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桩助长犹太人成为金融业者的重要事实是：在新来的金融业者，其犹太血统里有一种蒙陇的象征气息，这种象征气息便是他们那无家可归与飘泊无根的性格；职是，使整个事件充满着神秘的气象，也象征化了整体事件。此外，他们那国际性的亲和关系自然而然地激起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觉：犹太人的政治势力遍布全球这种幻象根源来自于一项事实，既是：犹太人的银行资本与国家商业活动的范畴，两者之间的距离，太过于接近。在南非洲，关于犹太人具有国际性的秘密权力的怪诞想法比欧陆更为人轻信。在这里，犹太人第一次被迫走人种族社会而被波尔人从“白人”群中挑选出来，作为憎恨的对象，视他们为整个侵略企业的代表，也视他们为一不同的“种族”，是一项恶毒元素的化身，此种恶毒元素正介入“白人”与“黑人”的正常世界中。波尔人憎恨犹太人的情绪之所以激烈，部份原因来自于波尔人的疑惧。波尔人声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基督教反对此种理论，而犹太教似乎是一更直接的挑战，也是一强硬的敌对者。因此，在波尔人眼中，犹太人比起其它人更不愿信服他们标榜的“上帝选民”的理念。远在纳粹有意在南非洲竖立起反犹太运动之前，种族事件已经以“反犹太主义”形式融入“外邦人”与波尔人之间的哄争。等到十九世纪一过，犹太人在南非洲金矿与钻石矿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不再那么重要，这种“反犹太主义”也不再特别显着了。
金矿与钻石矿工业一旦发展至帝国主义运动的阶段，外来的企业股东就得开始寻求政府的政治庞护，在这段时期里，犹太人便无法继续保持其经济上的重要地位。犹太人没有自己的政府可以请愿，他们在南非洲的社会地位是摇摆不定的；社会地位的不稳固比经济影响力的削弱，更易使他们身陷于险境．因之，犹太人比其它任何“外邦人”更需要求得在南非洲的经济稳固，以及永久的居留权。若要实现此种需求，犹太人唯有谋求其社会地位的稳固——此意指犹太人能跻身于那具有排他性格的英国俱乐部之中。犹太人不得不以他们的(经济)影响力来换取绅士地位，如犹太人与罗德斯之间的交易。罗德斯支持的比尔斯公司(De Beers Company)在合并贝特公司 (Alfred Beit's Company)之后，也以同样的方法(保证使犹太人成为绅士)取得巴诺托钻石信托公司(Barnato Diamond Trust)。这些犹太人所支付的不仅仅是经济力量，还付出更大的代价，罗德斯(与犹太人同样是新来的冒险者)也因此终于能被英国的银行业者接受，就英国的银行业而言，犹太人比其它人更容易结合，“英国的银行不会借出一分一毫来稳固黄金股的安全。只有来自庆伯利的钻石业者那无限的信心，才能像磁铁般吸引国内的国教教派人士”。
在罗德斯剥削犹太人的产业、以自己的奸恶代替了英国的投资政策而变成好望角的中心人物之后，黄金热潮才变成发育完全的帝国主义企业。此企业分给股东的股息有百分之七十五流落于国外，尤其是大不列颠，如是，罗德斯的商务很成功地引起不列颠政府的兴趣，使它相信：扩张与暴力工具的输出是保护投资事业的必要条件；也使各国相信如此的政策应该是一个政府的责任，并且是一项荣耀的责任。从另一角度来看，罗德斯将典型的帝国主义者的经济政策引入好望角，由于此种政策，使得那些不被外来股东所接纳的工业企业，萎靡不振。由是观之，金矿开发与政府的保护阻碍了两顶事业的发展，一项是开采丰富的、具有实用价值的金属矿，另一则是消费品的生产。由于此项政策，罗德斯遂能使波尔人心悦诚服地接受英国的统治，忽视所有真正的工业企业，绝是最能避免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也因此才能使种族社会不致于在正常情形下寿终正寝。
经过几十年后，波尔人才了解帝国主义是不值得惧怕的，因为它截然不同于澳洲与加拿大发展国家的模式；他们也了解到它不会从一般国家中获得利益，它只要能在一特殊领域里经营兴盛的投资事业，便已心满意足。因为，帝国主义只要投资事业的利润能稳当可靠，就心甘情愿地放弃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法则，以及平等主义的倾向。南非洲便是帝国主义此种现象之典范，这很明确地表明一种现象：在暴民与资本家结合的阵线中，当暴民成为主要的份子时，利润至上的法则就不再有效。
