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犹豫未决时，有人已经将消息传递给袁盎。袁盎恐惧，连夜求见窦婴，陈说吴王所以反叛的原因，希望能够在皇帝面前说明形势。窦婴请示汉景帝，汉景帝召袁盎人见。
袁盎进宫时，汉景帝正与晁错在商讨调集军粮问题。
汉景帝问袁盎：现在吴、楚反叛，你是怎样看待局势的？
袁盎答道：不足忧也。
汉景帝说：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他在白头之年举事，如果事先没有筹划百全之计，难道能够轻易发兵吗?你怎么会认为他不会威胁国家呢?
袁盎说：吴国在铜、盐等战略资源方面占有优势，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哪里能够招诱到真正的豪杰呢?如果吴王真的得到豪杰，也会辅助他遵行礼谊，不会造反了。他所招诱的实际只无赖子弟、逃亡人口、盗铸钱币的奸人而已。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变乱。
晁错在一旁说，袁盎的分析是正确的。
汉景帝问：那么，用怎样的策略才能平定叛乱呢?
袁盎请求汉景帝屏退左右，汉景帝于是挥手让侍臣退下，只留下晁错一人在场。袁盎说：我的建议是不能够让臣子得知的。汉景帝又示意晁错退下。晁错不得不回避于东厢，而内心已经暗怀深恨。
袁盎对汉景帝说，吴王和楚王相互致书，说高皇帝子弟各自得到封地．今贼臣晁错擅自贬斥诸侯，削夺其封地，这正是吴楚等国所以反叛的原因。他们的目的，是要西进以诛杀晁错，恢复旧时封地。方今退吴楚之兵的良策，只有立刻斩晁错以向诸侯致歉，派遣使者宣布赦吴楚七国发军之罪，才可能兵不血刃而使七国叛军退去。
汉景帝沉默许久，说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又说：如果能够只是愧对一人而有益于天下，我是愿意的。
袁盎说：愚臣出此计，可能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愿陛下深思。
汉景帝原本有心按照晁错的筹划削弱诸侯国的势力，但是对于朝廷的军事政治实力又缺乏自信，这时已经倾向于袁盎的意见。他任命袁盎为主管宗庙礼仪的太常。袁盎于是位列九卿。汉景帝又任命晁错削藩的坚定的反对派窦婴为大将军，袁盎和窦婴原先私交很好，现在因吴楚七国之乱而空前显赫，一时长安和长安附近诸陵的社会上层人士都争先追附他们。窦婴、袁盎出行时，后面随从的乘车每天往往多至数百辆。
在叛军急进，形势危急的情况下，汉景帝因袁盎的误导，产生了如果诛晁错一人则可以安定局面的错觉。
在袁盎提出斩晁错的建议十数天之后，汉景帝命令中尉召晁错，当即逮捕，载行东市。晁错身穿朝衣，在东市被腰斩。这是西汉王朝高级官员被处以死刑的第一例。
晁错升任御史大夫之后，准备清算诸侯之罪过，削其封土。这一建议上奏汉景帝后，汉景帝下令让公卿列侯宗室集体讨论，大都表示赞同．只有窦婴一人提出反对意见，从此与晁错政见往往相异。晁错更改有关法令三十章，诸侯于是都仇恨晁错。
晁错的父亲听说这一情形，从家乡颍川赶来，对晁错说：当今皇帝刚刚即位，你参与高级行政，掌握国家权力，竟然侵削诸侯，疏他人骨肉，大家议论对你多有批评怨恨之言，你应当深思，这究竟是为什么!
晁错回答说：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啊，天子不尊，则宗庙不安。
晁错的父亲则说：按照休的办法去做，姓刘的家里安定了，可是我们姓晁的家里却危险了。我现在得向你告别了!于是饮药自杀。他临死之前感叹道：吾不忍见祸及吾身。
这位老人死后十余日，吴楚七国果然反叛，而果然以诛晁错为名。汉景帝听从窦婴、袁盎进言，竟然下令杀晁错。
晁错死后，汉景帝派袁盎和曾经与吴王刘濞有特殊关系的宗正德侯刘通一同出使吴国，期求吴王退兵。袁盎以太常身份，一同来到已经在围攻梁国的吴楚军前。刘通通知吴王拜受诏书。吴王刘濞轻蔑地笑道：“现在我已经为东帝，难道还要拜别的什么人吗?”汉王朝期望杀晁错以使吴楚退军的幻想彻底化作泡影。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记述晁错之死的文字之后写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此说甚是。削地致反，错之不善谋也。然袁盎借此以报私雠，其业何如?”就是说，削藩的战略意义应当肯定，但是具体步骤是否合理还可以商榷。在另一篇历史评论中，李贽给予晁错“善谋国”的主张以更高的评价，甚至说晁错的战略思想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贾谊，但是对于他与袁盎的纠纷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并不代为隐讳。
与“削地致反，错之不善谋也”的见解相类似，张燧在《干百年眼》卷五《七国缓削则不反》中也提出了如果削藩不采取过激的方式，那末吴楚七国可能不至于反叛的观点。他说：晁错对于诸侯所谓“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其实应当说，削藩过急则必然激起反叛，削藩从缓则可能不至于反叛。刘濞中年受封为诸侯，汉景帝当政时，已经是垂垂老者，其寿不久，如果耐心等待数年，就没有可以发起反叛的首倡之人了。七国虽然强盛，但是可以以中央政府的强权威慑之。晁错不能修养耐性，急切削藩．其身不保而国家危殆，为天下人所笑。俗话说：贪走的人会摔倒，贪吃的人会噎食，不正是说的晁错这样的人吗?
