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它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比较，“泛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sm)和“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对近代的“纳粹党”和“布尔什维克党” (或译共产党)的影响，是较强靱有力的；由纳粹政府和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两个政府的对外政策，相当接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泛-主义运动”所规划出来征服世界的蓝图；由于此种现象，致使我们易于产生误解，以为“极权主义的目标”只是追求德国与俄国本身永不变的利益。虽然希特勒与斯大林都不承认帝国主义曾影响他们统治方法的发展，但都曾承认从“泛-主义运动”中获得启示，或者曾模仿它们的宣传口号。
“泛-主义运动”的诞生，在时间上并非与帝国主义同时。一八七○年左右， “泛斯拉夫主义”已从“斯拉夫本土化运动” (Slavophiles)的暧味与混淆不清的理论中脱颖而出；而在十九世纪中叶，“泛日耳曼主义”的情绪也已广泛地散播于奥国境内。然而，唯有在一八八○年代，当西方各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成功时，“泛日耳曼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才凝聚成政治运动，也才开始把握住广泛阶级的想象力。中欧和东欧的国家无法往海外扩张，不曾拥有殖民地产业，在这个时候，它们决定“自己与其它自认为伟大的民族一样，有从事任何扩张运动的权利。假若没有机会从事海外扩张的运动，那么，扩张运动的导向必然被迫指向欧洲本土。”尊崇“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人均一致同意：他们生活在“欧陆国家”，属于“欧陆民族”，因此只能在这块大陆找寻殖民地，也只能从权力的核心地带向“地理上的连续地带”(geographic continuity)扩充。这种观念正好与“英格兰的观念”相反， “英格兰的观念——以文字表示它是：我要求统治整个海洋。俄罗斯的观念——我要求统治整个大陆——正与英格兰的相冲突”。最后必定是：“陆地比海洋更具意义……陆权比海权更具价值”。
欧陆的帝国主义与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是截然有别的。欧陆的帝国主义所抱持的“一体的扩张概念”(Concept of cohesive expansion)绝不允许殖民地与殖民国家两者之间的制度与方法有任何距离存在；因此，它不必为了造就自己，以及引起欧洲的反应，而“需求反弹的效应力量”。的确，欧陆的帝国主义是从本土开始的；假若它也与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同样蔑视“民族国家”的偏狭，那么，它反对“民族国家”的理由，并不是为经济上的辩证——经济上的辩证毕竟能表现出国家的真正需要——而毋宁是“扩大的部族意识”(enlarged tribal consciousness)。此种部族意识的前题是：希望结合一切具有同样血缘的民族，而不必斟酌它们的历史传统，也不必考虑它们生长的地域。由是言之，欧陆的帝国主义在一开始就与种族概念密切不可分割，它狂热地吸取“种族思想”的传统，而不是以独特的经验作基础。它的种族概念基本上完全是意识形态的，缘此，一旦与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相互比较，则可以发现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往往奠基于确凿的真实经验之上。由此观之，欧陆的帝国主义比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更能在短促的时间内发展成一便利的政治武器。
讨论帝国主义的学者很少注意到“泛-主义运动”。海外扩张那具体的成果，往往使建立欧陆帝国的梦想相形失色；同时，“泛-主义运动”缺乏经济上的利益，这在早期帝国主义的眼中是荒谬可笑的，也与早期帝国主义追寻巨额利润的行径相互冲突．在一个几乎人人皆相信政治与经济多多少少是同一件事的时代，他们很容易忽视帝国主义这两个支派(海外殖民及泛主义运动)那颇具意义的相同与相异之处。“泛-主义运动”的首脑人物与西方帝国主义者，都曾意识到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的问题，此种对外政策曾被那古老民族国家的统治集团所遗忘。“泛-主义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几乎所有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是“泛斯拉夫主义”者，而奥地利的“泛日耳曼主义”是以一种学生运动开其端的。“泛-主义运动”与西方的帝国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缺乏资本家的支持。他们的扩张过程并不是剩余金钱与人力的输出，欧洲根本不可能提供这两方面的殖民机会。在“泛-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中，我们几乎发现不了商人和冒险投机份子，目力所及尽是专业人才、教师与政府官员。
