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平公主人宫向唐代宗告状，得到的回答却是：“郭暖说得极是，若其父愿为天子，恐天子轮不到你家！”
郭子仪闻讯，急忙人宫请罪。唐代宗反安慰他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儿女闺房之言，不值计较。”
郭子仪为化释唐代宗的猜忌，回府将郭暖责杖了一顿。
后京剧界根据这故事，编了一出《打金枝》。
唐代宗在位共十八年，在位期间，他做了些有利民众的事。
细说隋唐62：唐德宗
唐德宗李适，是唐代宗的长子。前为雍王时，出任天下兵马元帅，有破史朝义与收复洛阳之功。
在唐德宗登位后，虽安史之乱结束已有些年头，然大乱给唐王朝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许多藩镇以半独立的形态，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统一只是流于表面，分裂的因素深深地布满了大地。
作为一个负有将国家真正实现统一使命的君主，唐德宗出台了一系列抑制藩镇的措施，并努力促使其产生效果。对许多藩镇首领而言，唐德宗的措施是致命的，他们不甘坐以待毙，遂以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各种方式，继续负隅顽抗。彼此之间由是爆发了大冲突，再一次激起了政治大动荡，动荡的规模虽不及安史之乱，然其负面效应深刻地影响了唐朝中晚期的运势。
藩镇半独立的割据，基本上是节度使、留后父子相传，或拥兵自重，然后逼请中央政府加以承认。唐德宗为分化瓦解藩镇间的联合，有时承认了些一时难以对付者，有时则相机予以拒绝承认，有时让藩镇间互相攻伐。他的这种方略，在收到了一些效果的同时，也种下了让藩镇更加轻视中央的恶果。
建中初期，镇冀镇也称成德镇(今河北部分地区)李惟岳、淄青镇(今山东地区)李纳相继擅承节度使之职，唐德宗皆予以拒绝。由此，这二镇联合山南东道(今四川、陕西、河南部分地区)梁崇义、魏博镇田悦共同反唐，形成了‘“四镇之乱’，。在被唐德宗派兵粉碎后，继而卢龙镇(今河北部分地区)朱滔、成德镇王武俊、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分别称冀王、赵王、魏王、齐王，形成新四镇反唐联盟，推朱滔为盟主。唐德宗再次进行讨伐，由于军事上失利，被迫颁发了赦免令。四镇取消了王号，在名义上臣服唐朝，实际却加深了割据程度。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淮西镇(今河南部分地区)李希烈，因有为唐征讨梁崇义、李纳等功，却未得到他想得到的地盘，遂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闹起了独立。朱滔、王武俊、田悦等人为了自身的生存，纷纷遣使劝李希烈称帝，彻底与唐决裂。次年，李希烈正式反唐，并付诸军事行动，连取汝州(今河南临汝)、安州<今湖北安陆)、汁州(今河南开封)等地。
李希烈的行为，是唐德宗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令左龙武大将军哥舒耀领军万人，前去征剿李希烈。可随着战局的展开，却是李希烈用兵三万，将哥舒暇团团围在了襄城(今属河南)。
为解襄城之围，唐德宗调径原〔今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兵来长安，准备在整顿后发往河南。径原兵本以为到了天子的脚下，可获得丰厚的赏赐，以安顿家小。然事实让他们很是失望，唐德宗只是拿出了一些微薄的东西来打发他们。径原兵愤怒了，他们推曾为径原节度使的朱砒为首，发动了兵变。唐德宗仓促之下，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
朱袱是朱滔之兄，他早年是安史之乱中叛将李怀仙的部将，在归顺唐朝后，建过不少功勋，被加中书令的头衔，镇于风翔(今属陕西)。朱滔反唐，用蜡书与他联系，被唐军截获。唐德宗将他召回长安，名为安慰，实际是软禁了起来。当径原兵来推戴他，一系列的前因后果，促使他同意了做他们的首领。
基于各地反唐的形势，朱溉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登上帝位，国号大秦，改元应天。他致函联络朱滔，要求会师洛阳。随即，他率兵进攻奉天，围城数十天。然勤王的唐军从四处赶来，在澄泉(今陕西礼泉)之战中他遭到大败，被迫退回长安。
唐德宗正可望实施反击，以收复长安，不料前来救驾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因对唐廷不满，反与朱沈联成一气，反戈指向唐德宗。唐德宗再逃，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朱溅为拉拢李怀光，定约分帝于关中，永为邻国。然在李怀光反唐后，其内部开始分化，朱溉遂对李怀光以臣相待，加上邻近唐军的威胁，从而气得李怀光远走河中(今山西永济西)。
