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素是个常胜将军，他之所以能够常胜，除了精通兵法奥秘外，还在于有个妙法，就是用“斩”来约束军纪，提高战斗力。有犯军令者，无论轻重，立斩不赦；临阵，必寻部下过失，多则百余人，少则十多人，全部斩首；对阵，先令一二百人冲锋，不能克敌，全部斩首，再用二三百人冲锋，不成，再全部斩首。将士惧怕杨素之威，怀着必死之心上阵，表现出了攻无不克的高度战斗力。由此，杨素成了名将。再者，他是大权在握的重臣，对自己的部下即使轻功必给予重赏，而对其他部队的立功者多加以排斥，由是，他虽残忍，部下为了升官发财，很是乐意跟随他。
高颎得罪了隋文帝，杨素代为尚书左仆射，成为首席宰相。
位极人臣，杨素最高限度的实现了当年他对周武帝的一席话。
杨素不是高颎，他虽是文武全才的能臣，可他更是私欲多而公心少的“佞臣”。时朝廷围绕太子问题大起波澜，杨广处心积虑欲对杨勇取而代之。杨广通过伪饰，已赢得母后的欢心，为争取朝臣的支持，他不顾体面，卑躬屈膝的讨好作为百官之首的杨素。杨素自然知道杨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为日后的“富贵”计，他迎着最大的风险下了赌注，抛弃已是太子的杨勇，而站到了准备“夺嫡”的杨广一边。杨素的考虑是：他和杨勇并无交情，若顺着已确定的政治格局来走，一旦杨勇按部就班的继了皇位，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做法而言，他很难再继续保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如转而帮助杨广，一旦杨广争取到皇冠，那他就是最大的功臣，将可在隋文帝百年之后，依然大富大贵。
说得好听，杨素是足智多谋，说得难听，他是诡计多端。在易换太子的风波中，他首先弄清了独孤皇后的意图，然后使出一个简单却甚为有效的方法，在隋文帝之前，用谗言中伤杨勇，用谎言美化杨广。君主最难把握的，是对臣下言语的分辨，这是衡量他们昏明的一个重要标准。晚年的隋文帝是昏昧的，从理智判事，变为感情用事。他已讨厌杨勇，此时杨素的话，如同水银泻地，句句渗透了他的心。太子终于易人，杨素的计谋得逞。
杨广成为太子，恐手握重兵的蜀王杨秀遗为后患，再与杨素密谋，无中生有的罗织罪名，将他废为庶人。
作为首席宰相，杨素在用心用力，可他的心力不是用在治理国家之上，而是用在保权、保位、保私利。只要朝中有异己或他看不惯的人；不管对方官爵多重，功勋多高，必欲除之而后快。如贺若弼、史万岁、李纲、柳彧等，他都设阴计而将他们置于罪地或死地。对亲戚和附会的党徒，即使再无能、再庸碌，他必大力加以升擢，给予美官肥缺。朝臣奈何他不得，为避免迫害，为讨好富贵，纷纷逢迎他，以他马首是瞻。
不服者也有，兵部尚书柳述仗着是驸马，大理寺卿梁毗仗着一身正气，或上言，或上表，斥责杨素作威作福。说得隋文帝觉得杨素已权力过大，且有些心术不正，遂以优崇、关心杨素为名，暗中革去了他的实权。
隋文帝弥留之际，开始后悔易太子之事过于草率。时杨广严密守护着宫禁，控制父亲的一举一动，阻止朝臣与隋文帝相见。杨广有事致信向杨素讨教，然回信却被宫女误送给隋文帝。隋文帝大怒，加上宣华陈夫人说太子对她非礼，一气之下，大叫要召回杨勇。杨素为杨广采取紧急措施，矫诏将拟诏令的柳述等人抓了起来，让太子心腹宇文述统领东宫卫士前来“护驾”，另一心腹张衡入侍隋文帝。当天，对外宣布了隋文帝驾崩的消息。
隋炀帝登位，杨素再立新功，为新主平定了“造反”的汉王杨谅。
向来用阴谋算计别人的杨素，满以为从此能常保富贵，可他打错了算盘。比他更会算计的隋炀帝，只是利用了他，在利用之后，仅给了他表面的尊荣，背地里巴不得他快死。杨素患了重病，不肯服药，从此一命归西。
杨素的事情并未结束，他的儿子杨玄感在隋末掀起了一场特大风波。
细说隋唐12：嫡长制的变通
中国王朝的皇位继承制，是按宗族法所制定的继承制，为保社稷天长地久，必须由一家一姓来绵延皇位。虽说在宗族内部产生继承人，然由于宗支体系复杂，出于简单化和明了化的考虑，更出于皇位传亲不传疏的考虑，从而演化成了这样两种形式：一是兄终弟及制，一是嫡长制。前者主要存在于殷商时期，后者则从西周开始，流传于后世的历朝历代。
任何制度都是人根据需要而加以制定的，当某种制度在现实中与最高权力掌握者的意图发生抵触时，那么，被改变的往往不是最高权力掌握者的意图，而是制度本身。这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说得更彻底些，权力要比制度重要的多。隋初的皇位继承问题，以及相关的风波，便是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照。
隋文帝共有五个儿子，他信守了当年和独孤氏的婚誓，这些儿子全是独孤氏所生。五个儿子的排序是：长子杨勇，次子杨广，三子杨俊，四子杨秀，五子杨谅。杨勇是长子，且是独孤皇后所出，是堂堂正正的嫡长子。凭着这最起码也是最要紧的条件，他是名副其实的皇位继承人选。
隋文帝在早期，是遵守嫡长制原则的。还在北周当辅政大臣时，他就根据这个原则，将杨勇立为世子（这是权臣独有的特权，世子为权臣官爵的当然继承人）。改朝换代后，水涨船高，杨勇又被立为皇太子。对杨勇的政治安排，隋文帝是满意的，他对人说：“前世帝王，溺爱嫔妃，废嫡子而立她们所生的庶子。朕身旁无侍姬，五子同母，可谓是真兄弟。不比前代帝王多内宠，孽子得位，自取亡国之道。”
