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种族思想”(race-thinkLing)是德国的产物——正如同有时候人所认为的——那么，在纳粹开始计划征服全世界之前，“德国思想”(不论它是什么)就已经在世界各地的精神畛域里取得桂冠的荣耀。在一九三○年代中，“希特勒主义”(Hiltlerism）能在欧洲各国发挥它那强烈的魅力，其原因在于：种族主义虽只是德国国家的教条，却已成为各地舆论的共同趋势。一九三九年，德国的坦克开始迈向摧毁的行程时，纳粹的政治作战机器早已经运转了。在政治作战的战场里，种族主义比起受雇用的特务与“第五纵队”更具有强大的威力。在各国首都几近十多年的经验，使纳粹党徒更坚定的相信：种族政策是他们最有力的“宣传”。此种政策从来没有因权宜之计而被取消，或者被改变方向。种族主义既不是一崭新的，也非一秘密的武器，然而，在此之前，这项主义没有像这样贯彻始终的被运用过。
从历史观点来看，“种族思想”的根柢深深地埋在十八世纪的沃土里，在十九世纪期间，竟然同时于西方各国开花结果。始自十九世纪初叶，种族主义已经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确实融合、复苏所有形式的种族议论。过去，这些种族议论从没有创造出、或者退化成一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或“意识形态”式的种族主义。十九世纪中叶，种族议论仍然受政治理性的准则所批判。托克维尔在一封写给葛必诺的信笺中曾批驳葛必诺的学理，认为“这些学理可能是错误，而且必然是恶毒的”。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叶，“种族思想”竟然被认为是尊贵、重要的，好似它是西方世界精神上首要的成就与贡献。
直到“非洲争夺战”这一命定的时刻来到时，“种族思想”依然是许多自由议论中的一种。这些议论，在自由主义的思想架构底下，为了争取公众舆论的认可，而彼此攻击、批驳。其中，唯有少数的舆论成为圆熟的“意识形态”。何谓“意识形态”？既是：一种奠基于“单一议论”(a single opinion)上的体系，它有足够的魅力吸引与说服大多数人；同时也有足够的广阔度容纳当代一般生活的各种体验与处境，并引导众人。“意识形态”的特质在于：它声称自身掌握着“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能解答所有的宇宙谜题，或者认定自己是一项知识，能透视隐匿着的、统驭自然与人类的宇宙法则；纵观那为了赢取公众信任而生成的倾扎斗争，可看出只有两种“意识形态”得以击溃竞争者而生存下来，而掌握驾御的势力：一种是以阶级的经济斗争来解释历史；另一种则是种族自然权利的历史解释观点。这两种意识形态诉诸广大的群众，其力量是那么的强靱，因之能获得国家的支持，成为官方的教条。“种族思想”与“阶级思想”已经拓展成一种强制性的思想，因此，自由的公众舆论竟然迎合他们，知识份子与广大的群众，也罔顾那些可以批驳此两项观点的历史与现代处境的事实。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这些“意识形态”具有巨大无比的说服力量，并非偶然。说服力必然诉诸于经验或欲望，并迎合急迫的政治需求。“意识形态”能取得公众的信赖，并非来自于科学事实，犹如达尔文主义者要求我们相信的；也不是来自于论断文明兴衰的历史法则，犹如历史家所努力探求与相信的。每一种圆熟的“意识形态”被铸造，被传承，也被证明是一种政治武器，但绝不是一种理论学说。以种族主义的情况来说，“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即刻与政治生活相接触，很可能会改变其具根源性的政治意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一再束缚着科学家，致使他们离开实验室，不再关切那探索得来的研究结果，只是急迫地企图宣布解释生命与世界的崭新观点。由是言之，“意识形态”的科学层次只是次要的，它们仅仅冀望科学层次能为它们提出无懈可击的论证。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现在已没有任何一种科学可以镶嵌于种族思想尚未渗透的范畴系统里，因之，一些历史家——尤其那些企望以科学作为“种族思想”产生之根源的历史家——误解了一种因果关系；他们认为：语言学与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是造成种族思想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他们这种观点正倒果为因。事实上，“强权出公理”这一教条经过几个世纪(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时间已征服自然科学，并产生“适者生存”的“法则”。譬如，第麦斯特与谢林所提出有关野蛮部族的理论，认为它们是早期民族衰亡后的残余物，假若此种理论适合十九世纪的政治策略与进步学理，那么，我们将不会听到有关“原始人”的理论，科学家也不会浪费时间去探索人猿与人之间的“失去的环节”。然而，造成这种情形该责怪的并非如此的“科学”，而是那些受到“意识形态”污染的科学家。