在唐德宗与朱掀的对垒中，名将李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晨因破吐蕃之功，官拜右神策都将军，在救援奉天的行动中，他又是一马当先。在李怀光兵走河中后，他挥大军逼向长安。
朱沈无力抵御，领众弃城向吐蕃逃窜，一路上人马不断流散，到了径州(今甘肃径县西北)，只剩下百余骑。他所委任的径原节度使田希鉴，闭门不纳。转向宁州(今甘肃宁县)，复遭到刺史夏侯英的拒绝。再投彭原(今甘肃宁县西北)，被部将杀死。一场皇帝梦就此破灭。
唐德宗收复长安的当年，也即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李希烈在沐州称帝，国号大楚，改元武成。李希烈设计的战略，是攻下江淮，取得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运输线。他以大将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前去操作这个战略。然而，杜少诚先失于寿州〔今安徽寿春)，再败于薪州(今湖北薪春)，几乎是全军覆没。此外，给杜少诚打配合的晓将董侍，也在鄂州(今湖北武汉)被唐军击溃。
李希烈连连受挫，不得不放弃了经营江淮的战略。改向就近在河南发展。可是，他仍是一败涂地。他亲率大军五万，在宁陵(今属河南)与唐军激战四十五天，失利而退。其将翟祟晖兵围陈州(今河南淮阳)，战败被俘。其猾州(今河南滑县)刺史见李希烈屡战屡败，归降唐军，致使注州正面洞开。唐军向注州推进，李希烈奔走蔡州(今河南汝南)s州为唐军所得。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李希烈在进一步的失败下，食牛肉致病。其将陈仙奇让医生陈仙甫毒死了他，举城归降了唐军。
两个伪皇帝虽都归于覆灭，然藩镇割据的格局仍未能得到有效的抑制，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唐德宗的身后。
唐德宗君临天下共二十六年，算是在位比较长的君主。然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耗费在与藩镇的对抗之中，却少有建树。在他的晚年，由于对朝臣的失望，开始大力依靠宦官，遂致使在唐代宗之时遭到沉重打击的宦官势力，重新开始抬头。宦宫取得了禁军的控制权，在朝中极其飞扬跋息。
宦官不仅把持朝政，且危害于民众。其危害民众最烈的，莫过于宫市。先前，官中所需物品，均由官吏到长安市场上去购买。宦官见此有利可图，遂夺取了宫市之权。他们购买物品，并不按照买卖原则，而是凭借权势，低于市价收进，或巧取豪夺。人称“名为宫市，其实夺之”。最典型的一事是，有个农夫，驾驴驮着柴薪到市场去售，宦官见了，用区区数匹绢强行买下，并让农夫将柴薪送人宫中。人了宫门，宦官索要人门钱，农夫大哭，无奈以绢相给，宦官不肯受，竟要他的驴子。驴子是农夫的命根子，由是拼死相争，打了宦官。事情报到唐德宗那里，他出于名声的考虑，废黝了当事的宦官，赐了农夫十匹绢。然事情过后，他依然听任宦官把持宫市，夺民财物：
其实，得到宫市最大利益的，不是宦官，而是唐德宗自己。藩镇把握地方财政，赋税贡人有限，唐德宗用度紧张，在财政拮据的状况下，他已难顾天子的尊严，将廉耻丢在了一边，与小民争起了利。
出于对财政的改革，唐德宗采纳了杨炎的二税法。然在二税法之中，他又加进了间架税、茶税等苛捐杂税，以搜刮民脂民膏。
史家对唐德宗的评论是：他极力想做个至圣至明的天子，然实际效果恰恰相反，昏庸地用了许多小人，靠着幸运才维持了统治。
细说隋唐63：理财家刘晏
一国之命脉，在于经济。唐朝之繁荣，得力于经济。掌管与调整经济事务，时称理财。唐朝前后出了许多理财家，刘晏是其中的佼佼者。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东北)人。他进人仕途，进得相当奇。八岁那年，唐玄宗到泰山封禅，他随着一起去，在途中献了一篇颂词。唐玄宗见他年幼，甚是惊奇，让宰相张说测试他的才华。测毕，张说汇报说：“这是国瑞。”唐玄宗立即授他为太子正字。公卿们将他视为“神童”，争相宴请，由此名声大振。
虽以文学叩开一r仕途大门，然刘晏最感兴趣的，却是经济。，对此，他花了相当大的工夫去研究。他研究经济，不是从纯经济出发，而是将经济与时代背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当他被授为夏县(今属山西)县令后，他将他的研究所得，在县内进行了实验。实验的效果非常出色，不用他督促，当地的民众便自动地缴纳赋税，一时称为美谈〔；他对经济有着一套独到的看法，然其宗旨却是利民，这与其他理财家刻剥民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此，在他转任温县(今属河南)县令后，受到了民众刻石的颂扬。