黎东方《细说秦汉》四四、平了七国之乱
汉景帝忍痛杀晁错希望能够平息叛乱，但是刘濞却并不因此罢兵。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在抗击吴楚叛军的军队中担任指挥官，从前线归来，上书言军事，汉景帝亲自召见，问道：“你从可以接触到吴军的地方归还，知道对方最新军情，他们得知晁错已死，将要退军了吧。’’
邓公答道：“吴国策划反叛已经数十年之久，因削地而终于爆发，虽然以诛晁错为名，其真实意图其实并不在于晁错。晁错死后，臣担心天下之士将噤口而不敢发表政见了。”
汉景帝问：“为什么呢？”
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强大不可扼制，所以建议削地以尊京师，这实际上是有利于汉王朝巩固万世之基的正确方针。但是计划刚刚开始实行，就陷于杀身之祸。晁错的遭遇，于内封忠臣之口，于外则为诸侯报仇，臣私下以为这是陛下不能不承认的失误啊。”
汉景帝沉默许久，长叹道：“你说得对，我内心其实也有所悔恨。”事后汉景帝将邓公提升为城阳中尉。
汉景帝此时即使有所悔恨，也已经来不及了。当时的形势是，吴楚叛军兵锋凌厉，席卷淮河南北，又旄头西向，京师为之震动。而胶东国、胶西国、菑川国、济南国军队合力攻齐，对齐国都城临菑形成铁围，齐鲁大地历代文化积累和汉文帝以来经济恢复的收获也毁于兵燹。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吴王濞叛军中周丘在下邳(今江苏邳县南)、城阳(今山东莒县)等地大破汉朝政府军的故事。
周丘是吴王刘濞的宾客。吴军起事，未渡淮水时，诸宾客都分别得到将、校尉、司马等职任，只有周丘不得任用。周丘是下邳人，亡命于吴，终日饮酒，毫无专长，不为吴王刘濞看重，因此没有任命。周丘进见刘濞，说道：“臣因无能，不能效力军中。臣不敢得到统领部队的职权，只是希望得到一汉节，一定可以对君王有所报答的。”刘濞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周丘得到汉节，连夜驰入其故乡下邳。当时下邳得知吴王反叛，全城守备森严。周丘以汉节得以入居传舍，以汉使者的身份召见县令。县令来见，周丘命令从者立即将其斩杀。又召集其家族亲戚所熟识的县中有才干有影响的吏员，对他们说：“吴国叛军即将兵临城下，屠下邳城不过只是一顿饭的工夫，如果现在归从，全城老少都可以得以保全，你们这样的能者，还有封候的机会。”因周丘的煽动，下邳全城投降吴军。周丘一夜得三万之众，他派人归报吴王，并率领这支部队北上攻略城邑。兵临城阳时，部众已经多达十余万，大破城阳中尉军。
汉景帝委任邓公为城阳中尉，可能正是因为原先的城阳中尉已经阵亡的缘故。如果邓公原来就是城阳中尉属下的校尉，那么可以推知，汉景帝一定较为具体地从邓公口中得知了城阳中尉军大败于周丘军前的实际战况。
吴楚七国的反叛，形成西汉时期最严重的内乱。西汉王朝经历着最严峻的政治考验。
在这危难之秋，汉景帝想起了父亲生前的嘱咐：“一旦形势危急时，周亚夫是可以担当军事重任的。”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汉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南侵，汉文帝下令边防部队备战，关中也强化防务，以周亚夫为将军，驻军于细柳；刘礼为将军，驻军于灞上；徐厉为将军，驻军于棘门。
汉文帝亲自前往灞上、棘门、细柳三地劳军。至灞上及棘门军，皇帝的车队都直驰而人，将军率领部下乘骑列队送迎。然而来到细柳军时．看到军士吏都身被甲胄，如临战态势，手持锐利兵刃，拉满弓弩，箭在弦上。天子先驱来到营门，不得进人。
先驱说：“天子即将驾临!”军门都尉则说：“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
不一会儿，汉文帝车队来临，果然仍不得进人。于是汉文帝派使者持节诏告将军：“吾欲入劳军。”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营壁大门。
守卫营壁大门的士吏对从属车骑宣布：“将军约令：‘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乘车也不得不按辔缓行。汉文帝车驾来到营中，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行礼，说道：“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之动容，肃立车上，派人致意，宣称：“皇帝敬劳将军。”礼毕即离去。
既出军门，群臣都为此惊叹。汉文帝说：啊，这才是真将军啊!前此灞上军和棘门军，简直如儿戏一般，敌军如若袭击，是可以俘虏其将领的。至于周亚夫，可得而犯邪!
