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少数民族构成的国家”与无国籍的人民
乙 人权的复杂性格
参考书目
索引
附录：认知心与道德心——为W．H．奥登而撰
译后言（蔡英文）
<正文>
“假若能力足够，
我愿吞并所有的星辰。”
——塞西尔．罗德斯
译序
“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西方近代史上新起的政治现象；对于国内的读者而言，这两个名词并不陌生，我们在报章杂志上，每每可以看到它们的出现；从我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我们受“帝国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祸害也最烈，但对这两种政治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是否有一深刻、完备的了解呢？现在，借着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这本着作，想必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提起汉娜.鄂兰的名字，国内的读者或许颇为陌生；现就其生平作一简略的介绍，以帮助读者了解她的思想。
一九○六年十月十四日，汉娜.鄂兰生于德国汉诺威城(Hahover)，早年受教于马堡、佛莱堡与海德堡大学，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与雅斯培的学生，一九二八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一九三三年，德国纳粹党当权，她随即逃往巴黎，在此地，参与社会工作，并与一位哲学教授布鲁契尔(Henrich Bluecher)结成夫妻；一九四一年纳粹德国占领巴黎后，又逃往美国，定居于纽约，先后担任“犹太入国际关系议会”的主席(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烁金丛书(Shorking Press)的主编(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以及“犹太文化重建会”的执行委员(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一年出版“极权主义探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奠定她在思想界的地位，尔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研究会”(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逝世于纽约寓所。
这本“帝国主义”是“极权主义探源”的第二部份，其余两个部份分别是“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与“极权主义” ；但鄂兰探索的重点是凝集于“极权主义”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鄂兰希望透过这个探索，反省当前西方的政治问题。她在“极权主义探源”的屝页，引雅斯培的一段话：“Weder dem Vergangonen anheimfallen noch dem Zukünftigen．Es kommtdarauf an，ganz gegenwārtig zu sein”“既不是倾心意于过去，也不是倾心意向未来，而是关心当前的时刻”；从这段话中，我们可理解作者不是作一种学究式的历史研究，也不企图像先知一般预测未来。她只希望经过历史的反省’了解当前西方的政治现象；以她对极权主义的体认作一种清澈的反省与了解。她的研究重点是对人性作一种投注的关涉，而不是表现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
“极权主义探源”是汉娜.鄂兰第一部重要的政治思想着作，也是她最有名、最受人赞扬与批评的经典著作。这部书不是很容易为人了解的，除了行文冗长、艰涩之外，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她的政治思想基设与前题在这部书里并没有阐释得很清楚，在后来的著作中才清楚地加以诠释：如“人的处境”(The Human Condition一九五八年出版)清楚地解析政治与人之自由，以及行动能力之可能性的问题；在“论革命” (On Revolution一九六三年出版)一书中，解释“精心设计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耶路撒冷的伊赫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则探索自由与极权势力之间的关系，也澄清了在缺乏政治传统的情况下，实践自由的可能性；在“论暴力”(On Viotence 一九六九年出版)一书中，则批评“暴力的必然性”、“枪杆子下出政权”的观点，也分析了权力与权威的本质问题。因此，在阅读“极权主义采源”一书时，发现许多政治思想前题未能解释清楚，甚至对许多政治问题的探索，未获一决定性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汉娜．鄂兰的思想是一种整体性的拓展，也就是说，她所揭示的思想主题并不是在这一本着作中拓展完成的。
