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严肃地看待极权主义的抱负，不被常识误引着断言它们是乌托邦和不现实的，就会发现，集中营里建立的垂死者社会是唯一的社会形式，有可能完全统治人。渴望全面统治的人必须清除一切自发性，如个体性总会产生的纯粹存在，并且追溯到最原始的形式，无论这些自发性如何非政治化、如何无害。巴甫洛夫的狗，降低到最基本的反应的人类样本，一组反应总是可以被另一组以完全相同方式表现出来的反应清除和取代，这些就是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模范“公民”；这种公民如果是在集中营之外制造的，就会不完美了。
集中营的无用性、它们嘲讽地承认的反功利性(anti-utility)，已很明显。在现实中，就维护政权的力量而言，它们比任何其他机构更重要。若无集中营，若无它们引起的那种难言的恐惧，以及它们在极权主义统治中提供的意义完整的训练(这在其他地方都不可能以最彻底的可能性来完全检验)，那么一个极权国家就既不能以疯狂手法刺激核心军队，也不可能使全体民众处于完全冷漠的状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只可能十分迅速地沉回“旧的资产阶级常规生活”；它们在早期的“过激”(excess)之后，会根据人类法则来屈服于日常生活；总之，它们会走上的发展方向，一切以常识来观察的人都会预言这样的方向。所有这些预言的可悲谬误产生于一个仍旧安全的世界，都假设有一种每一个时代都确立的人性，将这种人性与历史等同，于是宣布全面统治的思想不仅是非人道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人的力量如此之大，使他确定能想到做到。
要求无限权力正是极权政体的本质。只有当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可靠地受统治，这种权力才有保障。在外交事务领域，必须经常征服新的中立地区，而在国内，必须经常扩大集中营，来控制不断产生的新的人类群体，或者当情况需要时，就将它们消灭，以便替其他群体腾出地盘。在外交事务和国内事务中，反对派的问题并不重要。任何一种中立，实际上是任何一种自发产生的友谊，从极权统治的立场来看，都像公开敌对时一样危险，正因为自发性本身不可估量，它是极权统治的一切障碍之中最大的一种。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人逃向或被召唤到莫斯科，痛苦的经验使之了解到，他们构成了对苏联的威胁。忠诚的共产党人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俄国政权构成了荒谬的威胁，正如罗姆派的忠诚纳粹分子对于纳粹一样。
在极权主义条件下使信念和观点变得荒谬和危险的原因是，极权主义政权以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或任何人的帮助为最大的自豪。只要人不只是动物之反应和功能之完成．那么他们对于极权政体来说就是多余的人。极权主义并不致力于对人的专制统治，而是致力于一种使人在其中成为多余者的制度。只有在一个使人像毫无自发性的傀儡一样，仅能作出有所限制的反应，只有在这种世界里，极权的权力才能获得和维护。正因为人的资源如此之大，所以只有当他变成一种兽性人的种类时，他才会完全被统治。
所以，性格是一种威胁，甚至最不公平的法律规定也是一种障碍，但是，使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的个体性，却令人无法容忍。只要所有的人都还未被造成同等的多余之物--这只能在集中营里才能做到--就难以达到极权主义的理想。极权主义国家常常努力(尽管从未成功)确定人的多余性质，其方法是任意选择各种群体送进集中营，经常整肃统治机构，大规模地消灭人。常识极力地提出抗议，认为大众不是易于顺从的，只有这一切巨大的恐怖机器才是多余的；如果他们能够说出真理，极权主义统治者们就会回答：这机器只对你是多余的，只是因为它用来使人成为多余。
极权主义尝试将人变成多余，这反映出现代大众对于地球上人口过剩的经验。在垂死者的世界里，人被教导说，有一种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多余，在这种生活方式里，惩罚不是与罪行联系在一起来衡量的；剥削的实施并不考虑到利润，工作而没有产品；在这块地方。每天重新制造无意义。然而，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内，根本没有什么有意义、有逻辑之事；假如集中营囚徒都是歹徒，他们就应该被杀死或被毒气毒死，这是符合逻辑的；如果他们是堕落的，就不允许他们玷污世人；如果他们具有“奴隶般的灵魂”(希姆莱语)，那么谁也不应浪费时间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从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集中营里的麻烦问题差不多就是因为他们太具有意义，而原则的执行又是太连贯一致了。
极权政体如此坚决、熟练地替这个世界廓清对于符合常识的功利期望而言是唯一有意义的东西，他们同时强加了一种超意义(supersense)--当他们假装发现了历史的关键或解决宇宙之谜的钥匙时，意识形态的确总是有意义的。在极权主义社会的毫无意义之上，悬置着意识形态迷信的荒谬超意义。只要不去认真地相信意识形态，它就是无害、不持批判态度、任意的观点。一旦它们自称完全有效，就变成了逻辑系统的核心，在这种逻辑系统中，就像在偏执狂的逻辑系统中一样，每一种事物统统被包括在内，一旦大前提被接受，一切都会被强制地包括在内．这种系统的错乱原因不仅在于大前提，而且在于他们建构的那种逻辑性。一切主义的奇怪逻辑性，他们的头脑简单地相信顽固奉献的救世价值，而不顾及具体的、变化的因素，这里面早已埋伏了极权主义蔑视事实的最初细菌。