正当刘晏要为盛世进一步贡献经济才华时，安史之乱爆发了。他避难于襄阳(今属湖北)，在江南准备另起炉灶的永王李磷，看中一r刘晏的理财能力，任命他为高官、可刘晏拒绝了非正统的李磷，投到唐肃宗的阵营。他被拜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由此负起了经营南方对唐廷运输线的重责。然他到达吴郡(今江苏苏州)后，李磷的兵锋已经逼来，他利用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为唐廷保存了这块土地。
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出任过地方长官，也担任过中央负责经济的要职，他虽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舆论的好评，然由于官场的倾轧，儿经沉浮，终未能在经济领域中大显身手。
唐代宗登位，刘晏以宰相衔领河南江淮转运、度支、盐铁、铸钱、租庸、常平使，集经济事务与大权于一身。他所领之事都是要务，然要务中的要务，是解决关中缺粮的问题。
自战乱以来，运河潜运儿乎中断，首都所在地关中需要的粮食，只能从长江、汉水等地辗转运来，由于运输困难，致使关中粮食十分紧张。每斗米值千钱，当地农民用麦穗供应禁军，宫中有时竟也遇无米之炊。
刘晏为解决这问题，不避千辛万苦，亲自在运河线路上勘探了一遍，个面地了解了情况。随后向幸相元载上了一道书，提出重新整治运河，恢复原有的槽运。此事本在刘晏权限之内，然他为避免其他方面的掣肘，以及嫉妒之人的谗言，而请求元载的支持。此事因有利于宰相的政绩，元载批准了刘晏的计划。刘晏又为了取得沿途地方的支持，和各节度使确定了嘈粮的分配数额。在上下一致的支持下，刘晏整治了淤塞的运河段落。接着，恢复了运河的槽运。
他的成绩是喜人的，每年向关中输送四十万解粮食，赢得了唐代宗的高度赞扬。从此，不论关中是否遭受水旱，粮食保持了合理的价位。
在重新开通运河嘈运后，刘晏为向关中运送更多的粮食，在潜运的粮耗上做起了文章。他通过实地调查，注意到江、仆、河、渭各大水系的水力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槽运从江南直达关中，因路途遥远，舟船朽毁，一路损失不断。对此，他作了分段处理，在各大水系之间设立粮仓，以作中转之用。其具体的安排是：江船至扬州(今属江苏)而止，沛船至河阴(今河南郑州西北)而止，河船至渭口(今渭水人河口)而止，渭船通达长安。由此，在槽粮总数不变的前提下，运送到长安的粮食增加到百余万解。
国以民为本，在农业社会，人口多少，决定着劳动力的多少，而劳动力的多少，则决定着国家的赋税收人量。由于战争，战后人口逮减，加上落镇割据，隐匿其治下的民户，遂使天下户口数下跌百分之八九十。
为此，作为一个理财家，刘晏推出有力的措施，促进民户的增长，以改变民户凋零的状况。他在诸道设立巡院官，以及时反映各地丰灾的情况，并在丰年以高价收购粮食，在灾年低价出售粮食，以保证农民的利益。此外，遇到特大的灾害，官府减免赋税，或出面贩济，使农民有生活的保障。在如此利民的措施下，民户有了显著的增长。
在刘晏刚出任转运使时，天下户口仅有二百万户.到了他的晚年，增到三百万余户。民户的增长，相应地提高了国家的赋税收人，从年四百万缉，提到了一千万绍6
对盐业的整顿，刘晏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对民生而言，盐是仅次于粮食的生活必需品。由于以前缺乏统筹的盐务，致使私盐泛滥，民众负担加重，而国家的盐税收人大减。
刘晏对盐实行了专卖法，并辅以灵活的方法。他于产盐之地设置盐官，收购盐户生产的盐，然后转卖给盐商，由盐商分售于各地。此外，对一些距离产盐地较远的地区，为防止盐商在那里谋取暴利，将官盐运送到那里储存起来，于盐价过高时投入市场，均衡盐价，此称为常平盐。
在刘晏主持盐务后，国家盐税大增，仅江淮地区，就从四十万绪，增加到六百万络，而民众不仅保证了用盐，且对盐的开支大减。相比之下，不属于刘晏管辖的地区，盐价却一直居高不下，如盛产池盐的河东地区，其盐利不过八十万络，盐价超过了江淮的海盐。盐务的妥善处理，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私盐的贩卖。当长安有一次盐价腾贵时，他奉命急调外盐以济长安市场，由于他真正控制了盐务，从扬州调盐入京，仅用了四十天，被长安居民视之为“神”。
对调节市场，实现贡赋的真正价值，刘晏也自有他的独到之处。各地出产不一，而有些产物在当地价钱较贱，尤其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所产之物更是不值钱，当这些产物被当做贡赋，经过长途转运，送到首都后，其运输价已超过产物本身的价值。刘晏让当地政府收购产物，折算成货币，然后将货币贡人首都。仅江淮地区，每年即可贡人十余万络。
与其他掌管经济事务官员最大的不同处，在于刘晏能及时掌握各地市场的行情。他派了诸道巡院官驻在各地，随时注意各地市场的变化，一有变化，便通过严密设置的快马、骤站系统，立即迅速通报于他。不出数日，他便能知晓各地市场的变化情况，由此能让各地市场互通有无，以平衡物价，繁荣市场。他自称，这种办法，简直像钱在地上流一般。
