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河本没有回日本，而是继续在山西活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被国民党接受后改名为“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河本大作也不知是受蒋介石之邀还是受阎锡山之邀。反正就任了公司最高顾问。河本那个最高顾问可不白干，他帮阎锡山挽留了一半日本人雇员约1200人继续工作，待遇不变。一直到49年共产党来了才把他抓了起来，关在太原收容所。1953年8月25日在收容所病死，逃过了审判。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二十六）
但是应该说关东军参谋们策划的皇姑屯事件是很失败的，事情没有朝他们的期望走，那个被关东军参谋们看不起的二流子张学良又做了一件让他们想不到的事情：和蒋介石拜把子了，东北易帜。这下关东军想不通了，早知道不杀张作霖东北也不一定就到处挂“青天白日满地红”， 还不如不干。
但前文说过那一拨是滚刀肉，不会轻易认输。皇姑屯事件四个月后石原莞尔赴关东军任作战主任参谋，不久板垣征四郎也来关东军接任河本离任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这两位有了河本的例子作为经验教训，要放手在满洲干一下了。所谓河本的经验就是：干什么都没事，政府不用说，就军部都管不了他们这些精英参谋。而所谓河本的教训则是：干就要干个大的，不能像河本那样小打小闹，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要独霸满洲，靠杀一两个人是不行了，得消灭50万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帝国出来。
1929年7月，在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中佐对着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一边听着的板垣高级参谋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陆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据花谷正回忆，知道这个计划的有：“桥本欣太郎中佐，根本博中佐（陆大34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支那班班长）95%；建川美次少将，重滕千秋大佐（陆大30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90%；永田铁山大佐85%；小矶国昭少将，二宫治重中将（陆大22期军刀组，时任参谋本部次长）50%；而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以及手下的不少关东军参谋幕僚当时倒并不知道。”
再说几句这个根本博中佐吧。古宁头战役很多人都知道，但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当时在金门岛上还有几位旧日本陆军军官，原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和吉川源三中佐（陆大49期军刀组，第六军参谋）等7人。后来不知怎么的这是给传媒捅了出来，这还了得！就忘了“十五年战争”，又去干涉中国事务了？在野党议员就在国会提出了质问，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1949年11月25日还在国会专门为此事作过答辩。所以台湾有人把根本博称作古宁头的英雄，古宁头战役的结果，是正式把台湾和大陆分了开来。所以也可以说皇军参谋们也是造成台湾问题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所谓昭和军阀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满洲事变”。三大“下克上”事件的另两件是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的“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这第一件和第三件总算还各抓了一个甲级战犯结账，那第二件可真见鬼，两个首犯一个被蒋介石的情报组织军统局给保护起来了，一个被麦克阿瑟的情报组织G-2给保护起来了，什么事没有。
应该说是石原和板垣是在准备进行一场豪睹，这也就是老冰坚持认为那个有名的“不抵抗将军”只不过是一个抽鸦片的二流子的根本原因。要知道“9.18事变”是被不少人看作军事学上的奇迹的，就是那个二流子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名声。
能在两年之内，把老爷子留下来的50万军队，110万平方公里土地，3700万“子民”给输得净光锃亮的能人，不知道是不是能上“吉尼斯败家子世界纪录”？
咱们来看看那位“少帅”的能耐吧。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万8千，其中正规军26万8千，最精锐的17万奉军在平津一带展开的有11万左右，在奉天光奉军就还有6万人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
人们在谈到抗战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虽然中国军队人数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军，所以失利的CASE比较多”。一般来说，那句话是对的，但是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那句话不成立！东北军不但在人数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只要看看被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
会不会有人奇怪他张学良怎么有那么多钱，装备怎么会那么好？这么说吧，少帅论别的比不上他爹大帅，就整钱的能耐比他爹要强得多了。大帅整钱靠做马贼，胡子，那钱来得不地道。少帅念过洋书，懂经济，挣钱的方法要酷的多了。
