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虚伪自尊的自命不凡让位于无政府主义式的绝望时，这种制度的崩溃仿佛为精英和暴民都提供了第一次巨大的机会。新的群众领袖身上再现了早先暴民领袖的各种特征，这一点很明显：职业和社会生活中的失败，私人生活的反常和灾难。事实上，在转向政治生涯之前，他们的生活是失败的，旧政党比较令人尊敬的领袖们无意地造成了他们的失败，这是他们在群众中产生魅力的最有力因素。他们的个人经历似乎体现了当时群众的命运，他们为了运动可以牺牲一切，他们保证为那些受灾难打击的人献身，他们的决心不会动摇，不会受诱惑回到安全的正常生活，他们对声望尊严的蔑视是出于真心，而不只是出于达到野心的动机。
另一方面，战后的精英们只不过稍微比上一代人年轻些，上一代人被帝国主义利用和滥用。目的是为了除受人尊敬以外还要追求光荣的事业，所以去做赌徒、做间谍、做冒险家、做穿戴闪亮盔甲的骑士和屠龙手。他们同“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渴望“丢弃自我”(losing their Selves)，极度厌恶一切既存的标准。厌恶一切权力。倘若他们仍然记得“安全的黄金时代”，那么也会记得他们是多么恨它。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的热情是多么真诚。当1914年战争席卷欧洲时，感谢上帝的不光是希特勒，也不光是失败者。他们甚至不用责备自己曾受诱于沙文主义宣传，或者对纯粹自卫性质的战争作解释。精英们兴高采烈地走向战争，期望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整个文化和生命特质，都能随着“钢铁风暴”(Storms of Steel)发展(恩斯特．荣格[Ernst Junger]语)。用托马斯.曼精心斟酌的话来说，战争是“惩戒物”，是“净化剂”；“战争本身比胜利更能给诗人灵感。”或者用当时一名学生的话来说，“关键一向在于随时作出牺牲，而不是作出牺牲要争取的目标。”或者用一位年轻工人的话来说，“一个人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都无关紧要。一个人在一生中总想显示某种东西。”很久以前，知识界一位同情纳粹主义的人宣布说，“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时，我就会拔出手枪，”诗人们宣称他们厌恶“垃圾文化”，并且用诗句来号召“你们野蛮人、塞西亚人、黑人、印度人，将它踩在脚下吧。”
简而言之，这种对战前时代剧烈不满的虚无主义式爆发以及后来尝试使之恢复(从尼采和索黑尔到巴烈图[Vilfredo Pareto]，从韩波[Arthur Rimbaud]和T．E．劳伦斯到荣格、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马侯[Andrvé Malraux]，从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和纳恰耶夫[Sergi Nechayev]到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其实忽略了，在一个弥漫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念和道德标准的社会里，厌恶是多么正当的。然而同样地，“前线世代”(front generation)同他们选择的精神之父们形成明显对比，完全沉湎于一种愿望，想看到这整个虚假的安全、虚假的文化、虚假的生活的世界彻底倾圮。这种愿望如此强烈，它的影响力和说明度大大超过了先前在“价值转变”(transformation of values)时期的一切尝试，例如尼采的努力，索黑尔著作中指出的重新组织政治生活，巴枯宁关于复兴人类真实性的主张，韩波在纯净的奇异探险中表现的热爱生命。在毁灭中没有缓和、混乱和倾圮，这本身就带有最高价值之尊严。这些感觉的真实性可见诸于事实，这一代人中很少有人由战争之恐怖的实际经历医治他们对战争的狂热。战壕里的幸存者并未变成和平主义者。他们得到的经验却是认为，这一切可能会毫不含糊地将他们同可恨的体面环境分隔开来。他们纠缠于四年战壕生活的记忆，似乎他们为确立一种新的精英而构成了一种客观标准。他们不会受诱惑去使这种过去生活理想化；相反，战争崇拜者最早承认，机器时代的战争不可能养育骑士气概、勇敢、荣誉感、男子气等等美德，它强加给人的只是赤裸裸毁灭的经历，以及在屠杀的巨轮之下只能成为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的卑屈感觉。
