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巳指出讨，违反非极权主义世界常识的许多吊诡之一，是极权主义看来在非理性地运用阴谋方法。极权主义运动明显地有警察执行，在他们夺权的斗争中很少使用阴谋方法来推翻政府，而执政的极权主义在它被各国政府承认，走出革命阶段以后，却建立了真正的秘密警察，作为它的政府与权力的核心。看来，得到正式承认，被当作是对极权主义运动的密谋内容的更大威胁，即内部解体的威胁，这远比非极权政权之下可有可无的警察措施对内部解体的威胁更大。
事实的真相是，极权主义的领袖们尽管相信他们必须继续一贯地虚构现实，以及统治这个虚构世界，这一点在他们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曾被搁置一边，但他们只是逐渐地才发现，如何完整地构筑这个虚构世界并实行对它的统治。他们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相信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组织手段来完成，这促使他们从事实验。而人类的想象力虽可发挥，而人类的活动却不能实现它。他们在可能范围里的骇人听闻的发现，是由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性(ideological scientifi-ality)激发的。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比前科学和前哲学的沉思奇想更少由理性来控制，更不愿意承认事实。他们建立的秘密会社。现在不再活动于光天化日之下，秘密警察、政治军人、受过训练的意识形态战士组成的秘密会社，目的是为了能执行不体面的实验，使探究的事物成为可能的事物。
另一方面，极权主义阴谋反对非极权主义世界，它要求统治世界，这种阴谋在极权主义统治的条件下，倒也像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一样，仍然是公开的，不作为应该严守的秘密。它假说整个世界在反对它们的国家，很实际地使全体组织成为“同情者”的人民有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宣传极权主义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思想时，让每一个在国外的同胞感到向国内报告是他们的职责，一如他是一个特务，并且将每一个外国人看作是他自己国家政府的间谍。正是为了实际地达到将世界一分为二，而不是因为特殊秘密(军事的，或其他)，铁幕才将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和世界上其余人隔开。他们的真正秘密(集中营，即极权统治的实验室)却被极权主义政权遮掩起来，不让自己的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看到。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正常世界的正常状态最有效地保障极权主义大规模罪行不被揭露。“正常人不知道一切都是可能的”，他们面对巨大的荒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正如群众在面对正常现实(他们在其中没有位置)时不相信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一样。极权主义政权为何能如此地实现一个虚构颠倒的世界，原因是外界的非极权世界也总是包含极权主义国家本身的很大一部分人，在面对真实的狂妄时也抱持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也逃避现实，正如群众在面对正常世界时的做法一样，常识拒绝相信巨大的荒谬，这倾向也常常由极权统治者强化，他一心使可靠的统计数字、能控制的事实和数据绝不公开，以致关于活死人的地点只有主观的、难以控制的、不可靠的报道。
由于这种政策，我们所知的只有极权主义实验的部分结果。虽然我们已有来自集中营的足够报道，可资评估极权统治的各种可能性，瞥见“可能”的地狱，但是我们不知道极权主义政权性质转变的程度。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周围有多少正常人会愿意接受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即付出缩短寿命的代价，确保完成他们的一切事业梦想。极权主义宣传，甚至是某些极权主义机构，符合了新的无家可归群众的需求，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如果他们进一步受到失业的经常威胁，会高兴地默许一种“人口政策”，其中包括定期消灭多余的人，又有多少人一旦完全掌握了逐步承受现代生活重担的能力，会乐于和一种制度保持一致，自发地消除责任感。
换言之，我们知道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运作和特殊功能．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秘密会社的“秘密”如何有效地、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了我们这个时代里群众的秘密欲望和秘密共谋。
