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刚萌生的二、三十年间，西方人发现两种新策略来组织政治体制，以及统治海外民族。一种是把“种族”视为政治体制的一项原理，另一种是把官僚政制看做海外统御的原理。假若“种族”没有取代民族，那么，“非洲争夺战”以及狂热的海外投资，很可能停滞于漫无目标的淘金，既“死亡之舞与贸易相结合”(康拉德语) ；假若没有那替代政府的官僚政体，不列颠的印度殖民地则可能转手于那群卤莽的“印度的法律破坏者”(柏克语)，而无法改变整个的政治气候。
这两种新策略是在非洲黑暗大陆铸造完成的。“种族”是在危急的情况下，对一种“人类”(指非洲人)所做的诠释，这种“人类”是任何欧洲人、或文明人所无法了解的，同时，这种“人类”的人性是如此震骇与羞辱移民者，使得这些来自欧洲的移民者甚至不愿认为自己也属于同样的人的族种。在充满着大量野蛮人的非洲大陆强调种族观念是波尔人(有荷兰血统的南非人——译注)对不可理解的非洲所产生的反应——充满野蛮人的大陆——而这个观念也可以解释那紧紧地抓住其心思的狂妄，它宛如“沉静苍弯中的一道闪光”照亮了他们，“去消灭所有的野兽”；此种回应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波尔人消灭了“赫滕佗部族”(Hottentot tribes)，卡尔．彼德(Carl Peters)在德属南非所发动的一场大屠杀，消灭爱好和平的刚果人民——从二千万至四千万的人口消减为八百万。这种疯狂行径造成的最恶劣的结果是：竟然很成功地将此种“扫荡”的手段变成正常的、值得尊重的外交政策。在一九○○年以前，没有一位文明国家的元首胆敢说出威廉二世在对德国海外远征军(指派遣到中国，参与攻击义和团的部队)所做的训词：“一千多年前匈奴民族在阿提拉(匈奴王)的领导下征服欧洲，赢得声誉，由于这项荣誉，使他们能长存于历史潮流中。现在，我们要效法一千多年前的匈奴民族，使德国之名得以传遍全球，也使得中国人不敢睨视德国人”。
“种族”的概念(不论是欧洲本土生长酌意识形态，或是为那令人震骇的经验所做的急迫注释)总是吸取了西方文明中最败坏的因素；但“官僚制度”却是由西方知识肠子中最聪慧、心智最敏锐清晰的阶层所发现。比起东方的专制君主，官僚政体的主管更是在一种隐匿的敌意下藉文书报告与手喻而治理；这些官僚处在冷酷、漫无法纪的人群里，也抛弃了他所接受的军事训练的传统(因为已不再适用)；长久以来，近代骑士的童呆性的理想培育着这些官僚，这些理想教导他们诚实地生活于人世间，并且穿戴着闪烁发亮的盔甲去保护无助的原始民族，只要他们生活于这个受古老“三位一体——战争、贸易、劫盗”(歌德语)所统治的世界，他们便可达成这项任务——不论做得是好是坏。但在他们置身的世界里，处处都是海外投资政策的复杂游戏——这项政策要求对某民族的统治权倒不是为了搜刮此民族的财富，而是为了侵夺另一国的财产(既互争殖民地)，因此，完全违背了以骑士精神保护弱小民族的初衷。“官僚制度”是这种扩张游戏的宠大组织体制，在这样一种扩张游戏中，每一个领域均被认为是进一步干涉举动的踏脚石，而每一个民族则被视为更进一步征服的工具。
从许多层面观之，“种族主义”与“官僚政制”终究互相关联，但两者的被发现与发展却各自独立。牵连于其中的人，不论他是以何者途径牵涉于其中，皆无法理解；唯有“种族主义”与“官僚政制”两相结合，才能发挥蓄积权力及其毁坏的力量。在埃及，克蓝玛爵士一反常态，由英国代理公使转变成一个帝国主义的官僚，在此种处境下，他梦想将统治与屠杀(正如四十年后，凯特男爵所称的“管理的屠杀”)结合在一起，此种梦想既是南非洲狂妄的种族思想，这种思想认定唯有透过有组织的屠杀，才能达到建立一个井然有序、合乎理性的群体(犹如纳粹党在集中营的所作所为)。
甲 黑暗大陆的虚幻世界
在十九书记末叶，欧洲前往海外植民的拓展活动产生两项杰出的成就：㈠在新近发现人口稀少的领土上，建立起新的居留地，居留地的法制与政制皆采取祖国(指殖民海外的国家一译注)的规范；㈡在外族异地，建立航海与商业贸易的驿站，这是众所皆知的；其主要功能在于：使得世界各地的产物在不甚和平的状况下仍能维持贸易。美洲与澳洲这两块大地没有自己本身的文化与历史，行之于其上的殖民活动，遂不可避免地落入欧洲人的手中。就亚洲而论，贸易航站是它的殖民特色，数百年来，欧洲人并没有企图征服、长期统治这块陆地的野心，也不希望消灭土著人口，而长期居留此地。这两种海外殖民事业，其拓展的过程是长远、稳定的，在历经四百多年的光阴后，居留地逐渐独立自主，同时，各国拥有的海外贸易驿站，也随着各国在欧洲情势的强弱，而有所变更。