于是汉文帝临终时，对于太子有周亚夫可以在危难时将兵的告诫。汉文帝去世，汉景帝即位后即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面临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任用周亚夫为太尉，作为最高统帅，往东方平定叛乱。太尉周亚夫受命率三十六将军平定吴楚之乱。
出征前，周亚夫请示汉景帝：“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我准备放弃粱国，断绝叛军运粮道路，以此制敌，当获全胜。”汉景帝批判了周亚夫的计划。
一方面“难与争锋”，一方面“不能久”，指出了吴楚叛军的实力特征，周亚夫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也因此面确定。汉景帝对于周亚夫制定的克敌方针的肯定和支持，是平叛战事终于取胜的最重要的条件。
周亚夫乘坐当时驰传系统中等级最高的“六乘传”出发平叛。“六乘传”见诸史籍只有两例，另一例是汉文帝以代王身份入长安继承帝位时，也曾经乘坐“六乘传”。周亚夫行至长安以东的灞上，赵涉阻挡车队，劝告说：“吴王长期以来财力雄厚，豢养一批敢死之士。现在知道将军将要东行，一定会派遣间谍刺客潜伏于殽山、渑池地方的崇山险道之间等待。而且兵事神秘，军机不宜泄露，将军何不由此折向右行，走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出武关(今陕西商南南)，抵雒阳(今河南洛阳)，行程相差不过一两天，至雒阳后，直入武库，击呜鼓，东方诸侯闻之，将以为将军从天而降也。”赵涉的建议，不仅能够避开吴王派遣的刺客，也有益于保守军事机密，可以予叛军以突然的震撼。
周亚夫采纳了赵涉的建议，从武关道迂回抵达雒阳。他派人搜查殽山、渑池之间，果然发现了吴王派置的伏兵。周亚夫以赵涉建议的正确，向汉景帝推荐，任用他为护军。
周亚夫来到雒阳，见到大使剧孟，高兴地说：“七国反叛，我乘传至此，没有想到雒阳能够保全，而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得剧孟，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了!”周亚夫以剧孟归属测知敌方政治战略水准的这一见识，反映了军事不仅是武力的竞争，而且必须以争取民心为基础的思想。
周亚夫率军行至准阳(首府在今河南准阳)，询问父亲周勃的老下属邓都尉，应当如何确定作战策略。邓都尉说，“吴楚叛军锋芒锐利，而难以持久，我军不必与之争锋，可以从容等待，察知其弊弱，然后破之。方今为将军筹划，不如引兵东北，在昌邑筑作工事，将梁国让给吴王，吴王一定倾其全军精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并派遣轻兵控制淮泗之口，斯绝吴军粮遭。吴国和梁国相互削弱而粮草竭尽，我军乃可必然可以破吴。”
邓都尉的计谋与周亚夫的战略构想相一致。周亚夫于是引兵东北，坚壁吕邑(今山东金乡西)以南，隔断吴楚与胶西、胶东、菑川、济南、赵诸国叛军的联络，放弃粱国，使吴楚兵在攻粱的战役中消耗实力，又派遣轻骑兵在弓高侯率领下据淮泗口截断吴军粮道。
吴军渡准以后，与楚军会合，西攻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大败汉军，又乘胜进军，兵威甚壮。粱孝王恐慌，遣六将军击吴。吴军又击败梁军两将，粱军部众溃散。粱孝王数次遣使者到周亚夫军前求救，周亚夫不派一兵一卒救粱。梁孝王又派使者往长安，在御前控告周亚夫，汉景帝于是派人指示周亚夫援救梁国，周亚夫坚持“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话”的原则，依然不遵行诏令。粱孝王令韩安国及张羽为将军，用人得当，于是屡败吴兵。
吴军欲西进，粱城坚守，使吴军不敢西行，于是进犯周亚夫，两军会战于下邑(今安徽砀山)。吴军因粮道已经被汉军断绝，力求速战，周亚夫军坚守营垒，任吴兵数次挑战，仍不肯出战。吴军粮草竭尽，士卒饥苦，又夜攻周亚夫军营垒。汉军军中相惊，士卒相互攻击扰乱，周亚夫卧于帐中不起，直到营中平定。吴军在东南方向大造声势。周亚夫命令加强西北方向守卫，果然吴军暗中集聚力量以精兵强攻西北。吴军未能找到突破口，只得撤退，汉军乘机反击，吴军大败，士卒多饿死，部众叛离溃散。