刘晏的成功，在于他的敬业精神。他几乎没什么业余爱好，而将自己完全融人到了经济事务中。每日上朝，在马上筹算，处理事务，直到半夜，连休息日也如此。不论事情多么繁杂，当日事必当日毕。他的居所，极为粗糙简陋，饮食毫不讲究，甚至连一个侍候的奴脾都没有。
大历时期，人称军国费用全仰仗于刘晏。换句通俗的话说，刘晏是唐代宗时代的“财神爷”。
他理财多年，为做好理财工作，他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并强调“办集众务，在于得人”，从而培养了一大批的理财人才。在他死后二十多年，他所培养的人才，如韩徊、元诱、裴腆、包洁、卢微、李衡等，相继掌管了财赋。
刘晏用人，有个原则，即只用士人，不用俗吏，他对此的解释是：“士有爵禄，从而名重于利；吏无荣进，从而利重于名。”此外，他还将大量财货馈送给天下名士，名士们由此到处为他美言，提高了他的名声〔，
在唐德宗即位后，兴许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缘故，刘晏开始走下坡路。他以前曾与杨炎一起在吏部共过事，两人矛盾极深。在元载获罪后，他奉命进行审讯，乘机将杨炎赶出了中央。君位更迭，杨炎东山再起，为替元载报仇，更为自己出气，以刘晏谋立妃子为皇后，和朱牲份且谋等罪名，说动唐德宗将他贬为外官，再予以赐死。
刘晏死得冤，天下皆为他喊冤。
细说隋唐64：杨炎与二税法
中国经济史上，曾有过两次影响深远的改革，一次是“二税法”，一次是“一条鞭法”，前者是唐朝的杨炎推出的，后者是明朝的张居正推出的。
因这“二税法”，杨炎的大名得以传之后世。
杨炎，字公南，凤翔(今属陕西)人。他的父亲杨播是唐玄宗时代的进士，然中举之后，却厌恶官场，做了隐士，诏举为谏议大夫，又弃官回了家乡，自号玄靖先生。杨炎长得一表人才，文章极具雄气，处世极具豪气。人以为他肖似其父，有隐士之风，遂送了个雅称，叫“小杨山人”。
其实，杨炎与其父根本不同，有着强烈的官场情结。他凭着才华，在仕途上平地一路做去，在唐代宗时期，直做到中书舍人。他和常衰一起知制浩，常衰擅长起草任命官员的诏书，杨炎擅长起草天子施行恩命的诏书，两人各有千秋，人并称为“常、杨”。
他和宰相元载是同乡，凭着这层关系，他被授为吏部侍郎。同乡多得很，元载看中杨炎，是看中他的政治才干，以培养自己的继承人，故而待他亲近无比。然当杨炎完全踏上元载这条船后，却因元载获罪被诛灭，受到株连，被近似于流放地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
人被贬到远方，却因他所撰写的(李楷洛碑》而峰回路转。这碑写得气势宏大，是一篇难得的佳文，时尚为太子的唐德宗爱之不舍，将它镶嵌在东宫的墙壁上，每日诵读把玩。到他登位，已萌生了起用杨炎的意思，加上宰相崔箱甫的极力推荐，便把杨炎调回中央，以门下侍郎带宰相衔。
有风度，有才干，有文名，有时誉，在杨炎被拜相后，天下舆论反应强烈，认为从此有了个为民谋利的贤相。
从流放地调回中央，从犯官一举成为宰相，平步青云的杨炎，有了宽阔的舞台作为用武之地。然而，他与刘晏一样，以文学崭露头角，却以经济之才大展身手。而唐德宗寄希望于他的，也正是这一点。
杨炎面对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战后经济秩序的紊乱，以及经济政策与时代潮流的脱节。他由此人手，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作出了一系列的大改革。
他首先处理的，是天下财物归朝廷所有，还是归天子所有的难题。
在战前，天下财赋贡送首都后，全部被储存于由朝廷掌握的左藏库，由太府按时核实呈报，由尚书省的比部复查出纳，从而账目相当清楚。战后，理财家第五琦出任度支、盐铁使，主管左藏库，京师的禁军将领杜撰种种理由，无限制地申请调拨财物。迫于他们的淫威，第五琦无法拒绝，然又恐人不敷出，遂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将财赋从左藏库转移到大盈内库。大盈内库是天子私用之物所藏之地，在财赋进人大盈内库后，天子从此得以自由支配，自由取用，再不受太府、比部的节制，宦官们乘机在内制造了许多弊端。时称：“自是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
杨炎以为：“财赋，是邦国大本，人的喉舌，其关系到天下的治乱。’他要求唐德宗以天下为重，恢复财赋归左藏库的旧制，杜绝宦官的舞弊，让财赋重新成为天下的公物。为说服唐德宗，他作了一些让步，提出了妥协条件，先计算宫中的开支，然后由朝廷尽数调拨，以满足天子的私用：唐德宗见自己的私用得到了保障，并可显示他有天下为公的胸襟，由是同意了杨炎的主张。
这一步的成功，使杨炎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
