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在朝廷积极倡导开明的政治风气。他主张政治是国家的政治，不是君主私人的政治，政治不但要光明磊落，还要有适当的牵制，具体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君臣的私议和密议。他要求恢复贞观时期开明的政治制度：大臣奏事，谏官、史官必须在场，以记录君臣的议论；各机关长官的奏事，御史弹劝百官的奏文，应当公开，以此杜绝大臣惑君、小臣进谗言的途径。唐玄宗同意了宋璟的主张，然作一r一个补充规定，说是特别秘密的事除外，从而留下了一个伏笔。
除了开明之外，宋璟还在宫场中提倡朴实的作风。他在广州施有惠政，在他当了宰相后，广州官民为他竖立了遗爱碑。然宋璟对唐玄宗说：“我在广州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绩，现我职位显达，他们便来馅诀，请从我开始革除此风。”唐玄宗为此签发了一道诏书，严令全国刹除立碑之风。
宋璟虽拒绝了官民为他所立的遗爱碑，然他的政绩却是有口皆碑。他继姚崇之后、以萧规曹随的精神，把“开元之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与姚崇一样，宋璟为相也是四年。最后，也是在唐玄宗认为宋璟完成了使命后，以阻压有罪者上诉以及恶钱泛滥二事，罢了他的相职。
史家对姚、宋相随，促成“开元之治”，中肯地评价道：姚祟善于应变，宋璟善于守法，二人秉性相异，却同归于道，齐心辅弼，以成大治。
细说隋唐47：开天盛世
开天盛世，是指以“开元之治”为基础，而以开元、天宝两个时期为时空范围的大盛世，其包括了整个唐玄宗时代。
大诗人杜甫在回忆开元盛世时，通过《忆昔》一诗说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票米白，公私仓康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执鲁编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户口的多少，在以农为本的社会中，决定着生产力的高低，也决定着赋税的收人，总之，决定着国力强弱的程度。开元、天宝时的户口数，在政府人口政策的支持下，在社会秩序安定的保障下，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比唐初有了一个大发展：
开元、天宝时期，共有过六次全国性的户口统计，其具体数字如下：
第一次，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7069565户，41409712口。
第二次，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7861236户，45431265口
第三次，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8412871户，48143690口。
第四次，天宝二年(公元743年)，8525763户，48909800口。
第五次，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9069514户，52880488口。
第六次，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8914709户，52919309口。
唐初为38万户，按天宝末8914709户计算，户数增加了二十多倍。
大量的人口，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开垦出了大量的耕地。据元镇说，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到处可见耕作的景象。(《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又据史学家汪钱在《唐代实际耕地面积》一文中研究，天宝时的耕地大约在800万顷到850万顷，相当于今天的6，2880亿亩到6，881亿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从一个政府兴修的水利，便可以反映出该时代的农业状况。开元、天宝时，政府规定了每年兴修水利的固定时间，仲春疏通沟渠，筑立堤防，到孟冬结束工程。经过长年累月的兴修，加上前朝留下的工程，政府统计天下水利共有30033559处。
时江南塞北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利网，其中开元、天宝时兴修的有：
华州：利俗渠、罗文渠、潜渠、敷水渠。同州：通灵破。洛州：伊水石堰、梁公堰二会州：黄河堰。陕州：上阳堤飞积翠堤、月阪堤。蔡州：玉梁渠。仆州：潜渠。并州：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恒州：水渠。冀州：漳水堤。赵州：千金渠、万金渠。沧州：衡漳东堤、水渠、无棣河、阳通河、浮河堤、通阳河堤、永济北堤、甘井、靳河。流州：嘈渠。郭州：通利渠。瓜州：水渠。郎州：北塔堰。益州：万岁池堤、官源渠、新源水。蜀州：远济堰。眉州：大通济堰、小通济堰。和州：韦游沟：杭州：捍海塘堤。越州：防海塘、湖塘。明州：小江湖、西湖。衙州：神塘。