三 全面统治
极权主义政权的集中营和种族灭绝营用作实验室，极权主义的基本信念——“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在此经受验证。与此相比，其他各种试验都是次等重要的(包括医学试验，在对第三帝国医生们的审判中，医学界的恐怖事件都有详细记录)，这些实验室的特点是用来做每一种试验。
极权统治努力组织无限多元和无限区别的人，似乎将全人类只看作是一个人，只有每一个个人的各种反应可以降低到一种绝对不变的一致，使每一组反应能够与另一组反应随意互换，才能使极权统治成为可能。问题是要编造某种并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人的种类，像其他动物种类一样，其唯一的“自由”包含在“保存物种”之中。极权主义统治尝试通过精英组织的意识形态灌输和集中营里的绝对恐怖来达到这个目的；精英组织无情地从事暴行，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实践应用——精英组织必须在这个试验场上证明自身——而集中营相应的目标也设定为完成对意识形态的“理论”证明。
集中营不仅意味着灭绝人和使人类丧失尊严，而且被选用于在科学控制的条件下可怕的杀人试验，消灭人类行为的自发性表现将人类个性转变为一种纯粹的事物，转变成连动物都不如的东西；因为就我们所知，巴甫洛夫(Pavlov)的狗是一种倒错的动物，它被训练不是因饥饿而是因铃声而进食。
这种事在正常情况下绝不可能完成，因为自发性不可能完全被消灭，因为它不仅与人类自由有关，而且与生命本身有关，简单说便是保持生命。只有在集中营里，这种实验才完全是可能的，所以它们不仅是“已实现的最极权的社会”(戴维．罗赛特语)，而且也是全面统治中主导的社会理想。正如极权主义政权的稳定性依靠运动的虚构世界与外界隔绝一样，在集中营里的极权统治实验依靠对外界(即一般生活的世界)封闭集中营，即使对其他极权统治下国家也是封闭的。这种孤立可解释奇特的非现实和缺乏可信度(一切发自集中营的报道都具这种特征)，并且构成了真正理解极权统治的主要困难之一，理解正确与否都取决于这些集中营和种族灭绝营的存在；因为这些集中营是极权主义组织力量的真正中心机构，这听起来似乎不太真实。
幸存者们有许多报道。受苦越多的幸存者越不想叙说那些超过人类理解和经验的事情——苦难使人变成了“不会抱怨的动物”。这些报道都未能激起一向能发动人类正义感的激情和愤怒。相反，任何一个讲起或写到集中营情况的人仍然被看作有嫌疑；如果说话者坚决回到生活的世界，他所言的真实性常常受到怀疑，自己因此也受到攻击，好像他错把噩梦当成了现实。
人对自己、对自己的实际经历的这种怀疑，只揭示了纳粹一向懂得的道理：决心犯罪的人发现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最广泛、最罕见的规模上将人们组织起来。不仅因为这件事说明了不完备的、荒唐的法律制度提供了这一切恕罚；而且因为罪行之大，使杀人者能够以各种各样的谎言来宣布他们无罪，他们比叙述事实真相的受害者更能令人相信。纳粹们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去发现真相。希特勒散发了几百万册他的书，他在书中说，要想成功，就必须撒弥天大谎——这并未使人们不相信他，也未使人们不信纳粹令人讨厌的反复宣言，说犹太人会像臭虫一样被消灭(即使用毒气)，也未能使任何人不相信他们。
有人很想用自由主义的理性化方式解释这种本质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潜伏着这种自由，受到常识的声音的引诱。通向极权主义统治之路经过许多中间阶段，走向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类同现象和先例的地方。极权主义最初阶段特别血腥的恐怖，确实是用来完全对付反对派的，以便不可能再遇到反对派；但是完全的恐怖只在克服了第一阶段的障碍之后发生，这个政权不再害怕任何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有人评论说，手段变成了目的，但这毕竟只是以一种吊诡的说法，承认“目的正确，手段就正确”的范畴已不再适用了，恐怖已失去了它的“目标”，它不再是恐吓民众的手段了。这也不足以解释革命(例如法国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孩子，因为即使在可以被说成是革命之子(他们以这种或那种资格——俄国革命派、政党的权力中心、军队、官僚体制——来跻身革命行列)的每一个人都被吞噬之后很久，恐怖却还在继续。从历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如今变成极权主义政府特有的许多事物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上几乎总有侵略战争；胜利之后杀戮敌方居民的事，在罗马人的怀柔政策(parcere subjectis)之后方才停止；几个世纪来，美洲、澳大利亚、非洲的殖民化伴随着对当地居民的灭绝屠杀；奴隶制是人类最老的制度之一，古代的一切帝国都以拥有的奴隶劳动为基础，靠奴隶建造起了公共大厦。