杨勇不是无能之徒，他有才干，在北周时，历任多种高级官爵，主管过旧北齐地区。被册为太子后，参决军国大事。虽未制造过惊天动地的业绩，却也干得踏踏实实、井井有条，没授人什么口实。他是个仁者，极有恻隐之心。隋文帝见北方因战乱凋敝，而山东则流动人口甚多，打算将这些人口迁往北方，以充实边境。杨勇上书反对说：“人们背井离乡，本是迫不得已。只要坚固北方边塞，致使天下太平，流散之人定会自返家乡。”他说的在理，隋文帝放弃了原来的设想。
杨勇是性情中人，他爱词赋，对人敦厚，有什么说什么，率意任性，好文士朋友，不会作伪，不会矫饰，不会察言观色，不会见风使舵。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贵的人之本色，却触犯了标榜正经的官场，即使他贵为皇太子，也不能有好果子吃。此外，他缺乏自我约束力的表现，和处处以“德”为规范且有些僵硬的隋文帝，逐渐产生了矛盾，在调和失效后，进入了很是难堪的境地。
先是，杨勇用锦绣装饰了一副蜀地所产的马鞍，被隋文帝获悉后，恐太子渐入奢侈之途，将他狠狠教训了一顿；后遇冬至，百官来朝拜杨勇，他非但不拒绝，且大张旗鼓地接受朝拜。隋文帝认为这有违礼制，下诏严厉申斥，并规定从此不得再犯。这两件事，尤其是后一事，严重损害了他们父子的感情，从亲近变为疏远，从信任变为猜忌。
明说太子违反礼制，实际是隋文帝对他的继承人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怀疑太子有非分之想。这类事情，历史上并不少见，立太子时，双方都是高兴的，时间一长，父子交流不够，加上党派或别有用心者的离间，彼此会产生各自的成见，距离越拉越远，最后，只能以最残酷的手段来加以解决，或皇嗣拥兵反抗父皇，或父皇下令废除或处死皇嗣，远者如汉武帝父子，近者如魏孝文帝父子，均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自上述两事发生后，隋文帝对杨勇的态度，由恨铁不成钢，转为政治上的不信任。为防事出万一，隋文帝从最坏处着眼，下令将宗卫系统中最强健的将士，调去侍卫皇帝，仅给太子的东宫留些老弱者。高颎提出异议，隋文帝辩解这是好事，太子既有仁德名声，无需什么强健卫士，嘴上如此说，心里却怀疑高颎与杨勇是亲家关系，也别有企图。高颎是杨勇最大也是最后的政治屏障，隋文帝既对高颎有防备之心，杨勇实际上已陷入相当危险的地步。
让杨勇雪上加霜的是，他喜欢女人。一个皇嗣喜欢些女人，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再者，杨勇喜欢的女人，不是沾花惹草弄来的野女人，而是明媒正娶来的嫔妃。问题在于，他不喜欢母后为他迎娶的太子妃元氏，而和宠妾昭训云氏等人整日儿女情长，这使得独孤皇后很为不快。突然，元氏发心疾而亡，本就心存芥蒂的独孤皇后怀疑是云氏所为，并得到杨勇的支持。怒中生恨，独孤皇后对杨勇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如若仅是他们母子二人之间的事，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冰释前嫌。可杨广趁机加入了进来，他早就垂涎太子之位，苦于无机会，今天赐良机，他怎能放过。他用与杨勇截然不同的面貌，争取母后的欢心，然后进谗言，说杨勇每欲加害他。独孤皇后盛怒之下，已辨不清真伪，彻底倾向了杨广。面对杨广一次次的诉苦，她激动得叫着杨勇的小名说：“睍地伐渐令人不可耐，我为伊讨了元家女，望他们能兴隆基业，可竟然不闻他们做夫妻，而专宠阿云，使元家女犹如嫁给猪狗。元家女本无病痛，忽然暴亡，恐是他们派人下毒，才致使她夭折。事已如此，我也不能穷究，为何又在你的面前发如此意？我尚在，他竟敢如此，我死后，岂不要鱼肉你？每思东宫无正嫡夫人，一旦至尊（皇帝）千秋万岁之后，你等兄弟当要到阿云儿前再拜问讯，此是何等的大痛苦！”话说到这里，杨广已知道母后的全部心思。
杨广欲夺嫡，单凭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心腹张衡为他出了一计，拉拢已接替高颎为首席宰相的杨素。在心腹宇文述和杨素之弟杨约的密谋下，杨素终于加入了他们的政治圈子。杨素设法进一步套出了独孤皇后的想法，而独孤皇后与他一拍即合，以赠金的方式暗示杨素努力去办。
面对母亲、兄弟、宰臣三面联盟的围攻，加上父亲的冷淡与疏远，绝非政治材料的杨勇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病急乱投医，走投无路的杨勇，竟然去向占卜之人求救。他用铜、铁等五种金属作厌胜法，再建庶人村，布衣草褥宿在其中，以为这样就能免去被废的灾难。
隋文帝闻报，派杨素前去观察。杨素故意让杨勇久等，以激怒他。无谋的杨勇中计了。杨素回报杨勇有怨恨之心，请隋文地多作防备，以备不测。时独孤皇后也秘密派人打探东宫之事，然后罗织其罪。杨广威胁利诱，收买了东宫官员姬威，使杨勇变成了十足的透明人。在无数谗言的熏染下，隋文帝已失去明智的判断力，他采取从政治到军事的各种措施，像防贼一样防着他曾极喜欢的太子。
