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不久，荣耀达到顶峰的裴寂丢了次大面子。诸雄之一刘武周的猛将宋金刚挥军扑向太原，两支唐军相继覆灭。未曾领过兵的裴寂自动请缨，被授以全权率领一军前去抵御。他政治内行却军事外行，犯了和三国马谡同样的错误，扎营于高地，遭敌军切断水源后，被打得横尸旷野，死伤将尽，他在数骑的保护下，才得以逃脱。这一仗的后果是严重的，太原以东的城池全部丢失。李渊没怪罪他，命他镇抚河东。生性无野气的裴寂，已吓破了胆，将虞、秦二州的民众强行迁入城堡，留下的房屋财产付之一炬。民心慌乱，地方势力和宋金刚里应外合，裴寂再度大败，被召回长安。李渊破脸将他痛斥了一顿，然后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待火气消后，才将老友给开释了，待遇仍然是老待遇。
经过此事，表面上君臣和好如初，按照习惯，李渊到外视察，总让裴寂留守首都。实际上彼此间已有了不可改变的看法，互相再难以像以前那样推心置腹。有人告发裴寂谋反，李渊命人把他审讯了一番，结论是查无实据。事后李渊安慰他说：“我有天下，是你所推。然皂白得辨清，不得不推究。”又让贵妃三人带着珍宝器玩，到裴宅打招呼。特准他铸钱，再结为儿女亲家。李渊不是不知道裴寂的将略水平，对他的败绩应不会太意外；李渊了解裴寂，应清楚他的造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屡屡跟他过不去，绝非是为了表面之事，而是要昔日的老友明白：他们现在的关系是君臣，做臣子的是要自我约束的，不能太随便，也不能居功自傲，否则，有些话就不便说了。裴寂是聪明人，如何不懂李渊的用心，他以退为进，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拜伏在地上，请皇帝批准他告老还乡。李渊不想留个容不得功臣的恶名，泪湿衣襟的挽留了老友。
李渊在世之日，裴寂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能安享富贵。当李渊被迫退位太上皇后，李世民接了位，裴寂仅被保留了短暂的体面，而后就每况愈下，厄运不断，彻底结束了政治生命。人传他和妖言惑众的和尚法雅有牵连，唐太宗立即公布了他现时的罪状，数落了他以往的失职，把这个帮助他起事的老叔赶到了蒲州老家，做个平头百姓。唐太宗是难容老叔的：当日赚了他的钱，一不能容；作为知根知底的元老，二不能容；作为太上皇的密友，三不能容；有此三不容，裴寂只得卷铺盖走人。
走了之后的裴寂，也难安生。狂人信行称“裴公有天分”，朝廷获悉后，他先后被流放到交州、静州。羌人起事，裴寂带家僮给平定了。唐太宗还算开恩，念及老叔的旧勋新功，将他召回了首都。
满花甲之年的裴寂，重新来到长安，百感交集，然他无福消受了，不出多久，就告别了人世。
细说隋唐27：刘文静
唐高祖从举义旗到建立大唐王朝，帐下有难以计数的能人志士，而其中事迹最显著的则有二人，一个是裴寂，另一个是刘文静。
刘文静，字肇仁，自称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后迁居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他出身将门，一副伟丈夫相貌，举止倜傥，加上多韬略，有器局，先天的条件是十分的好。可是，他在隋末仅任晋阳（今山西太原）县令，虽说是一方父母官，但相对他远大的抱负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因职务关系，他和晋阳宫监裴寂成了好友。
时天下已大乱，裴寂望着城上的烽火，仰天长叹说：“我等卑贱之极，家道空衰，又身处离乱，不知如何处世！”
刘文静笑着说：“世途如此，时事推而可知。只要我们二人携起手来，何愁处于卑贱！”
乱世出英雄，刘文静趁着乱世，相当一个大英雄，以摆脱卑贱。然做番大事业，得有个契机，刘文静将这个契机，寄托在了镇守太原的李渊、李世民父子身上。他通过观察，察出李渊有非常之志，察出李世民有非凡之才，由此积极和他们交往，逐渐加入到他们的阵营。
可还未等刘文静向他们敞开心扉，他就因与李密通婚罪，被隋炀帝直接下令，关进了太原的大牢。早已图谋起事的李世民，环视周围所有的人物，认为唯有刘文静可与商议大事，借着探狱的名义，开门见山的说出了他的心事，请刘文静为他筹划。一拍即合，刘文静徐徐为他分析了天下形势以及李家的优势条件，要李世民立即不失时机地做好准备事宜。
李世民照着刘文静的谋划去做了，旋即又想方设法救刘文静出狱。李世民一切准备妥当，然忧虑李渊不肯与之一起干。刘文静引出了和李渊关系极密切的裴寂，和李世民相交，共同做好了对李渊的说服工作。
举事风声有所走漏，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将李渊拘捕。刘文静与李世民商议，准备提前举事。因证据不足，李渊被释。刘文静伪造隋炀帝诏敕，以对付突厥为名，招募了大量的军队，为举事提供了军事准备。随即，他状告王威、高君雅“谋反”，将他们给解决了。
