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侄儿汉隐帝坐上皇位后，朝中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班元老控制了朝政，侄儿有点像傀儡。这批元老，因刘崇是皇室中权势最大的成员，对他有很大的顾忌，从而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尤其是郭威，与刘崇一直不和，矛盾特深。当郭威讨伐三叛取得巨大成功后，刘崇的优虑日益加重。
为君主优，为政权忧，当然更是为自己忧，刘崇优得心事重重，他对判官郑琪说：“主上幼弱，政在权巨，而我又和郭威不和，此事如何是好？”
郑琪倒是成竹在胸，他半是分析半是献计地回答说：“汉朝政局将必乱无疑！太原之兵称雄大下，地形险固，而所辖十州的赋税足以白给。公是宗室，若不以此为自己筹划大计，后必为他人所制。”
“子之言，即我意。”刘崇豁然开朗。
一切从保全自己计，刘崇定下总方针。按着这总方针，他招集亡命之徒，修缮武器装备，强征丁夫扩大军队，加重征收赋税，停止向朝廷交纳贡赋，拒绝执行朝廷的命令。他没打出独立的旗号，却把辖地搞成了真正的独立王国。
朝廷对刘崇无奈，任他自行其事。
郭威起事，汉隐帝迎战失败身亡。进入开封后，他见登位时机尚未成熟，也为了稳住握有强兵的刘崇，派冯道等人前去徐州接刘崇之子刘赞来京当天子。面对这局势，稍有政治常识的入都知道，这是郭威政治过渡的把戏，郭威的登台只是时间问题。而刘崇却高兴得忘乎所以，说：“我儿为帝，我有何患！’‘
有人提醒刘崇，说此事不可相信。刘崇为弄清事实究竟如何，派出使者前去开封，以洽谈政治联合问题为名，试探郭威的真实意图。
面对使者，郭威这个政治老手，指着自己颈上低微时所刺的飞雀雕青说：“自一占岂有雕青天子，愿刘公不要对我有疑。”
使者回报，刘崇愈加深信无疑。
大臣李骥为使执迷不悟的主人觉醒，直言相陈说：“郭公举兵犯上，其势不会再做汉臣，也不可能让刘氏为帝。我应出兵太行，扼关以观事变：待刘赞走上帝位，再撤兵不晚。”
刘崇大骂：“李骤，腐儒！欲离间我父子。”说完，令人将李骥推出问斩。
李骤临刑长叹：“我为愚人画策，应当死！”
事情的发展不出李骤的预料，郭威在彻底控制局势后，把皇冠戴到了自己的头上，并秘密使人杀死了刘资。听到儿子的死讯，刘崇才醒了过来，大哭一场，为李嚷建立了祠堂。
太原和开封的关系完全破裂，广顺元年(公元911年)，刘崇割据河东地区称帝(世祖)，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定都太原，沿用后汉年号。
为和后周对抗，刘崇效法石敬塘，与辽建立了宗属关系，以为依靠。时辽是永康王兀欲当政，他要求和刘崇以父子相称。刘崇讨价还价，结果以叔侄关系敲定了双边关系。兀欲以宗主的身份，册刘祟为大汉神武皇帝，其妻为皇后。中原政局乱，有利于辽，为加助这种乱，兀欲把许多珍贵的器玩赐给了侄皇帝，包括自己一匹心爱的黄骏马。
有了辽的支持，“侄皇帝”刘崇对后周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辽骑兵的配合下，他出动主力，兵分二路，包围了晋(今山西临汾东北)、绛(今山西翼城西南)二州。周太祖派王峻率大军增援解围，北汉军接触后受挫，向太原方向撤退。时天寒地冻，北汉军缺粮少衣，回到太原，冻馁至死近半。
这次行动的翌年，刘崇在稍事修整后，又派出三千人马，进攻府州(今山西府谷)。府州长官折德展以逸待劳，不但打得刘军抱头鼠窜，且乘势拿下了北汉的奇岚军。
两次损兵折将，刘崇不以为然，他趁周世宗新即位之际，再度亲率大军向周境压来。辽以杨衰为将，出动五万军队，号称十万，相助北汉。联军浩浩荡荡，包围了潞州。为救援潞州，更是为了显示新天子的气势，周世宗御驾亲征。
两军相遇，爆发了高平之战。
双方对垒，彼此都是左、中、右三军。北汉一方是大将张元徽居东，杨衰居西，刘崇居中。刘崇见周军气势并不怎样，言色之中甚有轻视之意，准备开战。
杨哀告诫说：“此是劲敌，不可轻动！”
刘祟怒杨衷给敌方长志气，抨着美髯，驳斥道：“时不可失，不得妄言！”
他说不用辽兵参战，单靠他本军就可破敌，让杨衰率其部到远处观战。杨衷大怒，拉着队伍上了一个高处。
刘崇命令张元徽出击，大臣王得中观风势不对，劝告说：“南风甚急，对北军不利，宜稍待一些时间。”
此话激怒了刘崇，他破口大骂：“老措大，不要坏我士气！”
令旗挥动，北汉军上阵。先是大利，转而大败，一败再败，败得不可收拾。
杨衷按兵不动，坐看刘崇的笑话。
全军覆没，刘崇带着数人逃出战场，靠着兀欲送的黄骋马，他逃到了太原，但已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为表彰黄骆马的救命之恩，他给它造厩，披金挂银，吃三品官的食料，封为“自在将军”。
