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特别高的地位。历代评价《史记》，有所谓“贯穿经传，驰骋古今”，“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深于《诗》者也”，“千古之至文”，“《五经》之橐龠，群史之领袖”，“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种种说法。这些赞美，都说明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文”“史”之中，《史记》很早就已经被看作一座文化的高峰。
《史记》的宝贵价值，首先体现于在当时的文化基点上，能够真实地、完整地描绘出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
司马迁在记述政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在《史记》中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与帝王将相等政治活动家同样，读书的人，作买卖的人，算命的人，尽管在当时社会上地位不高，他们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重视。
在司马迁笔下，游侠的侠义精神得到赞美，酷吏的残暴行径有所揭露，悲剧英雄项羽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人本纪，农民领袖陈胜和诸侯一同列人世家。
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也曾经揭露他迷信鬼神，妄想长生，多欲好战，耗费民力的行为，在《史记·汲黯列传》中，还责备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由于坚持了一种追求历史真实的态度，敢于背离传统，富有批判精神，甚至对于当代帝王也敢于指责，《史记》曾经被称为“谤书”。
黎东方《细说秦汉》五○、戾太子刘据
戾太子刘据，是汉武帝的儿子。他是卫皇后所生，所以也称为卫太子。
为什么叫做戾太子呢?刘据是一个悲剧人物。“戾”，是刘据死后的谥号。对于这里“戾”的解释，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是有罪，有人说是犯了过失。戾太子，或许还有不听话的太子，古怪的太子，倒霉的太子的意思。
汉武帝二十九岁时，刘据才出生。汉武帝非常喜爱他。刘据长大以后，性格和顺谨慎，汉武帝嫌他才能一般，不像自己。而所爱幸的王夫人生子刘闳，李姬生子刘旦、刘胥，李夫人生子刘髆。于是皇后和太子都感到宠爱递减，心不自安。汉武帝感觉到这一点，有一次，对太将军卫青说，汉家建国匆促，加上四夷侵扰中原，朕不变更制度，则后世无所遵循；不出军征发，则天下不能安定；如此不可能不使民众加重负担。如果后世有人仍然继续沿袭这样的政策，那末，就是在重蹈秦王朝灭亡的复辙了。太子性格稳重好静，一定能够安定天下，是我放心的继承人。要寻找守文的君主，难道还有贤于太子的吗？
刘据的命运，是因为“巫蛊之祸”而发生重大转折的。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统治晚期发生的一场特别激烈的政治风暴。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之多，竟然数以万计。“巫蛊之祸”的发生，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严重的政治危机。
汉武帝晚年，行政苛烦，为法严厉，而且迷信方士神巫，年迈体弱，多疑健忘，喜怒无常。经常看什么都不顺眼，又因为年老多病，总是疑心有人用“巫蛊”诅咒的方式谋害自己。
“巫蛊”，本来是民间流行的一种巫术形式。“蛊”的原义，大约是以毒虫让人食用，使人陷于病害。汉武帝时代所通行的“巫蛊”形式，大致是用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有的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以为能够使对方罹祸。
“巫蛊”曾经是妇女相互仇视时发泄私愤的通常方式之一。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中因嫉妒而使用“巫蛊”之术，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人上层社会生活。
汉武帝晚年，曾经指使酷吏清查“巫蛊”，严刑逼供，形成空前的大狱有数万人冤死，这就是两汉史上着名的“巫蛊之祸”。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指使巫者诅咒皇帝，在汉武帝往甘泉宫通行驰道上埋木偶以行“巫蛊”。于是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全家被处死。几个月之后，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都作为同案犯被处死。