在拓展殖民地的历史过程中，欧洲人民唯一不曾触及的地方是“非洲黑暗大陆” (the Dark Continent of Africa)。众所皆知的，非洲北方众集的阿拉伯民族及其部落，自古以来就属于欧洲势力范围。这个畛域，由于人口太过稠密，引不起移民拓殖者的注意，也由于贫瘠，吸引不了开发者的汹涌而至。这个地方，长久以来受尽外人统御的侮辱，饱尝混乱、受人忽视的痛苦。说来奇怪，始自古埃及帝国的没落，以至迦太基帝国的崩溃，这个地方从没有真正的独立自主，也从未建立一个稳定、值得信赖的政府组织。的确，欧洲各国一再尝试横渡地中海，来统治阿拉伯民族的这块土地，也冀望使这些信仰回教的阿拉伯人民能改信基督教；但是，他们从没有计划以处理海外殖民地的态度来对待北非的领土，他们甚至时时想望能把这些领土与其自己的祖国合并连结；这种古老的传统直到最近，依旧是意大利与法国遵循的途径。然而，在一八八○年代，一切现况为之改观，英国为了保护苏伊士运河而踏足于埃及，尽管当时英国仅仅为保护苏伊士运河，并不企图征服与结合埃及，但这种古老的传统已遭到破坏了。此事的关键在于：英国(这个不是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对埃及并没有浓厚的兴趣，它只关心印度所可能供给的财富，才涉足于埃及的领土上。
帝国主义把埃及从一个偶然为自身之故而征占有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为印度之故与进一步扩张的踏脚石而成立的军事站。南非洲的遭遇正好相反，自十七世纪，“好望角”(任何国家若要建立海上商业贸易驿站，好望角是最理想的地点)的价值全然依赖于印度——殖民地财富的重心；由是观之，印度贸易一旦衰微，好望角便随之没落。在十八世纪末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葡萄牙、荷兰与法国，赢得了印度贸易的控制权；当然，随后而来的便是连锁式的统领南非洲。设若英国的帝国主义只单纯地尾随旧有殖民贸易的途径(这条途径往往被误认为既是帝国主义)，那么，英格兰必然会因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一八六九年)，而丧失它在南非洲的统领地位。因为，今天南非洲虽然隶属于大英国协，但它通常有别于其它的自治颌地。若土壤肥沃、人口稀少是界定“居留地”这项名词的主要前题，而南非洲正缺少这两项前题。在十九世纪前期，英国曾努力想把五千名失业者移殖到南非洲，这项企图最后证明是失败的。整个十九世纪，不列颠群岛的移民潮不但始终避免移往南非洲，而在最近，南非洲的移民者竟然大批返回英格兰。英格兰那些极端拥护“撒克逊王国”的人士从没有承认南非洲——已成为“帝国主义的文化温床”(丹姆士语)——是大英国协的一自治领地；这些人满眼眶皆布满着建立亚洲大帝国的浪漫幻影，南非洲的影子当然是相当模糊的。从这里，我们正可以看出殖民企业与海外居留地的建立，对于前帝国主义有多深厚的影响。假若好望角的殖民地；只依旧停留于前帝国主义政策的架构中，那么，它实难变成炙手可热的地点，而会被西方人放弃。
一八七○与一八八○年代，在非洲发现了黄金矿与钻石矿，假若这些矿藏不具有触发帝国主义的力量，它们便毫无意义可言；帝国主义者在看到人们一窝蜂涌到南非寻找地球上最多余无用的东西(黄金与钻石)之后，乃宣称已找到永久解决剩余资本的方法。在人类生产活动过程里，黄金很难取得重要的地位，它只是一种古老的象征，用来炫耀财富罢了，根本无法与铁矿、煤矿、石油、橡胶的重要性相比。它在工业生产中毫无用处可言，它跟那资助开发黄金矿的“剩余资金”与拼命从事开发黄金矿的“零余人”(剩余劳力者)，具有同样讽嘲的意味。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均虚幻地认为必须发现一永恒的“救世主”(意指帝国主义的扩张一译注)来解救个这颓废的社会、陈腐的政治组织，除了此种幻象，帝国主义者更增添一虚幻的观念，那就是使所有功能上的决定因素(functional determinants)表面看起来都是独立自主、恒定稳固的；一个社会一旦耍放弃所有的传统价值时，则必会在经济活动的世界里找寻一绝对价值以资递补。然而，这样的价值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任何事物皆因有一确定的界限，才得以发挥功能。由此观之，这项绝对价值纯粹是幻觉，但这种幻觉却刺激着黄金的生产。自古以来，便有一大堆冒险者、赌徒、罪犯置身正常的健康社会之外，从事淘金，构成另一种社会的商业层面；但南非洲的黄金热潮是一种新的转向，往南非洲的寻金者，并不一定是浪荡于文明社会之外的人，反之，是这个社会的副产品，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剩余物，甚至代表了一个不停产生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力的经济体制。
剩余劳力，如四大洲的“波西米亚人(意指流浪汉一译注)”汹涌地冲向好望角，他们的行径依旧相似于以前的冒险者。他们都有这样的感觉：
船舶送我到苏伊士东端的任何角落，
在那儿，
最美好的竟似最败坏的；
在那儿，
没有十条戒律，任何人均可为所欲为。