有了足够政治资本的杨炎，接着，干了一件更让朝野震动的大事，改革因均田制破坏而不合时宜的租庸调制，推出焕然一新的“二税法”。
唐朝前期，继承了北周、隋朝的土地制度，实行的是均田制。
均田制以人丁为基础。其规定男子按年龄分为五个等级：始生为“黄”，四至十五岁为“小”，十六至二十岁为“中”，二十一至五十九岁为“丁”，六十‘岁以上为“老”。
受田的规定是：丁男、中男各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老男、残疾者四十亩，寡妇三十亩，如是户主，则为五十亩。道士、僧人三十亩，女冠、尼姑二十亩。官奴蝉受田减百姓之半。百姓一家超出三口，给园宅地一亩，另外，每增加三口，加一亩。奴蟀一家五口给园宅地一亩，每增加五口，加一亩。口分田在受田者死后交还国家，永业田可传给子孙。永业田每亩得种桑五十株以上，榆、枣各十株以_上，以三年为毕。授田的原则是：纳税者优先卜贫民优先，无地者优先。
国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了相应的赋税征收制度，即租庸调制。租庸调制规定：租是每丁年缴纳租粟二石。调是缴纳帛二丈、绵三两，或麻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是每T年服役二十天，无事则改折为缴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有事加役，超过十五天免征调，超过三十天，租调全免。而正役和加役加在一起，不得超过五十天。遇自然灾害，收成减少十分之四以上，免调；减少十分之六以上，免租调；减少十分之七以上，租庸调全免。
均田制实行以来，尽管实际情况有些出人，但基本保证了人均有田。而国家通过租庸调的征收，也保证了基本的财政收人。
然随着官僚经济、寺院经济、豪强经济的发达，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土地私有制蔚然成风，小农纷纷失去土地。富户丁多，或以官职，或冒僧名，或勾结官府，以逃避赋税。贫者丁多，无力负担，或逃亡他乡，或依附富户，以逃避赋税。从而均田制逐渐变得徒有虚名，国家的租庸调的征收逐渐难以落实。尤其在安史之乱后，各级宫吏假借征收租庸调，弄出许多苛捐杂税，以中饱私囊。以致农民无法生存，被迫挺而走险；朝廷财政拮据，捉襟见肘。于此之际，不改革赋税制度，国难望治日，民难望宁日。
杨炎针对这种情况，并鉴于各地没户籍的浮户，远远多于有户籍的定居者，遂以此为基础，废除了以丁为对象的租庸调制，改行“二税法”。
二税法的基本内容：一是量出为人，即国家根据每年的财政开支，先度算出数目，然后按这数目摊派税额，下达州县各自执行；二是取消原户籍限制，均按实际居住地登记户籍，不再区分年龄，而以贫富也即每户实际财产的多少来划分户等，作为承担税额的依据；三是土地税的征收，以每户在大历十四年土地占有的情况为准；四是户税、地税按夏、秋两季缴纳，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
二税法是根据现实经济状况而制定的，它较为实际，适应了经济变动的形势。它使国家扩大了税源，扩大了纳税对象，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国家财政拮据的窘况。它也减少了无地者的赋税负担，同时取消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抑制了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使民众稍稍得以安居乐业。
然而，在完全凭人治的社会中，任何制度的推行，在一段时期后，总会遭到人为的破坏和篡改，以致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发生极大的改变。二税法也是一样，在日后长期的施行中，被附加了盐、铁、茶等税，使二税法变得面目全非，再一次导致了唐朝经济制度的紊乱，进而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大爆发。这是后话，在此带过。
二税法推行的成功，使杨炎走上人生辉煌的巅峰：
可是，巅峰过后，杨炎却面临了深渊。俗话说，宰相肚里好撑船。然杨炎这个宰相，心地却极其狭窄，受不得一点委曲，眶毗必报。他早先刚踏人仕途，就凭着河西节度使吕崇责的宠信，将曾侮辱过他的县令李太简打了个半死。和刘晏结仇后，又进谗言，害死了刘晏。然他不懂政治之道，为对付舆论，竟将害死刘晏的责任推给了唐德宗。唐德宗为此极为愤怒，先将他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马，走到半道，又将他赐死。
杨炎害了刘晏，又因刘晏事被唐德宗处死，这是他始所难料的。
细说隋唐65：卢杞
中国传统政治对臣子的评判，历来以忠奸为准绳。然将这准绳用到极致，当以欧阳修、宋祁领修的《新唐书》为一巅峰。其典型的一例，是径渭分明地将卢弈、卢杞父子分别列人了《忠义传》与《奸臣传》。