于是吴王刘濞弃其军，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乘夜色逃遁，渡江奔走丹徒(今江苏镇江东)，企图保有东越。刘濞得东越兵士大约万余人，于是又派人收聚败军逃散之卒。
汉军悬赏千金求购吴王刘濞首级。汉王朝又派使者致礼于东越，说服东越站在中央政府一边。东越人欺骗吴王，诱使吴王出劳军，使人刺杀吴王，盛其头，驰传送往长安。吴军于是全军溃败，大多向周亚夫军及粱军投降。
楚王刘戊的军队大败，刘戊自杀。
吴王刘濞军败后，汉景帝对于全面平定叛乱，发布了语词严厉的诏书，他亲自谴责七王反叛的罪恶，以除恶务尽的原则，号令政府军上下全力“击反虏”，“深入多杀为功”，指示对叛军三百石以上的军官“皆杀之，无有所置”。又宣布对这一诏书不得讨论，敢有非议及不执行的，都处以腰斩之刑。
胶西王、胶东王和菑川王率领的军队围攻齐国临菑(今山东淄博东)，强攻三月未能攻破。汉王朝援兵至，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各引兵归国。
汉军将领弓高侯魏当致书胶西王说：“我军奉诏诛灭不义，降者可以赦免其罪，恢复旧有的地位待遇；不降者灭之。王何去何从，应当尽快择定。”胶西王于是肉袒叩头，至汉军营垒请罪，沉痛地说：“臣刘卬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劳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菹醢之罪。”弓高侯魏当执金鼓接见他，说道：“王亦为军事所苦，希望听到对为何发兵反叛的解释。”刘卬于是顿首膝行，回答道：“晁错得到天子信用，擅自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封地。刘卬等以为不义，担心其败乱天下，于是七国发兵，且以诛晁错。现在听说晁错已经被处死，刘卬等谨以罢兵归国。”将军魏当说：“王如果以为晁错不善，何不告知皇帝?竟然在没有诏书虎符的情况下擅自发兵攻击守义之国。以此看来，真实意图并不是要诛晁错。”于是乃出诏书向刘卬宣读。宣读完毕，说：“王其自图。”胶西王说：“像我刘卬这样的，可以说死有余辜。”于是自杀。太后、太子皆死。
胶东王、菑川王和济南王也都被迫自杀，国号被废除，国土归于汉王朝。
郦将军围赵十月，终于攻陷，赵王自杀。
济北王因为被迫附从的缘故，得以免除死罪，改封为菑川王。
吴楚叛乱发生于正月，三月即告基本终结。西汉王朝凭借数十年来所奠定的稳固的政治基底以及所积累的雄厚的经济实力，迅速平定了这次大规模的内乱。
吴楚七围之乱的平定，使汉王朝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得以缓解，汉景帝也因经历了极其严峻的政治考验，对于国家的政治控制力有显着的增强。
汉景帝在处分有罪的诸侯，明令其“国除”之外。也对其他王国进行了必要的政治整理。首先，汉景帝乘势收夺诸侯王国之支郡边郡属汉，此外又有改封、徙封等调整措施。而当时总的趋势，是诸侯地方分据势力显着削弱。
例如，特意以续楚元王之后的刘礼为楚王，而其实当时他的楚国仅有彭城(今江苏徐州)及其邻近数县之地。而代国其实也只剩下太原(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一郡，其定襄郡(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雁门郡(郡治在今山西左云西)、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三个边郡都已经归属中央。
晁错削藩的举措得到汉景帝的认可，其实是因为君臣之心相互印合。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内心久有抑制诸侯势力的期望，只是没有合适的机遇和有效的措施。汉景帝三年的空前动乱，一时使帝王为诸侯的强悍所震惊，而叛乱的平定，又使得削藩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不过，我们看到，在一些诸侯国“国除”和一些诸侯王的封地有所调整之后，汉景帝又分封了自己的儿子为新的诸侯王。
一些旧有的诸侯国被翦灭，一些新立的诸侯国又出现了。尽管总的趋势是中央政府的实际行政权力有明显的增强，不过汉景帝继续封王的做法，说明他对于地方诸侯威胁中央的历史有切身的感觉，但是其内心有关中央集权政体的进步意义的觉悟程度，其实依然是有限的。