他们与以前的冒险者相异之处，不在于他们是道德、或是非道德的，而毋宁是：他们决定加入此种“来自所有国家与种族”的群众中，而这项决定，并不一定是他们个人的意愿，此乃因他们的双足并没有踏出社会，但社会却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他们的企业活动也并没有超越文明所允许的界限，他们只是一批无社会功用可言的牺牲者。他们的抉择是消极的，一种决定背叛“劳工运动”(Workers’Movement)的抉择；然而基于这一项抉择，一些最好的剩余劳力，或是受到剩余价值威胁的人，共同组成反社会的群体，唯有透过这个群体，这群人才能发现一条返回充满友谊之情与有目标之世界的途径。此种情况并不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宛如一活动的表征，展现碰巧发生于其身上的处境；他们是活动的抽象物体，是那谬误生活体制的见证。总之，他们不是单一的个体，这与冒险者截然不同；他们只是接连不断的事件的影子，对于这些事件，他们是束手无策，仅能随波逐流。
康拉德在“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这本小说中，塑造出一个角色——柯兹先生。他们就宛如这位柯兹(Mr．Kurtz)先生一般，是“彻底的虚幻”，“卤莽而缺乏刚毅，贪婪而缺少胆识，残酷而缺乏勇气”。他们无所信仰，“只信仰任何事物——任何事物”：他们被那具有固定社会价值的世界所摒弃，只能全靠自己，但除了一点小聪明外自己仍是一无能为，而由于这种小聪明，假若他们被允许重返家园，他们也会如柯兹先生一般地危险。在那空荡、虚幻的灵魂中，唯一能萌生茁长的事物便是蛊惑的天份，这种天份，可造就“无数偏激党派的领导者”。最具有此种天份、也是愤恨情绪的活生生的化身，是德国的卡尔.彼德(可能是柯兹先生的模式)，他公然承认自己“已厌烦于被认定是社会的贱民，现在立意要成为高高在上的主人”。然而，不论有无天份，他们均“乐于做任何事——从掷钱游戏到任意杀人”，对他们而言，同类只不过是“苍蝇而已”，因此，他们遂为这些同类订立(或许是很快地学习)一项仪态上的法典，此法典适用于未来谋杀者的典型，对这些谋杀者来说，世上只有一项不可宽宥的罪恶——那就是发脾气。
在这群人当中也有真正的绅士，正如同康拉德所撰写的“胜利者”一书里的钟斯先生(Mr．Jones)般，由于厌倦烦闷，遂不惜代价企望能旅居于“艰难困苦、险境丛生的世界里”，或者，如同海斯特先生(Mr，Heyst)一样，放纵自己，而轻蔑人世间的一切事物，直到他“宛如一叶无所目标浮荡的树叶……无法依靠、抓住任何事物”地飘泊着。一个到处充满嬉笑怒骂的玩笑世界，不可避免地吸引了他们，唯有如此的世界，才能使他们以一种“极荒唐的玩笑”来“克服绝望”。在“无法无天的丛林沼泽”里，如是的绅士和浪荡的游子，彼此互通心意，他们发现彼此“虽然不相像，却是很好的搭挡，在不同的伪装下有着相同的灵魂”。在德雷佛事件中，我们已看透高等社会的行径，同时，也目睹狄斯累利所发现恶德与罪犯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这罪恶渊薮里，我们又看到两个本质上相同的故事，一个叙说高等社会如何爱上下层社会，另一个则是犯罪的情绪如何被优雅的冷静态度所提升，如何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力气”，以及这种“优雅举止”在他罪行四周制造的邪恶但优雅的气氛，罪行本身的残暴与实行罪行时的优雅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而这竟然成为浪荡子与绅士之间深刻沟通了解的桥梁。然而，欧洲必须经过三十年的光阴，才能完成这桩事(意指极权主义以优雅态度做出残暴罪行)，此因欧洲的社会伦理价值有延缓它发生的影响力，但此事终于如电器的短路一般，霎那间于殖民冒险的虚幻世界爆裂出来。
在逃避所有的社会规范与伪善，以及反抗过着土著民族的生活中，绅士与罪犯(浪荡子)感觉彼此亲密的结合，不仅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肤色，也因为他们都受到现今世界的冲击，在这个世界上，犯罪是为了取乐，是恐惧与狂笑的结合，如此才能使他们如幻影般的存在成为真实。土著的生活让那些如鬼魅般的事件(虐待、屠杀等)有所保证，保证不会有任何严重后果，对这些统治者来说，这只是“一场影子戏，掌握领导权的种族在追求它那不可理喻的目标与需求时，可以不受影响，无视其存在的走过去”。
