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形式群体的成员资格，就霍布斯的观点而言，只是一种短暂的、有限度的事务；根本上，从来不会改变个人独有的、私密的性格(任何个人“绝对没有欢乐可言”，相反的，有太多的悲伤源生于共同的生活之中)或者创造出人与其同伴之问绾连的系带。看起来，霍布斯所描绘的人的图像挫败了他的一项目标，那就是为共和国提供一项巩固的基础。然而，他却提供态度上的前后一贯的模式，透过它，每一个真实的团体，很可能轻易地被解体。由此观之，霍布斯的共和国，其概念均蕴台着它被解体的可能，其本质烙印着动荡不定的性格——“在战争(不论是国内或国外)之中，敌人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而后，共和国逐分崩离析；此时，人有权利可以任意保护他自己”，这种动荡不定是最引人注目的，也是霍布斯一再重复的首要目镖，此动荡不定性将会确保最大可能的安全与均衡。
认为霍布斯所描绘的人图像，只是企图表现出哲学的真理或心理学上的实在论，这种观点十分不公平，也误解了他，同时也损伤了他作为一位哲学家的尊严。事实上，霍布斯对哲学的真理与心理学的实在论均不感兴趣，他所关怀的仅仅是政治结构本身。他依照“利稚坦”的需要来描绘入的特征；由于论证的需要与信念的催促，他以现实主义对人的洞察作为起点——依照此洞察，“人永不止息的渴求权力”——透过它而提出政治的纲领；同时，也从这种洞察之中，规划出一种最适合于渴求权力的政治体制。然而，确实的过程(使他的概念表达出意义的过程，使他得以超脱那认“为人既是邪恶”的老生常谈底观念)是与此相背的。
十七世纪出现了一崭新形态的资产阶级社会，而此种崭新的政治体制是为这个社会的利益而设置的，这幅人的图像既是那适合此社会的人的素描。共和国是奠基于权力的委托之上，而不是以公理作基础。它需求一种杀戮的专制权，也提供一种有条件的护卫来抵挡遭受杀戳的厄运。法律可以提供安全感，而法律却源自于国家的权力垄断(法律并不是依照人判断善恶的准则而制定的)。法律一旦直接来自于绝对权力，那么，生活于法律之下的个人，依照他们的眼光来看，法律即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斟酌国家的法律，也就是说，一旦考虑国家权力所垄断的社会，则没有对错的问题可言，仅有的，只是绝对的服从与盲昧地顺服资产阶级社会。
公共生活对人们是必要的，一个人一旦被剥除了政治权利，他就会特别关切私人生活与个人命运。一个人若隔离了所有牵涉市政的公众事务，他就丧失了在社会中的合法地位以及与其它同伴的关联性。现在，他只能与其它人相比较，借着此种比较来判断他私人的生活；而他与其它同伴在社会的关系，就以竞争的形式显现出来。公众事务一旦在必然性之下受国家的支配，那么“机运”就操纵着竞争者的社会与公众生涯。在一个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里，自然赋予所有人同等的追求权力的能力，个人也同样受国家的保护而来防范他人；由是言之，只有机运可以决定何人可以成功。
依据资产阶级的标准来看，遭受恶运的人及失败的人，皆会自动地被摒除于竞争之门外，因为，竞争是社会的生活。好运与荣誉相关，而恶运却令人觉得羞耻。个人可以分享国家的政治权利，因此，他可以把社会责任委托于国家：他可以要求国家解除贫困者的负担；也可以要求国家保护他，免受罪犯的侵袭。贫民与罪犯之问的区分就从此消失，因为他们已被摒除于社会之外。失败者被剥夺了古代文明所赋子他们的美德；遭受恶运击溃的人，再也不能诉诸基督教的悲悯。
失败者、遭受恶运击溃的人和罪犯都被摒除于社会之外，然而霍布斯希望解放他们。他认为国家若没有照顾他们，他们便没有对社会与国家尽义务的必要。他们可以任随其欲望的奔驰，也可以随意运用他们禀承的杀人能力，如此，就恢复了天生的自然平等(natural qualitity)，此种自然平等，只有在权衡轻重下，才可以被社会所抹煞。资产阶级的伦理哲学，其逻辑演绎出来的结果即是：把社会中的贱民，组织成一个谋杀者的群体，霍布斯已预知此种情况，并将之合理化。
权力在根本上只是达成目的的一项手段；一个群体，其基础若奠基于权力之上，那么秩序与均衡的要求必定会导致它崩溃；这样的一个群体所建立起来的安全体系，宛若立之于沙尘之上，岌岌可危。唯有不停地需求更巨大的权力，它才可能维持现状；唯有不断扩展其权威，也唯有透过蓄积权力的过程，它才可能维持一安定的局势。霍布斯所建立的共和国，是一种摇摆不定的结构，必须经常从外汲取新的养料，方得以维系生存；否则，旦夕之间，它必会解体成为个人利益的无目标、无知觉的混乱局面；个人对己身利益的关切，本来就是无目标、无知觉酌，但霍布斯的共和国却源自于此。在自然状态国家的理论中，霍布斯具体表现权力蓄积的必然性，以及整体对抗整体“永不止息的战争状态”，在此必然性与战争状况中，任何国家与国家之间对立的局面，犹如个体末受共和国权威支配之前的情景一样。战争不断出现的可能性保证了共和国得以永存的希望，也因为这种可能性才可以使一个国家牺牲另一个国家来增加自身的权力。