也由于鄂兰的思想有这种特质，译者有必要在这里把她的政治思想主体作一概括性的分析。
每一位思想家的思想皆有其原创性的洞识，当然也有其偏陂、未能圆融之处；汉娜．鄂兰自不例外。细心阅读这本“帝国主义”以及“极权主义”部份，不难觉察到鄂兰所注目的地方是：传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十九世纪所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之间的冲突，“市民德性”(civil virture）与“私人利益之追求”的冲突。也不难感觉到鄂兰对西方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所发出的乡愁式的怀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碰触到鄂兰政治思想的核心，那就是“私人领域”(private realm)与“公众领域” (public realm) 之间的对立观点。
在“人的处境”一书中，鄂兰透过复杂的论证来解析“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这两个范畴。所谓的“公众领域”既是政治的生活，是一种不合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倾自己之心智于“公众的荣耀与荣誉的活动”，它包含了人众之间沟通的德行与言辞，政治生活的价值也在于这种人及其同伴面对着“一共同的世界”(a commnon world)所表现出来的德行与言辞；人唯有透过这种活动才能挣脱一狭窄的存在模式，臻于“尘世之不朽”(worldy immortotity)的境界；而这个“狭窄的存在模式”就是鄂兰所谓的“私人领域”的范畴，它意指人劳力(Habor)与制造 (production)的活动，人的此种活动只关切生物本能的需求，譬如满足口腹之欲，以及建造住屋以防范自然力量的侵害，缘此，它只关注个人的利益与个人的安全感，而切断人与人之间共同交涉的关联性，使人受生物的自然律所束缚；由于它只关心生物需求的满足，因此强化了以物质为主的自我利益的导向。
在鄂兰的观念中，真实的政治行动才是自由的行动，此行动是由自由自在的个人在公众的领域里表现出来的；这个自由自在的个人与其它的个体相互交涉、相互沟通，而能立德、立言、立功；透过这种沟通、交涉，光明正大地表现他自己的意愿。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活动。
根源于这种观念，鄂兰在“帝国主义”(既“极权主义探源”的第二部份)一书中，批评“阿拉伯的劳伦斯”、克蓝玛、罗德斯……这些帝国主义者的心智，以及黑格尔与马克斯的政治学理。劳伦斯、克蓝玛、罗德斯这三位帝国主义的代表者皆认为个人的存在无足轻重，个人唯有替那些个体更巨大的运动服务，个人的存在才有意义，因之罗德斯才说出“扩张，为扩张而扩张，才是一切”，劳伦斯与克蓝玛才远渡重洋，替英国的帝国主义官僚政体服务，他们甘愿替这个比自己更巨大，无任何终极目标，周转不息的运动(如经济利益的扩张，为权力缘故而扩张权力、历史的巨大运动，历史决定的命运……等等)担任一隐匿的“间谍”角色，他们不愿意在公众的领域里表露自己，他们“不是为英国，也不是为印度，或者其它值得、不值得的动机原因，而接受这种奇异的任务；帝国主义的种种观念，譬如：为扩张自身，为权力自身之缘故而扩张，可能很适合他们的要求，但他们不会特别地、确实地关切这些概念，也不可能建构出这些概念。他们不明原因地踏入这条途径，而鞠躬尽瘁于此；他们不会询问最终极的问题。运动这场游戏的无终止的性质，以及扮演一隐匿的角色才能强烈地吸引其心智；在他们的眼里，此种隐匿性才是生命之神秘性的象征”(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帝国主义者的性格”)。
这种意识形态，在鄂兰的观念中，是带动整个帝国主义(不论是“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或者是“欧陆的泛-主义”运动)的力量之一；而此种意识形态则是资本社会的畸形产物之一。
“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对立，是鄂兰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而这个观点也牵涉了她所揭示的自由理念，正如上述，鄂兰认为除开任何政治的生活以外，就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一位崇尚自由主义的人会认为从政治生活解放，而自由地c沉潜于个人私有的存在(既鄂兰所谓的“私人领域”)，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但对鄂兰而言，真正的自由是“公众的自由”(public freedom)， 也就是说自由地参与政治活动的高贵生活中，才是真正的自由。