这些都是较大的水利系统，浇灌田地，多的可达几千顷，少的可达百余顷，其他尚有许多不知名的小型工程。整个水利网络，对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的丰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由于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当时的物价，尤其是粮价，一直保持着稳定且低廉的价位。据载：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因连年丰收，东都洛阳的米价为十钱一斗，而山东青、齐地区米价仅五钱一斗，粟三钱一斗。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夕，西京长安米价不到二百钱一解，绢不到二百钱一匹。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关中、中原地区米价十三钱一斗，青、齐地区米价仅三钱一斗，绢二百钱一匹。
发达的农业基础，促进了官、私手工业的发展。
在纺织印染行当中，有布、绢、紽、纱、续、罗、锦、绮、缣、褐十大纺织品，有组、缓、绦、绳、缨五大编织品，有细、线、弦、网四大线结品。唐玄宗妃子柳婕好之妹，发明了工镂板印花工艺，印出了织机所不能织成的生动图案。
熔铸业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金器、银器和铜器上，其工艺有浇铸、镂刻、平脱三种。今通过考古发现的金银平脱天马莺凤镜，背面的图案是凤马相戏，金色的风翅凤尾、马鬃马尾，配以银色的马身、凤身，如日月交辉。东海人马侍奉造的白银酒山，其中有机械装置，以风为动力，可自动注酒，上有随意出人的酒使，若见客不饮，便出来劝酒。
名窑遍布各地，著名的有越州窑、邢州窑、鼎州窑1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等，出产的瓷器有青瓷、白瓷、黄瓷、褐瓷等。当代人陆羽在他所撰著的《茶经》中，将瓷色与茶色是否相配，作为评定瓷器等级的判断标准。尤有时代特色的，是黄、绿、白、蒲、蓝五色交映的“唐三彩”。
还有造船业、木器业、漆器业、编织业、文房四宝业等等，也都有各自精湛的工艺和上乘的产品。
时交通相当发达.无论陆路还是水路，每隔三十里设一释站，陆释备马，水释备船，全国共有蜂站1643所。这是官家的交通，至于民间的交通，时称：“东至宋、汁，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撰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释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干里，不恃寸刃。”(《通典·食货典》)
开天盛世，尤其可贵的是，人才喷涌，大家辈出。这个时代多人物，随便说说，都能说出不同凡响的人物、一流的人物。
开创比“贞观之治”更辉煌的“开元之治”的奠基人姚崇、宋憬，绝对不亚于西汉之萧何、曹参，绝对不逊色于唐初之房玄龄、杜如晦，他们是一对被民众颂扬的贤相，是领导大唐进人盛世被千秋肯定的政治家。
即以在中国历来不占主导地位的科技论，僧一行等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意识，将一样样卓越绝伦的奇迹推到了世人眼前。他和另一科学家梁令攒合作制成了观察日月运动的黄道游仪，观察天象的浑天铜仪；他发明的《覆矩图》，在世界L第一次测出子午线的长度。
艺苑奇葩绽放，绽放得姚紫嫣红。由杨玉环领舞，将天上胜景移入人间的<霓裳羽衣舞》，一经上演，便引起轰动，其轰动效应至今未衰。还有那个民间舞蹈家公孙大娘，人誉为剑器动四方，天地为之低昂。梨园高手李龟年，一动歌喉，就让听者如痴如醉，彩声不绝，绕梁三日。
丹青高手，有善鞍马画的曹霸、韩干，有善仕女画的张营，有善青绿山水画的李思训，有善水墨山水画的张操，有善花鸟虫兽画的李湛然。书法大家，有擅用行楷写碑的李琶，有创立颜体的颜真卿，有以狂草惊世的怀素，有得小篆真意的李阳冰，有皆能写/又分体的郑迁、郑逾、郑遇三兄弟。
最兴盛的莫过于诗界，这里可开出一连串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单，如孟浩然，如贺知章，如张九龄，如储光羲，如岑参、如高适，如王昌龄，如王之涣……或寄情山水乡村作田园诗，或纵马大漠戈壁作边塞诗，或愁叹官场人生作感伤诗。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合璧，则造就了王维。
文坛上赋与散文的作家层出不穷，最具盛名的，是以“燕许大手笔”并称的张说、苏颐，其次可推萧颖士、李华。
