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总历程看，文景时代的成就，使秦以来的历史实现了一个大变化，由急峻转而宽和，由阴暗转而光明。
秦王朝行政，表现出严酷苛暴的特色。董仲舒曾经说，秦时民众承受的屯戍力役等负担，相当于古时的三十倍，田租口赋等负担．相当于古时的二十倍。当时普通民众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迫和剥削，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也因此受到严重的破坏。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的政治基点，是对秦王朝暴政的否定。
汉世政治语汇中，可以频繁看到“拨乱反正”的说法，《史记·高祖本纪》写道，刘邦去世，群臣赞美道：高祖出身低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刨立汉家帝业，功最高。于是上尊号为“高皇帝”。《史记·三王世家》也说，“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宣扬至德，平定海内。《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也有“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柞，成于汉家”的赞颂之词。《汉书.礼乐志》也说：“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
根据唐代学者颜师古的解释：所谓“拨乱反正”，是说“拨去乱俗而还之于正道也”。“拨乱反正”的说法，最早见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所谓“拨乱世，反诸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写道：“《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拨乱反正”的原义，是指治理混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合理的政治秩序。西汉初期，最高统治集团确实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努力，取得了“拨乱反正”的成功。
萧何是主持汉初政治体制成立的有作为的政治活动家。汉王朝建立之初，他利用民众对秦王朝残厉法制的不满，顺从民意，进行了政治改革。顺应民心以否定秦法，成为汉初政治的标志之一。
萧何之后，曹参接着作丞相，依然遵行萧何时创置的制度。历史上称作“萧规曹随”。曹参以为，确定“清静”作为行政的原则，那末民众自会安定。他选择身边作为助手的主要干部，专门任用不善于言谈的“重厚长者”，而部下有言辞激切，刻意追求个人声名的，都一律予以斥退。司马迁曾经以肯定的态度说道：曹参为汉相国，政风“清静”，使百姓在秦代酷政之后“休息无为”，于是得到天下民众的普遍赞美。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西汉统治阶层成就了世代称誉的“文景之治”。
西汉王朝的政治管理和秦王朝的政治管理相比较，有突出的历史性的进步。这种进步，集中表现为“文景之治”的成功。西汉王朝政治风格通过“文景之治”所体现的优异之处，于百年来一直为史家所瞩目。
汉初上层领导集团以崇奉黄老之学作为基本政治导向，努力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方针。黄老之学主张“无为无不为”，这一原则应用于政治范畴，就是强调行政上不妄为，少有急切的举措，避免苛烦扰民，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的状况下得以安定。这种政治风格是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进步的。
回顾历史，人们通常都会注意到，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政治成功往往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还发现，在某些历史背景下，中国带有原始朴素色彩的“重柔者吉”的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生活中，其实有时可以表现出神奇的力量。汉初政治的成就就是例证之一。
无为而治的思想．当时曾经占据着正统的地位。成书于汉武帝初年的《淮南子》一书，可以作为汉初思想的总结。其中《原道》篇所谓“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就阐述了这一思想原则。在行政实践中推行这样的原则，就应当作到如《淮南子·览冥》中说到的“除苛削之法，去烦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齐俗》中说到的“上无苛令，官无烦治”。无为政治看起来有消极保守的倾向，从某种角度看，却透露出一种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精神。
秦法严酷。汉文帝对秦代刑罚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样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1)秦法规定，大多数罪人都没有确定的刑期，服劳役者往往终生不能解脱。汉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按照犯罪情节的轻重，规定不同的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满，则当免为庶人。
