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风起云涌，韩愈得到了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等文坛健将的响应，得到了被称为“韩门子弟”的大批后进的追随。
凭着在文坛的这一卓越功勋，韩愈被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自叙郡望为昌黎(今辽宁义县)，由此人称韩昌黎。他三岁时就成了孤儿，先后为伯父、大嫂所收养。孤儿的身世，促进了韩愈的奋发，他刻苦读书，每日强记或数千或数百言，由此精通了儒家经典以及各家学问，尤为重要的是。他打下了扎实的写作基础：
在陈子昂、张说、苏颜、李华、萧颖士等多位文坛前辈的影响下，从大历、贞元以来，为反对绮丽的文风，写文出现了浓重的效古倾向，其中独孤及、梁肃成了代表性的人物：年轻的韩愈立志要成为一代文宗，极力迫随独孤及、梁肃等人，由此站在了潮头之前。他的行文风格，和科举之文有很大的差异，故参加科举连续五次名落孙山。然他不后悔，用自我宣传的方法，将他所写的文章，在朝野间广为散发。在前宰相郑余庆的赞誉下，他不仅出了名，而且在科举考试时进士及第。
因韩愈有文名，宰相董晋出任宣武节度使，将他召为巡官，带在身边。后转为武宁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僚。在地方_L历练了一个时期，他被调人中央，任四门博士，再转监察御史。
应该说，韩愈是块合适的监察御史的料，他书生气浓，不懂官场中的周旋，为人刚直，敢于说话，且不避权贵。时是唐德宗的晚期，宦官专政十分猖撅，百官之长的宰相无理政之权，残剥民利的官市对社会影响极坏，谏官的谏言丝毫不起作用，在此情况下，韩愈写了洋洋数千言的奏章，要求唐德宗加以改观。可唐德宗非但未采纳，反一怒之下将他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令，复移为江陵(今属湖北)府椽曹。
这是韩愈第一次在官场受挫。
到了唐宪宗登位，这个爱好文学的君主，把韩愈召了回来，先任国子博士，再升都官员外郎。韩愈为报答君恩，没有被遭贬的经历所吓倒，继续凭着他的为官良心在说话。他见华州(今陕西华县)前后两刺史阎济美、赵昌，一直在挤兑其下属华阴县令柳涧，遂上表为柳涧申理，说刺史相党。然在有关部门的调查下，柳涧竟犯有贪赃罪。由此，韩愈以妄论，被降为国子博士。
这是韩愈第二次在官场受挫。
韩愈见自己连续遭贬，没有检讨自身的原因，而将此归结为他才高遭嫉，遂作了《进学解》一文，以为自喻。此文作得极有文采，并体现了出色的史才，竟让宰相们大为感动，从而将他调人史馆，继而升为掌管诏令的知制浩、中书舍人。
做到中书舍人，已进人了最高权力圈。然由于韩愈自身的不检点，他一直担心遭人嫉妒的事终于发生了。时有人说韩愈前时被贬至江陵日，为报荆南节度使裴钧的厚待，居然为裴钧极为愚蠢的JL子裴愕饯别、作文，并敬称其字，实在有失士人的礼数。此说一出，朝廷舆论大哗。唐宪宗鉴于舆论，将韩愈调去当了虚职的太子右庶子。
这是韩愈第三次在官场受挫。
韩愈面临的时代，是藩镇割据的时代：为应唐宪宗打击藩镇割据之心，宰相裴度自任淮西宣慰处置使，亲赴淮西督战，与彰义节度使吴元济决战。他带上了韩愈，以为行军司马。战争取得了大捷，韩愈奉旨撰写《平淮西碑》。他为了感谢裴度的提携，在碑文中将功劳全记在了裴度的账上，绝口不提雪夜人蔡州(今河南汝南)活捉昊元济的大将李怨的功劳。这种做法，引起了李怨的强烈不满，他的妻子哭到宫中，唐宪宗为安抚李想，令人磨去了韩碑，另找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了碑文。此事韩愈虽没受到直接的处罚，然碑文的被否定，很是损了他的声名。
这是韩愈第四次在官场受挫。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掀起了一场风波，震惊了当时，也影响了后世，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差点失去头颅。事情是：离长安不远的风翔(今陕西扶风)法门寺(今以重开地宫发现大量珍贵文物闻名)的护国真身塔内，藏有佛祖的一节指骨，按照规矩，每三十年一开。相传，每当开启之年，必是岁丰人泰。唐宪宗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令中使杜英奇率三十多名宫人，前去迎佛骨人京。迎来后，先于宫中供奉三天，然后再送往长安各寺进行供奉。在君主的带动下，长安刮起了争迎佛骨供养的旋风，上自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竞相奔走施舍，甚至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者，以求将佛骨迎到家中供养。韩愈本不信佛教，当他目睹这疯狂并扰乱了日常生活的景象后，冒天下之大不题，上疏唐宪宗，请停止迎佛骨。