不要以为上面尽数了一流人物，且慢，超一流的人物尚未提及。尚未提及的人物非但超一流，且成“仙”成“圣”。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泻狂草写得雄逸天纵的张旭是“草圣”；画道释画得摄人心魄的吴道子是“画圣”；被郭沫若赞誉为可与米开朗基罗等量齐观的雕塑家杨惠之是“塑圣”。
这些人物，不止在那个时代风流.不止是那个时代的骄傲，他们是映映中华的风流，是映映中华的骄傲。直到今天，来给以前所有的历史人物定位，他们仍然是一流的人物，超一流的人物，成“仙”成“圣”的人物。
开元、天宝，一个数十年时间的时代，有如此大批人才的涌现，并达到群星璀璨，实在是千占独步。
盛世大批人才应运而出，与君主唐玄宗有关，与他领导下的政府有关。唐玄宗本身是个大才子，是历代君主中罕见的大才子，从政治到艺术，从治国到娱乐，件件精通，事事内行。正因为他有大才气，便不觉得下面的人有才对他的威望有威胁，对他的自信有干碍，对他的能力有怀疑；便生出大气量，生出大派头，生出大无畏；便敢于寻才，敢于拔才，敢于用才，敢于人尽其才。上行下效，用才方得以蔚然成风。
巨大的国力，使开、天时期的唐廷实现了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
这个大盛世，是大太平、大富强、大气象、大辉煌的组合，创造了国强民富的典范。
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总结说：“开元之盛，汉、宋莫及。”
细说隋唐48：张九龄
张九龄这个名字，在流传后世的历史名人中，或在唐朝名人中，很难说是著名还是不著名。现代人了解他的角度仅在文学，在于他写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感伤诗句。除此之外，似乎对他就不再有更多的印象。
其实(笔者在这里着重用了“其实”二字，以强调转折的语气)，张九龄的人生经历及其意义，远非这么简单。他是盛唐时代的一个关键人物，由于盛唐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代，由此而推，他当是中国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
张九龄作为盛唐的关键人物，在于他有过几年的宰相生涯。他这个宰相，不是有名无实或聊胜于无的政治陪客，而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宰相，一个秉执中枢大权的宰相，一个能与唐玄宗坦诚对话的宰相。若没有显耀的相位，张九龄至多不过是个出色的文人，绝对无法影响盛唐的政治进程。
张九龄，又名博物，字子寿，曲江(今属广东)人。从相关的传记来看，他在孩童时极为聪明，并钟情于文学，七岁能写出流畅的文章，十三岁时上书广州刺史王方庆，刺史大人读后，口中蹦出了这样一句话：“此子必能致远。”
好文学，是当时的社会风尚，这个风尚的流行，自然有传统的精神因素，但直接刺激它的，则是能换取富贵官爵的科举制度，其中最为体面的进士考，包含着大量的诗赋等文学内容。从小打下的扎实底子，加上出众的天赋，使张九龄一举金榜题名，年纪轻轻就成为被人们视为天之骄子的进士。时为太子的季隆基拔举天下文藻之士，张九龄对策高第，被正式任命为向皇帝进言的谏官之一—右拾遗(一人仕途就做谏官，伏下了张九龄日后祸福双重之机，唐玄宗起先欣赏他的敢谏，以此对他产生了高度的信任，然谏多了，却开始烦他的谏，终因无法忍受他的谏，而产生了将他调出中枢之心)。
李隆基走上帝位二十多年后，将当年他亲自提拔的张九龄，任命为中书令(宰相之一，且时居宰相之首)。张九龄一步一个台阶，从右拾遗做到了宰相。他能走到这一步，前宰相张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说是帮助唐玄宗登台的功臣之一，为相期间进行了从府兵到募兵的兵制改革，主持过边境战争，并写得一手好文章，被人誉为“大手笔”，文韬武略，是不可多得的相才。可遗憾的是，此人贪得很，为贪财，中过仇家姚崇临终留下的遗计，为姚崇撰写碑文；为受贿，他丢掉了相位，银档入狱。贪，使他贪小失大，毁了一世的英名(此足为有才者复欲成为有财者戒)。
张说看中张九龄，是看中他的文才，并预言他将是“后来词人称首”。两人都姓张，由此认为同宗。根据(开元天宝遗事》的记载，好文学的唐玄宗，对张九龄的文学才干更是称赞备至，对侍臣说：“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联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史家分析说，张九龄之所以能人主中枢，除政治德能之外，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文学才能与成就。