东北特产是大豆，少帅就专门倒腾大豆到国际市场去卖，挺来钱。那位要说了，倒腾大豆能挣几个钱？倒腾和倒腾不一样，人家少帅发行一种不可兑换的“奉天票”，除了有花以外和废纸一样。少帅拿了那个废纸向老乡强购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换钱，换了钱去买军火，买了军火再交给关东军。
当然东北军在训练程度上比关东军差远了，但是东北军训练差的责任在谁？总不能让人家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帮你张学良来负吧？攻打北大营的日军有多少？有千军万马？没有，就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川岛中队，就一个连，100来号人！
皇姑屯事件的硝烟未散，老爹张作霖的热孝在身。会吃棒子面的都知道是关东军炸的火车，嘿，那位张少帅偏偏就认为关东军是来和他搞联欢的。这不，扔下东北不管，跑北京泡妞去了。
1931年春天，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还记得那“巴登巴登的四人帮”吗？）到满洲视察时说：“虽说张学良军素质不高，但也有22万。人家还有三十几架飞机，咱们什么都没有。一旦有事，你们准备怎么办？”，指示从国内弄几门大炮到奉天（沈阳）来。
什么炮？没有那日俄战争时打俄国人的28公分大炮那么大，24公分。但想来吓吓那二流子没问题，就这样就把两门24公分大炮从东京搬到神户，再装上船运到旅顺，最后拖到了奉天。那炮一动单起来就得几百个人伺候，整出了那么大动静，他张少帅愣就是不知道你还能怎么办。没准那位少帅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当回事，可能会想是不是日本朋友准备给他讨小老婆时放礼花助兴用的。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如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但是这位少帅还总算还没有彻底泯灭最后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东北，他还知道他无脸以对东北三千七百万父老乡亲。要不然这位少帅除了创吉尼斯败家子记录以外，还可以创吉尼斯脸皮厚纪录了。
和河本大作当年时偷偷干不同，石原莞尔这次是公开地在干，没打算瞒谁，因为赌局实在太大了。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参谋本部和陆军与其说反对，不如说有共鸣。但是要付诸实现则反对，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二十七）
美国不会直接插手，这点石原敢肯定。蒋介石呢？不说正在忙着“剿共”，按老蒋的为人，石原也准确地判断出蒋介石肯定袖手旁观。老蒋对异己喜欢的程度，不比对共产党更多。红军长征时老蒋都没有忘记借共产党的手剿灭异己。像胡宗南带了十万大军跟在徐海东的五千人后面，不即不离，就差半天路。徐海东进保安歇了三天，打土豪分田地，胡宗南也在城外歇三天。后来徐海东上午出城，胡宗南下午进城，也不知道是在剿共还是在剿异己。这回有日本人帮忙剿灭奉系军阀，蒋介石高兴还来不及呢。
至于苏俄那边呢?那个少帅早把活埋他自己的坑给酷酷地打好了。1929年7月，张作霖刚死不到一个月，张学良就敢上演“爱国秀”，不去找杀父仇人关东军，却和俄国人去闹出了一个“中东路事件”。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不说，还把一旦有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给玩没了。
但即便真的美苏蒋全部不闻不问，东北军真的要拼命关东军也打他们不过，所以石原又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陆大31期）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陆大17期，后来在1937年做过4个月首相。他那个内阁，15个位置10个人干，兼职一串，特别节约人力，被人称为“两人三脚内阁”）无视军法，擅自将朝鲜军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其实有两个大队（营）当天晚上已经越过了边界，而林铣十郎是第二天才向上边报告的。这位林铣十郎从此就得了个混名叫“越境将军”。
神田正种原来就是关东军的，9.18事变后又回到了关东军，长期从事对苏工作，最后做到17军中将军长。战后落到俄国人手里给判了结结实实的14年徒刑。
整了个那么大的架势，反对的参谋本部就只呆在一边看？那倒没有，参谋本部派了个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陆大21期）来奉天阻止关东军乱来。这位建川是个名人，日俄战争的时候他是骑兵中尉，一个人跑了300里地（这里的“里”是日里，一日里约等于四公里，300里就是大约1200公里）去侦察俄军，立下战功。后以军刀组的身份从陆大毕业。2.26事件以后因为是“皇道派”而被转入预备役，出任驻苏大使。和莫洛托夫在《日苏友好中立条约》上签字的日本人就是甲级战犯松冈洋佑和他。败战时自杀，要不然也很有可能是甲级战犯。
建川是有名的“挺进将军”，他怎么会愿意来劝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军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个“磨洋工，装死狗”。从东京出来，他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为什么？为了帮石原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建川有情，石原也有意，不能让建川落不是。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次长洗尘。建川次长心知肚明：都该忙得像耗子似的时候，怎么还全来接风？没错，看样子要出事就是今天了。于是就开怀畅饮起来，左一杯，右一杯，两杯喝完，醉倒下了。干吗来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