在南非洲，波尔人依旧扮演一地位稳固主宰者的角色。在此地，合乎埋性原则的劳力与生产政策一旦与种族上的考虑发生冲突，种族上的考虑往往是占上峰的。利润动机一再为种族社会的需要而被牺牲，也常常代价惊人。如：当南非政府解雇一万七千名班图族的员工，而支付给白人两倍以上的薪资时，铁路的租用利率竞在一夜之问荡然无存；当白人取代土著的市政雇员时，市政府的开销数目大得惊人；当“禁止有色人种法案”(Color Bar Bill)摈弃工业中所有黑色人种工人的工作机会时，迫使工业企业在生产经费上有巨额的提高。波尔人生长的种族世界中，再也没有人——至少所有白色人种的工人——忧心忡忡了，可是，这些白人的工会竟然还抱怨“禁止有色人种法案”太过温和。
“种族主义”很成功地灌输于大部份欧洲人的心智之中，当犹太籍的金融人员消失于南非洲时，强烈的“反犹太入主义”依旧残存下来，乍见此种现象，真令人觉得惊奇。犹太人与每一个人一样适应“种族主义”，他们对待黑色人种的行径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然而，他们因为受到特殊环境的压迫，途不自觉的摧毁南非最强而有力的传统(既以开金矿与钻石矿为主的传统)。
在犹太籍的金融业者丧失其在金矿与钻石矿工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后，开始显现出异于常理的行为特征：他们没有离开南非，竞长期定居于此地。他们在白人集团中占一很特殊的地位，既不属于非洲的“生命血液”，也不属于“贫困的白人渣滓”。他们立即在南非建立起许多任务业企业，如家具与服饰制造商、商店店主、教师、医生、律师与新闻记者，这些企业在南非人的眼中，只是“次级工业”，因为它们与黄金没有任何关联。然而，无论犹太人如何适应南非洲的暴民情况，无论他们自认为南非洲对种族的态度是如何，他们已破坏了这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型态。犹太人将正常的生产因素引进南非洲的经济体制之中，终于导致马兰(Malan)在议会中提出驱逐南非联邦境内的犹太人的法案。很明显的，当马兰提出这项法案时，他受到所有贫困的白人与荷裔南非人的狂热支持。
当南非洲经济运作改变时，犹太人从种族与黄金世界中所表现的虚幻性格，摇身一变，成为南非洲唯一有生产力者，而此种转变更增加波尔人那多余的、不合时宜的恐惧。波尔人虽然讨厌那拥有剩余资金的中产阶级、或是那些黄金世界的代表者，尚不致于憎恨他们；相反的，他们对犹太人却恨之入骨。波尔人既恐惧犹太人，同时也藐视犹太入，认为他们透露出“外邦人”所有的意像——企图将南非洲变成西方文明世界正常生产模式的一部份，而西方文明世界中所稳藏的利润动机便足够危害种族的虚幻世界。当然，犹太人并不是所有外邦人的影像，他是独特的，对于一个种族社会确实具有威胁的力量。当南非洲的黄金生命血液断绝之后，犹太人无法与其它“外邦人”一样重返祖国，因此，犹太人激烈反抗那些迷信种族与黄金的“外邦人”，以及他们对其所怀的敌意。但犹太人又不可能与“外邦人”之外的唯一团体(土著黑人)携手共进，虽然这些黑人已渐脱离种族社会(在正常的劳动工作与城市生活的冲击下，黑色人种的“工人”已愈来愈认识到自己的人性)。犹太人虽然也有一确切的种族上的根源，但他们并没有盲目崇拜它，对他们而言，消除种族社会反而是一种解放。
对纳粹党而言，“种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是一项最重要的政治武器，可以用来摧毁文明，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体制；而“种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在南非洲却是现状的自然结果。它们并非藉纳粹主义而存在，也仅间接地影响纳粹主义。
对于欧洲人的行径，南非洲的种族社会施予真实的、立即显现反弹性的反应，因为，一旦南非内陆的劳力供应短缺，中国与印度的廉价劳工遂会疯狂地输入此地。在这个地方，亚洲人民亦同样被视同如非洲未开化的野蛮民族，这些野蛮民族也由于缺乏才智，而震骇了欧洲人。唯一的不同在于欧洲人没有任何借口或可令人信服的理由，把中国人与印度人视为非洲的同一族类。有一确切的事实——欧洲帝国主义在亚洲正着手从事犯罪的勾当，的确，“种族”的概念在亚洲是须被加以修正的。正如同“白人”在开始肩挑起重担时所说的“高等与低等族类”这句话指出一渐进发展的可能性与架构，而这项观念竞在不知不觉中逃避一桩事实——两种相异族类有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种族原理取代了过去对亚洲古老的心智意像，认为亚洲人民是奇怪的，是异域主人，因此，比起非洲，种族原理更适于作为统治与剥削亚洲的一有效武器。