其实，隋文帝内心极其痛苦，他希望杨勇改邪归正，重新做个好太子。然谗言不断吹向他的耳里，他终于忍无可忍，大陈兵戎，在武德殿宣布将杨勇及其子女全部废为庶人。
嫡长制的原则，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被破坏了。太子之位的腾出，成全了杨广，使这个口是心非者成了日后大隋的最高主宰。
杨勇的下场惨得很。他被废之后，被彻底与父皇隔绝了。他要申冤，想说明一切真相，可见不到父皇的面，急切之下，他爬到树上，对着内宫大叫，希冀父皇能听见。杨素却对隋文帝说，杨勇神志昏乱，已被鬼魅所惑。
隋文帝不愿再见杨勇，直到临终前觉察到杨广的阴谋，才痛心的说：“枉废我儿！”可迟来的醒悟，既救不了杨勇，也救不了他自己。
隋文帝暴崩后，杨广矫诏处死了杨勇。
细说隋唐13：雄心大欲的隋炀帝
提起隋炀帝，人们总是将暴君与荒淫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他的一身，似乎是集了秦朝弊政之大成。他的暴行，毫不逊色于秦始皇；他的荒淫，又绝对超过秦二世。其让人最注目的地方，是在中国整个大一统的历史中，继秦朝之后，再一次制造了一个王朝二世而亡的纪录。
说秦、隋均是二世而亡，恐怕有许多人会有异议，并会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秦二世、隋炀帝之后，是有第三代君主的，如秦二世之后，有子婴；隋炀帝之后，有隋恭帝杨侑。殊不知，秦二世为赵高所逼自杀日，秦政权已在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陷入了灭顶之灾，子婴是受赵高摆布得位，而得位仅四十六天，即降于先入关中的刘邦，旋被项羽所杀，甚至连一个名号都没有，故算不得正式的君主。至于隋恭帝杨侑，似乎有庙号，又在《隋书》本纪中位列第三，当可以算正式君主了么？也不能算。这杨侑是在李渊入长安后，被扶植的傀儡皇帝，时隋炀帝尚在江都，到李渊称帝后，他便被剥去皇袍，第二年就莫名其妙的死了，年仅十五岁。他的庙号，是唐朝给定的；给他立本纪的《隋书》，又是唐朝修撰的。故而，从头到尾，杨侑是个李唐王室一手炮制的政治点缀品。以此而论，说秦、隋均是二世而亡，大约是能站住脚的。
现在要把话题倒回去，再说隋炀帝到底是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昏君。
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史家，习惯于以果论因的思维，喜欢盖棺而定。换言之，就是用人的后半生，来推定前半生；用人最后的行为，来审度一生所有的行为。若某人先前不良不善，后来改过自新，那叫浪子回头，金也不换，知名人物有晋朝的周处；若某人先前德高望重，后来恶贯满盈，那叫大奸大诈，包藏祸心，知名人物有王莽。这是一种简单的思维，带来简单的历史评判。这种简单的方法，也用到了隋炀帝身上。
隋炀帝，姓杨名广，又名英，小名阿麼。幼时，因姿仪俊美，聪慧敏捷，特别受到杨坚和独孤氏的钟爱。十三岁，即隋朝开国那年，他被封为晋王，拜为柱国、并州总管。不久，拜武卫大将军，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
受到时风的熏染，杨广迷上了文学，且能写出好诗妙文。他与杨勇放荡不羁的性格相反，举止端重，城府深沉，颇有王者之风，极被朝野各种政治人物看好。隋文帝曾暗中唤著名的相师来和给所有的皇子看相，最打动隋文帝的，是来和这样一句话：“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皇子本是大贵之人，再说贵不可言，实是已在言他将贵有天下。
在隋文帝的诸子之中，杨广确实与众不同，善于收敛自己，并为他人着想。有一次，去观赏打猎，忽遇大雨，侍从为他披上油衣，他推开了，说：“士卒都淋湿，我怎能独自披这油衣！”这事传为美谈。隋文帝到他的居处去看望他，只见乐器的丝弦大多是断的，上面还积满了灰尘，像是久未触及的样子，认定这个儿子不好声色，心里喜欢的很。
如此的事不胜枚举，他被称为是仁孝并举的有德之人。可史书的评价是：“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任孝。”史家的言下之意是，杨广早年的有德表现，不是出于秉性，而是故意装出来的，装给隋文帝看，装给独孤皇后看，装给满朝文武看，装给天下人看。
按照杨广的德行和在公众舆论中的形象，若非有嫡长制的成规在先，他极有可能当时就被隋文帝立为继承人，从而也可省去日后血腥的太子之争。
对于杨广早年的表现，是否可以有这样的两种解释：一种是，他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屈服于道德和文化的规范，从而极力压抑自己，使自己变成一个阳奉阴违的伪君子；一种是，他在那个阶段，是真诚的相信，一个在政治上有大抱负者，必须克服私欲，必须严以律己，否则，是难以完成上天所降的大任的。