他在疏中列举了佛教传人中国的历史，并以历代王朝的兴亡，证明佛教并不能保佑苍生。他要唐宪宗不要迷惑于佛教，不要让百姓跟着起哄，以致伤风败俗。他还要唐宪宗不要让佛教占据上风，以致破坏了儒家所提倡的君臣、父子之义。他请唐宪宗把佛骨付之于水火，以绝根本。他最后说，若是佛有灵验，降下灾难，他将一人承受，决不怨悔。
唐宪宗接到疏文，勃然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幸得裴度与另一宰相崔群，以韩愈忠心直谏为由极力相劝，加上舆论认为韩愈所言不无道理，才‘被从轻发落，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
这是韩愈第五次在官场受挫。
综观韩愈在官场受挫的经历，有忧国忧民的成分，也有从自己利益出发意气用事的成分。两种成分合在一起，体现了韩愈的复杂性，体现了他担当道义与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性。
到了条件恶劣的潮州，韩愈为当地民众消除了鳄鱼之患，又撰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祭鳄鱼文》：在唐宪宗的怒气消退后，他被转到条件较好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做刺史，留下了让民众长久怀念的政绩。
在唐宪宗的晚年，韩愈回到了中央，担任国子祭酒，旋即晋升为兵部侍郎。到唐穆宗时，他奉旨去镇州(今河北正定)，教划“了擅杀节度使的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以功再升为吏部侍郎等要职。
官运亨通了，韩愈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细说隋唐73：白居易
说到唐代诗人，若首选二人，必提“李、杜”；若以三人行，当加一白居易。可“李、杜”分别有“诗仙”、“诗圣”的尊号扬于海内，可白居易却没有。其实，白居易有尊号，非但有，且一人同时占了两个：“诗仙”与“诗魔”。
此据白居易给元慎的自传性的信函；“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骏鸯鹤、游蓬莱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
理解白居易的人认为他是“诗仙”，不理解白居易的人认为他是“诗魔”，然“诗仙”为李白所得，白居易又不愿当“诗魔”，故而他没了尊号。
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太原(今属山西)，中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北)。祖上世代为官。
白居易是个“神童”，人称他幼年时“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十五六岁时，自作一篇文章，去见当时雄踞文坛的才子顾况。顾况为人自负，眼睛长到了头顶上，对后起之秀的文章，一直不屑一顾：然当他看到白居易的文章后，竟亲自到门口去迎接，并盛赞道：“我以为文章道统将断绝，不料今得了继承人。”
初出茅庐的白居易，可谓是春风得意，经顾况的推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又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考进士中了金榜，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至元和元年(公元806年)，通过了唐宪宗亲自主持的制举，被任命为盔厘(今陕西周至)县尉。到任之后，他以优美富艳的文笔，作了诗歌百余篇，篇篇皆切中时弊，从而得以广为流传。流传到了宫中，正发奋图强的唐宪宗见了欢喜，将他召来做了翰林学士，不久，又让他当了谏官—左拾遗。
白居易是个血性男子，不仅有着深厚的报国报民观念，且有着强烈的知恩图报的风格，在得到唐宪宗破格提拔后，他要把他所有的忠诚、才学、能力，全部贡献给这个让他感激梯零的君主。因他是个谏官，由此他不断地上谏：减免江淮租税让民得利；出宫人以降低宫廷开支；禁止地方官员搜刮地皮进贡以邀君恩；杜绝岭南、黔中、福建掠卖良人为奴脾的风俗。对这些谏言，唐宪宗不但接纳了，还对白居易进行了奖励，鼓励他继续进言。
一边作诗，一边进言，诗名大了，谏名大了，两名如双翼齐飞，将白居易托成了大名人。
成了大名人的白居易，依然是书生本色，继续在知无不言地谏。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背叛朝廷，唐宪宗委任宦官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以及河中等四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领军前去征剿。
