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将纳粹党的独自掌握政治权力视为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由这种观点来看，我们可以了解许多政治思想是根植于旧有既成的模式中，也可以看出民众对于既将发生的事实是多么盲昧无知．法西斯主义政党的独裁专制唯一合乎近代层次的是：它竟然坚持自己是一项运动。但事实上，它并不是政治的运动，它只是为吸引群众而僭夺“运动”这项宣传标语；这桩事实，我们可以由法西斯党在掌握国家政府时，并没有剧烈地改变政治结构，且满意于自己政党成员占满政府席位的事实，得到印证。唯有透过政党与国家政府的认同合一——这是纳粹党与布尔什维克党极力避免的——政党才不致流于“运动”，才能稳固地与国家政府结构结合在一起。
极权主义运动及其先驱者——“泛-主义连动”——并不只是“超越政党之上的政党”，或者只是渴求操纵国家政府的支配权而已；其目标是指向摧毁民族国家体制。纵然如此，纳粹党却发现故做姿态是条方便之道，因此，纳粹党伪称自己是真诚地追循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模式。由于如此，纳粹党很轻易地赢得上层阶级与商业阶层“秀异份子”的支持，这些“秀异份子”往往误解纳粹党是一古老旧式的集团；这类旧式的(政治)集团本身具有创发性，它们只作一种颇适度的伪装，伪称自己为政党之故而泯灭国家的优先地位。由于这种误解，支持纳粹党掌握实权的商人很天真地相信：他们仅止于支持一位专制独裁的君主，这位他们一手扶持起来的君主，会为了增进他们的利益而削灭其它阶级的利益。
帝国主义激荡下的“超政党之上的政党”，当然不晓得如何从民众憎恨政党体系的情绪中，获得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挫败失意的帝国主义尽管梦想着欧陆的扩张运动，也激烈地摈斥民族国家的民主政体，但是从没有臻于政治运动的范畴。阶级利益是政党体系的基础，傲慢地舍弃阶级利益并不足以造成巨大的运动。由是，“超政党之上的政党”虽然槟斥阶级利益，却不足以造成一政治运动，所以没有一般政党所具有的魅力。它们既使运用动人心弦的民族国家至上的言论，在本质上仍然缺乏真实的民族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或其它种类的意识形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者，特别是鲁登朶夫(Ludendorff)夫妇承认这种错误，也处心积虑去弥补它，他们诉诸群众最迷信的信仰，却失败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无法了解此时群众正沉迷于所谓“超国家政府之上的权力”(überstaatliche Māchte，如耶稣教派、犹太人集团，以及共济会)，这股沉迷的热潮，不是源自对国家或政府的崇敬，而是来自于羡慕“超国家政府之上的权力”，以及渴望去完成它。
从所有现象来看，国家政府的偶像尚未剥蚀，对国家民族的崇拜心绪也尚未过时，人民依旧怀念民族主义。欧洲的拉丁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或葡萄牙，就以这个主义来抗衡“超国家政府”的力量。这些国家由于教会的阻挠，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尚未形成拓展国家的基本要素。正因其仍未成熟，也由于教会的智能(它很睿智地承认法西斯主义既不是反基督的，也不是极权主义原理的，只是建立政教分离的政府，这种政府早已存在于其它国家)；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主义才泯除了它那反教士的气息，而导向一种暂时的协议(modus vivendi)——如意大利的情形，或者遵向一种积极的联盟——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情形。
墨索旦尼对“联合政府”(corporate state)观念所作的阐释，其主要目的是想借着崭新凝合一致的社会组织，来克服那危机四伏的阶级斗争的社会，也借着把社会联结于国家之中，以解决政府与社会的矛盾冲突——政府与社会两者皆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基础。法西斯主义运动是一“超越党派的政党”，由于它声称代表国家整体的利益，所以能支配着国家政府，能使它与国家的最高权威相互认同，也能尝试使整体人民成为“国家政府的部份”。然而，它自己不会承认自己是“超国家政府之上”，它的领导者也不会承认自己是“超国家之上的”。一旦考虑到法西斯主义者的处境，则可以看出他们一抓住政权，至少是抓住内政的权力，这个运动就得被迫结束，这个运动就只能在外交政策中(也就是帝国主义的扩张与典型帝国主义的冒险)，才能继续周转不息。有鉴于此，纳粹党甚至在掌握权力之前，就极力超离法西斯主义式的独裁专制，纳粹党认为在法西斯主义式的独裁专制里，“运动”只能为政党夺取权力效劳，所以，纳粹党员很有自知之明地运用政党“来推动(政治)运动”，他们认为：运动与政党截然不同，运动必须没有“任何确定、具体的目标”。