霍布斯一方面替人的安全感请愿，一方面却缔造出一个动荡不安的共和国．这显然是矛盾的；但是，若仅仅取它的表面价值来断定，则是错误的。在这里，霍布斯再度剖析人追求安全感的本能，他很清楚地了解：“利维坦”一书中所呈现的人，唯有臣服于“威震整体”的权力，以及那无所不在、充满威吓恐惧的权力才得以生存，但这并不是具有安全详和之感的人天生固有的情感。霍布斯的思想起点毋宁是：他已透视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体制所渴求的政治需要，在这个崭新的体制里，其根本的信念即是——财富囤积的永不止息的过程将会根除个人的安全感。当霍布斯建议对政治体制作一根本的改革时，他是从社会与经济的行为模式之中，演绎出必然的结论。他仅仅规划出一个能切合新阶级的利益与需要的崭新政治体制。他确实的成就在于描绘出一幅人的图像，这种人物，若想适应既将来到的资产阶级社会，则应当如此变形，如此行动。
霍布斯坚持：权力是万事万物，不论是人或神的源生动力。(甚至，上帝对人的统治权，是源自于“不可抵御的权力欲，……而不是因为创造了人所致”)。他的这桩信仰，是来自于一项无可否认的前题，既是：永不止息的财富囤积必需奠基于那永无止息的权力蓄积之上。一个群体若以权力作基础，那么，它就承继一种动荡不安的性格；与此相关的哲学理念，既是一种流转不息的历史过程，为了适合权力不停地成长，这种历史过程必需勇猛地刺激、驱迫个人、民族，以至于全人类。无止境的资本囤积的过程，必须需求一种“不阻碍权力滋长”的政治结构，俾能借着不断成长更巨大的权力，而保护日益累积滋生的财富。如果承认这种新社会阶级的动力，则霍布斯这段话——“人若无法攫取更多的权力与手段，他就无法确信当前使他生活得更美好的权力与手段。”——便说得对极了。这项结论是谐和一致，没有任何冲突。三百年来，没有任何王权可以把“这些沉思得来的真理，转变成实践上的功能”，也没有任何资产阶级能有政治的意识及经济上的成熟见解．得以敞开胸怀去接纳霍布斯的权力哲学。虽然此乃昭明的事实，但丝毫无疑于霍布斯的真知灼见。
为了保护无止境的资本囤积而需要无止境的权力蓄积的过程，决定了十九世纪末叶所产生的“进步学理”的意识形态，也预示了帝国主义的兴起。使“进步”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其因素不在于一种天真浪漫的幻想——认为财富可以无止境地成长；而在于了解到：唯有权力的蓄积，才可能确实保证经济法则的稳定性。十八世纪的“进步”理念，犹如法国大革命前所了解的，是倾向于“对过去的批判”，这意指操纵现在，控制未来；于是，“进步”在人的解放中臻于高潮。然而，这项理念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止境的进步毫不相关，资产阶级的社会不但不要求自由，以及人的自主性，反而要求人与一切事物均献身于那假设的超个人之上的历史法则。“我们所称的进步是一场狂飙，……逼迫“历史的神祇”住将来飞翔，当废墟堆砌得高耸入云时，他只好折回来”。以乔哀思的话语来说，唯有马克斯的无阶级的梦想，才可能使人从历史的梦魇中苏醒过来。马克斯的这种梦想透露出乌托邦的色彩，这是十八世纪的概念所显现的最后遗痕。
闪耀在苍穹的星辰，骚扰了崇尚帝国主义的商人，因为他们委实无法吞并这广大无垠的星辰，他们很清楚地了解为权力自身而组织权力，将会繁殖更巨大的权力。资本的滋长臻于国家的界限时，资产阶级同时也了解：唯有靠“扩张就是一切”的意识形态，以及跟这种意识相对应的权力蓄积才可能使这已疲倦不堪的动能根源，再度运转，然而，假若这永恒运转的原理一旦被发现，“进步学理”的乐观论调便开始动摇。这并不意指已经没有人相信进步的必然性，而是人们开始感受到罗德斯的震憾、忧惧：人的处境，以及人居住的这个地球本身确实会严重地阻挠一种永不能停止与均衡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达到其界限，随后而来的，是一连串毁灭性的大灾祸。
在帝国主义时代里，权力哲学变成了“秀异份子”的哲学，这些“秀异份子”很快地就发现与承认：对权力的渴求，只会透过毁灭的途径而被消灭。这就是形成他们那虚无主义(法国在十九世纪最明显，而德国则在二十世纪)的最根本原因，这种虚无主义抹煞了进步学理的迷信，但却代之以同样粗粗的“劫数”迷信。那些相信乐观的进步论的人们以极浓烈的情感宣称：经济法则有不容抵御的必然性。现在，这些虚无主义者亦以同样的热情宣称：毁灭是不可避免的。霍布斯，这位崇拜“成功”的伟大思想家，其哲学思想经过了三百年的时间，才引入注目。其引人注目的部份原因是法国大革命及其对人的概念——人是法律的创造者与国家公民(Citoyen)——几乎阻止了资产阶级去完成“历史是一必然过程”的概念。另一部份是由于霍布斯提出“共和国”的革命性的应用，它毫不畏惧的割裂西方的传统。霍布斯十分清楚地指出近代资产阶级的种种元素。
每一个人与每一种思想，如果无法服从与承认这一永不停息的蓄积权力的机器，并为达成其终极目标而奉献，便是愚蠢的。霍布斯判定：“古希腊罗马”的著作是“充满偏见的”；基督教“古代伦理哲学家在书中所说至善……”的教诲，以及“违反良心就是罪孽”，“法律是公正与不公正的准则”……诸如此类的学理，也都是“充满偏见的”。霍布斯的政治思想，即是想替“暴君政体”(Tyranny)作一理论上的自圆其说。在西方历史中，“暴君政体”不时发生，但是，却没有一种哲学的理论基础使它受到世人的尊敬；我们若了解此种情况，对于霍布斯那不信任整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态度，就不致于感到震惊了。他的“利维坦” (利维坦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怪兽，能吞噬一切事物，霍布斯以此指涉国家一译注)几乎是暴君政体的政府，他很骄傲地承认：“暴君的意义，即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容忍那受人憎恨的暴君，就如同容忍那受一般人憎恨的共和国，……”。