白居易对用宦官为领军将领提出了异议，他说：“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自古以来，没用宦官为统领的。今用吐突承璀，恐被天下看轻，被外夷耻笑。陛下是否要开让子孙们用宦官为统领的先例？再说，用宦官为统领，将领们必不用力，这征伐势必将难以成功。若陛下念吐突承璀勤劳忠诚，可使他贵，可使他富，然决不可因此坏了国家、朝廷、祖宗的规矩，为子孙们所笑！”
谏言上达后，唐宪宗却拒绝了。唐宪宗的拒绝，不是拒绝白居易的一片良苦用心，而是实在有苦衷，朝廷虽大，文臣武将虽多，但竟没有他所能信用的人，不得已才用了宦官吐突承璀。在唐宪宗拒绝后，幸得许多官员达成了共识，一致起来反对，才迫使唐宪宗将吐突承璀改为宣慰使。
白居易的谏，从外围政治逐渐谏到核心政治，从官场现象逐渐谏到官场黑幕，由浅人深，由表入里，由此，他的谏，逐渐引起了唐宪宗的不满。然他不顾君主的不满，还是义无反顾地谏。
河南尹房式犯有不法事，御史元镇上表弹幼。唐宪宗不仅不治房式的罪，反而罚了元棋的棒禄。元填回朝，途中被宦宫刘士元辱骂并用马鞭打伤了脸，唐宪宗不问罪刘士元，反将元模贬为江陵(今属湖北)士曹。元镇是白居易的好友，也是吟唱酬答的诗友，人并称为“元、白”。为了好友，更为了伸张正义，白居易冒着触犯龙颜的危险，连续出来直言极谏，说元镇遭贬有“三不可”：从此无人再敢弹幼权贵亲党，从此无人再敢与宦官抗争，从此无人再敢揭露方镇的罪恶。可白居易的疏表被唐宪宗束之高阁。
束之高阁应该说是一种信号，表明唐宪宗已多少有些反感白居易的谏。可白居易无视这信号，仍然一如既往地谏。
吐突承璀虽被改为宣慰使，但实际上，还是成了征剿王承宗的最高统帅。仗打了好长时间，结果却是得不偿失，并启开了回绝、吐蕃窥视之门。为此，白居易又连着谏了两次，请唐宪宗停止用兵。
唐宪宗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他私下对翰林承旨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因联的提拔才得名得位的，现居然对联很是无礼，联实在无法忍耐了！”
李绛劝解说：“白居易能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地谏，正是因为要报答陛下的提拔之恩。陛下欲开谏净之路，就不该阻止白居易上言。”
亏得李绛这番话，才熄灭了唐宪宗的怒火，重新信任白居易。
其实，唐宪宗对白居易的重新信任，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心中的芥蒂并没化释。不久，借着提升的理由，让他离开了谏官之职，去做东宫官员。
元和十年(公元915年)，宰相武元衡在京师光天化日之下，被刺客所暗杀，时人怀疑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所为。白居易首先上疏论武元衡死得冤枉，要求朝廷缉拿刺客，以雪国耻。这下他招来了大厄。宰相们讨厌他多嘴，说他是东宫官，不该先于谏官言事。这尚是明枪，此外他的仇人又射来了暗箭，攻击他浮华无行，又牵强附会说他母亲看花落并身亡，他却作了《赏花》、《新井》诗。宰相们乘机奏请将他贬为江表刺史，在唐宪宗一口答应后，又有中书舍人王涯说他不孝，不能治理地方，由是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自此以后，白居易开始了他在宦海沉浮的生涯。一会儿被调回中央，一会儿又被贬到地方，直经历了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五朝。沉浮的原因，还是他要说话、要上谏，不断地得罪君主，得罪宰相，得罪同僚。
他在中央做到的最高职位是刑部尚书，在地方做得最有名的是杭州刺史。他在杭州修筑海塘，浚疏西湖，为后人留下了一条白堤。
白居易的后半生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为了减轻痛苦，他亲近了佛门，与和尚为伍，以释典为伴，常数月不食荤，自号“香山居士”：
他不是不进取，而是昏乱的官场不让他进取。然他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座右铭，在遭排挤的日子里，营就了相当恬静的生活模式，并从中提炼了精致、隽永且又朴实的小散文。
白居易在政治上是不得意的，然这不得意，迫使他贴近了民众，贴近了生活，由此写下了数量极大的通俗诗文。尤其是诗，更是为民众所喜闻乐见，流传到全国各地，流传到“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如此广泛的流传，在唐代的诗人中是罕见的，从而为白居易制造了盛名。可在这盛名之下，白居易依然是痛苦的，他认为那脍炙人口的《长恨歌》等作品，并非他的得意之作，而他真正的得意之作，即忧国忧民之作，反被人所不理解。