这一代人记得战争是阶级崩溃和沦为群众的伟大前奏曲。战争以它那经常性的任意屠杀而成为死亡的象征，成为“伟大的平等使者”，因此也是一种新世界秩序之父。追求平等和正义的激情，渴望超越狭隘而无意义的阶级界限，丢弃愚蠢的特权和偏见，这些似乎都在战争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可以摆脱那种怜悯被压迫者和无继承权者的旧式恩赐态度。在日益悲苦和个人孤立无助的时代，似乎很难在怜悯发展成一种吞噬一切的激情时抵制它，也不用抱怨它无休无止地用一种比悲苦本身更明确无疑的态度来戕杀人的尊严。
在希特勒的早年生涯中，当时欧洲恢复现状对暴民的野心仍是最严重的威胁，他几乎完全诉诸前线世代的这些情感。群众在此显示的奇特无私，似乎只是一个数字，只作为一个小齿轮，在每日的改变中默默无闻，简言之。消灭虚假的具体的身分认同，执行在社会中的预定功能。战争被体验为“最有力的群众行动”，它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异，因此，即使受难(按传统的说法，受难标志着个人承受独特的、难以改变的命运)现在也被解释为“历史进步的一种工具”。民族差异也不会阻止战后精英们一心一意地希望投入的群众。第一次世界大战多少有点吊诡地几乎在欧洲消除了真正的民族感情，在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属于战壕里的那一代人一一无论他们是哪一边的——而不属于一个德国人或一个法国人。纳粹宣传的基础就是这种模糊的同志情谊，这种“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of fate)，于是在欧洲各国的各种退伍军人组织中大得人心，这也证明了即使在所谓的右派队伍中，民族主义口号也显得毫无意义。右派利用这些口号只是为了替自己的暴力行为辩护，而不是为了口号中那些具体的民族内容。
在战后欧洲知识界的一般气氛中，没有一种因素是新的。巴枯宁早就承认：“我不想成为我，我想成为我们。”。纳恰耶夫鼓吹“倒霉者”的福音，说他们“没有个人兴趣，没有事情纠葛。没有情感。没有归属，没有时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前线世代的反人道主义、反自由主义、反个人主义、反文化主义的本能，他们对暴力、权力、残酷出色而又充满机智的赞美，是由帝国主义精英们拙劣而又傲慢地作出“科学”诸证而开始的，他们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就是宇宙规律，扩张在其成为政治手段之前就是一种心理需要，而人必须根据这种宇宙规律来行事。前线世代的著作中特出的地方是他们的文学标准很高，并且带有深刻的激情。战后的作家们不再需要遗传学的科学说明，他们很少引用高比诺或豪斯顿．斯图亚特．张伯伦的著作集，因为它们早巳成为市侩庸人家居的文化装饰。他们不读达尔文的著作，而是读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书。如果说他们还相信宇宙规律的话，他们自然也并不特别关注要同它们一致。他们认为，暴力、权力、残酷都是人的最高能力，人在宇宙中无疑失去了地位，而又过分自傲地渴望有一种权力理论，借以将他们安全地带回到世界，与之重新整合。他们满足于盲目地参与体面的社会里禁止的任何事物，而无视其理论或内容，他们推崇残酷为主要美德，因为它同社会上虚伪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抗。
假如我们将这一代人同十九世纪的意识型态思想家相比。他们在理论上似乎有时会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的主要区别是这一代人更实在、更富于激情。他们更深地受到苦难的触动，更关心使人困惑的事物。比一切带着良善和兄弟情谊的信徒更受到虚伪的严重伤害。而且他们无法再逃避到异域。也无力在陌生而兴奋的人群中再充当屠龙手。他们无法逃避由有教养的谈吐构成的虚假文化掩饰下日常生活中的悲哀、卑微、失败和厌恶；神话般的风俗也不可能使他们免于对上述现象的综合所产生的厌恶心情。
无法逃避到广阔的世界，感觉到一次又一次地跌入社会的陷阱——这与构成帝国主义性格的条件十分不同一一这些都使旧日对匿名的爱好转变为经常不断的紧张和对暴力的渴望。由于在角色和性格方面不可能有剧烈的变化，例如与阿拉伯民族运动认同，或者与印度农村风俗认同，于是自愿沉湎于超人类的毁灭力量，似乎可以摆脱那种自动地进入预定社会功能的命运，摆脱彻底平庸的状态，同时有助于摧毁那种毁灭性力量本身。这些人受到极权主义运动宣布的行动主义(activism)的吸引，同时又受到它们那种奇怪的表面矛盾——既坚持纯粹行动的首要性、又坚持纯粹必要的那种压倒一切的力量——的吸引。这种感情混合，恰恰符合“前线世代”的战争经验，符合在绝对命定的范围内经常性活动的经验。