对于那群逃避文明实相的人而言，土著的世界是一个完美的居住环境。在酷热的阳光下，在充满敌意的自然界里，他们面临着一种既没有任何未来目标，也没有历史成就的人类，置身于这群人之中，就犹如走入疯人院一般。“这一群“史前人”(prehis-toric man)正诅咒着我们、欢迎我们、向我们祈求——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此我们与周遭无法沟通，就像正常人进到疯人院一样，我们四处徘徊，心中暗骇，幻影般悄悄溜过去。我们根本无法了解，因为我们离他们太远；也无从记忆，因为我们旅游于太古时代的黑夜里，这时代早已无声无息地溜走了——毫无痕迹，毫无记忆。这块土地看起来如此虚幻；……这些人呢？别弄错，这些人的确是人类，这是最糟的一点——你会怀疑他们也可能是人类，他们咆哮、跳跃、奔驰、做出吓人的鬼脸。他们刺激你思考他们的人性，思考你(异乡人)与这些狂野、激情的喧嚣者之间的关系。”(见康拉德“黑暗的心”)
从历史眼光来看，在非洲争夺战之前，“史前人”的存在对于西方的影响是相当微弱的。同时，只要这些野蛮的部族——其数目超过欧洲殖民者——被消灭，只要转运黑人的船只将野蛮未开化的士着运住美利坚合众国，使之沦为奴隶，或者，只要欧洲的任何单独个体飘流于黑暗大陆的内部(在这大陆的内部，野蛮未开化的土著形成他们自己的世界，一个愚蠢的世界，但欧洲人在这个愚蠢的世界史添加一种愚昧，那即是寻找象牙的狂热)，那么一切使能平静无事。在这块人口过剩但荒凉、死寂的世界里，人的一切表现只是更增加人的孤寂罢了，来到这蛮荒之境的冒险者，大半疯狂至死。在这个未经探测、充满敌意的原始地方，没有一个人会自找麻烦地将它转变成一个具有人文色彩的文明畛域，看来，这块大自然只有以一种崇高的耐心来静待“虚幻的人潮飘荡侵袭过境”。冒险者是疯狂了，但这种疯狂只是个人的经验，产生不了任何结果。
经而，在非洲争夺战时期来到黑暗大陆的人，其心态、处境已全然改观。他们不再是孤独的个体，而是由“欧洲所有国家来共同缔造(他们)”。他们集中于黑暗大陆的南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波尔人——一个自荷兰分支出来的种族。长久以来，他们与欧洲文明相隔离，生活于野蛮末开化的士着世界里，几乎为欧洲人所遗忘，现在自然而然地成为向崭新环境挑战的先导者。来自欧洲的剩余劳力，其对新环境的反应，大部份受这唯一的欧洲团体(波尔人)所决定。
波尔人的祖先是荷兰的殖民者，这些殖民者在十七世纪时，定居于好望角，从事供应印度航线船只新鲜蔬果与肉类的工作；十八世纪时，另一小群的法国新教徒也加入他们，从事相同的工作。高度的出生率使这小小的荷兰团体成为一独立民族。他们与欧洲历史的潮流全然隔离，所走过的道路犹如“少数民族以前曾经走过的，但任何民族很少能成功地走完它”。
在波尔民族的发展史上，有两项重要的物质因素：㈠波尔民族耕作的土地相当贫瘠，只能利用来豢养牛群；㈡波尔民族的四周居住着人口众多的黑人，因之，他们只有以氐族的形式来组织自身，以游牧狩猎的方式来经营生活。贫瘠的土地，使波尔人无法安然定居，使得这些荷兰的农民无法依仿其祖国的情况来组织农庄；土地的荒凉，幅员的广阔，使得大家族便只能形成氐族的社会组织；环绕于其四周围人口众多的黑人部族，构成一股威胁的力量，时时隐伏于四周，使得这些波尔人的宗族遂相互合作，不曾自相争斗残杀。然而，如何解决土地贫瘠的问题，以及对付人口众多的土著民族呢？唯一的途径便是奴隶制度。
然而，“奴隶制度”这项名词无法恰当地描述事实的真相。尽管奴隶体制确实驯服了大部份野蛮未开化的人民，但却没有驯服所有的野蛮民族。人性的尊严与骄傲使波尔人无法认同野蛮民族是其同伴；波尔人从没有忘记面对另一种人类(指非洲人民)时所产生的震惊之情，此种震惊源自于目睹此一类人民竟与自己相似——从未考虑相同环境之下，是否应该是彼此相似——，此种震惊是奴隶体制的根基，是“种族社会”(a race society)的盘石。
人类通常能记忆各民族的历史，但对于“史前时代的部族”(prehistoric tribes)只拥有传说的知识，因之，“种族”这项名词只有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人们面对着既没有历史记录、也不晓得自己历史的部族时，才可能有意义。这些部族是否代表着“史前时期”的人，代表着地球上第一个经营人类生活形式的族类的嫡传子嗣；或者，他们是否就是“史后”(posthistoric)的生还者，是摧毁那我们无法知晓的文明的大灾祸的生还者。面临这类的问题，我们只能认为这些部族是大灾祸的幸存者，这个大灾祸可能是跟随许多小灾难而来的，绵延不绝的灾祸看来是如此单调，但似乎是人类生活的必然处境。总之，只有在一个充满着自然敌意的畛域里，才可能寻找到“种族”的此种意义。由是言之，使这些土著部族相异于其它人类之处不在于皮肤颜色的不同，而在于他们的行径宛如自然的一部份，他们视自然为一至高权威的主人，他们不曾创进出一个“人文世界”(a human world)，一种人的实相，因此，对他们而言，自然是能赐福降灾、具有无比威力的实体；与自然相比较，他们好似幻影，是那么不真实，宛如鬼魅一般。他们即是“自然人”，缺少了人的特殊性格，以及独特的实体，因此，当欧洲人尽情残杀他们时，全然没有感觉到自己正从事一项极残酷的罪行。
