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这种心理状态并非单纯的群众现象，并非社会失根、经济灾难和政治无政府主义的单纯结果；它需要谨慎的准备和培养，形成极权主义干部学校、纳粹的党卫军奥登斯堡学校（Ordensburgen）、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国际代表训练中心的一种更重要的课程，尽管这种课程不很明显，但是比灌输种族思想和传授内战诀窍更重要。若无精英与由人为造成的不懂事实、不能区别真理和谬误，运动就不可能向着实现它的虚构方向发展。极权主义精英杰出的负面性格是，它从不停止思考世界的真相，从不将谎言和真理作比较。相应地，它最值得珍视的美德是忠于领袖，领袖像一个护身符，保证谎言的最后胜利，虚构终将战胜真理与现实。
极权主义运动的最上层组织是领袖周围最密切的圈子，它可以是一个正式机构，像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或者是一个变动的人员集团，他们不一定要占据职位，例如希特勒的随从。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只是一种组织群众的手段，只要组织原则仍有活力，他们不在乎根据情况需要而使自己发生变动。在这一方面，希姆莱的党卫军组织的主要优点是他发现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行动中的血缘问题”，即根据“优秀血统”来选择精英成员，让他们“执行一种无情的种族斗争”，以反对一切无法追溯“亚利安”祖先至175O年的人，或者身高不足5.8英尺的人（“我知道，凡是长到一定高度的人，一定拥有某种程度的理想血统”），或者并非蓝眼金发的人。这种种族主义行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组织活动独立于任何一种种族“学说”的全部具体教条，也独立于与犹太人的天性与角色有关的、作为一种具体教义的反犹主义，犹太人的有用之处随着他们躯体被消灭也就结束了。一旦“种族委员会”（race commission）挑选出一名精英，将他置于一种特殊的“婚姻法”（marriage laws）管辖之下，种族主义就处于安全之中，不受宣传必须具备的科学合理性的约束，而在相反的一头；在这种“精英种族”的法律之下，集中营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显示遗传和种族法则”，依靠这种“有活力的组织”的力量，纳粹可以避免教条主义，向犹太人提供友谊，就像对待阿拉伯人一样，或者和“黄祸”（Yellow Peril）的代表日本人结盟。种族社会的现实，从据说根据种族观点选出的精英组织，都确实很能维护种族理论，比精确的科学证据或假科学证据更有力。
布尔什维主义政策制定者同样比他们自己的立誓教义更高明。他们很能够中断每一种既存的阶级斗争，突然和资本主义结盟，而不会破坏干部队伍的可靠性或者违背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信念。阶级斗争的二分法原理变成了一种组织手段，本身僵化到无法妥协地和整个世界敌对，通过俄国的秘密警察干部与共产国际国外代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明显地变得没有“偏见”。极权主义层级制度中的最高阶层的特点正是不受它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的束缚。这些人根据组织来思考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其中包括领袖，在他们看来，领袖既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护身符，也不是一个永远的人，而是这类组织的简单结果；他的确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功能，是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但是，和其它专制形式（常常是一个集团实施统治、而暴君只扮演一个傀儡统治者的代表角色）相比，极权主义领袖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依赖随从们的忠诚，甚至可以作出杀死他们的选择。
这种自杀性的忠诚的具体原因是，最高职位之继承并非由继承法或其它法律规定的。成功的宫廷政变会对运动整体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就像一场军事失败一样。由于运动的性质，一旦领袖获得执政权，整个组织就绝对地和他一致，若承认一项错误，或者丧失执政权，就会打破水远无误的神话，使领袖职位周围的人一起失败，一切与运动有关的人也会遭受毁灭的噩运。这种结构的基础并非领袖的言论之真理性，而是他的行动水远无误。若无这一条，在假设永远无误的激烈辩论中，极权主义的整个虚构世界就会四分五裂，立即被真实世界的事实战胜。只有领袖才能防止分裂和失败，使运动朝着永远无误的正确方向前进。
但是，那些既不相信意识形态陈词滥调、又不相信领袖永远无误的人，他们的忠诚另有深刻的原因。坚定地、真诚地相信人类无所不能的信念使他们紧密聚集在一起。他们道德的犬儒，相信任何事物都是被允许的，这些态度的基础都在于坚定地相信“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的确，这批人的人数很少，很难会发现他们在具体问题上说谎，他们不一定会相信种族主义和经济学，也不一定会相信什么犹太人或华尔街的阴谋之类。然而他们也是受欺骗者，他们误以为可以做一切事情，一切障碍都是暂时的，上级组织必定能击破这些障碍。他们充满信心地认为，组织的力量可以摧毁物质的力量（好比是一群有良好组织的匪帮可以用暴力劫掠一个防卫很差的富人的财产），因此常常低估了稳定社会的巨大力量，又太高估了运动的推动力。还有，由于他们实际上不相信真的存在一种反对他们的世界性阴谋，而只是利用它作为一种组织手段，他们就不会懂得，他们自己的阴谋最终会引起全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
但是，无论这种人类透过组织而变得万能的幻想最终如何受挫，在运动内部，它的实际结果是使领袖周围的追随者在和他意见分歧时，必然怀疑他们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意见无足轻重，只要组织得当，即使最疯狂的手段也有很好的成功机会。他们的忠诚不在于他们相信领袖永远无误，而是相信任何人只要用高超的极权主义组织方法来指挥暴力工具，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当极权主义政府拥有权力，显示出成功与失效的相对性，并且显示物质上的失败可以变成组织上的收获时，就极大地增强了这些人的幻觉。（苏俄工业活动发疯似的错误管理导致工人阶级的分化；纳粹占领东欧各国时可怕地虐待平民囚徒，尽管造成了“劳动力的可悲损失”，“考虑到后代人，还是值得的”。）再者，在极权主义环境里，事关成败的决策大多事关有组织的、令人恐怖的公众舆论。在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里，不必记录、承认和回忆失败。实相若要继续存在，必须取决于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