缘此，人的活动只要是倾注于“私人领域”的，不论是个人利益的追求、宗教的沉思与救赎、超升的体认、哲学的思辨，甚至是艺术的创作，都不是发挥人潜在创造力的最高贵的行动；人唯有在“公众领域”里，也就是说，在政治生活的领域中，才能发挥他最高贵的行动能力。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鄂兰是以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景观作为人底政治活动的典范。在古希腊罗马时代里，市民于公众的领域之中，以平等的身份彼此面对着；在这个公共的场合中，他们充满光辉地展露其行为与言辞。公众剧场的演员的动机在于勇敢地走入为争取艺术桂寇的竞争行列中，他们希望能被同代的人以羡慕的眼光注视其才华，俾能永垂史册。政治生活的价值既立于此；个人最高贵的潜能也唯有从政治的活动中才得以发挥。
相形比较之下，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则使人成为“生物必然法则”的奴隶，使人一心一意关注于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人把大部份的精力用之于“私人领域”的范畴中，为了满足他那毫无价值的物欲享受，而“默默无闻”地虚度一生。依鄂兰的见解，这就是近代西方危机之一，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下，人已失去了最贵重的善事，即政治活动的高贵生活；人已无法从参与公众事物中得到公众的快乐与公众的自由。于此种处境中，即使在科学、哲学、艺术……等文化的层面上，有原创性的创造力也不足以补偿这个贵重物品的丧失。对于近代西方人的处境，鄂兰是抱着一种悲观的心境，因为古希腊罗马人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贵的行为与欢愉的心情，西方人已永不复得了。
鄂兰对于人在政治层面上的活动给子一种绝对的价值观点，难怪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在“政治的宗教——反省汉娜.鄂兰的思想”(The Religion of politics：Reflection on the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一文中，把这种观点列于宗教的范畴里。以史华慈的批评观点来看，鄂兰是把人的政治活动视之为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同时，人唯有在能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哲学的思辨、艺术、文学的创作、科学的发现才能闪烁其活泼的生命力。
很显然，鄂兰此种见识是有其偏陂之处。人在政治的活动中确实能表现高贵的情操、智能、智能，譬如，为人的自由与正义而奔走于议会、公众场所的政治家，以及为求得人的福祉而奔走于社会的改革家。他们真的是在“公众的领域”里表现出高贵的行为、情操；但若认为人唯有在“公众的领域”里才能够如此，则这种观点是偏陂不全的。我们也可能在人的政治的活动里发现人腐朽、败德的行径，如统御他人的权力欲的追逐与表现、贪污、欺诈……等等；鄂兰并不是没有见识到人在政治活动表现出来的消极性格，但她把这种消极的性格归诸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所带来的败坏的结果。
然而，若是认为古希腊罗马人在政治活动中确实表现出人的高贵的行为与自由，那么鄂兰是否曾考察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社会结构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希腊的城邦之所以有灿烂辉煌的政治表现，是因为有这些奴隶的劳动，而使得城邦的市民能超脱“生物必然性”的束缚，而能尽其心智于“公众的领域”里；由此看来，所谓自由参与于公众领域的活动是有其条件的。更进一步来看，古希腊的政治活动若是那么自由与高贵，那么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尤里匹底斯……等这些哲学家与文学家为何如此不满足于雅典人的政治生活呢？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纯粹是根源于一种“反动的思绪”，但鄂兰，或许太尊重这些哲学家，而没有解释他们从政治活动中撤离的种种因素。他们是否看出“公众的领域”也是人的个人兴趣、利益的容身之处？是否也看出雅典的市民不但追求“鹤立鸡群”的荣耀；也求追属于个人的权力呢？是否亲身的感觉到唯有从“公众的领域”中退却才能够获得鄂兰心目中所谓的自由呢？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肯定的，那么我们是否也以看看西塞罗时代罗马政治场合中腐朽、败德的种种行径？鄂兰只坚持她心目中的、“公众领域”的形式，而没有斟酌这个形式中所蕴含的内容。
简略地解释了鄂兰的主要的观念，透过这个观念则可以了解她在“帝园主义”以及随后的“极权主义”所提出的许多论断的假设。