清除了所有的障碍，李渊开大将军府正式举事，然他还是有所保留，仍用隋朝的旗帜。被任为军司马的刘文静，指出如此不足以打动痛恨隋朝虐政的人心，说动李渊改用自己的旗帜，以昭示义举。
接着，刘文静为李渊再出一计，联络突厥，以壮兵威。时突厥是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有着莫大的威胁力。刘文静认为，用暂时带有屈辱的妥协，来换取大事的成功，应当是值得的。李渊同意了，让他前去办理此事。
行前，李渊叮咛刘文静说：“请求突厥出兵，不过是为了虚张声势。如出兵太多，便无法控制，会给民众带来祸害。故而，请得数百人就够了，多则没用。”
刘文静以使者的身份，抵达突厥，说明了来意。
突厥始毕可汗究问：“唐公起事，今欲何为？”
刘文静以道义与利益双重角度回答说：“隋文帝废长立幼，致使隋炀帝给国家造成莫大的灾难。唐公是国家的亲戚，不忍坐看民众遭殃，故而打出义旗，欲废黜无道的隋炀帝。请可汗发兵与唐公共入京师，民众土地归唐公，财帛金宝归突厥。”
对始毕可汗而言，道义他是管不着的，但巨大的利益深深地打动了他，由此派出五百骑兵，相赠二千匹战马，跟随刘文静而去。突厥兵来的正是时候，帮着向长安挺进的李渊，打垮了隋军的阻击。
李渊率军渡过黄河后，命刘文静领兵驻守潼关，以防东边来敌。隋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守将屈突通挥军来攻。刘文静与之苦战，用奇兵消灭其前锋部队。尚有数万兵马的屈突通，见战局不利，向洛阳转移。刘文静出兵追击，生擒了屈突通，占领了大片地区，以功被任大丞相司马，封鲁国公。
唐朝建立后，刘文静拜为宰相。他奉命组织法律专家，修订了《隋开皇律令》。这部被修订后的法律，受到唐高祖的高度赞扬，并成为当时所依据的“通法”。
说实在，刘文静只是个政治谋略家，或是个典型的文臣，于军事并不十分在行。在对屈突通的战争中，他起先损失惨重，后又险些贻误战机，是在部将的补救下，才擒获了屈突通。他的这一缺陷，在随李世民征讨薛举时，又一次暴露。两军对垒，李世民病倒了，他关照刘文静等人：薛举孤军深入，且粮少兵疲，不宜与之硬战，当坚守不出，待其士气损耗，再相机一鼓击破。刘文静答应后，却没照着办，他贪功出兵会战，结果遭到大败。随之而来的处罚，是被唐高祖剥夺了官爵。
李世民还是看重他的，当再度征讨薛举时，让他随军而行。凯歌高奏，他摊得了一份功，被拜为民部尚书。后随李世民镇守长春宫。
对唐朝所给的待遇，心高气傲的刘文静很不满，他认为自己的才干在裴寂之上，功劳又在裴寂之上，而地位却在裴寂之下。他缺少胸襟，将不满化在了行动上，每当朝廷有事商讨，若裴寂以为是，他必以为非。时间一长，他和裴寂闹得不可开交。他的弟弟刘文起，跟着他一同闹，有次借着酒醉，拔刀击柱，叫道：“必当斩裴寂之首！”刘文静心绪不佳，总觉得家里有妖怪，病急乱投医，不顾朝廷的明令禁止，唤来巫师，作“厌胜法”，以克妖怪。他失宠的爱妾将事情告知其哥，其哥复告知了朝廷。按律，刘文静被捕入狱。
唐高祖令宰相裴寂、萧瑀主持审讯。
刘文静自我辩解说：“义兵初起，我为司马，裴寂为长史，地位相当。今裴寂为仆射，占据了壮观的府第，而我受到的赏赐却和众人差不多，此外，长期东征西讨，家中没人照顾，心里确实有些怨气。或许醉后口出怨言，以致落到这个地步。”
定罪时，宰相李纲、萧瑀均认为刘文静并无谋反迹象，李世民列举他的一系列功劳，也极力为他开脱。然唐高祖一直暗中忌畏刘文静才干过高，裴寂对症下药的说：“刘文静的才略，确实超过了众人，加上他性情暴烈，又心地阴暗，口吐狂悖之言，谋逆之状已显露。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强敌，假若赦免，比后患无穷。”一言中的，唐高祖遂下决心，判刘文静、刘文起斩首，其家抄没。
临刑前，刘文静抚胸长叹：“高鸟逝，良弓藏，此话不虚！”
细说隋唐28：玄武门之变
历史事件中有许多“之变”，然各种“之变”，都没有“玄武门之变”有名。因为这“玄武门之变”的结果，使唐朝产生了一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即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
李唐王朝诞生后，随后的数年，在于群雄争天下的战争中，显示了不同凡响的作为。这一场连一场战争的胜利，自然得力于运筹帷幄的谋士，得力于搏杀沙场的良将，得力于上上下下全体官兵。可最主要的，当推得力于李氏父子三人：李渊、李建成、李世民。他们父子三人，构成了唐朝的灵魂与精魄。俗话说，上阵父子兵，若非他们的齐心协力，在强手如林的纷战格局中，唐政权是绝不可能脱颖而出，最后雄睨于天下的。
当他们以同心同德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尤其在取得节节胜利后，彼此之间却逐渐滋生了走向悲剧的矛盾因素，症结在于权力。
