理由，也非经济动机，而是实现其社会野心的动力。中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不曾以足够的自尊使其知识阶级与其社会地位协调，因此贵族阶级得以在已失去一切政治意义的时候，能继续决定一个社会位阶。痛苦的德国小市民发现他的“内在人格”(innate personality)在和世袭特权的骄傲绝望地挣扎，其起因是贵族的没落和针对资产阶级的金钱而保护贵族头衔的必要性。模糊的血统论与严格控制婚姻在欧洲贵族历史上还只是相当新近的现象。狄斯累利比德国小市民们更清楚地知道，应该以什么去迎合贵族阶级的需要。资产阶级为达到社会地位而作的一切尝试，都不能表现出贵族式的骄傲，因为资产阶级依赖的是个人，缺乏阶级自负的最重要因素，亦即贵族特权是凭出身而不是凭个人的努力和功绩来获得。“内在人格”无法否认它的发展需要个人经受教育和作出特殊努力。当狄斯累利“召唤起一种种族自豪以对抗阶级的自豪”时，他知道，犹太人的地位无论怎么说，总是取决于出身，而不是依靠成就。
狄斯累利甚至走得更远。他知道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贵族阶级不能不看到大批富裕的中产阶级人士出钱买贵族头衔，同时会认真地怀疑它自己的价值。所以他用相当陈旧但流行的想象去挫折他们，毫无畏惧地描述英国人如何“产生于一个暴发的和混血的种族，而他自己则出身于欧洲最纯的血统，”“英国贵族的生活规范是阿拉伯法律和叙利亚风俗，”“犹太女人是天上的王后”或“犹太民族之花现在仍在上帝的右手掌中。”而当他最后写道“事实上现在英国已经没有一个贵族阶级。因为动物性的人的最高优点乃是一种贵族本性，”他实际上触及了现代贵族种族(aristocratic race)理论的弱点，这在后来成为资产阶级与暴发户的种族观之起点。
犹太民族的犹太教(Judaism)只在同化了的犹太人中间退化为一种与出生有关的简单事实。起初它只指一种具体的宗教，一个具体的民族，共有的具体记忆和具体的希望，即使在特权犹太人中也是如此，至少指的是共享具体的经济利益。犹太知识分子的世俗化的和同化改变了自我意识和自我诠释，使旧有的记亿和希望荡然无存，只剩下属于一个上帝特选民族(chosen people)的意识。狄斯累利尽管不是唯一的不信上帝有特选和遗弃、但相信自己是被特选的“特例的犹太人”，但是唯有他才从关于历史使命的空洞概念中想出了一条成熟的种族理论。他随时都会断言说，犹太原则“代表了人类本性中一切精神方面，”“历史变迁找到了它们的主要答案——一切问题都是种族问题”，这是“历史的关键”，无关“语言和宗教”。当然“只有一种事物造就了种族，那便是血缘”，只有一个贵族阶级，那就是“天性贵族”(aristocracy of nature)，它由一个“第一流组织的非混合血缘的种族”构成。
我们无须强调这种理论和更现代的种族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而狄斯累利的理论发明又一次证明这些意识形态很能用于抗拒社会自卑感。假如种族理论最终是用于有害而直接的政治目的，那么，这些理论的说服力大多在于，它让任何一个人感到自己是一个贵族，他在出生时就已被选定，依靠的是“种族”资格的力量。这些新的特选民不属于菁英，精选的少数——这毕竟是贵族引为豪的地方——而是必须和人数日益增多的民众共享特选(choseness)的资格，这种情况从本质上不会损害种族理论，因为不属于特选种族的人在数量上也以同样比例在增长。
然而，狄斯累利的种族理论像同化了的犹太人的具体世俗化一样，是他对社会规律的特殊深刻观察的结果。一般世俗化过程不光使犹太知识分子卷入，它在十九世纪早已失去了启蒙运动的革命性魅力和对独立的、自我信赖的人性的信心，因此依然无法防止先前真正的宗教信仰转变为一种迷信。犹太知识分子也受到那些试图将民族宗教改变为宗教派别的犹太改革者的影响。为此，他们不得不改变犹太教中的两种基本成分——期待救世主的希望(Messianic hope)和关于上以色列人是上帝选民的信念，而且他们还从犹太教祈祷书中删去了犹太复国的幻想，以及关于在世界末日犹太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结束种族隔离状态的虔诚预言。若无期待救世主的希望，关于上帝选民的观念就意味着永久的隔离；若无关于选民的信念，即指定一个具体的民族担负起拯救世界的责任，那么，期待救世主的希望就会在一般的博爱思想与普济主义中烟消云散，这变成典型的犹太人的政治热情。
犹太世俗化中的最重大因素是上帝选民的概念和期待救世主的希望之间的分离，而在犹太宗教中，这两者是上帝拯救人类计划的两个方面。从期待救世主的希望中产生一种走向政治问题最后解决的倾向，目标无非是建立一个尘世乐园。从关于上帝选民的信仰中产生奇异的迷思，连不信特选说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也都相信，犹太人天生比别的种族更聪明、更好、更健康、更适于生存，是历史的动力和社会的中坚。犹太知识分子热情地梦想尘世乐园，确信能够摆脱一切民族鞯绊和偏见，但在事实上比父辈们更远离了政治现实，上一代人祈求救世主降临，使犹太人能重返巴勒斯坦。而在另一方面，没有任何热忱期待的同化主义者们说服了自己，认为自己是人类中坚，比起父辈来，他们以尘世想象有效地使自己和国家分离，比父辈因法律的藩篱而隔开更为有效，一般坚信，法律将犹太人和异教徒分开后，会在救世主降临时遭毁灭。“特例犹太人”过于“开明”而不相信上帝，并且以在各处的特殊地位为基础，迷信自己，“特例犹太人”的想象实际上扯断了犹太人与人类其它民族之间虔诚希望的有力纽带。