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尽管具有反民族国家的倾向，但是，在民族国家这个古旧的体制行将就木时，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曾给予它一种新生的力量；而欧陆的帝国主义既是，也依旧是敌视所有既存的政治体制，由是观之，它更富有反叛的气息，它的领导者更是采取革命性的言语。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对于所有阶级的残渣，曾提供真正的、份量足够的万灵药，但欧陆的帝国主义除了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外，毫无贡献。在一个宁愿掌握“历史之钥”而不愿确实从事实际政治行动的时代里，人们置身于社会逐渐分崩离析的景况之中，欧陆帝国主义之来临正是时候。白人在黑人与棕色人的环境里的优越是很容易理解的，而依照同理，也可以区分出西方人与东方人，或者阿利安人与非阿利安人。要点在于：尽管复杂的意识形熊和组织没有激荡起垂手可得的利益，但它比那具体的利益与平凡无奇的信念更能蛊惑人们。
“泛-主义运动”？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成功，但它以简短有力的谚语诉诸暴民，因此，从一开始，它就比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量。这种强烈的吸引力量可以补偿明显的失败以及变幻莫测的计划，而“变幻莫测的计划”预示了后来极权主义集团的特征——暧昧不明的目标以及朝今夕改的政治计划。促成“泛-主义运动”的，并不是确定的目标，而是普遍流行的气息、情绪。显然，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也把扩张的观念溶入所有的征服计划里，因此，它尽其所能掌握任何可得的领土；然而，不论剩余金钱的输出是多么任意无限，仍使得海外扩张的下一步骤有所规划，相形之下，“泛-主义运动”甚至缺乏计划与地理限制上的目标。此两种帝国主义尽管没有征服世界的特殊计划，但它们同时鼓荡出全面控制(total predominance)、接触和拥抱所有人之问题的无所不包的气息——如杜思妥也夫斯基所称的“泛一人文主义”(Panhumanism)的气息。
海外的帝国主义结合暴民与资本家，首先造成此种结合的人是商业代表(南非洲除外，因为这个地区很早便发展出明显可辨的暴民)；而“泛-主义运动”的肇始者却纯粹是暴民，这些暴民受某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所领导(与现在的情况相同)。“泛一主义运动”缺乏统治整个世界的野心，它们甚至没有梦想过全面控制的可能性；然而，它们却了解组织暴民的方法，也意会到可以应用种族概念来组织(不仅是意织形态、或者是宣传技巧)暴民。它们的重要性不是藉温和的对外政策理论——譬如：将中欧日耳曼化，或者将东欧南欧俄罗斯化——所能充份理解的，这些温和的对外政策则是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滥觞。德国之外的“日耳曼民族”，以及神圣俄罗斯之外的“我们少数斯拉夫的弟兄们”激荡出一股民族自决的烟幕——更进一步扩张的踏脚石。然而，更根本的事实，则是极权主义的政府禀承着一股神圣的气息，它们高举着“神圣俄罗斯”或“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传统，来激昂德国与俄国知识分子虚浮不实的信仰。由于无数的、独断的历史记忆，使得这“虚幻神话的盲昧无知”（Pseudomystical nonsense)的表情显得更为丰富，并彰显出一种情感上的魅力，使人们超越民族主义的界限。由于它，欧陆孕育出另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情感，此种情感的暴虐力量犹如一架完备的马达，牵引着暴民运动，取代古老的“民族爱国热忱”(national patriotism)而成为感情核心。
这种崭新形态的“部族式的民族主义”(Tribal nationalism)是中欧与东欧所有民族与民族性的特征，与西方的过度民族主义相比较，它具有不同的内涵与意义。现在，人们往往将十九世纪末叶的莫拉斯(Charles Maurras，1868一1952，法国诗人，批评家、政治哲学家，以“反动之论”着称于世——译注) 、柏瑞斯(Maurice Barres，1862—1923，法国作家，以民族主义的观点著名于当时——译注)所揭示“结合统一式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e integral)的观念与“部族式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这项观念，浪漫地荣耀着历史传统，对于已逝之事物也夸张地崇拜着，且以最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它认为具有法国血统的人虽然生长于他国、且盲昧于法国语言与文化，却能因某些灵肉方面的神秘特质而成为“天生的法国人”。唯有“扩大的部族意识”才能使民族性与个人的灵魂相互认同，才能导致一种内在的骄傲感，此种骄傲感不仅显现于公众事务，也蔓延至个人私生活的每个层面——“每一位真正波兰人的个人生活……正是波兰的公众生活”。