和汉武帝严厉的执法风格相反，太子刘据性情宽厚温和。刘据成年之后，汉武帝为他设立“博望苑”，让他和宾客们交往，对他的言行不作限制，于是有持不同政见者来到刘据身边。当时，“博望苑”已经聚集了一批有政治眼光和政治能力的人。
刘据对于汉武帝用法残厉，信用酷吏的做法有意扭转，于是得到百姓的欢迎，而执法大臣们自然内心不高兴。
汉武帝晚年，临近政权交递时节，国家政治进人了微妙的时期。
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于最高执政者本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即使是他自己选定的继承人，也难免面对苛刻挑剔的目光。在父子行政倾向有所不同的情况下，心理裂痕会越来越明显。
在这种极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具有极敏感的政治嗅觉，又有投机之心，受到汉武帝特殊信任并赋予重要权力的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利用汉武帝父子政治倾向不同的矛盾，制造了太子宫中埋木人行“巫蛊”的冤案。
汉武帝病重时，江充奏言病因就在于“巫蛊”。于是汉武帝任命江充全权查处。江充接受在长安大规模调查“巫蛊”一案的指令后，“胡巫”受江充之命，在调查“巫蛊”时不仅实行严刑逼供的方式，甚至制造假现场，导致冤案。
江充似乎是事先得到了汉武帝的某种明示或暗示，然后肆无忌惮的。所以敢于在宫中大规模挖掘，寻找术偶，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在皇后宫和太子宫中掘地三尺。后来，据说果然在太子宫中发现了六枚用作“巫蛊”的木偶。
当时汉武帝患病．在甘泉宫避暑。长安只有皇后和太子在。太子刘据不能见到父皇，无法辩白。
处于极其被动的形势下的刘据召问少傅石德，石德说，“前丞相父子、两位公主都因此致祸。现在巫与使者掘地得到罪证，不知是他们预先放置的，还是真的就有。现在无以自明，只有假冒皇帝的诏令，收捕江充等人狱，严加审问，追查其奸诈。而且陛下在甘泉宫养病，皇后及家吏请问都没有得到回音。陛下生死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跋扈，太子难道忘记了扶苏的教训了吗？”
石德用秦太子扶苏的悲剧警告刘据，刘据于是终于下决心起兵自卫。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壬午日，刘据派宾客以汉武帝使者名义逮捕江充等人。又调用宫中卫士，取武库兵器，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于是斩江充示众，又用烈火烧烤的方式处死胡巫。同时动员数万市民与政府军战于长安城中，汉代最严重的政治动乱“巫蛊之祸”于是爆发。
当时在甘泉宫休养的汉武帝命令严厉镇压太子军，宣布：抓获和杀死反叛者的，自有赏赐。又具体指示：以牛车作为防卫工事．避免短兵相接，用弓箭多杀伤士众。并且坚闭城门，不要让反叛者逃离长安。
汉武帝迅速回到长安，停住于城西建章宫，下令长安附近郡县的正规军，并且亲自进行现场指挥。太子军与政府军在长安城中大战五天，死者多达数万人。长安大道两旁的沟水，都被鲜血染红。刘据兵败后出城东逃，在追捕中自杀。
事变之后，“巫蛊”冤案的内情逐渐显现于世。
汉武帝知道太子发兵只是由于惶恐，并没有其他意图，又接受了一些臣下的劝谏，内心有所悔悟。
他下令族灭江充全家，又将江充的同党苏文焚死在横桥上，又哀怜太子无辜，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怀念之意。据说天下听说这一情形，都为刘据哀伤。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后来也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
这里不妨抄录几首以“望思台”为题的古诗，借以了解戾太于刘据这位历史人物和巫蛊冤案这一历史事件所造成的文化影响：
望思台[唐]郑还古
谗语能令骨肉离，奸情难测事堪悲。
因何掘得江充骨，捣作微尘祭望思。
望思台[唐]江遵
不忧家国任奸臣，骨肉翻为陌路人。
巫蛊事行冤莫雪，九层徒筑见无因。
望思台(唐]胡曾
太子衔冤去不回，临高徒筑望思台。
至今汉武销魂处，犹有悲风木上来。
望思台[宋]强至
一朝木偶发深宫，父子思隳晻暖中。
不见戾园埋恨处，至今草木有悲风。
黎东方《细说秦汉》五一、轮台诏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再引录一首关于“望思台”的诗作
武帝[宋]陈普
几多爱子出萧关，山积胡沙骨未还。
好把望思台上泪，随风北出洒阴山。
诗人是说，望思台的修筑，表达了汉武帝的“思子”之心。可是要知道，因为你的错误，并不只是你自己的一个儿子冤死，在频繁的战争中“几多”百姓的“爱子”千里“出萧关”远征，最终埋骨于“胡沙”，牵系着多少父母的思念啊。“好把望思台上泪，随风北出洒阴山”，把对自己的儿子的思念，转化为对以往政策的深刻检讨，这才是一个真心悔过的帝王应当作的呢。
汉武帝筑“归来望思”之台，看来确实不仅仅是寄托着对刘据的思念，也表达了对刘据的政治倾向和政治风格的认可。
刘据曾经对汉武帝好大喜功，动不动就出军远征的政策提出过不同意见。汉武帝笑着说：我来承担这份劳累，把安逸留给你，这难道不可以吗!