真的假的？有没有搞错?就两杯就醉了？那的去问建川本人了。不过关东军原来定的日期确实是9月28日，接到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少佐的密报，建川美次要来，这才提前到9月18日的。
9月15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说计划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这一句话，整个会议的空气为之一变。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日本陆军的佐级参谋，是一批特别疯狂的人，他们为了早日戴上将军肩章，什么事都敢干。在他们那儿，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句话。
抗战时在重庆流传的一个幽默特别能够说明日军佐级参谋的这种特征。
日军飞机又来轰炸了，躲进防空壕的蒋介石对身边人说：“娘死匹的我也给她们炸烦了，要不然就和他们谈判？可是和谁谈呢？天皇不管事，首相像走马灯似的换，想谈判也没对手啊”。
手下人想了想说：“报告委员长，有三个人可以谈”。
“那三个人？”
“少佐，中佐和大佐。”
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只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来，事已经没了，沈阳的东北军已经被全部解除了武装，石原们正忙着清点战利品呢，不，应该说是缴获品，不能叫战利品，根本就没有过战斗嘛。
石原的战术应该说很简单：“打蛇打七寸”。乘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温柔乡之际，打掉沈阳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沈阳动手的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越境增援。
应该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计几乎完美无缺，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不但美苏蒋袖手旁观，连当事人张学良本人也同样袖手旁观！其实没有必要占领营口，就是帮张学良修一条现代高速公路，他也不会“打回老家去”。
石原的第一步，在张学良的协助下，走得很顺利。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二十八）
到了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来了花这么多时间到奉天来到底是干什么来的了。找来石原们训话，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谁知石原们的回答是已经闹完了，奉军全给缴了械，不，不是缴的械，是交的械，没事了。飞机坦克收来了一大堆，比咱关东军的要好多了，是不是得封张少帅一个“关东军军火采购部长”的头衔，请首长指示。
建川虽然在思想上不反对关东军的胡作非为，但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这个位置上，这次又是钦差大臣，他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这就和石原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坐飞机回去了。
建川回去以后的9月2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三宅光治（陆大22期），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刚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为“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就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这个会议，后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被追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大19期）居然没有参加。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日本陆军的指挥系统了。
板垣说明了内阁和参谋本部的态度，片仓说明了来往电报。东京首先反对扩大事态，但是表扬了关东军的战果，到底什么意思？
土肥原说了第一句话：“要一口气解决满蒙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
这就是石原一直主张的，结果这次会议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这个《解决策案》基本上反映了石原当时的思想，也就是使满洲独立，为他的所谓“日美最终战争”服务。
石原的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不断变化。石原是一个幼年学校出身的军人，就算是天才，也是皇军参谋型的天才，超越不了皇军参谋的根本局限。其实发动“满洲事变”在他来说一开始只是作为关东军参谋从对苏战略考虑出发想把满洲作为前线基地的单纯军事上的考虑。
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中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台湾一样。
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当然地被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还知道一点什么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的逼日本交出已经到了手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知道那行不通。