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暴戾的“沙文主义”(Chauvinism)与“部族式的民族主义”，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具有外向性格，关切民族或国家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成就，另一则是内向性格的(甚至是最温和形式的，如德国青年运动)，它认为个人的灵魂足以彰显民族特质的一般概况。沙文主义者的神话指向过去具体存在的事务(如“民族主义的结合统一”之情况)，他们企图将此种神话提升，使之臻于人无法控制的层面之上；而部族主义则起源于不存在的、谬误的神秘元素，而且宣称在不久的将来必可具体实现它们；此种自恋的狂妄态度自然而然以一种“具有意气飞扬的内在特质”的尺度，来衡量民族的过去与现在，在这种尺度的昭显之下，它显然排斥这个民族传统的制度与文化。
从政治层面来看，“部族的民族主义”往往坚持：它自己的民族是受“敌意的世界”(a world of enemies)所包围，相信自己的民族能够以“一己之力抵抗整体”，也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具有根本上的差异。它宣称自己的民族是独特唯一的，是其它民族所无法相较量的，缘此理论，它否定人类的共同性，在它摧毁人性之前，它已经否决人同出一源的可能性。
甲 部族式的民族主义
未能参与一八八○年代突起的扩张运动的国家，其野心显然遭受挫折，在这种挫折失意的情况下，欧陆的帝国主义逐应运而生；同样的，无法参与民族解放运动以建立一个主权在我的民族国家的民族，其民族主义就彰显出部族主义的色彩。这两种失意挫折一旦相互结合，如奥匈帝国与俄罗斯，自然而然使形成酝酿“泛-主义运动”最肥沃的土壤。因之，在“双重的君主政府”(Dual Monarchy，指奥匈帝国的政体一译注)里，早已隐藏着“支持斯拉夫与日耳曼统一运动的煽动者”，从一开始，“泛斯拉夫主义”与“泛日耳曼主义”就一心一意想摧毁奥匈帝国，而奥匈帝国遂演变成“泛-主义运动”的中心。早在一八七○年，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就宣称：建立泛斯拉夫帝国的绝好开端既是解离奥国；而奥国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也一再猛烈地反抗自己的政府，甚至连德国的“垒球德意志联盟”(Alldeutsche verband)都抱怨奥国的“同胞爱运动”(brother movement)只是一种夸张的行为。德国草拟的蓝图，计划将中欧在德国的领导权下，结合成一经济上的联邦，这项计划正好与泛日耳曼主义的蓝图形影相随；然而，此联邦一旦由奥国的“泛日耳曼主义者”加以掌握，中欧的经济结构便会完全改变，变成“以德国为中心来统御全世界，并且与其它旅居在外的日耳曼民族相结合”。
“乏斯拉夫主义当的扩张倾向羞辱了俄国的沙皇，这正如背逆奥国而忠诚于德国的奥地利“泛日耳曼主义”羞辱了俾斯麦一样，是不证自明的。不论民族情感如何高张，或者，在危急存亡之秋，民族主义者的宣言是如何荒唐可笑，只要是受制于国家界定的疆域，或受限于民族国家自寻自重的心态，那么，民族情感尚能驻足于某种限度之内，但，这个限度随既会为“泛-主义运动”的“部族主义”所跨越。
“泛-主义运动”的现代性可以由它在“反犹太主义”的崭新立场观察出来。受压迫的弱小民族——如奥国的斯拉夫人、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人——因为与政府相冲突，遂察觉到犹太人与欧洲民族国家之间隐匿的关联性，此种发现导致敌视的心态。在波兰，人们表现出对沙皇的敌视；在奥地利，日耳曼人则视俾斯麦为伟大的民族偶像，凡是在这些敌视国家不被认为是缺乏爱国热忱的地方，“反犹太主义”便会以更暴戾的形式表现出来。犹太人被视为弱小民族的洪水猛兽，是外来的压迫者；然而，被压迫弱小民族的立场是不足以解释“泛主义运动”中反犹太的倾向，稍能解释此种倾向的是修尔湼尔(Georg Ritter von Schoenerer，奥地利的泛日耳曼主义领导者)在早年生涯中所体认的独特经验。当他早年还是“自由党”(Liberal Party)一员时，便已认识到哈布士堡王朝(Hapsburg Monarchy)与罗德希尔(Rothschild)的奥地利铁路系统支配权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性。然而，只有此种经验是不足以支持他宣称：“我们这些泛日耳曼主义者承认：反犹太是民族意识形成的主流。”类似此种经验的事物也不足以使泛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作家罗哲诺夫(Rozanov)。如此宣称：“俄罗斯生活中每一难题都与一个问题有关，既：“如何对付犹太人”，就如每一句子都与一个“逗点”相伴。”