巫蛊之祸发生之后，汉武帝终于有所觉醒。他及时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公开宣布：朕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悖，使天下人愁苦，不可追悔。从今以后，凡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的政策法令，统统予以罢除!
有大臣建议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屯兵，扩大汉帝国在西域的影响，逐步将长城修筑到塔里木河流域。汉武帝否定了这一建议。
他颁布的诏书，因为是以“轮台”军事作为由头的，所以历史上称作“轮台诏”。
汉武帝回顾以往远征车师的战役，为当时因为路途遥远，死于途中的将士竟然多达数千人深表悔恨。而轮台更在车师以西千余里，他于是坚定地拒绝了主张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建议，又表示当今最重要的，在于严禁苛暴之政，防止给予民众过重的负担，努力促进农耕经济的发展，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
汉武帝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与民休息，发展经济，养护百姓的决心。
轮台诏被誉为表达了“仁圣之所悔”的政治典范。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四年”一节，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他写道，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于内生活消费极端奢侈，对外频繁发动战争，又迷信神怪，巡游无度，导致百姓疲敝，不得不起来反抗。他的作为，和秦始皇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秦始皇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汉武帝却使得汉王朝振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汉武帝“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就是说，能够遵行儒家坚持的政治原则，又能够“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就是听从忠直的臣下的意见，不能容忍坏人的欺蔽，始终尊贤爱士，而且诛罚严明，特别是“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就是晚年能够认识自己的政治失误，改正自己的政治失误，对于继承人的选择和辅佐新帝的大臣的人事安排都比较正确，所以虽然犯有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同类的错误，却避免了如同秦王朝灭亡那样的政治灾难。
所谓“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晚而改过，顾托得人”，不仅反映出汉武帝个人性格的有关特征，也反映出西汉政治体制的重要进步，就是说，与秦王朝僵冷而毫无弹性的行政制度不同，政府的重大政治缺误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修补。
“巫蛊之祸”这种在王朝都城的市中心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又以正规军武装平定政治动乱的情形，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汉武帝在事后的处理方式，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古代帝王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失误并且致力于扭转补救，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其方式有许多种，一般情况下，往往尽管在实际上对失误有所纠正，然而在口头上对于失误却并不愿意公开承认。如汉武帝轮台诏这样正式沉痛地向全民公开承认自己的重大失误，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黎东方《细说秦汉》五二、儒生的地位上升了
司马光评价汉武帝所说的“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是对他肯定儒学的政治指导地位的政策的赞扬。
汉武帝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化，就是空前抬高了儒学的地位。
汉高祖刘邦曾经特别瞧不起儒生。刘邦打天下时，引兵过陈留，郦食其到军营前求见。
刘邦问通报者：是个什么样的人?
答道：看打扮，像个儒生。
刘邦说：对他说，我方以天下为事，没工夫见儒生。
郦食其大怒，叱骂通报者：去，给我再去告诉沛公，我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儒生!刘邦这才接见郦食其。
据说刘邦不喜欢儒生，有头戴儒冠来拜见的，刘邦竟然摘下他的帽子，往里边撒尿。和儒生交谈，常常粗言痛骂。
这种情形，到汉武帝时，已经发生了变化。
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
齐地儒生公孙弘由博士又任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宣示儒学地位开始上升。
据《史记·儒林列传》说，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以平津侯，于是促进了社会好学风气的形成。
公孙弘作为齐鲁儒生的代表，建议各地荐举热心学问，尊敬长上，政治形象完好，乡里关系和顺，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加以培养，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于是据说从此之后，朝廷的高级干部逐渐以文学之士为多了。
汉初政治结构相继呈现“功臣政治”和“功臣子政治”两种形态，在汉武帝主持下，又开始了向“贤臣政治”的历史转变。而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正顺应了这一历史转变的趋势。
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了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
汉武帝大举贤良文学之士。儒学着名学者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在对策中说，秦王朝灭亡以后，其流毒至今未灭，只单凭“法”和“令”而求得国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他写道：琴瑟的音色不正，声调不和谐，就应当重新装置调整琴弦，予以“更张”，才能够保证演奏的成功。政令推行不顺利，政治形势不理想，也应当重新制定调整法令政策，予以“更化”，才能够保证行政的成功。应当“更张”而不“更张”，虽然有“良工”也不能成功地演奏乐曲。应当“更化”而不“更化”，虽然有“大贤”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国家。他这里所说的“更张”、“更化”，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深蕴改革的意义。