按照嫡长制原则，在唐高祖登位之处，就立了李建成为太子，确定了皇位继承人。李建成能被立为皇嗣，他的嫡长子身份固然起了大作用，但他的功劳也非同小可，两种成分加在一起，是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子。在开朝之初，就用国家大典的仪式，用法律的形式，把皇嗣问题确定下来，唐高祖是明智的，是做了件于国于民有力的大好事。然究竟能否彻底解决皇嗣一成不变，使皇权的递承一劳永逸，却非那么简单，而且“殷鉴”不远，隋初隋文帝立了杨勇为太子，但曾几何时，杨广使便取而代之，造成了震动隋朝社稷的剧变。
遗憾的是，初唐的政权没有接受这个近在眼前的“殷鉴”。
唐高祖共有二十二个儿子，分别为十八个后妃所生：
排行 封爵 姓名 生母
1 太子 李建成 窦皇后
2 秦王 李世民 窦皇后
3 卫王 李玄霸 窦皇后
4 巢王 李元吉 窦皇后
5 楚王 李智云 万贵妃
6 荆王 李元景 莫嫔
7 汉王 李元昌 孙嫔
8 酆王 李元亨 尹德妃
9 周王 李元方 张氏
10 徐王 李元礼 郭婕妤
11 韩王 李元嘉 宇文昭仪
12 彭王 李元则 王才人
13 郑王 李元懿 张宝林
14 霍王 李元轨 张美人
15 虢王 李凤 杨美人
16 道王 李元庆 刘婕妤
17 邓王 李元裕 崔嫔
18 舒王 李元名 小杨嫔
19 鲁王 李灵夔 宇文昭仪
20 江王 李元祥 杨嫔
21 密王 李元晓 鲁才人
22 滕王 李元婴 柳宝林
头上四个儿子，都是唐高祖的正室窦皇后所生（窦皇后是个能干的女人，但未活到唐朝建立），其中三子李玄霸早夭（著名的古典小说《说唐》，即以李玄霸为影子，塑造了天下十八条好汉中的第一条好汉李元霸），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人是嫡子，其他十八子均是庶子。在宗法制度中，嫡子比庶子具有优先的发言权和继承权，故而，他们三人在李唐皇室中的地位是得天独厚的。
兄弟三人分为了两派：一派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派是李世民。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唐高祖开始着力培养这个接班人，除了自己，无论政治还是军事，遇事都给予最高的名分与最大的权力。此外，功勋也很显著的李元吉，自幼和张兄的关系就比较亲近，此时更是紧紧相随，希望在长兄登位之后，自己能成为皇太弟。父皇的关照，弟弟的配合，李建成的羽翼自是长足的丰满了，使得东宫集团从正统的旗号到实际的力量，都成了天下瞩目的对象。
李世民的封爵是秦王，他是众兄弟中的佼佼者，打仗打得多，也打得精彩。长期的领兵打仗，使他掌握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且拥有不胜枚举的文武人才。他凭着出众的神采，非凡的气度，迷人的雅量，优异的将略，使得这批文武人才紧紧地簇拥在自己周围，形成了天下闻名的秦王集团。其中文士有饱学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楮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武将有：侯君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张公瑾等。在文武两才中，房玄龄、杜如晦、侯君集、尉迟敬德，再加上他的妻兄长孙无忌、舅父高士廉，组成了核心班子。
兄弟三人并非一开始就闹派系的，他们曾经有过亲密的手足之情，有过政治上的精诚团结，有过军事上的通力合作。只是随着唐朝在天下逐鹿显出优势后，在权力再分配上，他们彼此之间逐渐有了矛盾。这矛盾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这矛盾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在李建成被法定为皇位继承人后，愈发的恶化起来，由此闹成了派系，闹得不可开交。
矛盾既起于双方，双方都有干系。
从李建成一派而言，在取得天下之本-太子-之后，他们有着一种近似于恐惧的担忧，即担忧功勋、实力、名声都大于他们的李世民始终包藏着“祸心”，早晚会越轨。魏徵对李建成明确地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当然，他们也曾希望李世民能“认清”大势，放弃自成一格的体系，听命和服从于他们。在这希望破灭后，为消除担忧，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来压制、打击、迫害李世民。比如谗毁，比如侮辱，比如下毒，最后准备斥之以武力，只是功亏一篑。他们的行为，只是在清除政治对手，虽然有些过火，却很难说违反了政治游戏的残酷规则。