(2)秦法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甚至处死，轻者则没人为官奴婢。这一制度，称作“收孥相坐律令”。汉文帝明令宣布废除这一法令。
(3)秦法规定，对罪人按照罪行轻重，分别行施黥、劓、刖、官四种残酷的肉刑。汉文帝语令废除黥、劓、刖三种内刑，改以笞刑代替。汉景帝时代，又进一步减轻了笞刑。
上述法制改革的后两项内容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得以完全落实，但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期的许多官员都大体能够执法宽厚，断狱从轻，于是狱事比较清明，刑罚比较简省，一般民众所受到的压迫可能较秦代有所减轻。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汉文帝出行，途经中渭桥，有路边行人突然冲犯其车马。汉文帝要求严厉惩处，但是主持司法的廷尉张释之却主张应当严格按照刑法规定，治以罚金之罪。汉文帝大怒，以为惩罚过轻。张释之则坚持说，所谓“法”，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面对的制度，自然应当共同遵守。现在法律条文规定如此，而处罚却要依据陛下个人的情感倾向无端加重，这样，必然会使法律在民众心目中的确定性和严肃性受到损害。事后，汉文帝承认张释之的意见是正确的。
这个故事，说明当时一些重要的执法官员能够必公正为原则，而汉文帝以天下之尊，在盛怒之下也能够虚心接受不同的意见。
在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对边地少数民族也尽量避免战争，努力维护和平相安的关系。
在吕后专权的时代，有关部门提出严格控制关市，在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流通方面对南越国实行封锁。南越王赵佗于是愤怒，采取和中央政府相对抗的态度，自立为南越武帝，又发兵北上，进攻汉王朝南边的长沙国。在吕后发军击南越以后，南越与汉王朝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因为气候条件的不适应，汉军不能越过南岭，两军事实上在南蛉一线相持了一年之久，吕后去世方才罢兵，于是出现了所谓“(赵)佗得以益骄”的局面。
汉文帝即位，对于吕后时代的政策多所否定，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石家庄)的家族墓地置守邑，岁时祭祀，又尊官厚赐，优遇赵佗的亲属。汉文帝又派陆贾为使者出使南越，赐书致意，文辞颇为诚挚。赵佗为这篇言辞恳切，情感亲和的外交文书所打动，致书谢罪，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表示愿意长为藩臣，奉贡职，并宣布废去帝制。于是，自陆贾还报，一直到汉景帝时代，南越称臣遣使入朝。虽然据说在国内仍然暗自沿用旧的称号，但是使臣入见天子时，称王朝命如诸侯之礼。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与匈奴订立和亲之约。此后虽然匈奴屡次背约侵犯北边地廷，但是汉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守备，并不组织军队主动出击，以避免加重百姓的负担，使恢复不久的正常的经济生活再次受到破坏。
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每当发生灾异时，皇帝令“秘祝”之官祈祝，让罪过和不幸转移到臣下和老百姓身上。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正式废除了这一制度，并且声明：百官的过失，都应当由我负责，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是公开张扬我的不德，实在是我不能赞同的。
汉史帝即位不久，就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以为这一罪名使得众臣不敢尽情直言，而皇帝也无法得知自己的过失。自此允许臣下大胆提出不同的政见。
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他又诏令诸侯王公卿及地方行政长官推荐品学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亲自策问，接受他们合理的政治建议并且予以任用。
文景时代比较宽和的政治空气，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汉书·食货志上》说，“文帝即位，躬修位节，以安百姓”，对于当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在汉初经济恢复阶段，财政困难，物资奇缺，据说连皇帝的乘车也无法驾系四匹同样毛色的马，有的将相甚至不得不乘坐牛车。汉文帝是历史上着名的讲究节俭的帝王。他在位二十三年，据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等无所增益。起先曾经规划在宫中建造一座露台，召工匠预算，大约要花费百金，汉文帝得知后说道，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产业，我居住在先帝营造的宫殿中，已经常常感到惶恐羞愧，为什么还要建造新的台呢?