更深一层推究，无自觉的残杀黑暗大陆的部族是与这些部族本身的传统相脗合的。在非洲，各部族之间一旦发生战争，相互之间的大屠杀是一种不成文的法则，甚至，在一个领袖崛起统御许多部族时，此种大屠杀也会出现于战事当中。十九世纪时，塔恰卡王(King Tachaka)以非凡的纪律与军事组织结合祖鲁部族(Zulu tribes)，但他既没有建立一个祖鲁的民族，也没有建立一个祖鲁的国家，他只知道屠杀较弱小部族的人民——他竟然屠杀了一百万的人口。由此观之，他们既无法以纪律、组织建立起政治体制，屠杀、摧毁便成为永无记录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只是一连串不真实、不可理喻的过程中的一段插曲而已，无法被人接受，也无法烙印于人类的历史记忆里。
以波尔人的处境观之，奴隶制度是欧洲人与黑人部族相互适应的一种制度，是征服、或者是奴隶贸易所带来的结果，此种制度与某些历史实例，只是表面上的相似罢了。没有政治体制，也缺乏群体的组织，波尔人只是与奴隶生活在一起；没有壬何一块领域是确实被殖民化的，也没有一个黑人奴隶是尽心服侍白人主子的。那么，波尔人真正的处境是甚么？他们一方面丧失了与土地的关联，一方面丧失了在文化上显现的人类友谊的情感。“每一个人皆远离其邻人”就成了这个国家的律法，在完全隔离的状态下，每一个波尔人的家庭一再重复着波尔民族在黑色野蛮民族群中的经验——以漫无法纪的态度来治理这些蛮族。波尔人统治着这些部族，依赖这些部族的劳力为生，他们的地位就宛如是这些土著民族的酋长，在波尔人的统治下，原有的酋长势力早已被摧毁；而士著民族也视波尔人为最高的领袖，尊奉他们是一“自然神祇”，所以，波尔人自称的“神圣的地位”，部份是来自于黑人部族的尊崇。就这些黑人部族的白色神祇？而论，每一条法律均意指着剥削自由，以及独断家族的政治统御。在这蛮荒之地，波尔人发现非洲唯一能大量提供的“物质原料” (指土著奴隶)，但他们只能运用它来维持本身存在，而不能更进一步的运用它来蓄积财富、创造文明。
南非的黑人奴隶很快地就成为唯一真正工作的人口，他们的工作品质具有奴役的种种缺陷，诸如：颓惰、缺乏主动性、忽视工具、缺少效率……等等，因之，这些奴隶的工作，只能维持其主人的生计，而无法造成更丰富的养料来滋养文明。依赖奴隶的工作劳力与藐视任何形式的劳力与生产力这两项因素，使得荷兰人(指南非的荷兰人)退化成波尔人，也使波尔人的“种族概念”纯粹只是经济上的意义。
西方人一向对自己创造的世界感到十分骄傲，波尔族虽是一个由欧洲人所组成的群体，但对于西方人的骄傲，却感到相当陌生。生活在非洲，波尔人依赖土著为生，将之视为物质原料，好似这些土著就是原野里的果树，树上的果实供人任意采用，因此，波尔人懒散、缺乏生产能力，他们像几千年来过着一成不变的慵懒的非洲土著一般，呆滞、刻板的生活。波尔人依赖奴隶为生，正如非洲土著依赖那未开化、未变动的自然为生一样。在波尔人刚开始面对非洲土著时，确实曾引起极端恐怖的心绪，此种恐怖的心绪是因为欧洲人发现：自己所接触到的异类种族竟然相似于野生动物，宛如自然的一部份。恐慌与悲惨的处境，使得波尔人决心利用这些野蛮末开化的土著民族，把他们视为另一种动物，如此，波尔人推动了一项运动，这项运动过程的终点是——波尔人这一“白色人的种族”(a white race)退化到与“黑色人的种族”毗邻而居，两者的区别仅在于皮肤颜色的不同罢了。
南非洲这些贫困的白色人种(指波尔人)，在一九二三年，其人口占白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他们的生活水准与班图族相距不远。他们的贫穷种困于轻视劳力，以及已经适应黑色部族的生活方式，在今天，这是一则引入警惕的见证。波尔人犹如黑色人种一般，当耕地已不能藉原始的方法提供微小的生活所需，或者一块领土上的动物已被猎杀殆尽，便舍弃原有的土地；随既携带以前的奴隶，蜂涌到金矿与钻石矿的中心。然而，与非洲土著(这些土著立即变成雇用的，非技术性的廉价劳工)相反的是，他们需要且承认救济是白种人的一项特权，这时候，他们也丧失了所有的良心与自尊——正常人是不会靠着皮肤的颜色来赢取生活所需的。他们现在的种族意识是很极端的，其原因在于：㈠除了具白人身份外，他们已一无所有；㈡“种族”概念似乎更适于界定他们自己的处境，因为往日的奴隶已开始变成劳工，成为人类文明的正常部份。
