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而对于意识形态与逻辑性（即准备它的杀人者和受害者）来说，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已成为对现代群众的诅咒；而在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它变得更加尖锐；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根可出成为变成多余者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以（但并不一定）成为孤独的先决条件一样、孤独自身并不考虑其最近的历史原因与它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它同时与人类的基本要求相反，也与每一个人生活的根本经验之一相反。即使是物质与感官的世界的经验，也取决于我同其它人的接触，取决于我们的共同感觉（common sense），共同感觉规范并控制其它一切感觉，若无共同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特殊的感觉资料中，而这种感觉资料自身是不可靠的。正因为我们有共同感觉，正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感觉经验。然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共同世界，而它却一如既往地存在，为了实现孤独状态这种被一切事物和每一个人抛弃的经验，相对于其同世界的继续存在而言，我们都是多余者。
孤独不是孤寂（solitude）。孤寂要求独处，而孤独却在和其它人在一起时因明显地显示出来。除了几句离题的话之外——通常包装着一种吊诡的气氛。例如古图（Cato）的话：“他从来没有比他独处时更少孤独”，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比他在孤寂中更少孤独”——似乎希腊血统被解放的奴隶哲学家埃皮克提图（Epictetus）首先区别孤独和孤寂。从某种方面来看，他的发现是很偶然的，他的主要兴趣既不是孤寂，也不是孤独，而是独处，其义为绝对独立。埃皮克提图认为（《论文集》[Dissertations]，第3卷，第13章），孤独的人发现他被其它人包围，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究竟与谁敌对。孤寂的人却相反，他是孤独的，因此“可以自顾自”，因为人有能力“自言自语”。换言之，在孤寂中， 我和“自我”（self）共处，因此合二为一，而在孤独中，我实际上是被众人抛弃的一个人。严格说来，一切思维都在孤寂中进行，是我与自己的对话；但是这种合二而一的对话并不失去与我的同类伙伴世界的接触。因为他们在自我中表现出来，我和这个自我进行思想的对话。孤寂的问题是，这种合二为一需要他者，以便再度变成一个人：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体，他的身份从来不会与其它任何一个人的身份搞错。为了确认我的身份，我完全依靠其它人；正是对孤寂者的同伴情谊这种伟大的救世恩惠使他们重新变成“整体”，使他们免于进行其身份暧昧不明的思想对话，恢复了使他们用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人的单独声音说话的身份。
孤寂可以变为孤独；这发生于我完全靠自己来抛弃自我之时。孤寂的人永远处于变成孤独的危险之中，他们不再发现同伴情谊的拯救恩惠可以使他们免于两重性、暧昧和怀疑。从历史角度来看，似乎这种危险变得巨大到足以引起别人注意，仅在19世纪的历史中才有记录。它清楚地显示出，当哲学家们（只有对他们来说，孤寂才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条件）不再满足于“哲学只是为少数人的”，开始说出，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轶事发生在黑格尔临死之前，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除了一个人之外，谁也不了解我；而他也误解了我。”相反，一个孤独者发现了自己并开始孤寂中思想对话的机会总是有的。这似乎发生在尼采在席斯玛莉亚（Sils Maria）构思查拉图斯特拉之时。在两首诗中（《席斯 玛莉亚》[Sils Maria]及《 来自高山》[Aus hohen Bergen]），他叙说了落空的期待和孤独者在渴望中的等待，突然“到了中午，一变成二……确信一致的胜利，我们用最大的盛宴贺庆；我友查拉图斯特拉莅临，他是嘉宾之中的嘉宾”。
孤独令人无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实现的自我，但是又只能靠同类的信任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人失去了对自身的信任（自身本应是他的思想的合伙人），也失去了存在于一个为提供经验而必须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自我与世界，思维能力与经验，都同时失去了。