张九龄被拜为宰相及其结局，是唐玄宗在个人政治转型之际的特殊产物。已取得“开元之治”辉煌成就的唐玄宗，在惯性的驱使下，需要一个有浓重儒家意识的仁人君子来主持政局，以体现德泽天下的浩荡皇恩；需要一个有高度文学成就的文坛巨匠来粉饰朝廷，以体现歌舞升平的祥和气象。二者合一，张九龄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这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唐玄宗在长期的政治劳作之后，对政务事必躬亲的做法已产生厌倦，想退进深宫享受享受人生，由此他需要一个带有强烈法家色彩的人物来主持政局，以推行法制来锁定政治模式，便于他放松对政权的控制；需要一个擅长领导吏治的务实人物，来使大唐帝国的事务从上到下都得到有序的管理，便于他坐享其成。二者合一，他发现了李林甫。
出于奇恃的政治构思，唐玄宗在将张九龄推人中枢后不久，又酝酿提名李林甫为宰相候选人(宰相不是一个，是多个并存)。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君主的提名，张九龄表示了反对。然反对无效，李林甫还是顺顺当当地进了中枢。继而，李林甫以宰相的身份，再提名以吏治见长的凉州都督牛仙客为相。张九龄再一次反对，可有唐玄宗做后台，李林甫又占了上风。整个斗争过程是漫长的，也夹进了各种其他的事端，最后，出于唐玄宗政治转型设计的完成，张九龄彻底败给了李林甫，被贬出中枢。
从现象面言，张九龄与李林甫的冲突，当是标准的政治冲突。然而，依笔者之见，事情的性质决非这么单纯。1993年，中央电视台在无锡外景基地召开“中国国际唐文化学术研讨会”，笔者提交的论文题目即为《张九龄与李林甫的文化冲突》。在此文中，笔者将张、李狭隘的政治冲突，置放到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条析出他们明为政治冲突，实是文化冲突，其表现状态有三种：一是儒学与法学的冲突；二是文学与吏治的冲突；三是书生与官僚的冲突。(拙文收人《唐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李冲突的结果，其意义不在于一人一事的政治权益得失，而在于在盛唐日后的走向，影响到整个唐帝国的发展趋势。张九龄的倒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当时的政治与学术带来了一连串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典型的儒士，他最为推崇的是儒家的“德”与“孝”，以此作为社会的政治标准与道德标准。在他下台后，政府的指导思想转换为李林甫所倾向的法家理论，从而造成了儒家治国思想在朝廷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杰出的文士，他主张以文学为治国手段，重用熟悉传统治国方略的文人。在他下台后，李林甫在用人问题上全面贯彻了“吏治”，即使用文化素养不高但有丰富工作与社会经验的纯官僚，从而造成了文士主导政治局面的终结。
张九龄是个倔强的谏士，他以“忠”作为自己做臣子的本分，然他表现的忠君行为不是盲忠，而是忠国家、忠社樱，一贯明言上陈朝政的得失，犯颜直谏，而不顾君主的好恶。在他下台后，李林甫以权谋对付上下，堵塞言路，从而造成了朝廷中开明政治风气的终结。
英国学者崔瑞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评论张九龄与李林甫同处中枢机构共事时说：“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他心胸狭窄，偏见很深。”言下之意，张、李关系的弄僵及破裂，张九龄的“难以相处”是个重要因素。其实(笔者在这里又要用“其实”了，“其实”二字是史家破谬揭实的重要转折词汇)，张九龄的待人之道，还是很宽和仁恕的，有着不少朋友。《旧唐书·张九龄传》说他“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垂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承卢怡结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始终不渝，甚为当时之所称”。崔瑞德先生可能在阅读时忽视了这段史料，故而得出了上面的结论。
张九龄值得批评的地方，不在他的待人之道上，而在他有种书生型的软弱(他有时也表现出书生型的刚强)。这种软弱轻易不暴露，直到被李林甫追打得无招架之力，为保住现有的官爵，他忍气吞声地向对手发出了讨饶。讨饶是以他善于制作的感伤诗的形式出现的，名为《归燕诗》：
海燕虽微沙，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浅，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準莫相猜。
他将自己比喻为微不足道的海燕，而将李林甫誉为高猛的鹰年，说绝无相争之意，让对方高抬贵手。张九龄此时的表现是可伶的，为保住世俗利益，竟然低下了高贵的头颅，损失了庄严的人格。从而难以想象，他为了大义，会去实现儒家杀身成仁的境界。
张九龄是唐玄宗朝最后一任儒家宰相，最后一任文人宰相，也是最后一任能犯颜直谏的宰相。他的执政，是唐玄宗励精图治精神的最后表现；他的下台，则是开元之治在中央政府人事上的终结。
细说隋唐49：李林甫
溯着历史长河漫游，游到盛唐河床，可发现巨大的耻辱柱最显眼处钉着一个人，此人从唐天宝末年起被钉，一钉钉了一千二百多年。