李世民不是省油的灯，李建成没过分的冤枉他。李世民在打了几次致使唐朝兴旺壮大的仗后，“功业日隆”，已不满足眼下的政治待遇。他是高度自信的人，高度自信之下，免不了有些看轻李建成。由于排行的缘故，他在嫡长制文化背景里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这点他是很不甘心的。他也清楚，嫡长继承制并非历史上唯一的继承制，凭功成为皇嗣，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上比比皆是。他有如此的想法，他的集团成员为了取得更大的功名和富贵，也不遗余力地开导他，引导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反击李建成的迫害是事实，然这事实被他的政治动机夸大了，以至捕风捉影，甚至添油加醋。他最后忍无可忍的极端举措，确实有正当防卫的因素，保护自己及其基团，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借此铺就了走向皇位的大红地毯。
按理说，儿子们闹得厉害，最为最高主宰的唐高祖，完全应该出来进行调解，以阻止矛盾的发展，还李唐皇室一个安宁。是的，唐高祖是出来调解的，他的调解本意也很不错，在嫡长继承制与功勋继承制两者中破天荒地取得平衡，既不负李建成，也不负李世民。然而，他美好的设想一旦付诸实施，却是事与愿违，他在陶醉于李世民的功勋时，萌生了易换太子的想法，想降李建成为蜀王。由于周围的阻力，又别出心裁，欲仿效汉梁孝王的故事，让李世民分主洛阳，建天子礼仪，随后考虑不妥，又作罢。他在讨厌李世民的气势时，复将情感的砝码重新压到李建成的身上，极度冷落李世民，恨不得削尽李世民的权力。如此的反反复复，莫衷一是，致使两派的纷争愈演愈烈。唐高祖越调解越糟糕，终于弄得不可收拾，弄得自己失去了仲裁者的资格。
当两派闹得冰炭不同器，各种调解归于失败后，不得不图穷匕首见了。
武德九年（626年）夏，李建成、李元吉准备采取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先是贬黜他们认为最难对付的房玄龄、杜如晦，然后以征讨突厥为契机，夺去秦府的精兵强将，伺机杀死李世民。
风声走漏，李世民与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等紧急商量，以捷足先登的政变，除去东宫集团。在收买了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后，六月四日，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刘师立、公孙达武、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十人，在玄武门设伏。京师之兵本为李建成所掌握，他绝没想到李世民敢有如此之举，故毫无防备，按着日常的规矩，和李元吉一起入朝。将至临湖殿，发觉有异，想退回东宫，此时李世民纵马跃出，引箭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领七十骑冲来，再射杀了李元吉。东宫将士组织反击，见尉迟敬德提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相示，便立时作鸟兽散。
秦王集团政变成功，面对不由自主的局势，唐高祖只得“承认”东宫集团罪有应得，李世民救了社稷，救了他，连出“感激”之言。三天后，立李世民为太子。
八月八日，唐高祖知多次得罪过次子，更知大势已去，为给自己留个体面，留条后路，宣布自己退为太上皇，由李世民继位，即唐太宗。
贞观九年（635年），表面安享晚年，实则郁闷至极的唐高祖病逝了。
细说隋唐29：古今独步的唐太宗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造就了一大串的君主。在这一大串的君主中，人们耳熟能详的不多。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君主中，雄才大略的更不多。在雄才大略的君主中，被毛泽东看得上的，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五位，他在那阕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在这五位君主中，罪被人们称道的，当是唐太宗。唐太宗之所以能博得历史盛誉，在于他一身完成了一个君主极难完成的两件大事：打天下与治天下，从而成为独步古今的君主。
关于唐太宗姓名的来历，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他四岁那年，随父亲李渊到岐州（今陕西凤翔南），有一书生自称善于看相，对李渊说：“公是贵人，且有贵子。”在见到李世民后，脱口言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二十岁时，必能济世安民！”李渊遂采其意作了儿子之名。
李世民是将门之子，自小生长于军营，耳濡目染，加上性格勇略果断，到了十多岁，便能领兵打仗。在隋炀帝遭到突厥雁门（今陕西代县）之围时，他奉命增援，有过出色的表现。十八岁时助李渊守太原，重创高阳草寇魏刀儿。