甚至连集中营也并非极权主义运动的新发明。在布尔战争期间，在20世纪初，就首次出现了集中营，而且在南非、印度等地继续被用来对付“不理想分子”；我们在这里也发现第三帝国后来采用的“保护性拘禁”(protective custody)一词。这些集中营在许多方面和极权主义统治初期的集中营一样；它们被用于对付“可疑分子”，这些人的罪行无法得到证实，用普通的法律程序无法审判他们。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指向极权主义的统治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利用、发展和集中使用的成分，其基础是虚无主义的原则“一切都是许可的”，他们继承了这条原则，并且信以为然。但是，凡在这些新的统治形式自称正统的极权主义结构的地方，他们会超越这条原则(因为它仍然出于功利主义的动机和统治者的自我利益)，并且将手试探到一个我们至今尚不完全清楚的范围去：在那个范围内，“一切都是可能的”。最具特征的是，这个范围不会受到功利主义动机和自我利益的限制，更不用说受自我利益内涵的限制了。
与常识背道而驰的不是“一切都是许可的”虚无主义原则，这条原则早已被19世纪功利主义的常识概念所囊括。常识和“正常人”拒绝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尝试理解那些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目前或收集到的经验中的各种因素。我们尝试区分我们都感觉到的犯罪事物，使之不被任何意图所掩盖。当我们面对着大量“生产”的尸体时，“谋杀”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尝试从心理学角度理解集中营囚徒和党卫军人的行为，必须明白的是，即使不摧毁人的肉体，心理也可以被摧毁。看来在某些情况下，心理、性格和个性只有通过其瓦解速度的快慢才能表现自己。最终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失去活力的人，即在心理上不再能被别人理解的人，他们回到在心理或其他方面可以理解的人类世界，就会很像拉撒路的复活。一切常识的陈述，无论带心理学性质还是带社会学性质，只用来鼓舞那些认为它“肤浅”到“猎取荣誉”的人的信心。
假如说，“集中营是极权主义统治最必然产生的机构”这句话是对的，那么“猎取荣誉”看来就是为了理解极权主义而必不可少的要点。不过，靠收集资料还不如靠那种很难与人沟通的目击者的报告。这两种材料里都有一种内在的倾向，想逃避经历过的事情；这两种类型的作者，或者凭直觉，或者凭理性，都很清楚地意识到那个可怕的地狱隔开了活人的世界和活死人的世界，它们最多只能提供一系列记忆中发生的事，这些事情在叙述者和听众看来一样不可思议。只有那些被这类报道唤起可怖的想象，但事实上自己的肉体未受过摧残的人，只有那些未经历过毫无人性的绝望恐怖的人，在面对实在的恐怖时，毫不动情地麻痹一切并非纯粹反应的事物，才能“思考”什么是恐怖。这类思想只有在观察政治环境和带动政治激情时才有用。任何一种个性的改变，不是由思考恐怖引起的，而是由真实的恐怖经验引起的。人之降低到一堆反应，像患精神病一样，使他和自己内心的一切个性或性格也彻底隔绝。当他像拉撒路一样起死回生时，他发现自己的个性或人格像他离开时一样未变。
正如恐怖或者强调恐怖不会引起他改变性格一样，也不能使人变好或变坏，所以不会变成狭义政治社群或政党的基础。尝试建立欧洲精英，其纲领是欧洲内的相互理解，其基础是欧洲共同的集中营经历，这很像另一种尝试，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前线一代的国际经验中得出的政治结论。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经验本身还不如虚无主义的陈词滥调更能相互沟通。例如，像战后和平主义这类政治结果，产生于一般对战争的恐惧，而不是产生于战争经历。不是产生出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洞和平主义，而是洞察现代战争的结构．由恐惧引导和推动，才有可能明白，只有一条标准能够证明一场战争是必要的——人们在某种状态下不想再生活下去，战斗是为了反对这种状态——而我们关于极权主义集中营虐待人的地狱的经验，使我们完全明白这种状态的可能性。因此．对集中营的恐惧和由此洞悉极权统治的性质，很可能有助于淡化一切从左派到右派的过时的政治差异。使它们获得政治上最重要的尺度，用以判断我们时代的各种事件，它们是否为极权主义统治服务。
在任何情况下，恐惧的想象很有利于分解诡辩和辩证的政治学解释，政治学的解释都以迷信为基础，认为恶能产生善。这种辩证杂耍至少有一种类似判断，认为人对人造成最大痛苦的事是谋杀。但是就我们所知，谋杀在今天只是一种有限的恶。杀人者杀死一个人——一个无论如何会死去的人——仍在我们熟悉的生与死范围之内；两者在辩证法的基础上实际有一种必然联系，即使并非总是意识到这一点。杀人犯留下了一具尸体，并不假装受害者从未存在过；如果他抹去了一切罪迹，这些却是他自己身份的踪迹，却不是由受害者的人的记忆和悲哀构成的；他毁灭了一个生命，但是他毁灭不了存在本身的事实。