刘崇年岁已老，经此一败一吓，当年就得病而亡。
刘崇是个运势造成的小君主，也是该时代最难称道的君主之一。他早先有那么一股子运气，靠着哥哥刘知远，直升到后汉最大的封疆大吏。眼看要和朝廷发生冲突，郭威的事变却解救了他，使他名正言顺地得以另立帝号。他至蠢至精，精在当了石敬塘第二，却把名分搞得比石敬塘“好听”些；蠢在一点不懂政治原理和军事韬略，在政坛和战场都输给了郭威和柴荣。
乾拓七年(公元954年)，刘崇次子刘承钧〔睿宗)继位。
刘承钧进一步降低自己的辈分，以加深对辽国的依附，对辽主述律自称男，被对方呼为“儿皇帝”。然他与父亲每事必禀辽国的做法不同、行事多了些主张，因而常遭到辽国的羞辱。宋将李筠叛，依附北汉，刘承钧出兵相助，事败。他重视儒者，用郭无为为相。任刘守光之子五台山僧刘继顺为鸿肿卿，赖以经营货财，以助国用。宋太祖要他从太行山下来决战，他哀婉作答，得到了宽贷。
天会十二年(公元968年)，刘承钧的养子刘继恩(少主)继位。
刘继恩怨顾命大臣郭无为当初未助自己当继承人，欲将他罢职，然惧其势而不敢下手。上台仅两个月，供奉官侯霸荣带甲士杀死了刘继恩。
同年，郭无为迎刘承钧另一养子刘继元(英武帝)为君。
刘继元为人残忍，杀尽刘氏宗族子孙，广运元年(公元974年)，宋军进攻太原，郭无为提出归降，刘继元将他缀杀，组织守城。宋军引汾水灌城无效，加匕病疫流传，撤围退去。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盯9年)，宋军复来，刘继元出降。北汉亡。
细说隋唐7：李德林
李德林，是个地道的文臣，之所以如此说，在于他不但是行政意义上文臣的翘楚，且以一手好文章名闻天下。
李德林，字公卿，博陵（今河北安平）人。祖父李寿是北魏州政府的官员，父亲李敬族为文学博士、镇远将军。北周分裂后，李家站在了东魏、北齐一边。
李德林年方数岁时，仅用十多日便背出左思的《蜀都赋》。重臣高隆之对他赞赏不已，对朝士们说：“这孩子只要有足够的寿数，必为天下伟器！”赞语流向朝野，邺都（今河北临漳西南）人多闻名前来李府，车水马龙，争睹李德林的风采。到十五岁，他已能遍诵儒家五经和各种古今文集，通晓多种学问。《魏书》作者、著名史学家魏收，将他与文坛才子温子昇相提并论。父亲亡故后，他在家服侍多病的母亲，无意于官场，在母亲的催逼下，才走上了仕途。
名声在外，李德林入仕后，受到了东魏定州刺史仁城王元湝的重视。元湝是个极为重才的宗室成员，认定李德林能为东魏的生存与发展出大力，与之朝夕同游，尊为师友，并举为秀才，送往邺都。
元湝给尚书令杨遵彦的推荐信说：“燕、赵多奇士，此言不谬。今岁所贡秀才李德林，文章学识，固不待言，观他风神器宇，终为栋梁之用。至于经国大体（治国平天下），是贾谊、晁错之流；雕虫小技（诗赋文章），是司马相如、扬雄之辈。”
为试李德林是否果真如元湝所说的那样，杨遵彦让他撰写《让尚书令表》。李德林立马而就，文不加点。吏部尚书陆卬钦佩的说：“李德林的文笔，浩浩如长河东注；与之相比，后生们的制作，不过是涓涓细流。”举秀才，是汉代中央政府人才选拔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比地方性的举孝廉高出一大截。时杨遵彦主持秀才考试，把关极严，罕有甲科。可李德林射策五条，均为上等，打破了纪录，被授为殿中将军。殿中将军并不带兵，只是一种闲职，李德林见没有他用武之地，托病还乡。
乱世重人才。在乱世中，有政治抱负的枭雄，需要人才为他们经营事业，需要人才为他们披荆斩棘，故而，每每以各种方式，将人才罗致到他们的帐下。当时的东魏名为元氏政权，实际却是高氏父子在把持。在高欢撒手西归后，他的儿子高洋成了高氏集团的领袖，也成了东魏的宰相。高洋为把元氏政权变为高氏政权，千方百计寻觅能辅佐他的人才。在这过程中，他把隐居在家乡的李德林召了出来，令参掌机密。北齐建立后，李德林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北周武帝平定北齐，做的第一件惹人注目的事情是，让使者去李府宣布：“平齐之利，唯在得到你，宜来长安相见。”作为政治家的周武帝，他的言语自然有因需要而夸张的成分，然也确实反映了他的某种真实心态，汲取汉文化，拉拢汉族名士，以为他的政权服务。李德林本就有名，在周武帝超级赞语的映照下，名声更发扬光大，成了海内瞩目的大名士。
李德林赶往长安，授内史上士，主管诏令文书，选拔原北齐人物。李德林虔诚并忠于职守的态度，让周武帝激动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以前闻李德林之名，又见到他为齐朝所撰写的诏令檄文，以为是天上人。没想到今日为我驱使，为我作文书，岂非大奇事！”大臣豆陵毅纥接口逢迎说：“臣闻明王圣主得麒麟凤凰为瑞兆。但瑞物虽来，不堪使用。如李德林来受驱使，是被陛下圣德所感，他有大才用，无所不能，远胜麒麟凤凰！”