就极权政府而言，有一项虽无法立即展现意义，但却可以获取重要经验的体验，此项体验既是：在非洲的种族社会中，利润的动机未必是荣耀的，同时也能够被抹煞；社会可以用别于经济原理的原理而运作。如此的环境适合某些人，这些人在理性化的生产与资本体系的处境下，属于无特权阶级。职是，南非洲的种族社会给予暴民一项教训，这项教训有一种令人觉得迷惑的警示前兆，那就是无特权阶级透过尖锐的暴力，可能变成一更卑微的阶级。基于此种现象，暴民甚至不需要革命，而仅仅需要与统治阶级相结合，便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如此，海外的或文明落后的民族，对于这项策略的实现，提供最适当的可能性。
暴民的领袖，譬如：卡尔．彼德，首先实现此种非洲体验的冲击力量。这些领袖毅然坚信他们是属于统治者的种族。非洲的殖民产业变成一块沃土，于其上孕育了壮硕的花朵，而后化成纳粹的精萃份子。在这个地方，暴民领袖亲眼目睹民族被转变成种族，同时也看到此种过程在一开始，任何民族都可以将自己推向“统治者种族”的地位。有一种幻象曾经教导民众——历史的过程必然是“进步的”，然而，在这里，他们治愈了此种幻象，因为旧有殖民地的活动途径，在朝向某种事物时是缓慢的，“荷兰人（指波尔人一译注) 是缓慢地远离任何事物”。假若“经济史曾经教导我们，人是一步一步的渐进发展，从狩猎生活进展到游牧，而后终于定居下来经营农业生活”，那么，波尔人的故事，则很清楚地描绘出相反的景象：“人也可以从辛勤的拓殖上地与节俭的生活中……逐渐变成狩猎者与游牧者”。这些领袖清楚地了解，正因为波尔人退化成一野蛮未开化的部族，所以他们依旧可以稳固地保持其统治者的地位。假若统御其它“种族”的种族的权力是可以购买的，那么，他们也心甘情愿付出任何代价，降低任何文化水准，以建立起一个种族组织。同时，由聚集于南非洲世界各地来的人民的经验中，他们也理解到西方文明世界所有的暴民，都会拥护他们。
丙 帝国主义的特征
帝国主义统治有两种政治武器，一是在南非洲发现的“种族”概念，另一则是在阿尔及利亚、埃及与印度实施的“官僚政制”。采究两者的根源，可以发现到“种族”纯粹是欧洲人面对非洲土著的有意识的反应。欧洲人对于这些土著的人性感到震惊与羞耻，就是在此种反应下，“种族”的概念才应运产生。而“官僚政制”则是欧洲人统治海外民族、督管海外民族所带来的结果。在欧洲人的限中，海外民族是卑微的、全然无希望的，因此，必须受到保护。换言之，“种族”概念是逃遁于一个无任何责任感、无任何人文事物存在的境地里；而“官僚政制”却是责任感带来的结果，而这种责任是任何个人不能为别人担负，任何民族也无法为其它民族负担的。
驻扎印度的英国官员(既柏克所说“法律的破坏者”的继承人)都抱持着一份过份夸张的责任感，这种夸张的责任感有物质上的基础，那便是：大英帝国是在“心不在焉的剎那间”被建立起来的。面对这桩事实，那些为了保持这些偶然攫获的事物而努力工作的人发现一项解释的观点，即是将偶然性的意外转变成有意的行为。始自上古时代，这个观点在历史过程的变更里，就曾经被“传说”(legends)所实现。在建立不列颠政府的官僚政制与特务时，英国知识分子所梦想的“传说”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传说”在人类创造历史的当中，扮演着带而有力的角色。没有任何人曾禀承“无作为”(undoing)的天性，人往往是其它人“懿行懿德”的承继者。他的双肩担负着责任，这个责任并不是有意识的行为，而是绵延不绝的连锁事件所造成的结果。他需要对过去加以解释与诠释，因为那开启未来命运神秘的钥匙似乎是隐藏于过去的时辰里。在上古时代，“传说”是任何城市、帝国与民族的精神盘石，“传说”替人们提出种种保证，使人们可以安全稳当地通过无远弗届的未来空间。它们从不会与证据确凿的事实有昕关联，但是，它们往往表现出真实的意义。它们所提供的真理，是超乎实相之外，它们所提供的回溯也超乎记忆之外。
传说式的历史解释，其功能是对过去已发生的事实加以修正。这种修正是需要的，正因为历史本身可使人对并非自己所做的事或并非自己所能预知的后果负责。在古代的传说所服务过的城市、帝国与民族灰飞烟灭之后，数千年来，传说依旧保有蛊惑人的“实体”(actuality)，这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形式，透过此形式，过去的事件可以在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政治策动中，适合个别的处境。置身于那显然是揑造的有关于事件的传奇故事中，人开始可以确实肯定对这些事件应当负起的责任感，也开始能承认“过去”是属于自己的。“传说”造就人成为一位主人，主宰他未曾做过的行为，处理他不得不做的行为。从这层意义来看，“传说”不仅是人类记忆的起始，而且也是人类历史的开端。