此人叫李林甫，他是个奸臣，一个旷古的大奸臣，一个口蜜腹剑的大奸臣，一个无出其右的大奸臣。他还是个权巨，一个包揽朝政的权臣，一个把天子弄得高居无为的权臣，一个破天荒地行了十九年专政的权臣。
权臣加奸臣，李林甫名传千古，家喻户晓。
李林甫的罪名是奸，奸只是表，骨子里是权术。据史称，他特爱玩权术，特能玩权术，玩得得心应手，玩得炉火纯青，玩得让无数大人物坠人其计，失了官爵、失了前程、失了性命。
从身后名来说，李林甫是悲哀的。盖棺论定，他成了绝对的反面人物，只能与秦桧、严高并列，春花秋月千度枯荣圆缺，没人敢同情他，没人想理解他，没人能为他翻案。经过道德文化过滤的反面人物，总一无是处；经过历代口耳相传的反面人物，更是罪贯满盈。传到后世的李林甫和曹操一样，鼻上涂满了白粉。
李林甫，小名哥奴，是远房宗室，唐高祖堂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他初出茅庐，补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官。靠着舅舅功臣姜皎的帮助，他的地位才得以向上挪动，先是来到太子身边供职，几经转折，被调到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当了一名官员。凭着不同寻常的政治嗅觉，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凭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他打破层层阻力、重重障碍，一次次寻找机会和创造机会，终于进人了梦寐以求的中枢，做了那率领百官的宰相。
李林甫在政治上倾向有序，反对杂乱无章。从迈进政坛之口起，李林甫就欲以法治来理政，理至少属于他的那部分政务。在国子监任职期间，他的初次实验得到了成功。国子监是个学生成堆的地方，浮夸风盛行，纪律涣散，前几任官员对此束手无策。李林甫到任后，制定出一套管理章程，大刀阔斧进行整顿，没出多久，把这个高等学府搞得焕然一新。学生们年轻，无固定观念，乐意接受新事物，尤其乐意接受改变现实的事物，他们对有创新精神的李林甫佩服之至，为他立了块德政碑。李林甫发现后，严厉地追问：“我李林甫有何德何能配以立碑，这是谁想出的主意！”学生吓得连夜磨平碑上的文字。继行事魄力之后，李林甫的人格魅力再次征服了萃萃学子。
也许性格上接近暴力论，也许官场的倾轧强烈体现了人性恶，也许一直受到儒家排挤，李林甫的处世观，从一开始就投向了法家学说。他没学过多少法家高深的理论著作，但靠着自己的感悟，靠着深刻的社会体验，靠着要和把持政坛的儒家作一番大较量的决心，他将法家学说当做了自己的政治支撑点。
唐玄宗用李林甫为相，有着独特的政治背景：
自取得辉煌的“开元之治”后，自姚崇、宋憬退出中枢后，宰相班底成了大江东下的趋势，一波低于一波：倒不是这些宰相能力低下，也不是他们不听使唤，而是这些人大多出自儒家门下，或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为了所谓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心，为了自身青史留名的荣誉感，处事动辄搬出儒门教条，搬出孔孟训条，太不讲究实际，太酸文迂腐，太不理解他这个当君主的心理需要以及这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应该说，这些宰相有些建树，起码没功劳也有苦劳，然却常各持己见、各执一词地闹意气，闹到最后窝里斗，很不顾大局。他们搞文学在行，搞经典在行，搞局部的具体事务在行，然实在缺乏恢弘的气度，缺乏摄众的权威，缺乏高屋建瓶的眼光，总之，他们难以担当领导帝国的重任。
唐玄宗看中李林甫，看中的是他外圆内方的务实精神，行事公允的秉政原则，善于驾驭百官的出众才于。唐玄宗特别看中的是李林甫以法治世的法家学说，这能使朝廷和国家秩序化、制度化、条理化、格式化，真切地做到在行政管理上有章可循，在法律量刑上有法可依。如此，方能让“开元之治”的成果得到巩固，大唐继续欣欣向荣地上升。如此，自己方能在功德圆满之后，实现老子无为无不为的治国要旨，高枕无忧地躲进内宫享福。
唐玄宗想得切实，认定了李林甫。
君臣契合，唐玄宗在后台，李林甫在前台，推出了一场厉行法治的大运动。不过，这场运动没有以大张旗鼓的形式出现，而是悄悄地、渐渐地降临。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林甫进人中枢伊始，唐玄宗就委托他负责一个重要的工作，即主持大规模的法律条文修订工作。
李林甫召集了一批行政和法律官员进行这项工程，经三年之久才完成。编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按类相从，以便于查看。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颁布天下。
然后，他再次领衔完成了一部著名的行政法典—《唐六典》。它以吏、户、礼、兵、邢、工六部，比附《周礼》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并按此系统分门别类阐述行政布局及条规。