种族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武器，是明显不过的事实，以致许多学者宁可避免讨论这个老套，而一桩历时已久的误解，依旧得以流传，那即是：认为种族理论是一种夸张的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特别在法国，发现种族主义是另外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的现象，它可能摧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然而，这种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往往也被忽略了。有些人目睹“种族思想”与“阶级思想”为说服争取人群而彼此竞争，遂认为“种族思想”表现了一个国家的思想时尚，“阶级思想”则表现了国际间的潮流；也相信“种族思想”在心智上已为国际间的战争铺了路，而“阶级思想”则开启了内战的大门。这类观点，是有其正确性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奇异地混合了传统的国家冲突与新兴起的、帝国主义式的斗争。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在所有的国家之中，传统的国家冲突比帝国主义所宣称的目标，更能吸引群众。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五纵队”以及各地的通敌卖国者，可以证明种族理论是锐利的武器，可以鼓动每一个国家的内部斗争，可以用来筹划各种内战。
“种族思想”一旦走入实际政治活动的舞台，欧洲各民族就得预备去实现一种崭新的国家政治体制。从一开始，种族理论就处心积虑地跨越所有国家的界限(不论以地理、语言、传统或其他准则做为界定)，而否定“国家政治的存在”(national-politicalcxistene)。比起“阶级思想”，“种族思想”更是一抹永不褪逝的阴影，一直伴随着西欧国家的进展；它必须等到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嚣，足以摧毁这些国家之后，才会消逝。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种族主义比其它所有的意识形态，更可能表现出一种错误的爱国热忱。唯有尊崇种族主义的人，才会自始至终否定那民族国家所据以缔造的伟大原则，什么原则呢？既是：由“人类”这项观念所出发的，视所有民族一律平等与亲密结合的原理。
甲 贵族的“种族”对抗平民的“国家”
对于异族、陌生、甚至最野蛮民族日益滋长的兴趣，十足表现出十八世纪法国的特色。正当这个时代，法国兴起一股仰慕与模仿中国画的热潮，一本当时最有名气的著作，被冠上“波斯人书翰” (Lettres Persanes，孟德斯鸠的一本着作——译注)的名称，而且有关旅游的报导是当时全社会最爱读之物。未经育化的民族的质朴、野蛮，是不同于悠久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老练世故与轻佻矫饰，十九世纪，由于旅游机会增加，欧洲能大量的把异地的风土民情带进国内，传播给一般民众；但是，早在这个世纪之前，法国社会已经开始尝试去了解外地的国家与文化，徙精神上把握住它们的内涵。对于“人类崭新种族” (赫德语)的狂热，灌满了法国大革命时代那些英雄们的胸怀，他们在法国三色旗帜底下解放了各种颜色的民族。博爱的信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对异地国家所怀抱的热情；这桩信息是受一股欲望所鼓荡出来的，那即是：热切希望从每一崭新的、令人惊异的“人类种族”中，证明拉布鲁耶里(La Bruyere)的说法：“理性是到处存在的”(La raison est de tous les climats)。
然而，就是这个国家创建的时代，就在这个热爱人性的国家，我们必须从中探索出酝酿那毁灭国家、残害人性的种族主义的酵素。毫无疑问的，首先提出各个不同民族共存的学理，也是首先构思确定“阶级思想”的思想家，既是布列恩维利耶尔(Comte de Boulainvilliers)——一位法国的贵族、十八世纪初叶的作家，身后才出版作品的思想家。他把法国的历史解释成两个民族混合的过程，既是具有日耳曼族血缘的人，征服了原居于法兰西的“高卢”居民，攫夺了土地，并将法律加诸于高卢民族身上，以巩固自身成为一统治阶级。“贵族身份”的优越权利，是奠基于“征服者即是公理”之上，也是以“服从的必然性往往源自于强者”作为基础。这位思想家，毕其一生努力探索种种论证来反对Tiers Etat(第三阶级——指别于惯侣、贵族的另一阶级，大致是指中产阶级一译注) 日益成长的政治权力，也反对第三阶级代言人(由文学家与法学家形成的新团体)的言论，他更反对君主专制的政体，因为法国君主不再想望代表贵族阶级，或成为贵族阶层的元首，而是野心勃勃冀望能代表国家整体；从这些君主身上，新兴的阶级发现一位最强有力的保护者。所以，为了重新唤起贵族的优越感，他建议贵族同伙否定法国民族的同一根源性，同时决裂国家的统一，并且宣称一种原初的、永恒的区分类别。比起那些后起的护卫贵族阶层的思想家，他更是大胆地否定任何与土地的绾连；他认为“高卢人”居于法兰西领土的时间较为长久， “法兰克人”(Francs)则是外地人，也是野蛮的入侵者。“征服者永远是对的”是其学理的唯一基础，他毫无困难地肯定“法兰地……确实是法国民族的摇篮”，帝国主义的种族理论便承继了他的概念理则。在帝国主义的种族理论拓展前的一百年，他以具有现代意义的、个人的语汇——“臣民”(不是君主的臣民)——论衡法兰西的土著居民，称这些居民的利益全来自于征服民族，但由于出生即拥有的权利，这被征服的民族才有资格称为“法国人”。