这样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就有这样的句子：“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中国人应该知道一个事实：扶持“满洲国”，已经是皇军参谋们退了一步了！
在石原莞尔心中，在“满洲事变”以后很久还是对军部不让他们军事占领满洲全境而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武装占领计划。
那么石原莞尔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醉心于这个“满洲国”的呢？说来有趣，那还是在石原莞尔调离关东军的1932年8月以后。一般的看法是在1932年石原莞尔认识了后来出任“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的于冲汉以后，从于冲汉那儿批发来的“保境安民，东三省分离”的思想。也就是说，在9.18事件时，石原莞尔虽然主张搞“满洲独立”，但其实还是想军事吞并东三省。“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权益的妥协方案。
话说回来，那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会同意石原和板垣们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再说上面还有内阁呢。没事，那位政变专家桥本欣五郎在积极配合。不是说政府有可能反对吗，那就把政府去掉算了，桥本策划的“十月事件”就是直接为了配合石原的。虽然政变流产，但政府因为再三的政变丑闻也倒了台。接着上台的是犬养毅内阁。
犬养毅是孙中山的老友，这次当上首相也是偶然再加上偶然。本来77岁的犬养毅已经宣布从政界退休，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是军国主义清一色了，那位山县有朋就曾经公开说过：“不听我话的就头山满和犬养毅”。但是犬养毅的选民不服，犬养毅辞职后举行的选举大家选出来的还是犬养毅。加上田中义一又突然莫名其妙的死了，犬养毅这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政友会总裁，这次内阁倒台，大家指望能够靠犬养毅和国民党的关系解决满洲问题，这才推他当了首相。
犬养毅上台以后，拒绝了军部的成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且通过自己的渠道和中国国民党开始谈判。上次说到“田中奏折”的时候提过那位言必提“我是帝国主义者”的森络，那位森络其实原来也支援过孙中山，但那时已经完全变成了右翼。犬养毅托森络看着和国民党的谈判，可森络把来往的电报全给压下来了。那边谈了些什么，到现在都还是个迷，因为森络32年底就见天照大神去了。
犬养毅算看出来了，有这批青年参谋在，日本迟早得完蛋，得想想法子。可他那个法子也太书呆子气，什么人不能找？他跑去找上原勇作，就前面说过的找到政府死穴的那位陆军元帅，给了他30个人的名单，让上原勇作去找天皇商量，免了他们的官。这边又把他的计划告诉了那个森络，你说军部能不知道？
军部暴跳如雷，认为犬养毅是在侵害“统帅权”，终于在1932年下手暗杀了犬养毅首相，是为“5.15事件”。那个书呆子，在被别人打了黑枪以后，还要佣人把凶手叫来，说：“让我和他谈谈”，还在梦想说服那些疯子。
“5.15事件”在日本政治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事件。随着犬养毅首相的被暗杀，政党政治也一命呜呼了，以后的内阁永远是“举国内阁”，唯军部马首是瞻。像后继首相斋藤实一上台就赶紧承认了“满洲国”政策。
顺便说一下，上世纪末在非洲，波黑等战乱地区经常可以看见一位跑来跑去救助难民的老太太，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前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她就是犬养毅首相的曾孙女，可见好人真有家传。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二十九）
这个“满洲国”计划，在日本都有人反对，在世界上就更不要说了。怎么糊弄全世界的人呢？关东军们又想出个转移视线的花招：到远东最大国际都市去闹事去。坂垣征四郎串通田中隆吉少佐（陆大34期，当时是驻上海公使馆武官）主谋挑起了“1.28事变”（日本叫“第一次上海事变”），具体执行的则是所谓“男装丽人”川岛芳子。
这一打就从1月28日打到了5月5日才停火，乘着上海打仗，宣统就和一帮大清的残渣余孽们在关东军的保护下弄起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满洲国”。
上海事变的执行犯川岛芳子战后给蒋介石枪毙了，但那个主谋田中隆吉少佐呢？他后来又策划过“内蒙独立”，想扶植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弄出第二个“满洲国”来。因此极为东条英机所重用，一直做到陆军省军务局少将局长。这么个经历，按说应该对东条英机感恩戴德，败战了就是不算战犯，起码也要被当作嫌疑犯抓起来对不对？
可是这位脑子灵活，立即改换门庭，投靠麦克阿瑟，做盟军方证人。据说他在证人席上一出现，东条们几乎傻了。但这位可不是真的良心发现去控诉甲级战犯们的罪恶哟，他是琢磨透了麦克阿瑟的心思，要送几个人上绞架。东条倒无所谓，反正只要有一个人得上绞架的话那就是东条他了，用不着田中帮忙。
麦克阿瑟想要武藤章的命，因为武藤章在菲律宾和麦克阿瑟周旋了不少日子，弄得麦克阿瑟挺没面子。将来会讲到，武藤章确实作为甲级战犯不冤枉，但是在只绞死六名军人，还得扣除一个松井石根，也就是只绞死五名发动那场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人的战争的军人甲级战犯的情况下，应不应该有武藤章那就值得考虑了，没有田中的证词，估计不容易绞死武藤章。
田中又是怎么作证的呢，很简单，把自己和武藤章之间的争吵内容换换位就行了，这一下武藤章死了，田中隆吉活了。不过也没活多久，武藤章死了后，田中就疯了，天天说武藤章在找他索命。
那么“满洲事变”的其他战犯们的下场又怎样了呢？
“9.18事变”的主要战犯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总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和司令官本庄繁中将。