白居易卒于七十五岁，遗命葬于香山。
细说隋唐74：唐穆宗
唐穆宗李恒，为唐宪宗第三子。在唐宪宗暴崩之后，宦宫梁守谦、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杀了政敌吐突承璀等人，将唐穆宗拥上了台。
对于唐宪宗的暴崩，新君得有个说法，作为新君的唐穆宗，将罪责归于助唐宪宗修炼的方士柳泌、僧人大通，将他们交京兆府杖死。其实，唐宪宗是晚年服金丹过多，因内热，性情变得极为急躁，易发怒，常无故拿宦官出气，甚至打死，由此，内常侍陈弘志秘密刹了他。由于是宦官当道，宦官为陈弘志遮掩，被宦官所掌握的唐穆宗，只能将柳泌、大通做了替罪羊，以此将舆论对付过去。
唐穆宗本是胸无大志之人，且朝中政柄被宦官所掌握，从而上台之后，将政事弃于一边，及时行起乐来。他按照例行规矩，登上丹凤门城楼宣布大赦天下，一下楼，便在门楼后面观看起早就安排好的歌舞杂戏。观后，他犹不能尽兴，过了数天，又去看禁军兵士搏斗表演。他还迷恋于声色之中，嬉戏无度，赏赐无度，三日一小宴，五口一大宴。
谏议大夫郑覃等人进言说：“陛下宴乐过多，败游太盛，外寇压境，有事急奏，竞不知陛下在何处。又从早到晚与倡优押昵，赐予过厚。这金帛都是百姓膏血，非有功者不可赏：虽府库丰盈，但愿陛下爱惜，万一四方有事，可不再让地方官吏扰民。”
唐穆宗嘴上说：“当依卿言。”实际将此当耳边风。
他喜欢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字迹，由是立马将柳公权提升为右拾遗、翰林待书学士。柳公权是正直之人，当唐穆宗问他怎样将书法练得这么好时，他一语双关地回答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唐穆宗知道他有所指，脸上掠过一阵惭色，然事过之后，依然如故。
上行下效，公卿百官乃至民间富豪大商，竞相吃喝玩乐，沉浸在花天酒地中。唐穆宗闻得此风大行，竟高兴地对给事中丁公著说：“闻外间人多宴乐，此乃是政和人安，足慰联心。”
丁公著直言相谏道：“这恐非好事，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昼夜醉生梦死，戏倡观舞，毫无廉耻之心，百职全废，陛下岂能无忧！惟有稍刹此风，方为天下之福。”
唐穆宗虽觉得有理，然还是我行我素。
用民间俗话来说，唐穆宗是个典型的昏君，且是个虚心接受但屡教不改的昏君。
由于唐穆宗的无能，终其一生，不能改变宦官在朝专权的现象。士人为了仕途通畅，不得不结交宦官。著名诗人元镇在巴结宦官之后，做到了知制浩，后又被推荐为宰相。
于此之外，朝官之间的朋党之争日趋激烈，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政治活动。(详见《牛李党争》)
财政上也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在二税法推行之初，是用钱来折算所输之物，故钱轻货重。然此后由于官府铸钱量锐减，官僚、商人私自敛钱，民间为谋利而熔钱做铜器，大量恶钱泛滥，致使正币的价值扶摇直仁。可用钱折算所输之物的旧规不变，从而使得物价下跌，钱重物轻，极大地加重了税户的负担二到了唐穆宗时，税户所交之税，实际已超过当初的三倍。这问题已成了经济中的首要间题，为缓解政府与税户之间的矛盾冲突，户部尚书杨赞陵建议政府加大铸钱量，除盐、酒之外，所征之税，全部直接用布丝上交。出于保证朝廷的税收，防止民众不堪负担而闹出事来，唐穆宗批准了这个方案。这可能是唐穆宗在他四年的君主生涯中，惟一可以稍稍称道的事。
在对待方镇上，自唐宪宗驾崩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已明显减弱。河北卢龙、成德、魏博三镇在短期间维持了对朝廷的效忠后，因方镇内部的顽疾至深，不久又以各自的表现形式，重新进人了割据的状态。其他各地相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批在朝的能臣才将虽在不同程度上，对割据者采取了政治、军事措施，然因唐穆宗过于昏庸而收效甚微。从此开始，方镇割据死灰复燃，且越燃越炽，直燃到唐末，将整个唐帝国焚毁。
唐穆宗在享受淫乐的同时，还追求长生不老，他忘记了他父亲唐宪宗的教训，再度信用方士，大量服用金丹。
最后，他非但没能长生不老。反在三十岁时就一命归西了。
细说隋唐75：唐敬宗
唐敬宗李湛，为唐穆宗长子。
在唐穆宗弥留之际，年仅十五岁的李湛以太子监国。控制朝政的宦官，不想让朝臣取得辅政大臣的身份，来分去他们的权力，遂准备推出郭太后(唐宪宗皇后，郭子仪孙女)临朝听制。
郭太后却对宦官说：“昔日武则天称制，险些倾覆了社被o我家世守忠义，非武氏可比。太子年纪虽小，但得贤相辅助，你们切勿干预朝政，如此国家便可太平。再说，自古从无女子为天下主，而致尧、舜般的兴隆大业。”说罢，撕了宦官为太子拟定的制书。