布列恩维利耶尔深受十七世纪强权学理的影响，同时，也是史宾诺莎的一位近代的忠实门徒，他翻译了史宾诺莎的“伦理学”，也分析了他的“论宗教政治”一书。他接受、并应用史宾诺莎的政治观点，承认强权可以成为征服者，征服者的作为可视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判断依据，来衡论人与国家的自然素质以及人之特权。从这里，我们可以探察出“强权出公理”这桩教条后来由自然主义加以变形的痕迹。这项观点可以连结一桩事实，既是：布列恩维利耶尔是其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自由思想家，同时，他攻击基督教会，绝不是单纯出自于反僧侣的动机而已。
布列恩维利耶尔的理论，无论如何，仅仅是处理民族的问题，而不是种族的问题。这项理论把优越民族的权利奠基于历史行动与征服之上，而不是以外在环境的事实作为基础——虽然历史行动往往影响着征服民族的自然素质。为了抗衡由绝对君主政体与Tiers Etate(第三阶级)相结合下产生的崭新的国家观念，布氐将法国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民族。正当国家的观念必须有所创新，必须根本改革时——尽管此观念尚未与民主政治有任何关联，犹如法国大革命所显现出来的——布列恩维利耶尔却提出反国家的学说。他不晓得内战的真正意义，却在他的国家里鼓荡出一连串的内战。这段期间，法国有许多贵族不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代表，却认定自己是别具地位的统治阶级，对于有着“相同社会与处境”的异地民族，他们反而觉得比自己的同胞更有亲密的认同感。法国这种反国家、反民族的趋势，确实发挥了极深远的影响力，在十九世纪时，那崭新的种族学理终于完全吸收了这种趋势的特质。
法国大举命的爆发，迫使无以数计的法国贵族窜逃至国外，恳求德国与英国的庇护。然而，不必等到这场革命爆发，布列恩维利耶尔的观念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用的政治武器，同时，他对法国贵族阶层的影响力更是强劲，从杜布耶-南柯(Comte Dubuat-Nancay)的著作中，可感觉出这种力量。这位贵族要求法国的贵族及其欧陆的同伴们，有更亲密的结合关系。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这些法国封建政体的代言人感觉岌岌可危，因而冀望“能创造出国际性的、具有原始民族根源的贵族阶层”，看来，唯有德意志的贵族才能符合此项要求，因为法国民族的根源似乎与德意志的民族根源相同。法国境内那些较卑微的阶级，尽管不再是奴隶，也并非生而自由的，他们是由那些生而自由的贵族“解效”之下才得以自由。数年之后，法国的流亡贵族尝试缔造一国际性的贵族阶层，这纯粹为了阻挡革命的发生。在他们眼中，鼓动革命的人都属于具有奴隶性格的民族。在实贱的层面上，这项企图虽然遭受种种危难的折磨；譬如：伏尔弥(Valmy)这位流亡贵族就与维礼耶尔(Charles Francois Dominique de Villiers)一样，在一八○○年代以“高卢族的罗曼人”(Gallo-Romains)来反对日耳曼民族；或者犹如亚尔特(William Alter)，于三○年代梦想建立一结合所有日耳曼族的联邦；但是，他们却不承认这项企图的失败。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叛逆者，因此认定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异地民族之间的战争”——犹如吉佐后来所强调的。
由于布列恩维利耶尔所处的时代较少动乱，也比较平静，因此，他所提出来的“贵族权利”的学说，只是奠基于“征服者权利”之上，尚没有直接诋毁其它被征服民族所具有的本质；相反的，盂德劳席尔(Comte de Montlosier)——在法国亡命者群中，他的人格令人觉得可疑——则公开蔑视“这兴起于奴隶阶级的新民族……这所有时代所有种族的混合物体。”。时代显然是改变了；贵族不是属于非征服的民族，因此也必须有所改变。他们断然摒弃了古旧的观念，那曾经被布列恩维利耶尔与孟德斯鸠认为可亲的观念：“唯有征服始能决定人的命运，幸运之神永远降临于强大的军队”。席尔耶(Abbé Siéyès)出版了他那有名的宣传小册子，对Tiers Etat(第三阶级)强有力地宣称：“所有保留着荒谬的虚矫气息、认定自己是源自于征服民族并承继着特权的家族，必须被遣送回法兰柯尼亚(Franconia)森林”；就在这个时候，伏尔弥那有名的“贵族意识形态”开始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