“满洲事变”成功，大家都加官进爵。本庄繁于1933年升为大将，当上了昭和天皇的伺从武官长，战后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上审判席。三宅光治后来升为中将，任职参谋本部，后来日本败战时为“满洲国协和会”（伪满唯一的政治组织）中央本部部长，被俄国人抓到苏联去了，后死于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知道克格勃的朋友肯定听说过这个有名的监狱）。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于1941年被升为大将，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而被送上了绞刑架。
抄一段土肥原的判决书吧，看完之后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绞他了。
“第1条，1928年1月1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共同策划（确保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支配）。
第27条，1931年9月18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中华民国的战争。
第29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
第31条，同上时间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战争。
第32条，同上时间对荷兰王国的战争。
第35条，1938年夏季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张鼓峰事件）。
第36条，1939年夏季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诺门坎事件）。
第54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违反战争法规（残虐行为的授权和许可）。”
前面的条数，是那时远东军事法庭制定的罪行条目，看谁犯了哪一条，土肥源犯了八条，当在罪不容赦。
那么关键人物石原莞尔呢？事变后立即晋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因为由于“满洲事变”的成功，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成了全日本的英雄。
英雄到什么地步？说一件事吧，有一位著名的日本的音乐指挥家叫小泽征尔估计大家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件事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小泽征尔的那个“征”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征”，“尔”就是“石原莞尔”的“尔”。因为小泽征尔是1935年出生在沈阳，其父小泽开作就是那个“满洲国协和会”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石原可还得说下去。对于中国，他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敌人，之所以说他十分恐怖，是因为石原的想法有相当的胜算。你看“满洲事变”他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石原头脑很冷静，这点和喜欢人来疯的其他日军参谋不同。他懂中文，虽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对中国保持了最朴素的理解。
来看看他自己的话吧：“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都是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怎么样，这几句话说的大错没错吧？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
石原莞尔可以说是陆军大学校惨淡经营几十年毕业生中唯一的一位战略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原是陆军的“异类”。正因为是异类，所以很被人敬而远之，在毕业后留校当教官，以后去德国留学，在德国形成了他的“最终战争论”，以后又去关东军，就是进不了参谋本部。这次进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有功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由于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还记得“巴登巴登四人帮”吗？）的大力推荐。但是够巧合的是就在石原莞尔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统制派扛把子的永田铁山少将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在办公室砍死，因为皇道派对永田罢了皇道派巨头真崎甚三郎（陆大19期军刀组，2.26事件的幕后黑手）的教育总监的官不满。
这位永田铁山，也是日本陆军中唯一能和石原莞尔相提并论的一名牛人，是当时统制派的总扛把子的。据说永田比石原还要聪明，而且差得还不是一个数量级。他挺欣赏石原，虽然在满蒙问题上和石原一直有分歧，他是主张“逐次领有论”的。其实桥本欣五郎搞的流产政变“三月事件”他也有份，计划就是他搞的。但是在追查时被他给忽悠了过去，他说他喜欢写小说（这倒是真事），那不是计划，那只是他写的小说。本来那个追查就是做做样子，反正只要你能编出说辞来，就从宽处理。