在帝国主义运用种族主义作为主要的政治观念之前，于此白色人种与黑色人种相互混杂的社会，种族主义已是一项统治的策略，它的基础及实践足立之于经验上，因为他们体认到一种非想像、非理智可明暸的事物所带来的恐惧；同时，这种经验很自然诱使他们宣称：这些黑色人种并不是人类。但是，无论白色人种的意识形态做如何的解释，黑色人种都一致展现他们的人类特微，致使“白人”不得不重估自己的人性，而认定自己是超越人类之上，是上帝所挑选出来做黑色人种的神祇的。假若白种人冀望根本断绝与未开化野蛮人的共同关联，那么，这个结论是不可避免，也合乎逻辑。就实践的观点来看，它意指基督教的子民第一次无法抑制自我意识倒错的危险，也预示出一种前兆，显示基督教在新起的种族社会里是无能的。基督教义认为人类均源自同一根源，但波尔人却断然拒绝这种教义，又把旧约圣经中那些未能超越以色列民族宗教界限的篇章，转变成一种迷信，一种不能称为异端邪说的迷信。他们宛如犹太人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不同的在于：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挑选出来从事救赎人类工作的神圣使徒，而波尔人却认定自己是上帝挑选出来，可以懒散不经营生计，只为统治那些被指为佣懒、厌恶工作的黑色人种的民族。正如同荷兰改革教派一直所宣称的，这是上帝的意旨。波尔人的此种教义与其它基督教派相互矛盾，而且处于敌对的立场。
波尔人的种族主义与其它支流的种族主义不一样，的确，它是有某些真诚性，不妨说，是有点天真。全然缺乏文学与其它知识上的成就正可以印证这种说法。反抗“令人绝望”的生活处境(此种生活处境中的人只要任其自生自灭，就会无声无臭，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就是波尔人的种族主义的权源。若没有外人与外力插手其中，情况不会有所敢变。然而，英国人与英国的势力浸入了这块领土，显然，英国对这块领土并不是那么重视，因为直到一八四九年，他们仍称它为军事驿站(这个名词有别于殖民与移殖）。尽管如此，英国人的出现已经激怒了那懒散、呆滞的波尔人，鼓动波尔人的反动情绪。英国人不了解波尔人，而竟然在这块领土上把黑人当作人类，并且始自一八三四年便企图取消奴隶体制，更严重的是，英国人竟然限制当地地主所拥有的土地，这些引起强烈反应。而波尔人的反英情绪，便依一定的模式，贯穿整个十九世纪；波尔农民放弃他们的家园与农庄，遁逃于非洲广漠的内地，藉此来逃避英国的法律，他们宁可放弃所有的产业，而不愿意看到他们的产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是，这并不意谓波尔人不论遇到任何事件，都无法感到轻松自如。在非洲，他们是比任何移民都感到自在，因为在这片广漠的非洲大陆里，没有一处是界定清楚的生活畛域，所以，他们可以任意游荡。他们那怪诞的移居方式使英国总督惊愕万分，也显示出他们把自己转变成一个丧失欧洲人对领土感觉——一种属于自己国家的感觉——的部族。他们的行径宛如黑色人种的部族，这些黑色部族数千年来，闲荡于黑暗大陆，不论游牧到任何地方，他们都感到自在自如，若要他们定居在固定地方，则浑身不自在，好似要他们的命。
“飘泊无根”是所有种族组织体制的特征(比较第四章的观点一译注)。欧洲人的 “运动”我们可以视之为一所实验室，实验波尔人早期所抱持充满绝望的飘泊感，欧洲的“运动”虽然具有“飘泊无根”的特征，但较具有清楚的意识——冀望将一个民族转变成飘泊无根的游牧部族。意识清楚的“飘泊无根”种源于憎恨这个世界，憎恨这个世界无法安置“剩余劳力”；它的毁灭力量，最后可能转变成终极的政治目标。但波尔人那种“飘泊无根”的事实种源于何处？它全然源自于摆脱劳力的工作，以及尚未建立的任何“人文的世界”。欧洲的各种“运动”与波尔人对上帝“选民”的诠释，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相似。在欧洲所策动的“泛日耳曼”、“泛斯拉夫”、或者波兰人的弥赛亚运动中，“上帝选民”的观念多多少少是这些活动的一项意识清楚的手段。然而，波尔人那种变态的基督教却坚实地根源于一种令人恐怖颤栗的“实相”上，此“实相”既是：这些悲惨的“白色人种”(指波尔人)被同样悲惨的“黑色人种”耸崇为神祇；而且波尔人无法将他们生活的环境转变成一个文明化的世界，在此种处境下，波南人无法发现比自身更高超的价值。综观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一项结论：不论种族主义是一连串大灾祸的自然结果，或者，是一种实现“种族”优越感的有意识的手段，它往往与下列诸多因素有所关联：㈠藐视劳动，㈡憎恨领土界限，㈢飘泊无根的趋势，㈣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且狂热地实践此种信仰。
早期来到南非的英国人，无论是传教士、军人、垦荒者，都无法了解波尔人的态度，实际上这是有事实根据的；他们也不瞭解欧洲人的绝对权威(英人与波尔人一样对此极感兴趣)除非循经种族主义，否则无法继续维持，因为欧洲在南非的永久居民数量远低于土著人口。“假若定居于非洲的欧洲人，必须入乡随俗的仿效非洲野人的行径”，那么将使这些英国人深感震惊，对他们那单纯的功利心智而言，在这个白色神祇统治黑色人种的虚幻世界里，牺牲自己的生产力量与利益是一种愚蠢的行径。只有在黄金浪潮的时期里，英国与其它欧洲各国的居民才逐渐适应这一群人(指波尔人一译注)。这群人自绝于更高超的动机，也隔绝了欧洲人那较卑微动机的诱导，因此他们既使受到利益动机的刺激，也不愿重返欧洲文明的世界。总之，在一个任何人皆不愿意成就任何事功，同时每一个人皆变成神祇的社会里，不论高超或卑微的动机与鼓荡力量都失去意义，也失去刺激的对象。