此次法律条文修订的规模和程度，在唐代可以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修订后的法律条文具有系统化、规范化、精简化、方便化等优点。行政法典则更为周到细致，尽管有些牵强附会的弊病，但对各级政府部门确定了职能属性及相应责任。
从法律到行政，李林甫制定了全面的法规章程。在其中，大量体现了他的法学思想。反过来，在制定的过程中，他原来依稀含糊的想法变得清晰明朗、具体可行。二者相辅相成，加强了他以法治国的感觉。
为给朝廷树个榜样，李林甫从反人情人手，并先从自己做起。他处处以法为秉政原则，升用官员必按有关规定进行，哪怕是名门之后、贵族子弟也不例外。处理朝政，强调纲纪，慎而又慎，甚至被人认为是过分小心。从对李林甫有着深切反感的史家记载的文献中，也可看到这样鲜明的辞句：“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处，皆有恒度。”他严格遵循法条，无论政敌攻击他是沽名钓誉也好，还是包藏险恶用心也罢，他真正做到了以身作则，且相当彻底。
为取得天子的支持，李林甫对唐玄宗处处让着，事事顺着，极讨巧卖乖。但在贯彻法度上，却毫不含糊，毫不迁就。
法家以法、术、势为三位一体，主张以法治人，以术驭人，以势制人。李林甫虽非出自法家门下，但因天性的缘故，加上宦海的感受，无师自通地得到了法家的真传。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历史上无数的权臣中，绝无一人在领受韩非子思想精髓上，能出李林甫之右。法家学术原是提供给君主使用的，李林甫变通用之，用得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
在“术”的方面，他以此为武器，夺权，固位，置敌手于死地，使难以计数的将相大臣败在他的手下。他常借御前进言之机，陷害政敌、异己势力，人称“肉腰刀”；或用甜言蜜语诱导所恨之人犯过失，再在君主面前加以中伤，以至朝廷中传布说：“李公虽面有笑容，而肚中铸剑也。”《资治通鉴·唐纪》中说他“口有蜜，腹有剑”，后世“口蜜腹剑”的成语即源出此人。他的术，在帝王术上作了发展，除了以术驭人外，更主要的是以术击人。
在“势”的方面，他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并不断调整其中的人员结构，如对杨慎矜、王琪的先拉后打，对杨国忠先拉复打再拉等，使整个势力体系始终服膺自己。他以术增威，弄得不可一世的安禄山把他当作神明，甚至在隆冬季节见到他时也畏惧得汗流侠背。他处处树立他的威势，培养他的威望，增加他的威权。他执政十九年，朝臣惮怕他的威权，没有敢分庭抗礼者。天宝间，他在朝野的威势实际已经超过玄宗。群臣相见嚓若寒蝉，中枢同僚形同木偶，连拥有重兵、包藏祸心的安禄山每次遣使人朝后，也总要向使者询间李林甫给他带来什么话，内心颇为忌惮。
李林甫以法家的观念来理政，也用同样的观念来打击异己，打击竞争对手，从而制造了许多带有冤案性质的大案，如李通之案，如韦坚案，如杨慎矜案，使难以计数的宰相大臣贵戚倒在了血泊之中，从面让自己站到了深渊的边缘。他的儿子李灿有次手指着役夫说他，一旦大祸临头，恐连此也不能得。李林甫无奈地回答说，势已至此，那有什么办法。
和所有的朝臣斗，李林甫都是胜家。然当无赖杨国忠、安禄山等联手倒他时，他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终于郁郁病死。死后被抄家，亲属遭到流放。
细说隋唐50：高力士
唐玄宗身边始终有个最贴心的人，此人不是宰相，不是朝臣，也不是那个和他作七夕盟誓的女人杨玉环，而是宦官的首领、他的总管家高力士。
高力士，原姓冯，名元一，潘州〔今广东高州)人。祖父冯盎，为唐初高州总管。父亲冯君衡，为潘州刺史，因犯罪被籍没，冯元一被阉为奴。十五岁时被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带人宫中，服侍武则天受到赏识，但没多久因小过被逐出宫外。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改姓名为高力士。
唐玄宗在当藩王时，高力士倾心相结。唐玄宗成为太子后，他更是紧随左右，成为心腹。他参加诛灭太平公主有功，被授为内给事。到唐玄宗登位，他升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成为主管宫务的宦官总机构的首领。
高力士不是一般的宦官，而是具有功巨的身份，他凭着这身份，参与了朝政。在他之前，宦官非但地位受到严格的限制，且明确不准干预朝政。即使在他之前发达的大宦官杨思助，充其量只能领兵出外征讨，为皇帝清查一些大案。高力士的参政，可谓是唐朝宦官参政的始作俑者。故史家称为：“宦官之盛自此始。”有学者认为高力士的封赏，是因功臣的缘故，井非因宦官的缘故，从而否定了这一说法。然这个观点，仅从高力士被授官的角度出发，而忽视了高力士参政的事实。
高力士有效地调节了君主和宰相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理顺了两者的关系。