纳粹用他们那种奇特的精确数字记录了在集中营里的行动，标题是“在夜幕掩护下”(Nacht und Nebel)。他们用彻底的措施对待民众，似乎他们从未存在过，使他们完完全全真正消失，这在初看时常常不明显，因为德国的制度和俄国的制度不一致，它们对待各种人也不一样。德国的这些不同的人存在于同一个集中营，但不许他们互相接触；各种人在集中营里相互孤立隔绝，比他们和外界的隔绝更甚。所以，撇开种族问题不谈，在战争期间，斯堪的纳维亚的侨民们受德国人非常不同的区别对待，他们虽然是德国公开宣布的敌人，但是有别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的人中间，犹太人在日程上要立即被“消灭”，波兰人在预期的未来被消灭，俄国人和乌克兰人亦归这一类，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还未被列入这种全面“最后解决”的名单。俄国的情况中，我们必须区别三种多多少少有些不同的独立制度。第一种是正式的强迫劳动群体，生活相对有些自由，判刑期有限。第二种是集中营，人被无情地剥夺一切物质，死亡率特别高，实际上的组织目的是劳役。第三种是死亡集中营，通过饥饿和遗弃，有计划地分批消灭囚徒。
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的真正恐怖在于囚徒(即使他们能偶尔活下来)被有效地切断同活人世界的联系，因为恐怖使人更加容易忘却。集中营里杀人如草芥。有人会因为不断被拷打或饥饿而死亡，或者因为集中营里囚徒大多，多余的人必须被清除。相反，也许会因为缺少新运来的囚徒，集中营的危险就变成了囚徒人数太少，于是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减少死亡率。戴维。罗赛特将他写的德国集中营时期的报道称作《我们死亡的日子》(Les Jours de Notre Mort)，事情的确好像有可能使死亡本身的过程持久下去，并且强化了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正是我们先前不知道的某种彻底的恶之出现，结束了关于性质发展与转化的观念。在这里，既无政治标准，亦无历史标准，更无简单的道德标准，至多只使人明白，现代政治中似乎牵涉着某种事物，照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它实际上不应该被牵涉在政治之中，即或者一切，或者全无——说它是一切，因为它是人类共同生存形式无法制定的无限，说它全无，是因为集中营制度的胜利将意味着对人的无情毁灭，就像使用氢弹会意味着全人类的毁灭。
任何生活都无法同集中营的生活相比拟。它的恐怖绝不是人的想象力可以完全估计的，其原因是它处于生和死之外。对它的情形也不可能有完整的报道，其原因是幸存者回到活人的世界，他不可能完全相信自己过去的经历。好像他要讲一个外星球的故事，因为在活人的世界里，人的地位使人无法知道囚徒们是死了还是活着，似乎他们从未出生过。因此，一切比拟都会制造混乱，分散对实质问题的注意力。监狱里，罪犯充军地、流放地、奴隶制度下的强迫劳动，看来暂时都可以提供有用的比较，但是仔细研究却无一可比。
强迫劳役作为一种惩罚，在时间和强度上都有限制。罪犯保留有人身权利；他并非绝对受折磨，也并非绝对被统治。流放只是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仍然与人类居住在一起；它并不将人完全排除出人类世界。历史上的奴隶制曾是一种社会秩序中的制度；奴隶不像集中营囚徒那样在人们视线中消失，因此也不会失去别人的保护；他们作为劳动工具，有特定的价格，作为财产，他们有特定的价值。集中营囚徒没有价格，因为他总是可以被取代；谁也不知道他属于谁，因为谁也没见到过他。从正常社会的角度来看，他绝对是多余的，尽管在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时候(例如战时的俄国和德国)他被用来劳动。
集中营作为一种机构，它的建立不是出于任何劳动收益的目的；集中营唯一的永恒经济功能是向监督它的上级机关提供资金；因此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集中营大多是为其自身而存在。那里进行的任何工作，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完成，成本更低。尤其在俄国，集中营大多数被称为强迫劳动营，因为苏联官僚们选择这个名称是为了自己的尊严，清楚地显示，强迫劳动不是主要的；强迫劳动是全俄国工人的正常情况，他们没有行动自由，却可以在任何时候被任意抽调到任何地方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和他们在经济上的无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纳粹将这种无用(uselessness)在战争期间推到反功利的极点，尽管缺少建筑材料和圆木，他们仍然建造了巨大的、成本昂贵的死亡工厂，将几百万人运来运去。在严格的功利主义世界眼中。这些行为与军事征伐之间的明显矛盾使整个事业蒙上一层疯狂的非现实气氛。