君主赞赏，朝臣赞赏，李德林在北周鹤立鸡群，成为中央核心人物。
转眼到了北周末年，杨坚控制了政柄，准备改朝换代。到底是忠于北周皇室，还是择木而栖？不愿为没落王朝殉葬的李德林，选择了后者。他对为杨坚来游说他的人说：“德林虽愚庸，但也略识时务。若能得提奖，必不推辞。”在杨坚亲自与之谈了话后，他更是倾心尽力的投进了杨氏集团。
杨氏集团虽在朝廷举足轻重，大目标也一致，然主要成员却是鱼龙混杂，各有各的小算盘，就是如何利用本集团的力量，为自己谋得更大的利益、更高的地位。对权利和地位的分配，最为积极的两个干将郑译、刘昉提出的方案是：由杨坚出任冢宰（第一宰相），主持朝政；由郑译出任大司马（军队最高长官），统领军队；由刘昉出任小冢宰（第二宰相），具体管理政务。这方案，明为尊崇杨坚，实际则架空了他，而由郑译、刘昉分掌军队和政府的实权。杨坚心有疑虑，拿不定主意，遂征询李德林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公宜作大丞相，掌握权柄，统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路军队。不如此，无以压服众人之心。”一语中的，杨坚采用了李德林的主张，仿照曹操任丞相的形式，切实掌握了军政大权，而将郑、刘二人纳入丞相府的职官体系，阻遏了他们欲自掌大权的野心。李德林的建议，为奠定杨坚至高无上的地位，做出了莫大的贡献。然也因此，郑、刘二人和李德林产生了很大的嫌隙。
前面有更大的挑战等待着李德林，但也为他大展身手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大地方军事势力发兵反对杨坚，在危如累卵的形势下，李德林屡屡参与了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贡献了他的智谋。不仅如此，他还全面负责军事文书的撰写。他表现出罕见的惊人才干，对不同内容的文书，可同时快速口述文辞，让人分头记录，没有半点紊乱，一日之中，能发出百件左右。
迎战尉迟迥的东道元帅韦孝宽之部进军迟缓。有人向杨坚报告，他的三员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接受了尉迟迥的贿赂，故意延误战机，弄得军内人心惶惶。事实上，韦孝宽的态度是积极的，他的部下也无受贿之事，只是在攻打永桥城时，见城坚兵足，恐怕急战不下，会有损士气，故而暂移师沁水东岸，待时再战。隋文帝不明真相，误信报告，大怒之下，要派人前去替换三将。李德林谏诤说：“公与诸将是平等的，只是借助挟天子的威名，才能指挥他们。即使撤换诸将，又怎能保证后接之将必会效忠？贿赂一事，急切中难以查明。临阵易将，犯兵家大忌。不如派一有智略并为众信服的心腹，速去前线，以观真伪，相机行事。”醍醐灌顶，如梦初醒的杨坚忙不迭的对李德林说：“非公，险些误了大事！”遂命高颎赴阵节度诸将，从而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隋文帝禅代北周，所有重要文书出自于李德林之手。
平陈统一，李德林贡献了卓有成效的方略。本来隋文帝要将他列为首功，高颎恐杨广与诸将领不服以致节外生枝，予以劝阻才作罢。
李德林功在杨家，功在社稷，功在天下，按理当随着政局的变化而获得尊荣。可令他遗憾的是，他没有如愿以偿，相反，多次遭到了隋文帝的谴责和冷落。直接的原因是，他犯颜直谏，逆了龙鳞。隋文帝黄袍加身后，欲尽诛北周宇文氏宗室，以绝后患，李德林数次上言反对，以为不可，激得隋文帝发怒说：“你是读书人，不懂怎样处理这种事！”宰相苏威建议设立“乡正”，掌理民间诉讼，李德林认为不妥，但见隋文帝支持，只得转变了态度。推行之后果然产生了一些弊端，隋文帝要废除，李德林认为朝令夕改，有损帝王立法之意，以致隋文帝变色说：“你是否把我比作王莽！”如此的事一而再的发生，原来融洽的君臣关系，被彼此不同的见解给破坏了。
最后，李德林被问了罪，罪行是：隋文帝提倡以孝治天下，他说孝本出自天性，毋需特地设教提倡；以逆人之产为名，强占民宅，开店营取巨利；为父亲编造当过太尉咨议的经历，骗取赠官。
发落的结果是，李德林被贬为怀州刺史。怏怏不得志的李德林死在了任上。
细说隋唐8：史万岁
老话说：建功立业，封妻荫子。这句很管用的老话，用到西汉的李广身上，可不管用；用到隋朝的史万岁身上，也不管用。
史万岁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他出身北周刺史家庭，打小就雄姿英发，射得硬弓，将烈马骑的如飞。他不止有勇，还有谋，好读兵书，懂阴阳占卜，类似诸葛亮。十五岁那年，从父入军，在周、齐大战中，双方旗鼓相当，可他却看出周军已处于不利地步，急率部下撤退，在周军大败后保存了有生力量。父亲在平齐中殉职，他以忠臣子的身份，拜官封爵。