当开元初期大治序幕刚揭开时，身为首席宰相的姚崇，还不明白他已被唐玄宗暗中授予了领导治国的重任，对任命低级官员仍去征求唐玄宗的意见，由此遭到了唐玄宗的冷待。姚崇惶惶不安地离去了。高力士对唐玄宗说：“陛下初理大业，宰臣有事相问，当直说可否二然陛下对姚祟的请示，却一言不发，臣恐宰臣必然大惧。’‘这番话，才引出了唐玄宗大用姚崇的真实心理。高力士了解后，立即前去转告了姚崇，使姚崇扔掉了顾虑，放开手脚推进大治的展开。“开元之治”的框架，出于姚祟的设计，并在他的领导下取得初见成效的局面。平心而论，这个局面的出现，其中应有高力士的一份功劳。
高力士为维护自己及宦官的权力、地位，和其他集团的争斗也是有的，但在争斗中，他更注重唐玄宗的好恶及其需要。
早年，唐玄宗在平定韦氏、太平公主两大集团时，曾着力地依靠了以工毛仲、葛福顺为首的龙武功臣集团。‘由此，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被授予了要职，并掌握了北门禁军。然而，王毛仲等人依仗着大功，在朝廷中很是飞扬跋息、作威作福，尤其看不起宦官，对高力士等大宦官极是无礼，对小宦官则动辄辱骂，甚至视为憧仆。在这样的态势下，唐玄宗生出了龙武功臣集团尾大不掉的担忧，高力士为了报复，趁机把君主的担忧变为了“事实”。在王毛仲添丁之际，唐玄宗令高力士携带大量酒肴、金帛、财宝前去祝贺，并授予新生儿为五品官。高力士回宫后，唐玄宗问王毛仲是否高兴。
高力士奏道，王毛仲手抱新生儿说：“此儿难道不能做三品官！”
唐玄宗闻言大怒，开口骂道：“昔日诛韦氏时，此贼首鼠两端，联未与他计较。今日他竞敢以婴儿怨我！”
高力士乘机进言说：“北门豪奴，官职太盛，若不早日除之，恐生大患！”
这一言，促使唐玄宗下了铲除龙武功臣集团的决心。不久，龙武功臣集团的主要骨干几乎全被处以流放性的贬职，王毛仲出京后，唐玄宗下令予以追杀。龙武功臣集团的覆灭，使以高力士为首的宦官集团少去了强势的压制，从而得到了萌芽的机会。
王毛仲死后，高力士从唐玄宗一般的心腹，变成了第一心腹。然他取得这个地位后，不论对君主，还是对朝臣，始终保持着谨慎谦恭的态度，没有半点骄横的气焰。他不仅尽心尽力为唐玄宗分忧解难，且明确地将为唐玄宗全方位的考虑，作为自己参政的基点，从而成为唐玄宗惟一能彻底信任的人。在唐玄宗的高度信任下，四方进奏文书，均先送高力士过目，小事自行处理，大事呈报唐玄宗。
唐玄宗常说：“高力士值班，我睡觉才安稳。”
得了处理与转达四方文书的权力，高力士在朝中的地位扶摇直上，不仅宰相大臣要让他三分，就是太子李亨(唐肃宗)也敬称他为“二兄”，亲王、公主都敬呼为“阿翁”。马之辈敬呼为“爷”。
李亨能被立为太子，主要是得了高力士之力。在前太子李瑛被赐死后，唐玄宗看好第三子李亨仁孝恭谨，而李林甫却串通武惠妃，多次劝立寿王李帽，唐玄宗因此踌躇不定，常显得闷闷不乐：
了解唐玄宗的高力士，明知故问有何心事。
唐玄宗说：“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
高力士在确定是立太子事后，说：“大家何必如此劳损圣心，只要推长而立，谁敢复争！”
一锤定音，唐玄宗连着说：“汝言说得是！汝言说得是！”
于是李亨成了新的皇位继承人。
不止在立太子事上，高力士对唐玄宗起了作用，他在择拜朝廷重臣事上，对唐玄宗也有绝对的影响力。宇文融、李林甫、李遭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琪、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都多少得了他的相援，才得以出将人相。至于其他官职者，更不计其数。然他援引归援引，绝不与之结党，一旦唐玄宗嫌弃了谁，他也不伸手相救。
关于高力士的私事，有两件奇事。一是他幼年与生母麦氏离散，三十年后，他凭着胸前的七颗黑痣，终于与母亲相认。一是他首开宦官娶妻的先例，娶了小吏吕玄晤漂亮的女儿为妻，帮助吕玄晤升了刺史。
据《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赠扬州大都督高公神道碑》说，高力士对唐玄宗“顺而不谈，谏而不犯”。此不是纯粹的吹捧，倒很有些事实依据。
在李林甫解决了长安用粮何题后，唐玄宗私下问高力士：“联不出长安十年，天下无事，联欲高居无为，将军国大事，全部委托给李林甫，不知可否？”
高力士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说：“军国大权不可假人，若掌政者威势一旦振于朝野，谁还再敢复言！”
唐玄宗原本想借机躲进深宫享乐和追求长生不老术，见高力士意见与他不合，立即面露不悦之色。高力士见状，连连顿首谢罪，才解了唐玄宗的不悦。
尽管唐玄宗置酒为高力士压惊，并好言安慰，然高力士还是受到了一场大惊吓。唐玄宗离不开这个忠心的老奴，为了笼住他，把他的位置一级级地往上抬，一直抬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爵封渤海郡公。
位置越来越高，高力士深得三昧地感知了宦海的险恶，他板依了佛、道二教，以寻找精神寄托。他资产丰厚，超过了王侯。他拿出资产，在长安的来庭坊建造了宝寿寺，在兴宁坊建造了华封观，两处寺观建造得富丽堂皇、美仑美矣。在宝寿寺的大钟落成后，他作斋庆祝，群臣毕至。他规定，击钟一下，施钱百络。群臣纷纷击钟，讨好者有击二十下的，至少也击十下。