在“帝国主义”一书中，鄂兰所提出的一重要的论点既是西力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崩溃。而导致“民族国家”体制崩溃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及其掌握了统治的势力。在整本书中(甚至在“极权主义”一书)，鄂兰一直重复着一项观点：“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民族国家”体制、社会阶级以及真正的民族主义的解体。从一八八四年以降，西方政治的故事肇始于“资产阶级日益敌视国家的制度与权力”。在这里，我们会询问道：“何谓“民族国家”的体制？”资产阶级的兴起为何会导致民族国家体制的崩溃？
民族国家的体制是什么？“民族国家是统治着一个阶级划分的社会，也超然独立于这个社会之上”，“同种同族的人民主动拥戴其政府，是民族国家得以建立起来的基础”。“民族国家的基层是奠立于人民真诚的共同赞助之上，而此种基层无法毫无限制地扩展” (见本书第一章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同时，依鄂兰的观点来看，在民族国家的体制里，有可能产生如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公众领域”，在此体制里，人可以品尝到公众自由的滋味，也可以培养出政治美德。甚至在一个划分为各种社会阶级，规模较大的民族国家中，国家政府也能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所有的阶级，而能够结合它们成一个可见的政治结构；也因为民族国家体制的基础是建立在“同种同族的人民”之上，所以可以形成一结构性质的政治共同体。
由这项定义来看，民族国家的体制的政治代表很清楚的了解民族国家扩张时所遭遇到的限制。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前，西方民族国家体制的政治家都以“确定的国家疆域”这个概念来看待自己的国家。然而，一八八四年之后，西方历史的整个情势就全然改观了。
工业革命的产生造成西欧各国资本过剩，以及渴求工业原料的现象，迫使西欧各国往外扩张，首先是经济上的对外扩张，继之而来的是，随着金钱的输出而国家权力的向外扩展：
扩张是一切政治的终极、永恒之目标，这是帝国主义政治
的核心观念；它既不是瞬间即逝的掳掠，也不意蕴着长期
同化被征服的民族；因此，在政治思想与行动的历史舞台
上，它是一则崭新的观念。 (见本书第五页)
依鄂兰的观点来看，扩张的概念是适合于人底经济活动的领域(既是鄂兰所揭示的“私人的领域”) ：
在经济活动的畛域里，扩张是一项贴切的概念，因为工业
成长即是一种周转不息的运作赏髋。扩张意指不断生产可
运用、可消费的物品，生产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就宛如
人为了他置身的存在世界而不停地生产、建设、繁殖与改
进一样。(见本书第五页)
然而，在资产阶级的操纵下，这种属于“私人领域”的概念竞被引导进入政治活动的领域里；依照鄂兰的观点，这是和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之理念相违背的。
政治结构不同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无法毫不受限制地扩
展，因为，它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无可限量的人类生产力
上。就民族昕缔造的政府与政制组织的形式而论，民族国
家是最不适合于无限制的成长；因为民族国家的基层是奠
立于人民真诚的共同赞助之上，而此种基层无法毫无限制
地扩展。(见本书第七页)
由于这两种概念在本质上的矛盾冲突，致使西欧近代历史的舞台巳产生许多畸形的物品，其中最显着的就是极权主义。就鄂兰这部书——“极权主义探源”——来看，讨论的重点既是“极权主义”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因此，解释的定向是指向极权主义，而帝国主义的产生及其形成只不过是替极权主义铺路的途径之一罢了。
帝国主义的向外扩张是资产阶级一手所导演成的，由于这个原因，鄂兰很详细地分析资产阶级的性格。资产阶级会产生“扩张”的概念，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他们面临着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经济上的困境，譬如：国内销售市场的饱和状态、物质原料的匮乏、资本的过剩、以及过剩的人力。资产阶级如果只是采取“资本外流”的政策来解决这些困境的话，那么，帝国主义是不会形成的。然而，海外的投资事业是一项极冒险的活动，资产阶级发现：唯有藉助政府的政治权力，才有可能把冒险的程度减低至最少量。在资产阶级的鼓动下，西欧各国唯有朝向以扩张为鹄的的”世界政策”迈进。
随着帝国主义的产生(“帝国主义理应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第一个阶段，它不是资本主义后期发展出来的产物”)而形成的事物既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the idealogy of racialism)。这种意识形态贯穿“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与“欧陆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是什么呢？鄂兰如此界定：