由于基督教的兴起，那繁盛滋长的历史与政治传说，突然中止。基督教对人类历史所作的诠释是：亚当的堕落至最后审判之日，是一条通往救赎与赎罪的路程。此种诠释彰显出强大无比的力量，对人类命运也提供出一综摄性的传说式的解释。只有在统一的基督教(指中古世纪)精神解体并导致民族国家建立，以及通往救赎之路被认为只是个人信仰，而不是一种可以运用于所有事件普遍性的原理之时，另一种崭新的历史解释才会应运而生。十九世纪，给予我们一种颇奇异的景观，在这个时代里，于历史舞台上同时出现各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每一种意识形态皆声称自己了解那隐藏于不可理喻事件中的真理。事实上，传说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传说的目的也不在于提供一项普遍性的解释观点，它们真正关切的是具体的事实。民族国家体制产生时，并没有伴随着产生因民族国家而创造的传说；同时，当民族国家崩溃，帝国主义将取代古老形式的民族主义时，一种属于现代的、独特的企图才明显地表现出来。观察这两种现象，是颇具意义的。
创建帝国主义传说的作者是吉卜林(Rudyard Kipting，1865-l936，生于印度之英国作家与诗人一译注) 这个传说的主题是大英帝国，结果既是帝国主义的性格(在当代政治中，帝国主义是唯一有性格的)。大英帝国的传说与它的帝国主义，两者之间的关涉是微乎其微，但它却能强迫、欺骗英格兰最优秀的子弟们奉献牺牲。“传说”总是吸引着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正如同意识形态总是吸引着一般人，而那些躲藏于场景背后，以耳语流传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神秘力量则总是吸引着最低劣的人。毫无疑问的，没有任何政治结构会比大英帝国更能从有意识地建立起殖民地，继而进展至统治与管理所有的异地民族，更能具有传奇故事的鼓荡力量，以及白圆其说的理论。
帝国建立的传说，如吉卜林所述说的，起始于不列颠岛屿的自然环境，英国人民被大海所环绕，他们必须透过船舶的制造，才能赢得自然的三大元素——水、风与太阳——的帮助。由于舶只的创造发明，英国才得以与险象环生的自然力量相结合，也才得以成为全世界的主人。吉卜林如此说道：“你将赢得这个世界，而别人并不关心你如何赢得；你将把持这个世界，而别人并不了解你如何把持；你将会把整个世界扛在背上，而别人看不到你如何扛它。然而，既不是你，也不是你的子嗣，会从这规模如此小的工作里获得任何代价，除了那四件伟大的礼物——一件是大海，一件是风力，一件是太阳，另一则是负载着你的船只。……因此，当你赢得这个世界，把持这个世界，将整个世界扛在背上——在陆地上，在大海里，在苍穹下——你的子嗣将时常拥有这四件伟大的礼物。他们将会心智聪慧，有远见；言语沉着，有力量；手腕粗壮，有作为。只要花费极小的力量，既可自敌人处蠃取巨硕的战利品。……它们将会成为一种保障，护卫那些通过大海，抵达有秩序之境地的人们。”
吉卜林这篇题目为“第一位水手”的小故事与古代的建国传说如此脗合，其主要因素在于：他把不列颠的岛民描绘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成熟政治意识的民族，只有这个民族才真正注重法律，才能担负起促进世界福祉的重任，这个重任在野蛮末开化的部族之间，更为明显，这些部族既不关心，也不晓得整个世界结合的意义何在。很不幸的，吉卜林的故事缺少古代传说内在固有的真理，整个世界关心、了解、看到他们(指不列颠岛民)如何去做。它不可能使全世界相信英国人不曾“从那规模如此小的工作之中，获得任何事物”(见作者上引之吉卜林的话一译注)。然而，英格兰自身的实相确实符合吉卜林所撰述的传说，而使得这则传说成为可能，不列颠岛民具有骑士风范、高贵气质以及英勇的气质，既使它们与罗德斯、柯棕爵士（Lord Curzon)所统治时的政治实相根本不相调配。
“白种人的负担”(吉卜林最有名的——句话——译注) 不是伪善，就是种族主义。然而，这个事实并没有遏止少数最优秀的英国人去诚心地承担责任，使自己成为帝国主义的空想、悲剧性的儍子。在英国，与伪善的传说一样真实的是：另一个较不明显的传说——“屠龙勇士”(dragon-slayers)；这些杀手狂热地前往遥远、奇异之地，去面对异域纯朴的民族，替他们屠杀无以数计的毒龙。在吉卜林撰述的另一则故事——“祖先的坟墓”（The Tomb of His Ancestor)多多少少表现出此种真相。在这则故事中，描述秦氏家族（the Chinn family)的事迹，这个家族“世世代代替印度人服务，犹如成群列队通过大海洋的海豚”，他们射杀那些偷食贫困农民作物的麖鹿，教导人民更完美的农耕方法，使人民摆脱那具有伤害性的迷信，并且大规模的屠杀凶猛的虎与狮。他们所得到的报偿只是“祖先的坟墓”，以及使整个印度部族相信秦氏家族的传说。依照这则传说，“那受人尊敬的祖先，……拥有一头猛虎——一头可以骑坐的猛虎，只要他高兴，就可以骑在牠背上环游整个国家。”很不幸的，这种骑着猛虎环游国家，却是“一种战争或瘟疫或其它种种的象霉”，而在这个故事中，它是一种接种疫苗的象微。因此，秦氐家族的年轻后裔在“辎重处”(Army Services)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僚属，一旦关涉到印度部族，他们的身份就变得相当重要；缘此，这些年轻的秦氏家族后裔不得不射杀其祖先的猛虎，俾使人民可以在无惧于“战争、或瘟疫等等事物”的状态下，接种疫苗。