因此，世俗化最终导致的吊诡对现代犹太人心理具有决定性作用。由此使犹太人的同化——消除民族意识，将民族宗教转变为一个忏悔教派，以同样模棱两可的手法和心理诡言去应付国家与社会模棱两可的要求——产生出一种非常真实的犹太沙文主义，这里所指的沙文主义是一种扭曲的民族主义，用契斯特顿的话来说，“个人将自己当作崇拜对象；个人成了自己的理想，甚至成了自己的偶像。”从此以后，旧的宗教观念中的特选民不再是犹太教的本质；它变成了犹太特性的本质。
这种吊诡最生动有力地体现在狄斯累利身上。他是一个英国的帝国主义者，犹太人中的沙文主义者；但是，人们不难谅解一个只玩弄想象的沙文主义者，因为毕竟“英国是他想象中的以色列”；也不难原谅他的英国帝国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和一心坚决地为扩张而扩张的态度大不一样，因为他毕竟“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英国人，而且对此颇感自豪。”这一切奇怪的矛盾清楚地表明这位权势奇才从不认真地看待自己，一向扮演某个角色。去赢得社会、赢得名声，增加独特的魅力，这使他的言辞中注入了一种暴发户式的热情和白日梦的成分，使他完全不同于他那些帝国主义政策的追随者。他很幸运型地。能在曼彻斯特体制和商人们都还未有帝国之梦，甚至还在尖锐激烈地反对“殖民主义冒险”时，有其梦想和行动。他迷信血缘和种族——其中混杂着他那种旧式的浪漫主义民间传说，以为黄金与血缘之间可以有一种强有力的超民族联系——却不怀疑到非洲、亚洲和欧洲本土上会有可能的屠杀。开始时他以一个并无多少天赋的作家身份出现，后来却一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由机遇使之成为国会议员、党内领袖、首相，及英国女王的朋友。
早在狄斯累利还是一名单纯的作家，还未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他就有了关于犹太人的政治角色的观念。所以，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思想不是实际经验的结果，而是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坚定不栘地固守而成的。
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爱尔罗依》(Alroy)(1833)中。他写到过一个建立犹太帝国的计划，由犹太人作为一个严格隔离的阶级来统治。小说显示了当时关于犹太人可能掌权的流行幻想，以及年轻的作者对他那个时代实际权力状况的无知。过了十一年，在国会里的政治经验以及和著名人物的交往。教狄斯祟利懂得“无论犹太人以往的目标是什么，在他那个时代，他们的目标大多不与任何形式的民族政治发生关系。”在小说《康宁斯比》(Coningsby)中，他放弃了关于犹太帝国的梦想，但是展示了一种异想天开的计划，说犹太人的金钱主宰着各个王朝的浮沉，在外交上统制一切。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放弃第二种想法，即上帝特选种族的特选民具有秘密的和神秘的影响，这一想法取代了他早先关于建立一个公开的神秘统治阶级的梦想。这成了他的政治哲学的中心。他歆羡犹太银行家，因为他们向政府放债，赚取佣金，他以一种外人的不理解目光来看待整个事情。以为对权力毫无野心的人可以日复一日地操作这种权力可能性。他无法了解的是，一个犹太银行家会比他的非犹太同行对政治兴趣更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犹太人的财富是犹太政治的唯一手段。关于犹太银行家们在商业事务中功能良好的组织及其国际情报信息交流，他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他在对付一个秘密社会，它在人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已将全世界的命运抓在手中。