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祖父卢怀慎，是唐玄宗开元初期的宰相，以清廉谨慎著称，时称为贤相。父亲卢弈，天宝末为东台御史大夫，坚守洛阳，为安禄山叛军所害，人誉为忠臣。靠着父祖的德业，卢杞以门荫入仕。
卢杞的长相极为丑陋，且面带蓝色，被有些人视之为鬼。然他生活不讲究，不嫌旧衣粗食，人们以为他继承了卢怀慎的清俭之风。他又极富口才，说来滔滔不绝，很能打动人。凭着这两点长处，挽回了面貌的短处，一路升扬，周历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要职。只有郭子仪对他抱有戒心。这个功勋卓著的中兴之臣，用奢靡来显示他无政治野心，常被歌姬丝竹所环绕，并在这场景中接见百官群臣。他病重之际，卢杞来访，他屏去所有的美女侍从，单身相见。事后，家人问是何故，他解释说：“卢杞面丑，左右见了必笑，然他心险，一旦得权，恐有灭族之祸：”
卢杞在政治上的飞跃，起于当歌州(今河南灵宝)刺史。他向唐德宗上奏，说本州有三千头官猪，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唐德宗令移往同州(今陕西大荔)，然卢杞答复说：“同州之民也是陛下的百姓，臣以为用为食。”
唐德宗感动地说：“官在掳州而忧他州，真是宰相之才！”
遂下诏将官猪赐予贫民，调卢杞进中央担任御史中巫4
做了御史中承的卢杞，很能揣摩唐德宗的心理，故而每有奏事，必切中唐德宗的想法。由此，一年后就升为御史大夫，又没出数十天，被拜为宰相。其升腾之快，成为朝中的一大奇事。
人们以为卢杞升腾得快，而他自己却认为是历经了磨难，这磨难主要是，面貌丑陋而遭到的歧视，学术低下而遭到的蔑视。他得了志，便开始报复，以发泄积累已久的愤恨。他痛恨贤臣，痛恨能臣，痛恨仪表堂堂之臣，只要稍不如意，便排挤打击，甚至将他们置于死地。
一同为相的杨炎，看不起他，托病拒绝一起就食。此外，又在政事上发生了一些分歧。不到半年，卢杞拉拢大理寺卿严郧，摧他为御史大夫，一同对付杨炎，直到将杨炎弄死为止。
另一宰相张谧有才有望，并素得唐德宗信任。卢把嫉恨，却难以进谗言，乘陇右用兵之际，请用张锰领军前往，唐德宗没同意，再寻故推荐张谧出镇凤翔，由此将张傲撵出了中央。
大臣颜真卿一贯直言极谏，毫无忌讳，对卢杞专权很是不利。由是，卢杞让颜真卿出使宣慰叛乱的李希烈，结果颜真卿被李希烈所杀。
前宰相李摇有雅望，人多以为能被复用。卢杞恐怕成为事实，派遣他为吐蕃会盟使，遂使有病在身的李摇亡在了途中。
度支使杜佑，以学术和气度，得到唐德宗的青睐。卢杞却百般低毁，最后将杜佑外放为苏州刺史。
作为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的严黔，在助卢杞除去杨炎后，逐渐与卢杞意见不合。卢枪假借御史郑詹审狱有误，以此事牵连追究严郧，将郑詹处死，将严郑处以流放。
还有许多身为国家栋梁的大臣，伤、亡在了卢杞的手上，朝士扼腕，民众痛愤，然卢杞以他的逢迎之术，讨得了唐德宗的欢心，谁也不敢上言陈明真相，谁也拿他没办法。
当时为对付藩镇割据，唐德宗不断用兵。战争得靠巨大的经济开销支撑，财政由此相当拮据。作为掌管财政的度支部门，按照各军呈送上来的报告，每月得支付百余万钱，然国库所藏之钱仅够支付三个月。为解决这个问题，卢杞用了他的党羽户部待郎赵赞来掌管度支，并采用了另一党羽韦都宾的建议：商贾有钱千万者，任其自用；过千万者，多余的上交为军费；战争结束，则移为国用。卢杞上奏唐德宗，被批准施行。
然这方案完全是不顾事实虚构而成的，商贾们的财力与其相差甚远。地方政府为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或用刑法，或用搜查，或用暴力，强制商贾上交。商贾们哪来这么多钱，大多是卖了田地、卖了住宅、卖了奴脾，加上借债、典押，勉强凑钱。商贾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申，不少人只能选择了自杀。长安的店铺纷纷倒闭，市面极为萧条，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一些稍有勇气的商贾，冒着杀头的危险，在长安街上拦住卢杞的车队诉说，然均遭到驱逐。民怨沸腾，终于让唐德宗知道了。唐德宗了解了实情，见此办法根本不足以解决军费，下诏予以停止。
军费还是要的，唐德宗要卢杞另想办法。接到命令的赵赞，竟然想出了征收间架、除陌之税。其间架税是：有屋二架为一间，按其质量、数量交税，上等者二千钱，中等者一千钱，下等者五百钱，由吏员进行核查，若发现有隐瞒者，没收抵罪，告发者可得五万钱。其除陌税是：原公私交易，规定征税千分之二十，现抬高到千分之七十。若有隐瞒，每一千钱罚二万钱，告发者奖一万钱。此法推行后，主掌的官吏大肆舞弊，中饱私囊。结果，缴人国库的钱不及以往的一半，然怨愤之声却遍布天下。
后来朱砒之所以敢发动“径师之变”，除了政治原因外，间架、除陌之税带来的民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叛乱的军队曾在长安大叫：“从此不再夺商贾之钱，不征间架、除陌之税！”由此，叛乱得到了商人、居民一定程度的支持。