董仲舒指出，汉得天下以来，常常谋求“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原因，就是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他强调，要想实现“善治”，就必须在应当“更化”的时候坚定果决地“更化”。他提出“更化”的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也就是意识形态管理的作用。他以为要谋求“善治”，一定应当注重文化体制的调整。他说，“教化大行”，则可以实现“天下和洽”的境界，天下民众都遵守儒学的规范，言行都合乎儒家的“礼”和“道”。
董仲舒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儒学经典中所提出的，是天地之问的确定的规律，古往今来的共同的原则。但是，现在各家的学说不同，人们的信仰不同，于是当政者无法坚持“一统”的政治理念，以致法制频繁变更，臣民不知所守。他提出，应当禁绝与孔子之术有所不同的学说，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使得老百姓明确所应当遵从的。
在他看来，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为后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统治的根基。
这样的观点，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于是，在汉武帝时代，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原则，完成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体制的转变。
现在看来，“独尊儒术”的政策似乎不能逃脱文化专制主义的指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体制变革的发生，却是有一定的合理基础的，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应当看到，儒学在当时已经综合了以往诸家政治文化的有效成分，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合乎国情的治国方法。比如，儒学理论通过当时思想家的精心修补，有益于维护传统的宗法关系和传统的宗法制度。
此外，儒学崇尚“仁政”理想，并且可以运用这一理想对统治者的言行形成一定的约束。儒家有关“仁政”的政治主张，客观上有助于调整社会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吏治水平。而且，儒学以“天道”为基本，使政治理论神学化。经过汉儒加工改造的“天人感应”理论，使政治管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这一理论可以有助于强化政治迷信，粉饰弊政．也可以利用来批判当政者，修正政治失误。
还应当看到，儒学与其他主要学说相比，比较重视人的价值，比较注意肯定人的权利，满足人的需求。所谓“仁者爱人”的原则，是和文明进步的方向大体一致的。同时，儒学提倡“和”的精神，比较能够贴近“人情”。
而儒学“中庸”的学说，比较适宜于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黄老之学有些过于消极，法家学说则显得过于激切。就中国人传统心理的节奏定式来说，儒学的合理性更容易得到普遍的承认。
儒学在西汉时期得到发挥的“大一统”理论，也适应了加强君权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大一统”的原则对于我们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
汉武帝时代实行“独尊儒术”的重大变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肯定了“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强调文化教育是“为政之首”，主张“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从而为我们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也表现出不宜忽视的积极意义。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于是出现。
《汉书.董仲舒传》说，汉武帝创办太学，是接受了着名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献策。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则可以使有志于学者以尽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
太学的创建，采用了公孙弘制订的具体方案。
公孙弘拟议，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将博士私人收徒定为正式的教职，将私学转变为官学；第二，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赋税；第四，博士弟子的选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选补，二是由地方官选补；第五，太学管理，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第六，考试成绩中上等的太学生可以任官，成绩劣次，无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奋学习者，令其退学。
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拟定的办学方案。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汉宣帝时增加到二百人，汉元帝时增加到一千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汉武帝时代，除了建立太学之外，还命令天下郡国都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国家管理的地方教育系统。
黎东方《细说秦汉》五三、天马西来
汉武帝时代，是古代中国的英雄时代。
在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多次挑起战争，策动割据的地方分裂势力终于被基本肃清。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大体完成了合流的历史过程。西汉初年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内蒙古、四川等地多见的秦式墓葬，这时也已经不复存在。
也正是在汉武帝时代，秦隶终于为全国文化界所认可。古来“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的理想，到汉武帝时代大体实现了。
在帝制时代，作为最高执政者的帝王在位期间的长短，往往会对历史进程有重要的影响。汉武帝是大一统政体实现以来在位时间仅次于清代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和乾隆帝(在位六十年)的皇帝。当然，在位时间长，未必一定能够实现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但是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间，确实是政治取得非凡成功的时代。而当时的文化建设，也取得了突出的进步。班固说，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伟大的历史贡献，重要原因之一，是汉武帝能够“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就是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表演的宽阔舞台，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才干。