就现代生活的而言，秦氐家族的人“比其它多数人来得幸运”。他们一踏入生涯，这个生涯就温和且自然地引导他们，实现年轻人最灿烂的梦想。当其它年轻人必须忘记“高贵的梦想”时，他们适巧成长到足够的年岁，将梦想转变成行动。尽心服务三十年之后，当他们退休时，他们的蒸汽轮船将透过“外国的运兵船，将其子女运往东方，继续完成家族的职责”，由此，古老的秦氏家族——曾是政府雇用的，军队所差遣的屠龙勇士——的力量，可以被传导至下一个世代。毫无疑问的，他们尽心的服务是有代价的，英国政府支付他们薪俸，然而，他们的服务对象，颇令人觉得暧昧不清。他们一代接一代特别地为印度部族服务，唯一的安慰是：这些部族皆信服他们服务的热忱。事实上，高级的政府职员很难理解年轻的秦氏少尉那奇异的职责与冒险，更难理解的是他很成功地使其祖先的灵魂肉体转生。这两桩事实使他那宛如梦境般的双重存在能奠基于一实体的稳固基础上。置身于被海水与闲言闲语堆砌成的墙垣所分隔着的两个世界之中，他竟感觉到轻松自如。他出生于“丛林沼泽遍布着猛虎禽兽的国度之心脏地带”，在他自己的民族之中，以及在和平宁静、举止皆合乎中节的英国人当中，接受教育，使他得以与两个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一起，根植于其中，也熟悉这两个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的传统、语言、迷信与偏见。因此，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女王陛下”(指维多利亚女王)唯命是从的士卒，转变成蛮荒世界中一位具有鼓荡力、高贵的人物，一位受人尊崇、保护弱小民族的英雄，以及古老传奇故事中的屠龙勇士。
这些隐藏于不列颠官方统治的场景后，扮演其保护弱小民族的愚侠角色的并非对野蛮民族怀天真理想的产物，而是来自于欧洲与基督教传统最好的元素所形成之梦，虽然这些梦已褪化为童稚期的理想，根本发生不了作用。“女王陛下”的士卒与不列颠高级文官都无法教导土著民族知晓西方世界的伟大事物，唯有那些不曾从那童呆时理想中觉醒，因而为殖民地谋福利的人，才能圆成这项工作。就“屠龙勇士”而言，帝国主义不是别的，只是一种偶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逃避一个社会，置身于此社会之中，任何人若想成长，就必须抛弃他年轻时代的热望与理想。他们动身到一个远方的国度里，唯有如此的环境，才能容许、激扬起公立学校体制曾灌输的童呆性理想；殖民地的服务敦促他们远离家围，也阻止那童呆性的理想僵化成一种成熟的观念。始自十九世纪，布满着奇异色彩的异域就开始吸引英国最优秀的年轻人，也剥夺英国社会最诚实与最危险的元素，除了此种福祉之外，并保持(或可说是化了)嫩稚的贵族气息，得能固持与重生西方世界的道德标准。
克蓝玛爵士(Lord Cromer)在前帝国时期的印度政府里担任总督的秘书与财政官，他依旧属于不列显的“屠龙勇士”行列，一生的行径受“牺牲精神”与“责任感”所引导。“牺牲精神”使他奉献其身于落后民族，“责任感”使他尽心尽力于发扬大英帝国的荣耀，“这种责任感培养了一群具有治理的愿望与能力的官员。”一八九四年，他拒绝了总督的职位，十年后他拒绝接受“外交部长”(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的职位。如此的头街，必然会使一些小人物心满意足，克蓝玛却拒绝它。从一八八三年到一九○七年，他成为一位拥有巨大权力，但并不为公众所熟悉的“英国驻埃及总领事)(British Consul General in Egypt)。在埃及，他是第一位帝国主义的执政官，成为“替不列颠种族的荣耀服务的杰出人物”；或许，也是最后一位能在心安理得的骄傲心境下逝世的政府官员：“让一切事物发扬不列颠的荣耀——／从未赢取如此高贵的代价，／一个民族的福祉解放，／责任已完成。”
克蓝玛前往埃及，是因为了解到“英国人若要拥抱他所热爱的印度，必须把脚根稳立于尼罗河的两岸”。埃及只是一项为达成目的而必须运用的手段，为了印度的安全，英国必须把势力扩张至埃及。在同一时期里，另一位英国人为了跟此相反的理由，也踏上非洲大陆的另一端，这位英国人既是罗德期。他前往南非洲之时，好望角对于英国人所“热爱的印度”已丧失任何重要性。比起北非那位令人尊敬的同事，罗德斯的扩张观念更加进步。就他而言，扩张的观念不必由任何可觉知的动机(譬如：把握已获得的产业)来加以自圆其说，“扩张既是一切”。印度、南非洲与埃及，不论重要与否，都是踏脚石，立足于其上，可以推动那只受限于地球范围的扩张运动。由此观之，粗俗的自大狂与具有牺牲精神、责任感的有教养人士，两者之间虽确实存有一道难以跨越的深渊，然而，却导致大致相同的结果；这两种人同样地应为秘密“大游戏”(Great Game指帝国主义的游戏)负责，这场游戏与“种族的虚幻世界”同样疯狂，同样有害于政治的行动。