从法西斯主义运动与极权主义运动对于军队(此乃国家最完整、最合乎国家本质的体制)所抱持的态度，就可以透视这两种运动之间的差异。极权主义(纳粹党和布尔什维克党)把军队从属于政委会，或从属于极权主义的精英队伍，如此遂摧毁了军队的精神，在纳粹党的德国与苏维埃的俄国中，军队与政府只是从属于运动的一种功能。法西斯主义则与此截然不同。法西斯主义很精确地运用那最富张力的国家工具，就犹如它把国家政府视为一体般，它也把军队与自己合而为一，法西斯党员要求一法西斯式的政府与法西斯式的军队。从古典政府理论的意义来看，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僭主”，他的一党专制统治与多元政党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位僭主手中，圆成了帝国主义观念笼罩下的联盟、社会、“超政党之上的政党”所企求的目标。缘此，只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才能成为一典范，才使得那受极权国家民族主义激荡的近代群众运动，置于既存国家民族的架构中，此种群众运动，不停地将人民转化成民族国家唯有在危急存亡之秋才动员的国家公民(staatsbürger)或是爱国者(patriotes)。
不怀恨国家政府，就没有政治运动的产生。而战前在稳定状态的德国，泛日耳曼主义者却不知道这项事实。在奥匈帝国，憎恨国家政府被视为是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爱国热忱的表现，也在这个地方，各种政党——除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社会政党同样效忠奥国政府)之外——皆以民族，而不是以阶级的立场组成。在奥匈帝国里，经济与民族的利益是合一的，同时，经济与社会的地位也全然依赖于民族，所以，国家民族主义本应是民族国家结合的主要力量，然而，在奥匈帝国内，它却成为内部分崩离析的根源，缘此，奥匈帝国的政党结构截然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政党结构。在民族歧异复杂的奥匈帝国里，结合政党的力量，不是特殊的利益——犹如欧陆政党系的情况，也不是组织行动的原理——犹如英国政党的情况，而是同属一民族的情感。严格说来，民族情感是奥匈帝国政党的致命伤，因为从“同一部族” (指民族一译注) 的情感中，无法导出确定的目标与具体的计划。“泛主义运动”者干脆利用这个缺陷，把政党体系转变成政治运动，也由于这种缺陷，“泛主义运动”的组织形式与其它的截然不同，它不需要任何特定的目标或计划，只需要在不伤害成员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地改变政策。纳粹党曾很自傲地宣称：纵然它有一项计划，但它不是真正需要一项计划。然而，在纳粹党作这种宣称之前，泛日耳曼主义早巳发现：普遍的气息比具体的轮廓，更易吸引群众(意指情绪比具体的行政计划更容易吸引群众一译注)。一旦精密审查泛主义运动，则可发现它必须使自己永远不断地运动。因此，纳粹党称威玛共和十四年的统治为“既存体系的年代”(the time of the system)——这个名词意指：在这段时期内，一切都是僵化、缺少动力、无法“运转”，随着这个时期而来的，是“运动的时代”(era of thc movement)。
国家政府，即使是一党专政，也必然心领意会到不断成长的运动需要不断变动的力量。泛日耳曼联盟的“超政党之上的政党”与奥国内的泛日耳曼主义运动，两者在性格上最大的不同，是它们对国家政府所抱持的态度。“超政党之上的政党”仅要求掌握国家政府，而泛主义运动却企图摧毁它；“超政党之上的政党”仍然承认国家政府是最高的权威(此种承认得依附于一个条件：政府的实权落在政党一成员之手，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而泛主义运动是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从权威的观点来看，它是超越国家政府之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社会阶级体系，在日渐茁壮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压力下分崩离析，这使得政党不再具有任何作用；也就在这个时候，“泛-主义运动”对政党所禀赋的敌视心意，才得以具体实践。