早期，法国贵族在与资产阶级斗争时，竟然发觉他们是属于另一个民族，源于不同的血缘；也觉得他们与法国的泥土隔离，而与一种国际性的阶层有更亲密的结合感。就在这个时刻，法国所有的种族理论均支持“日耳曼民族论宗”(Germanism)或者提出“北欧民族优越论”来反对自己国家的民众；这是一桩多么怪异的现象。鼓动法国大革命的人们如果在心智上认同了古罗马人，那么，其原因不在于他们以自己贵族性格中所具有的“日耳曼血统”来包容“拉丁血统”的第三阶级，而在于他们自认为是古罗马共和国的精神继承者。此种历史性的宣言不同于贵族的部族认同(既是把贵族阶层视为一特异的部族)，或许，这是防止“拉丁民族论宗”(Latinism)演变成为理论的原因之一。令人困惑的是：法国人竟然比德国人，或英国人更早坚持着“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的固定观念。一八○六年，普鲁士战败后所产生的德国种族意识激烈地反对法国，但并不因为德国种族意识的滋长就改变了法国的“种族意识”。在一九四○年代里，狄尔礼(Augustin Thiery)依旧抱持着“种族即是阶级”的观念，同时也区分“日耳曼种的贵族”与“塞尔特(celtic)种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同雷姆塞(Corete de Remusat)这位贵族也宣称欧洲的贵族阶层是渊源于日耳曼民族。最后，在葛必诺的手中，法国贵族的此种议论转变成一种圆熟的历史学理，宣称已寻究出文明衰微的秘密法则，也被历史抬举臻至科学的领域，使它同享学术的尊严。由于葛必诺的拓展， “种族思想”终于完成它最初的阶段，而继续往第二阶段迈进，但其影响力必须等到二十世纪才发挥出来。
乙 种族结合取代国家扩张
在拿破仑打败那老式的普鲁士军队之前，德国的“种族思想”尚未拓展开来。它的兴起不是由于贵族阶层及其代言人之力，而毋宁是由于普鲁士的爱国志士及政治的浪漫主义。在法国，“种族思想”发展成内战，成为分离国家统一的利器。然而，德国的情形正好相反；统一国家、抵御外侮，才是德国“种族思想”兴起的最主要因素。“种族思想”的倡导者绝不会跨越国界，取得外国的联盟；相反的，他们一心一意想唤醒其民族，使之觉悟到其共同的根源。这当然摒弃了贵族阶级及其有名的大同主义(cosmopolitism)——毕竟，普鲁士的贵族阶级是比欧洲其他各国的贵族，更少有大同思想的色彩；因此，德国的贵族阶级已摒弃那奠基于孤芳自赏的阶级之上的“种族思想”。
长久以来，统一德国的希望，就一再遭受挫折，而德国的“种族思想”也与这种遭挫折的统一希望相伴随。在“种族思想”刚兴起的阶段里，国家民族的情感也正普遍弥漫开来，致使我们很难辨认“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两者之间的不同。那不具有破坏性的国家民族情愫，往往借着今日我们所了解的种族主义的语汇来表达自身；因此，有些历史学家时常把德国的种族主义视之为德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语言，并且混淆了德国“纳粹主义”(Nazism)与 “民族主义”，由于这种混淆的误解，致使他们低估了希特勒的宣传技俩所禀赋的魅力。直至一八七○年，德国的统一具体实现，德国的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发展圆熟之后，德国民族主义的特殊情况才为之改变。然而，德国“种族思想”旧有的特性，尚有许多不因为这种改变而消失。
始自腓特烈二世，普鲁士贵族均感觉到他们的利益与绝对专制政体的立场，紧密相关联；他们冀望能被国人认为是国家整体的合法代表。普鲁士改革时期(特别是从一八○八年至一八二二年这短短的几年之间)，资产阶级正蓬勃生长，企图取代政府；然而普鲁士贵族对于此种现象，并不忧虑惧怕，他们甚至也无惧于王室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利害攸关。直到一八○九年为止，普鲁士君主依旧是一国之内的大地主，不论改革者提出如何剧烈的改革方案，他仍然稳居全国的首位。在这种情况之下，“种族思想”只能在贵族阶层之外的畛域里发展，也因此遂成为民族主义者的锐利武器。这些民族主义者冀望统一所有日耳曼语系的民族，也坚信所有民族均出自于同一根源的“种族思想”，他们否定普鲁士贵族具有独一的统治权；由这种意义观之，他们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此种同一根源之说，一旦以平常的语言界定，那么我们便难说它是一种“种族思想”。
自一八一四年以后，德国的民族主义者才以“血缘关系”，“家族联系”、“部族结合”，以及“清纯根源”来名状此种“同一根源”的学理。这些定义名词竟然同时出现于葛瑞斯(Josef Goerres)、及民族主义的自由学派者如杨翰(F.L.Jahn)、亚恩特(Ernst Moritz Arndt)的著作中，这种情况证明了鼓动德国人民的民族情愫是注定失败的。由于激励人民的民族情愫遭受挫折，由于缺乏共同的历史记忆，也由于德国人民对于将来的共同命运漠然不关心，自然主义遂散发其魅力。它诉诸于部族本能，好似它可以取代那将会成为法国民族的荣耀权力的整体世界。有些人希望以民族统一的“意识形态”来取代政治上的国籍，他们遂创造出历史有机理论：认为“每一个种族是彼此分隔的，但自成一圆满的整体”。而那挫败的民族主义，使得亚恩特宣称：德国——显然它最后发展成一有机结合体——很幸运地能成为一纯净、血缘清澈的“纯正民族”。