罗德斯统治权的势力范围在南非，而克蓝玛则在埃及，两人的共同观点是：他们皆认为这些国家自身并非“目的”，而只是手段，为达成更高目标之手段；由此观之，他们两人的性格同样是漫不经心与冷漠无情，对于他们从事的对象缺乏真正的兴趣，对于他们统治的人民缺乏关怀之情愫。当然，这种态度截然不同于亚洲地区土著独裁暴君的残酷暴虐，或者征服者的无情剥削，或者一个部族压迫另一部族的疯狂与混乱。当克蓝玛开始为印度而统治埃及时，他便丧失“落后民族”保护者的地位，也无法再真诚地信仰“保护被统治部族的利益，是整个帝国结构的原理”。
“冷漠无情”变成所有英国殖民官员的崭新态度，比起暴虐的独裁，比起专制政体，它是一种更具危险的政府形式。其原因在于：它甚至无法忍受维系暴君与及子民之间的最后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是由贿赂与馈赠所编织而成的。不列颠殖民行政官员那廉正的性格，使得其专制政府更不近人情，比起亚洲土著的统治者与冷酷的征服者，它更难以被其统治的人民接近(更远离受其统治的人民)。清廉冷漠象征着与“利益”绝对划分清楚；如此划分可使两者(清廉冷漠与利益)根本没有相抵触的机会，相形之下，剥削、压迫或腐败似乎更可以护卫人的尊严，因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腐化者与被腐化者生活于同一个世界，分享相同的目标，为拥有相同的事物而奋斗，但是，在冷漠无情的政府形式中，此种“第三种比较”(tertium comparationis)被摧毁无遗；更糟的是，冷漠无情的行政官们甚难理解他们已创造出一崭新的政府形式，而却坚信他们的态度是因为“与落后地区人民接触后所被迫”而滋生的。缘此，他不再认为自己的优越是出于一种无害的虚荣，而认为自己是属于“一个已发展出高度文明的民族”，因此，他的地位是天生具有的，与个人的成就无关。
克蓝玛爵士的生涯是迷人的，它正好体验了一个转折点——从旧有的为殖民地服务变成帝国主义的奴仆。对于自己在埃及所负的责任，克蓝玛最初的反应是颇不自在，并且忧虑，他忧虑的倒不是“并吞的新领土”问题，而是新领土的“混杂的政府形式”，对于此种政府形式，“我们无以名之，也无法发现任何先例”。一八八五年，他服务两年之后，依然对这种制度心怀疑虑，在这制度下，他名义上是“大英帝国总领事”，但事实上为“埃及真正统治者”，他如此写道：“这具精致的机器，其有效运作依赖少数人的判断与能力，这只有我们可随时撤退政治保护势力时，才能自圆其说。……假若撤退的可能性变得遥远而不切实际，那么，我们最好与其它列强共同接管这个地方，担保它的债务等等，……。”毫无疑问的，克蓝玛爵士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不论是撤退，或者是接管占领，都能使情况正常化。然而，无前例可言的“混杂的政府形式”，却变成所有帝国主义统治的特征，同时，导致下列的结果：几十年之后，每一个人都丧失了克蓝玛早期抱持的有关于可能与不可能的政府形式之健全判断，这种情况正如同丧失了塞尔朋爵士(Lord selbourne)早期的见识——种族社会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生活方式——一样。在非洲，一是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南非)，另一则是史无前例的政府(北非)，对非洲这两种情况评断的结合，最足以表达帝国主义最初的发展特征。
随后，克蓝玛竟然与“混杂的政政形式”相妥协；在他的信笺里，他开始合理化这个政府，也详细说明这个无以名之的，史无前例的政府之需要。晚年，他于“受统治种族的政府”(The Government of Subject Races)一文中，揭示了“官僚政制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the Bureaucrat)。
从此种哲学之中，克蓝玛开始坚信一项观念：不需要任何合法或书面上的政治条款保护的“个人影响力”是海外殖民国家“公众事务最有力的督察”。他认为：这种不受拘束的影响力正是明确政策所需要的，因为它可以在转瞬间改变，在困顿的情况下，也不一定需要牵涉到祖国的政府。它只需要严苛的训练以及值得信赖的幕僚，而这个幕僚集团的忠贞、爱国热忱，与个人的野心或虚幻的理想毫无关涉，也与那些立意将姓名、成就合并在一起的人毫不相关。这些幕僚的激情指向扮演默默无闻的角色(“英国官员愈少被人谈论愈好”)，也想望隐遁于场景的幕后；他们极轻蔑公众性，也嫌恶那些喜欢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人。