再者，行动主义似乎对那个困扰人的旧问题作出了新的答案，“我是谁?”在危机时代，这个问题总是一再被提出。假如社会坚持说，“你就是你显示的那个样子，”战后的行动主义就会回答：“你就是你的行为的结果”——例如，第一次坐飞机飞越大西洋的人(正如布莱希特《林德堡的空中旅行》(Der Flug der Lindberghs中描写的)——这种回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再重复，但说法略有改变，沙特(Jean-Paul Sartre)说：“你就是你的生活。”(见《密审》[Huis Clos])这些回答的恰当与否，不在于寻找自我时重下定义的有效性，而在于最终逃避它在社会认同，逃避社会所强加的可互换的角色和作用方面的有用性。关键在于要做出别人都想不到和末决定做的英雄业绩或邪恶行径。
极权主义运动公开宣称的行动主义，它们在一切政治活动形式中选择恐怖主义，这一点吸引了知识界精英和暴民，正因为这种恐怖主义(terrorsm)与早先的革命团体的做法完全不同。它不再是一种精心考虑的政策，它认为恐怖行动是消灭某些杰出人士的唯一手段，他们由于自己的政策或观点而成为压迫的象征。恐怖主义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它变成了一种哲学，表达失落、厌恶、盲目仇恨，这是一种政治的表现，用炸弹来表现自我，兴奋地看着公众以行动来响应，绝对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成功地迫使正常的社会阶层承认一个人的存在。这种精神和这种手法，就是戈培尔在纳粹德国最终战败之前很久就明显兴奋地宣布过的，假如战败，也懂得如何关上门，几百年不会被遗忘。
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找到一条有效的标准，来辨别极权主义运动之前氛围中的精英与暴民。暴民所需要的也就是戈培尔很精确地说过的，走向历史，哪怕付出的代价是毁灭。戈培尔真诚地相信，“一个当代人在今天能够体验的最大快乐”是成为一个天才，或者为天才服务，这是暴民的典型思想，但不是群众或知识界同情者的思想。后者恰恰相反地认真地主张隐姓埋名，否认天才的存在；二十年代的全部艺术理论都拼命地想证明，优秀的作品是艺术手法、技巧、逻辑的产物，使物质的潜力得以实现。“名誉的光芒四射力量”(斯蒂方．茨威格语)和晚期资产阶级社会热诚接受的天才崇拜只使暴民受到诱惑，而不能诱惑精英。二十世纪的暴民忠实地追随先前暴发户的形式，他们发现了一种事实：资产阶级社会宁可敞开大门，欢迎有趣的“异常现象”、天才、同性恋者、犹太人。而不愿恪守简单的道德。精英们嘲笑天才，渴望匿名，仍然证明了一种精神，从群众或暴民的立场出发都不能理解这种精神，按照罗伯斯庇尔的说法，这种精神努力证明人是辉煌的，而伟大人物则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精英和暴民之间有区别，但是无疑地，每当底层社会使体面社会因恐惧而接受其平等地位时，精英会因之感到高兴。精英成员们根本不反对以文明的毁灭为代价，满怀兴趣地看到那些过去被不公正地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人挤进了这个社会。他们对于历史编纂中大量作伪并不特别愤怒，反正一切极权主义政府都有份，并且也清楚地宣布自己参与了极权主义宣传。他们相信，传统的编史都有作伪现象，因为其中排斥了人类对被剥夺权利者和受压迫者的记忆。被时代否定的人通常都被历史遗忘，创伤加侮辱使一切敏感的良心感到下安，因为“最后一个将会变成第一个”的信念早巳消失了。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非正义都令人无法容忍，关于正义的天平最终能摆正的希望也不复存在。马克思想根据阶级斗争来重写世界历史，这一尝试甚至吸引了不相信他的论点正确性的人，因为他的最初意图是找到一种方法，使那此被官方历史书排除在外的人为后世所记得。
精英和暴民之间的暂时联盟大多依靠这种真正的愉悦，前者看着后者摧毁体面的社会。与德国钢铁巨子们被迫同希特勒这位房屋油漆工和只有自己承认的无固定职业者交易，并且接纳他进入社交界时，这个目的就达到了，这只有依靠在知识界生活的一切领域由极权主义运动粗暴而卑劣地作伪，它们纠集欧洲历史上一切地下的、卑贱的成分，使之进入历史画面。从这一观点来看，倒不如看到布尔什维克党和纳粹主义开始行动，清除它们自己在学术界和其它官方领域早已获得承认的意识形态根源。激起历史学家们重写历史的原因，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是三百个家族的阴谋：不是高比诺和张伯伦的长篇科学论证，而是“锡安长老们的草案”；不是天主教会的清晰影响和拉丁国家反教会派所产生的作用，而是关于耶稣会和共济会的秘密文献。最富于变化的历史学理论结构的目标一向是，揭露出官方历史是一场巨大的玩笑，而一些受到秘密影响的领域中的明显的、可追溯的、众所周知的历史。实在只不过是一些外表，用来愚弄人。