霍布斯是一位哲学家，因此，他已看出这新兴的资产阶级烙印着一个新阶级所禀赋的反传统的性格，而比新兴阶级必须经过三百年的时间，才得以发展圆满。他在“利维坦”一书中所关切的，不是虚掷光阴地思考崭新的政治原理，也不是不合时宜地探索那治理人类的根本原理；它毋宁是细密地“论衡一切结果”——随着一个新兴的、以财富为动力的观念与生产财富的新策略为生存之道的社会阶级，所造成的结果。资本的滋长与蓄积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改变了财产与财富的概念。这种新的社会阶级不再是囤积与掠夺所造成的结果，而是囤积与掠夺的开端；财富变成不断地掠夺更多财富的利器。把资产阶级归类入有产阶级虽是正确的，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意义。属于这个阶级里的任何人皆认为：生活便是一种不停地变成更富有的过程；而且也认定金钱是神圣不可浸犯的，不论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只把它当敞一种消费的商品。
财富本身是用来消费与利用的，因此会不断地消失。最根本与最安全的拥有财富的方法既是毁灭它，因为只有我们毁掉的东西才能永远安全的属于我们。产业的拥有者并不一定是消费者；人不断地扩展其产业，最后他会发现一项非寻常的界限与一桩极不幸的事实，那就是，人注定要死亡。为什么财富、产业，永远无法成为永恒的政治原则呢？死亡是最主要的因素。一个社会体系若奠基砖财富与产业之上，那么它进展的目标不是别的，便是摧毁所有的财富、产业。人有限的生命，对于财富、产业是一种严重的挑战，就如同另一种事实一样，那就是：社会的基础，以及我们的居住地(地球)的界限对于做为政治基础的“扩张”而言，是一严重的挑战。由于计划不停地蓄积超越人所需要与消费的财富，简言之，既超越人生活的界线，私人产业遂脱离私人生活的范围，而被视为一种公众事务。私人利益，其本质是暂时性的，是受限于人类生命的自然时距，现在，它可以脱离这些本质，而进入公众事务的畛域里，从这领域之内，它可以摄取无限量的时间长度，作为不停蓄积的资本。看起来，这好似建立起一个与蚂蚁、蜜蜂相类似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共和国的利益与私人的利益混然不分；由于倾向于私人利益，故可以促成公众的利益。”
毕竞，人并非蚂蚁与蜜蜂，因此，整个事件纯粹是一种幻象。公众事务被视为私人利益的总和，好似只要透过添加增益的过程，就可以创造出崭新的质性(a new quality)，这是一种虚幻的看法。在政治学理中的自由主义概念(于帝国主义时代之前，资产阶级的政治概念)，譬如：利益上的无限制竞争终会导向一种均衡的局势；追寻“开明的私人利益”是一种政治上的美德；事件的连续进行过程禀赋着无止境的进步……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都有一共通之处：它们只是综合了私人利益与个人行为的模式，而以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的法则表现出来。在自由主义的概念中，表达了资产阶级对于公众事务的不信任与敌对的态度；这项概念，也暂时地协调了西方文化的古老原则与新兴阶级所信仰的一桩原则——即是将财富与产业视为动力的、自行运转的原则。古老的原则现在已经无足轻重了，财富的自动成长取代了政治行动。
霍布斯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这是千真万确的，虽然并没有被充份承认。他了解：财富的攫夺是一项永无止境的过程，必须借着掌握政治权力的手段才可以保护它的存在，同时，蓄积滋长的过程必定会迫使所有既存的疆域界线往外开放。他也预先看到：一个社会一旦踏入永无止息的攫夺途径之上，则必须建立一个能适应那永无止境的滋长权力并且动力十足的政治组织。由于犀锐的想象力，霍布斯能描绘出一崭新形态的人的心理特征，此种崭新形态的人能适应上述的社会，及其暴君式的政治体制。他预先看出：对于此崭新形态的人而言，权力的崇拜是必须的；这种人可以美其名为“渴求权力的动物”，既使社会迫使他舍弃其天生本性，放弃其美德与恶德，而使他成为一个可怜兮兮的、温驯的，没有能力起而抗拒专制政体的懦夫，甚至，他的好友不幸成为那不可理喻的“存在理由” (raison d'état) 的无辜牺牲品时，他也不会产生任何激动、愤怒的清绪。
“共和国”的基础若奠基于蓄积权力与控制它所有成员之上，那么，它必须设法使每一个人无法掌握任何权力，而使他成为这部机器的小零件，同时任意冠以一种“崇高”的思想来慰藉人民。它会告诉民众：这部机器必须遵循其法则而并吞全球，因为它是依照这个途径的理念而建造出来的。