石原上任后，立即又重新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帝国国防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为了使其想法能够实现，石原甚至还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使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那个原来是倾向与皇道派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组阁时都改变立场，转向统制派。在内阁人员选定时居然去征求石原莞尔（当时还只是大佐）的意见，石原就提议让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当陆军大臣，结果是由于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不能容忍陆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陆相（梅津当时是陆军部次长）而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大家看到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时可能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现实，可行。
那个《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媒，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时还不知道后来会有个大庆油田，要是知道，没准石原会把南进都推迟）。那玩艺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
也就是这样一回事：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如果真的石原的想法能够付诸实施，是不是很恐怖？不扩大侵华战争，日本陆军就可以腾出手来更新装备，不至于像以后的太平洋战争时扛着三八式步枪，拖着木头轮子的三八式野炮，开着薄皮大馅的95式坦克去和英美掐架了。
有人对日本陆军不注意武器装备的解释是日本只把中国当成假想国，那种武器打打中国足够了。那种解释未免把皇军们的心肠估计得太好了，日本陆军从来就没有把目标仅仅锁定在中国。皇军们没有像样的武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没有军费去添置新吃饭家伙了！
和美苏保持亲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日本不会像后来那样参加三国同盟，就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照样打，日本也不会是战败国。那样的话，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灭了“满洲国”都成了问题，更不要说光复台湾了。
但是天佑我中华啊，研究这些资料时谁都会这样感叹。
天佑我中华，石原莞尔仅仅是一个日本陆军的“天才异类”而已。他能名扬一时，能权重一时，但不能阻止陆军大学校开足马力成批生产大量的二百五参谋。也阻止不了那些二百五参谋们齐心合力拉着大日本帝国这辆战车奔向灭亡。
即便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的怪物。谁要是以为石原莞尔真的拘泥于满洲这块“前进基地”，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再扩大战争就错了。1932年1月石原莞尔对应关东军邀请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只不过是个手脚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
石原到参谋本部不久，就遇上了2.26事件。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一）
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陆大17期首席）。叛乱军的主要对象是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但是杀错了人，把冈田的小舅子松尾传藏陆军大佐当作冈田本人给杀了，真的冈田躲在浴桶里逃过了一劫。
石原是26日早上从铃木贞一的电话里听到政变消息的，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被任命为警备参谋。27日的戒严令下达后又出任戒严参谋。石原很明确地给2.26事件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
与此同时，海军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米内光政立即命令海军陆战队登上军舰，封锁东京湾，联合舰队也派第一舰队封锁东京湾，第二舰队封锁大阪湾，准备镇压叛乱。
这位米内光政后来一直做到首相，日本战败后是仅有的一位安心在家，不必担心美军宪兵去请他喝茶的开战前后的首相，因为他真的为避免战争尽力了。说起这位米内大将也是一个怪人，日本军人都是剃个锃亮的秃子，这位则是一直是三七开的小分头，加上一个高个，特潇洒。哪位什么时候要是看到一张长发飘飘的日本海军军官照片，不用问就是米内光政了。哪个国家都一样，海军不像陆军那样土头土脑，要酷的多了。当时东京的欢乐街最受小姐们欢迎的就是米内光政，其次是山本五十六。据说米内死后，他儿子米内刚政最头疼的就是老有女人找上门来要钱，说是他的娘，爹死了不养娘还行？
当然海军行动迅速的原因之一也是娘家人冈田首相还生死不明在，一旦知道了首相还活着，就想方设法救人，人一旦救出，立即打道回府。剩下你们陆军拉的屎，你们陆军自己去擦屁股，美名其曰：“陆海不相斗”。
而陆军呢，一直稀里糊涂的立场不明。就只看陆军发表的公报就知道了，第一天称政变参加部队是“出动部队”，第二天是“蹶起部队”或者“占据部队”，第三天是“骚扰部队”，一直到第四天才好不请愿地称之为“叛乱部队”。而海军则从一开始就称之为“叛乱部队”，为什么陆军到第三天开始才扭扭捏捏地表态呢？因为听说天皇火了，扬言说要是陆军镇压不了叛乱就亲自带近卫师团去御驾亲征去，这才不得已而卖卖力。
在叛乱被镇压以后陆军也是还要想方设法保护为首者。直到昭和天皇又发了一次火，一定要杀首犯这才把几个为首的和两个帮腔的愤青文人给枪毙了，但还是保下了幕后黑手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只是把他转了预备役。