乙 黄金与种族
庆伯利的钻石矿，与维瓦特斯兰的金矿横卧于这虚幻的种族世界(World of race)里，“这块前往纽西兰与澳洲的移民船曾经经过的土地，现在，正目睹着人们往它的码头蜂涌而至，而且驱使整个国家往矿区行进。这些人大部份是英国人，当然其中也有许多是来自里加、基辅、汉堡、法兰克福、鹿特丹与旧金山的移民”。他们全都属于同一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既作者所谓的“暴民”一译注)宁可从事冒险与投机的事业，而不愿安定于一个角落，勤力工作；他们在日常生活的工作中不够勤奋和缴敏。……在黄金矿与钻石矿的区域里，到处可以看到来自美国、澳洲、德国的掘矿者，他们是投机份子、贸易商、沙龙的主人……退役的陆军与海军的将士、或者是出身富有家庭的纨挎子弟，……这些人形成了了令人惊奇的杂沓群体；在这样的群体里，那使人目眩的旷产像流水般地制造出金钱”。当地的土著刚开始时“是盗取钻石矿，以赚得的财富换取步枪与火药”，然而，后来，当掘矿者大量雇请非洲土著时，他们遂开始为薪资而努力工作，而且，当那慷慨无生气的殖民地突然间生气蓬勃时，他们就变成“永不竭尽的廉价劳力的供应者。”
此种黄金矿的热潮之所以别于其它类型之热潮，首要的区分是它拥有众多的土著人民，以及大量的廉价劳力。南非洲永不褪色的魅力且足以吸引冒险投机者定居的，不是黄金矿，而是“人的物质原料”(human raw material，即人力资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到，来自四大洲的冒险者甚至不必亲自挖掘黄金与钻石，南非洲的土著劳力可以保证这些欧洲人永远不必工作，来到非洲的欧洲人仅仅充当督察而已，他们甚至不曾训练出技工与工程师，所以，技术工人与工程师只有不断地从欧洲“进口”。
第二项重要的区分是：黄金热潮不仅仅是受黄金矿自身所鼓荡，同时，也与欧洲的经济体制有所关联。经由那囤积的剩余财富，以及犹太籍的金融家的帮助，这股黄金热潮遂能受欧洲经济体制的资助并组织规划。从一开始，“数千名的犹太人就宛如猎食的兀鹰般群聚在一起”，他们担任“掮客”，透过他们，欧洲的资本开始投资于金矿的挖掘，以及钻石矿的工业。
正当南非洲突然蓬勃滋长时，唯一不参与此项活动的既是波尔人。他们憎恨这些“外邦人”(uitlanders)，这些外邦人并不关切公民身份，仅需求不列颠的保护，这无形中助长了不列颠政府对好望角的影响力。在此处境下，波尔人的反应就如同往常的反应，他们变卖庆伯利的钻石矿产地，以及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黄金矿产地与农田，向广漠的内地移动。起初他们并不了解：这批崭新的“流动者”全然不同于英国的传教士、政府官员、或一般居民移入时代的流动行径；当他们在丧失分享猎取黄金利益的机会之后，才了解到这些新起的暴民与他们一样，不愿意工作，也不适合于建立文明，这才谅解了英国官员那恼人固执的法律，以及基督传教士那激怒人的“凡人皆平等”的概念；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波尔人所惊恐、所逃避的，是那实际不曾发生的事——国家的工业化。只要是指向文明的正常生产，必然会自动摧毁部族社会的生活方式，正常劳力与商品的市场也必然会销毁种族的特权，依据这个立场来看，波尔人的此种惊恐是合常理的；然而，供给南非洲大半人口生计的黄金矿与钻石矿，并不属于上述正常生产的商品，同时，它们的生产方式也不同于澳洲的羊毛、纽西兰的肉类，或者，加拿大小麦的生产方式。在经济体制里，金矿所盘据的地位是非理性的、非功能性的，这使得它独立于理性的生产方式之外，因为合乎理性的生产方式，绝对不会容忍那介于黑人与白人之间薪资供需的悬殊差异。金矿是为投资事业而存在的，其价值全仰视于政治因素。此种物质虽巳成为南非洲的“生命血液”，但它绝对无法成为崭新的经济体制之基础。
波尔人惧怕“外邦人”的出现，因为波尔人将这些“外邦人”误认为不列颠的移民。这些“外邦人”为了企望剎那间变成富豪，往往独自一人来到此蛮荒之地；当此种希望已幻灭，唯有无家可归的人，如犹太人，才会依旧停滞于这个广漠的地域。来到此地的任何团体，从没有希望依照欧洲国家的模式来建立一个社群，他们也不曾效法英国殖民地者在澳洲、加拿大与纽西兰的作为。巴诺托(Barnato)很愉快地发现： “维瓦特斯兰政府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绝无仅有的政府；它实在无法称之为政府，而是由两万个股东所组成的无限公司。”英国人与波南人曾发生一连串的误解，这一连串的误解，终于导致“波尔战争”(British-Boer war)的发生。波尔人竞误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列颠政府长期追求南非洲统一所聚积而成的结果”，但事实正与此相反，促使这场战争爆发最主要的因素，纯粹只是投资的利益而已。波尔人战败后，他们所损失的不过是自己曾经多多少少刻意遗弃的，那既是：财富的分享。然而，战败却使波尔人赢得一种同意：其它欧洲团体(包括不列颠政府)对它那种族社会的无法无天的性质的同意。现今，所有各地的人口——不列颠或荷裔南非人工会会员或资本家，对种族问题看法都一致；就这点而言，纳粹德国及其有意识的企图——将德国民族转变成一个种族——强化了波尔人的政治地位，既使德国战败也不曾削弱它。