值得注意的是，汉景帝前一代帝王——他的父亲汉文帝，以及后一代帝王——他的儿子汉武帝，都有曾经作为诸侯王的经历。这或许恰好可以反映西汉前期天子与诸侯关系的复杂背景。
不过，作为天下至尊的皇帝，对于诸侯国的政情有一定的了解，可能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黎东方《细说秦汉》四五、唐姬误会
唐姬本来是汉景帝后宫女子程姬的侍女。
程姬是鲁恭王刘余、江都易王刘非和胶西于王刘端的母亲，曾经深得汉景帝宠爱。
据《史记·五宗世家》记述，一次，汉景帝召幸程姬，程姬正逢月经，不便进侍，于是将身边侍女唐儿梳洗装扮，送到汉景帝宫中。
汉景帝醉而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于是怀孕。汉景帝酒醒之后方才发觉并非程姬。等到所怀皇子生产，命名为刘发。
刘发于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因皇子出身而封为长沙王，据说是因其生母身份低微，所以封于卑湿贫国。
据说，汉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诸王来到长安朝见天子，汉景帝诏令在廷前歌舞祝福。长沙定王刘发只是勉强展袖，略微举手，左右见他动作笨拙，不免发笑。汉景帝心中诧异，问其原由。刘发回答说：“臣国土褊狭，地域窄小，容不得回旋。”汉景帝于是下令将朝廷直属的武陵郡、零陵郡、桂阳郡三郡地方划归长沙国。
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其实，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当时长沙国的全部国土，其实仅仅只有一郡之地。
《后汉书·孔融传》说，曹操通令禁酒，孔融屡屡反对，而且“多侮慢之辞”。李贤注引孔融与曹操书，说到“酒之为德久矣”的事实，如“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着旨酒之德’’等等，也说到饮酒的种种好处。其中就说道：“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
孔融反对酒禁，列举酒在政治史中的作用，以为酒并不“负于政”，其中所谓“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说的正是唐姬误会。
汉光武帝刘秀是唐姬之子长沙定王刘发之后，所以有“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的说法。这虽然也是“侮慢之辞”，但是又有游戏文字的性质，不过，却说明了汉景帝“醉幸唐姬”虽然是官廷秘事，竟然得以流传广泛。
黎东方《细说秦汉》四六、汉武帝了不得
刘邦在打完项羽的时候，把三十九郡的秦朝天下接收下来，自己留下十五郡作为汉国，用集权的郡县制度直接统治，其余二十四郡分封韩信彭越等人，各成一国。不过汉国的君主称为皇帝其余各国的君主称为“诸侯王”，位为诸侯而爵为王，受皇帝的羁縻。
等到这些异姓的诸侯王被一一削除以后，刘邦并未把他们的地盘收归中央直辖，而是改封给同姓的若干子孙，刘邦颇以为只要是姓刘的，便比外人可靠，事实证明他看错了。
到了他的孙子景帝在位之时，有七个姓刘的王爷同时造反。为首的一人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儿，顶有钱，又顶有野心。他以江苏的地盘为根据，勾结楚王，赵王，济南王，菑川王，胶东王、胶西王，藉口朝廷中有御史大夫晁错弄权，发兵申讨。实际上他自己想做皇帝。若不是汉景帝下面有一位将军周亚夫懂得打仗，刘濞很可能代替刘景帝(刘启)而有天下，或是双方打一个平手，中国便分裂为二。
汉景帝领教了刘濞以后，就定下了一个规矩，所有王爷，都得交出他们的地盘，由中央政府即汉国皇帝的朝廷派人代管。本来，皇帝的面前有“丞相”，王爷的面前有“国相”。从此以后，国相概由中央任命，对中央负责，不对王爷负责，于是全中国恢复秦朝的集权统一制度，只是表面上多出若干吃饭不做事的王爷与次于王爷的若干爵爷而已(周的贵族有公侯伯子男五等，汉朝的贵族只有王侯二等)。
景帝的儿子武帝，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连王爷们名义的上地盘也看不顺眼，想出法子来把他缩小。他鼓励王爷们预立遗嘱，把地盘均分给若干儿子，使得每一个儿子都邀皇恩，裂土封王。这样，那些儿子们也个个满意，讨便宜的还是中央政府，一举而根绝了尾大不掉的毛病。各个王国的领域，越分越小。所以像刘濞所领导的七国造反的事便永不再有。