杨广真正名闻天下，是得自于统一战争。在隋文帝对陈的战略部署中，他在名号上被任命为三大行军元帅之一，而实际被赋予统领全军的重职，下隶九十个总管，五十一万八千名将士。在平定建康后，他命令将陈朝湘州刺史施文庆、散骑常侍沈客卿、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这五个江南民愤最大的奸臣正法。同时，他封存了陈朝的府库，对资财丝毫不取。连续两个大动作，使他不仅在江南且在全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天下称贤”。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统一战争是杨广指挥的，军事上的顺利推进，当与他指挥得当有关。论功行赏，他进位太尉，随即拜并州总管。然而，陈朝政权虽然覆灭，江南各种政治势力并不承认隋朝，纷纷割据造反。与此之际，杨广再度到达江南，任扬州总管，镇于江都（今江苏扬州），负责剿抚造反者。他再次证明了他的能力，在他政治与军事两手交替之下，江南终于彻底成了隋朝的领土。杨广镇于江都，由此扬州成了他的“龙兴”之地。
史家对杨广非议最多的地方，当属他对杨勇太子位的取而代之。是的，杨广在这过程中，确实用了不少心思，并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然而，他不完全是个阴谋家，他想望当太子，也有他的道理和依据：他有比杨勇更强的能力，有比杨勇更高的威望，这能力和威望，通过平定江南及其他事情，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明。他认定，他比兄长杨勇更有能量接好最高权力的班，因此，他必须先取得太子的资格。况且，立太子虽是以嫡长制为主要原则，然功勋制也是一种补偿原则，而根据功勋制的原则，自己是完全符合其条件的。层层剥笋，杨广为自己找了最好的理由。步步紧逼，杨广把杨勇逼到了绝地。全面审量太子风波，隋文帝也是有责任的，他让杨广而不是杨勇担任平陈战争的统帅，是从此开启了杨广的政治欲望。
隋炀帝登位后，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被史家否定的。
假传父皇的遗诏，缢杀废太子杨勇，以此绝了政治后患。
调动大军，征伐起兵“反叛”的五弟汉王杨谅，经过大规模的军事抗衡，最终生擒杨谅，将他除名为民，幽禁而死。
调发丁男百万，西起榆林，东至紫河，修筑长城。
调发丁男数十万，挖掘沟堑，从龙门始，东接长平、汲郡，至临清关，渡黄河，入浚仪、襄城，达上洛，以置关防。
营建东都洛阳。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在政治上，可以加强对关东及江南地区的控制；在经济上，便于解决粮食、物资转运问题。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以杨素为营建东都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每月役使丁匠二百万人，开始了大约一年的营建东都工程。工程是铺张奢靡的：将豫州几万户居民，以及各地数万家富商大贾，迁至洛阳，以繁荣市面；征集大江南北的良材美石，筑建宫殿；征集天下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充实皇家花苑。
开凿大运河（参见《大运河》）。
三征高丽（参见《征高丽》）。
隋炀帝的所作所为，确实有穷极豪奢享乐的一面。这虽与他的性格有关，然也与他等位前长期压抑，登位后得机会释放有关。享乐仅是部分的，更大的部分是在满足虚荣，比如下扬州的排场，比如会见突厥启民可汗等的巨大场面，以此耗费了无数的财富。但平心而论，在他好大喜功的行为中，比如开大运河，比如征高丽，也有繁荣经济、发扬国威的因素。关键的关键，也就是他失败的根源，在于他没有掌握动用国力、民力的尺寸，不顾民众的承受能力，而予以滥用，结果，物极必反，加上官逼民反，引发了各种起事、起兵、起义，终于汇成农民大起义，导致了隋朝的崩溃。
大起义风起云涌之际，隋炀帝身在江都，他已回不了中原，只能撞钟度日。早已不满的北方将士终于发生哗变，遂被宇文化及等人所利用，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丙辰日，隋炀帝被缢杀。
此后虽在洛阳、长安仍分别由两个为王世充、李渊所扶植的傀儡政权，然究其实际，隋炀帝的被杀，已宣告了隋朝的灭亡。
细说隋唐14：突厥问题
突厥，分东、西二支。与隋朝发生密切关系的，是突厥汗国，又称东突厥，或称北突厥。这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产、生活，无固定居处。
东突厥以狼为图腾，姓阿史那氏，早年由叫阿贤设者开创部落，后渐强大。到北魏后期，经第一任可汗伊利的征战，破了北方强族茹茹。第二任可汗逸继振雄风。第三任可汗木杆灭茹茹，大拓领土，北方各族为之服膺。第四任可汗佗钵，自以为总可汗，下分立二可汗，以尔伏可汗统管东面，以步离可汗统管西面。佗钵实力雄厚，北齐、北周不得已而臣服，各自贡献，一则避免受攻击，二则争取他的支持以对付对方。从而佗钵骄狂地说：“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愁贫穷！”