(意识形态)是一种奠基于单一议论上的体系，它有足够
的魅力吸引与说服大多数人；同时也有足够的广阔度容纳
当代一般生活的各种体验与处境……它声称自身掌握着“
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能解答所有的宇宙谜题，或者认
定自己是一项知识，能透视隐匿着的、统驭自然与人类的
宇宙法则。 (见本书第五十二页)
如此， “种族的意识形态”透过帝国主义者的宣扬，走进了实际政治活动的舞台上，就在这个时候，欧洲各民族就得预备去实现一种崭新的国家政治体制——极权主义。从一开始，种族的各种理论就处心积虑地企图跨越所有国家的界限而否定“国家政治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遂有“白种人的负担”、“超越国家政府、超越所有政党之上的政党”的言论出现；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在这些畸形言论的冲击下，唯有走向崩溃的道路，最后终于产生希特勒与斯大林所领导的“极权政治”。
扼要地解释了鄂兰的政治思想的主要观念，以及她在“帝国主义”一书中所揭示的几项重要的分析观点，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读者了解这本书的论证。
鄂兰的思想看起来是简易明了的，但她的论证相当复杂、繁琐，希望读者有耐心去读完它。
在翻译过程中，感谢载爵兄的鼓励，感谢康乐兄从美国寄来史华慈讨论鄂兰思想的论文，也感谢淑贞在课余的时间帮我润饰与抄写文稿，没有他们的帮忙，这本书是无法与读者见面的。
蔡英文
于民国六十八年六月四夜
作者原序
历史上大概没有一个时代像帝国主义时代一样，能够使当代的学者、观察家、研究者那么幸运地看出它确定的目标，而且准确厘清它开始的日期。十九世纪末叶，殖民主义与“民族国家体制”跟经济和工业发展无法协调的情况产生了帝国主义，约于一八八四年左右，它便开始推动为扩张而扩张的政治事务；同时，我们也发现：这种崭新的权力政治活动跟边界战争中的国家征服举动大不相同，也跟典型的罗马式的“帝国缔造”截然不同。在“陛下您的大帝国” (这个大帝国是丘吉尔不愿意统辖的)破产后，帝国主义的最后目标，随着印度独立宣言，看起来，似乎是完成了。不列颠自愿取销殖民地的统治权依旧是二十世纪历史大事件之一，同时，自从这件事件发生后，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强有力掌有海外的殖民地。唯一例外的是葡萄牙这个国家，令人觉得怪异的，它竟然有能耐持续其它所有欧洲国家的殖民权力放弃的固执力量。究其原因，与其说是萨拉沙尔(salazar)的独裁专制，不如说是这个国家的落后所致；帝国主义因一个世代连续发生的两次大屠杀的战争而衰微或气势罄尽。更进一步推究，道德的顾虑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更反对帝国主义的极端原则——“行政谋杀”的运作(凯特奚尔语)，这原则很可能破坏印度非暴力的不抵抗反叛，同时，也因为忧虑反击的力量会影响到行殖民政策的国家，而反对继继执行“治理被征服种族” (克蓝玛爵士语)的政策。法国由于戴高乐拥有完整的权威，而宣布放弃它一向自认应属于自己一个行省的阿尔及利亚时，帝国主义的大势遂一去不复返。
反对纳粹德国的热战如果不引发苏维埃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冷战，那么，不论这股希望的功过是非是甚么，任何人在反省时，都会认为：大战后的这二十余年只是时间上的延续，在其间，地表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均运用手段谋取欧洲国家曾统治过的疆域。他也以同样的理路认为：苏联与美国之间新的不容易化解的低荡状态(détente)源自于一个具强大潜能的第三势力——中国——的出现，而不会认为这是苏联在斯大林死后反极权主义化所带来的健全、自然的结果。如果以后的发展证实这种假设性的解释观点正确的话，那么，用历史的概念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会置身于一巨大的框架上，再度回复到起点，换句话说，回复到帝国主义的时期里，以及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势力冲突的途径上。
常听人说不列颠是在一种漫不经心的状况下唾手得来一个大帝国，这样的丰硕果实像是一种自动自发的潮流所带来的结果，好象不列颠一开始就必然蹈入一可能实行的想望的途径上去，而不是刻意筹划经营的政策所带来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通往地狱的途径便是人不经意的、渴求福祉的意图共同铺设成的。今天，客观的事实摆在眼前，再度回复到帝国主义时期的政策太明显了，致使人们相信一个似是而非的言论，空泛地认定美苏两国良善的意图：美国是“介入”一既腐败又无能的贫瘠的现状，而苏联的伪革命份子则大谈民族解放战争。在缺乏民族独立先决条件的落后地区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正好跟猖狂、固执、呆板的文化沙文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成强烈的对比，而且势力相当，这带来一种权力空虚的状态(意指无法共同承担世界的政冶事务——译注) ；列强为这权力空虚的状态作势力的竞争会愈演愈激烈，但随着核子武器的发展，列强以暴力工具(意指武力——译注)作为“解决”所有冲突的手段，而正面交战的机会可能消失。