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兄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当时许多身份低下者受到识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使得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灿的文化景观。如班固所说，当时，“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之士，“应对”之士，“历数”之士，“协律”之上，“运筹”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将率”果毅之士，“受遗”而安定社稷之士等，不可胜纪。班固所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总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开明干练的“群士”“异人”能够焕发精神，多所创建，这一历史时期“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不过，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完全如班固所说，完全是汉武帝个人的作用。群星的闪耀，是因为当时社会文化的总体背景，曾经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并不多见的澄静的晴空。
当时，除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杰出的军事人才而外，司马迁、董仲舒、桑弘羊、司马相如、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贡献，也使得他们在千百年后，依然声名响亮。在汉武帝时代的英雄谱中，张骞的姓名也是位于前列的。
张骞作为以中原大一统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开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他对于发展中西交通的功绩，确实在这一意义上有“凿空”的意义。
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曾经被称作“西域”。西汉初年，今新疆地区的所谓狭义的“西域”计有三十六国，大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汉武帝听说匈奴的宿敌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志，于是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够形成合力夹击匈奴的军事联盟。汉中人张骞应募，率众一百余人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出发西行。途中遭遇匈奴人，被长期拘禁，历时十年左右方得逃脱。
张骞继续履行使命，又西越葱岭，行至大宛(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经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地区)，抵达已经定居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北岸，又统领了大复(今阿富汗北部)的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因为新居地富饶平安，已经无意东向再与匈奴进行复仇战争了。张骞只得东返，到大夏，然后改由南道回归。在归途中又被匈奴俘莸，扣留一年多，乘匈奴内乱，方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出行时随从百余人，十三年后，只有两人得以生还。他亲身行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诸国，又对附近五六个大国的国情细心调查了解，回长安后将有关信息向汉武帝作了汇报。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前后十三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丰富的关于西域的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
张骞出使之艰险，是显而易见的。不说匈奴武装力量的威胁，只是自然条件的险恶，已经为一般中原人所惊畏。南朝陈人江总《陇头水》诗写道：“陇头万里外，天崖四面绝。人将蓬共转，水与啼具咽。惊湍自涌沸，古树多摧折。传闻博望侯，苦辛持汉节。”诗句中所见行旅的危难，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言。
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张骞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写道，张骞从大将军出征，因为曾经出使大夏，在匈奴活动地域长期居留，了解地理情势，熟悉水草资源，于是担任向导，远征军于是没有饥渴之忧。张骞又因为此前有远使绝国之功，封为博望侯。事实上，张骞的所谓军功，也基于出使时的经验。张骞为将军时，因指挥战事不利而致罪，失侯后，又以对西域地区地理人文的熟悉，建议汉武帝联合乌孙(主要活动地域在今伊犁河流域)，汉武帝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率三百人出使乌孙，使团携运的用以交结友好的物资相当丰富，牛羊金帛数以万计。张骞抵达乌孙后，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又献马报谢。后来终于与汉通婚，一起进军击破匈奴。张骞圆满地完成了他的政治军事使命，然而他的历史功绩，主要还是作为文化使者而创造的。
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l19年)，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这一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通过此行，加强了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此后，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西域地区五十国接受汉帝国的封赠，佩带汉家印绶的侯王和官员多至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今伊朗)、罽宾(今克什米尔斯利那加地区)、乌弋(今阿富汗坎大哈地区)等绝远之国也有使者频繁往来。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西南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身毒”，也作“天竺”、“贤豆”、“损笃”，都是“印度”的音译。从四川、云南进入印度地区，当时确实有再转而西向大秦的交通路线。汉武帝根据这一发现，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派使者从巴蜀启行，试图由此实现和西域的交通。于是，汉王朝和当时称作“西南夷”的西南地区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联系逐渐密切起来。这条道路，有人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云南晋宁出土的西汉青铜双人盘舞透雕饰件，舞人足踏长蛇，双手各执一盘，舞姿带有明显的印度风格。类似的文物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通路在当时联系着中国西南地区与印缅地方的历史事实。“西南丝绸之路”后来曾经十分畅通，东汉所谓“海西幻人”即西亚杂技艺术家们，就曾多次经由这一通道来到洛阳表演。