随后而来的现象是，不只是“泛-主义运动”，而且它们的后继者——极权主义运动——在几年之内，决定了所有政党的政治目标，使得他们不是成为反法西斯主义者，就是成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或者是反对两者。由于这种外在的胁迫压力消极进逼，旧有政党显然早已没有能力承担一种功能——成为特殊阶级利益的代表——而只能是现状的护卫者(defenders of the status quo)。德奥两国的泛日耳曼主义靠拢纳粹党的速率与过程，是比泛斯拉夫主义的情况——自俄国大革命的整肃运动后，它们便全心全意支持斯大林——来得缓慢与曲折繁杂。权势高张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与纳粹党，是“部族的民族主义”(tribal nationalism)的畸形产物。对于那些认定这两个政党只是一种宣传伎俩的人而言，这两种政党是一无是处的，当然，这既不是泛日耳曼主义者，也不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错误，更不能以虚幻、狂妄来论断他们。
欧陆政党制的没落与民族国家的失势相伴而至。欧洲人民的迁徙(意指许多的少数民族一译注)严重地骚扰了民族国家同文同种的性格；法国，这个最典型的民族国家，在几年的时间内竟全然依赖外国的劳工；限制移民的政策虽是以国家为本位，但却不适合当时国家、社会的需要，从这个现象中，我们可以了解民族国家再也无法面对当时的政治问题。更严重的是：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约竟然把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带进东欧与南欧，这使得整个欧洲遭致恶运的打击，东欧与南欧这两个地区，扮演统治角色的民族，其数目虽多过其它任一民族，但却少于所有其它民族全部加起来的总和。此种崭新的局势，足以动摇政党体系的基础，现在，各处各地的政党皆沿着民族的立场建立起来，已崩溃的“双重君主政府” (奥匈帝国)又以相同的经验再度开始于狭小的架构。在其它国家里，既使移民与种族分歧没有触及到其政党体系的阶级基础，通货膨胀与失业人口也会导致同样分崩离析的局势。显然，一个国家的阶级体系愈是僵化，其人民的阶级意识便愈高张兴旺，而此种分崩离析的局面愈是激烈，国家政治愈是危机四伏。
正当任何运动因为攻击国家的制度，却不诉诸阶级，而因此比政党更掌有良好时机的时候，这既是两次大战期间欧洲的处境。法西斯主义与纳粹党经常吹嘘：他们憎恨的对象并不是指向个别的阶级；然而，尽管如此声言，他们往往声称如是的阶级体系是马克斯主义的发明物品。甚至更具意义的事实是：共产党员尽管宣扬他们的马克斯主义意识形态，但自一九三五年之后，当他们假藉扩充其群众基础的理由，而在各处成立“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而着手吸引同样蓬勃滋长、置身于所有阶级层次之外、被法西斯主义运动所捕食的群众时，也不得不放弃其诉求阶级的严格性。所有旧式政党均末准备要接纳群众的，也不曾正确地衡量群众日增的重要性及其领导者渐增的影响力。旧式政党这种错误的判断，缘自于他们在议会中盘据着稳固的地位，在文官政府机构与国家政制中据有合法的代表权，这使得他们更接近权力的根源，但更远离群众。他们认为国家政府是一不容争议的暴力支配者；同时，军队——民族国家最高超的制度——依旧是在内政危机中的决定因素，基于此种观点，他们遂随意揶揄无以数计不被政府机构承认的民间军队组织。在运动——议会与阶级之外的产物——的压力下，政党体系愈衰微，国家政府与政党之间的对立就愈快消失。受“国家政府超越政党”这项幻象支配的政党，却误认为对立冲突的消逝所带来的和谐，正是健康力量的根源，正足以表现出高度秩序。在那革命情绪高昂的运动压力下，国家政府与政党同样受到威胁。政府巳不再能保持它那高置内政斗争之上，崇高、不受民众左右的地位。长久以来，军队也不再是一值得信赖的壁垒，可用来抵制革命的动荡不安，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军队同情革命运动，而是因为军队早已丧失地位。最典型的民族国——法国，在现代史上有两次事件，足以证明军队的无能及不愿意去帮助那些拥有权力之士。一次是一八五○年十二月十日(指十二月革命)，军队竟然容许暴民拥戴拿破仑三世，使他得以掌握政权；另一次是十九世纪末叶，在德雷佛事件发生期间，军队本可轻而易举建立起军事的独裁政治，然而，军队竟然保持中立，心甘情愿去服侍任何独裁者。在这种局势下，国家政府只得置于“调节政党冲突的中间地位。它不再是超越阶级，而只能中介于社会阶级之间”。换言之，最后，国家政府与政党只有结合一致来维护现状，但他们不暸解此种结合，只会改变现状。