由于明显地缺乏目的而造成的这种疯狂与脱离实际的气氛，是真正的铁幕，掩藏了一切形式的集中营。从外界来看，集中与其中发生的事情只能用死后的世界(life after death）图景才能描绘，也就是说，这种生活远离了地球上的目的，集中营可以分为三类。对应于西方关于死后世界的三种概念：冥府(Hades)、炼狱(Purgatory)、地狱(Hell)。冥府对应于那些相对温和的形式，这甚至在非极权主义国家里也曾经普遍有过，用来摆脱各种不理想的分子——难民、无国籍者、被社会抛弃者和失业者；例如难民营(DP)、无异于拘禁多余者和麻烦者的集中营，他们在战争中得以幸存；炼狱以苏联的劳动营为代表。人之被忽略与混乱的强迫劳动结合在一起。地狱，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体现为那些由纳粹来创造出来的最完美的集中营类型，在那里，整个生活从一种尽可能折磨人的观点出发来彻底地、系统地组织。
这三种类型有一点是共同的：封闭在其中的人类群众所受的待遇，似乎他们不再存在，似乎他们发生的事情不再使任何人感兴趣，似乎他们早已死去。某个邪恶的精灵发疯了，在让他们进入永恒的宁静之前。使他们在生与死之间暂时滞留，以此来取乐。
并非只有带刺的铁丝网将人圈在里面。技巧娴熟地替他们制造了一种非现实，才使如此巨大的残暴行为和最终的灭绝看上去像一种完美的正常措施。我们知道，在集中营里做的每一件事都出自颠倒的世界和恶意的奇想。使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可怕的罪行像异想天开的游戏。发生在一个幽灵的世界，但是本身又以物质实在的形式，进入一个由感官现实来完成的世界，然而又毫无结果、毫不负责，使现实对于我们来说只变成了一大堆无法理解的资料。它的结果是建立一个地方，人们在那里受折磨、遭屠杀，但是，折磨人者和被折磨者，尤其是外界的人，都不能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远远不止是一种残酷的游戏或一场荒诞的梦。
同盟国于战后在德国和其他地方放映的电影，清楚地表明这种疯狂和非现实的气氛不是纯粹的报道能够驱散的。在毫无偏见的观众看来，这些影片正如在招魂术巫师作法时摄下的神秘现象照片一样。人们根据常识对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奥斯威辛(Aus-Chwitz)发生的恐怖行为提出表面上有理的看法：“这些人犯了什么罪，竟要这样对待他们!”或者在德国和奥地利，在饥饿和人口过多时，普遍带着仇恨的反应：“他们真不该停止对犹太人使用毒气。”而当宣传无效时，在任何地方，人们只会怀疑地耸耸肩膀。
如果宣传事实真相因为内容太可怕而不能使一般人相信，那么，对于那些根据自己的想象来了解情况的人来说是很危险的，他们以为自己也能想象，因此只愿意相信自己看见过的现实。突然之间，几千年来人类想象力无法企及的事物可以在地球上发生，炼狱和地狱，甚至它们永久延续的阴影，也可以用最现代化的毁灭和救治方法来建立。在这些人看来(他们的人数在任何大城市比我们愿意承认的都多)，极权主义的地狱只证明了人的力量比他们敢想到的要大得多，人不用天塌地陷，就能使想象中的地狱变成现实。
对垂死者世界的许多报道中一再重复的类似现象，表达的内容似乎超过了那种绝望地试图说出人类言语难于述说的故事，或许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彻底地将现代大众区别于先前几百年里不相信最后审判的人：最坏的人失去了恐惧，最好的人失去了希望。大众暂时还不能脱离恐惧和希望而生活，他们受到每一种努力争取的希望吸引，看到人为地编造的渴望中的天堂和心中恐惧的地狱，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普遍特征与弥赛亚先知的救世时代奇异地相像，而集中营的现实却完全像中世纪时描绘的地狱图景。
唯一不能复制的是构成人们承认的传统地狱概念的成分：最后的审判，关于公正与无限可能之恩惠结合的绝对标准的观念。因为在人的估计中，根本没有与地狱里永久折磨相比的罪孽。因此，根据常识的诘难，人们会问：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罪，要受这样非人的苦难？绝对无辜的受害者也会想到：谁也不该受此苦难。而奇诡的偶然性在完全恐怖的状态下选择了集中营的受害者，这种“惩罚”无视公正或不公正，会同等地降临到任何人头上。
与疯狂的最终结果——集中营社会——相比，人被安排于这一目的的过程，以及将个人改变到这种境况的方法，都是透明、符合逻辑的。历史和政治明明白白地为制造活死人做准备，之后便疯狂地大批制造尸体。这种史无前例的状况的动力，以及更重要的是人们的默许，都是一些事件的产物，它们在一个政治瓦解的时期，突然出人意料地使千百万人无家可归，失去国籍，丧失公权，被社会遗弃，几百万人在经济上看来是多余的，对社会就业问题是个负担。反过来说，这种情形必然发生，因为人权在它的传统形式上失去了有效性，它只是被提出，但从未在哲学上确定地位。它只是被宣布，但从未在政治上得到保障。保护之外，同时用剥夺公民国籍的办法，迫使非极权主义国家认可无法律状态(lawlessness)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正常的惩罚制度之外建立集中营，在那种根据惩治法条定罪的正常法律程序之外，挑选人充当集中营囚徒。因此，刑事犯(由于其他原因而应该成为集中营成员的人)一般被送到集中营，只是为了服完他们的刑期。在一切情况下，极权主义统治留心使集中关押的各类人——犹太人、病人、旧阶级的代表——失去正常行为和犯罪行为的能力。从宣传角度来说，“保护性拘禁”是“警察的预防措施”，这种措施意味着剥夺人的行为(犯罪)能力。俄国偏离这条规则，必定是由于监狱奇缺，以及希望(虽然尚未实现)将整体的惩治制度转变到集中营制度。