每逢灾荒之年，汉文帝往往令诸侯不必进贡，又解除“山泽之禁”，即开放以往属于皇家所专有的山林池泽，使民众能够通过采集渔猎及副业生产保障温饱，度过灾年，扭转经济危局。
汉文帝还公开宣布降低消费生活的等级，精简宫中近侍人员，以减轻社会的负担。
汉文帝还曾经多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平时常服用价格平易的黑色织品，所宠爱的慎夫人也衣不曳地，宫中的帏帐不施纹绣，为天下做敦朴节俭的榜样。
汉文帝力倡节俭的极端表现，是在营建他的陵墓霸陵时，提出了薄葬的原则。他明确指示，埋葬时所用随葬器物都用陶器，地官不用豪华的装饰，陵上地面不筑封土，以求俭省，不致烦扰民众。临终时，他在遗诏中又重申薄葬的意愿，并且具体规定了减省葬祭之礼的内容，明令霸陵山川都维持原有制度，不许更改。
根据后来霸陵也曾经出土珍宝之器的传说，有人疑心汉文帝霸陵薄葬只是一种虚伪的政治宣传。其实，霸陵因山为陵，没有动员大量民众从事土木工程，是确凿无疑的。墓中随葬品的等级和数量，可能因入葬时情形之复杂，有与汉文帝个人意愿不尽相合的情形出现。
还有一种因素也未可排除，这就是汉景帝的母亲孝文窦皇后是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方才去世的，而与汉文帝合葬霸陵。也就是说，霸陵随葬品即使丰富，也有汉景帝的母亲窦皇后在汉武帝时入葬霸陵的因素。西汉皇室女性地位相当高。其时天下空前富足，在汉武帝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祖母逝世，也是不可能迁就汉文帝二十余年前的遗制实行薄葬的。以这一思路考虑汉文帝霸陵是否薄葬之谜，可能是有益的。窦太后之女馆陶公主寡居，后来近幸董偃，金钱恣其所用，曾经命令财务管理部门：董君所使用，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再向我报告。而这位老太太去世后，最终正是与董君会葬于霸陵。看来，后来盗掘霸陵之所以多获珍宝，有可能是陵园中其他从葬者的随葬品。
黎东方《细说秦汉》四○、洛阳才子贾谊
说到西汉前期的政治，不能不提到洛阳才子贾谊。贾谊是西汉文帝时候的政论家、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的影响。
公元前201年，贾谊生于洛阳。十八岁时，就以熟读诗书，善属文章闻名。后来被河南守吴公召致门下。汉文帝即位后，听说吴公曾师事秦时名相李斯，又号称治政为天下第一，于是征以为廷尉，主持天下司法。因吴公的推荐，贾谊得任为博士。吴公以“治政”闻名，贾谊因吴公举荐，可知贾谊得以入朝，大约主要不是因其文采，而是因其政识。
贾谊当时不过二十余岁，是朝中最年轻的博士。皇帝每次诏令讨论政事，诸位老先生尚在迟疑犹豫时，贾谊已经侃侃而谈。所说的意见，竟然都是大家所深思的。于是人人佩服，以为不可及。于是贾谊很快就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汉文帝十分赏识贾谊的识见，曾经准备任贾谊为公卿，但是因为周勃、灌婴等老臣的反对，未能实现。后来让贾谊到南方去，任长沙王太傅。
贾谊在长沙着《鹏鸟赋》，发抒内心的怨郁哀伤。后来汉文帝思念贾谊，又曾特地召见，问鬼神之事于宣室殿，君臣畅谈至深夜。唐代诗人李商隐因此有《贾生》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感叹他的政治思想受到漠视。
贾谊后来又被任命为粱怀王太傅。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失职，不久也悲郁去世，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的政论着作，据《汉书·艺文志》着录，有《贾子》五十八篇，赋七篇。今本《新语》是后人纂辑的贾谊着作汇编。
贾谊的《过秦论》，是最早的比较系统地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比较全而地分析秦政之功过得失的着名政论。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已经大段引录了贾谊《过秦论》的内容，并且真诚地感叹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过秦论》说秦以弱胜强，终于实现统一，“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然而迅速败亡，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罩所说的“仁义不施”，是指责秦王朝的统治者以暴虐之心与暴虐之术治国，终于导致了不可挽救的政治危局。贾谊还批评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而秦二世又“重以无道”，更变本加厉地推行暴政，从高官贵族到平民百姓，人人自危，因此形成了一旦发生变乱，就迅速土崩瓦解的政治局面。
秦政之失，在于“吏治深刻”和“赋敛无度”，是人们大都注意到的。贾谊特别指出秦始皇独断专行，不信功臣，不亲士民，不行王道而专任私爱的事实，实际上涉及到秦王朝专制政治在体制方面的根本弊病。
贾谊说，秦始皇自以为是，文过饰非，秦二世继承这种弊政，因而不政，暴虐以重祸，这样的政权，灭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以为极端专制的秦王朝迅速覆灭，是历史的必然。贾谊还具体描述了秦政的这一特色：秦的政治空气沉闷严峻，多忌讳之禁，忠言出于口，还没有说完，性命就已经没有了。因此使得天下之士侧耳而听，重足而立，闭口而不言。言论的严格禁锢，是专制制度的突出特征。不过，这种禁锢并不能平息民众的怨愤，反而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