在政治落后的地区，未开发的小国家彼此间不但常起冲突(如越南的内战，或中东地区民族的冲突)，也会随既引来列强潜在的或实际上的干涉，然而，列强之间的冲突，或者冲突实际爆发之际，随既有人怀疑任何冲突皆直接来自于利益与战略，或者怀疑任何冲突均受利益与战略所左右，而这样的利益与战略跟动荡不安的地区的冲突与利益毫不相干。帝国主义时期的权力政治的最明显特色在于：从这种有界限、区域性的，因此而可预料到的民族国家利益的目标转变成一种毫无界限的、为权力而权力的追逐(意指：政治事务不再有具体的目标，而只为权力之故而追逐权力，帝国主义的诸种行为最可以代表这样的政治活动——译注)，这种权力的追逐遂能不带有任何确定的民族与地区所给予的目标，且无可预料的方向，徘徊与蹉跎岁月放整个地球上。这种政治上的颓惰行径也明显地表现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譬如众人皆知的“骨牌理论](domino-theory)，依照这种理论，美国的外交政策为了他国(既使并非它的邻国)的完整、尊严，而深觉有必要从事一场战争，像这样的理论根本是那古老的“大游戏” (意指帝国主义的活动——译注)的翻版，这场“大游戏”的规则允许，甚至激励为富裕与统治一个“第三者的国家” (a third country)之故，而视整个民族为踏脚石(或以现代的名词来说，既为典押品)，但反过来，这个踏脚石又变成权力扩张和蓄积过程中的另一个踏脚石。如此的连锁反应蕴含于帝国主义的权力政治活动当中，而在人间世中最具体的表现则彰显于那些特工人物身上，关于这一种实况，吉卜林在“基姆”一文中说得最透彻明白：“当所有的人都死亡时，这场大游戏才结束，而不是在所有人死亡之前，这场游戏就结束”(意指这场游戏唯有在全人类灭亡时才会停止——译注)。吉卜林这种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的唯一理由是民族国家宪政制度上的约束、限制，而现在，唯一的希望在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政制度上的约束与核子时代科技上的制约得以防止这预言成真。
但这样的说法并无意否认现今环境与条件的巨大改变会让帝国主义的政策与方法再度重演。海外扩张的主动力从英格兰与西欧向西移动，转移到美国；在一封闭的领土内持续的领士扩张不再起自中欧与东欧，而是在俄国。帝国主义的政策(不同于其它任何因素)曾经使得整个欧洲疲惫衰微，史家与政治家曾预言：位于西欧与东欧旁的两大巨人将成为欧洲势力的继承者，这种预言，看起来似乎成真。现在，西方人再也无法自圆其说那“白人负担”的扩张运动，也无法合理化那用来结合相同血缘民族的“扩大的部族意识”；相反的，现在耳闻的却是：“介入”保护国与权力的责任，以及跟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团结一致。“扩张”这个名词已经从我们现在政治的用语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延伸”(extension)，或者较有批判意味的“过度延伸”(overextension)，但新旧名词的意义是相同的。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国外的私人投资事业原来为帝国主义发展的原动力，现在因政府军事与经济的帮助而更繁盛(一九六六年，美国政府动用四十六亿美元于经济援助与海外投资，加上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间每年花费的十三亿美元的经费；而一九六五年私人资本的投资额是三十六亿九千万美元，一九六六年则是三十九亿一千万美元)。这种现象的意义在于：所谓金元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政治上具危险性质的帝国主义翻版而来的)的时期，的确已经是明日黄花了。私人投资事业——“数千个挂有U．S．(美国)招牌的公司在数百个国家里的活动”，而且“集中于最近代化、最具战略性，最快速成长的海外经济上”——带来了许多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并非国家力量防范得了的；而且外国的援助既使发自人道主义立场，本质上，因为并非受追求利益的动机所策动，因此，还是政治上的意义较明显。几十亿的美元花费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荒芜之地(指落后国家——译注)，在这些地方，巨额的资金未能有效利用之前，却因为腐化与无能而消失，这样的资金已经不再是那些无法有效投资于国内(指那些行经济援助的国家——译注)的“剩余”资本，而是极端富裕所带来的过度成长的畸形怪物，只有富裕强国，只有“富者”能抵御得住“赤贫者”的国家才经得起这种损失。换言之，利益动机曾经是帝国主义政策的重心，在过去，确实是超乎一切，但现在已经全然消失；只有最富强的国家才可以经得起参与帝国主义活动的巨大损失。