以有机的自然主义来定义“民族”这项名词——亦既“有机论自然主义”的“民族”定义——是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历史主义”的特色。德国的“意识形态”与“历史主义”毕竟不是一确定的种族主义，因为；尊奉此意识形态与历史主义的人，以“种族”语汇论述事物时，依旧持着真正民族主义的核心基础——所有民族一律平等。杨翰在比较民族的律法与动物的法则时，坚信：民族繁复多样，也唯有繁复多样，人类才可能被了解。亚恩特后来极度同情波兰与意大利人的国家解放运动，而如此宣称：“那些企图统治与征服异类民族的人，应该受诅咒。”德国民族的情感如果不是源自于国家的统一发展，而只是一种反抗异族统治所得来的成果，那么，民族的学理仅只具有消极的性格。种族主义注定会在其民族的四周砌造一道墙垣，同时，它的作用足以取代任何疆界，也无法以地理形势与历史传统加以界定。
在法国贵族阶层早期揭示的“种族思想”形式里， “种族思想”是做为内部挑拨离间的工具，也是造成内战的武器。法国贵族失去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时，这件武器的锋芒曾一度被销锉；如果第三共和的政敌不再加以磨砺，则它将变得钝而无用。与此相反，德国的种族学理，则不仅是内部民族统一的武器，也是国与国之间交战的锐利武器。透视德国民族统一的成就，则可理解历史的有机学理；假若近代的帝国主义策划者，不愿意复苏这种学理，那么它将毫无意义，但他们为了用民族主义的尊严来遮掩他们那丑恶的脸孔，以及诉诸民众，而复苏它。然而，就德国种族主义的根源而论，这种情况并不为真，德国的种族主义纵使远离政治景象，却会更强烈地含摄后来的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的浪漫主义会被指控为“种族思想”的滥觞，也常常被指控是任何不负责任的议论的滥觞，如穆勒(Adam Mueller)与士雷盖尔的议论十足表现出当代思想中玩世不恭的性格。在此类思想里，每一议论皆摇摆不定，皆随意、短暂地依附于任何立场；任何真实事物、历史事实与政治观念，皆无法解脱那含摄一切，也摧毁一切的疯狂行径。由于此种疯狂，文人往往可以替那些崭新的、具有蛊惑魅力的议论，找到新的、前所未有的自圆其说的可能性，犹如诺瓦利斯(Novalis)所说的：“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也冀望“能把崇尚的意义赋予平庸，把神秘的形像加诸平淡无奇，也能把未知的尊严烙印于陈腔滥调”。这些被浪漫化的事物，其中之一即是“民族”；稍微注意，就可以了解：这项事物可以被转变成国家、家族、贵族、或者其它。在早些时侯，这些知识分子碰巧认识到这些事物，稍后，当他们逐渐老成而了解生活粮食的重要性时，也刚好被一些支付生活粮食的资助者要求宣扬它们。由是言之，十九世纪的欧洲到处充满了自由竞争的议论，其中任何一种议论，在它发展的德国模式里，如果没有邂逅浪漫主义，我们就不可能研究此议论的发展。
这些近代的知识分子所开拓的，不是任何的单一议论，而是近代德国学者普遍的心智状态。德国的学者都明白表示：如果有一现实的立场——甚至浪漫主义也无法提供综观的立场——是得失攸关的，那么他们不愿服从其它意识形态。由于此种特殊的行为，浪漫主义可以替它所宣扬的“个性”的无限制偶像化，找到种种最佳借口，同时，这种“个性”的偶像化，其独断性格，竟然成为印证天才的准则；能适合所谓“个人创造”——亦既任意驰骋其“观念”的游戏——的任何事物，并成为生命观与世界观的核心。
浪漫主义的个性崇拜禀承着“犬儒主义”(cynicism)的性格而来，这种性格形成知识分子的某些近代态度(modern attitudes)。墨索里尼——浪漫主义的最后继承者——正是这类态度的最佳代表。他曾如此描述自己：“(我是)贵族论者与民主主义者，革命者与反动(保守)份子，无产阶级与反无产阶级者，反战份子与战争无上论者。”浪漫主义那冷凛的“个人主义”正意指“任何人皆可以为自己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 ；墨索里尼的新体认只是将此种观点“尽所有可能的精力将它实现”。
由于这种继承得来的“相对理论”(relativism)，致使人们往往忽略了浪漫主义对于“种族思想”的直接影响力。在混乱无主的游戏中，游戏的规则随时可以给予任何人一种个人化、独断的意见；而且在这场游戏中，任何可理解的议论皆可化约成公式，付梓出版。然而，比混乱无主的游戏更具混乱特色的，是浪漫主义的一桩基本信仰：个性是自身唯一的目标。在德国，贵族与新兴的中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表现于政治舞台上，在这样的国家里，“个性崇拜”遂发展成社会解放的工具。长久以来，尽管商人日益富有，德国的统治阶级仍然表示出藐视商业的态度，而日渐显贵的统治阶级也不层与商人为伍。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若想发展出一条可自尊自重的途径，实非易事。德国古典文学中的教育性小说“威廉.麦斯特”(Wilhelm Meister歌德写的小说，主角名字既为威廉．麦撕特)，书中这位中产阶级的英雄是由贵族与演员所教育成长的，因为他出身的资产阶级社会丝毫没有“个性”可言，也很易显地表示出他置身于无希望的处境中。