贾谊指出，“攻”与“守”，“兼并”与“安定”，“取”天下与“守”天下，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战争时期谋求并兼与和平时期谋求安定，政治方针，政治策略，政治风格，也就是所渭“术”、“道’、“政”等，应当是有所不同的。然而秦实现统一之后，却仍然不能改变战时的政治形式，所以“取之”的政策与所以“守之”的政策竟然没有区别。秦王朝最高统治者仍然以取天下的政治方针面对守天下的政治现实。
秦始皇的统治思想没有能够完成应有的时代性转变，以这种思想为基础制订的关东政策自然表现为恐怖的虐杀和苛重的赋役。其结果终于导致秦王朝的迅速败亡。
贾谊根据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结的所谓“攻守之势异也”，所谓“取与守不同术也”的观点，提出了治国思想的重要原理。贾谊的这一认识，是《过秦论》的思想精髓。
贾谊先后多次上疏陈治安之道，这些奏疏被后世史家称为《治安策》，又题《陈政事疏》。
《治安策》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主要社会思想和基本政治主张。《治安策》作为贾谊有代表性的主要论着，也是体现对后世政论有重要影响的贾谊政论文风格的典型。贾谊在《治安策》中对汉初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汉初以来，中央政权与诸侯势力的矛盾，长期成为危害政治安定的严重隐患。因为中央政府政策的宽容，一些诸侯王确有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倾向。面对当时的这一形势，贾谊建议及早采取有力措施抑制与朝廷离心的势力。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也就是多立诸侯面分别削弱其实力。后来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证实了贾谊的政治预见。而汉武帝时代“削藩”事业的成功，实际上也采用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
贾谊还认为礼仪与法令，教化与刑罚不可偏废，特别强调倡导礼乐，实行以儒学为主体的道德教化，以移风易俗。汉武帝时代，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实现了《汉书·武帝纪》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
儒学地位的这种上升，当然已经超过了《治安策》中的设计，但是贾谊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治国主张，因为顺应了历史演进的方向，其历史预见性得到了证实。
治国务在“安民”的主张，是儒学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贾谊《新书·大政上》写道，对于行政，“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他又指出，民为邦本，民众虽然至贱至愚，却不可以简慢，不可以欺压。“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逮，而民必胜之。”在任何时代，敢于与民众为敌者，或早或晚，最终将为民众所战胜。
而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应当落实于使民众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有效政策上。对于这样的主张，贾谊是这样表述的：“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也就是说，执政者成功的政绩，首先应当表现为使民众“富乐”。
贾谊的政治思想，为“文景之治”的成功，描绘出了一幅蓝图。
贾谊提出的所谓“为富安天下”的主张，在实现“文景之治”的时代，已经成为汉王朝的基本国策。
黎东方《细说秦汉》四一、为富安天下
汉初，西汉政府比较清醒地认识了当时的社会形势，对征发兵役和徭役有所自制，又曾经多次对农民减免田租。
汉文帝时代，曾经多次下诏劝课农桑，还在农村乡里设“力田”之职。“力田”作为最基层的农官，经常和“三老”、“孝悌”同样得到政府的赏赐。
西汉王朝以这样的方式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汉文帝时代，直接从事耕作的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和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曾经两次宣布将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还宣布全部免去田租。三十税一成为汉代的定制。汉文帝时代，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少到四十钱。
汉初统治者一改秦时徭役繁重之苛政，注意以“省徭役，以宽民力”作为执政原则。比如，都城长安修筑城墙这样重要的工程，直至汉惠帝时才开始经营。
《汉书·惠帝纪》记载，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春正月，修造长安城墙；三年(公元前192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同年六月，又调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公元前190年)春正月，再次调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承担长安筑城的劳役，三十日解除。