“2.26事件”镇压了下去，极右翼的皇道派从此一蹶不振，随着事件后“肃军人事”的进行，统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天佑我中华”，有人在一边挖坑准备埋石原呢。
石原一举成名，成为后辈参谋们崇拜，模仿的榜样。而石原的那些后辈们，却只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个“满洲事变”就一举成名了吗？你会我也会，于是大家伙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事变”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把个石原给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尔少将的军人生命的，就是“支那事变”（7.7卢沟桥事变）。
从9.18到7.7,历史走过了六年。从沈阳到卢沟桥，历史没有留下过空白。
不要说石原莞尔自己的想法也是像风车一样咕噜咕噜转，就是石原莞尔坚持自己的思想，他也没有办法约束关东军，约束关东军的参谋们。理由很简单，就像石原的上官当年也没能约束他一样。
“满洲事变”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就全结束了。半年后的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在关东军刺刀的护卫下粉墨登场。1932年9月15日，在“5.15”事件犬养毅总理被杀害4个月以后，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但是关东军没有就此停手。从1933年2月开始，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省。4月10日，关东军突破了长城，铁蹄踏上了华北。到五月的时候，北平，天津的陷落看起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华北危急”！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当时的日本代表是外务大臣，后来的甲级战犯松冈洋佑，随员就是石原莞尔大佐。
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从9.18那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塘沽协定》将长城线和延庆和芦台间连线之中东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总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九州那么大的区域划为“非武装中立区”，中国军队撤出了这块区域，关东军也与1933年8月7日撤回关外。
在“15年战争”中，从《塘沽协定》到7.7卢沟桥事变，中间大约有4年左右，在表面上看来中日军队之间没有大规模作战，被称为“休战时期”。
当时的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在战后的回忆录历史这样写的：“《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
停止得了吗？
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二）
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这当然是关东军参谋们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关东军和天津军在这四年里几乎一天都没有闲过。《塘沽协定》以后，关东军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铁道，航空，通信，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要求。这种外交事务，本来应该是外务省的事，可在当时，出头露面的全是关东军的各级参谋，外务省只是追认一下就行了。
这里提到的所谓“天津军”也就是“北支那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动乱以后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扎的军队。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称“天津军”，以区别于以后的“北支那方面军”。这支“北支那驻屯军”在7.7事变以后就改编成了第一方面军。）
这时候的天津军是“人才挤挤”。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为首，这两人战后全是战犯，可以说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全挤到一起来了。
这个酒井隆中国人不会陌生，陆大28期，当少佐时曾任日军驻济南武官，制造“济南事件”，杀害中国公使蔡公时的就是他，太平洋战争中指挥进攻香港的也是他，曾任香港军政厅最高长官，犯下杀害平民，屠杀战俘，强奸妇女等累累战争罪行，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怎么一个天津会聚集起那么多牛鬼蛇神呢？很简单，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参谋们眼里，满洲已经结束了。要想升官发财，要想出人头地，在满洲是指望不大了，得去华北，去天津军。所以从此以后，天津军开始唱主角了。
当时的外相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广田弘毅，广田刚刚当外相时比起他的前任斋藤内阁的内田康哉外相起来，无论怎么说还是算温和派的，起码不是那么“甲级”。那位内田康哉整个就是个紧跟军部的疯子，在议会答辩时口出狂言：“就是国家变成焦土，也要守住满洲”。可他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们还是没有守住满洲，而日本这个国家倒真是变成了一片焦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