知识界精英憎恶官方历史，相信历史一向被伪造，成为骗子的游戏场所，还要加上反道德诉求，以防止巨大的谎言和巨大的作伪最终被确定为无疑的事实，防止人们任意改写他们自己的以往历史，应该分清真史和伪史的区别，防止作伪成为一种狡黠的力量、一种压力和无限重复。产生魅力的不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说谎技巧。而是一种事实，即他们能够将群众组织成一个集体单位，大力支持他们那些谎言，当极权主义运动的整体发展现实支持他们，假装从他们身上取得关于行动的必然灵感时，从学术观点简单的历史伪造似乎受到了历史的认可。
极权主义运动对精英产生了吸引力，只要他们还未取得权力，这种吸引力就会持续下去，此种吸引力令人捉摸不透，因为极权主义明显庸俗、随心所欲及积极的教条，对于外人和旁观者来说，比流行于前极权主义气氛的一般情绪更明显。这些理论根据普遍接受的知识、文化、道德标准而不断变更，以致人们会认为，只有知识分子的一种内在的基本性格缺点，既“知识分子的叛逆”(la trahison des clercs)(班达[J．Benda]语)，或者精神上堕落的自我仇恨，可以归结于精英接受了暴民的“思想”。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们在痛苦的失望中、在对时代的一般经验的陌生感中，通常忽视的是一种氛围，其中一切传统的价值与定则都化为乌有(十九世纪以后，各种意识形态互相排斥，耗尽了它们的巨大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使它更容易接受明显荒诞的定则，而不易接受变成虔诚的陈词滥调所表达的旧日真理，这恰恰是因为无法期待任何人认真地对待荒诞现象。粗俗而玩世不恭地抛弃体面的标准和已被接受的理论、坦率地承认最坏的标准，以及无视一切的态度，都很容易被误认为勇气或是新的生活方式。在日益流行的暴民态度和信念中——这些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清除了虚伪之后的态度和信念——那些按传统方式仇恨资产阶级、自愿离开体面社会的人，看到的只是缺少虚伪和体面，而不是内容本身。
自从资产阶级自称是西方传统的卫士，公开列举一切美德来混淆全部道德问题一一那些美德是，他们在私人生活和商业生活中都没有的，事实上也嘲笑它们——以来，似乎承认残酷、抛弃人类价值和普遍贬低道德便是一种革命，因为它至少摧毁了现存社会赖以存在的双重性。在虚伪的双重道德标准中采取极端态度，由于每一个人都明显地轻率粗鲁而又假装文雅，因此就公开戴上一副残酷的面具，在一个平庸而虚饰的社会中展现邪恶，这种翻转价值的作法是多么大的诱惑!二十年代知识界精英很少了解暴民与资产阶级早先的关联，确信可以充分玩弄过去使资产阶级惊愕的游戏，只要用讽刺夸张地描绘自己的行为来震惊社会就可以了。
那时，谁也无法预见到，这种讽刺的真正受害者是精英，而不是资产阶级。前卫者并下知道，他们一头撞向的并下是墙，而是敞开的门，一致的成功反而违背他们成为革命之少数派的主张，会证明他们表达的是一种新的群众精神，或者时代精神。在这一方面特别有意义的是布莱希特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德国写《三辨士歌剧》(Dreigroschenoper)时的情形。这出戏剧将强盗描写成体面的商人，将体面的商人描写成强盗。当观众中的体面商人想到这是一种深刻观察世界的方式，当暴民将它当作对强盗的一种艺术上认可来欢迎时，戏中的讽刺意义就失去了。戏中的主题歌曲《先吃，再讲道德》(Erst Kommt das Fressen，daim Kommt die Moral)受到每一个观众发疯似地鼓掌欢迎，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暴民鼓掌是因为他们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资产阶级鼓掌是因为它长期以来被自己的虚伪欺骗，渐渐地厌倦了那种紧张，而被这句话里表现的深刻智能触动；精英鼓掌是因为揭去虚伪的面纱是一种最高的奇妙趣事。作品的效果正巧与布莱希特寻求的效果相反。资产阶级不再为此感到吃惊：它欢迎此剧揭示它的隐秘哲学，宣扬这种哲学，证明了它一向正确，以致布莱希特“革命”的唯一政治结果是，鼓励每一个人抛弃不舒服的虚伪面罩，公开接受暴民的标准。