汉武帝既无内顾之忧，便能够专心对外。那时候在汉朝北方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匈奴。匈奴虽则是游牧民族，文化比汉朝落后，但由于全国皆兵，能骑善射，所以常占上风。汉高祖(刘邦)曾经动员了三十万步兵去打他们，结果吃了败仗，被人家围住，说了许多好话，又赔了美人才被放了回来。汉武帝认为这是国耻，一心一意要报复。他也知道，非打垮匈奴，汉朝的生存不能免除威胁。因此，他就养马，练骑兵，和匈奴打了四十三个年头，或断或续，果然把匈奴的实力给摧毁了。
自然，汉朝本身，也被这四十三个年头的对匈战争，弄得民穷财尽。汉武帝却满不在乎，他除了打匈奴以外，同时还灭了两个越国(福建的东越，与广东的南越)，吞并了安南北部与朝鲜北部，征服了西南夷(西康贵州一带)及昆明国(云南西部)，又与帕米尔西边的大宛国打了两回。在他死的时候，中国的版图比刘邦的时候大得多了。
他筹款的方法侧重于有钱出钱的原则，凡是商人可以发大财的生意，他都抢了过来由自己做，例如开矿，冶金，煮盐，酿酒。其他的各种营业他虽不抢，也要抽一点营业税。最厉害的是财产税，不管是动产或不动产，概由物主报价照抽。如果报得不实，一经他人告密，就会充公，告密的人可获重赏。有一位姓杨名可的，竟然组织了一个告密公司，遍设私家侦探，发了不少的财，把许多有钱的人都害苦了。钱不太多的人也同样受累。至于穷人，虽然纳税较少，但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活得也很不舒服。
若不是为了这一层，汉武帝的名誉在历史上要好得多，他能打垮匈奴，又扩充了很大版图，原应该享受民族英雄的名称，就因为他打得太过分，花钱太多，对老百姓太不客气，所以信奉孔夫子教训的所谓儒家即一般读书人，对他极不赞成，怪他穷兵黩武，不把他算成一个好皇帝。
其实这些读书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感谢他才对。是他，汉武帝刘彻，把孔子的学说定为一尊，特设若干讲座在国立的京师大学讲授。孔子以外的各家，他一概不提倡，虽则也并未禁止其流行。
他又规定，每年每郡至少要保荐两个既孝且廉的人才，送到他的面前，由他口试，合意便留下来，慢慢提拔为地方官，再由地方官提拔为中央官。他这样一来，于无意之中，给读书人，尤其是儒家一派的读书人，找到一个出路，又替中央集权制度打下良好的地方基础(由子各郡有保荐人才的均等机会，所以中央集权未曾沦落为首都或首都人的集权，中央事实上由各方面保上来的人才共同组成，享有各方面的向心力)。秦朝的中央集权之所以易于崩溃，而汉朝的中央集权之所以维持得很久，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原因呢。
不过他虽尊崇孔子，却不为孔子的学说，或汉代经生心目中的孔子学说所拘。他知道在政治的领域里，不可以一昧仁慈。到了他的孙子汉元帝，便把事情弄坏了。
黎东方《细说秦汉》四七、东方朔的政治幽默
东方朔，是汉武帝时代的人物。他作为汉武帝身边的臣子，却能够多次对身为天下之尊的帝王直接发表批评意见。
有人曾经建议扩大皇家园林上林苑的规模。汉武帝深表赞同。东方朔却说，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成为百姓维持生括的资本，现在取良田规划为苑囿，对国家没有益处，却使农桑之业大受侵夺。虎狼狐兔的生存空间扩大了，百姓的田园屋舍却受到破坏，让幼弱者思念故土，年长者泣悌而悲，这实在是违背了强国富民的国策啊。东方朔的意见虽然没有被采纳，却记录在史书之中，使后来的执政者可以时时接受警诫。
汉武帝时，天下习俗追逐侈靡，有虚华之风，而不注重开发实业。汉武帝问道，我要扭转风习，教化百姓，有什么好办法吗?东方朔在回答时以汉文帝为标范，赞美这位着名的崇尚节俭的帝王富有四海，而衣食器用都十分朴素，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与此对比，东方朔尖锐地批评了汉武帝本人宫室服用的富丽豪华，说道：陛下消费浮侈如此，而想要让民众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
东方朔的政治批评，通常是以幽默的方式巧妙地表达的。
有一次，汉武帝问道，先生视朕是何等样的君主?