隋末将乱，李世民是太原军事集团中积极主张乘势而起者之一，为准备逐鹿天下，他折节下士，出财养客，联络江湖好汉，蓄养了大批能为他效死的文武之才。
晋阳县令刘文静高度评价李世民说：“此是非常人。大度类于汉高祖，神武同于魏武帝，年虽少，却是天纵！”
李渊举起义旗，李世民领兵成功的拿下了西河地区。旋即拜右领大都督，统领右三军；李建成拜左领大都督，统领左三军。此时，他们兄弟俩的关系是和睦的，同心协力地为李家事业在奋战。
李渊挥军西上，与阻击的隋将宋老生之军遭遇。时久雨不停，粮食告罄，李渊欲引兵回太原。李世民以兵退则散的理由予以反对，反对无效，他在账外进行哭谏，从而打动李渊收回了成命。结果，他所率的城南之部歼灭了敌主力，阵斩宋老生，攻克霍丘。
在李氏父子进入长安，宣布建立唐朝后，屡建功勋的李世民被拜为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晋封秦王。
唐朝建立后，进入统一天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李世民更是焕发出杰出的战略智慧，施展出无以伦比的战术才干。当然，他不是常胜将军，败过，且大败过，然他有极强的心理素质，不怕败，不忌讳败，从败中汲取教训，从败中积累经验，从败中走出胜利之路。
他向新王朝献的第一份厚礼，是将薛仁杲的二十万之众歼于一役；他打得最艰苦的一战，是平定刘武周、宋金刚势力；他打得最精彩的一仗，是围点打援，生擒窦建德，迫降王世充。
这是大战，此外，他还打过无数的小仗，无论是野战、夜战、阵地战、攻坚战、防守战、运动战，还是水战、平原战、山地战，他都打得有声有色，打出了水平，打出了威名。
对李世民打天下的战功，或许史家的记录有涂脂抹粉之处，然基本的事实则是确凿的。没有出生入死的军事经历，他不可能营造以他为首的势力集团，他不可能在以后的宫廷纷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杀死了他最大的政敌-李建成、李元吉，迫使唐高祖退为太上皇，从而皇袍加身，成为唐朝第二代君主（庙号唐太宗）。
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他在君临天下的二十三年中，励精图治，开创了自汉代以后从未出现过的天下大治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参见《贞观之治》）。
唐太宗为何能取得大治的局面，这在于他及时抓住了历史赋予他的机遇：从国家形势而言，随着平定各路诸侯战争的结束，天下重归一统，中央政权名副其实的控制了全国，治理的方略得以贯彻执行；从社会状况而言，人心久乱思治，百姓嗷嗷待哺，从上至下欢迎治理的政策。
其实，这种机遇在每个大乱过后的时代，都毫无例外的存在，绝非历史单独钟情于唐太宗。然为什么唐太宗能取得大治的成就，而其他具有相同机遇的君主却未取得？这不能不归结于个人因素。唐太宗有着求取天下大治的深切愿望，为了这个愿望，他屏斥奢侈，甘于淡泊，放弃物质享受；为了这个愿望，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放弃精神享受。放弃物质享受固然可贵，然放弃精神享受更为难得，为何唐太宗能成为独步千古的君主，关键的关键，在于他敢于放弃作为君主本可享受的人世间最高级的精神享受。
有人把大治归结于唐太宗的个人禀赋和爱好，这有部分的道理，然英雄崇拜过了头，夸大了英雄创造历史的作用。
有人把大治归结于唐太宗接受隋朝灭亡的教训，这有更大的道理，然把事情过于抽象化了。
唐太宗之所以孜孜不倦的求取大治，实在是他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恐惧，一种如同梦魇般的恐惧：他和隋炀帝太像了！
第一个像是：他俩都出生在贵族家庭，尽管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生活，但面对的是上层社会无休止的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打小耳濡目染了权术，惯于经意、不经意的用权术来待人接物。
第二个像是：他俩都面对着乱世，并各有用各自的方式来夺取政权的父亲，在艰难的夺权过程中，他们渴求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万死不悔的愿意用生命来换取。
第三个像是：他俩都在统一战争中出过大力，立过大功，他们善结人才，崇拜武力，有英雄情结，有豪情壮志，有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感觉。
第四个像是：他俩都在兄弟中排行老二，虽对本朝的建立有着莫大的功勋，然在传统的嫡长继承制下，对最高权位却是望尘莫及，这是他们所不甘心的，从而积极投身于宫廷争斗的漩涡里，不惜用超乎常规的手段，对原太子及其集团给予了万劫不复的打击，从而取得了皇位继承人的资格。
第五个像是：他俩都在取得太子资格后，对父皇施加了某种政治手段或压力，从而促使父皇过早地离开人世或退位，让自己走上了皇位，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还有许多的相像……