德国的知识分子是属于中产阶级，他们虽然没有鼓荡出为其阶级奋斗的战斗气息，但是，却积极地为社会地位而奋斗——一场激烈、狂暴、相当成功的战争；甚至那些护卫着贵族的作家们，一旦发现这种斗争是因社会地位而鼓荡起来的，也会感觉自身利益濒临险境，这些知识扮子为了抗卫贵族所宣称的“生而禀承的权利与素质”，遂创造出一则新概念——内蕴的个性、人格，此项概念，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赢得热烈的喝采。犹如贵族所承继的头衔，平民“内蕴的个陆、人格”也是天生赋予的。自然主义的有机拓展概念曾经弥补了德意志在形成一个国家时，所缺乏的共同历史记忆的缺憾。由是观之，当政治实相(political reatity)被摒弃于社会领域之外时，自然本身会为它提供一项头衔。很快的，自由主义的作家开始鼓吹“真正的贵族”来对抗公爵等可被别人给予或取消的虚饰头衔。在运用“真正的贵族”这项名称时，他们强调天赋的特权，宛如“力量或天才”一般，无法从人的行为中追溯其根源。
此项崭新的社会概念，很快地就被肯定了。社会上“反犹太主义者”同时也铸造了“反犹太族”的政治武器。在这种主义弥漫的时期里，犹太人因缺乏“内蕴的个性”，而本身禀赋着圆通机智、智性的创造动力与经商才能，致使他们与一般商人格格不入。也就在这个时期，德国的资产阶级狂热地冀望能提升其阶级尊严，而与贵族那狂妄嚣张的阶级意识相抗衡，但是，它们却不争取政治上的领导权。从一开始，德国的资产阶级使不轻视较卑微的阶级，它们只是藐视其它的民族。从布兰铁诺((Siemens Brentano)的一本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理解资产阶级此种心态的意义。他这本著作是替“德国基督教协会”(“Die Christlich-Deutsche Tischgesellschaft”成立于一八○八年)撰写的，这个协会的会员都是憎恨拿破仑且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的人。在此著作中，布兰铁诺以老练世故与机敏的态度，指出“内在固有的个性”与“市侩”(Philistine)之间的差异；他认为天才才禀赋“内蕴的个性”，而法国人与犹太人则是市侩。由是观之，德国的资产阶级是企图将贵族所藐视的“典型”资产阶级的性格归属于其它民族的资产阶级——最先是法兰西人，其次是英格兰，最常见的则是犹太人。然而，德国资产阶级认定其“内蕴的个性”是一种天赋禀异，这不正是德国贵族那自以为是的行径吗？
透过这样的方式，贵族的权衡标准推波助澜了“种族思想的兴起，然而德国的贵族对于此种思想的形成，几乎没有贡献任何力量。在这段时期里，德国的贵族，除了马维兹(Ludwig von der Marwitz)之外，并没有发展出一套有关其阶级的政治理论。而马维兹在他的政治理论中，尚没有运用种族主义的词汇。依照他的观点：各个国家因其语言不同而各自相异——是一种精神上，而非外在物理上的相异。尽管他反对法国大革命，但在目睹这场革命演变成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倾轧时，他亦犹如罗伯斯比，如此说道：“任何一个国家一且企图扩张其疆界，则将成为欧洲共和国家的叛徒”。在这段时期里，唯有穆勒才坚持血缘的清纯方是判断贵族的准则；也唯有赫勒(Haller)才离事而言理，他坚信：权力是用来统御那些被剥夺权力的人，这宛如自然律，强者永远统治弱者。贵族一旦习知他那独占的权力不仅仅是合法的，也符合自然律，当然皆热烈鼓掌，表示赞同。由于贵族以血缘的清纯做为准则，在十九世纪期间，他们比以前更小心谨慎地避免“mesalliances”(和身份低于己者结婚)，这是资产阶级的定义所造成的结果。
国籍的基础在于共同的种族根源，这种信念在一八一四年之后，既由德国的民族主义者所宣扬。从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浪漫主义者所强谓的“内蕴的个性”与“天生禀赋的贵族性格”，也为德国的“种族思想”铺了路，“内蕴的个性”酝酿出历史的有机学理及其自然法则；“天生禀赋的贵族性格”则在十九世纪末叶，鼓荡出畸型的“超人”学说，抱持这种学说的人，皆以为“超人”命定要统治世界。这种思想趋势一旦并行发展，它们便成为使人暂时逃避政治实相的手段。它们如果融合成一体，则会使种族主义变成一种圆熟的“意识形态”。此种形态首先发生于法国．而不是形成于德国；是由一位才智秀异但落魄失意的贵族所完成，而不是在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手中推展成功的，这位贵族既是葛必诺。
丙 开启历史大门的新钥
一八五三年，葛必诺出版了“论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不出十五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竞成为历史上种族理论的典型著作。这部共有四大册的著作’开头这样写道：“在所有历史现象之中，文明的崩溃最引人注目，也最暧昧难以理解”，这句话明明白白地表露出作者对于那崭新的，属于近代潮流流露出来的兴味。在其着作的字里行间里，彰显出一种新的悲观心境与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它能镕铸先前的诸多成因与彼此争斗的议论。从那不复记忆的光阴里，人类冀望尽可能地理解过去的文化、巳崩溃的帝国、以及灰飞湮灭的民族；然而，葛必诺以前，并没有人构想出一种单一的理论来透视所有文明的兴衰。