这就是说，修筑长安城墙这样重大的工程项目，调用民力其实是十分有限的，劳役人员来自长安六百里内，人数最多十四万六千人，工期也以三十日为限。
汉文帝时，徭役征发制度又有新的变革，一般民众的负担减少到每三年服役一次。
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即正式成为征发徭役对象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傅籍，而着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是二十三岁。汉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诏令诸侯王丧葬，包括开掘墓圹、修治墓冢及送葬等事，征用民役不得超过三百人。
汉初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贾谊曾经向汉文帝提出重视发展农耕的建议。他说，驱使民众归于农耕，就意味着让社会生产的主力用于培植国家经济的根本。如此，则可以使天下百姓各食其力。贾谊以为，这样的话，就“可以为富安天下”。
这位有识见的思想家“为富安天下”即通过发展经济以保障安定的政治设计，在文景时代基本上实现了。
当时，一系列合理的经济政策促进了战乱之后农人回归于农耕生产实践。汉初功臣封侯，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说，诸侯实力较大的，不过万家，小者则只有五六百户。可是，到了文景时代，流民逐渐返回故土，户口也逐渐有所繁息，列候实力较大的，可以拥有三四万户，小国与先前比较，也往往户口倍增，经济富足的程度，也大致如此。户口的充分回归与迅速繁息，是社会生产逐步走向安定有序实现正常化的反映。西汉王朝的国力．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充实。
荀悦《前汉纪·文帝二年》引述了晁错这样的话：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直接劳作者不过二人，其能够耕作的田地不过百亩，百亩农田收益的谷物，不过三百石。有的学者据此推断，当时农业生产恢复并且得到发展，粮食亩产已经赶上并略超过战国后期的水平了。有的学者估计，当时亩产量折合现今计量单位，达到每亩产粟二百八十斤以上。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有一段关于当时经济形势的记述，形象具体地反映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充沛和民间经济生活的富足：从汉初经历文景时代至于汉武帝即位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没有经历严重的政治动乱，又没有遭遇严重的水旱灾荒，于是民间家给户足，城乡的大小粮仓也都得以充实，而朝廷的财政也历年有所盈余。京师的钱财累积至于千百万，以致钱贯朽坏而没有办法清理点校。国家粮仓太仓的存粮年年堆积，陈陈相因，至于满溢而堆积于露天，导致腐败而不可食用。民间太小民户都风行养马，阡陌之间驰游成群。人们竞相逞示富足，骑乘母马的人，甚至没有资格参与乡间聚会。
农耕经济的空前发展，使得粮价普遍降低。楚汉战争前后，有一石米价格值万钱的记载。而汉文帝时，谷价仅一石数十钱。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的说法，当时粮价甚至有曾经达到每石粟仅仅十余钱的历史记录。
黎东方《细说秦汉》四二、游戏结了死仇
《史记·孝景本纪》说，汉景帝刘启在汉文帝刘恒的儿子中，既不是长子，也不是少子。为窦姬所生。刘恒在代地时，代王后曾经为他生了三个儿子，王后和这三个儿子都先后去世，于是刘启得以继立。
《汉书·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的记载略有不同。说到代王王后生子四人。王后在刘恒尚未即帝位时就已经去世，此后所生四子都病死。在选立太子时，窦姬所生刘启年龄最长，于是得立。窦姬随即也成为皇后。
窦姬是清河郡(郡治在今河北清河东南)平民女子，吕后当政时，以良家子身份被选人官。吕后决定出宫女赐诸侯王，每位诸侯王五人，窦姬也在名单之中。因为出身清河，希望能够前往赵国(首府在今河北邯郸)，可以离家乡近一些，于是请求所侍奉的主人嘱托主持此事的宦官：将名籍一定安排在前往赵国的五人之中。不料主事宦官疏忽遗忘，误置名籍于代国，并且得到了吕后的批准，已经无法改动。窦姬悲伤涕泣，埋怨宦者，不愿前往，被迫方才成行。
但是来到代国之后，代王刘恒最为宠幸的就是窦姬。在窦姬为刘恒生了女儿刘嫖之后，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刘启降生了。
人们都熟悉汉元帝时因后宫画师作弊，王昭君嫁为匈奴阏氏的故事。窦姬的遭遇，也是因为宦者的有意或无意的疏误而引起的。不过就她个人的生活道路来说，却是由不幸而幸。就历史的发展路径来看，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那位宦官偶然的失误，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汉景帝，可能也就不会发生后来汉景帝时代的若干历史变化了。
东汉开国帝王汉光武帝刘秀，是汉景帝的儿子长沙定王刘发之后。刘发的出生，据说也是由于后宫中偶然的历史误会。这是汉景帝时代的事。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要说到。
汉文帝是公元前180年从代地入长安，继承帝位的。
仅仅几个月之后，刘启就被立为太子。太子之立，曾经有百官请立而汉文帝推辞的过程。