众所周知，关于犹太秘密社会中共有一个阴谋(Jewish conspiracy)的说法，对反犹主义宣传无疑是最有用的材料，甚至还有流传全欧洲的传统迷信说法：犹太人用魔法杀人，投毒下井。最有意思的是，狄斯累利出于完全相反的目的，并在谁也不会认真想到秘密社会的时候，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清楚地表明此类编造的谎言在何种程度上起因于社会动机和怨慰，而能够比起码的事实更振振有辞地解释各种事件与政治经济活动。在狄斯累利的眼中，就像在他之后的许多不如他出名的暴发户们的眼中一样，全部政治游戏都是在秘密社会之间玩弄的。不光是犹太人，其它每一个团体也都一样，它们的影响不是从政治角度产生的，它们也不和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对立，凡属此类者，都被狄斯累利看作是幕后力量。 1863年，他认为自己目击了“秘密社会和欧洲百万富翁们之间的一场斗争；罗斯希尔德家族至今仍是赢家。”，而“秘密社会宣称服从人的天性和取消财产”；直至1870年，他仍然很认真地谈论“隐而不见的”力量，而且真诚地相信“秘密社会及其国际能力、罗马教会及其主张和方法、科学与信仰之间的永恒冲突”，有效地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狄斯累利那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使他和犹太人中一切这样的“秘密”力量建立了联系。“最初的耶稣会会士(Jesuits)是犹太人；引起西欧警觉的那场神秘的俄罗斯外交是由犹太人组织和以犹太人主导的；一场强有力的革命，此刻正在德国酝酿，将在事实上成为第二次和更伟大的改革……完全是在犹太人的主持下开展的，”“在每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的领导人中都有犹太人。上帝的信徒与无神论者合作；最善于积聚财产的人与共产党人结成同盟，上帝特选的种族与欧洲的下层社会携手！而这一切都因为他们希望摧毁那么不知感恩的基督教，它的名称、它的暴政都使他们无法继续容忍。”在狄斯累利的想象中，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犹太人的世界。
在此幻想中，甚至可以预见最坦率的希特勒的宣传技巧，宣称犹太资本家与犹太社会主义者之间秘密联盟。不可否认，整个计划尽管都是想象和幻想，却有它自己的逻辑。如果谁像狄斯累利一样，假设犹太百万富翁是犹太政治的缔造者，如果当真以为犹太人几百年来受侮辱(这确有其事，但是犹太辩护士们的宣传刻意夸张则更显愚蠢)，如果见到犹太百万富翁之子成为工人运动领袖(这情形很常见)，而又根据经验知道犹太家庭纽带是如何紧密，那么狄斯累利所谓犹太人对基督教各民族的精心报复的说法就不会太牵强。当然，事实上犹太百万富翁的儿子倾向于左翼运动，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银行家父亲从未和工人发生过公开的冲突。因此，银行家们完全缺乏任何一个普通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理所当然地具有的那种阶级意识，而在另一方面，恰恰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工人们并不怀有其它每一个阶级确实对犹太人显示出来的或隐或显的反犹情绪。明显地，大多数国家里的左翼运动为民族同化提供了唯一真正的可能性。
狄斯累利坚持喜欢用秘密社会的说法来解释政治，所根据的经验后来使许多欧洲一般知识分子信服。他的基本经验是，要在英国社会占有一个地位，比在国会里赢得一个席位还困难得多。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纷呈时髦的俱乐部，它们是没有政党之分的。这些俱乐部虽然对于形成政治菁英是十分重要的，却避开了公共控制。外人必然觉得它们十分神秘。说它们秘密，是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加入。只有当其它阶级的成员要求加入，或者被拒绝，或者经过无数次意想不到的、明显不合情理的困难之后才被接纳时，才变得很神秘。任何政治荣誉都不能代替与特权者密切连系能获得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狄斯累利的野心即使在晚年遇到过几次严重的挫折，也并未导致他政治上的失败，因为他仍然是“伦敦社会最威风的人物”，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狄斯累利天真地确信秘密社会的至高无上重要性，他是进入那些新的会社阶层的先驱者，他生于社会的范围之外，从来不能恰当地理解其规则。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在社会与政治的界线经常混淆的环境中，尽管表面看来情况很混乱，获胜的总是狭隘的阶级利益。局外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有目标明确而又有意识地建立的一种制度，才能获得如此显着的结果。事实上，社会游戏从整体上只需要一种坚定的政治意志，以便将一种介于有意与无意之间的利益游戏和实质上毫无目标的运作转变为某种特定的政策。在法国的德雷富斯事件期间、在德国的希特勒掌权之前十年间所发生的情形大致如此。