唐德宗逃往奉天，卢杞随驾。宰相崔宁从乱军中逃出赶来，流涕痛陈时事，其语直陈卢忆迷惑唐德宗，负有不可浇恕的罪责。卢杞反诬崔叮与朱砒订有盟誓，借着唐德宗之手将崔宁杀了。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大破朱毗之军，欲得唐德宗一见。然卢祀之党纷传，李怀光有诛灭他们的想法。卢忆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说动唐德宗不见李怀光，让他去收复长安。李怀光得诏，认为自己千里勤王，建有大功，却不得天子一见，一怒之下，接受了朱沈的拉拢，竖起了反旗，并极言卢杞的罪恶：
千夫所指，直指卢杞，唐德宗迫于舆论，迫于形势，将卢杞流放性地贬为远地司马。
然人虽贬去了，唐德宗却思念不已，因这些年来，卢杞用刑法为他治朝，将群臣治得服服帖帖，治得他充分享受了君主的尊严，现一朝离去。再也没人像卢杞那般对他歌功烦德，面对的只是天下的怨气、群臣的指责，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们君臣之问心有灵犀，身处远地的卢杞认为自己必能东山再起，说：“皇上必然会重新起用我。”
他说中了，不久，唐德宗下诏，让他出任大州刺史：，然朝廷掀起了轩然大波，受命草诏的给事中袁高坚决不肯起草，接着，大批谏官纷纷进言，说卢杞已被天下所弃，不诛已算他万幸，绝不能再授为大州刺.史。唐德宗找宰相李勉商量，说是否可以改换小州。回答是，给大州也无妨，只是如何面对天下舆论。唐德宗无可奈何，改任他为遭州(今湖南遭县)别驾。
卢杞再也未能回到中央，死在了澧州。
卢杞死了，唐德宗犹在思念，为解这思念。起用了其子卢元辅。卢元辅担任了许多要职，所作所为不像卢杞，倒是很有清行，很有名节。舆论是公正的，没有将他与其父相提并论，而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细说隋唐66：陆贽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心今浙江嘉兴)人。唐朝的科举重进士，轻明经，陆贽在十八岁就考中了进士，复参加制举中了博学宏词科：按理说，少年得志的陆贽铺在他面前的该是一条锦绣大道，可他执拗的性格，使他在当县尉后，就遭到了一次大挫折，被罢了官。
被罢官的陆贽时还无名，在回乡的途中，去拜渴了有重名的寿州(今安徽寿县)刺史张谧。张锐起初不把他当回事，在他住了三天之后，才予以接见。可一经交谈，便大为惊奇，惊奇之后发出了大赞赏，要求结为忘年之交。陆贽走时，张锰赠送了百万钱，陆贽拒而不受，仅拿了些新茶。
陆贽由此出名。
唐德宗在当太子时就听闻了陆贽之名，到登位后，又从派出的使者那里，获悉了陆贽对治国之道的至切建议，遂召为监察御史，再升为翰林学士。从此，陆贽开始谏言，开始建言，他的谏言直切无讳，他的建言每每中的。面对天下藩镇割据的纷乱局面，他在了如指掌地熟识了形势后，以高屋建瓶的大气，分析了割据势力的轻重，并提出了重新部署防务的具体方略。
陆贽认为，重中之重，在于强化首都所在地关中的战略地位，他说：“立国之要，当在审视轻重，本大而末小，方得以巩固。治天下，犹如身使臂，臂使指，大小相适而不违。关中作为王箭，为四方之本；长安作为京邑，为王敬之本。其关系是，京邑如身，王瓷如臂，四方如指，此为天子所掌之要。太宗置府兵八百所，关中占了五百，故而天下不敌关中‘，玄宗时期，大卜承平，关中武备渐虚，安禄山得以乘外重之势，一举倾覆二京。由此，关中是王业的根本所在，加强关中战略之位，方能驾驭天下：”
这个建议，唐德宗没采纳，遂导致了“泾师之变”。
唐德宗逃往奉天，陆贽随驾，参预撰写诏令文书。时事务剧繁，每日诏书不下数百道，其他学士多时写不出一道，惟陆贽从容地一一接连写出，以致一旁的书吏来不及誊抄。并且，他所写的诏书，道道合情合理，考虑周密，文辞畅晓，让人看得明白。
从“径师之变”，追究朝廷为政的得失，唐德宗以为“自古兴衰在于天命，不在人事”，将自己的责任全部推去：而陆贽认为唐德宗大有责任，不推诚信，不纳忠言，亲近小人，刚俊自用，因而需要下罪己诏，重新招徕天下人心。唐德宗听从了，用赦令的形式，夹进了罪已的内容，其下达后，“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重新建立了朝廷的威信。
陆贽还分析了朝中君臣隔绝、在于上下之情不通，“下常苦上之难达，上常苦下之难知”，其原因是出于“九弊”，君主居六，群臣居三。君主的六弊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说，恃聪明，厉威严，悠强惶。群臣的二弊是：馅诀，顾望，畏儒。君臣之弊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发生作用：“君主好胜人而耻闻过，必喜侯辞，忌直言，如此则馅诀者进，忠实之言则不闻。君主骋辩说而恃聪明，必强辞夺理以折人，施展权术以诈人，如此使顾望者大得其便，为国谋益者则难达其效。君主厉威严而态强恒，必不能虚心待人接物，群臣恐怕得罪，畏濡之风大长，符合情理之言则无法申呈。”