“反犹太主义”突然间成为整体生命观与世界观的中心，此现象与法国德雷佛事件中反犹太的观点，或德国史托克尔运动(the German Stoecker Movement)中反犹太的理论所扮演宣传工具的角色，截然不同，导致此现象的因素不在于政治事实与政治环境，毋宁是“部族主义”的本质。“泛-主义运动”中的“反犹太主义”，全然罔顾犹太民族的政治、社会、或经济的确实经验，只是以特殊逻辑的意识形态所演绎出来的结论，而憎恨犹太人。
“部族式的民族主义”是欧陆帝国主义背后的策动力量，它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毫无共通之处。民族国家要求能代表民意，也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的自主权，它的发展始自法国大革命，至十九世纪臻于成熟定型，它的成长是民族性(nationality)与国家两种因素混合的结果；当十八世纪，或在俄罗斯与奥匈帝国里，这两种因素依旧是各自分离的。任何民族一旦意识到自身是文化与历史的实体，体认到领土是一永恒不变的安居之处——在这永久的安身处，历史的脚步遗留下痕迹，它的开拓是祖先们共同努力的成果，它的将来也全然依赖此种共同文明的历程——这时候，民族使踏入历史舞台，也得到解放。在民族国家生成的地方，移民立既终止；东欧与南欧便由于无法依赖那根植于泥土的农民阶级，而无法建立超稳固的民族国家。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民族国家是欧洲解放农民阶级按才拥有的政治体系，这项观点足以解释为何直到十九世纪末叶，民族才能在这些国家里保持着稳固的地位，也就是说，直到民族的目标真正代表着农民阶级时，民族国家才稳固不变。正如同马克斯所指出的：“军队由于农民的参与，而成为“荣誉感凝众的端点”；农民成为主人，在海外捍卫他们新得到的疆域……，制服是其国家的服饰，战争是其吟唱的诗歌；爱国热忱是这种产业的理想形式”。普遍征兵制使西方的民族国家主义达于鼎盛，此种民族国家主义是那解放的、根深抵固立于土地上的农民阶级所产生的。
民族意识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国家结构则肇始于君主政府与开明专制的时代(指十七、十八世纪一译注)，不论国家是以新共和，或以改革的君主立宪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总禀承着一至高的功能：必须保护居住于其疆土之上的人民，而不论居民的民族性，它的作为必须代表着一个超然的合法制度；然而，在“民族国家”里，由于人民的民族意识作祟，往往阻挠这些功能的实现。在“民意”(the Will of the People)的名称下，国家被迫承认唯有“国民”(national)才是真正的公民，唯有那些同一血缘和属于同一民族共同体的人民，国家才能赋予他们完整的公民与政治权利。这种现象意谓着国家已由法律的执行者，部份被转变成民族的工具。
绝对君主专政的解体，以及随后发展成的崭新阶级都助长了民族凌驾国家之上的趋势。绝对的君主专政是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前题，或者成为此种共同利益存在的印证与阐释者，其基础奠立于罗罕(Rohan)的观念——“君王命令人民，利益指使君王”；然而，由于君王的失势，以及象征人民至高权威的消逝，这种共同的利益遂有被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以及掌握国家统治权的斗争所取代的危险，也就是有持久不断的内战的危险。一个没有君王统治的民族国家缺乏一种子民相互结合的象征，在这样的民族国家里，维系人民的系带似乎只有民族的共同根源。缘此，阶级或团体的利益一旦支配着社会的每一层面时，共同的血缘关系——往往很情绪化地表现于民族主义当中——最能护卫整个民族国家的利益。
当近代民族国家产生时，当法国大革命结合人权宣言与民族自主权的要求时，国家与民族之间潜伏的斗争才明显地表彰出来。在此种情况下，相同的基本权利立即被宣称是所有人类共同的传承，是各个民族特殊的遗产；同样的，民族立即被宣称必须服从源自于“人权”(the Rights of Man)以及主权(sovereigh)的法律，亦既服从无法施之四海皆准的特殊法律，同时，坚信没有事物能超越此种法律之上。这种矛盾冲突的具体成果是：从此以后，人权被保护，而且被迫成为民族的权利；另一项成果则是：一个国家最高超的工作，本来是保护与捍卫人权，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为一公民，使人成为一国民，但现在，国家已丧失其合法、合手理性的面貌，而成为浪漫主义者扭曲的事物，在浪漫主义观点的阐释下，它成为“民族灵魂”(national soul)虚幻的代表，这个民族灵魂被认为是超越和高置于法律之上。由此观之，民族已丧失其根源性的涵意——民族自由——连使虚假神秘独断的法律笼罩着民族至高的权威。