然而，狄斯累利不仅是英国社会的局外人，也是犹太社会的局外人。他几乎不懂得他所佩服至深的那些犹太银行家的心理，如果他了解到这些“特例的犹太人”尽管被排斥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外(他们从未真正考虑进入这个社会），却共同遵奉一种政治原则，认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是保护财产和利润，那么他一定会对他们感到失望。狄斯累利所看到的、并且印象很深刻的只是一个没有外在政治组织的团体，它的成员仍然由似乎无限的家族和商业纽带联接着。每当他必须和他们交往，并且发现一切都得到“证实”的时候，他的想象力就活跃起来——例如当亨利.奥本海(Henry Oppenhelm)提供的消息——他知道埃及的土耳其总督急于出售苏伊士运河的股份——使英国政府取得运河的股份，而这场买卖又通过列奥纳尔.罗斯希尔德(Lionel Rothschild)贷款四百万英镑来完成。
总而言之，狄斯累利的种族信念与关于秘密社会的理论都产生于一种想解释某种看来很神秘的事物的愿望，但实际上是一种幻想。他无法从“特例犹太人”的想象中看清政治现实；但是他能够而且确实做到了将幻想变成群众的恐惧，使沉闷的社会从一个十分危险的童话中得到了娱乐。
以一种种族狂热者的坚持，狄斯累利不屑那些“现代新型的民族感情原则”。他仇视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政治平等，并且害怕犹太人在这种条件下的生存。他幻想种族可以从社会和政治角度逃避平等化。由于他对当时贵族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一向对犹太民族的了解，所以毫不奇怪，他只根据贵族阶级的等级概念来铸造种族概念。
这些关于社会上无特权者的概念无疑可能是太过分了，但是，假如这些概念不遇到真正的政治需要，可用来适应各种政治目的——例如在争夺非洲的过程中一一那么在欧洲政治中就会显得毫无意义。资产阶级社会愿意相信这些概念，这就使狄斯累利成为十九世纪唯一一个获得了真正名声的犹太人。而说到底，使他获得天大好运的倾向最终竟引起他那个民族的巨大灾难，这并不是他的过错。
㈢在恶与罪之间
巴黎曾被准确地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之都”(沃尔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语)。充满希望的十九世纪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一百多年来，经历了反对使公民堕落为资产者的毫无希望的斗争，在德雷富斯事件中降到了最低点，引起紧接着十四年的病态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可以由具有雅各宾党人气质的克莱孟梭(Georges Clemencean)——法国最后一位大革命之子——领导而获胜，但是“优秀民族”的辉煌世纪毕竟走到了尽头，而巴黎失去了政治意义和社会魅力，只留给了各国的前卫知识分子。就在狄斯累利死后，始于争夺非洲和竞争欧洲的帝国主义控制权的二十世纪，法国只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因此，部分由于其它国家的经济扩张，部分由于内部分裂，所造成的衰落其形式和规律可以说是民族国家固有的。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发生的一切，三十年或四十年后在欧洲所有的民族国家里都发生了。除了年代差异之外，魏玛共和国和奥地利共和国的历史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十分相似，德国和奥地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某些政治与社会格局几乎在有意识地参照法国世纪末的方式。
十九世纪的反犹主义在法国达到了顶峰，它的失败是因为仍是国家内部问题，而未触及当时当地尚未存在的帝国主义潮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德国和奥地利这一类反犹主义的主要特征重新出现，而它对各自境内的犹太民族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几乎相同，尽管不那么嚣张和极端，并且较多地受到其它各种影响的干扰。