如此的相像，若排除道德因素，本无可厚非，但是隋炀帝的下场，以及由此带来的隋朝灭亡，着实让唐太宗刻骨铭心，他恐怕重蹈覆辙，自己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唐朝重蹈隋朝的覆辙。他不想重蹈覆辙，由此深刻的认识到，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收敛欲望，收敛享受的欲望，收敛行使权力的欲望，一切从国计民生的需要出发，从治理天下的需要出发。这样做，光凭自己一个人的悟性，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有制约，这制约就是让群臣监督自己，随时随地监督自己，保证自己一直再正确的轨道上走下去。隋炀帝曾说过：“我性不喜人谏……”（《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炀帝大业九年）这句话常在唐太宗耳边响着，于是他提倡谏诤的风气，鼓励群臣大胆且无顾忌的谏诤，纠正自己的各种过失。
唐太宗确实这样做了，然做得很不易，做得很痛苦，有时觉得非常不自由，有时觉得失去了自尊，几度不想再做下去，他扬言要杀了谏诤不断的“田舍翁”魏徵，责斥刚正不阿的王珪等实例，便是显著的反映。但在长孙皇后的帮助下，在自己的反省下，他还是保持了纳谏的气度、开明的姿态，接受群臣的制约。
贞观之治来之不易，唐太宗的做法更是千古难得。
细说隋唐30：房玄龄、杜如晦
古典小说中常用这样一句话来比喻一个君主事业兴旺：文臣如云，武将似雨。这句非常朴素的话，透彻的揭示了君主事业与人才的关系。唐太宗能成就一番大业，与他的文臣武将大有关系。
唐太宗的文臣，是第一流的文臣。
唐太宗的文臣中，以房玄龄、杜如晦最为闻名。
房玄龄，名乔，然以字行，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在唐太宗率军进入关中之际，他自效于军门。李世民初次相见，谈的投机，犹如旧友。
房玄龄是个智者，又是个廉者，智廉一体，使他别具风采。他竭尽心力，为李世民处理事务，出谋划策，掌草文书。每次战争胜利，别人竞求财宝，他却独自忙着收罗人才。他有很好的人缘，他的人缘不是用在为自己谋利，而用在申明道义，激励谋臣猛将为李世民出死力。在他的努力下，李世民集团在内有了非同寻常的凝聚力，对外有着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李渊对他评价极高，说：“此人深识机宜，可委以重任。每为我儿陈奏事务，必通人心，千里之外，犹如面谈。”
在秦王集团与东宫集团相争之日，房玄龄与杜如晦二人成为李世民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以致李建成说：“秦府中最让人畏惧者，当属房玄龄与杜如晦！”从而在唐高祖面前百般中伤，将他们二人逐出秦王府。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前，让他俩化装成道士，潜入府中，一起筹划了事变大计。
辅佐唐太宗得了天下，论功行赏，他和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被定为第一。有赫赫战功的唐太宗叔父李神通等人不服，说他们首举义旗，出生入死，怎么到头来，却让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刀笔吏占了第一。
唐太宗声情并茂的解释说：“房玄龄如同汉代的萧何，运筹帷幄，有定社稷之功，虽未身临战场，然殚精竭虑，故得功居第一。”
房玄龄先是凭着他理事的能力和责任，当上了宰相之一的中书令，帮助唐太宗治理天下。继而，他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总理朝政。他处理事务，废寝忘食，力求无纤芥失误；度量宽宏，对人不求全责备，听到人有长处，犹如自己的一样高兴；谙达政务，精通文学；审定法令，务在宽平；量才录用，不分贵贱。
难得的宰相，人称良相。
他是个双料的功臣，谋国有功，治国有功，由此他和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功臣，被画像于凌烟阁（人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下赞语是：“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
他尽管有功，唐太宗尽管英明，彼此又懂得君臣相处的道理，可伴君如伴虎的古训还是起了作用。先是房玄龄知趣的看到自己年岁大了，加上任职时间已久，于是提出辞去宰相。
唐太宗百般挽留，最后干脆说：“公学汉代的张良、窦荣主动让位，惧怕月盈而亏，知进知退，是难得的。然公任相日久，一朝辞去，则国失良相，朕失两手。公若是筋力不衰，切勿再烦着让来让去。”