这个共和国具有毁灭性的终极目标，这已经由一种哲学的阐释表达出来。此哲学思想将人的平等解释为人“拥有同样相互杀戮的能力”；一个国家与其它所有国家是“生活于永不止息的战争局势之下”，其共同生活的范围，“也局限于战场之中，它们的边境驻扎了无以数计的军队，炮口也彼此朝向对方”。此时，不再有引导行为的法则，所有的法则仅仅“指导国家如何去攫夺利益”，那结构脆弱的国家将会逐渐被并吞，最后，有一场“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决定胜利或死亡”的战争。
由于“胜利或者死亡”的睹注，“利维坦”一书中的人可以克服各个国家、民族彼此之间的政治界限，也可以在其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吞并整个地球。然而，最后一场战争来到时，每个人都得置身于其中，这个地球上将无安宁之日。这部蓄积滋长权力的机器，如果停止扩张，将会分崩离析；它必须不断地吞噬更多的原料，俾能滋养那永无止境的进展。假若最后一场胜利也无法使共和国持续不断地“吞并星辰”，那么，为了重新运转那永无止境滋长权力的过程，它只能摧毁自身了。
丙 暴民与资本家的结合
一八八○年代，由于非洲殖民地的争夺战，帝国主义进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这个时候，商人不断地鼓动着帝国主义，而拥有权力的政府却猛然反击，令人惊异的是，大部份的知识阶级竟然张开双臂欢迎它的到来。对知识阶级而言，帝国主义好象是上帝遣送至人间，用来治疗一切罪恶，消弭所有斗争的万灵药；而帝国主义并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正值政治与社会结构受到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威胁时，帝国主义赋予它们新的生命，使之得以重新生存下去；如果在此时刻此环境下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扰，它们就不必藉助两次世界大战才消失于历史舞台上。
事实上，帝国主义带走了所有的纷扰，而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此种虚幻的安全感弥漫整个欧陆，除了少数心智敏锐之士外，它几乎蒙蔽了所有的西方人。法国的裴珪(Charles Peguy)，以及英国的柴斯特东很清楚地瞭解：他们是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而它最空洞的伪装既是稳定与安乐，一直到所有事物开始崩溃时，那早已过时的政治制度仍然稳稳屹立，而它顽强无忧的寿命，显然曾经欺骗了那些感到脚下大地震动的人们。解开这个谜的显然是帝国主义。为甚么欧洲的国家会让这项罪恶(帝国主义)一直散播开来，直到每一件不论是好是坏的事物均被摧毁为止？这个重大问题的解答是：各国政府都了解其国家正在暗中逐渐崩溃，其政治体制正从内部逐渐毁坏，它们都只是在苟延残喘。
一开始时，扩张仅仅是替过剩的资本寻找出路，也为资本的输出提供矫正之道。在以分配不当作为基础的体系下，资本主义制造出大量财富，而导致“储金过剩”，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生产与消费能力之内，被指责为浪费的资本囤积。这种金钱确实是过剩多余，虽然是那正成长中的阶级所拥有，但没有人需要它。在帝国主义进展的三十年当中，随“储金过剩”而来的，是种种的危机与不景气，这种光景给资本家极深刻的印象，致使他们认为：以前，他们的生产体系完全依赖供求律，然从今开始，生产体系必须源自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领域”。只要资本主义的体系不控制所有社会阶级与整体的生产力，那么，供求之间的关系就只限于一个国家之内才能发挥功能。然而，资本主义一旦遍布于整体的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并且所有的社会阶级都走进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轨道时，资本家就必须决定：到底要眼睁铮看着整个供求律体系崩溃，或是发现新市场——即是侵入一个尚未受资本主义支配而能提供“非资本主义式的供求律”的国家。
约在一八六○与七○年代，帝国主义刚起步时所产生的不景气情况，其意义是：资产阶级由于不景气所逼迫，而首次触及到掠夺劫盗的原罪。始自一个世纪以前，西方的社会就便得“最初的囤积资本”(马克斯语)成为可能，也策动更进一步的滋长蓄积；并且为了妨止蓄积滋长的运转机器不致于顷刻间解体，就必须一再重复此种掠夺劫盗的原罪。这种不景气的危险情况，会使得生产崩溃而招致大灾难，这不仅威胁着资产阶级，也威胁着整个国家。面临此种险境，资本主义者遂了解到他们的生产体系，其形式与法则“一开始就为整个世界筹划而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张”。