但是，选择福伯格．圣-吉曼的沙龙作为犹太人在非犹太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的例子，主要原因是这个社团规模之大使其它社团无法望其项背，而且它有忠实的活动记录。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本人有一半犹太血统，急于证实自己是犹太人，他着手追忆“逝水年华”，实际上写出的作品，正如一位钦佩他的批评家所说的，是一部自我辩护之作(apologia pro Vita sua)。这位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一生全是在社会中度过的；一切事件在他看来都是社会的反映，却又通过个人重新思考，因此，反映和再思构成就了普鲁斯特的世界中的具体现实。贯穿《追忆逝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中的个人及其再思，都是属于社会的，即使当他隐退到不问世事的孤独状态(普鲁斯特本人最后也因决定写这部巨著而最终匿迹)时也是如此。在孤独中，他的内在生命不断地将尘世间发生的一切转化为内心体验，使之变成镜子，折射出真理的可能外貌。内心体验的沉思者与社会的旁观者相像，两者都不直接和生活沟通，而只观察反射中的现实。普鲁斯特生于社会边缘，尽管是局外人，但仍属于它无疑，他将内心体验扩大到包含一切方面，使它们向一切社会成员显现并通过一切社会成员反映出来。
的确，当社会使自身完全从群众的关注中得到解脱，当政治本身变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时，对这一时期的见证莫过于此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对市民的责任意识的胜利，意味着使政治问题分解为使人眼花缭乱的、令人感兴趣的对社会的反应。必须补充的是，普鲁斯特本人就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与社会的两种最时髦的“恶”都有关，他这个“犹太教非犹太化最伟大的见证人”(dejudaized Judaism)和“为西方犹太教所作的有史以来最负面的比较”有牵连：将犹太人之“恶”与同性恋之“恶”作比较，两者在它们的反映和个人再思中变得的确非常相像。
狄斯累利发现恶只不过是罪在社会中的相应反映。人类的邪恶如果被社会接受，就会从一种有意行为变成一种固有的心理特质，人对此无法选择或拒绝，它是从外部强加于他并且加以控制，就像药物控制着有毒瘾的人一样。在将罪同化或改变成恶时，社会否认一切责任，建立起一个宿命的世界，使人在其中无法挣脱羁绊。时髦的社交圈子通常将背离规范视为一种罪的道德主义式判断，认作是狭隘的和市侩气的，这种理解如果显示出自卑的心理，至少也表现出对人类尊严的极大尊重。如果罪被理解为一种宿命，那么每一个人最终都可能会有一种特定的天数。“惩罚是罪人应得的，”但如果(用普鲁斯特的话来说)“法官假定并且倾向于宽恕同性恋中的谋杀和因种族命运而发生的犹太人的叛国，”那么罪人就逃脱了应得的惩罚。能躲在监施的宽容背后，对于杀人和叛国是一椿很诱人的事情。因为它能立即转变为一种决定，不仅消除了一切事实上的罪犯，而且也消除了“根据种族出身”注定要犯某些罪的人。此类变化发生于法律与政治机器未脱离社会之时，以使社会标准能够渗透进社会，变为政治的和法律的准则。这种表面上将罪与恶等同起来的包容，假如允许它确立自己的法规，就必然会比无论多么严厉的法律都更残酷、更无人性，因为法律尊重并承认人对自己的行为所应负的独立责任。
但是，正如普鲁斯特所描述的，福伯格．圣-吉曼正处于这种发展过程的早期阶段。它接受同性恋者，因为它为众人以为恶的事物所吸引。普鲁斯特描写到德．夏勒斯先生(Monsieur de Charlus)如何原先由于他的个人魅力和显赫的家庭背景而被宽恕，因而“尽管他有恶”，后来仍然爬到社会顶峯。他不再需要过一种双重生活，不必躲避那些面目可疑的熟人，反而有勇气带领他们到社交场合去。他过去避免的聊天话题——爱情，美人，嫉护——是为了避嫌，避免别人怀疑他不正常，但此刻却受到热烈欢迎，“本着经验、奇趣、隐秘的名义，他夸张地细述他所发现的一切。”
犹太人遇到的情况非常相似。特例的个人，即变成贵族的犹太人，在第二帝国的社会中不仅受到宽容，而且受到欢迎，然而此刻犹太人本身已越来越出名了。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都不会因偏见而再生歧视。他们并不怀疑同性恋“有罪”，或犹太人是“叛徒”：他们仅仅对罪与叛逆改变了态度。当然，新的眼界带来的麻烦，并他们不再为性倒错感到可怕，而是不再为犯罪感到可怕。他们丝毫不怀疑传统的判断。十九世纪最深藏的弊病，可怕的无聊和普遍的厌倦，像脓肿一样喷发。社会称之为弃儿和贱民的人，无论他们过去如何，至少未传染到厌郁的心情(ennui)，而且(如果根据普鲁斯特的判断)他们是世纪末的社会里仅有的仍能产生热情的人。普鲁斯特只须用“人类的爱情能力”为线索，便引导我们穿过了由社会关系和野心构成的迷宫，在小说中呈现为德．夏勒斯先生对莫莱(Morel)的倒错情欲，犹太人斯旺(Swann)对他追求的爱人的忠诚被蹂躏，作者本人对艾伯蒂娜(Albertina)的疯狂妒忌，而艾伯蒂娜在小说中是邪恶的化身。普鲁斯特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局外人和新来者，即“淫奢之城”(Sodome et Ghomorre)的居民，不仅更富于人性，而且也更正常。