由是房玄龄不便再让。可过了没两年，唐太宗却嫌他老了，以一件小事为借口，将他给罢免了。大臣中有人为他叫屈，说了许多道理，却不知唐太宗的真实心理，丝毫不起作用。
房玄龄卒于七十岁，临终前给唐太宗留了道表，说不要征伐高丽，让唐太宗很是感动了一阵子。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他与房玄龄相同，好谈文史。他年轻时，以识人著称的隋吏部侍郎高孝基曾预言他“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
杜如晦是在李世民平定长安时前来相投的。初来乍到，他就受到了重用。然这个重用，是和其他有才之士一样，仅得到了一个较高的职务，并未成为李世民的心腹。时李渊既依靠李世民，又有些防着他，恐怕他的势力过大，不好约束，遂将秦王府的英才多调出，另授他用。杜如晦名列其中。
房玄龄极度欣赏杜如晦，为保全杜如晦，他对李世民说：“府中僚属出者虽多，但不足惜。唯有杜如晦聪明识达，是王佐之才。若大王想经营天下，非得此人不可。”
李世民如梦初醒，说：“不是你及时相告，险些失去此人。”于是想方设法保下了杜如晦。
杜如晦不负李世民的殷切之望，不负房玄龄的推荐之诚，在此后的岁月中出色的体现了他的才干。从征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诸雄，他是参谋本部的重要成员之一，拿出过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案。讨论军国大事，他剖断如流，身为同僚所钦服。
秦王李世民开天策府，设立了文学馆，以招徕天下文士。来投的文士如过河之鲫，其中著名的是十八学士，杜如晦名列榜首。十八学士有画像，他的画像下的赞词是：“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是的，杜如晦在辅佐李世民的事业中，立了身，扬了名。
唐太宗登基，杜如晦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总监东宫兵马。他每任一职，都有称职之誉。后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成了宰相，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同时，还一起制定了中央机构的规划和国家的文物典章。
杜如晦和房玄龄是合作成事的典范，他们彼此一片赤诚，互敬互让，无半点狭隘的嫉妒之心。杜如晦善断，房玄龄善谋，他们取长补短，合作的相当好，成为李世民最得力的谋臣，在打天下、得天下、治天下的漫长过程中，共同建立了首屈一指的功勋。
房玄龄、杜如晦治国有功，促成“贞观之治”，被誉为良相，并称“房、杜”。
“房、杜”美名不胫而走，传遍天下，传及后世。人以相业相比，比之汉初的萧（何）、曹（参）；以交谊相比，比之春秋的管（仲）、鲍（叔牙）。
杜如晦思域房玄龄之前，年仅四十六岁。唐太宗哭得伤心，痛感：“朕与如晦，君臣义重。”
细说隋唐31：魏徵、王珪
中国古代政治，评价君臣的德行，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即君得虚心纳谏，方为明君；臣能犯颜直谏，方为良臣。上有明君，下有良臣，才可使朝廷政治清明，以达天下大治。
这样的君臣格局，中国历史上有，但出现的不多。在不多的几次中，最为人所传颂的是贞观时期。其具体的表现，首先是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其次是唐太宗与王珪的关系。
魏徵是个特殊人物，特殊到提起唐太宗，人们必想到他；提起“贞观之治”，人们也必想到他。根据历史评价，似乎有这样一个感觉，没有魏徵，唐太宗即使是明君，恐怕也不会如此英明；而唐太宗不如此英明，“贞观之治”也难以达到如此之治。
魏徵，字玄成，巨鹿人，后移居相州内黄。家贫寒，出家为道士，虚心学习各种典籍，尤精纵横术。
天下大乱，他附武阳郡丞元宝藏投瓦岗寨，始终不得重用。后随李密归唐，仍受到冷落。他奉命安抚山东，说服了李绩举黎阳仓投唐。正遇窦建德攻黎阳，被擒，出任起居舍人。到窦建德兵败，才重归唐朝。
胸怀大志却一直不得志的魏徵，遇到李建成，才改变了处境。李建成可谓是他的第一个知己，再见到重归的魏徵后，立即将他引入东宫，拜为太子洗马，且十分礼敬。魏徵洞察他们兄弟的矛盾已如水火，屡劝李建成先下手，以除后患。可李建成却犹豫着不肯动手，以致丧命于玄武门。
作为东宫主要谋士之一的魏徵，被李世民召去责问：为何离间他们兄弟？魏徵的回答是硬朗的，也是大气的：若是皇太子早听他言，必无今日的大祸！言下之意是，如李建成听他的话，今日他们兄弟的结局必是换个个儿。李世民闻言不仅不以为忤，反而欣赏起魏徵的气度，把他收到了自己的东宫里，给予重用。