东方朔回答：自先古圣王唐虞之盛世，以及周代成康之世，都不足以比喻现代的繁荣安定。现在政局，比三王时代要好，也优越于五帝时代。不仅如此，现在能够得天下贤士。高级官员都得其优选，好比任用周公、召公作丞相，以孔丘为御史大夫，姜太公为将军，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子夏为太常，伯夷作京兆尹长官，管仲作左冯翊长官，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作大长秋，孙叔敖作诸侯相，子产作郡守，……
汉武帝于是大笑。
对于权贵者的霸权意识，东方朔曾经用富有生活辩证法的语言予以调侃。他说，干将、莫邪，是名闻天下的利剑，能够水上断鹄雁，陆上断马牛，但是用它们来补鞋子，却不如价值只有一钱的锥子。骐骥、绿耳、蜚鸿、骅骝，是名闯天下的良马，但是用它们来捕捉深宫之中的老鼠，却不如一只瘸腿的猫。
东方朔往往有怪诞的言论行为。他曾经当面顶撞汉武帝，又曾经在汉武帝赐宴之后将剩下的食品揣在怀中带走，甚至酒醉之后，在殿堂上撒尿。
一次，汉武帝赐从官肉，上司迟迟不来，东方朔独自拔剑割肉，对同事说：今天是伏日，应当及早回家，请受赐。于是取肉扬长而去。上司报告汉武帝说东方朔如此这般不守规矩。第二天，东方朔上朝，汉武帝问道：昨日赐肉，是何原因竟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东方朔脱帽致歉。汉武帝说。先生你也应该作点自我批评吧。东方朔行拜礼，说道：东方朔啊，东方朔!你受赐不待诏，何其无礼也!拔剑割肉，又何其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其廉也!回家交给妻子，又何其仁也!汉武帝于是大笑道，让你自我批评，竟反而自我吹嘘!又赐酒一石、肉百斤，让他带回家交给妻子。
在本来应该自我批评的时候反而自我吹嘘，东方朔用生动的形式对这种政治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进行了讽刺。
东方朔以言行不凡，许多人称之为“狂人”。东方朔则说，像我这样的，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则避世于深山之中。他曾经于酒酣之后，踞地而歌：“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金马门，是宦署门。因为门旁有铜马，所以称作“金马门”。
东方朔承认自己的滑稽笑语，其实是一种巧妙的“避世”方式。他对当时政治的机智的批评，其中有时暗藏着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东方朔的滑稽，有时是不同政见的表现。
对于东方朔这样的人物能够宽容以待，也是测定汉武帝时代的政治气象的一个有趣的小小指标。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九篇总结汉武帝时代文学之盛时写道：“文学之士在武帝左右者亦甚众。”而东方朔等“尤见亲幸”。
陈直曾经着文论述西汉时期齐鲁文化人的学术艺术成就，题为《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其中凡举列九种，而第三种，就是“东方朔的文学”。
可见，东方朔是一位全面的人才。
黎东方《细说秦汉》四八、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唐代诗人刘驾《出塞》诗写道：“九土耕不尽，武皇犹征伐。”杜甫《兵车行》也有“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名句，都在借古讽今，批评当朝对外穷兵黩武的政策。而字面上所说的“武皇”，都是借指汉武帝。
汉武帝是历史上着名的以“征伐”“开边”成就大业的帝王。
汉武帝时代，以军事成功为条件实现了设帝国的疆域扩张。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
匈奴游牧部族联盟的军事力量长期以来压迫着中国北边，使农耕生产的正常经营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匈奴骑兵甚至曾经侵扰长安邻近地区。与匈奴的关系，成为汉武帝时代在对外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最为严重、最为困难的问题。
汉武帝作为表现出非凡胆识的帝王，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于匈奴的反侵略战争。可以说，汉朝被匈奴欺负了几十年，到了汉武帝时，才开始真正还手。由于对于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后来又具有了以征服匈奴为目的的性质。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计划引诱匈奴人进占马邑(今山西朔县)，以汉军三十万人伏击，企图一举歼灭匈奴军主力。不料被匈奴单于察觉，中途撤回全军。此后，匈奴屡屡犯边，汉军也多次发动反击和主动的进攻。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攻入上谷(郡冶在今北京延庆西南)、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西南)，杀掠吏民。汉武帝命令卫青率数万大军从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沿黄河北岸迅速向西北挺进，一举攻占军事要塞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东南)，切断了占据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所部与匈奴王庭间的联系。
随后，卫青又率军沿黄河西进，直下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完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所部的战略包围。
匈奴在河南地的防务全线崩溃之后，白羊王、楼烦王只得率残部逃出塞外。卫青以收复河南地的战功，被封为长平侯。
丧失河南地的匈奴贵族又连年率部袭扰汉边境。元胡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又派遣卫青出击匈奴。卫青部经朔方(郡治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出高阙，北出边塞六七百里，奔袭匈奴右贤王部成功。
卫青在军中被拜为大将军，取得了统率各路诸将的权力。这次战役的胜利，确保了朔方郡的安全，又切断了匈奴单于主力与占据河西地区的休屠王、浑邪王所部的联系。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汉军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西北行千余里，数战数捷，缴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