武艺盖世，足智多谋，在杨戬执北周政柄时，史万岁受到了重用。在镇压尉迟迥的战役中，他反败为胜，创立奇功，被拜为上大将军。
隋朝建立之初，史万岁卷进了大将军尔朱勣谋反案中，被削职为民，发配到敦煌做戍卒。他所在之队的队长很是骁勇，每每单骑深入突厥境内，掠取羊马，常有大收获。此人以孤胆英雄自居，看不起初来乍到的史万岁，随意辱骂。史万岁心里不服，自言也能如此。他讨了匹战马，携着弓箭，冲入突厥境内，竟也满载而归。队长服了，从此两人时常同行，直驰几百里。去得多了，他们名震北方各族。
时突厥为隋朝的主要边患，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派秦州总管窦荣定率大军前去打击突厥。史万岁待大军开来之后，自往大帐，面见窦荣定，要求收录他。窦荣定早闻其名，非常高兴的当即将他收在军中。有了史万岁撑腰，窦荣定对前来迎战的阿波可汗说：“士卒有什么罪过，令他们互相厮杀。不如各派一壮士一决胜负！”阿波答应了。史万岁和突厥壮士各自出阵，只见史万岁纵马过去，手起刀落，斩得首级策马而回。突厥大惊，不敢再战，撤兵而去。这一仗，使史万岁重新返回隋高级军事阶层，拜为车骑将军。
统一江南，史万岁以功加上开府。
对史万岁而言，他指挥的最精彩的战役，是征伐江南高智慧。陈朝被灭后，江南仍烽火连绵，其中力量较为雄厚的，属高智慧部。杨素被付以讨伐大任，他欣赏史万岁的军事能耐，特将他调来。史万岁率兵二千自为一路，从东阳别道行进，翻山越水，前后七百余战，转战千余里，攻陷了难以计数的洞穴。中间一度与大军失去联系，因时间长达一百多天，皆以为他已战死。远离主力的史万岁，见山川形势复杂，不便信使往来，想出一法，将书信置于密封的竹筒内，放入江流中。下游的汲水者拾得，交给了杨素。杨素大喜，隋文帝大喜，赐了史万岁家里十万钱，升他为左领军将军。
能者多劳，史万岁从江南返回后，不久被命为行军总管，率部去川蜀，镇压降而复叛的南宁部族首领爨翫。一路险山恶水，史万岁沿途一一消灭了负隅顽抗的敌军，直插南中。最有意思的是，史万岁与“诸葛亮”的遭遇。他在当地见到了诸葛亮纪功碑，碑阴铭刻着这样的文字：“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史万岁不愿当此盛誉，令人推翻了纪功碑，继续前进。他总行一千多里，破族三十多部，俘虏男女二万多人。南宁诸夷抵不住，派人来投降，贡献直径寸许的明珠，刻碑颂扬隋朝盛德。史万岁上奏朝廷，准备带爨翫入朝。可当朝廷批准后，爨翫却用财宝买通了史万岁，逃脱了惩罚。时蜀王杨秀正在益州，听闻史万岁受贿，派人来索讨，史万遂将财宝沉入江底，推说无这等事。
他领兵回朝，得到了嘉奖。
然到了第二年，爨翫又竖起叛旗，杨秀上奏史万岁受贿纵敌，以致后患无穷。隋文帝责令有关部门仔细调查此事，结果事情属实，按罪史万岁当死。隋文帝大怒，亲审史万岁，说：“受金放贼，劳师糜饷。朕念将士艰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卿岂是社稷之臣？”史万岁辩解道：“臣留爨翫，是恐当地有变，故留之镇抚。臣确实接到了带爨翫入朝的诏书，但我部尚在远离南宁的途中，故而无法再带他入朝，实在不曾受贿。”隋文帝见他还在狡辩，隐瞒事实，怒斥道：“朕以为卿是好人，为何官高禄重，翻为国贼！”随口吩咐刑宪部门：“明日斩首！”到了这个地步，史万岁才生出惧意，俯首服罪，请求网开一面。幸得高炯、左卫大将军元旻等人为他说情：“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军用兵，无不身先士卒，尤其善于抚恤、驾驭部队，将士乐为他出死力，就是古代名将也难以比得上他。”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番话语打动了隋文帝，于是免了死罪，改削职为民。
这是史万岁第二次被削职为民，如此大起大落，在隋初大臣中是不多见的。不久，他以难得的杰出将略，再度官复原职。其原因是，令隋朝棘手的突厥，仍在不断的骚扰边境。旋即，他被拜河州（今甘肃兰州西北）刺史，复领行军总管以防备北方之胡。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雄踞北方的突厥达头可汗大举侵犯隋境。隋朝的应对战略是：杨广与杨素领军出灵武道（今宁夏陶乐西南），杨谅与史万岁率兵出马邑道（今山西朔县），分兵合进，共同粉碎突厥的进攻。以天子的两个亲儿子为两路元帅，以两个名将为两路行军总管，从政治到军事，构成了两个一流的统帅部，如彼此精诚合作，本该是胜券在握的，并有围歼达头所部的可能。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是相当的悲剧化。