过了十年左右，法国的塞利纳(Céline)的《大屠杀，小伎俩》得到了一种相同暖昧的反应，他在书中提出杀死所有的犹太人。安德烈．纪德在《法国新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cais)中公开兴奋地表态，当然不是因为他想杀死犹大人，而是因为他欣赏直率地承认这种欲望的表达，对于塞利纳的直言不讳和到处围绕着犹太人间题的虚伪谦和之间的矛盾感到有趣。精英中间对揭露虚伪的那种无法抵抗的欲望可以由事实来衡量，甚至连希特勒动手屠杀犹太人的事实情况也不会破坏这种兴致。在塞利纳写那本书时，希特勒早巳大规模地动手了。然而同仇恨犹太人相比，更为相关的反应是厌恶自由派的好犹表现(philosemitism)。相同的思路可用于解释一个显着的事实：希特勒和斯大林广泛发表对艺术的看法，并且迫害现代艺术家，这些都不能摧毁极权主义运动对前卫艺术家的吸引力：这表明精英们缺乏现实感，再加上反常的无私，两者都很接近虚构的世界，在群众中间不求自我利益。他们的问题以一种基本一致的方式表现得很相同，并且预示了群众的问题和心理，这对于极权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也可以说明知识界精英与暴民之间为何能有暂时的结合。
与暴民的不虚伪和群众的不自私对精英的吸引力密切相关的，还有一点，极权主义运动伪称泯除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分离的现象，恢复人的神秘而非理性完整性，这同样地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自从巴尔扎克揭露了法国社会名流的私人生活，自从易卜生(Henrik Lbsen)将“社会中坚”戏剧化而征服了欧洲大陆戏剧界，双重道德这一问题成了悲剧、喜剧、小说的主题之一。资产阶级实行的双重道德变成了那种“严肃精神”的显着标志，其实它总是浮夸而不真实。私人生活和公共(社会的)生活之间的分野，与个人范围和公共范围之间的正当区分无关，但它却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和公民之间斗争的心理反映，是用私人利益的尺度来判断和利用一切公共机构的人，和关心公共事物有责任心的公民之间的斗争，在心理上的反映。在这一方面，根据自由派的政治哲学，个人利益的总和就能产生公共利益的奇迹，这种政治哲学似乎只是鲁莽行为的理性化，据此个人利益受到抑制，而无视其中是否有共同利益。
大陆政党的阶级精神一向承认自己代表某些利益，他们的自我概念产生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只是总体中的一部分，而极权主义运动与此相反，声称其“优越性”，因为带有一种世界观，可以将人作为一种整体来掌握。运动的暴民领袖们在这种总体性(totality)的宣称中又一次形成，并且只是翻转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资产阶级冲出了社会压力，并且常常经受政治机构的经济讹诈，总是相信公开的权力机构受到它们自己秘密的非公共利益和影响的左右。在这一意义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一向是“极权主义的”；它一向假设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致性，政治机构在其中就只是私人利益的表面建制。资产阶级的双重标准，它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区分，是对民族国家的让步，因为民族国家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使这两种范围分开。
对精英产生魅力的就是这种激进态度。马克思满怀希望地预言，国家将会消亡，出现的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不会是激进的，也不会是基督教先知预言过的。伯德耶也夫指出：“俄国革命者们……一向是极权主义者。”如果他的话是正确的，那么苏俄对纳粹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路人的吸引力几乎同样地产生于一个事实：在俄国，“革命是一种宗教、一种哲学，而不仅仅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冲突。”事实上，阶级转化为群众，以及政治机构的名声和权威性的垮台，给西欧国家带来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同俄国的普遍情况很相似，因此，它们的革命者们也开始采取典型的俄国革命式的狂暴态度，他们不希望改变社会和政治条件，而是希望摧毁一切迄今存在的信条、价值观念、制度，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暴民只是利用这种新的心态，造成了革命者与罪犯的短暂结合，这在沙皇俄国的许多革命组织中出现过，但是在欧洲舞台上却明显地看不到。