被立为太子的刘启，当时只是一个九岁的儿童。
关于刘启的儿童时代生活的资料，我们所知道的过于简略。目前只能够推测，从很快就被朝廷百官以所谓“敦厚慈仁”的印象立为太子的迹象看，他或许与汉文帝刘恒同时，或者在稍后不久就来到了长安。西汉长安在今陕西西安西北，而代国的首府晋阳，地在今山西太原西南。对于一名八九岁的贵族儿童来说，千里驰行的旅途经历，应当说是极不寻常的。而两汉帝王中在儿时有这样的行旅生活经历的，可能也只有汉景帝一人。
长安宫廷中绮阁金门、锦衣玉食的生活情景自然可以想象。能够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吴王濞列传》中记载，汉文帝当政时，吴太子曾经晋见，与皇太子刘启宴饮博戏。博戏时双方发生争执，吴太子性格蛮横，言行有失恭敬，皇太子愤怒，以类似于棋盘的“博局”掷击对方，竟然致死。皇家贵族少年游戏时骄悍相争的态度，描述得十分生动。
吴王刘濞是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二十岁时，曾经从刘邦平定黥布反叛，被刘邦立为吴王，封地有三郡五十三城。
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封刘濞，刘濞已拜受印，刘邦又召刘濞近前，仔细端详其面相，说道：看你的面容有反叛之相。心中亦不免暗自悔恨，但是已经举行过仪式，不便悔改，于是手拊其背，又说道：再过五十年。有人将在东南方向发起变乱，难道就是你吗?不过，你要记住天下同姓为一家也，一定要老老实实，不得反叛!刘濞顿首保证说：不敢。
刘启少年时因六博游戏争道，以博局相掷击，误杀吴太子，自此与吴王刘濞结怨。
吴太子棺柩被送回吴国，吴王愤愤地说：天下刘姓都是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宣称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罢了，何必归葬!于是吩咐将棺柩送还长安埋葬。刘濞此后心中深埋怨恨，于是不再遵守藩臣的礼节，借口患病，不再往长安朝见天子。
京师推想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的原因，一定是因为吴太子的缘故，于是审问吴国使者，刘濞内心恐惧，逐渐滋生反叛之心。
后来刘濞派使者到长安向天于致礼，汉文帝又询问使者。使者答道：其实，吴王现今确实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但是朝廷多次审讯吴使者，吴王心中惶恐，因此称病。《文于》说，“察见渊中鱼不祥。”察见臣下的隐私，会使忧患萌生，导致不祥。请求陛下忘记吴王以前的过失，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于是释放了吴国使者，又赐予吴王几和杖，以其年老，准许他可以不必上朝。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时，曾经以“博局”掷杀吴太子的汉景帝刘启年三十四岁，时吴王刘濞已经拒绝上朝二十余年，可知吴太子因博争道而致死时，尚是少儿。
《后汉书·孔融传》说，孔融五十六岁时被曹操处死，当时，女儿年七岁，儿子年九岁，因为幼弱得以保全。而孔融被拘执时，据说两个孩子正在“弈綦”。由孔融子女“弈棋”事迹，可以知道“博”以及“弈棋”一类智力竞技形式，曾经是当时上层社会儿童游艺生活中主要内容之一。
考占工作者在汉景帝阳陵南阙门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件陶质汉代围棋棋局残件。这件围棋棋局，虽然不是皇家贵族用物，但是因为出土于汉景帝陵园，也很自然地会使人联想到汉景帝刘启少时与吴太子争博的故事。
皇太子刘启因游戏时的争执竟然出手伤人，致死人命，是中国古代宫廷史中引人注目的一则史例。这位后来成为一代明君的历史人物在少年时期形成的性格特征，也通过这一故事有所透露。
黎东方《细说秦汉》四三、清君侧
吴地豫章郡(郡治在今江西南昌)有铜矿，又拥有沿海盐产等优越的经济条件，得铸钱和煮盐之利，于是国用饶足。国家不向百姓征赋，朝廷调发徭役时，吴王代百姓出钱以为偿代。又定时慰问地方有才之士，赏赐乡里有功人员。其他郡国的逃亡者来到吴国，追捕官吏要求送还，一律予以拒绝。
吴王刘濞利用铜山海盐的资源优势，吸引人口，发展经济，积累三十余年，得到国中民众的拥戴。这样的形势，使中央政府产生了权益受到侵夺的感觉。
汉文帝时，晁错就曾经数次上书指责刘濞的罪过，建议削其国土以为惩戒。汉文帝宽仁，不忍处罚，而刘濞则愈益骄横。
汉景帝即位后不久，升任御史大夫的晁错又提醒汉景帝重视一些诸侯王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倾向。他说，刘濞长期以来，骄恣无度，又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流亡人口，预谋发动动乱。现在，削夺其封地，可能会发生反叛。可是不削夺其封地，也会发生反叛的。削之，则反叛较早，祸害较为轻微；不削，则反叛较迟，祸害将会更为严重。
晁错又因楚王刘戊的过失，建议削夺其东海郡(郡治在今山东郯城)。此前赵王刘遂封地中的常山郡(郡治在今河北元氏西北)被削夺，胶西王刘卬也被削夺六县之地。
正在朝廷讨论削吴事宜，尚未做出决策的时候，刘濞听到讯息，担心削地将没有止境，最终必然导致亡国，有心发谋举事。他听说胶西王刘卬勇武好战，诸侯皆畏惧，于是派中大夫应高前往联络。
应高来到胶西国，对刘卬说：现在主上任用邪臣，听信谗言，侵削诸侯，诛罚严酷，得寸进尺，越来越苛刻无理。吴国和胶西国都是知名诸侯，现在也受到监视和约束，不能自安。吴王身患内疾，二十余年不能朝请．经常受到猜疑，无法自白，谨小慎微，仍然不能得到宽恕。听说大王也因事得罪朝廷，又风闻朝廷将有削地的举措，按照常理．其实罪不当至于此，但是按照现在朝廷的政策，可能最终受到的惩罚不仅仅是削地呢!