出赛之后，史万岁之部与突厥相遇。达头可汗遣人打探这支隋军的主将是谁，回报是史万岁，复问：“是否敦煌戍卒？”当他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竟惧怕的失去了斗志，立即下令沿原路撤退。史万岁闻报，率军猛追，一气追了一百多里地，才追上突厥，发动攻势，斩敌首一千多级，大破突厥。达头托着残兵败将再逃，史万岁一直追入沙碛数百里，虑兵家不宜孤军深入的训条，方挥军返回。
是史万是建了大功，可大功得有天子的承认，方才为大功。然而，作为军事英才的史万岁，在政治上十足是个门外汉，他急于建立奇功，而忽略了曾是他的上司、阴谋专家、也强烈的想建立奇功的杨素的心思，把功劳全都由他独个儿包了，由此犯了一个极大的失误，严重触犯了杨素。
杨素在军事名义上，和史万岁似乎一样，都是行军总管。然在政治上，他却是首席宰相，掌握着与君主交流的特权。凭着这特权，他对隋文帝说：“突厥不是来犯边的，而是来归降的，在塞上只是畜牧。可史万岁贪功心切，居然大开杀戒，反虚报为功。”听到事情的“真相”，隋文帝没核实调查，既不加史万岁之功，也不问他的罪，不了了之。
史万岁不服，上表申诉，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此时，杨素在史万岁的背后，再踹了他一脚。时隋文帝在准备废除杨勇的太子之位，并在追究他的党羽。史万岁在朝堂之外等待天子的接见，而杨素却说他前去拜谒太子，其意在于激怒隋文帝。隋文帝果中其计，将史万岁召进来问罪。
史万岁不知内中奥秘，一心要为自己、也为他的部下向君主叫屈。从而，见了隋文帝，意气激愤的职责朝廷压了他们的功勋。他说的忘乎所以，不知不觉得罪了隋文帝。隋文帝怒不可遏，以他惯用的方法，令卫士将他当庭乱欧而死。
史万岁死了，一代名将死了，他尸骨未寒，隋文帝就后悔了，后悔自己行事过于轻率。
消息传出，天下一片痛惜之声。
细说隋唐9：洗夫人
隋朝在北方对突厥的平抚，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长孙晟、达奚长孺、史万岁等文臣武将的运筹帷幄以及奋身疆场，然也得力于启民可汗这样一类顾全国家大局的民族领袖。可隋朝在南方对岭南少数民族的平抚，则有赖于一个杰出的女性，一个丝毫不逊色于须眉的巾帼英雄。
此人姓洗，无名，因历封夫人，史称洗夫人。对此称呼，只消稍微注意一下，便可发现，其姓用的是女方的姓，而非按传统用夫家的姓，这透露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即在高度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只要女人有特殊的并为社会所称道的行迹，完全可以在历史上享受与男性同样的令誉。
洗夫人是高凉（今广东阳江西）人。祖上世代为南越首领，拥有部落十多万家。他生于斯、长于斯，尚在做姑娘时，就以多筹略被看重，能管理部众，能行军用兵。她是个贤妇，明达事理，常劝亲族为善，化解了不少冤仇，信义深结于本乡。
南朝梁代之际，主管当地的罗州刺史冯融，久闻此女有志向、有德行，诚下聘礼，娶为儿子高凉太守冯宝之妻。冯融本是北燕开国之君冯跋的后裔，他的祖父冯业在其国发生变故后，率众三百人渡海来到岭南，被刘宋政权任命为地方长官，到冯融时已传了三代。然虽说一直父子相传着刺史、太守之位，但因是外乡人，不为当地人所欢迎，以致衙门形同虚设，政令不行。故而，冯氏和洗氏的联姻，实是政治联姻，意在借重洗氏在当地的势力和威望，改善冯氏在岭南的实际政治地位。
这个联姻是成功的，洗夫人在婚后不久，就开始约束部众，学习汉族礼法，每与冯宝一同听决诉讼，不论是谁，哪怕是首领，哪怕是亲戚，只要犯法，决不宽贷。从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从此，洗夫人从土族首领，踏着婚姻的跳板，成了当地半官方的政治领袖。
常言道：家有贤妻，夫无横祸。若将这句话用在冯宝与洗夫人夫妇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梁武帝时，发生了堪称浩劫的侯景之乱。广州都督萧勃广征辖内军队，前去救援梁武帝。高州刺史李迁仕名为响应萧勃的号召，实际另有异谋，欲借机征集本州军队，准备割据自立。
面对李迁仕的召命，冯宝按理当去，可被洗夫人拦住了，理由是：“刺史无故不得招太守，恐欲诈君共同造反。”
冯宝问：“何以知之？”
他辨析说：“刺史在接了都督之命后，不立即率兵前往，而托病不去，暗中整兵习武，然后再来唤君。今若前往，必被留下为人质，而胁迫君交出兵权。此意极是清楚，愿君勿动，以观形势变化。”
冯宝采纳了洗夫人的意见。没出几日，李迁仕果然公开打出了造反的旗帜。在李迁仕的主力部队和官军呈胶合状态时，洗夫人亲自领一千士兵，暗藏武器，表面却但酒挑物以进献的模样，前赴空虚的州衙。李迁仕见了，眉开眼笑，毫不设防。洗夫人一行走的近了，拔出兵器，发一声喊，冲了上去，打的李迁仕大败而逃。