暴民与精英之间令人不安的结合，他们的思想奇特地吻合，这起源于一个事实：这两个阶层是民族国家的结构和阶级社会的架构内首先要清除的。他们很容易地互相发现了对方，哪怕只是暂时的，因为他们都感到自己代表了时代的命运，他们身后有无数群众追随，迟早，欧洲各民族中的大多数人会站到他们一边——根据他们的想法——随时发动其革命。
结果它们都错了。暴民，这个资产阶级的底层社会，希望孤立无援的群众会帮助他们掌权，当他们提出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也会支持他们，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取代资产阶级旧的社会阶层，注入更加富有雄心的底层社会精神。但是，掌权的极权主义很快就懂得，雄心壮志不限于人民中的暴民阶层，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自发动力都只会是对绝对统治的一种威胁。另一方面，毫无顾忌的作风也不只限于暴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在短时间里学会。对于无情的统治和灭绝的机器而言，步调一致的“菲利斯丁”(philistines)群众提供了更好的材料，能供使它犯下比所谓职业罪犯更大的罪行，只要这些罪行组织得好，披上日常工作的外衣。
因此，那些为数不多的针对纳粹对犹太人和东欧各民族的大规模暴行的抗议，不是由军人、也不是由与各国受人尊敬的“菲利斯丁”步调一致的群众提出，而偏偏是由暴民的典型代表希特勒的早年同伙提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当然也不会是希姆莱这位自1936年以后德国最有权势的人，那批“武装的波希米亚人”(海登语)之一，他的特征却很不幸地同知识界精英很相像。希姆莱本人“比较正常”，也就是说，不像纳粹运动最早的领导人，而像一名“菲利斯”。他不是戈培尔那样放荡不羁，不像性罪犯斯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不像骗子罗森伯格，不像疯子希特勒，不像冒险家戈林(Hermann Gǒring)。希姆莱有将群众组织到绝对控制的高度才能，认为大多数人不是放荡不羁者、疯子、冒险家、性罪犯、骗子，也不是社会上的失败者，而首先是安份守己工作的人、顾及家庭的良民。
“菲利斯丁”退回到私人生活，头脑简单地致力于家庭和职业，这是资产阶级私人利益至上信念早已退化的最后产物。“菲利斯丁”是资产阶级在自己的阶级中孤立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本身败落后产生的分化了的个人。希姆莱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而组织的群众。带有“菲利斯丁”的特徽，而不是暴民的特征，他们是资产阶级，在自己的世界倾圮之中只担忧个人安全，只要有一点儿挑衅，就会牺牲一切——信念、荣誉感、尊严。对于那些只考虑维护自己私人生活的人来说，最容易摧毁的莫过于他们的隐私和私人道德观。在经过几年掌权和系统地协调之后，纳粹可以正确地宣布：“在德国，只有睡着的人仍然是一个有隐私的个人。”
另一方面，公正地说来，精英中的一些人时常使自己受极权主义运动诱惑，有时由于他们的知识能力而被指责为极权主义的鼓吹者，应该指出．二十世纪这批绝望的人无论做什么还是下做什么，都不会影响极权主义，尽管他们在早期产生过一些作用，成功地迫使外界认真地接受他们的理论。凡是在极权主义运动取得政权的地方，早在政权开始它们的最大犯罪之前，就已经抛弃了这一整群同情者。智识的、精神的、艺术的创造力，对于极权主义来说，就像暴民的歹徒自发力一样危险。两者都比纯粹的政治反对派更危险。新的群众领袖一贯会清除每一种更高形式的知识分子活动，远远超过了他们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事物的天然厌恶。绝对的统治并不容许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中的自由创造力，不容许任何一种无法完全预见的活动。执政的极权主义无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无论他们是否同情极权主义，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能和创造力，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