从伊利到佗钵，都是兄终弟及，没一人传儿子的。佗钵临终，感念其兄木杆可汗传位的恩情，关照他的儿子菴罗不得争位，当让给木杆的儿子大逻便。可佗钵亡后，突厥贵族却欲立菴罗，而拒绝大逻便。尤其是主管东面的尔伏可汗（名摄图，也是佗钵之子），更是以武力相胁，坚持要这样安排。最终，菴罗得立。然大逻便不服，每每唤人前去辱骂。菴罗无法招架，将第一汗位让给了最得人心的摄图，自为第二可汗。摄图当仁不让，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又名沙钵略可汗。大逻便不甘，请求给予汗位，沙钵略心虽不愿，然恐他为患，令为阿波可汗，统率他的本部。
沙钵略为第五任可汗，他勇敢善战，深得人心，成为北方众望所归的领袖。时隋文帝已登基，他不像北齐、北周那样极力讨好突厥，而是采取了冷淡的态度。沙钵略怨恨，出兵攻击隋边境城镇。沙钵略的妻子宇文氏，是北周的千金公主，她为了向隋文帝复仇，日夜向丈夫吹枕边风。于是，沙钵略出动了四十万大军，向隋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可隋朝早已采用了大臣长孙晟的计策，拉拢西突厥的达头可汗，使东、西突厥互相猜疑。当沙钵略大举行动时，达头按兵不动，致使隋军的迎击获得成功，沙钵略被打的大败。
沙钵略是和阿波共同出兵的，但隋朝在他们中间也使了离间计。当阿波连遭败绩时，长孙晟派人对他说，当警惕沙钵略借机铲除你的阴谋，不如效法达头，与大隋连合。阿波最终被说动了，他遣使朝见了隋文帝。沙钵略本就一直暗忌阿波的骁勇，此番见他临阵叛卖，怒不可遏，独自先行返回，袭击阿波部落，杀得血流成河。阿波无家可归，投奔了西突厥的达头可汗。从此，东、西突厥进入了长期兵戎相见的阶段。
东、西突厥争得不可开交，为争取隋朝的支持，双方各自遣使向隋文帝请和求援。这下彻底改变了以往突厥控制中原的局面，由隋朝掌握了主动权。隋文帝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坐山观虎斗。不久，沙钵略陷入了窘境，他西被达头所困，东被契丹所扰，不得已，他卑词致书，以“丈人”呼隋文帝，自谓“儿”，说突厥所有财物都是“丈人”所有，子子孙孙永不改悔。隋文帝不愿让西突厥过分强大，他采取的战略是，平衡突厥双方的实力，使自己长居于仲裁者的地位。于是，他把天平转而倾向了沙钵略，从政治名分，到军事给养，给予了可观的援助。得了大量的援助，沙钵略击破了阿波，并与隋朝立约，以大碛为界，永为隋朝的藩国，时时贡献。沙钵略立了约之后，确实是这样做的。为羁縻沙钵略夫妇，隋文帝赐沙钵略之妻千金公主为杨姓，改封大义公主。
沙钵略原想选自己儿子雍虞闾为继承人，然虑雍虞闾性格有缺陷，转立其弟处罗侯。沙钵略撒手西归后，处罗侯与雍虞闾叔侄彼此真心谦让了一番，最后位归处罗侯。隋文帝承认了第六任可汗处罗侯，赐予乐队和仪仗。
处罗侯用隋朝所赐的旗鼓，前去征伐阿波，以示是奉大隋天子的旨意。这一招果然奏效，阿波的部下多被吓得放下武器，纷纷投降。结果，成了孤家寡人的阿波束手就擒。突厥内部争斗不已，使隋朝享受了几年的太平。
当处罗侯再次西征西突厥时，中箭身亡。雍虞闾终于被拥立为第七任可汗，唤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简称都蓝可汗。新可汗继续执行和隋政策，立市进行双边贸易。
北方的安宁，使隋朝得以全力进行平陈事业。统一后，隋文帝将陈叔宝的屏风赐给了大义公主。赏赐原本是高兴之事，然大义公主却触景生情，从陈朝的灭亡联想到北周的灭亡，不禁悲从中来，遂写了一首诗以叹自己的命运：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
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
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
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
余本皇家子，漂流入虏庭。
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
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明。
唯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
诗是好诗，情是悲情，然这首诗被隋文帝获悉后，却引起老大的不快。大义公主为北周报仇，复与西突厥泥利可汗联结。隋文帝恐引起后患，以大义公主与从人私通，下诏将她废黜。为免养虎遗患，隋朝发动内外各种力量进言，激怒都蓝杀了大义公主。身不逢时，远嫁突厥的大义公主，成了北周宗室最后一个政治牺牲品。
在杀大义公主之事上起了特大作用的，是沙钵略的另一子染干，号突利可汗。他以此事为功，向隋朝求婚。都蓝也曾向隋朝要求联姻，但迟迟未获回音。对两可汗的求婚，长孙晟的主张是：都蓝不可靠，不如允准染干的请求。这一主张的关键在于，用厚待染干的方法，来壮大其部落的力量，以为削弱突厥总部实力所用。隋朝嫁给染干的是宗室女安义公主，为离间染干和都蓝的关系，特地铺张了大排场，事先几度让宰相带使团出访染干部落。而染干为迎娶安义公主，从北方的治所南迁度斤旧镇，并前后三百七十次派使者来洽谈有关问题。