冯宝病卒，洗夫人成了实际的首领，时值梁、陈换代之际，乱波涌向岭南，她凭着自身的勇略，保得数州为安宁之地。
早在打击李迁仕时，她曾与统领官军的陈霸先谋过面，事后认定此人乃非常人。故当陈霸先建立陈朝后，她表现了拥护的态度。投桃报李，陈朝拜她年仅九岁的儿子冯仆为阳春郡太守。后广州刺史欧阳纥将冯仆诱去，逼他一同造反。冯仆还小，派人返回告知母亲。洗夫人的回音是：“我忠贞贯经梁、陈二代，不能为了保全你，而负国家！”她一面发兵抗拒欧阳纥之军，一面领南越众酋长迎接新广州刺史章昭达。两面合围，打的欧阳纥兵败逃窜。
为嘉奖洗夫人，陈朝封幸免于难的冯仆为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迁石龙太守；同时，派出专使册洗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赐以刺史的仪仗。
没过上多少安稳日子，一连串的变故，又降到这个好强的女人头上，先是儿子冯仆病故，接踵而至的是陈朝的灭亡。失去中央政府的管辖，岭南再次陷入了大乱之中。德高望重的洗夫人受到当地民众的拥戴，被推选出来主持政局，号为“圣母”，有效地采取了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措施。
上述诸事，证明了洗夫人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但真正让她名垂史册的，则是她对隋朝统一大业的支持。
随着建康的失守以及陈朝的灭亡，隋军以破竹之势向南挺进。奉命招抚岭南的隋军总管韦洸领兵开来，在入境之前，因畏洗夫人威名，犹豫彷徨而裹足不前。忠于陈朝的洗夫人，决心领众抵抗。
在此关头，隋军最高长官的杨广想出了一计，让陈叔宝写信劝洗夫人归诚，附来当年她送给陈朝作为信物的犀杖，并相赠兵符。
洗夫人看了，方才确信陈朝真的亡了，她带着数千个酋长，大哭了一整日。哭罢，她顺应时代潮流，同意归附隋朝，派孙子冯魂领众迎接韦洸进入广州。
由此，岭南正式成为隋朝的领地。为奖励洗夫人和平归化的功劳，隋朝拜冯魂为仪同三司，册洗夫人为宋康郡夫人。
岭南的政治归属问题，并没有因洗夫人的明晓大义，而得到一次性的解决。在韦洸入驻广州后，当地的一些民族首领不甘心就此臣服隋朝，秘密酝酿驱赶隋军，以实现自治。番禺人王仲宣首先发难，在其他首领的响应下，他们将广州城团团围住，随后进兵衡岭。
形势危急，何去何从，到底是拥护隋中央王朝，还是和王仲宣等人联为一气？两条路严峻的摆在了举足轻重的洗夫人眼前。历来奉行亲中央政府政策的洗夫人，没被难题所难住，她果断地做出了决定，派孙子冯暄领兵前去救援韦洸。然而，冯暄与一个造反的首领陈佛智有良好的关系，故意缓军不发。洗夫人即刻探明了冯暄的真意，遣使入军，将他抓了起来，投进大牢。与此同时，又派出另一个孙子冯盎讨伐陈佛智，结果大获全胜，斩了陈佛智。随即，兵进南海，会同其他部队，击败了王仲宣。
在生死攸关的战争中，洗夫人并不是只在大帐中调兵遣将，而是以飒爽英姿出现在阵前，她乘马披甲，上张锦伞，后面簇拥着劲骑。这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从而在以少对多的劣势下，取得了可观的战绩。
战场上的胜利，换来了政治上的主动，在隋朝使者裴矩的劝喻下，各部落首领纷纷前来参谒洗夫人，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大首领，有苍梧的陈坦、冈州的冯岑翁、梁化的邓马头、藤州的李光略、罗州的庞靖等人。洗夫人发出命令，鉴于他们能改过从善，可仍旧统领本部落。
尘埃落地，岭南重归安宁。
隋文帝诏令：冯盎任高州刺史；赦免冯暄，拜罗州刺史；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洗夫人为谯国夫人。最为重要的是，洗夫人可开谯国夫人幕府，内置一整套官吏，授印章，可调度部落六州兵马，遇紧急事，有便宜行事之权。
隋文帝下诏表彰，独孤皇后赐以首饰及宴服。洗夫人毕生致力于统一，她在晚年还为隋朝做了一件大好事。时番州总管赵讷贪婪暴虐，逼得其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或叛或亡。洗夫人上书朝廷，揭露赵讷的罪行，最后将他绳之以法。另接受隋文帝的拜托，充当招慰亡叛的使者，不辞辛劳，不顾年事已高，亲自跋涉十多州，成功地再建了地方秩序。
洗夫人每逢部落大会，总将梁、陈、隋三朝的所赐之物，陈列在庭院中，以此训示子孙说：“你们当尽赤心忠于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全在，是忠孝之报，愿你们皆常思念！”