将刑事犯包括在内是必要的，目的是使运动中的宣传说法——集中营机构的存在是对付反社会的分子——显得有理。如果是因为杀死一个犯了某种罪、但仍是法人的人比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更难，那么刑事犯就不应该关在集中营。如果他们长久地在集中营囚徒中形成一个种类，那么这是极权主义国家对社会偏见的让步，在这种方式下，社会就很容易习惯于集中营的存在。为了使集中营制度天长地久，关键在于，这个国家里有一种惩治制度，为了让刑事犯服完刑期，就必须将他们送进集中营，这就是他们事实上有的所谓自由。集中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变成对特定罪行可预想得到的惩罚。
刑事犯与其他各类囚徒混杂在一起，这有进一步的好处，有明显震惊人的效果。可以让新来者一踏进集中营就明白自己落到了社会最底层。这无疑不久就使他们完全有理由羡妒最低贱的小偷和杀人犯；而最底层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也是一种有效的伪装手段；这种事情只发生于刑事犯，不会有比刑事犯应得的更糟糕的事情。
刑事犯在每一个集中营里都是贵族(在战时德国，他们的领导地位被共产党人取代，因为在刑事犯管理下，情况一片混乱，甚至连一点点合理的工作都无法进行。这只是集中营暂时转变为强迫劳动营，一种持续时间有限的完全非典型的现象)。使刑事犯处于领导地位的因素不是监管人员与刑事罪犯之间的亲缘关系——在苏联，监管人员明显不是党卫军那种专门训练来犯罪的特殊精英——事实上，刑事犯被送到集中营是与某种特别活动有关。至少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集中营，所以还留有一些法人的权利。至于政治犯，他们只有主观上的认识；他们的行动(不是纯粹的观点，或别人模糊的怀疑，或偶然加入一个政治上不被承认的团体)通常不属于国家的正常法律制度，也没有法律上的定义。
俄国和德国集中营开始混合政治犯和刑事犯，在较早时还增加了第三种成分，它不久就构成了集中营囚徒人数中的大半。这个最大的群体从一开始就包括根本没做过什么事的人，无论在他们自己的意识中，还是在拷问者的意识中，都没有任何事情和他们的被捕有合理的联系。在德国，1938年以后，这种人的代表是犹太群众，在俄国，可以是任何群体，他们不曾有过任何行动，只不过是当局不喜欢他们。这些从每一个方面来说都是无辜者的群体，最适合于彻底剥夺公权和摧毁法人资格的实验，所以在集中营的人口中，他们在数量和性质上都是最主要的一类。在毒气室里，这条原则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只因为它们的巨大能力)，它的意图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一般人。在这一方面，有一段对话总结了个人的情况：“请问，毒气室的目的是什么？”——“你出生的目的是什么？”正是这第三个完全无辜的群体，体现了集中营的最坏方面。刑事犯和政治犯都被纳入这一类，因此他们被剥夺了由于他们做过某些事而应受的区别保护，他们彻底面对着被任意处置的可能性。最终目标部分地在苏联实现，在纳粹恐怖的最后阶段也明显地显示出来，这个目标就是使整个集中营内的囚徒都由这一类无辜的人组成。
囚徒的选择完全出于偶然，分类自身并无意义，但是从组织的立场来看，分类是有用的，他们在到达集中营时被划分开来。在德国集中营里，分为刑事犯、政治犯、不合社会群体者、宗教反对派、犹太人，都由标帜来区分。西班牙内战以后，法国建立了集中营，他们立即采用了将政治犯、刑事犯、无辜者(即无国籍者)混合的典型极权主义方式，尽管他们毫无经验，但是在制造毫无意义的囚徒种类方面却表现了出色的创造性。这种技术的发明，目的是防止囚徒中产生团结，证明是特别有价值的，因为谁也不可能知道他自己这个种类究竟比别的种类好一些还是坏一些。在德国，尽管死守成规的组织结构显出固定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犹太人总是最底层的一种，但是情况永远在变化。最可怕和最奇怪的是，囚徒们自己也分别认同这些分类，好像他们代表其法人身份的最后一种正式残余。既使我们不考虑其他一切情况，毋庸置疑。1933年从集中营放出来的一名共产党员会比他进去时更像共产党员，一名犹太人出来之后更是坚定的犹太人，在法国、一个外国军团成员的妻子会更相信外国军团的价值。似乎这些种类会保证可预测的待遇最后的残余，似乎他们体现了某种最后的、因此是最基本的法律身份。