从上面的论证得知国家已变成民族的工具，人民与民族成员已认同合一；民族主义根本上就是表现出此种败坏的变质；随此种变质而来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阶级斗争所决定，此阶级斗争取代以前封建制度的秩序。现在，社会处处弥漫着“自由学理的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事实上，国家是统御所有的阶级，但“自由学理的个人主义”误认为国家只统治着个人，也误认为国家是一高超的个体，任何人面对它，都必须屈膝服从。在社会分化解离的状态下，国家必须保证整个民族，必须保证整个民族的存在，这是民族的意志。为了适应这项工作，迫使国家集中凝聚力量，唯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才能统御所有暴力，以及所有可能性的权力，也唯有如此，才能制衡那社会上不断由阶级带动所产生的离心力量。由是言之，民族主义遂成为一种极昂贵的凝合土，凝聚着中央集权的国家与分化解离的社会；它唯一实际的工作，既是衔接个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鸿沟。
对政府绝对忠诚是国家民族主义所不曾放弃的原则，它从未舍弃自己的一种功能——稳固那存在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岌岌可危的平衡，保存那生活于分化解体之中各个国民之间的均衡。民族国家中纯粹的人民往往轻视归化的人民，蔑视那些从法律、国家，而不是从血缘、民族得到权利的人；但是，他们尚未揭示泛日耳曼主义者种族歧视的原理；分辨Staatsfremde(游离于国家之外的人)与Volksfremde(游离于民族之外的人)之间的相异之处，此种区分类别的原理，后来融入纳粹的立法法律之中。任何国家，既使表现出一种退化的形式，只要依旧是一合理的制度，那么，某些法律尚能控制民族主义；任何国家只要尚能掌握国民及其疆域，那么，确定的疆域也尚能限制民族主义。
然而，特异的现象已逐渐酝酿而成，那就是某些民族的民族反动。就这些民族而言，它们的民族性，尚未充分发展，尚停留在偏狭的族群意识；它们的语言，更未超越方言的阶段——一切欧洲语言在通过这个阶段后，才能适合于文学上的目标；它们的农民阶级也尚未深植于国土之中，臻于解放的境地。它们的民族素质只能显示出根基于人格本质中变动不居的个人事物，而不是显示出公众与文明所关切的共同事物。它们无法与西方各民族的民族尊严相匹敌，因为它们没有国土，没有国家，也没有历史上的成就来表现尊贵的气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只能强调自身，也就是强调自己的语言，好似语言已经是一项成就；更糟的是，强调斯拉夫、日耳曼、或者只有上帝知晓的所谓“民族灵魂”。在一个天真地认为所有人民皆应有各自所属之民族的时代里，那些受奥匈帝国及俄国沙皇所压迫、或者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弱小民族，却一无所属。巴尔干半岛没有任何条件，足以实现西方民族所拥有三位一体(民族——疆域——国家)的政治体系。在这个地方，自几世纪以来其疆域就一直变动不居，人口也因移民的流动而相对增减，在这里，所能看到的是无以数计的群众，这些群众并不了解国家与爱国热忱的意义，甚至也不明了共同的责任感及有疆域界定的群体之概念。“复杂人口地带”(麦卡尼语)所带来的困扰，自波罗的海延伸到亚德里亚海，而在“双重的君主政府”中发现最清楚的表达方式。
在此种“飘泊无根”的气氛中，“部族的民族主义”蓬勃滋长，它不仅散播于奥匈帝国境内的民族，沙皇统治下郁郁寡欢的俄国智识份子也感染这种气氛。“飘泊无根”的确是“扩大的部族意识”的根源；“扩大的部族意识”意指那些没有确定家园的民族，在其“部族”偶然驻足的任何地方，族民皆会感到适意。修尔湼尔曾如此说道：“我们不会定居于维也纳，日耳曼人可能居住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安身处，……这就是我们的特性。”“泛-主义运动”的标志是：它们并不企望完成民族解放的工作，然而，它们一旦进行扩张行动，就企图超越国家的狭窄限制，而宣扬一种超乎国家之上的民族群体；但纵使这个民族群体的成员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它仍是一项政治体制(意指：民族群体仍无法超越国家组织的政治体制而建立起来)。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往往肇始于联系一个民族的过去，相形之下，“泛-主义运动”与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载然不同，它们虽然没有槟弃历史的观点，却将其群体的基础投射到运动所导向的未来日标。
“部族的民族主义”散播于东欧与南欧中备受压迫的弱小民族，而在那些民族安居的国土(national homecountry，指德国和俄国)里，以及由巨大、分散的异地民族相结合的民族(海外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更发展成一崭新的组织形式，那就是“泛-主义运动”。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包含着优越感、民族使命感、以及白人负担的信念；“泛-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宣扬绝对的“天选”(Choseness)观念。一般人往往认为民族主义可以代替宗教情感，但“泛-主义运动”的“部族主义”才能提供崭新的宗教理论与新的“神圣”概念。并不是沙皇在希腊正教的宗教功能与地位，导致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强调俄罗斯民族崇信基督教的天性——如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说的，俄国人是“民族之间的圣克利斯朶夫”，这位圣者将上帝旨意带到人世间来；毋宁是因为宣扬“近代真正的神性民族”的信念，而使得泛斯拉夫主义者放弃他们早期自由主义的倾向，成为“神圣俄罗斯”的捍卫者。