细说隋唐10：大索貌阅、输籍法
在隋代各种经济制度中，以输籍法及大索貌阅最为特殊，且最为闻名。
中国古代政治观念及其派生的经济政策，历来崇尚土地广阔，崇尚人口兴盛。土地的大小，决定着国家的规模；人民的多少，决定着国力的强弱。故古谚云：“王者有二宝，土地与人民。”
隋朝承袭北朝的经济制度，以人头与土地相结合，推行均田制，及以此为基础的赋调力役课收制度。开皇二年（公元583年），规定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每年服役期由一月减为二十天。平陈之后，江南免征十年，其他地方免征一年。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下诏：“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些优惠的政令，对安定国家秩序，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无论怎样，国家政权是赖赋税而生存的，因而，赋税的征收是全面的、恒常的，减免只是部分的、临时的。
要知道确切的赋税额，其前提，必须有个确切的户口数，也就是确切的户籍数。可是，从南北朝以来，政府所掌握的户籍数，与实际户口情况极为不符，隐漏非常厉害。造成隐漏的原因，大致是：有些家庭的户籍，仅报丈夫，不报妻子；有些家庭虚报年龄，或老或小，避开丁男年龄段；有些游手好闲者，荡逃在外。所有的表现，症结只有一个，即逃避赋税力役。
在隋初，户口隐漏相当普遍，相比较之下，属山东最严重：“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隋书·食货志》）
为解决户口隐漏问题，隋文帝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推出了检括户口的运动，即“大索貌阅”。运动首先在山东进行，继而，推广到其他各地。
大索貌阅的具体方法是：“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就是按照户籍登记的年龄，来对照各家庭成员的实际形貌，以定真伪。此外，还检查每个家庭是否在户籍上有隐瞒、脱漏等欺诈行为。
如此大规模的户籍普查运动，仅靠中央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行的。隋文帝对此作出的对策是，将任务下放到基层组织，并由其承担责任。隋朝地方上的最基层组织是三长，京畿地区为保长、闾正、族正；一般地区为保长、里正、党长。三长负责大索貌阅的具体事宜，一旦发现其负责的范围内有户口不实的问题，三长当被发配远方。
此外，还开相纠之科，即让民众互相检举揭发，以使隐漏之人无处躲藏。
为进一步加强户籍管理，政府让堂兄弟同居一家的大家庭进行分户，建立容易检查的小家庭。
开皇年间大索貌阅的工作，做的相当细致、相当到位，可以说是卓有成效。最终，政府公布的成绩是：增加丁男四十四万三千，增加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在大臣裴蕴的建议下，再度大索貌阅，并立法规：凡是某地户口有一人不实，当地长官削职；若某人检举出某家隐匿一个丁男，可以此被纠之家代替输缴赋役。
此法规颁布后，共计增加丁男二十万三千，增加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与大索貌阅相应的，是输籍法。若说大索貌阅是针对广大民众的，输籍法则主要是针对地方豪强及其依附民的。
时输缴赋税，是按户籍进行的，许多百姓想逃避赋税，而地方豪强又想获得劳动力，二者结合，造成了许多人口不自立户籍，甘愿成为豪强依附民的状况。而地方政府具体征纳赋税时，又有着极大的弊端，官吏和豪强串通一气，恣意胡报，搞的账目含混不清，中饱私囊，使国家损失了大量的收入。
面对这种情况，宰相高颎设计了“输籍法”，于开皇五年（公元585年）被隋文帝采纳，并推行贯彻。
输籍法的具体方法是：由中央政府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叫做“输籍定样”，随后颁布到各级地方政府。其关键是，按照户等高下的不同，承担不同的赋税量。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亲自出查，督察百姓根据居住地点的远近，由五党或三党组成一团，按照“定样”，重新确定户等高下，及应纳赋税量，并写成“定簿”。
输籍法颁行后，人称“自是奸无所容”。它将许多豪强的依附民，改造为国家的编民，以此确保并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此外，许多隐匿的户口，或出逃在外的人口，也因此得到了澄清，或返回了家园。