郭太后是个明白人，她一是明白女主称制的时代早已过去，整个社会已缺乏这样的基础，若强行而为，徒然落得个身败名裂且祸及娘家的下场；二是明白宦官们只是利用她，并非真心实意要将权力交给她，而是要她当个傀儡，任他们摆布，以与朝臣抵抗。
郭太后不干，坚决地不干。
几天后，唐穆宗驾崩，唐敬宗登了位。这个少年天子，行为酷肖他的父皇，把皇位当成了执垮子弟享用不尽的资本。他依靠宦官，放任宦官，重用宦官，也听任朋党在朝廷中无休无止地相互倾轧。
登位伊始，他连着几天赏赐宦官，他赏金银，赏锦罗，还大赏官位。不同的官位，有不同的服色，人称“今日赐绿，明日赐紫”，忙个不停。
忙完了给宦官升官，他便忙着自己玩。他最喜欢的是打毯，也确实打得棒，时常在毯场上炫耀他的毽技。他还喜欢酒宴，喜欢音乐，喜欢打猎。宦官、乐人陪着他玩，大赏、小赏不断。
他只喜欢玩，最讨厌上朝，上朝得起个大早，他受不了。公卿百官到了上朝时分，都不敢有误，按时赶去了。而他却躺在温暖乡里，把早朝忘得一干二净。
有一次，直到太阳升得老高，还不见他的身影，时天气寒冷，把等在紫哀门外的百官冻得够呛，一些年老有病者冻得僵倒在地上。过了许久，他终于来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退朝后，作为谏官的左拾遗刘栖楚留下来进言说：“宪宗、先帝都是年长之君，四方犹是叛乱不断。陛下年纪尚轻，尤其在继位之初，理当勤奋治政。而陛下却贪于寝睡，迷恋美色，直到日高才起，且国丧未过，乐声整天喧闹，好名没传出，恶声已遍闻，臣恐如此下去，社翟不保！”
说罢，他把头叩得宜响，满脸是血。复又抬起头来，大论宦官之事。
唐敬宗连连挥手，把他赶了出去。
唐敬宗忙着玩，故很少呆在宫中。看到君主这般浪荡相，使卜人苏玄明、染坊供人张韶生出了妄念。
苏玄明对张韶说：“根据我的占卜，你有升殿坐上宝座之相，与我共食。今皇上昼夜打毽，多不在宫中，大事可图。”
两人纠集无赖百余人，杀人皇官。
时唐敬宗正在清思殿打毯，见状逃人神策军。张韶进了清思殿，坐上御榻，与苏玄明共食，并说果如其言。大将康艺全率兵来击，杀了苏玄明、张韶及其党徒，杀得宫中一片狼藉。
一场颇为滑稽的政变就此结束。
遭此惊变，唐敬宗仍不改悔。他又大兴土木，营建宫室，极是壮观华丽。他再造竞渡船二十艘，一下费去了转运来京的半年物资。
县令崔发见五坊小使殴打百姓，将小使关押了起来，仔细一问，却是中使。唐敬宗知晓后，竟站在胡作非为的中使一边，将崔发交与御史台审问。数十个有品级的官员，为讨好宦官，进来把崔发打得昏绝过去二唐敬宗再令将崔发关进大牢。
越来越没个皇帝样的唐敬宗，除了打毯，又迷上了肉搏。禁军以及各节度使逢迎他，争相送来了力士。更为荒唐的是，他竟在深夜出宫去捉狐狸。探究其心理，其实是大权为宦官所掌握.内心十分苦闷，又无力改变现状，为发泄苦闷，由此搞出这种种无聊的把戏。
他性格急躁，稍不如意，便拿力士出气，或流放，或没为宫奴，对陪他玩的宦官也是这样，一不顺心，即将他们毒打一顿，弄得他们极为怨愤。
一次深夜打猎回来，与宦宫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以及打毡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等二十八人饮酒。酒喝得半醉，他人殿更衣，蜡烛忽然熄灭。这些人一拥而上，将他给弄死了，时年仅十/又岁。
轼君者虽然遭到了严惩，朝廷却由此经受了一场逮变。
细说隋唐76：唐文宗与甘露之变
唐文宗李昂，为唐穆宗次子。
自唐高祖传位唐太宗起，除了唐中宗、唐睿宗是兄终弟及之外(按史实唐中宗驾崩后，韦后曾立过少帝，然为时过短，故不得史家承认，未计人唐朝君主世系)，其余全是父死子继。唐敬宗被宦官害死，他虽生有五子，然由于他自己仅十八岁，其诸子均过于幼小，难以继承大统。宦官首领王守澄与翰林学士韦处厚商议，立唐敬宗的大弟李昂为帝。
唐穆宗、唐敬宗二朝，前后共七年时间，由于君主荒淫无度，致使朝中一片乌烟瘴气，不成体统。唐文宗登位之前，深深了解二朝的弊端，久有振兴之心，然因地位的关系，无法将自己的抱负付诸实施。在侥幸得了皇位后，上台之初，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更张。
套用史家的一句话，唐文宗的政治表现，叫做励精求治。他按照中国传统政治法则，首先从去奢从俭开始。他将没有职事的三千宫女放出宫，将五坊的鹰、犬等动物放归野，将教坊、翰林、总监等机构一千二百多冗员放还乡。此外，废除无功受禄的赏赐，退还宫廷强占的土地，停罢锦绣、雕镂之物。这些举措，表示了唐文宗对奢侈享乐之风宣战的决心，也表示了他要把全部精力用于治国理民的决心。
作为君主，其起码但却很难坚持的职事是听朝。唐敬宗时，每月听朝至多一二次。唐文宗恢复了听朝制度，每逢单日，无论严寒酷暑，必去听朝。除了听朝，他轮流找宰相群臣谈话，一谈就是半天。他把各种待制官从有名无实变得名副其实，让他们成为他的智囊团。听朝、谈话、寻顾问，使唐文宗得以了解了国计民生，得以掌握随时变化的政情。