由于张骞的努力，西域与汉帝国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张骞因此在西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汉使，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传说许多西域物产，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张骞传人中土，这样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是张骞对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首功，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唐人诗作中，“博望侯”已经成为英雄主义的一种文化象征，而与代表当时时代精神的侠风相联系。如虞羽客《结客少年场行》诗写道：“寻源博望侯”，“长驱背陇头。”“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也有将张骞事迹作为忠于国家的榜样的，如张说《将赴朔方军应制》诗：“胆由忠作伴，心固道为邻。”“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
据说，汉武帝起初以《易》书卜问，得到兆示，说：“神马当从西北来。”他接受张骞出使乌孙之后乌孙王所献良马，命名为“天马”。后来又得到更为骠壮的大宛的“汗血马”，于是把乌孙马改称为“西极”，将大宛马称为“天马”。据说汉武帝为了追求西方的良马，使者往来西域，络绎不绝。汉武帝得到西域宝马之后，曾经兴致勃勃地作《西极天马歌》，欢呼这一盛事：
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在得到大宛汗血马之后，又作《天马歌》：
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蹈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可以看到，汉武帝渴求“天马”，并不是仅仅出于对珍奇宝物的一己私爱，而是借以寄托着一种骋步万里，降服四夷的雄心。而我们也不能忘记，“天马”西来，所循行的正是张骞使团车队的辙迹。
“天马”远来的汉武帝时代，正是当政者积极开拓中西交通，取得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锦绣图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正体现了当时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的胸襟。
“天马”，实际上已经成为象征这一时代中西交通取得历史性进步的一种文化符号。三国魏人阮籍《咏怀》诗：“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唐人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诗：“苜蓿随天马，蒲桃逐汉臣。”清人黄遵宪《香港感怀》诗：“指北黄龙饮，从西天马来。”都反映“天马”悠远的蹄声，为西汉时期中西交通的成就，保留了长久的历史记忆。
鲁迅曾经热情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我们通过对中西交通的考察，可以对鲁迅所赞扬的当时民族精神之所谓“豁达闳大之风”，有更深刻的认识。
在着名的苏武出使故事中，苏武和他的副使常惠一同被匈奴拘禁十九年，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方才回到汉地。常惠后来拜为光禄大夫，因为“明习外国事”，转任典属国、右将军。他在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护乌孙兵与汉兵五道击匈奴，因功封长罗侯。常惠曾经六至乌孙，一伐龟兹，又曾出车师北千余里，援救被匈奴围困的侍郎郑吉。在西汉王朝与乌孙之间的往来外交活动中，常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出土木简可以看到当时驿传系统接待长罗侯及其随从往来费用的资料。
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时期中西交往的具体情形。
黎东方《细说秦汉》五四、昭宣时代的中兴
汉武帝之后，在汉昭帝和汉宣帝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并且表现出一种繁荣气象，西汉王朝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政治形势没有大的变乱，经济和文化实现了突出的进步。传统史家多肯定和赞誉昭宣时代的安定和富足，称之为“昭宣中兴”。
帝位继承问题，是汉武帝在他帝王生涯的最后时刻苦心思虑的政治难题。
卫太子刘据死后，一直没有再立太子。而燕王刘旦上书，表示愿意放弃其封国到长安来，在汉武帝身边担任宿卫。汉武帝明白他的政治企图，大怒，当时就在未央宫北阙将其使者处斩。
汉武帝居住在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背负成王的画面。于是左右群臣知道了汉武帝有意立少子为继承人的心迹。此后不过数日，汉武帝所宠爱的钩弋夫人即死于云阳宫。
钩弋夫人姓赵，河间人，汉武帝晚年得幸，生子一人，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钩弋夫人之死，体现出汉武帝作为一位强有力的帝王，其谋虑之深远和手段之毒辣。
据《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述，汉武帝在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之后数日，严厉斥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请罪，汉武帝仍然命令押送掖庭狱惩处。夫人回过头来顾望，汉武帝则厉声喝道：快走，女不得活!
夫人死于云阳宫，据说当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钩弋夫人在夜色中被草草安葬，墓上只作了简单的标识。
事情过后，汉武帝闲居，问左右说，对这件事，人们有什么议论吗？
左右答道：人们说，将立其子，为什么要除去其母呢?
汉武帝说：是啊，这确实是一般人不能明白的。往古国家所以变乱，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事件吗'
褚少孙于是感叹道：汉武帝的这种做法，可以称为“贤圣”，“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后人定其谥号为“武”，岂能是没有根据的!
