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那天生冒险者的错误，也不是那本质上游离于社会和所有政治体制之外的人犯的错误所致。他们发现帝国主义含有一项政治游戏——一场无止尽的游戏——的涵意，他们并不了解：在政治上一场永无止尽的游戏，只能终结于大灾祸之中，政治上的特务所完成的事物不会比奸细的奸诈、残暴来得高贵；但是，他们这些“大游戏”的嬉戏者——却很透彻地瞭解他们所需求的，是运用隐遁角色的热情去造就一奸细、特务的身份，这是这场“大游戏”对他们所开的玩笑。追寻利润的投资者的胜利只是短暂的，几十年之役，当他们遇到玩弄极权主义游戏的嬉游者时，才了解自己是受蛊惑的，因为极权主义的游戏比帝国主义更趋于极端，极权主义的嬉戏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动机，如追寻利润。因此，嬉戏者可以用谋杀的效率力量，甚至吞噬资助它的人们，来玩弄这场游戏。
在上述情况发生之前，帝国主义者已毁灭了一位最优秀的人才，这个人从冒险者(“屠龙勇士”的混血种)转变成特务人员，他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由一位具有庄严尊贵气息的人，来完成秘密的政治，这是史无前例的。劳伦斯将此种经验毫无疑惧地加诸于自己身上，而后反求诸已，发现自己是属于“失落的一代”。他之所以有如此的思想，是因为“旧时代的人们，为了恢复那以往熟稔的世界，挺身而出，也从我们手中带走胜利”。对于这项工程，旧时代的人们确实感到无能为力，职是之故，他们把胜利与权力交给同属于“失落的一代”的其它人，这些其它人既不年长于劳伦斯，也与劳伦斯极为相似，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劳伦斯依旧抓牢一种道德，他不了解此种道德已经失去所有客观性的基础，而成为个人的、具有幻想的侠士之风。
劳伦斯极渴望远离一个充塞着愚昧的头街与耸荣的世界，他认为这样的世界继续发展下去，将只是变得毫无意义罢了。他不但厌恶这个世界，也厌恶自己，基于此种心理因素，劳伦斯受诱惑而变成阿拉伯的特务。阿拉伯的文明强烈地吸引着他，在此种文明里，他可以发现一部“写满着坦诚之言语的圣典，……在里面，当然也显现出一种赤诚的德性”，此种文明了已清除家族的神祇而挣化自己”。重返英国文明之后，劳伦斯极力逃避的，就是过自己的生活，因此他毫无理由地成为英国军队里的士卒，唯有在这种制度里，一个人的荣誉就是舍去自己的性格与存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劳伦斯被派遣到近东的阿拉伯，去鼓荡阿拉伯人民叛逆反抗土耳其的领导，转而为英国而奋力作战；背负此项任务的劳伦斯，真是一脚踏进“大游戏”的中心地带。劳伦斯若要圆成这项任务，唯一的手段就是激励阿拉伯各部族的民族运动，同时将这项运动导向帝国主义，使阿拉伯成为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奴仆。在这种处境下，劳伦斯必须把阿拉伯的民族运动当成自己最关切的事。他做得相当圆满，以致他自己也确实相信这项民族运动。但是，劳伦斯并非阿拉伯人，他无法“思考他们的思想”，也无法显现出“阿拉伯人民的性格”。劳伦斯一旦假装自己是阿拉伯人，则必须丧失他“英国人的自我”。蛊惑他的事物，不是如克蓝玛的自圆其说的理念——造福落后民族，而是一种自我抹煞。劳伦斯所处的时代比克蓝玛的世代，更是衰老，更是悲愁，而他很愉快地扮演一种角色，这个角色必须与“大游戏” (指帝国主义的活动一译注)融和无间时，才能重铸他的人格；此外，这个角色也必须等到劳伦斯神秘地溶入一种比他更巨大的必然势力，而直到他极端轻蔑“所有人的作为”——这些人的作为源自于个人的需求，而不是与历史的势力相结合——时，才能重铸他的人格。
大战结束时，劳伦斯必须放弃特务的伪装，而设法恢复他的“英国人的自我”；这时候，他“以一种崭新的眼光审视西方及其习俗，发现一切对我已无意义”。这场“大游戏”巨硕无比，没有任何宣传来荣耀或者限制它，而只是虚幻地提升劳伦斯的个人而已。劳伦斯在二十岁时，踏入这场游戏之中，去“铸造它或尽情玩弄它”，使他得以超越国王与宰相的身份，而高高在上。从这场游戏中，劳伦斯隐身而退，当他返回英国时，是怀着一种着魔似的饥渴，渴望遁隐，并得到一项结论：以后一切作为再也无法满足他。劳伦斯所持的此种结论是来自于先知的知识，他很透澈地认为他自己并不是伟大的，他个人的伟大仅仅来自于他所扮演的角色，是这场游戏的结果，而不是自己造就出来的。基于此种认识，现在他再也不需要“任何伟大的事物”，也立意“不再成为一位受人尊崇的人物”，也因此治愈了他的“渴求——为自己做任何事的渴求”。