隋朝的经济繁荣，与大索貌阅和输籍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细说隋唐11：杨素
和隋朝两代关系最为密切，且又在整部隋史上发挥极大作用，包括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大臣，可推杨素。
杨素，字弘道，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北周的官员。
有一部美须髯，有一副好仪表，有一手好书法，有一肚子好学问，加上有一个好门庭，杨素年纪轻轻就胸怀大志。他善思，实干，敢作敢为。北周权臣宇文护看重他，引为高级文官，随即升任大都督。
周武帝之际，时任汾州刺史的杨素父亲杨敷，在对北齐的战争中以身殉职，却未得朝廷褒奖。杨素为父亲鸣不平，上表申论道理。申表如泥牛入海，没回音。杨素接二连三的上，上得周武帝大怒，命推出斩首。杨素毫无惧意，且大呼：“臣事无道天子，死得应该！”这股英雄气打动了周武帝，非但被免了死，且为父亲争得了大将军的赠号，为自己取得了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美职。
紧接这一大奇事后，杨素又制造了第二件奇事。周武帝让杨素拟写诏书，他信笔写去，片刻便成，辞藻优美，义理服人。周武帝鼓励道：“你若自强不息，何愁不富贵。”若是寻常官员听到君主这般说，肯定激动不已，磕头如捣蒜，千谢万谢君恩浩荡。可杨素却应声答道：“只恐怕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杨素自负的无以复加，胸襟宽阔的周武帝倒也丝毫不计较，遂成北周一段佳话。这是乱世，也是英雄惜英雄的时代，杨素生当其时。
不止有文才，杨素的武略同样十分了得。在漫长的平齐过程中，他率领父亲的旧部，连续立下了汗马功劳，基本上是每战有功。然后，他调转兵锋，先后多次重创陈军，下了数地。由此，他被封为县公。
许多人在读隋史时，常误以为杨素是杨坚的亲戚。其实不然，杨素与杨坚在血缘上毫无瓜葛，他与杨坚的关系，纯粹是政治关系，起始于北周末年。在杨坚当了丞相秉执朝纲后，杨素才靠上去。对文武全才的杨素，杨坚是求之不得，即刻委任为汴州刺史。杨素途遇尉迟迥起兵，杨坚加他为大将军，全权负责对尉迟迥之子尉迟胄的战事，他成功地完成了使命，晋爵清河郡公。
隋朝开国，“富贵”终于“逼”到杨素的头上，加上柱国；三年之后，成了御史大夫。可他仍狂放的很，口无遮拦。他的妻子郑氏极为泼悍，杨素忍不过，有次发火说：“我若作天子，卿定不配做皇后！”郑氏跑去告御状，隋文帝不是周武帝，以妄言之罪罢免了他全部官爵，还算手下留情，放了他一条生路。
平陈之前，杨素以高超的谋略上了一计。这一计上得隋文帝满意，让他担任了信州总管，主持这一块防区的军事准备。杨素准备的是水师，他命造大船，名曰“五牙”。这是地道的楼船，上有楼五层，高一百多尺，前后左右安了六拍杆，可容八百名战士。另外，还依次造了“黄龙”、“平乘”、“舴艋”等战舰。
这支水师，是中国历史记录中数得上的水师，不仅战舰容量大，且舰只数量可观，并能大小相互组合、彼此照应。
伐陈开始，像韩擒虎、贺若弼一样，杨素被任命为行军元帅，换言之，也就是方面军最高负责人。他率领水师沿江而下，以三峡为第一攻击目标。三峡既有陈军重兵把守，又地理形势危峻，是易守难攻的去处。诸将忧惧，可杨素胸有成竹的将日战改为夜战，亲自指挥数千艘“黄龙”轻缓而行，另派一部从岸上偷袭陈军大营，两下合力，拿下了三峡。
首战告捷，杨素释放了所有的俘虏，以秋毫无犯的军令，挥军进入陈境。纪律严明，且有仁义之风，杨素所部得到了陈人的赞扬。水师顺流东下，满江旌旗蔽天、铠甲耀日，容貌雄伟的杨素端坐在中间的大船上，威风凛然，引得观望的陈人惊叹道：“清河公就是江神！”
用兵如神，杨素一路扫荡过去，正可谓遇关斩将，逢军破敌。陈军望风披靡，以致巴陵以东未有敢守者，遂使杨素直至汉口。凯旋，被拜荆州总管，封越国公；不久升为纳言，再转内史令（宰相）。
陈朝政权虽然被灭，但江南人心尚未被收定，拥兵起事者此起彼伏。精于将略的杨素，再度挂帅出征，先后平定了李棱、朱莫问、顾世兴、陆孟孙、叶略、高智慧、王文进、沈孝彻等各路造反者。经过杨素的经略，隋朝的根基才在江南扎了下来。
得胜回朝，杨素被命代苏威出任尚书右仆射，与高颎同掌朝政。
突厥达头可汗犯边，杨素再创奇功。原隋军与突厥交战，为防对方劲骑冲阵，每以车、步、骑三个兵种共同编阵，而将骑兵置于阵内。杨素出塞，审时度势，改变了原战术，将诸军一体编为骑兵。达头大喜，以为天赐良机，引十多万轻骑迎击。然对阵的结果，是突厥大败，达头受重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