人类思维的惟一能力（人类思维为了平安地发挥功能，就既不需要自我，也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世界，当它与思维有关时，它独立于经验之外）是前提自明的逻辑推理能力。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基本规则（二加二等于四之类的自明之理）是即使在绝对孤独的条件下也不能颠倒的。这是人类一旦失去相互保证时可以依靠的惟一可靠“真理”，这也是常识；人为了经验、生存，懂得他们在共同世界里的道路，就需要依靠这种“真理”。但是这种“真理”是空的，或者说根本没有真理，因为它并不揭示什么。（如果像某些现代逻辑学家那样将无矛盾定义为真理，这是否定了真理之存在。）所以在孤独的条件下，自明之理再也不只是知识的手段，而开始多产地发展它自己的各种“思想”路线。以严格的自证逻辑为特点的思维过程（这明显是毫无例外的）与孤独有某种联系，这是路德（Martin Luther）曾经注意到的问题。（他对孤寂和孤独现象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他曾经敢于说“应该有一个上帝，因为人需要一个上帝，以使让人能够相信”。）他对于“圣经”文本有一句鲜为人知的评价。《圣经》上说：“人若孤独，是不好的。”路德说，一个孤独的人“总是从一件事来推断另一件事，并且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极权主义运动的著名的极端主义中的确包含了这种“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在这一推论过程中，总是得出最坏的可能结论。
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过去只是一种边缘经验，通常是在像老年这样的边缘社会条件下经历的）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纪里日益增多的群众的一种日常经验。极权主义驱使和策动群众进人的无情过程。像是对这种现实自杀式的逃避。“冷冰冰的推理”和“抓住你，好象被老虎钳夹紧”的辩证法“强有力的触角”似乎像一个无人可信赖、无物用倚靠的世界里的一种最后的支撑物。正是这种内在强制（它惟一的内容是严格避免矛盾）似乎能在与其它人的一切关系之外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即使当他处于孤独，这种内在强制也使他陷入恐怖的铁拳，而极权统治尝试绝不让他独处，除非是让他处于孤寂的幽闭之中。运用摧毁人际一切空间、迫使人们相互反对的手法，甚至消灭了孤立的生产潜力。运用教导并且美化孤独的逻辑推理的手法，使人知道，如果他放弃了整个过程由此开始的大前提，他就会完全失败，连最小的机会——孤独可以转化为孤寂，逻辑对以转化为思想——也被抹去了。如果将这种做法同专制政治的做法相比，似乎是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荒漠运动起来，让一阵沙暴掩埋地球上各个部分的居民。
我们今天在政治领域生存的条件的确受到了这种吞噬一切的沙暴的威胁。它们的危险不在于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永恒的世界。极权统治像专制政治一样，带有它自己的毁灭性细菌。正如恐惧和产生恐惧的虚弱无能是反政治的原则，将人扔进一个与政治行动相反的情景，而孤独和从孤独中产生的最坏的逻辑——意识形态推理，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情景，包藏着一种摧毁一切人类共居的原则。但是，有组织的孤独更是危险，远甚于被一个人的残暴和恣意妄为的意志统治下造成的未经组织之人的无能。它的危险在于威胁要向我们所知的世界报复——在这个世界里，到处似乎都走到终点——在那一个从终结中产生的新的开端有时间宣告自己诞生之前。
除了这一类思考——它们作为预言。无甚效用，但很少给人安慰——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危机及其中心经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它作为一种潜势、一种始终存在的威胁、十分有可能从现在起就伴随着我们，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的其它形式政府，依靠不同的基本经验，总是与人类相伴随——无论有多少暂时的失败——君主政治、共和政体、专制政治、独裁政体及暴政。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惟一“神示”。开端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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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手稿于1949年完成，在诠释十九及 20 世纪的政治体制特色及其问题方面，本书的地位无可取代。本书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反犹太主义」说明 19 世纪中，西欧反犹主义的兴起；第二部分「帝国主义」检视自1884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第三部分「极权主义」处理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组织及运作，将焦点放在纳粹德国和史达林统治下的苏俄。欲了解极权主义的读者不可不读。
译者简介
林骧华
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1951年生，任职复旦大学出版社。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文论选》（1983）、《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1989）、《当代英国文学史纲》（1993）等。1988年获上海市青年文学奖中的翻译文学奖。
原著/汉娜·鄂兰（汉娜·阿伦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