奥地利的“泛日耳曼主义”同样拥有自由主义的历史传统，他们由反抗教士阶级，演变成反基督思想，即使如此，他们也坚持“天选”的信念。希特勒——自称是修尔涅尔的信徒——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宣称：“全能的上帝缔造我们的民族；所以捍卫我们的民族，就是捍卫它的业绩。”；泛斯拉夫主义则揭示与此相反的观念： “德国这头怪物不仅是我们的劲敌，也是上帝的敌人”。这些新近产生的教条公式，并不是为宣传需要而酝酿生成的，此种类似宗教狂热的事物也不纯粹是宗教语言；隐匿于它背后的，是一种确凿可证的神学理论，此神学理论给予早期““泛-主义运动”一种拓展的动力，也保存一般影响力，推动着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发展。
“泛-主义运动”宣称自己的民族具有神性根源，这全然违背“犹太—基督教”(Jewish—Christian)的教义——相信凡人皆出于同一神圣根源。依照“泛-主义运动”的信仰，人必然隶属于某一民族，唯有透过民族成员的身份，才能接纳神性的血缘；由是言之，任何个人唯有属于那具有神性根源的民族，才能表现出神性价值；任何时候，一旦他决定变更国籍，便会失去这种神性价值，因而切断他禀承的与“神性根源与堕落”(指亚当、夏娃的根源与堕落一译注)的联系，变成“形而上的飘泊无根”(metaphisical homelessness)。这种概念在政治上所带来的优势力量，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它使民族性赋有一种持久不变的特质，不论民族发生什么事件——移民、征服或疏散各地——此种特质再也不会受到影响；其次，一个民族一旦认定自己具有神性的根源，必然指称其它民族是平庸、毫无神性可言的。在这种绝对相冲突的情况下，民族个体成员之间的所有具体差异——不论是社会的、经济的，或者是心理的——都消逝无踪；神性根源的概念，使民族变成“天选”群众的混同合一体，亦即是一大堆傲慢自大的机械人的组合。
很明显的，这种理论在政治上很有用，但它本身是错误的。上帝既没有创造出人——人的根源显然来自于生育——同样也没有创造出国家民族，国家民族显然是人类组织的结果。由人的自然根源、各自不同的组织、以及历史的命运来看，人是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是权利上的平等，也就是人类目标的平等。然而，依照“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在此权利平等的背后，尚有另一层次平等的概念，那就是：人皆有一共同的根源，此根源是超越人的历史、人的本性与人的目标，而在上帝所创造的神秘的、无可界说的“人”(Man)上建立一共同的根源。神性根源是形而上的概念，由于奠基于此概念，政治上的平等目标——于这个地球上稳固地建立起人类群体——才有立脚之处。十九世纪的实证论与进步学理，在一开始描述那不能名状的事物时，就逆转人平等的目标这桩概念。依照实证论与进步学理的观点，人在本质上是相互平等，人之所以相异，是因为历史教训与后天环境的缘故，由是言之，人类真正的相互平等，并不是凭借自然权利，而是须透过环境的改造与教育的提携。同时，民族主义及“民族使命”的信念把“人类是由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项概念，改变成一种“阶层系统的结构”(a hierarchical structure)，在这种结构里，历史与人为组织之间的不同遂被误解成自然根源上人彼此之间的差异。而种族主义则完全否定人类同出于一根濒的学说，也摈斥建立完美人性的共同目标；它揭示了与其它学说冲突的“只有一个民族禀承神性根源”的概念，藉着此否定与此概念，种族主义替人类努力而得的短暂善变的成果涂上一层神性永恒与定局(finality)的虚假神话。
“泛-主义运动”的哲学与种族概念两者的公分母既是上述“定局”的概念，藉由这项概念，可以解释两者在理论上所引用的术语之所以相似的原因。从政治层面来看，到底是上帝，或者是自然才是民族的根源，这桩问题并不重要。不论民族如何夸张地宣称自己是源自于上帝、或神性的自然，在这两种情况下，人民都会被转变成动物族类，因此，俄国人与德国人的相异，就犹如狼是不同于狐狸。“神性的民族”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于其中，它若不是迫害其它的弱小民族，就是成为其它强大种族的牺牲品，唯有动物王国的法则，才能应用于它的政治命运。