欧洲政党体系的崩溃，正与希特勒的帼起同时。我们经常忽略一项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大部份国家早已采取某种方式的专制独裁，早巳摈斥政党体系，这种空前未有的政治体制的改变并未经过革命的动乱而完成，革命行动常是给与具有暴力倾向、永不满足的群众一种戏剧化的让步，而不一定是真正的权力板争。数千名手无寸铁的民众，表演了一场进军罗马的闹剧(指墨索里尼的进军罗马一译注)，取得意大利政府；与波兰所谓“无党无派的集团”主张支持近似法西斯主义的政府的政策，其成员由贵族、贫农、劳工、商人、天主教、与正统派犹太人所组成，在议会中合法地赢得三分之二的席位，两者毕竟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法国，随着希特勒的崛起，共产党和法西斯党的滋长，使其政党之间的原有的关系产生隙缝，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长久以来的政党路线。法国的右派政党，本来是强烈反德国、支持对德战争的，但自一九三二年以后，却成为和平主义的先驱，力主与德国取得谅解；而左派则以相同的速度，甩开不惜任何代价的反战主义，而坚定的反抗德国，它随既为某些政党(指法国右派)——这些政党在前几年还指控和平主义是叛国的议论——指责为一战争贩子。希特勒堀起的数年间，法国政党体系遭到分崩离析的厄运，尤其在慕尼黑危机期间，每一个政党——从左派到右派，均产生内部分裂的现象：谅解德国或反对德国，靠拢和平集团或靠拢战争集团。对于主要政治事务上的决定，每个政党皆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它们一旦论及法西斯党与纳粹党，不是激烈反对法西斯党，就是自认为纳粹党的同路人。希特勒之所以能任意在所有政党中得到支持者，主要因素不是纳粹党的策略，而在于前述欧洲战前的局势，在当时，欧洲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不曾发生卖国通敌的行为。
在旧有政党分崩离析的局势下，欧洲各地产生凝合一致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德国与意大利领土之外，真诚地宣扬和平，甚至不惜付出管辖权的代价；共产主义正与之相反，长久以来，它就一直宣扬战争的信息，甚至不惜毁灭国家。这两个运动之所以屹立，不在于各地的右派政党为了支持希特勒而放弃它那传统的民族国家主义，或者是左派政党为了支持古旧的民族国家，而遗忘它一向坚持的反战主义；而毋宁是这两种运动均能估量其成员的忠贞心意，这种忠贞心意不会因政策的突然转变而受干扰，以致背叛，这可以从德俄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nonaggression pact)中得到明证。当两国缔进和约后，纳粹党便取消其反抗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共产党则重拾它那舍弃已久所谓“小布尔乔亚”(Petty bourgeois或译小资产阶级)产物的反战主义；这种突然的转变，并末伤害到两党本质：此外，尚须注意的是：两年后，纳粹德国攻击苏维埃时，德俄两国又再次做一种政策上的激变，把人民牵涉于严重、危险、需要奉献牺牲与不断行动的政治行为中。
从表象看来是有差异，而实相上更表现出暴力的现象，则是希特勒崛起前，德国政党体系的崩溃。一九三二年最后一次总统大选期间，当所有政党都采取各式各样新颖、复杂的群众宣传时，这种现象才清楚地层示开来。这次总统选馨，候选人的提名现象便很特殊，两种产生于议会体系之外、抵制议会的政党自然是提出属于自己的候选人(希特勒代表纳粹党，泰尔曼则代表共产党)，但令人惊讶的是其它所有政党竟然提名同一候选人，这位候选人就是兴登堡(Hindenburg)，在当时，他是众望所归的政治人物，此种声望，始自麦克马洪(MacMahon)时代，当时他只是位静待着返乡的战败将军，这当然不是一种玩笑。从这一现象中不难发现：旧式政党是多么想望与旧式政府——高居政党之上的国家政府，军队是其强有力的象征——取得认同；简言之，它们(指旧式政党)早已放弃政党体系。面临着运动，政党之间的歧异确已毫无意义可言，它们周遭真是险象丛生，缘此，它们很快地结合在一起，冀望维持现状，凭借现状之种种来保护自己。在此情况下，兴登堡遂成为民族国家与政党体系之象征，而希特勒与泰尔曼则相互竞争，冀望成为民族的真实象征。