刘卬说：确实如你所说，那么，你认为应当怎么办呢?
应高说，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愿意因时循理，牺牲个人以为天下除患，大王以为如何?
刘卬大惊，说道：寡人怎么敢如此呢!主上纵然相逼甚急，也只有一死而已，怎么能够不服从天于，不侍奉天子呢?
应高说：现今御史大夫晁错迷惑天于，侵夺诸侯，诸侯都有背叛之心，人心不安，已经到了极点。而彗星出，蝗虫起，都是天下大乱的征兆．这是万世一时的机会啊。而只有经历艰难困苦，方可以成就圣人。吴王愿以诛晁错为愿，追随大王后车，纵横天下，必然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如果能够得到大王一句表示赞同的许诺，则吴王将约合楚王攻函谷关，守荥阳，据有敖仓积粮，抗拒汉军，准备休息之处，等待大王。大王如果能够亲临主持战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刘卬同意了。
应高得到刘卬的承诺，回报吴王。吴王刘濞仍然以为未必可靠，又亲自前往胶西国，与胶西王刘卬当面约定联军西进的计划。
胶西国群臣听说刘卬和刘濞的阴谋，谏阻说：诸侯之地不能当汉帝国的十分之二，为叛逆之举以使太后心中担忧，不是可行之计。现在天下承一帝，尚且都说不易，假令事成，两主分争，一定会增生更多的祸患的。
刘卬不听劝阻，派使者与齐国、菑川国、胶东国、济南国相约，都得到参与反叛的许诺。
不久，朝廷削吴会稽、豫章两郡的诏书果然颁布，刘濞于是正式约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诸国一同反叛。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史称“吴楚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的联合叛乱终于爆发。
叛乱发起之初，叛军尚未正式和汉王朝的军队交兵，七国的战旗就已经沾染了血腥。一些中央派往各国的重要官员和反对起兵的大臣都遭到残酷杀戮。吴王刘濞诛杀二千石以下的汉吏。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劝阻楚王刘戊，被刘戊处死。赵相建德和内史王悍谏止赵王刘遂，也被杀害。
齐王起先同意起兵，后来又反悔，以胶东王、胶西王为首，两国军队与菑川国、济南国的军队合力攻齐，合围齐国都城临菑。
叛军以诛贼臣晁错，“清君侧”，“以安刘氏”为名，军势浩大。刘濞举事，闽越、东越也曾发兵追随。据说赵王刘遂甚至还私下派使者联络匈奴，希望能够发军策应。
刘濞倾全国兵力北进，又号令国中，宣布：寡人年六十二，亲自作统帅，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国中凡年龄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者，皆动员从军。吴军调发二十余万人，于广陵发军，渡淮而进，与楚军会合。又派遣使者致书各诸侯国，公布晁错罪状，希望各国合兵诛之。
刘濞发布致诸侯书，宣称此次起兵的原由，是汉王朝有贼臣专权，本无功于天下，却蓄意侵夺诸侯国土地，歧视虐待刘氏骨肉，使国家社稷受到危害。而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他号称吴国可以动员五十万精兵，再加上南越军队随从北上的，又可得三十万人。
刘濞部署了各诸侯国军队的进军路线。他还依恃吴国财力之富足，宣布了赏赐军功的等级，能够斩捕汉王朝军队各级军官的，分别给予金五百斤到金五千斤的奖赏，能够招降汉军士吏的，也分别情形给予奖赏。刘濞表示各诸侯国军队对军功的物质奖励，都可以由吴国承担。
这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告，其文词之狂傲，鲜明地体现出吴王刘濞的个性。
刘濞的致诸侯王书，由于有“汉有贼臣”，以及“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的话，明确是以晁错作为攻击目标的。因此一般都把刘濞的这一反叛文书，看作“清君侧”的宣言。
所谓“清君侧”，是说清除帝王身边的奸臣、贼臣。《公羊传·定公十二年》已经有“逐君侧之恶人”的说法。而历史上“清君侧”之最典型的例子，还是汉景帝时代吴王刘濞以“清君侧”为口号，借诛晁错为名，发动吴楚七国之乱的事件。“清君侧”，后来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上惯见的政治策略的定式。
刘濞“清君侧”的口号提出，是表现出一定的政治策略眼光的。