国内市场的饱和、物质原料的缺乏，以及逐渐滋长的经济危机，面临这些因素，资本家的第一个反应是资本的外流。刚开始，过剩财富的拥有者尝试经营海外的投资事业，但他们并不冀望扩展及政治上的控制，但结果产生了无以数计、恣意放纵的赌徒，以及证券市场上的投机分子；当海外投资事业比国内投资事业更蓬勃发展时，这种景观愈令人感到忧虑。储金过剩所带来的投资事业，替少量金额、规模较小的工作伙伴打开了生产道路。国内的产业，为了与高利润的海外投资相匹敌，遂采用欺骗的方法，俾能吸取日益增多的民众，使他们为了冀望剎那间获取巨额利润，而从窗口抛掷金钱。然而，大量利润的保证却造成巨额款项的损失，法国在巴拿马的丑闻、德国与奥国的虚设公司骗局，都是典型的例子。拥有少数资本的人们，其损失如此快速，如此巨大，使得那些拥有巨额剩余资本的资本家发现：自己竟踽踽独行于商业的战场上。多余的资本假若无法把整个社会转变成一个赌徒的社会，则它们又再度是多余的， (不能用于正常的生产过程)，而所有资本家以外的阶级在经过这场骚乱后，只好贫困而痛苦的再度回到正常的生产。
金钱的输出，以及海外的投资，并不一定是帝国主义，也不尽然导致扩张的政治策略。只要那些拥有多余资金的人对于“把巨额财富投资于海外”感到满意(即使此种倾向“抗拒了传统的民族主义”)，他们便会超离国家的政治体制——反正他们也只是这体制下的寄生虫。在甚么情况下，他们才会改变此种倾向呢？只有当他们要求政府来保护他们的投资事业时(经过第一阶段的欺诈之后，他们了解政治权力是一项利器，可以抗御赌博的风险)，他们才重新纳入国家的畛域里。显然，他们是尾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既定传统，认为政治体制只是一种用来保护个人财产的工具而已；因此对政府作此种恳求。这个拥有财富产业的新兴阶级与工业革命碰巧结合为一时，才产生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者与鼓励生产的人们。现代的社会，根本上是一种生产者的社群，而新兴阶级若能在现代社会中完成此项功能，则它所带来财富的滋长也是整个国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剩余资本的拥有者是历史上首次只期望获得经济利益，而没有真正完成社会功能的阶级；它所扮演的是一个剥削生产者的角色。其结果是：警察力量无法替它抵御民众愤恨的情绪。
扩张不但疏散了多余资本；更重要的是它保护了多余资本的拥有者，并抵御多余资本与社会寄生虫所带来的威胁，它使资本阶级能逃脱因分配不当所导致的祸果。财富不再是国家生产结构中的重要因素时，或者财富与整个群体的生产理想相互冲突时，扩张能及时赋子一种鲜活的生命力。
在产生多余财富之前，资本主义形式生产中就已有了一种副产品，那就是：随着各种工业的成长，而从生产社会中所源生出来的“人”之剩余物品与废物(指多余之人，superfluous man，这是本书中一重要的讨论主题一译注)。就一个由多余财富拥有者组成的社群而言，那些怠惰、虚挪时光的人是多余的。十九世纪的人们皆认为：这种人的存在对社会是一种威胁，于是，这些人向外迁徙，繁殖了加拿大、澳洲与美国的人口。由此观之，在帝国主义时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桩崭新的事实，既是：两种剩余力量——多余的资本与多余的劳动力量——相互结合，它们皆抛置国家于脑后。扩张的概念、政府力量的对外扩张，以及国家并吞财富投资与工作疆域，这些概念与行为，看起来，好似是能改善财富与人口日益剧增的唯一方法。同时，帝国主义及其无限制的扩张概念，似乎制造绵延不绝的罪恶。
各余的财富与多余的人力首次结合之后，国家体制自身竟然成为多余的，这是多么荒谬!始自十九世纪初叶，由于南非洲通往印度的海上航道已确定，南非洲遂成为英国的海外产业。及至苏伊士运河开凿通行，减低了从埃及到好望角的旧有贸易驿站的重要性，同时，欧洲各国在印度的产业与利益消失后，不列颠与欧洲各国必然尽可能从非洲撤退。
令人感到荒谬，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南非洲由一种象征的环境地位发展成“帝国主义的文化温床”，而这种发展竟然是南非洲丧失所有的价值时，才霎那间闪耀出迷人的光芒：一八七○年代发现了钻石矿，八○年代则发现了金矿。为了获取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欲望又再度被鼓动起来，而共同趋向同一的目标：采矿者、冒险者，以及大城市中的地痞流氓，都带着工业国家所产生的巨额资金，朝向“黑暗大陆”移民。那些由于资本的巨额囤积所产生的暴民，都跟随着其生产者住采矿的航海道上前进。然而，在南非这个地方，甚么也没有发现，只有发现投资的新可能性。唯一能支配来自世界各角落的多余人的，是那些拥有多余财富的人。他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寄生虫的天堂，其血液都是黄金。多余资金与多余的人导致的帝国主义，现在借着生产那最多余的、最不真实的利润，开始经营那令人惊愕的生涯。