劳伦斯曾经是一股势力的幻影，当这股势力、这项功能离他远去时，他只不过是众生之中的幻影而已。他曾狂热追寻的，只是另一个“他”所扮演的角色，而这恰巧是一场“游戏”。关于这场游戏，萧伯纳曾诚恳地加以探索，但是，却宛如来自另一个书记的人，无法了解为什么一位具有如此伟大事功的人，竟不敢坦然承认这些事功的存在。唯有另一个角色、另一项功能才有足够强大的力量，阻止劳伦斯和这个世界，将他本人和他在阿拉伯的事功认同，也才能阻止他以一崭新的人格去取代旧有的自我。他不愿意成为“阿拉伯的劳伦斯”，因为，在根本上丧失旧有的自我之后，他并不愿意获得另一崭新的自我。劳伦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具有强烈的情感，使他能弃绝一切廉价的妥协，得以舍弃轻易便能踏上现实的尊荣之途径；同时，他从没有丧失自我的认识，这个自我的认识使他了解自己不过是一项功能，只是扮演一个角色而已，因此，“他绝不应该在其阿拉伯的事功里，获得任何利益”。他拒绝了赢得的勋章。根据他的名气提供他的职业，他也未接受，他也不愿以劳伦斯之名为报纸撰写任何有酬的文字。
劳伦斯的一生，充满着动人心弦的苦涩与崇高伟大的故事，他的故事不单纯是一位政府文宫或雇用特务的故事，而毋宁是秘密势力支配的特工与职员的故事，或者也可以说是：只要任何人相信他已踏入——或被迫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潮流之中，同时变成统御这个世界秘密的特工或职员，那么，这一则故事使适用于他身上。“我迫使自己驾驶的推车，走向永恒的潮流之中，它行走的速度比推向顺流或逆流的速度来得快速。我并不相信阿拉伯的(民族)运动，只认为它在适时适地是必然会发生的”。克蓝玛爵士为了印度之故而统治埃及，罗德斯为了更进一步的扩张而统治南非洲，而劳伦斯却为了一种不明确的、未可预料的目标而行动。他缺少某些行动所须限定的澄静、良善的良知，在他的行动中，唯一能使他满足的事物是功能自身的觉知，也就是被某些巨大运动逼迫与环抱的感觉。返回伦敦之后，劳伦斯感到沮丧绝望，他试图发现某些事物来取代这种“自我满足”，但他只能“从摩托军闪电般的速度中获得满足”。任何运动的意织形态所散发出来的狂热力量，虽然没有蛊惑劳伦斯(这或许是因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进而蔑视当代的迷信)，但他确实已体验了这种狂热的力量，此种体认的结果，是对人所有可能的责任感到绝望。在溺身于永恒的潮流及其产生永恒的运动中，所得到的回报只是某些无可言喻的尊贵，以及“推向正确途径”所感到的骄傲。“对于个人究竟能算计到多远，我依旧感到迷惑；若他能推向正确的途径，我想，那是由于命运的指引”。这即是一位具有真正骄傲之感的西方人的终点，这位西方人不再以自身既是行径的终点，也不再为这个世界的律法而做出“任何专属于他自己的事物”，而只要求“他有推向正确途径”的机会，在历史和必然性的秘密势力相结合之中，他只是一项功能罢了。
在这段时期里，欧洲的暴民发现：在非洲，白色皮肤是多么“美好的优点”。英国在印度的征服者变成了总督，而这位总督已不再相信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律，而只相信他自己内在固有的统御与治理的能力；“屠龙勇士”转变成“高贵教养的白人”，或者转变成官僚与特务，置身于一永无止境的运动之中，尽情地玩弄目标动机均不明确且无止尽的“大游戏”。英国情报局(British Intelligence Services)开始吸收英国最优秀的人才(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这些人才宁可在全世界为神秘力量竭诚服务也不愿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贡献才智时，所有可能的恐怖便似乎在历史舞台揭开序幕。近在咫尺的各类人聚集在一起，便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奠基于种族主义的极权政府；统治印度的官僚提议施行“行政上的屠杀”，而非洲的官员则宣称：在白种人的统治之下，“人权的道德论衡根本无足轻重”。
令人感到愉快的事实则是：不列颠的帝国主义者尽管粗暴，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残酷比起以往任何的时代皆微不足道；同时，最起码的人权也往往被护卫着。在显然病态不健全的气氛当中，就是此种中庸之态度，替“女王陛下的帝国的解体”(丘吉尔言)铺设下一条康庄大道，也使不列颠的民族国家转变成英语民族的国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