自汉景帝当政后，晁错确实虽“无功天下”，却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的权位。晁错经常向汉景帝提出有关朝廷大政的建议，每每为景帝所采纳，于是深受信用，势压九卿，基本执政方针和具体的政策策略因他的提议多有更改。一年之内，晁错又升任御史大夫，成了地位最显赫的朝臣。
御史大夫的地位仅次于丞相，而高于九卿。其职责是辅助丞相，总理国政。御史大夫多是从皇帝左右亲信中提任，所以虽然是“贰于丞相”的副职，但是和天子的关系却更为密切。另一方面，丞相位高权重，皇帝不便随时差使，有时候有些事甚或是不愿差使，而宁愿差使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职权和地位虽然低于丞相，但是由于主管图籍秘书和四方文报，又熟知法律条文，因此握有考课、监察和弹劾百官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甚至有时可以超越丞相。事实上，御史大夫和丞相，其职权既相辅助，又相制约，所以当时不仅有将御史大夫称为“副丞相”的说法，也有将御史府和丞相府称为“两府”和“二府”的说法。
晁错地位的急速上升，使人难免有皇权遭到侵夺的疑心。而他本人“无功天下”而骤得大位，迅速暴发的事实，也容易使朝廷上下以及地方官员们心怀不平。事实上，以“清君侧”作为口号，可以在多数官僚的心弦拨动低沉的一响，于是争取其内心的称许和同情。甚至对晁错深怀信任的汉景帝，也可能从“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一语中读出似乎在批评背后隐含的某种支持。
在复杂危急的形势下，汉景帝曾经一度犹疑，而最终对于晁错的态度，前吴相袁盎的建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袁盎，原本是楚人，因父亲曾经有武装反抗政府的经历，被强迫迁徙到安陵。袁盎在吕后当政时曾经任吕禄的舍人，汉文帝即位后任为中郎。
汉文帝曾经从霸陵上驱车驰下峻阪。袁盎骑从，与车并列时拉住辔绳。汉文帝说：“你胆怯了吗，”袁盎说：“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微幸。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的事故发生，陛下纵然可以自己不看重自己，又怎么向先祖宗庙和太后交代呢?”汉文帝于是不再坚持。
有一天，汉文帝来到上林苑，皇后和汉文帝所爱幸的慎夫人陪从。他们在宫中时，常常同席而坐。安排座位时．当时任中郎将的袁盎领慎夫人坐到较偏次的一席。慎夫人面有愠色，不肯坐。汉文帝也愤然而起立。
回到宫中之后，袁盎对汉文帝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然已经立皇后，慎夫人只是妾而已，妾和主妇怎么可以同席而坐呢!如果这样，就乱了尊卑秩序了。而且陛下一旦亲幸，就予以厚赐。陛下这样看起来是对慎夫人好，然而恰恰是在危害慎夫人。陛下难道不知道吕后迫害戚夫人使之成为‘人彘’的教训吗?”于是汉文帝方才气平，又召见慎夫人，把袁盎这番话告诉她。慎夫人从内心感谢袁盎，赐予他黄金五十斤。
可见，袁盎是在上层政治生括中权术熟练的明智之士。他的政治性格，既有清醒刚直的一面，也有圆滑狡黠的一面。
不过袁盎也因为多次直言批评汉文帝的行为，不得长期在政治中枢任职，调为陇西(今甘肃临洮)都尉。他对士卒深怀仁爱之心，士卒们都争先为他效死。后来又迁为齐相。接着又转任吴相，有人对他说：“吴王骄横日久，国多奸邪。现在如果有心劾治，他如果不上书举告君，也一定会利剑刺杀君的。南方地势卑下，气候潮湿，君能天天饮酒，时常劝戒吴王不要反叛就可以了。这样或许可以免除灾祸。”袁盎听从了这一建议，吴王也待之以优厚的礼遇。
袁盎和晁错素来不和。晁错在座的场合，袁盎往往回避。晁错对于袁盎也同样。两人竟然长期未曾同堂对话。
汉文帝死后，汉景帝即位，晁错升任御史大夫，曾经派属下调查袁盎私自接受吴王财物事，判定有罪。汉景帝颁布诏书予以宽赦，于是只是免去官职成为庶人。
吴楚起兵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晁错与下属官员商量：“袁盎多受吴王金钱，特意为其掩饰，说吴王不会反叛。现在果然发起反叛，应当逮捕袁盎，严加审讯，了解他们反叛的阴谋。”下属官员答道：“反叛尚未发起时，惩处参与者或许可以预先制止阴谋。现在叛军已经西进，逮捕审讯袁盎又有什么作用呢?况且，推想袁盎也是不会参与反叛的预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