扩张这一种万灵药，如果能替那些多余的势力——此势力是任何国家体制所无法融合的——提供冒险性的解决方案，那么，是否能强烈地诱惑非帝国主义者，这依旧是令人怀疑的。但议会所有的党派竟然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共同策谋帝国主义的计划，这是有案可稽的事实。就此层面来看，英国工党的历史，几乎是一连串替罗德斯早年的预言作证的过程。罗德斯曾如此预言：“工人都发觉到，虽然美国很欢迎他们，而且彼此有兄弟般的情谊，但是却拒绝输入他们制做的货品。工人也发现俄罗斯、法国与德国亦是同样的情况。他们由是了解：如果稍不留意，则在这整个世界上都将没有他们能做生意的地方。如此，工人不得不变成帝国主义的支持者，而自由主义的党派也尾随于其后”。在德国，自由主义者(不是保守党派)确实鼓动了那有名的海军政策，而众人也皆明白这项政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主义党派则摇摆于主动支持帝国主义者的海军政策(一九○六年之后，它一再投票赞成德国海军之建立)，与完全忽视所有的外交问题之间。偶尔他们会反对Lumpenproletariat(缺乏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以帝国主义肴馔中掉落下来的面包屑贿赂工人阶级，然而这并无法导致众人深刻地了解帝国主义计划对于政党成员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在马克斯主义的概念中，暴民与资本的相结合的崭新现象是史无前例的，也与阶级斗争的理论相冲突。因此，他们几乎都忽略了帝国主义者的危险企图，那即是：把人类划分成主人种族与奴隶种族，高贵教养的绅士与低俗的贱民，有色人种与白人，此种划分只冀望能以暴民作为基础，而结合国家民族。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国际间团结力量的崩溃，竟然没有骚扰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依旧安心自满的抱持着对无产阶级的信仰。现在，帝国主义对海外已不再遵守其经济法则，这些法则已经因“帝国因素”与“种族因素”而被牺牲了。在这个时候，只有少数拥有巨额财富的绅士，依旧相信那利润不容剥夺的特权；只有社会主义者仍然探索帝国主义的经济法则。
令人奇怪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势力竟然那么微弱；尊奉自由的政治家，有许多是言行不一致且没有履行其承诺的，这种情况，时常被归诸于投机主义，以及受贿赂，然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譬如，葛莱斯敦领导自由党时，曾经许下一个诺言：一旦当选首相，便自埃及撤军；但是他食言了；此种行为我们不能归罪于投机主义。这些政治家半是自觉的(但几乎从不明确表达出来)与民众共享一项信念，那既是：国家体制中有许多分裂的阶级，同时，阶级斗争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显着特征，因此，国家的统一往往濒临险境。在此情况下，扩张一旦能替整个国家提供一共同的利益，就是一种救国的途径。基于这个原因，帝国主义遂被允许为一种“依赖爱国热忱的寄生虫”。
此种希望部分是源自于那古老的、不正确的“治疗”方法——以海外冒险来矫治国内的冲突。国内事务与海外冒险事业，两者毕竟是泾渭分明的。冒险既使能在短期间消弭此种冲突，但绝无法永远消弭它们，因为冒险的本质是受到时空限制。在一开始，帝国主义者的扩张冒险，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永久的解决途径，因为一般人皆认为扩张冒险是永无止境的。但就更深一层来看，帝国主义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冒险——原因何在？因为它并非依赖民族主义的宣传口号，而是奠基于稳固的经济利益之上。在一个利益不一致的社会里，人一致认为公众利益既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在这样的社会中，扩张遂很可能被视为国家整体的利益。有产有势的阶级已经使每一个人皆相信：经济利益与拥有权是健全国家体制的基础；甚至，非帝国主义的政治家看到共同利益出现于地平线时，也轻易地就被说服。
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两相冲突的，为甚么民族主义却有发展成帝国主义的趋势呢？原因是：任何一个不适合帝国主义发展的民族国家，愈是冀望并吞殖民地民族(这是与它本身的政治体制相冲突的)，则会愈激烈地压迫殖民地人民。在理论上，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是相互隔离的；在实际上，部族的民族主义(trilbal nationalism)与绝对的种族主义可以连接此种隔阂。从一开始，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均宣称：“他们是超越政党利益之上”，而只为国家利益说话，这是真实的吗？我想，只有在拥有少数或根本没有海外殖民产业的中欧与东欧国家里，这才可能是真实的。暴民与资本家的结合，发生于每一个国家中，他们憎恨(且猛烈的攻击)国家体制以及所有党派。