一个英明天子的形象浮了出来，使久处昏君治下的官民互相庆贺，说太平之世将为期不远了。
然官民们高兴得早了点，这仅是新君上任的三把火，其实，朝廷中积弊已深，且积重难返，非这三把火所能烧去的。
唐文宗自然也明白，他面对的政局，乃是个烂透了的政局，要想起死回生，确实谈何容易。但无论怎样难，他当尽力去做，至少在良心上不愧对列祖列宗。他非常清楚，整个帝国的问题不胜枚举，然关键的还是三个老问题；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方镇割据。
对方镇割据，唐文宗采取了抚、剿、拉、谈等多种方式，力图保持割据势力不要加强，割据版图不要扩大。
对朋党之争，唐文宗是极为头痛的，他曾很无奈地说：“去河北贼(河北三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为对付朋党这历经数朝的难题，他不得已采取了逐渐抽薪的策略，将牛、李二党成员陆续排出中央。
对宦官专权，唐文宗是最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这是万恶之源，不彻底予以解决，他这个皇帝不仅是个傀儡，且弄不好还会重蹈唐宪宗、唐敬宗的覆徽，且子孙们也永无拨云见日之时。具体而言，唐文宗对宦官的切肤之痛，一是拭唐敬宗的宦官仍逍遥法外，这让他愤惧交加，时不时有种惊悸之感；二是拥立他的宦宫首领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专横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全然不将他放在眼中。
由此，他将铲除宦官之祸，当作了万务之首。
唐文宗的想法，不是他个人的好恶所致，而是在朝中有着广泛的呼声。代表这种呼声的，是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制举中举人刘黄的对策，说是否能消除宦祸，当关系到“宫胭将变，社翟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唐文宗开始将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他看中的合作人选，是翰林学士宋申锡。宋申锡被唐文宗认为忠厚谨慎，对宦官也充满了恶感。在秘密交谈中，宋申锡大胆地提出了逐渐消除宦官专权的建议。为让宋申锡能充分发挥作用，唐文宗先提升他为尚书右承，旋即又拜他为相。宋申锡孤掌难鸣，又选拔了吏部侍郎王瑶为京兆尹，想与他联谋解决宦官问题。然王瑶得知了宋申锡的真实意图后，未能紧守口风，将此谋泄露了出去。
王守澄立即从耳线那里获悉了消息，他抢先一步，指使神策军将领豆卢著撰写奏章，诬告宋申锡图谋拥立唐文宗之弟李凑为帝。李凑颇有德望，唐文宗对他早存防范之心，阅了奏章，不加调查即信以为真，遂批准王守澄逮捕宋申锡。宋申锡百口莫辩，幸得宰相大臣为他开脱，才被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唐文宗的轻信，造成了第一次行动的破产。其实，唐文宗也未必全信，与其说他严惩宋申锡，不如说他惧怕宦官对他有所不利，才出了丢卒保车的下策。
密谋破产，唐文宗郁闷在心，患上了风病，口不能言。王守澄推荐医术高明的行军司马郑注为他治病，病竟然被治愈了。唐文宗由此宠信郑注。郑注是贪财之人，在得到流放被赦的李训的贿赂后，将李训荐引给王守澄，王守澄为加强对唐文宗的控制，再将李训推荐给唐文宗。
李训、郑注伺候在唐文宗的左右，时间一长，唐文宗吐露了他的心事，两人表示愿意为君主赴汤蹈火，以诛杀宦官为己任。唐文宗遂任李训为宰相，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内外双向配合，以彻底剿灭宦官。
李训出任宰相后，凌厉地走出了擒贼先擒王的第一步，让唐文宗下令由宦官仇士良接替神策军中尉之职，将王守澄调任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剥夺了他赖以控制政柄的军权，随即，再让唐文宗赐他毒酒，将他给鸿杀了。李、郑二人本计划趁为王守澄送葬之机，由郑注率兵将全体宦官杀死，一同埋于墓中。然李训考虑如此郑注功勋太大，复改变了主张。
继而，李训将其集团的骨干分派为重要地区的节度使、京兆尹等职，以期从内外全盘掌握政局。他让担任那宁节度使的郭行余、担任太原节度使的王蟠在赴任之前，各招其镇兵前来京师，会同金吾使韩约共同行事。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韩约向唐文宗奏报，说金吾厅后的石榴树降有甘露，是难得的祥瑞之兆。