福伯格.圣-吉曼突然发现犹太人和性倒错者的吸引入之处，暴民们则高喊“杀死犹太人”，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那些沙龙尚未和罪有公开牵连。这意味着，一方面，他们还不想积极参与杀人。另一方面，仍然公开表示厌憎犹太人和害怕性倒错。这反而导致一种很典型的暧昧情形，即新成员不能公开其身分，然而也不能掩盖自己的观点。这种情景引起了暴露与掩盖、半公开与谎言歪曲、过分谦卑与过分骄横之类的复杂游戏，这一切都只起因于犹太人(或同性恋者)打开了非公开沙龙的大门，同时又使自己的地位极不安全。在这种暧昧的情形下，犹太人个人的犹太属性即刻成了一种人身缺陷，一种神秘的个人特权，两者都从“种族命运”(racial predestination)继承而来。
普鲁斯特用很长的篇幅描写了社会如何常常监视着陌生者、怪异者、危险者，最后却使高尚优雅同凶恶怪异混为一谈，并且随时准备认可实在的或幻想的凶恶怪异事物，例如“本地演员演出”奇异陌生的“俄国或日本戏剧”；性倒错者“斑斓衣着、大腹便便、衣钮紧扣的形象，使人联想起一盒散发出怪异水果味的奇特可疑人物，一动品尝念头便会扰人心绪”；“天才人物”可能造成“超自然的感觉”，周围的社会“像围着一张旋转桌子，探询永恒世界的秘密”。在这种巫术的气氛中，一个犹太男子或一个土耳其女人可能会“像通过某种手段而真实地召唤来的人”一样出现。
很明显，那些“特例的犹太人”不可能扮演这种奇异邪恶的角色，将近一百年来，他们作为“外国暴发户”被接纳、被宽容，“谁也不指望因为和他们的友谊而感到自豪。”当然，那人不出名的小人物们适应性较强，在被同化的第一阶段，他们既不认同犹太社群，又不是犹太社群的代表，因为认同著名的团体会严重地限制社会的想象和期望。那些像斯旺一类的人具有无法言述的社会嗅觉和一般的趣味，所以被接纳；而受到更热诚欢迎的是那些像布洛赫一样的人，属于“不出名的家族，必须支承无数压力，不仅是基督教的压力，还有高于他自己的犹太人各个社会等级的压力，其中每一层都以蔑视来压垮下一个等级层次。”社会愿意接受完全的外人，和它视为真正可恶的人，缩短几代人往上爬的时间，使新来者必须“将自己从一个犹太家族提高到另一个犹太家族来打开自己的道路。”在巴拿马事件期间，这种情形发生在法国天真的犹太人在一些德国犹太冒险家具创造性且肆无忌惮的行为面前退缩之后，并非是偶然的；例外的个人无论有无贵族头衔，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急于寻找反犹主义和君主主义沙龙社会，藉以梦想往昔第二帝国的好时光，却发现自己和那些一向被沙龙社会排斥在外的犹太人属于同一个种类。如果犹太特质的特例性是社会接纳犹太人的理由，那么，社会宁可选择那些明显属于“一支坚固的队伍，内部完全一致，和那些观望他们列队走过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人，那些人和他们的暴发户兄弟们不一样，尚未“达到相同的同化阶段”。
尽管本杰明．狄斯累利是由于特殊而被社会接纳的犹太人之一，他那种世俗化的自我表现作为“上帝特选民族中的特选者”，预示并勾勒出一种轮廓，犹太人的自我诠释都照此进行。如果这种狂热与粗鲁本身不是奇怪地与社会对犹太人的期待相同的话，犹太人就永远不可能扮演其模糊的角色。当然，他们并非有意识地采纳狄斯累利的信念，或者有目的地编造世纪初他们的普鲁士先辈胆怯而反常的自我解释；他们大多欣喜地遗忘全部犹太历史。但是，只要犹太人在暧昧的社会状态与西欧、中欧国家的控制下接受教育、世俗化、同化，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种族渊源所意味着的、犹太著名人物们以特权和统治的形式感觉到的政治责任的尺度。犹太种族渊源失去了宗教和政治含义，都变成一种心理特质，被变成一种“犹太性格”，从此可以在善或恶的范畴内考量。假如说“犹太性格”不能扭转为一种有意思的恶(而不以偏见将它看成罪的)，那么也可以说，只有那些认为它是内在的善的犹太人才可能使它逆转。
被同化的犹太人也被责骂为疏离犹太教，同化引起的最终灾难常被认为是一种既可怕又无意义的受难，因为它失去了旧日的殉难价值。这种论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就原有的信仰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言，“疏离”在东欧各国同样明显。但是出于另一种原因，一般认为西欧犹太人被“非犹太化”了的想法是误导的。普鲁斯特在作品中描写的情形同明显过分地使人感兴趣的犹太教正统说法相反，他指出，犹太人的出生事实从未像在同化了的犹太人中间一样，在私人生活和日常存在中有那样重大的作用。犹太改革家们将一种民族宗教改变为一种宗教派别，并将宗教理解为个人的事情；犹太革命家以世界公民自居，以使自己摆脱犹太民族；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即“在街上是男人，在家里是犹太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成功地将民族特性转变为私人的事情。结果，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的决定和感情，都变成了他们的“犹太特性”的中心。犹太出身越是失去它的宗教、民族和社会经济的意义，犹太特性就越纠缠；犹太人纠缠于此，就像人纠缠于身体缺陷或优点一样，沉溺于其中彷佛人沉溺于一种邪恶。