在欧洲各国里，尊奉帝国主义的政客对于国内问题均抱着藐视与轻忽的态度，尤其是英国。如樱草会 (Primrose League，1883年成立的保守党团体)这类“超越政党之上的政党”所散布的影响力只是次要的，帝国主义才是最主要的影响力，由于帝国主义的影响，使得两党政治退化成为国会前席制(front Bench)。此种国会前席的体制，导致议会中“反对力量的衰微”，也导致“内阁反对众议院”力量的滋长。当然，此种政制的转变完全是一些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它们宣称自己是为国家整体说话，因而能消弭党派相互之间的倾轧与特殊利益的冲突。这种美丽的言语，能吸引与蒙蔽一些依旧抱持政治理想主义的人们。“结合统一”的呼唤与战争的呼唤是相似的，此种呼唤，往往导致人们走入战场；然而，没有人发觉结合统一蕴含着绵延不绝的战争因素。
比起其它任何党派，政府官员更主动地参与那烙印着帝国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活动；他们也把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混淆。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依赖文官的甄选制度，它是一种永久不变的公务员体制，这些公务员不论阶级，不论政府的改变，全心全意替国家服务。他们的职业尊严，以及自尊，尤其在英国与德国，是导源于此种替国家服务的精神。一个国家的基本主张应是独立于任何政党之上，这些公务员则是唯一能支持国家此种主张的团体。民族国家自身权威是依赖其文官任职的经济独立与政治中立，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此情况愈是明显。然而，民族国家体制的崩溃肇始于恒定不变的行政制度的腐蚀与一种普遍流行的信念的散播，这项信念即是：文官职务的薪资不再是由国家支配，而是由有产阶级来支配。在十九世纪末叶时，有产阶级已成为一掌有统御实力的阶级，因此，任何一位国家的雇员，如果再相信自己是替国家服务，那么就显得荒唐可笑了；阶级的分裂使他们置身于社会体制之外，也迫使他们形成自己的派系。在殖民地里，文官当然能躲避国家体制的分崩离析；在海外统治着异族，使他们更能假装自己是一位替国家服务的英雄，并自认为“由于他们的服务，助长不列颠民族的荣耀”，这是在国内服务所无法达成的。殖民地不再单纯是“为上层阶级往外疏散而设的巨大系统”，犹如詹姆士．弥尔所描述的；现在，他们已成为不列颠民族主义的中流砥柱，他们发觉管理海外殖民地与治理异族才是服务英国、实现英国利益的唯一途径。任职海外的文官也相信：“处理那些被征服的种族的体制，才能真正表现出一个国家特别的天份。”
英国、德国或法团的公民远离其祖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位英格兰人，法兰西人，或德意志人。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与经济利益或社会忠贞心意纠缠不清，致使他们感觉到唯有在海外才能更贴切属于自己的阶级。扩张给予民族主义一种鲜活的生命力，也因此被视为国家体制的一种工具。新殖民团体与帝国主义者的联盟，感觉到自己“远离党派斗争”，并且加强了“自己是国家利益”代表的信念。这也显示出帝国主义之前，各个国家极度绝望的情况。这段期间，面对着人的生产能力日益强大的各实况，可以看出各国的政治制度脆弱不堪，社会体制已经不合时宜，甚至自保的方法也毫无成效、令人绝望。最后证明了尝试补救的途径比原有的罪恶更糟——它不能治疗任何病症。
在每一种言行一致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发生根源里，均可发现资本与暴民的结合。某些国家，如英国，富有者与赤贫者的结合，依旧局限于海外产业。一般人所称的英国的伪善，实导源于英国政治家的见识，他们严格区分了殖民法与国内政策，也因此成功地避免了帝国主义对祖国的反击力量。在其它国家里，特别是德国与奥国，此种结合竟以“泛主义运动”(Pan-movemeents)的形式，而严重地影响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在法国则比较轻微，因为它标举着所谓的“殖民政策”。这些“运动”的目标，既是把整个国家帝国主义化(而不仅仅只是此目标的“额外”部份)，以此种途径来绾连国内与海外政策，也为了掠夺领土与剥削海外民族，而组织整个国家的力量。
由于资本家的组织而导致暴民的兴起，这种现象早被许多人察觉到，而十九世纪所有伟大的历史家都忧心忡忡，小心谨慎地注意它的成长。从布克哈特到史宾格勒绵延不绝的历史悲观论，都导源于此种忧虑。但是，这些历史家的心思被此种现象盘据住，悲切不堪，遂无法了解暴民与那日益增长的劳工阶级并不是相同的，当然也不是与整体民众相同的，暴民是包含着所有阶级排泄出来的弃物、垃圾。如此的组合使暴民及其代表，看起来，似乎已消弭了阶级的差异性，也使人有一种错觉，以为他们是置身于阶级分裂之外的民众，即代表着民族自身(即纳粹党所称volksgemeinschaft)，而使人同顾了它那扭曲与讽刺图像的面貌。历史的悲观论者甚了解这一崭新的社会阶层是禀赋着不负责的性格，他们也真确的预言到民主政体将会转变成暴君政体，而它的暴君是从暴民中掘起，也依赖暴民的支持。然而，他们所不了解的是，暴民不但是废弃物、垃圾，也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副产品，而因此与资产阶级形影不离。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对于下层劳工日渐滋长倾慕之情愫，使得高阶层社会逐渐撤离所有的道德问题，同时对它的子嗣培养出一种无政府式的犬懦主义之嗜好，这种情况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初叶，从德雷佛事件中可以看出，在法国，高阶层的社会已经与下层劳工紧密地相结合，如此，在反德雷佛事件的人群中，我们很难将其中任何一位“英雄”确定地摆置于两种范畴之中。