在时间上，在衡量的范围之内，那么有信心地去分析与确定这些当前的趋势或许还太早。现在，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似乎是那难以驾御、势力相当强大、足以摧毁新成立国家宪政发展、动摇旧有国家共和体制的过程。例子太多，不胜枚举；但有一种现象的征兆是那么的不祥，使我们不得沉默、轻易放过它，即是：由秘密特工操纵的“隐密政府”(invisible．government)正逐渐渗透到国内的事务、文化、教育和经济生活的层面上；现在，这种现象愈来意明显。因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艾伦．杜勒斯(Allan W．Dulles)的证言，他说：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我们国家的情报人员“比起任何国家的政府情报人员，享有更多、更大的影响政府的权力”。但同时也没有理由相信：一九五八年杜勒斯发表这个证言后。这种影响力日愈削减。许多人也指出这个“隐密的政府”对“可见的政府”的制度具致命的危险；但较不为人所知的或许是：帝国主义的政策与“隐密政府”和秘密特工的统治之间具有传统的、密切的关联。有人相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建立起秘密特工的组织网络，最主要因素在于苏联间谍网威胁美国的生存，但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战争促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这种世界强国的地位(而不是国家的生存)才受到以莫斯科为导向的共产主义革命势力的挑战。
促成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因素不论是甚么，总不会是美国刻意规划出一套引导世界的外交政策，也不会是美国企图统治整个世界。同样的，这个国家最近虽然有蹈入帝国主义权力政治的倾向，但并不会刻意规划出一套引导世界的外交政策，也不会企图统治全球，这个国家的政府形式比其它任何国家更不适合帝国主义的权力政治。西方国家与其它国家之间的隔阂(不仅仅重要地显现于财富，也显现于教育水准、工艺科技与一般的能力上)自从真正的世界政治活动开始以来，曾经瘫痪了国际间的关系。这种隔阂最近在急速进展的交通系统与因此而缩短地表上距离的压迫下，并没有消除，反而恒定地增加，至今则显现令人惊异的比率。“落后国家人口的成长率竞双倍于较进步的国家”，单单这一种因素就足以使落后国家靠拢那些能给予他们剩余食粮、科技与政治知识援助的国家，但也是这项因素使所有的援助归于无效。显然，人口愈多，每人能接受的帮助就愈少。实行大规模的援助计划二十年之后，那些曾经无法自助的国家就会愈来愈贫穷，在政治上与经济上，也会愈呈现出动荡不定的现象。就帝国主义的机会而言，这种处境会愈来愈有利，原因很简单，既是：众多数目并非小问题(Sheer numbers have never mattered less)；而南非的白种人的统治(在这个地方暴君政体的数目超过十)大概从未比今天的情况更安稳。这种客观的形势可以把所有的外国援助转变成外人统治的工具，同时，使得需要这种帮助的国家在接受“被征服种族的统治政府”形式，或者急速沉沦于无政府状态的式微之前，都减少外在生存的机会。
严格说起来，这本书主要是处理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据我们了解，这种帝国主义在不列颠宣布结束印度的统治权时，就结束了。这本书也述说欧洲民族国家解体而蕴含后来促使极权主义运动与政府兴起的必要元素的整个故事。帝国主义时期来临之前，并没有“世界政治”(world polities)这回事，没有它，极权主义征服、统治全球的声言就毫无意义可言。在帝国主义时期里，民族国家体制显然没有能力规划出一套新的治理规范，来处理那已经变成全球事务的外交事务，或者迫使世界其它各地处于“罗马和平”(a Pax Romana)的状态。帝国主义的政治偏狭与短视因极权主义的大灾难而结束，而极权主义造成空前的恐怖掩盖了前一个时期(指帝国主义时期——译注)显现出来的不祥事件与甚至是更令人觉得震骇的心态(mentality)。学者的研究只把焦点摆在希特勒的德国与斯大林的俄国，而不关注那些较无严重伤害性质的先驱者。帝国主义，除了要攻讦它时才会提起，其他时间几乎为人所遗忘，而这项事实之所以引入悲叹，最主要的因素在于：最近几年，帝国主义跟当代的重要事件愈来愈有关联，因此，美国对北越不宣而战的事激起双方面的争论，这场争论，双方面都引三十年代极权主义统治的影像出现且渐趋明显时的例子，或者以慕尼黑事件作为对照。然而，今日政治上的言行的威胁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政治的行动与言辞的自圆其说极为相似。我们也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始于某一个小地区的星星之火，而后逐渐蔓延造成一场波及全世界的大火。
这本书强调当代世界的处境跟这一段几乎被我们遗忘的时期之间的关联，看出这一种关联或许令人觉得难过，但这并不意味逝者已矣，也不意指我们正进入一崭新的帝国主义政策时期，或者在任何环境下，这样的帝国主义必然由极权主义造成的大灾难给予结束。不论我们从过去能学习到多少，对过去的认识并无法使我们预知未来。
汉娜．鄂兰
一九六七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