普鲁斯特说的“内在气质”(inner disposition)不是别的，正是这种个人的、私人的内心纠结，它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来证实，在这个社会里，成功和失败都取决于犹太出身这一事实。普鲁斯特误认它是“种族命运”，因为他所见到的和描写的仅仅是它的社会面向和个人的再思考。的确，从他作为旁观者的记录来看，犹太集团的行为显示出与性倒错者的行为类型同样的纠结。两者都感觉到要么是高超，要么是卑劣，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自豪其与众不同；两者都感到这种与众不同是天生的事实；两者都经常证明，并非他们所为(what they did)，而是他们所是(what they were)才是正当的；还有，两者都摇摆于或辩护态度或突然挑战性地宣称他们是菁英。他们的社会位置由本性而永久固定，两者都不能从一个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社会的其它成员也有归属之需要——“问题不像哈姆雷特那样，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是归属或不归属”——但是程度不同。社会分化成集团，不再让外人(犹太人或性倒错者)作为个人进入小团体，但是由于他们受接纳的具体情况，因此总像是体现了那种集团性质(clannishness)。每一个社会都要求它的成员有一定数量的行动，有显示和代表的能力，并且按照他们的实际面目行事。当社会分化成集团时，这些要求不再由个人提出，而是由集团的成员提出。因此，行为不是由个人的能力控制，而由无声的要求控制，恰如一名演员的表演必须配合其它一切角色。福伯格．圣-吉曼的沙龙就是一些集团的聚合，每一个集团都代表了一种极端的行为类型。性倒错者的作用是显示他们的反常，犹太人的作用是代表邪恶巫术(“召魂术”)，艺术家的作用是表现另一种形式的超自然和超人类的接触，贵族的作用是显示他们不像普通的(“资产阶级的”)人们。正如普鲁斯特观察到的那样，上述一些集团除了它们的集团性之外，“除了在总灾难的日子大多数人围观牺牲者，就像犹太人围观德雷富斯一样之外”，这些新来者都避免与他们的同类交往。这里的原因在于，一切区别的标识只由集团的整体决定，所以犹太人或性倒错者感到他们会失去在犹太人或性倒错者的世界里的明显性格，在那种世界里，作为犹太人或表现同性恋是最自然不过、最平淡无奇，也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事情。然而，同样真实的是，他们也需要对立的集团，让他可以觉得与众不同；羡慕贵族的非贵族需要形成集团，就像羡慕犹太人或性倒错者的人也需要形成集团。
这些集团本身虽无一致性，而且其它集团的成员一旦不再聚集在它们周围时，它们便会解体，它们的成员使用一种神秘的符号语言，似乎他们需要有某种奇怪的事物，以便用来互相识别。普鲁斯特写到了这种符号的重要性，尤其对于新来者更为重要。但是，当性倒错者这些符号语言大师，至少保有一种真正的秘密时，犹太人使用这种语言只是为了创造他们预定的神秘气氛。他们的符号神秘而且奇特地意指某种世人共知的事物：某某亲王家里沙龙的角落坐着另一位犹太人，他不便公开地承认自己的身分，然而。要不是这种无意义的特性，他就永远不可能爬到那个角落。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末新的混合社会像柏林的第一个犹太沙龙一样。仍然以贵族为中心。此刻的贵族社会一如以往，唯独失去的是它对文化的热心和对“人类的新人种”的好奇，但是它仍像过去一样嘲讽资产阶级社会。它对政治平等以及失去第三共和国建立时被肯定的政治地位和特权的响应是急于求得社会的划分。在第二帝国期间短暂人为的地位上升之后，法国贵族仅靠社会集团性来维持自身，并且不怎么积极地为儿子们保留在军队里的较高地位。他们嘲笑攻击中产阶级标准的用心强过其政治野心，这无疑是一切个人和所有尚在属于不被社会接受的阶级的群体想进入社会时的最强烈动机之一。曾使普鲁士贵族在社会上接纳演员和犹太人时的动机，同样在最终导致法国的性倒错者获得社会光荣。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并未获得社会自尊，尽管此时他们已在财富和力量两方面崛起。民族国家内没有政治阶层，而平等权利的胜利造成“社会在外表上更民主的同时，内部的秘密阶层化更加严重。”既然阶层原则(principle of hierarchy)也体现在福伯格.圣-吉曼的成员广泛的社交圈子，那么法国的每一个社团“或多或少地复制它的特点，或多或少地模仿福伯格.圣-吉曼的社团，它有时假装很不屑……，无论其成员地位如何或持何种政治观点。”贵族社会仅仅在外表上成为过时的事物：实际上它用强加“时髦的社交生活秘诀和言语方式”来渗透整个社会(而且不仅仅在法国人中间)。当普鲁斯特感到需要为此辩护，并重新考虑在贵族圈子内度过自己的一生时，他对社会所作的分析大致如此。