囚徒分成种类。这只是一种组织技术措施。而任意选择受害者却表明了这种制度的根本原则。如果集中营取决于政治对手的存在．那么它们就很难在极权主义政权建立之后再存在下去。只消看一看1936年以后布痕瓦尔德囚徒的数字，就能明白无辜者对于集中营的继续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如果盖世太保在逮捕人时只考虑政治对手，那么集中营就都会消失。”到了1937年年底，布痕瓦尔德的囚徒不到1000名，接近关门大吉，直到11月迫害犹太人时又送进来2万多名新囚徒。在德国，1938年以后，无辜者中大量是犹太人。在俄国，无辜者包括居民中的各种各样群体，它们的不幸完全与他们的行动无关。但是，如果在德国，真正极权主义类型的集中营中囚徒绝大多数是完全“无辜者”。这要到1938年才建立，那么在俄国，建立的日期更是早在30年代初，因为直到1930年，集中营里大多数仍是刑事犯、反革命分子和“政治犯”(此处意指分裂派集团成员)。从那时起，集中营关押了如此众多的无辜民众，他们很难分类——有些人与某一个外国有某种接触。有些是波兰血统的俄国人(这尤其发生在1936年到1938年之间)，有些是农民。他们的村庄由于某种经济原因而被撤销、有些是驱逐出境的少数民族、有些是红军的复员军人，他们碰巧属于占领军，在外国侍的时间太长，或者在德国当过俘虏，等等．对于集中营制度来说，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只是一个借口，即使在最巨大的恐怖之下，全体居民或多或少自愿被“协调”(即被解除各种政治权利)，这种制度的目标仍未达到。一种恣意妄为的制度的目的是摧毁全体居民的公民权，使他们最终在自己的国家里像无国籍者和无家可归者一样，失去法律保护。摧毁人的权利，剥夺他的法人身份，这是完全控制他的先决条件。而这一点不仅应用于一些特殊类型的人，例如刑事犯、政治反对派、犹太人、同性恋，对他们的实验早已做过了，而且也应用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中的每一个居民。对于极权主义统治来说，自由赞同与自由反对一样是一种障碍。任意在无辜民众中选择逮捕对象，破坏了自由赞同之有效性，正如严刑——与死亡不同——摧毁了反对的可能性一样。
即使在最残暴的专制国家里，这种恣意迫害也局限于对某种宗教或政治性质的观点，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或色情的社会行为，或某些新发明的“罪行”，这就会使集中营变得多余，因为长期以来，没有哪一种态度或观点能禁得起这么多恐怖的威胁；而且它首先会形成一种新的公正制度，完全具有稳定性，也不会无法获得一种新的法人身份，避免极权统治。纳粹的所谓“民众利益”(Volksnutzen)常常变动(因为今天有用的东西明天会变成有害的)，永远变动的苏联党的路线(常常是逆动的)几乎每天都在为集中营制造新的民众群体，它只保证了集中营能继续存在，由此继续完全剥夺人的公民权。
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下一步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这里有多少人仍然会相信，一次抗议会具有历史重要性？这种怀疑主义就是党卫军的真正杰作。他们的伟大成就。他们破坏了一切人类团结。这里的夜幕为未来降临。不留下目击者，就不会有见证人。死亡不再延迟，这是给死亡一种意义，行动才能超越人自己的死亡。为了能成功，连一个手势也必须具有社会意义。我们有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孤寂中。这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屈从的原因。”
集中营和杀害政治对手都只是“有组织的遗忘”的一部分手段，不仅包括公众舆论的载体，例如口头和书面文字，而且甚至延伸到受害者的家庭和朋友。悲哀和纪念是禁止的。在苏联，一个女人在丈夫被逮捕后肯定会提出离婚，目的是拯救孩子的生命；假如她丈夫有机会生还，她会愤怒地将他推出屋外。西方世界至今(即使在它最黑暗的时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作为承认一种事实的自证——我们都是人(而且只是人)。甚至连阿喀琉斯(Achilles)也出发去参加赫克托尔(Hector)的葬礼，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罗马人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教者列传，教会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集中营制造匿名的死亡(使人们不可能发现囚徒的死活)，使死亡作为完成人生的终结也被剥夺了意义。总而言之，他们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
这种对人的道德人格的攻击可能仍然遭到人类良心的反对，良心会告诉他，宁可作为一个受害者而死，也不作为一个刽子手官僚而活着。当极权恐怖成功地切断了道德人格的个人退路，使良心的决定绝对成问题和暧昧可疑时，它就取得了最令人可怕的胜利。当一个人面对选择，或者背叛(因此要谋杀他的朋友)，或者使他的妻子儿女(他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要对她们负责)去送死；即使他自杀，也意味着直接谋杀他自己的家庭——他如何作选择？这种选择不再在善与恶之间进行，而是在谋杀与谋杀之间作选择。纳粹分子们允许那位希腊母亲选择，她的三个子女中有一个必须被杀死，有谁能够解决批的难题？