“泛-主义运动”的种族主义之所以宣扬民族的“神性根源”，部份因素是诉诸于它蔑视自由学派揭示的个人主义。蔑视人类理想与人性尊严。假若个人是缘于生为一德国人或俄国人始能拥有价值，那么，人性尊严便荡然无存。一个民族的成员，设若生活于一分化解离的社会中，而变成隔离孤寂的个体，不被绝对的参数与强迫凝聚出的混同结合体所护卫，那么，便会有另一种崭新的结合，一种彼此间的信赖感来加以取代，藉此缓和近代人的恐惧。同样的，“复杂人口地带”(指巴尔干半岛一译注)比起欧洲其它地区更易暴露出历史风暴，它们与西方深厚的传统隔离；比起其它欧洲的人民，这个地区更早品尝到人性尊严以及“犹太—基督教”两者揭示人同出一源的信仰所导致的恐怖。他们不会有依靠那“高贵野蛮人”的幻想，因为他们不必研究同类相残杀的事件，就足以了解人邪恶的潜在能力。各民族彼此间若有更深刻地相互了解，则愈不会以平等的态度相互看待，也就愈与人性的理想背道而驰。
“部族的隔离”(tribal isolation，任何一民族若自认为是神性的，必然指称其它民族是平庸，因而隔绝自身，作者以这个名词来名状此现象——译注)与“统御者的种族”(自认可以统治其它民族的民族——译注)的野心，部份是源自于一种本能的情感，感觉到“人类”这一桩名词，不论是宗教上或是人道主义上的意义，皆意含着责任的共同分享，地理位置的缩短，使这种情感成为首要的政治事实(a political actuality)。关于人类与人性尊严之理想主义式地言论也随之成为过去，因为这些美好的、如梦幻的、具有时代性的传统概念，突然显出一种令人觉得恐惧的、不合时宜的性质。甚至，“人之原罪”的概念(“人之原罪”当然是自由学派的领导者所不曾引用的名词)也不足以解释一项事实，那就是：人性一旦除去所有情感，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因之，不论以任何形式表现，人必须承担自己所犯的所有罪恶。这项事实，只有民族才透澈认识，如此，民族均被迫去响应其它民族所犯的罪恶。
“部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是非常现实的，它们以实际的(若不是摧毁性的)途径，逃避此种共同责任的困境。它们那形而上的“飘泊无根”——伴随着民族在领土上的飘荡无所依归——正适合现代城市中那些骚动不安的群众之需要，因之，立即为极权主义所吸收掌握。布尔什维克党吸收马克斯主义(反民族的最典型学说)的狂热，因此受到挫折；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再度引用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教条，因为这些理论本身就拥有“独立的价值”(isolating value)。
奥匈帝国与俄国沙皇的统治系统确能教育人，使人接受部族的民族主义，因为这两种政治体系是建立在压迫少数民族的基础上的，在俄国，此种压迫行径完全由官僚政体独占行使，这个覇气十足的官僚政体，甚至也压迫俄罗斯本族人民，其结果是只有俄国的知识分子才变成泛斯拉夫主义者。奥匈帝国的“双重君主政府”，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它必须统治那时常滋生事端的少数民族的国民，因此，它仅给予这些民族压迫其它民族的自由，而受压迫的民族遂变成“泛主义运动”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哈布士堡王朝尚能苟延残存于十九世纪，主要秘密在于它能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也在于帝国境内各民族的敌视与冲突——日耳曼人剥削捷克人，匈牙利人剥削斯拉夫人，波兰人压榨犹太人，……等等，此种情况造成一超民族之上的政治机器，庇护着奥匈帝国。对帝国境内各民族而言，任何民族愿牺意牲他者，成就自己；一旦看到自己民族的政府正实施压迫他者的行径时，那么，纵使自己被剥夺了自由，也心甘情愿。
俄国与德国的政府没有助长这两种“泛-主义运动”的进展，但这并未防止皈依“泛-主义运动”的奥地利人产生背叛奥国政府的情感。群众感染了浓烈叛逆的精神，这是奥地利的“泛—主义运动”之所以得到民众支持的原因。相形之下，德国与俄国的“泛主义运动”则缺乏此种叛逆特质，诱导德国工人攻击资产阶级，比诱导他们攻击政府来得容易；同样地，鼓荡俄国农民攻击乡绅，比要他们仇视沙皇来得容易。然而，德国工人与俄国农民，两者在态度上有很显着的差异：德国工人把那不甚可爱的君主政府视为民族统一的象散，而俄国农民，则视沙皇为上帝旨意的执行者。德国与俄国政府的势力并不像奥地利那么衰微，政府威信也不似奥地利那么恶名昭彰，因此，德俄两国的“泛主义运动”不会因革命的震动，而成为政治资源，只有在奥国，革命的鼓荡力量才能使“泛-主义运动”发现自然的出路。“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方法，无法减少民族情感所散发出来的离心力，但却很成功地诱导出优越感的情结，以及普遍的叛逆气息。
对国家体制深怀敌意的心绪，贯穿于所有“泛-主义运动”的理论。我们可以将激烈反抗政府的“斯拉夫本土化运动”，描绘成“全然不同于官方民族主义的体制”，它坚持一项理念——国家的本质与民族的本质是互异的。斯拉夫民族的优越感表现在俄国人民对于国家抱着冷漠的心意，对于政府怀着超然的态度，而“斯拉夫本土化运动”称俄罗斯人是一“无国度的民族”时，正与上述理念不谋而合。此种民族“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正符合专制独裁政体——换言之，既是绝对的权力——的需求，这使得那些自称“自由学派”的人士，很轻易地就与独裁专制政体相妥协。“泛日耳曼主义”在政治上更有杰出的表现，它坚持民族性应先于国家利益，也经常论辩“世界政治是超越国家结构”，历史的恒定因素是民族，而不在于国家，因此，那时时随环境变动的民族需求必然决定着国家的政治行为。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俄两国泛主义运动揭示的反国家言论，依旧停滞于河汉空谈的阶段，而在“双重君主政府”统御的奥匈帝国，由于帝国的衰微所导发蔑视政府之气息，竟使反国家的言论成为一种强而有力的舆论趋势。