同年夏季，又从北地(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孤军辗转二干余里，在蝶得(今甘肃张掖西北)一带大败匈奴军，斩杀三万二千余人，俘虏匈奴贵族五十九人，官吏六十三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
同年秋，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众降汉。霍去病奉命受降，又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坚定果敢地平定了匈奴部众的内部叛乱，使安置匈奴内附的计划得以成功。
霍去病曾经先后六次出击匈奴，屡建奇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武帝要为他修治第宅，他谢绝道：“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这位功勋卓着的青年将领病逝，终年不足三十岁。
汉武帝在河西休屠王、浑邪王故地设置酒泉(郡治在今甘肃酒泉)、武威(郡治在今甘肃武威)、张掖(郡治在今甘肃张掖西北)、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西)四郡，从关东地区徙置数十万移民充实这一地区。
河西地区的安定，不仅断绝了匈奴人与羌人的联系，同时使西北地区的开发进人了新的纪元，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这一举措，不仅对于中国历史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东方历史，甚至对于世界历史，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汉王朝对匈奴作战的连续胜利，使得西北边境上的威胁基本解除。然而匈奴活动于汉王朝北边东部的左贤王的军队，始终没有遭受过沉重的打击，仍然在右北平(郡治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诸郡侵扰边地。而且匈奴主力退居大漠以北，以其具有飘忽若飞、出没无常的高度机动性方面的优势，依然威胁着汉王朝北部边地的正常的农耕生活。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发动了远征匈奴的规模空前的战略大决战。卫青率军从定襄出发，向北直进一千余里，战胜匈奴伊稚斜单于的主力，推进到位于阗颜山(在今蒙古杭爱山南端)的赵信城。
霍去病率军从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发轻装疾进，长趋二千余里，在大漠击溃匈奴左贤王的主力，进军至狼居胥山(一说即今蒙古克鲁伦河之北的都图龙山)，祭姑衍山(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而还。
这次战役的胜利，使汉王朝在与匈奴的军力对比上占有了优势，一百多年来匈奴骑兵肆虐边地，对中原北边农耕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得以扭转。
匈奴在军队主力以及人畜资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继续向北远遁，形成了漠南无王庭的形势。汉军占领了从朔方至于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匈奴已经无力向汉王朝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汉与匈奴军事冲突的重心地域，也由东而西，转移到西域方向。
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从此能够安心生产了。
黎东方《细说秦汉》四九、司马迁和《史记》
西汉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伟大的奇书问世了。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的《史记》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卷，是一部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作为史学着作，其内容之完整，结构之周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史记》以人物《纪》、《传》为主，辅以《表》、《书》，合编年、纪事诸史书文体之长，创造了史书的纪传体新体裁，成为此后二千年王朝正史编纂形式的规范。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之后，才开始出现《史记》这一名称。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年说法不一，一说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一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十岁起就开始学习古文书传，二十岁开始游历天下山川，重视探访重要的历史遗迹。此后不久，任郎中，以汉武帝侍卫和扈从的身份多次随驾出巡，并曾经奉命出使巴蜀。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曾经参与主持制定新历。此后开始撰写《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获释后为中书令，忍辱发愤，完成了《史记》一书的撰着和修改。
《史记》这部历史名着以文化内涵之宏大和历史眼光之阔远，久已受到学人的重视。
扬雄《法言·君子》说，《太史公》书，圣人在其中也将有所收获。桓谭《新论》也说，通才着书以百数，只有《太史公》书气势宏大，其余都是丛残小论。《论衡·案书》又写道，汉代着书者不少，司马迁是大河，其余都是小水。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说司马迁“博物洽闻”，其书则“涉猎者广博”，笔力跨越古今。
《史记》之广大博杂，建构了社会史料的宏大宝库。
《史记》几乎描述了全景式的历史。成功的帝王，失败的英雄，叛乱的首领，失意的学者，流浪的侠士，忙碌的商人。都成为司马迁所注意的对象，其人其事，其言其行，一一得到具体而生动的记录。于是，一幅社会史的画卷，展示在人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