都蓝的请求被拒绝，体面大失，愤怒的说：“我是大可汗，竟然反不如染干！”从此断绝了对隋朝的朝贡，“化玉帛为干戈”，数度出兵军队骚扰隋朝边境。隋朝调几路大军予以反击，打得都蓝之部溃败而返。
得了安义公主的染干，为隋朝充当耳目，随时上报都蓝的军事部署。都蓝原想出击大同城，在遭到隋军的重创后，他愤怒的转而攻击染干部落，尽杀染干兄弟子侄。染干夜以五骑随长孙晟逃往长安，受到隋文帝的隆重接待，被拜为意利珍斗启民可汗，简称启民可汗，成为突厥第八任可汗。安义公主病卒后，隋文帝复将义成公主嫁给了他。
启民是忠于隋朝的，他成为隋朝的屏障，抵御突厥其他部落的侵扰。都蓝不久在其部的内乱中被杀，达头可汗自立为步伽可汗，派出军队攻击启民。在隋军的及时援救下，启民转危为安。他向隋文帝表示由衷的感激，愿“千万世，长与大隋放牧羊马”。
突厥内部大乱，隋文帝审时度势，令杨素护送启民进行北伐。北伐是成功的，达头全线溃败，泥利可汗紧步后尘，北方众多民族部落纷纷归附，拥戴启民为最高可汗。
启民一直将对隋的友好关系保持到隋炀帝时代，并改变服饰以适应汉化。
启民逝世后，隋炀帝为他废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为始毕可汗。
始毕对隋朝的态度，是按着隋朝的兴衰而变化的。初立之际，隋朝尚有较强的国力，他是恭敬来朝。当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后，他开始准备脱离隋朝，成为独立的突厥可汗，由是数次进犯边陲，在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竟兵围隋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在隋救兵的增援下，方撤退而去。
隋朝与突厥的关系，从此中断。
隋末天下大乱，突厥由此复兴，恢复了强盛，使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人竞相称臣，以争取它的支持。
细说隋唐15：大运河
大运河，又称京杭大运河，它与万里长城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由人力所构建的两大奇迹之一。它的最大特点是长，现今全长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以今天的地理概念而言，北起北京，穿越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南抵杭州，途经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大运河的形成，是历代努力的结果，然在其中用力最多且最具规模效应的是隋代，尤其是隋炀帝一朝。故而，提起大运河，人们总要联想到隋炀帝。
因而，隋朝水利事业的主要成绩，在于运河。
隋文帝登基后，虽没有直接用力于今天意义上的大运河，但却开了造运河的先声。当时政治中心设在长安，因人口众多，粮食供应成了严重的问题。隋文帝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令人从大兴城到潼关，，开凿一条运河，引入渭水。工程完成后，全长三百多里，起名广通渠，又名富民渠。此运河沟通了关中与关东的漕运，有效地解决了关中粮食供应问题。
隋文帝对广通渠的经营，应该说，对隋炀帝开大运河是有启发的。
隋炀帝上台，政治中心迁移到洛阳，为保证洛阳的粮食供应，为保证军事战略的便捷，为保证自己巡幸江南的排场，遂以洛阳为中心，下令修建了三个水利大工程。三个工程的连通，构成了大运河。
第一个工程，始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是开凿通济渠。
通济渠以洛阳为起点，引谷水和洛水入黄河，在荥阳（今属河南）和开封（今属河南）之间改造汴渠，然后在开封东向挖一条新渠，与汴渠分道，在盱眙（今属江苏）直入淮河。
经淮河，在山阳（今江苏淮安），通济渠与春秋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相连。邗沟因年久多有淤塞，而加以疏浚。
通济渠连通邗沟，直达江都（今江苏扬州），形成了大运河的南段，全长一千一百公里。
第二个工程，始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是开凿永济渠。
永济渠也是以洛阳为起点，在疏浚三国魏所筑的旧渠的基础上，加上利用部分天然河道，南引沁水入黄河，北向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第三个工程，始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是开凿江南河。
江南河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构成了大运河，全长二千五百多公里。
大运河的三大段，各有其开凿的具体目的。