选举期间的海报宣传，与候选人的提名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没有一幅海报是宣扬候选人本身的功绩；兴登堡的海报竞声称：“投泰尔曼的票既是投希特勒的票”——警告劳工阶级不要浪费选票于一位必定落选的候选人(指泰尔曼)，致使希特勒登上权力的王座；这就是社会民主党(Socia1 Dernocrat)与兴登堡和解的途径，于其中，并未提及兴登堡的名字。右派政党也玩同样的游戏，它强调“没希特勒的票既是投泰尔曼的票”。此外，不论右派或左派政党，都很清楚地认清纳粹党与共产党所制造的烟幕。为了使所有忠贞的党员信服，左、右两派均声称：若要维持现状，兴登堡是一位必须被接纳的政治人物。
兴登堡的宣传海报能吸引那为维持现状而不惜牺牲一切的人——在一九三二年间是指几乎达德国人口半数的失业者。与此宣传技巧相反的是“运动”的宣传标语。运动的候选人不惜支付任何代价从事一项冒险，那就是不惜牺牲一切事物(甚至不惜摧毁所有合法的制度)而吸引那些冀望改变现状的人们，这些人的数目，可以与那日益增长的失业人口等量齐观。缘此，纳粹党毫不畏惧地提出那可笑的口号：“投泰尔曼的票就是投兴登堡的票”，而共产党也毫不犹豫地回答：“投希特勒的票就是投兴登堡的票”。不论纳粹党或共产党，均以破坏现状来吸引选民，这与其反对党借着革命的幽灵来威胁其成员，是同出一辙。
所有候选人吸引选民的方法，竟显现出很奇妙的相似，隐匿于此种相似性背后的，是一种无可言喻的基本假设——选民因为受惊吓(害怕共产主义、害怕纳粹党、或者害怕现状)必然会去投票。出于这种普遍性的恐惧感，所有阶级的划分遂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同时，为维护现状而结合的政党也使原本各自分离的政党、古老的阶级结构，变得模糊不清。参与政治运动的民众是庞杂的，与失业人口具有相同的动力和骚动不安的性格。在国家的政府结构中。议会的左派政党(parliamentary Left)与右派政党结合，而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则忙于组织那有名的柏林运输业者的罢工。
欧洲政党体制之所以迅速崩溃，有一桩事实必须要注意，那就是：整个制度延续的时间(life span of the whole institution)相当短暂。在十九世纪之前，它根本尚未存在，欧洲大部份的国家，在一八四八年之后，才产生政党组织。从这种现象来看，它以稳固的姿态统治国家政治只历时四十年之久。到十九世纪末叶，法国、奥匈帝国的政治均拓展于议会政党之外；此外，那些规模较小的帝国主义者的“超政党之上的政党”，也为了让民众支持他们那侵犯性、扩张性的外交政策，而公然向政党政治挑战。
帝国主义联盟为了与民族国家认同合一，而置自身于政党之上，而“泛主义运动”则攻击这类政党(指帝国主义联盟自认为置身于其上的政党一译注)，认定他们是普遍流行政治体系(此体系也包含“民族国家”)的主要部份。为了与民族认同合一， “泛主义运动”较不强调“超政党之上”的概念，而较强调“超国家政府之上”的概念。尽管民族紧紧地追随“泛主义运动”的脚步，也被“泛主义运动”用作宣传的武器，最后，极权主义运动也终究排斥“民族”。“极权主义的国家政府”只是一表面的国家政府而已，这个政府甚至再也不与民族的需求相配合。现在，运动(Movement，特指极权主义运动一译注)是超越国家与民族之上，为了它本身的意识形态，甚至计划牺牲国家政府与民族：“运动……既是国家政府也是民族……假若缺少此运动，则现存的国家政府……与现在的德国民族，都无法被表现出来。”
从种种迹象，我们可以证明政党体系的崩溃，再也没有任何复原的可能性。譬如：欧陆在战后努力恢复政党体系，而此努力竞带来悲惨的后果；再者，纳粹党失败后，各种政治运动的吸引力竞日益高张；同时，布尔什维克党显然威胁着国家民族的独立。试图恢复政党体制，只能复原一种政治处境，在这政治处境里，那具有毁灭性的运动，是唯一能正常地发挥功能的“政党”。在弥漫着努力气息的环境下，不管是那不断变动的政党阵线，或(政治)运动的领导者均坚持权威的力量。为了正确地衡量欧洲民族国家残存的机率，最明智的关键并不是注意国家民族主义者的宣传语言——这种宣传语言往往被(政治)运动所利用，俾能隐藏其真正的企图——而是了解：现在的民族国家是国际组织的区域分支。当一股民众发现：政府的政策竟然是为他者、甚至是敌方的外交政策利益而尽心驱策时，并不会心怀忧虑，或骚动不安；甚至民众揭发他们的领导者是第五纵队分子，或国家的叛逆者……等等，这些攻击言论也不会引起其成员(指领导者的属下一译注)深刻的注意力。与旧有政党不同，(政治)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旧残存下来，在今天，它也是唯一能被追随者认为有意义、且活生生存在着的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