“泛-主义运动”的领导者绝不是反动份子，或是“反革命者”。就统治法则而论，他们虽不太关怀社会问题，但绝没有犯下“与资本家的剥削行径沆瀣一气”的错误，他们大都属于自由学派与进步学派，从某种意义来看，泛日耳曼主义联盟确实主张“尝试由人民来控制外交事务。它坚信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公众舆论……会透过民意的要求，而策动民族政策”；但很可惜地，受种族意识形态所鼓动的暴民，无法使革命行动导向宪政政府，也无法在劳工运动中产生真正的代表，他们仅具有“扩大的部族意识”，而缺乏爱国的热忱。
“泛斯拉夫主义”不同于“泛日耳曼主义”。 “泛斯拉夫主义”是由俄国全体的智识份子所组成，长久以来，“泛斯拉夫主义”就具有精炼的文学表现形式、深奥的哲学冥思，但由组织的模式来看，它却显得支离凌乱，欠缺贯彻始终的政治计划。譬如，罗哲诺夫，这位“泛斯拉夫主义”的代言人，在沉思犹太人与基督徒两者性能力的神秘差异时，竞演绎出令人惊异的结论，他说： “犹太人结合此种能力，而基督徒却与此相隔绝”。比较之下，奥国的“泛日耳曼主义”的领导者，较能发现种种利器，来吸引平民的兴趣，如“以宣传歌谣、风景明信片、修尔湼尔啤酒杯、手杖与火柴，来吸引平民的兴趣”。然而，后来，“泛日耳曼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则一致“抛弃谢林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并且将自然科学应用到理论宣传之上。”
“泛日耳曼主义”由乔治．冯.修尔涅尔一手造成，支持者全是德奥两国的学生。从一开始，它就传达出一种粗浴的平民化语言，职是，必然能吸收广泛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民。修尔湼尔本人“首先了解到：“反犹太主义”可以用来当作一种锐利武器，凭借它，足以推动外交政策的导向，……也足以破坏国家的内部结构”。犹太民族之所以适于达成这项目标，部份因素在于：在哈布士堡王朝的政府体制中，他们占有显赫的地位，同时，在置身于由多元民族混杂组成的国家里，比起置身于民族国家(在理论上，民族国家的公民至少是同文同种的)里，犹太人更容易被认出自成一个民族。这些现象，确实能解释奥国在“反犹太主义运动”巾所表现出暴虐力量的缘由，也足以显示修尔涅尔在利用问题时，是多么机诈；但这却无助于我们去了解“反犹太主义”在德奥两国“泛-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角色。
“扩大的部族意识”是“泛-主义运动”的情感动力，在“反犹太主义”成为此种意识的核心问题时，“扩大的部族意识”已经圆熟的发展成功。 “泛斯拉夫主义”具有哲学冥想、令人尊敬的悠久历史，但缺乏有效的政治行动力量，故至十九世纪末叶才转向“反犹太入主义”；修尔湼尔的“泛日耳曼主义”在许多犹太人仍隶属于他的党派时，已公然敌视国家的政治体制。德国的史托克尔运动已向世人说明“反犹太人主义”是一有效的政治宣传工具，因此，“泛日耳曼主义”联盟一开始就具有确定的反犹太倾向，但是，在一九一八年之前，它尚未将犹太人逐出联盟之外。在俄国， “斯拉夫本土化运动”素来轻视犹太人，一八八四年，沙皇被暗杀身亡之后，由政府策动的集体迫害，把犹太问题带入公众舆论，所有的智识份子遂转向“反犹太人主义”。
修尔涅尔在发现“反犹太入主义”时，或许偶然间也同时认识到它用之于政治上的种种可能性，他一心一意想摧毁哈布士堡王朝。在一个由复杂民族所构成的国家里，要有力地排除其中一个民族的国民，并不是一件极困难的事。在这个具有特殊政治结构的国家里，所施行温和的压制行为(由于温和的压制，其国民皆能享有充份的平等地位)设若受到“民众运动”(Popular movement)的动摇，那么，维系帝国命脉均衡的官僚政体还有分崩离析之虞；而憎恨斯拉夫民族的“泛日耳曼主义”也可能有助这种目标的达成，早在“泛日耳曼主义”运动转向“反犹太人主义”之前，憎恨斯拉夫人的情绪就已存在，此种憎恨斯拉夫人的情绪，可以由参加运动的也有犹太人而得到证明。
“泛-主义运动”的“反犹太入主义”，力量强轫猛烈，缘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段粉饰太平、平静和乐的时代里，反犹太的宣传热潮一度冷却下来时，“反犹太入主义”的学说依旧能苟延残喘，究其原因，不外乎它能与东欧的“部族民族主义”相互融合。因为“泛-主义运动”中有关民族的理论与犹太民族飘泊无根的生活模式，颇有相符之处，因此，就部族意识而言，犹太民族是一个完美的典范，基于此因素，“泛-主义运动”想迎头赶上犹太民族的组织模式，故时时不忘研讨“反犹太主义”的学说；同时，犹太民族的力量及其在历史上悠长的生命，也是印证种族理论最好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