克蓝玛本身既拥有这些品德，只有在“从隐匿的角落被带到亮光之处”与“只有少数人明了的实相转变成众所皆知”的情形下，克蓝玛才会生气。的确，他的狂傲多多少少是“隐藏的，限于暗中操纵的行泾”。换言之，为了达成他的工作，官僚必须感觉自己是稳固地操纵一切事务，赞美与责备都不在乎，一切公共体制，不论是国会、“不列颠各政治部门”，或者报界都不能左右他。任何逐渐滋长的民主，或者是既存的民主政体的功能，都是危险的，因为“一个民族治理另一个民族——英格兰的人民统治印度人民”是不可能的。官僚制政往往是专家所组成的政府，也往往是由一个“有经验的少数人当所组成的政府；由是言之，它了解，也无时无刻不在抗御“无经验的多数人”的压力。每一个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无经验的多数人”，因此，在政治与公众事务上，必须信赖高度训练的专家。无论如何，官僚们不应该对政治事务具有普通的观念；官僚政体的官员，其爱国心不应把他们引入歧途，使他们妄信本国的政治原则本质上是优良的；因为如此，他们就会轻率地把它应用于“落后民族的治理上”。依照克蓝玛的观点来看，这是法国制度的主要缺点。
罗德斯的虚荣是尽人皆知的。依照詹姆森(Jameson)的说法，罗德斯希望能流芳万世；盛管他喜欢自我炫耀(self-glorifi-cation)，但仍与虚怀若谷的克蓝玛爵士抱持着相同观念——透过隐匿的身份来治理。罗德斯极喜欢草拟遗嘱，在他二十年来的公职生活中立下的所有遗嘱，都坚持使用他的金钱来设立一个“秘密会社……实现他的计划”，这个会社，“组织得如罗耀拉的耶稣会，由那些想做大事的人储存的财富所支持”，最后，该社将有“二、三千名散布于全世界的年轻力壮的会员，每个会员都牢牢铭记创办者的梦想，这梦想在他最易受人熏陶的年龄印在他心版上，而且，每位会员都是为实现创办者的梦想而精选的”。罗德斯比克蓝玛更具有远见，他开放这个会社的大门，招揽所有“北欧种族”，因此，他所揭示的目标不仅是大英帝国的成长与荣耀——它所占领的“非洲大陆、圣地、幼发拉底河河谷、塞普鲁斯与克里特岛、南美洲大陆、太平洋群岛，……马来群岛、中国大陆与日本岛的沿海地区，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取回”——同时也是“北欧种族”的扩张，这个种族组织成一个秘密会社，将建立起统御地球所有民族的官僚政府。
使罗德斯克服他那巨大无比、内在固有的虚荣心，并使他发现隐秘的魅力的正是：使克蓝玛爵士克服他那天生固有的责任感一样的东西。引导他们的动力是发现了扩张的力量。此种扩张并不是指向一独特的目标，不是受一个国家特殊的欲望所牵引，而是被视为永无止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任何国家只是一踏脚石，立足其上，可以做更进一步的扩张。在这种概念下，只为国家之缘故而征服另一个民族已经不能满足追求荣誉的渴望，同时，特殊尽责的服务与圆成一项特殊的工作也无法成就责任感。任何人，不论他个人的特质或缺陷是什么，一旦踏入永无止境扩张的大漩涡襄，他就不再是自己了，而舍身不由己的服从这个过程的法则，也将自己与“隐匿、无名姓的势力”(anonymous forces)认同合一。对于此种势力，他承认自己只是扮演着一个服务的角色，为了保持整个过程无穷尽的力量，而奉献其身。他认定自己只是一项功能，由于认定此项功能性，他遂坚信：唯有把这种动力潮流具体显现，才是最高的成就。如是言之，罗德斯真是疯狂，他竞然认为自己“没有做过任何错事，所做的一切，都会变成合理正当的。他的责任就是为所欲为，他感觉自己是上帝——不多也不少”。相形之下，克蓝玛就健全许多，当他称官僚政制是“有非凡价值的工具，可用来执行帝国主义的政策”时，也同样指出一种现象：人一旦使自己成为纯粹的工具或功能时，那么，这个人是退化、堕落的。
很显然地，这些隐匿不露身、无名无姓的人是扩张势力的特务，对于法律绝对不会担起任何义务。他们服从的“法律”只是扩张的一法律”，而唯一能证明池们“法律性”的事物，仅仅是成功这个响亮的名词而已。只要他们成功地完成那种能具体实现比他们更壮伟的势力的策谋，就能轻易地功成身退，甚至蔑视掌声与荣耀。在成功时，他们是狂妄自负的猛兽，在失败时，他们则是羞怯的怪兽。