波尔人对金融家的憎恨与害怕超过对其它的外邦人。他们瞭解金融业者是结合剩余资金与剩余劳力的关键人物，他们也了解这些金融业者的功能，是把猎取黄金的行径转变成——更广阔、更永久不变的企业，“波尔战争”证实了他们此种看法。这场战争显然是由一些外来的投资者所促成的，这些投资者要求本国政府保护他们在海外的巨大利益——在他们看来，政府出兵与异民族开战，就如在国内派警察向罪犯开火一样，都只为保护他们这些人民。从事实显示，把此种暴力引进那虚幻的黄金与赞石矿事务之中的，不再是金融业者，而是从“暴民”中堀起的人物，对于他们——犹如罗德斯——追求利益为次要的，主要的信条是“为扩张而扩张”。金融业者大部份是犹太人，他们不是剩余资本的拥有者，而只是剩余资本的代表者而已。他们既没有重要的政治势力，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得以把政治的目标与暴力的使用带进投机、赌博的行业里；然而，对波尔人而言，这项事实是无关紧要的。
毫无疑问的，金融业者虽然不是帝国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但很明显的，他们是帝国主义初起阶段的代表。他们从资本的过度生产中获取巨利，与那反常态的经济与道德价值形影相随。资本本身的商业贸易不再只是经营货物的买卖，或是从生产中获取利润，而以往的经济架构也不再适合于它，它只有在另一个崭新的架构里才能活动自如。此种情况使金融业者能盘据——极优越的地位；此外，海外没资利润增加极速，远超过商业贸易所获取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与贸易商的地位便远不如金融业者。金融业者的经济特性在于：他们获取的利润不是来自生产，或商品的拓展与交易，或正常的银行事业，而是透过“佣金”而赚取利益。此种经济性格在我们解析整体的脉络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此种经济性格赋予金融业者一种不实在的、宛如幻影般的存在。在正常的经济结构中，它本是微不足道的，由南非洲发生的许多事件，便足以显示此种经济活动的典型性格。的确，金融业者并没有剥削任何人，他们也没有能力挫制商业冒险的路途；职是，在商业冒险的途径上，他们可能转变成欺诈之徒，或者，也可能建立起一正常的、稳固的企业。
另一桩重要欣事实是：变成金融业者的正巧是犹太民族中的暴民份子，南非洲黄金矿的发现，正与俄国近代集体迫害犹太人的时代相同，因此，黄金矿的开发使得犹太籍的移民像流水般地涌至南非洲。设若犹太籍的金融业者没有事先来到南非洲，也没有关怀南非的移民，那么，犹太籍的移民者就很难在那聚合着亡命之徒与寻求财富者的国际群众浪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犹太籍的金融业者来自欧陆各国，在这些国家里，他们——以阶级的名词来看——宛如南非洲的移民一样是剩余劳力。新兴的犹太金融业者与那自一八二○年起便逐渐增加影响力、渐趋稳固、显赫的犹太家族，自不相同，也不可能跻身于这些少数家族的阶层里。他们屈于新兴的金融业者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自一八七○年或八○年起，可在欧洲各大城市找到，他们为了在国际证券交易的赌博中试运气，遥远离出生地的国家。这些犹太金融业者的所作所为，确实震惊了那古老的犹太家族，然而，这些家族已式微没落，无法阻止新兴阶级那寡廉鲜耻的行径，职是，当他们决定将活动领域移至海外时，这些家族是最高兴不过了。换句话说，在合法的犹太银行事业中，这些犹太籍的金融业者是多余的，正如在合法的工业企业界，以及合法劳工世界的常人当中，他们是多余的一样。在南非洲境内，商人的经济地位很快地便被新来的金融业者所替代，如巴诺托、贝特、马凯斯(Sammy Marks)。这个地区比起欧洲，更容易使古老的犹太居民失去其显赫的地位。在南非洲，新来的金融业者是加入资本家与暴民联盟的第三者；他们不但推动了整个联盟的进展，也在黄金与钻石的矿床里，掌握流动资本及其投资，因之，他们比任何人更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变成显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