巴尔札克的小说已经清楚表现出这种父辈与子嗣的结合与亲密的血缘情感。也预示所有经验、政治或社会的观点，从他的小说，甚至可以回想到霍布斯在三百年前所描绘的西方人的特质。的确，在帝国主义发生前那一段危机与不景气的时期里，资产阶级已了解：高阶层社会必然会接受霍布斯的“现实主义”的道德准则。但现在，高阶层社会则接受暴民及其领导者所宣布的道德革命。“资本囤积”与“原罪”必须添加上额外的罪恶，来使得体制不停运转，这项事实，使资产阶级比哲学家与下层劳工更强烈的要求摧毁西方的历史传统。最后则导致了资产阶级揭开其伪善的假面具，而公开承认它与暴民之问的关系，也明白恳求暴民护卫它的财产利益。
在德国，此种情况确实已经发生。在英格兰与荷兰，资产阶级的发展则默默无息地往前进行着，而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享受了安全感与免于恐惧的自由达一世纪之久。在法国，法国大革命阻碍了资产阶级的崛起，干扰了资产阶级享受特权的利益。而德国直到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才真正发展完成；它的崛起，也正是劳工阶级运动的开始，所以，德国的劳工阶级与资产的历史，是同样长久的。当资产阶级在自己国家之内愈感到不安全，则愈积极地想卸下伪善的负担。比起德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更早与下层的劳工亲密地相结合；此种亲密的结合性，最后，在这两个国家里，其力量变得同样强靱。法国，由于革命的传统以及工业化的匮乏，所以只产生少量的暴民，其资产阶级只好求援于国外的暴民，终至与希特勒的德国相结合(详见第四章一译注)。
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不论其长期演化的本质是甚么，暴民政治的原则一旦遇上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的运动，则必显现出它与资产阶级亲密相结合的关系，但这要看资产阶级是否卸下伪善的面具，以及因接受基督教传统而不腐化而定。使暴民的虚无主义态度吸引资产阶级的是一种原则上的关系，此关系不是产生暴民的根源所能表达的。
换言之，因果之间的不相称表现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特色，这种不相称自有其缘由。过度囤积所产生的多余资本需要暴民的帮助来从事安全而有厚利的投资，此种情况在运行中产生了一股力量，这力量既使被贵族传统与“受祝福的伪善”（这是拉罗契福康[La Rochefoucauld]所称的“恶德对美德的恭维”）所隐藏，它依旧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基层结构。同时，一种毫无原则可言的权力政治要等到适当的时机成熟时，才可以被尽情玩弄，这个适当的时机既是：群众拥有实际力量，能够摆脱所有的原则，而且，他们数目庞大，致使国家与社会束手无策，无法照顾他们。暴民受到帝国主义的政客的利用，以及被种族教条所鼓动，这项事实常使人误解，好似帝国主义方有能力来处理当代这些内政、社会与经济的问题。
的确，种族理论不仅鼓动了暴民，而且，在极权主义的形式里．它表现出一种组织，透过此种组织，人性经由权力与资本囤积的过程，而自我毁灭。霍布斯的哲学中，并没有包含现代的任何种族理论，但是，霍布斯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却酝酿了所有的种族学理。霍布斯昕提出的政治思想的特质既是：在原则上，排斥人性观念，而这观念是国际法唯一的正规依据。在他的思想中，有一桩假设，认为外交政治必须置之于人类契约法的领域之外。然而，所有的外交政治必然会牵涉“整体对抗整体”的绵延不绝的战争，这是“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的法则。当前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均认为：国家即是一个种族，各个国家受自然的操纵而彼此分离，国与国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可言，国家都没有意识到人类的亲密结合，而只有自求生存的本能，此种本能与动物并无两样；关于这种意识形态，霍布斯提供了最佳的理论基础。假若人性的观念——最具包容力的象征，既是：人类均来自同一根源，而无色泽、种族之分——已经不再具有正确性，那么只有一项观念可以令人信服的了，那就是：棕色、黄色，或黑色的人种是同样来自于人猿，但白种人除外；同时，所有的种族都被自然所命定，必须彼此斗争，直到他们从地球表面消失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