官僚政府是以朝三暮四的政令来取代任何禀承着法律的政府形式，它的根基奠立于一种迷信之上，那就是：把人与历史势力认同合一(相当神奇，但却是有可能的)。抱持此种政治体制的人往往是隐匿于场景背后、操纵历史的人。克蓝玛爵士终究避开“所有书写的工具，或者，也可以说是避开所有可见、可触摸的事物”。他与埃及的亲密关系——甚至并吞它时——其目的纯粹是为了罔顾所有人为的法律条文，使能随心所欲地服从扩张的法则。由此观之，官僚们均避开任何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律，以各种不同的政令来处理个别的处境，因为法律禀承的稳固性势必会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社会，在此社会里任何人都必须守法，没有人当得成上帝。
在这种政治体制(它的本质既是“漫无目标的过程”)中，有两类关键的人物，一是官僚，一是特务，他们尽心尽力地替不列颠的帝国主义服务，绝对不会否定自己是“屠龙勇士”的后裔，也绝对不会否定自己是弱者的保护者，并且把官僚政体本质上固有的极端性格发挥出来。在克蓝玛爵士死后约二十年，有一位不列颠官僚，了解“行政上的谋杀”可以使印度稳固地纳于大英帝国的怀抱里，当然他也知道：为了实现此一计划，而想获得这令人憎厌的“英国行省”的支持几乎是乌托邦的想法。这位官僚就是柯棕爵士(bord Curzon)．他是驻印度的总督，没有克蓝玛爵士高贵的气质，并十足地表现出一个社会的特征，这个社会逐渐倾向于接受“暴民种族”(mob's race)的准则，而这些准则是以典型的绅士架子(Snobbery，或译谄上骄下)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绅士架子并无法与狂热或执迷不悟相比拟，因此，有时确实毫无效力可言。
英国情报局(British Secret Service)也同样如此。他们也有光芒四射，足以傲人的出身——就官僚而言，出身的血统来自于屠龙勇士，而就特工人员而言，则是冒险家——同时，他们也有权利宣称属于自己的传奇神话，由吉卜林在“基姆”(Kim)一文中所述说的“大游戏”(the Great Game，指帝国主义者的活动)的传奇神话。
当吉卜林颂赞基姆时，每一位冒险投机者当然了解吉卜林所指为何，因为“这位基姆只为这场游戏之故而热爱它”。任何人只要还能够对于“这个伟大奇妙的世界”感到惊奇，就会了解“传教士与来自人道社会的殖民大臣看不出它的美妙”，那么，再很难有任何论证来反对这场游戏。更何况，就那些认为“亲吻白人女子的嘴唇是有罪，而俯身亲吻黑人脚踝却是一项美德”的人而言，更有说话的权利。生命本身应该不怀任何条件被经营、被生活，也应该因它本身之故而热爱它，因此，冒险以及为游戏而游戏，则是最富有张力的生命象征。也就是这种基本、激情的人性使基姆成为帝国主义时期唯一崭新的事物。在帝国主义时期里，一种纯真的友谊情怀亲密地连结“高等与低等族类”的人们。在帝国主义时期里，当基姆——“一位萨希巴(sahib)，以及萨希巴的子嗣”——谈论到“一群上了脚链锁成一长串的人”时，竟然用了“我们”这个名词。“我们”这个名词——由帝国主义者口中道出，甚是怪异——是饶有意义的，比起那些骄傲地认为自己“无名无姓，只是一个数字或字母”的人，他们那种匿名的隐遁更有意义；比起源自于“高价头脑(指智力)”的骄傲之情也更有价值。使他们拥有发布命令权力的，是人类的共同经验——例如危险、恐惧、持续不断地惊奇、缺乏气质、连续不绝地更换身份与认同感等，此种生命自身的象征出现于全印度，分享了所有不同型式的生活，犹如“梭子般穿梭于全印度”因此，在印度国境内，“不再有单独的个人”，也不再有受个体性和国籍限制的人。任何人一旦玩弄这场伟大的游戏，就会感觉到他自己的生活是最有价值的，究其原因，不外乎他已剥除所有不必要的附属品。在一种虚幻的、充满张力的纯净之中，一旦弃绝所有正常的社会联系、家庭、一般的职业、确定的目标、野心，以及出生地的护卫，生命似乎是孑然一身地被展露于这个世界上。“当每一个人都死亡时——而非死亡前——这场大游戏才终结。”当一个人死去时，生命就完结，而不是人死亡之前，也不是当人碰巧去完成一己所欲之事时，人才死亡。这个游戏并没有终极的目标，因此，它的危险情况正与生命本身相同。
基姆的存在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是“漫无目标” (purpose-Lessness)的。他之所以接受那奇异的责任，并不是因为英格兰，或者困为印度，也不是因为任何其它有价值或无价值的动机。帝国主义的种种概念，譬如：为扩张而扩张，或者为权力而权力，正适合他的处境，但是，他却没有特殊关怀的心意，也不曾推演出如此的公式 (为扩张而扩张，为权力而权力一译注)。他只是步入一条很奇异的途径里，在这条途径上，“不必质问为什么，只要尽力做事，而后死亡”，甚至不必询问第一桩问题。唯有那基本上是无止境的游戏，以及这场游戏中特务的身份才吸引、蛊惑着他。特务的角色看起来宛若生命的根本神话(the basic mys-teriousness of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