通济渠加邗沟，能将洛阳与扬州联为一气，便于隋炀帝下扬州。扬州是隋炀帝早年的发迹之地，即所谓“龙兴之地”，故定名为江都。此外，扬州是当年天下最繁华的所在，是风流的隋炀帝魂牵梦萦的地方。所以，这一段造的特别豪华，特别壮观。《大业杂记》说：“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之江都，离宫四十余所。”
将大运河向南延伸，除了隋炀帝的个人意图外，还有在政治上控制南方、在经济上依靠南方的政府行为。
永济渠，是为了征高丽。《隋书·阎毗传》云：“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漕运。”
江南河，应当说是通济渠的延长，其流经的太湖流域，以及末端的杭嘉湖平原，乃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由此可以更深入的通进富庶的江南，使江南的财富和粮食源源不断的运向洛阳。
对隋炀帝开大运河一事，历来毁誉参半。
持否定观点者认为：开挖大运河调发了大量的民役，开通济渠，征集河南、淮北一百多万民工；疏浚邗沟，征集淮南十多万民工；挖永济渠，征集河北一百多万民工；通江南河，又征集了数量庞大的民工。这些民工的调发，都是强行的、无条件的，迫使农民放弃了田间生产，并受到极其严重的经济剥夺。
再者，民工在工程中的生活及其命运，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悲惨。唐传奇《开河记》从一个侧面描述道：隋炀帝以著名的酷吏麻叔谋主管开河工程，他动用彪形大汉与刑杖，来督促民工们无休止的干活，结果不到一年，三百六十万民工竟然死了二百五十万，白骨积盈于两岸。
大运河的开通，犹如隋炀帝制造了一根特大的吸血管，将北方的民力与南方的民脂民膏，尽数吸入了他欲壑难填的血盆大口中。他下扬州的龙舟，长二十多丈，上建四层楼阁，分正殿和东西朝房；此外，还为萧皇后建造了翔缡舟，为嫔妃建造了浮景舟，为随行人员和护驾将士各建造了三千多艘战舰。这六千多舟船，配备了八万多纤夫。整个船队行在大运河上，连绵不绝，长达一百多公里。如此的船队，其耗费之多是难以估计的。此外，从南方运向洛阳或运向扬州供隋炀帝挥霍的赋税，更是个天文数字。唐代诗人李敬的一首诗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由于隋炀帝通过大运河来进行穷奢极侈的游乐，致使民众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以致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导致了隋王朝的崩溃。故而，隋朝的灭亡，与此河有关。李商隐《汴河亭》一诗云：“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是景阳楼。”
持赞赏观点者认为：大运河的开通，使中国从此有了经济大动脉，它贯穿南北，“商旅往还，船乘不绝”（《旧唐书·李勣传》），极大地便利了漕运，便利了商业流通，不仅如此，还便利了文化交流，便利了政治运作，使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有机地凝为一体。唐人皮日休撰《汴水铭》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大运河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使长江中下游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包括商业的开发，手工业的开发，城市的开发。
对大运河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往往贬者过于贬，褒者过于褒，较为客观且能调和的说法，当推唐代的皮日休和明代的于慎行。
前者在《汴河怀古》（其二）中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论禹功不较多。”
后者在《谷山笔尘》中说：隋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
在盛大的文化古迹上，几乎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越是能在后世为本民族赢得文化奇迹盛誉的东西，越是在建造时要付出损民损国的代价，代价越大，盛誉越重，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这样，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也是这样。
细说隋唐16：征高丽
隋朝的国威是巨大的，在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君主的经营下，在外交和民族关系上，曾有过万国来朝的辉煌。