关于犹太人在这个世纪末的社会里的角色，要点在于，正是德雷富斯事件的反犹主义才为犹太人打开了通向社会的大门，而正是这一事件的结束，或者说是由于发现了德雷富斯无罪，才结束了他们的社会荣耀。换言之，无论犹太人如何思考自身或思考德雷富斯事件，只有当社会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叛徒种族时。他们才能扮演社会为他们指定的角色。当这类叛徒最终被发现只不过是一场诬害的愚蠢的受害者，社会最后认定了犹太人无罪时，整个社会对犹太人的兴趣就像政治上的反犹主义一样迅速地消失了。犹太人重新被看成普通凡人，落到毫无意义的地步，而假设中犹太人自身的罪恶只不过暂时地使他们出了一回风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奥地利犹太人在更加严酷的环境里所享受的实质上是同一种社会荣耀。其假设的罪行在当时就是：他们在战争问题上有罪，是那种没有哪一个人的哪一桩行为必须为之负责的罪，这件罪行不容置辩，以致暴民们仍然可以认为犹太特性即罪孽，社会仍可继续为其犹太人感到欢欣鼓舞和兴趣盎然，直到最后。如果说“代罪羔羊论”确有任何心理真实性的话，那势必是这个社会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之结果；因为当反犹主义的立法逼迫社会驱逐犹太人时，那些“犹太迷”(philosemites)们感到似乎他们必须清洗自身隐秘的邪恶，洗去身上的污名，消除神秘的邪恶爱好。这种心理无疑很难解释为何“羡慕”犹太人的人最后变成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尽管真正的刽子手在所谓受过教育的阶级中的人数比例令人吃惊，但是值得怀疑的是，他们在主宰“死亡工厂”的人中是否举足轻重。但是这一点恰恰可以解释那些社会阶层令人无法置信的背叛行为，他们曾经是犹太人最亲密的朋友，犹太朋友们曾经最使他们感到高兴和受到吸引。
对犹太人而言，将所谓犹太教的“罪”转化为所谓犹太人的“恶”，这种流行观点实际上极其危险。犹太人可以脱离犹太教逃到改宗的路，但是身为犹太人这一点是无法逃避的。再者，一椿罪行面临的不过是惩罚，而一种恶只能面临灭绝。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内，社会对于犹太出身和犹太人的角色所作的解释直接关联到反犹主义手段可能达到的彻底灾难。纳粹的反犹主义的根源便在这种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虽然种族观念具有其它一些更直接的政治目的和作用，但是它从最有害的方面应用于犹太问题时，其成功大多归因于真正地构成舆论赞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信念。
犹太人命中注定走向历史事件的风暴中心，决定性的力量无疑地是政治力量；但是社会对反犹主义的反应以及个人对犹太问题的心理反应，却同时对犹太血统的每一个个人的残暴与有组织、有计划的侵害有关，在德雷富斯事件中的反犹主义早已显示出这种特点。若认为反犹主义的历史本身只是一场纯粹的政治运动，就无法理解这种由激情驱使的追杀“一般犹太人”，“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见的犹太人”。各种社会因素未被政治历史或经济历史所解释潜藏在事件的表面之下，历史学家从未观察到，只有诗人或小说家才以更深刻的激情力量将它们记录下来(诗人和小说家是被社会驱逐到绝望的孤独中的人)，这些社会因素改变了政治上反犹主义可能会独自采取的路线，这可能会导致反犹立法，甚至大规模驱逐，但不至于从总体上采取灭绝手段。
自从德雷富斯事件发生，以及它对法国犹太人权利的政治威胁产生了一种使犹太人享受歧义荣耀的社会情势之后，欧洲反犹主义显示出一种由各种难以相互融合的政治动机和社会因素组成的混合状态。社会总是以明显地偏向犹太人的态度首先对一场强大的反犹主义运动作出反应，因此德雷富斯的话在危险的时刻尤显真实：“此刻没有别的种族问题……更能像犹太人问题一样使欧洲兴高采烈、兴趣盎然、振奋人心和显得高贵。”社会上的“犹太迷”们总是最后使政治反犹主义带上神秘的疯狂色彩，舍此反犹主义则不能变成组织群众的最佳口号。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无阶级地位者(déclassé)到未了都随时准备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暴民组织；他们的宣传及其吸引人之处在于：假定一个社会显示出它愿意将以恶的形式表现的罪结合进它的结构，此时就一定很容易用公开接纳罪犯和公开犯罪的方式来澄清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