功利主义思想中训练出来的常识无助于反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超意义，因为极权主义政权建立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功能世界。意识形态之蔑视现实性，还包括了骄傲地提出人类主宰世界；这毕竟是蔑视现实--使得改变世界、创造出人工景观成为可能的现实。摧毁在极权主义对现实的蔑视中的自豪因素的是超意义(因此使它与革命的理论和态度有了彻底区别)，超意义赋予蔑视现实的做法以说服力、逻辑性和连贯性。布尔什维克宣称俄国目前的制度优于其他一切制度，其中的真正极权主义手法是，极权统治者从这一宣言中得出无瑕的结论，即，若无这种制度，人们绝不可能建造奇妙的东西，比方说，一条地下铁路；他从这一点中又得出逻辑结论，任何人只要知道巴黎有地下铁路，他就是可疑分子，因为他可能引起人们怀疑只有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方式，人才能做事。这就导致了最终结论，为了继续忠于布尔什维克，你必须去捣毁巴黎地下铁路。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始终一贯的态度最重要。
运用这些新的结构，以超意义的力量为基础，由逻辑性作为驱动力，我们的确到了资产阶级时代利润和权力的末日，也到了帝国主义与扩张时代的末日。极权主义的侵略性并非产生自对权力的渴望，如果它狂热地追求扩张，其目的既不是为了扩张，也不是为了利益，而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使世界达到连贯一致，证明它的各方面超意义是正确的。
正是主要为了这种超意义，为了逻辑的连贯一致，极权主义就有必要摧毁被普遍称为人类尊严的一切迹象。因为尊重人类尊严意味着承认我的同伴或其他民族都是主体，是世界的建造者，或共同世界的共同建造者。凡是目标在于解释以往一切历史事件、指出未来一切事物的道路之意识形态，都不能承受从事实产生的不可预测性，这个事实是，人有创造性，他们可以制造出无人预见过的新事物。
因此，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改变人性。集中营是实验室，在集中营里试验改变人性和羞耻心，所以集中营不光是囚徒们的事情，也不光是根据严格的“科学”标准来管理他们的人的事情；它关系到所有的人。苦难一向是地球上最多的，但这不是问题，受害者的数目也不是问题。危险的问题倒在于人的天性(humannature)，即使这些实验的结果不是改变人，倒像是摧毁人，其方法是创造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虚无主义陈词滥调中所说的人性(homohominilupus)不断被实现，我们也应该记住，需要全世界控制以显示最终结果的实验必然有局限性。
极权主义关于“一切都是可能的”信念，至今看来仍只证实了“一切都可以被摧毁”。然而，为了证明一切都是可能的，极权主义政权在无意中发现，有一些罪行是人们既不能惩罚，又不可宽恕的。当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时，它就变成不能惩罚的、不可饶恕的绝对罪恶，不再能被理解，也不再能由自我利益、贪婪、渴望、怨怼、权力欲望、怯懦等等罪恶动机来解释；因此，愤怒不能向它报复，爱不能忍受它，友情不能原谅它。正如死亡工厂或被遗忘的洞穴里的受害者，他们在执刑人眼里不再是“人”，于是这一类新的罪犯就处于使人类因原罪而结合的范围之外了。
在我们的全部哲学传统中，我们本来就不能相信一种“彻底的恶”，在基督教神学里，魔鬼本人也是天使出身，康德(他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恶)至少怀疑这种恶的存在，即使他立即用理性化的概念将之解释成“反常的恶意”(perverted川will)，但是也可以用可理解的动机来阐释。所以，我们实际上不必借助任何事物，就可以理解一种用十分有力的现实来和我们对抗、打破我们所知的一切标准的现象。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操纵这个制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是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不关心自己是否生活过、是否出生过。死尸工厂和遗弃人的洞穴的危险性在于，如今人口到处在增长，无家可归的现象也到处在增长，如果我们继续根据功利主义来思考世界，那么，人民群众仍然会变成多余者。在每一个地方，政治事件、社会事件、经济事件正在悄悄地和使人变成多余物的极权主义工具共谋。群众的功利主义常识能明白暗藏的诱惑，在大多数国家里，大众仍然十分恐惧死亡。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可以确信，他们的杀人工厂显示了能够迅速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清除从经济上来看是多余的、在社会上是无根的人类群众，这既是一种吸引，也是一种警告。在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种具有强烈诱惑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的姿态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