陆贽一针见血，针针见血，揭示了朝廷中君昏臣仿，不能意气相通，不能同心协力，不能融合一体的根本原因。
对唐德宗，陆贽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知道这个君主想德被天下，然行德不固；在困难时想治理大下，而一旦稍有成绩，便生出骄妄之心。他发出强烈刺激的声音，以求改变唐德宗。他说：‘’悔过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尽，延招不得不广，润泽不可不弘。使天下闻之，焕然一变。……知过非难，改之难；言善非难，行之难。《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对陆贽之言，唐德宗在于听一与不听之间，听了心绪并不舒服，然屡奏大效；不听，自以为是，然屡出漏子。
观陆贽之才德，是十足的宰相料，观他的所作所为，也尽是相职，故人称“内相”。然他出言太直，用心太真，致力太大，虽为国家谋了利，为朝廷解了难，为君主分了优，然始终犯着唐德宗的忌，犯着朝中权贵们的忌，故而官位不得晋升，长期在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位上徘徊。相反，比他才干低得多、德行差得多的刘从一、姜公辅等人认因有着察颜观色、投人所好的能耐，仅一席话就挠到了唐德宗的痒处，被拜为了宰相。然陆贽不为自己考虑，该说的还是说，该做的还是做，虽未做到宰相，却在天下人心中已是个无出其右的宰相。他的声望，遭到了宰相窦参的嫉妒，由是百般地低毁攻击。然窦参自己却是劣迹不少，陆贽进行了揭发。彼此一来一往，是非曲直被搞混了，搞成了私人意气之争。最后，唐德宗站在了窦参的一边，将陆贽给降了职。
直到窦参失了唐德宗的欢心，陆贽才拨云见日，终于坐上了相位。成了宰相的陆贽，仍然一身正气，仍然奉行着儒家“君轻民重”的政治理念。
早先，唐德宗用杨炎、卢祀为相，而宰相具有选官的权力，他们利用这权力，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搞得朝廷中不复知公正为何物。在他们下台后，唐德宗为杜绝这弊端，在宰相报呈官员任命名单时，反复斟酌，然斟酌过了头，以致时常耽误了正常的人事安排。陆贽秉政后，提出让各部门长官自行推荐僚属，但若有不称职的事发生，其推荐人连坐。此法被批准推行后，风闻各部门长官利用此权，大肆接受贿赂，多引用私人亲属。唐德宗下诏，对官员的荐举权返归宰相。陆贽用了两个历史经验，来说明用人不可因小废大。一个是齐桓公问管仲，什么样的事影响霸业？管仲回答说：“得贤不能用，任贤不能固，害霸；固始而不终，害霸；与贤人谋事，而小人议之，害霸。”以此强调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个是武则天有知人之明，用人广，却考课严格。以此佐证沙里淘金的作用。唐德宗认为陆贽说得有道理，然还是终止了部门长官的选人权。
安史之乱后，边境空虚，朝廷每年征调河南、江淮军队，前往西北边境驻防，时称“防秋”。然由于士卒多未经过训练，将帅之间又缺乏协调，故而屡战屡败。 陆贽对此认为其中有“六失”，并提出相应的积极措施，以纠正“六失”：扬各军种之长，以纠一失；赏罚分明，以纠二失；划清责任，以纠三失；统一指挥，以纠四失；确定役期，以纠五失；选帅恰当，以纠六失。唐德宗再次赞扬了他的建议，然却不予以施行。
陆贽为相，截然不同于其他宰相，他不擅权自重，而是身体力行，努力纠正用人的不正之风。然不论事情关系到何人，都义无反顾地进行直陈，常常逆了唐德宗的“龙鳞”。有人劝告他，说话当适可而止，不要太过。可他回答说：“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岂能顾及其他！”
宦海是波涛汹涌、险象迭生的，在 陆贽一次次化险为夷后，终因唐德宗对他的日积月累的恨意，导致了他政治生命的结束。时以奸侯闻名的裴延龄，以他高超的逢迎术，获得了唐德宗的宠信，被拜为判度支。人都不敢言，惟有 陆贽连连上言反对。在裴延龄的谗言下，在唐德宗的恼怒下， 陆贽被罢了相。继而，冠以“动摇军情”的罪名，险些被杀了头，幸得谏官们出手救援，被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
到了荒远的贬地， 陆贽闭门不出，著了《今古集验方》五十篇。
细说隋唐67：唐顺宗与永贞革新
贞元二！‘四年(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长期卧病在床并已不能说话的太子李诵，强挣着身子，在百官的拥戴下，登上了皇位，是为唐顺宗，改元永贞。
看似废人一般的唐顺宗，与他外表截然相反，有颗想做一番大业的慷慨之心。这颗心是他在东宫时，被王叔文所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