然而，在辉煌之车下，历来滚动着战争与和平两轮。在战争与和平两者中轮番交替的，莫过于对朝鲜半岛诸国的关系。朝鲜半岛有三国，高丽、新罗与百济。在这三国中，南端的新罗、百济，始终与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高丽与隋朝的关系，则比较微妙复杂，它由于地居半岛北端，与隋境毗邻，一直有警惕不要被强邻所蚕食之心，加上它的国力有着显著的提升，也生出了向北拓展领土的要求。而隋朝在东方事务中，常以宗主国自居，对高丽的态度，和对其他周边国家的态度一样，带有些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要求能承认他宗主国的地位。由此种下了双方冲突的因子。
高丽与隋境在辽西隔鸭绿江相对。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王高元发兵进攻辽西，营州总管韦冲打响了保卫战，一举将其逐出境外。高丽入侵虽未得逞，但此事深深地震动了全国。因此时隋朝经过多年的生养积蓄，以及外交多方位的成功，已成为一流强国，高丽的挑战，激起了普遍的反击情绪。故史书云：“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主战的论调占据了上风，只有名儒刘炫反对，撰《抚夷论》，主张改用亲抚之策。可刘炫的声音是微弱的，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响应。
主战的情绪影响了隋文帝，他决意讨伐高丽，组织了讨伐统帅部，以汉王杨谅、大臣王世积为行军元帅，以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领水、陆军三十万进行东征。
整个军事部署是兵分两路，然都遭受了气候的不利：一路是杨谅亲率陆军，从临渝关开进，途遇大雨、大水，粮食供应断绝，瘟疫流行；一路是周罗睺所领的水军，从东莱渡海直接进攻平壤，但在海上受大风侵袭，舰船大多被漂没。不得已，水、陆两路均撤退，到了长安，统计死伤人数，竟达十之八九。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幸亏高元不想和隋朝发生全面的战争，遣使送来谢罪表，隋文帝有了台阶，同意赦免他的罪行，结束征高丽的军事行动，两国重新发展睦邻关系。
隋炀帝登位之初，隋朝与高丽的关系，是在友好的面纱之后，隐含着不和谐的声音。
从高丽一方而言，当年高元的谢罪，是惧怕隋军的征伐，而并非出于真心。况且，在谢罪表中，他用了极其自污的文辞“辽东粪土臣元”，这虽说是能屈能伸的外交手段，但终究很失体面，不仅失了他本人的面子，也失了高丽政府的面子，失了高丽国家的面子。对此，高丽相当多的人，希望在对隋关系中，有一日能改变彼此尊卑的关系。当高丽使者访问突厥时，流露了对隋朝的不满情绪。而忠于隋朝的启民可汗，旋即将这事转告了隋炀帝。隋炀帝的大国情结，远胜过他的父亲，听说高丽有不敬的言论，便对高丽使者说：“你可转告高元，尽早来朝见。若有不臣之心，朕当率启民前去讨伐，即刻诛灭！”
高元没有来朝，隋炀帝遂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征高丽行动，并连续进行了三次。
在征伐之前，隋炀帝做了全方位的准备，这准备大约延续了五个年头，其中最显目的两个举动是：开永济渠转运军饷；在涿郡（今北京）筑建林朔宫作为军事大本营。征兵量是空前的，以致“增置军府，扫地为兵”（《隋书·食货志》）。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正式下诏征伐高丽。出征的大军达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组成二十四军，分为左十二军、右十二军，从二十四个方向向平壤进攻。另有水军从东莱进发，军锋同样指向平壤。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认为：“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纪大业八年）
隋军强大，强大的似乎对高丽能以石压卵。然这不过是虚象，战争的结果与出师的雄壮，正好成了鲜明的对照。尤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统率江淮水军，浮海从高丽的浿水登陆，进至离平壤六十里地，大破高丽军。高丽军因势利导，索性装弱，让出平壤城，随后在城内设伏兵，打得入城的四万隋军精兵几乎全部覆没，来护儿仅与千余人逃出城去。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等多路军，共三十万人会于鸭绿江西。高丽遣派大臣乙支文德来诈降，以阻止隋军渡过鸭绿江。待乙支文德返回后，于仲文挥师渡过鸭绿江，向高丽腹地逼近，七战七捷，离平壤城三十里地扎营，由是隋军生出骄意。乙支文德再派使者诈降，益增隋军骄意。待隋军疲惫不堪，又严重缺粮之际，高丽军用四面包抄的战术，打的隋军溃不成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隋军狼狈逃奔，到达辽东城，仅剩下二千七百人，所有军械器具几乎全部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