史称，他经那次大惊吓后，“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玄宗天宝三载)。其实不然，高力士为了尽忠于唐玄宗，还是在言，且言得很有深度。杨国忠在对南诏战事连连遭到败绩后，却谎报获得大捷。
受到蒙蔽的唐玄宗，以为将朝政委托宰相，将边事委托边将，足可高枕无优。高力士却直言不忌地反驳说：“臣闻云南数次丧师，边将又拥兵过盛，陛下将以何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言无忧！”
此后，大雨成灾，群臣屈服于杨国忠的淫威，无人敢奏报。惟有高力士对唐玄宗揭示真相说：“自陛下委权于宰相后，法令不行，阴阳失调，致使有此大灾，然无臣敢言。”
在安禄山成了气候后，他又多次向唐玄宗表示了他的担优。
高力士凭着他的良心，想辅助唐玄宗保持天下大治的格局。然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使他的尽忠都落了空。安史之乱爆发，他追随唐玄宗逃往巴蜀。长安收复，他又随着回来。但新起的宦官李辅国容不得他，将他处以流放。在遇赦回京的途中，听到唐玄宗去世的消息，伤心得呕血身亡。
高力士的参政，公允而论，是正面的效应多，而负面的作用少。然而作为宦官参政，却从此开启了唐朝及以后宦官参政乃至专政的先河。
细说隋唐51：杨贵妃
唐玄宗的闻名，固然得力于他的大功：开元之治；也得力于他的大过：安史之乱；但更得力于一个女人：杨贵妃。
杨贵妃，名玉环，祖籍弘农华阴(今属陕西)，后迁居蒲州永乐(今山西丙城)，父亲杨玄淡到巴蜀任职，她于此际降生到人世。父亲死后，年幼的她为在河南府供职的叔父杨玄硅所收养。
杨玉环长成后，出落为聪明颖悟、能歌善舞、熟谙音律、姿色丰艳的绝代佳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她被选为唐玄宗爱子寿王李瑙的王妃。
几年之后，为唐玄宗所宠爱的武惠妃病亡，唐玄宗在精神上陷人了极为空虚惆怅的状态。他为填补这种空虚，消鲜这种惆怅，开始注意能替代武惠妃的人选。几经寻觅，他的视点最后落到了儿媳杨玉环的身上。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唐玄宗跨越伦理的羁绊，不顾李瑙的感觉，让高力士将杨玉环接到了骊山温泉宫。为洗去杨玉环)L媳的名分，他将杨玉环度为女冠(女道士)，赐号“太真”，回长安后，安排居住在宫内的太真宫。
经过这样的“脱胎换骨”，杨玉环名正言顺地成了唐玄宗的情人。因受胡风的影响，唐代的男女关系相对比较松弛，整个社会对女性的贞节并不很看重，对两代人超越伦理的爱恋也少有指责。前朝唐高宗与庶母武则天的关系发展，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种时代风尚。
唐玄宗和杨玉环以情人的关系，同居了六年。杨玉环以无与伦比的色艺，将唐玄宗彻底地迷倒了，一肇一笑，都让唐玄宗为之销魂。时杨玉环并没有任何名分，然在宫中的地位却是鹤立鸡群，宫人都敬称她为“娘子”，礼仪待遇都享受着皇后的级别。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在唐玄宗将左卫中郎将韦昭训的女儿册为李艰的王妃后，他在凤凰园中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在《霓裳羽衣曲》的乐曲声中，给杨玉环册了“贵妃”的名号。由此，杨玉环，不，应称杨贵妃，正式成了唐玄宗的女人，一个在宫内压倒所有女人的女人。时唐玄宗六十一岁，杨贵妃二十一七岁，两人相差三十四岁。
杨贵妃虽未成为皇后，但实际的享受远在皇后之上。她是唐玄宗的最爱，几乎是每求必得，每愿必遂。内廷中有专门为她服务的组织和项目，织绣制衣有七百人，雕刻熔造也有数百人。她自幼喜食荔枝，唐玄宗特令进贡质量最佳的南海荔枝。荔枝虽味道甘美，但娇嫩难藏，采下后隔夜就要变质。南海官员为保质保鲜，让人采下后用连释的方式快速运人长安。尽管南海和长安南北相隔几千里，但杨贵妃仍能保证每天吃上新鲜的荔枝。
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冀为讨得唐玄宗的欢心，先讨杨贵妃的欢心，尽心搜罗当地珍奇的物产，奉献给她。他们的做法果然奏效，不久就受到了唐玄宗的大奖励，张九章升为三品官，王冀升为户部侍郎。此例一开，内外各种官员争相仿效，极力打听杨贵妃的嗜好，绞尽脑汁地投其所好，以博取高官厚禄。
杨贵妃得幸于君主，满门沾光叨恩。父亲追赠太尉、齐国公，母亲封凉国夫人。叔父杨玄珠拜光禄寺卿。三个才貌双全的姐姐全被封为夫人，大姐为韩国夫人，三姐为貌国夫人，八姐为秦国夫人。堂兄杨括授鸿肪卿，杨铸任侍御史。整个杨氏家族以杨贵妃为背景，生活上享尽荣华富贵，政治上权倾朝野。他们每有关照，地方官都当作圣旨一般办理，唯恐奉承不周。他们门庭若市，朝臣、富豪争先恐后地进献各种无奇不有的礼品。三个夫人可以自由出人宫禁，在唐玄宗前畅所欲言。杨铸娶武惠妃生的女儿太华公主为妻，宅第和宫廷相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