汉昭帝刘弗陵在位十三年，即位时只是一个七岁的少年。大将军霍光和车骑将军金日碑等受汉武帝遗命辅佐少帝。金日碑原来是匈奴休屠王太子，不愿因此“使匈奴轻汉”，甘愿作为霍光的副手，又较早去世，于是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之职决断朝政。霍光作为地位最高的权臣，对于汉昭帝时代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霍光据说性格宁静谨慎，为人正直稳重。他在执政期间，继续实行汉武帝临终前推行的重视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的政策，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作为行政原则，数年之内，使得各地流民回归，田野益辟，百姓充实，国库也颇有蓄积。西汉王朝又与匈奴恢复了和亲的关系，社会相对稳定。
霍光秉政期间，多次支持汉昭帝下诏削减国家的财政支出，减免百姓的田租和赋税，对于贫民开放禁苑以救济，并赈贷种籽和口粮。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又召集贤良文学到长安会议，讨论盐铁专卖等政策的得失优劣。此后，下诏凋整了有关政策，进一步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霍光原来与上官桀结亲，把女儿嫁给了上官桀的儿子，生女立为昭帝后。霍光敏锐地察觉到燕王刘旦和上官桀、桑弘羊企图废黜昭帝，另立刘旦为天子的政治阴谋，及时予以处置。于是国家得以安定，而霍氏此后权倾朝中。
汉昭帝去世后，对于继任者的择定曾经有所反复。在霍光主持下，汉武帝太子刘据的孙子，因“巫蛊之祸”的余波曾经流落民间的刘询(原名刘病己)被立为天子，这就是汉宣帝。
霍光在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病逝。他把握朝政二十年，改变了汉武帝以前以丞相为中心的三公执政的形式，开始了西汉后期外戚专权的政治史的特殊阶段。
汉宣帝刘询出生不过几个月，就遭遇“巫蛊”大案，在襁褓中就被牵连人狱。后来受到有关官员的怜护，被安置由女犯乳养。后来幸逢大赦，被释放出狱，并且恢复了皇族身份。
刘询幼年受到应有的教育，才具较高，又好学，但是也向往游侠生活。于研习《诗》《书》之余，又欣赏豪迈奔放的任侠之风。他经常往来于长安诸陵及杜、鄠之间，在民间与平民少年一同斗鸡走马，于是能够熟悉贵族阶层难以知晓的下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种种隐密细微之处，多少了解了一些民间疾苦。正因为经历过平民生活，使汉宣帝具有了与一般“生于深官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的皇族子弟们不可能具有的政治素质。
由于他对于底层社会情状和基层行政特点以及若于政治关系的深层奥秘，都有一定的感性认识，所以在他主持政务期间，能够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政治风格表现出注重实效的倾向，于是一时官吏能够大体称职，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样的比较清明安定的政治局面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
汉宣帝十八岁即位，起初委政于霍光。霍光死后，开始亲理政事。他努力整顿吏治，强化皇帝的威权。为了打破霍氏集团左右朝政的局面，命令群臣奏封事，以疏通下情。
由于霍光专权多年，霍氏一门尊盛日久，横霸朝野，奢侈无度。汉宣帝借处理霍光子大司马霍禹谋反一案的时机，废皇后霍氏，又在朝廷一步步彻底清除了霍氏集团的势力。
汉宣帝因统治的成功，被传统史家称为“中兴之主”。刘向曾经赞扬汉宣帝执政时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认为汉宣帝所创造的治世，甚至超过了汉文帝时代。
汉宣帝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幼年时也生活在民间。这一经历，也使得他对社会关系和政治过程，有不同于只经历富贵生涯的帝王们的认识。而具备这样的政治资质，是十分有利于把握高层政治管理的权力的。
汉昭帝时代注重经济的恢复，汉武帝奢侈无度、连年征战所导致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形势终于得以显着扭转。汉宣帝继续坚持“农者兴德之本”的执政原则，推行积极招抚流亡人口，鼓励发展农耕生产的政策，流民能够还归乡里的，政府给予公田种植，并且借贷种子和口粮，由政府提供基本生产资料，并且免除算赋及徭役负担。政府还重视积极组织灾区的生产恢复，适时减免田赋，降低盐价，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着名将领赵充国率军平定羌人暴动。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因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款塞称臣。边塞无兵革之事，农人的赋役负担得以减轻，这一形势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元康年间(公元前65年～公元前62年)，由于连年丰收，谷价降低到每石不过五钱，西北僻远如金城(郡治在今甘肃永靖西北)、湟中地区(今青海西宁附近)，每石也仅仅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