可能正是从李建成不听魏徵谏的教训中，李世民刻骨铭心的看到了谏言的深刻作用，看到了魏徵的可贵，从此拉开了他接受魏徵谏诤的序幕。尤其是在他登位之后，他们之间受谏和上谏的关系，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魏徵的上谏，具有两个长处：一是他有经国之才，精于政治之道，由此要么不言，一言必能中的；而是他性格耿直，从不知道什么叫碰壁，什么叫后果，由此要么不言，一言必说个明白。两个长处加在一起，使他的谏，谏出了道理，谏出了水平，谏出了力度，谏得唐太宗能听，谏得唐太宗不听也得听。
魏徵很清楚，他的犯颜直谏，可能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危险。然他将危险置之度外，长期义无反顾的谏。然他是大智之人，又知道在危险中含有很大的安全系数。这安全系数就是，唐太宗有深度的恐蹈隋亡覆辙的心理，有想当致天下大治的明君的心理，只要抓住这两种心理，多能转危为安。
为保证安全，他向唐太宗提出了让他做良臣，而不要让他做忠臣的建议。唐太宗问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啊，他解释说：良臣是尧、舜信任的正直之臣，如稷、契、皋陶等人，而忠臣是商纣王诛杀的直谏之臣，如龙逢、比干等人。良臣能使自己得美名，子孙得富贵，君主得大誉，很实在。忠臣则自己受诛灭，君主得恶声，徒有虚名。两者相差甚远。这番话不仅说动了唐太宗，还得到了赏赐的物品。
魏徵只做良臣不做忠臣的原则，贯穿他的一生，在李建成那里是如此，到了李世民那里也是如此。
唐太宗能纳谏，在于他懂得，纳谏可提升君主的品位。他曾将自己比为金矿，将魏徵比为金匠，只有经过魏徵这金匠的冶炼，他这块金矿石才可能变为金子。更为重要的是，他知道纳谏是防止社稷倾败的一道长城。
然在具体的受谏和上谏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过风浪，且有过大风浪。魏徵的谏言，毕竟是有锋芒的，这锋芒时常刺得唐太宗的脸上很挂不住。在唐太宗理智占上风时，能提醒自己这是良药苦口；而在他感情用事之际，则感到对方过于咄咄逼人，有时免不了勃然发怒。有一次，他在上朝时，被魏徵谏的火起，回宫后，自言自语的大骂道：“我要杀了这田舍翁（乡巴佬）！”（《魏郑公谏续录》卷下）幸得长孙皇后善言相劝，才平息了风波，和解了他们君臣的关系。其实，唐太宗只是在内宫骂骂出气，没长孙皇后的劝，他也未必会杀魏徵。因为唐太宗认识到：“当今在朝臣中，论忠直，没人比得上魏徵。”
唐太宗高度评价魏徵说：“贞观以来，尽心于我，进献忠言，安国利民，犯颜直谏，纠正我过失者，唯魏徵而已。”
魏徵的犯颜直谏能成功，并保持了十多年，除了魏徵的因素外，关键的是唐太宗能纳谏。魏徵曾对唐太宗开诚布公地说：“陛下引导臣言，臣才敢言。若陛下不接受臣言，臣岂敢逆龙鳞，触忌讳。”（《贞观政要·任贤》）长孙皇后也说：“主明臣直，魏徵能直言，是陛下开明的缘故。”
魏徵逝世后，唐太宗很是伤心，他怀念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很宝贵这三镜，今魏徵亡，失去了一镜。”他要群臣以魏徵为楷模，人人直言无隐。
王珪，和魏徵一样，对李世民而言，都来自于他所敌对的李建成阵营。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今属山西）人，南朝梁名将王僧辩之孙。隋时入仕，李渊入长安后投唐。
李建成册为太子后，王珪被引入东宫，受到极高的礼遇。她在玄武门之变前，坚定地站在李建成一边，积极的出谋划策。事后，他被流放到了蛮荒之地。
时隔不久，唐太宗因王珪的才，将他召回给予了重用。王珪有才，但更正直，故而与其说唐太宗爱他的才，不如说是爱他的正直。唐太宗曾说：“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也不能致理。唯有君臣相遇，情同鱼水，方能使海内得安。”唐太宗是想用王珪的正直，来加强自己的正，来匡正整个朝廷的风气。
在王珪看来，君臣间正常的具体表现是，君主应虚心纳谏，臣子当直言相谏。由此，他对唐太宗一席话的反应是：“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按照古代君主的规矩，须备诤臣七人，若谏而不用，直谏至死。我既然处在没有忌讳的圣朝，就当不顾人说我疯狂，直言相谏。”
针对王珪的提法，唐太宗特地设置了一个制度，即在三品以上官员入朝面君时，必须有谏官跟随，以随时纠正君臣的言语过失。
王珪言行一致，每每推诚进谏，秉直进谏。在唐太宗的鼓励下，他越谏越直，越谏位越高，直做到宰相。
宰相是正直之臣，是直谏之臣，当时朝廷的风气可想而知。
王珪的谏，数量虽不及魏徵多，但质量并不逊于魏徵。他善于因势利导：唐太宗夺了罪人的姬女入宫，还说这是罪人咎由自取。他用古人的例子，来影射唐太宗尽管喜欢善却不能用善，尽管厌憎恶却不能去恶。他得理不让人：唐太宗无端指责管音乐的太常少卿祖孝孙，他与另一宰相温彦博一同为祖孝孙辩护。唐太宗勃然大怒，斥责他们怎么不替君主说话，反替臣下说话。温彦博吓得跪下磕头，王珪却昂然站着，说这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