“衰微学说”往往与“种族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狄斯累利这位早期崇尚种族思想的英格兰首相，对于文化衰微的现象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并非巧合。黑格尔这位哲学家，把他一生大部份的时间贯注于拓展历史中的辩证法，然而，他却没有像葛必诺一样关怀文化的兴衰与解释国家、民族灭亡的法则。这项工作，直到葛必诺时才得以完成。葛必诺并没有受到“达尔文学说”与“进化理论”的影响，但这位历史家却自吹自擂地认为他已经把历史学带入科学的领域里，也已经透视所有历史过程的自然法则。他认为“藉由精确的科学”，使可以将人类精神上的所有表现以及文化现象，化约成“双眼可见、双耳可听、双手可触摸”的事物。
在充满着乐观气息的十九世纪里，“文明衰微”的理论萠蘗滋长。综观此种理论，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作者仅仅关切文明的衰微，至于文明的兴起竞引不起他的兴趣。葛必诺在撰写这本“论种族的不平等”时，并没有想到要藉由他的理论，来作为实际政治的武器，因此，他能理直气壮地推演出其“衰微”学理所禀承的邪恶结论。他的学理与史宾格勒的正好相反。史宾格勒仅仅预测西方文明的没落，而葛必诺却以“科学”的精确度预言了人(或者，以他的语汇来说，既是“人种”)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在写完这部重写人类历史的著作之后，他下了一个结论：“人类统御这个地球的时间，大约可以持续一万二千年到一万四千年。就这段时间，我们可将之分成两种阶段：一是已过去的，曾经是年轻力壮的阶段；另一则是正处于开端，逐渐将人类带往衰老路径的阶段”。
葛必诺比尼采早三十年探索“衰败”的问题。然而，两人的观点毕竟有所相异；尼采真正体认了欧洲的“衰败”。尼采生长于“颓废派”运动的时代里，这个时代，也正是法国的波特莱尔、英国的史云朋、德国的华格纳表现文学、思想，音乐的时代。就在这项“颓废派”运动臻乎颠峯状态时，尼采撰写了他伟大的作品。葛必诺并没有认知当代厌世潮流所表现出来繁杂多变化的景观，因之，我们必须承认他是布列恩维利耶尔的最后承继者，也必须承认他是一位被放逐窜逃于国外的贵族。他没有错综复杂的心理情绪，仅仅忧虑着贵族阶层的命运。他很天真地全然接受(但只是表面的接受)十八世纪流行有关于法国民族起源的学理：资产阶级的血缘来自于“高卢罗曼”语系(指从拉丁语系分化出来的语言，如意大利文、法语等等——译注)，是属于奴隶阶层的，而贵族却出自于日耳曼民族；基于同样理由，他也坚信贵族具有国际性格。他那更接近于近代层面的理论，可以由一项事实观照出来：葛必诺可能是一个骗子(他那法国贵族的头街使人发生怀疑)，他一直夸张与强调一套陈旧古老的学理，直到这些学理令人觉得荒唐可笑；他竟然宣称自己与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海盗一样，同是峨丁(Odin)的子嗣：“我也是上帝的族类”。尽管如此，在一个弥漫着“进步学理的意识形态”(Progress-idealogy)的时代里，他预言着悲愁的未来，预言着人类已置身于缓慢的自然灾祸里，正逐渐死亡。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出身的路易．菲利(Louis Philippe)称王，而葛必诺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撰写他的著作。显然，贵族已经不再惧怕第三阶级获胜，事实摆在眼前，他们只能发牢骚，怨天尤人。这股遭受挫折的怨气，葛必诺将之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股怨气，有时相当接近于“颓废派”诗人所表达出来的绝望之情，十五年后，这些“颓废派”的诗人更悲切地吟咏出人世间一切事物的脆弱、不可信；哀悼着昨日的纯净、雪白。单就葛必诺而论，他自称是北欧神族后裔是很偶然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建立起此种与神同族的说法，那么，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时，就不再有任何事物能阻挡那些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如法国的德雷佛斯，德国的托马斯．曼)，一本正经的宣称自己是峨丁的子嗣。恐怖与荒谬在没入那“人性不可理喻的混杂”(the humanly incornprehensible mixture此种不可理喻的混杂是本世纪的表征)之前，荒谬早就失去抑制自己的力量。