通过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不再有足够的良心，也已完全不可能行善——极权政体的罪行中所有的人有意识地组织的共谋延伸到了受害者，因此造成了真正的极权。党卫军将集中营囚徒——刑事犯、政治犯、犹太人——牵连进他们的罪行，使他们对很大一部分的管理负责，使他们面对毫无希望解决的难题，或者送他们的朋友去死，或者帮助谋杀陌生人，在任何事情中都逼迫他们像杀人者一样行事。问题在于，不仅对有罪之人的仇恨被扭转了(仇恨“头目”比仇恨党卫军更甚)，而且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杀人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界限也常常变得模糊不清。
一旦道德人格被消灭了，仍然能阻止人被变成活死人的，只有个人的差异化和他的独特性。在严格的形式上，这种个体性只有通过持恒的禁欲主义态度才能保持，当然在极权统治下，许多人已经采取，并且每天都逃避到个人的绝对孤独中，没有了权利和良知。无疑，正因为人的这一部分人格从根本上依靠天性和意志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以最难摧毁(而当它被摧毁时，又最容易修复)。“
对付这种独特的人格的方法有无数种，在此就不——列举了它们开始于被押送到集中营来的路上种种可怕的条件，几百个人被赤条条地塞进一节运牛的货车车厢，互相紧贴，在乡村的路上左摇右晃几天来到目的地；到了集中营仍然如此，最初时刻的震惊是精心安排的。剃光头，奇怪的集中营服装；最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折磨，折磨计算精确到不杀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很快死去。这一切方法是用来摆布人的身体——有无限痛苦的可能——无情地摧毁人，就像对付器官性精神病一样。
正是在这里，整个过程的彻底疯狂变得最明显。折磨无疑是整个极权主义警察和司法机构的根本特征；它每天被用于逼人开口说话。由于这类折磨追求一种特定的理性目的，所以就有某些局限：或者囚徒在某一时间开口，或者被杀死。除了这种理性地操作的折磨外，在最初的纳粹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还有一种非理性的、虐待式的折磨。这大部分由冲锋队执行，它并无目的，也不成系统，大多由反常因素来开始的。它的致死率相当高。]933年进集中营的囚徒中，最初几年便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幸存者。这类折磨似乎不像是经过策划的政治制度，而是政体对其犯罪分子和反常者的默许，他们由此得到授予职务的奖赏。在冲锋队盲目兽性的背后，常常埋藏着对那些社会地位、知识、身体条件比他们好得多的人的仇恨和厌恶，他们现在好像要完成最狂野的梦想，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在集中营里，这种厌恶从未完全消失，使我们感到它是人类可理解的一种最后残存的情感。
但是，真正的恐怖开始于党卫军接管集中营。那种旧的自发性兽欲让位给一种绝对冷酷且有步骤的毁灭，毁灭人的肉体，精心摧毁人的尊严；死亡被避免，或被无限延迟。集中营不再是人形野兽的乐园，不属于那些精神不正常的人了；情况倒了过来：集中营变成了“操场”，完全正常的人被训练成标准的党卫军成员。
消灭人的个体性，消灭均衡地由天性、意志、命运形成的独特性，变成了一切人类关系中十分自明的前提。它创造出一种恐怖，罩住了法律一政治人格(judicial-political person)的愤怒和道德人格的绝望。正是这种恐怖引起了普遍的虚无主义，使它足以支撑一种表面有理的说法：所有的人都一样是野兽。实际上，集中营的经验显示出人类可以被转变成兽性人的种类(specimens of the human animad），而人的“天性”是“人”(human)，但只有当它为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时，才可以变成某种高度非自然之物——一个人(a man)。
摧毁了道德人格，取消了法律人格，毁灭个体性就几乎永远是成功的。也许可以找到群众心理学的某些规律，来解释为何几百万人竟会毫无抵抗地排队走向毒气室，尽管这些规律会解释说，这只是个体性的毁灭。更有意思的是，那些个别地被判死刑的人很少尝试与执行者之一同归于尽，也很少有认真的反抗，即使在被解放的时刻，也很少有人自发地去杀死党卫军人员。因为毁灭了个体性就是毁灭了本能，毁灭了人的力量，从他自身的源泉中开始出现了某种新的东西，它不能以对环境和事件的反应为基础来被解释。剩下的只是人面傀儡，行为都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一切反应都很可靠，即使走向自己的死亡，所做的也．只是反应而已。这就是这种制度的真正胜利：“党卫军的胜利，要求受折磨的人毫不反抗地走向绞架，他宣布放弃自身，摈弃其身份。这不是没有目的的，党卫军人希望他失败，不是纯粹出于虐待。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成功地在受害者走上断头台之前就已摧毁了他……这种无可比拟的最佳方法能使整个民族处于奴役之中，处于投降地位。人类像哑巴傀儡一样走向自己的死亡，任何事情都比不上这种过程更可怕。看到这一切情形的人对自己说‘他们就这样没落了，在主人的手里必然藏着多么大的力量，’他转身而去。内心充满痛苦。而且彻底被击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