唐文宗令全体大臣、宦官，陪同他前往观看。到了金吾厅后，宦官首领神策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带着宦官们来到树下，反复端详，看甘露何在。此时在一旁的韩约紧张得神色大变，满脸是汗。仇士良感到奇怪，问韩约为何如此惊恐。说话间，一阵狂风掀起了金吾厅前幕帐的一角，露出了事先埋伏在内的壮士，又传出兵器撞击声。仇士良见状，忙率宦官站到唐文宗前，说有人谋逆。李训急呼兵士来保护君主，意即让他们动手。可宦官抬起唐文宗的软舆，迅速向殿中逃去。李训拉住软舆，遭到唐文宗的叱责，又被宦官打倒在地。待兵士冲上来，仅杀了数十宦官，大部分宦官拥着唐文宗逃进了东阁门，并关闭了大门。未出多时，宦官调来了五百神策军，杀向朝臣，李训、郑注集团成员遭到了大屠杀，宰相王涯、贾谅、舒元舆等也被枉杀。
事后株连而死的朝臣达六七百人，事情大闹了十几天，京城秩序才渐趋正常。
此事因甘露而起，史称“甘露之变”。
经宋申锡之案、甘露之变后，唐文宗诛灭宦官的计划不仅全面破产，且他诛灭宦官的壮志也从此烟消云灭。因宦官非但加强了专权，并严密地将他监视了起来，实际等于将他软禁了起来。
对于唐文宗处置藩镇、朋党、宦官之事为何一无成功，陈寅格有着精到的评析，他说：“夫唐代河朔藩镇有长久之民族社会文化背景，是以去之不易，而牛李党之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尤长久于河朔藩镇，且此两党所连结之宫禁阉寺，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外更有种族问题，故文宗欲去士大夫之党诚甚难，而欲去内廷阉寺之党则尤难，所以卒受‘甘露之祸’也。况士大夫之党乃阉寺党之附属品，阉寺既不能去，士大夫之党又何能去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文宗壮志未酬，旧疾又复发，刚至而立之年，已如同行将就木的老翁。他为解寂寞，和当值的翰林学士周挥喝酒聊天。
唐文宗问道：“联可和前代什么君主相比？”
周埠答道：“可比尧、舜。”
唐文宗接口说：“联岂敢和尧、舜相比，联问你的意思，是否像周掇王、汉献帝？”
周埠大惊说：“这都是亡国之君，岂能和陛下这样的明君相比。”
唐文宗长叹道：“周搬王、汉献帝受制于强大的诸侯，而联却受制于家奴，以此而言，肤知道不如。”
说罢泪如雨下。
在此次谈话后，唐文宗再也不听朝了。
唐文宗不听朝，不是像唐敬宗为了淫乐，而是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再在皇位上呆着。
不呆也得呆，如木雕泥塑般，唐文宗握完了最后的岁月。
细说隋唐77：唐武宗与会昌毁佛
唐武宗李炎，为唐穆宗第五子，唐文宗之弟。
初时，唐文宗本立了唐敬宗第六子李成美为太子，在他弥留之际，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时枢密使均由宦官充任)与宰相李压以奉承密旨为名，准备推太子监国。可神策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却因太子非他们拥护所立，遂以太子年纪尚幼，矫诏立李炎为皇太弟，发兵将他迎人宫中二
唐文宗驾崩，李炎继位。
在继位之后，唐武宗为报答拥立他的仇士良、鱼弘志，将二人分别封为楚国公、韩国公。为消除隐患，他将李成美以及也曾做过太子人选的安王李溶，一并赐死。为重组亲己的政府，将曾拥立李成美的宰相杨嗣复、李压一起罢去，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人京，拜为宰相。
由于争夺拥立皇帝的权力，在宦官内部闹起了激烈的矛盾，刘弘逸、薛季棱趁率禁军护送唐文宗灵框至陵寝之机，谋诛仇士良、鱼弘志，然因走漏风声，反被对方的势力所杀。仇士良、鱼弘志因甘露之变所积的仇恨，将被唐文宗亲近的宦官、乐工相继诛杀。
许是性格关系，许是韬略缘故，许是在未登位前接受了几代君主的影响，唐武宗的君主行为，既有昏君的昏昧，也有明君的英明，既有唐敬宗般的荒唐，也有唐文宗般的抱负，表现了很复杂的多样性。
初上台的唐武宗很贪玩，其玩的劲头绝不亚于唐穆宗、唐敬宗。他打猎、击毯、骑射、角抵，将各种武戏玩得极疯。陪他玩的是五坊小儿，在宫内玩，又到宫外玩，玩得高兴，他一掷千金地大量赏赐。时人见得时间长了，以为他活脱脱是唐敬宗的翻版。
带着玩兴，他去拜渴郭太后，他隐去了疯玩之事，从容地问如何能当好天子。郭太后早就知道这个孙儿的所作所为，然只字不提，仅说了一句话，要他纳谏。唐武宗倒也听祖母的话，回去后将高积在案的谏疏，统统阅看了一遍。这些疏文的内容，多是劝他停止游玩。自此，他玩还是玩，但玩的次数明显减少，对五坊小儿的赏赐也有了些节制。
他听说扬州的倡伎多才多艺，尤其擅长行酒令，由此下令驻在扬州的淮南监军选十七人送人宫中。监军为逢迎君主，在倡伎之外，拉着节度使杜惊，想选些良家美女，教她们练习后一起进献。杜惊说监军要选自己选，他不参加；监军再三相拉，拉不动杜惊，一怒之下打了小报告。
接到小报告，唐武宗沉默许久，半晌才说：“联要藩镇选倡伎，这岂是圣明天子的所为！杜棕不附监军之意，甚得大臣之体，真宰相之才。联实在惭愧！”