由于十九世纪末叶那异常的悲观心态，及鲜活跃动的绝望，致使葛必诺得到晚来的声名；但这并不表示他既是那“死亡之舞与贸易相结合”(康拉德语)之世的先驱。葛必诺既不是一个相信商业万能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歌咏死亡的诗人，他是落瑰失意的贵族与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两者奇异的混合，他仅仅在偶然的情况下创造出一“种族主义”。他了解自己不但得接受一项古老的学理——法国是混杂了两种民族；同时，在世局变迁的情况下，他也得复苏一顼古老的思想、行动——最优秀的人必须站在社会的顶端，就在如此自我了解的时刻里，葛必诺提出了“种族主义”。由于不幸与他的导师(指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译注)的处境回异，他必须试图去解释为什么贵族——最优秀的人——竟然无法获得以前尊贵的地位，而使他逐渐坚信：贵族的式微正是法国没落的主要原因，甚至也是西方文明没落以及整个人类步向绝境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他提供出一项创见：文明的衰微起源于种族的衰微，而种族之所以导向绝灭，主要因素在于血统的混杂；此正意含着在每一种血缘的混杂之中，低劣的种族；往往能获得优胜的地位。此项创见，博得后来的作家与传记家的赞佩。这种论证在二十世纪初叶，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但在葛必诺所处的时代里，却不合乎当代人的“进步学理”；这些当代人不久之后，就取得一项固定的观念——“适者生存”。在此时，那逐渐崭露头角的资产阶级，并不希望获得开启历史大门的新钥。也不希望了解“衰微必然性”的论证，他们禀赋着自由的乐观主义，只冀望能阅读“强权理论”的崭新版本。在此种情况下，葛必诺纵使提出美国黑奴问题，以黑奴与白人之争做为思想体系的基础，也无法吸引广大的读者；他必须静待十五年的时光，才能赢得那些资产阶级的“秀异份子”(é1ite)的赞同，他也必须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歌咏死亡的哲学”鼓荡起波祷汹涌的浪潮时，他的著作才能成为知识圈的畅销书。
在政治的领域中，葛必诺欲寻求的是创建一崭新的、“秀异份子”来取代贵族阶层。他建议以“尊贵的种族”来取代政治上的王公贵族，这个“尊贵的种族”即是阿利安族。在民主政体普遍流行的时代里，葛必诺忧虑这个“尊贵的种族”会被非阿利安的阶级所吞噬。葛必诺综摄德国浪漫主义“内蕴的个性”。认定阿利安族是一种自然的贵族，注定要统御所有其它的阶层。倘若种族与种族的混杂是决定个体的重要因素(葛必诺从不假设“纯”血统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诿说：不论一个人目前的社会地位如何，他都可能在体能上(指品貌、肉体、环境等一译注)发展得更优越，而每一位杰出的人则替属于“梅罗维加王朝”的后裔，是“君王的子嗣”。由于种族的特优，一种崭新的“秀异阶级”得以被建立起来，它们宣称自己拥有封建贵族的特权，此种宣称使得这些新的“秀异份子”感觉自己宛如贵族一般；它们也因此得到一项结论：一个人假若有了良好的教养”，具有“纯净的血统”，就可以从其气质、心绪中自然流露出来。然而，由贵族已逐渐没落这桩政治事件中，这位伯爵(指葛必诺)的议论推演出两种相矛盾的结论——种族的衰微没落，以及崭新的自然贵族阶层。但是他却没有亲眼目睹其教诲(此教诲当然禀赋着此两种矛盾冲突的性格)的实现；这个崭新的贵族阶层正努力去摧毁人类，正逐渐导致人类“不可避免”的衰微没落。
葛必诺追随着其前辈们(指被放逐的法国贵族)，与他们同样了解到自己所标榜的“种族秀异份子”，不仅仅是抗御民主政体的堡垒，同时，也是抵抗那些“迦南地怪诞”爱国狂热的据点。由于法国碰巧为一最典型的民族国家(Patrie Par excellence)，也由于法国政府(不论是王国、帝国或者共和国)依旧建立在人生而平等这项信念上，更由于法国是当时黑人能享有公民权的唯一国家，致使葛必诺藐视法国人民而热忱拥戴英国政府；法国于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失败后，他则开始对德国表示出热忱的爱戴。葛必诺此种尊严扫地的面目不是瞬间造就成的，他的投机主义(Opportunism)也不是巧合；对于那些惯常服膺各种不同的独断意见的人而言，“成功即是一切”这桩古老的谚语是支配他们行动的力量。那些“意识形态者”自以为掌有开启现实大门的钥匙，他往往强迫自己改变与扭曲有关独特情况(singl cases)的意见，以使之符合最近的事件与场合，他们决不容许与自己的神祇？——“现实”相冲突。一个人的信念假若必须经过辩诘才能成立，那么，要求人能信赖他们，是荒唐可笑的。
在此必须理解的是：当纳粹党巩固自身成为一“种族秀异”阶层时，它既藐视所有的民族(当然也包括德国民族)(见第四章第三节——译注)。(看来，法国的种族主义是最言行一致的了，因为它从未沾染爱国热忱的弱点。甚至在战争期间，此种态度也没有任何改变。的确，“阿利安族”不再纯粹指日耳曼人，而毋宁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瑞典人与诺曼人。在法国，国家、爱国热忱、律法，依旧被认为是“偏见，仅有虚幻与名义上的价值”)。泰恩甚至坚信：“日耳曼民族有俊秀的天赋”；雷南可能是第一位以“人种划分”的观点把闪族与阿利安族对比的学者，虽然他认为文明是一强大力量，足以泯灭区域的原创性与种族间的差异。自一八七○年之后，法国作家往往虚浮地谈论种族主义，仅管他们并不信奉此种主义；这形成当时法国思想界的特殊气息。究其原因，不外是反国家，以及尊崇日耳曼民族的心绪、行动与思想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