遂令监军停止选美，召杜棕人朝拜为宰相，并鼓励说：“卿不从监军之言，联知卿有致脱圣明之意。今以卿为相，如得一魏徽。”
唐武宗想做圣明天子，其目标是平定外患内乱。他在李德裕的大力辅助下，在一定程度上，展开了有效的经营。
卢龙镇将军陈行泰拥兵驱逐节度使史元忠，让人向朝廷请求节度使之职。唐武宗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将奏表留中不发，让其发生内变。陈行泰未得朝廷承认，部将张绛再拉人作乱，杀死陈行泰，又奉表请职。唐武宗还是老办法，不表示态度。卢龙雄武使张仲武上表朝廷，以本部兵讨张绛。唐武宗同意了，结果，张仲武剿灭张绛，平了卢龙镇之乱。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其子刘棋擅自为留后。唐武宗因势制宜，拉拢成德、魏博二镇，让他们出兵，由此朝廷不费一兵一卒，平定了昭义镇。
时最大的边境问题，是回绝的侵边。唐武宗以分化瓦解、军事攻势双管齐下，削弱了回绝的力量。他先允准回绝贵族咀没斯内附，以其为归义军节度使，化敌为友，牵制回绘主力。再令河东节度使刘河率部攻击回给乌介可汗。在杀胡山一役，乌介惨败，除他及少数人逃脱外，余众尽归唐朝。
无论是对付方镇，还是对付回绝，李德裕都表现出了运筹帷握、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杰出才干。以李德裕为代表的朝巨给予唐武宗的支持，使唐武宗在其政治依靠上，用朝臣替换了宦官。然而，对于宦官也有诸多不满的唐武宗，没有像唐文宗那样，采取极端措施来进行解决。而是吸取唐文宗失败的教训，改用阳为尊祟，实则逐渐冷淡的手段。
仇士良对于唐武宗的手段，洞若观烛。为打击李德裕，重新控制唐武宗，他向禁军将士散布谣言说，李德裕与掌管财政的度支使计划减少禁军的军晌，并怂恿他们在唐武宗加尊号的那天闹事。李德裕闻讯，抢先到唐武宗面前作了澄清和举报。唐武宗拿出了君主的作派，遣中使到神策左、右军去宜布御旨：“此事纯系空穴来风，一切都是联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尔等不得信口雌黄。”将士们被震慑住了，仇士良只得诚恐诚惶地谢罪。
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
在宦官党徒送仇士良归返私第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天子不可让他闲着，必须用奢靡来娱他的耳目，且要日新月异，使他无暇顾及他事，然后吾辈才可得志。切勿让他读书，亲近儒臣。否则，他一旦懂得了前代兴亡的教训，将心存优惧，吾辈定然被疏远，权力定然被剥夺。”
党徒们唯唯承训。
一年之后，唐武宗诏令削去了仇士良的官爵，籍没其家，但还算手下留情，留了他一条性命。
仇士良一去，鱼弘志成了惊弓之鸟，再也翻不起大浪。故终唐武宗一朝，宦官专权跌落到了低潮。
若是以为唐武宗有了这些政绩，便是个至圣至明的天子，那是大错而特错了。他的昏昧仍在，并不因政绩而消除。他无视唐宪宗、唐穆宗因服金丹而暴崩的前车之鉴，也求起了长生。求长生得靠道士点教，由是他拜了道士赵归真为师，迷恋于道家的修炼。
李德裕进谏说：“赵归真是敬宗朝的妄人，不宜亲近。”
可唐武宗回答说：“联只是在无事时，与他谈道以解理政之烦。至于政事，联必间宰相大臣，虽有一百个赵归真，也不能迷惑联。”
嘴说不迷惑，其实，唐武宗已受赵归真大迷惑。为躲避朝臣的指责，他在长安南郊建造了一座望仙台，时常前去接受赵归真的指教。赵归真见朝臣对己多有非议，向唐武宗介绍了罗浮山的道士邓元起，说他有长生不老之术。唐武宗急忙派人将邓元起迎人宫中。
时道、释二家对抗激烈，为取得道教的一尊地位，并打击佛教，赵归真、邓元起二人先后向唐武宗进言，说佛教非中国之教，祸国殃民，应予取缔。并不时向他散布这样的意思：不除佛教，则人道之心不真，难以长生不老。
在道士们的极力煽动下，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唐武宗颁布诏令：禁断佛教。具体的措施是：长安、洛阳二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人三十名；大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人二十名，中等留僧人十名，下等留僧人五名。除此之外，所有寺庙一律拆除，僧尼迫令还俗，寺院财货田产全部充公，拆下的材料用于修缮公癖、释站，熔化铜像、钟磐铸钱：
由此，天下共毁寺庙四万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没收田产数千万顷，没收奴埠十五万多人。
这就是著名的“会昌毁佛”事件。中国历史有“三武灭佛”之说，即北魏太武帝拓跋涛、北周武帝宇文琶加上唐武宗李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