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还听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籴三辅、弘农(郡治在今河南灵宝北)、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上党(郡治在今山西长子西)、太原(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等郡谷物，供应京师消费，减少了原先每年调运四百万斛关东谷，用卒六万人的运输费用。这一漕运方向的变更，显然是以当时上述诸郡粮产的逐渐丰足为条件的。
耿寿吕还建议在边郡筑仓，在谷价低贱时增高其价而籴，在谷价高昂时减抑其价而粜，命名为“常平仓”。这一建议的实施，取得了利农便民的效果，政府用于国防的军粮储备也得到了保障。
汉宣帝大力尊崇儒学。他曾经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诏令诸儒集会，讲论《五经》异同，并且亲自称制临决。同时增列《易》、《尚书》及《春秋》博士。太学的规模，在昭宣时期，有了成倍的增长。
西汉前期的丞相，多是功臣或功臣子，而西汉后期诸朝丞相，已经以掾史文吏和经学之士为主。
正是从昭宣时代起，政府高级官员的成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掾史文吏和经学之士在上层决策机构人员构成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反映了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重要演变。
自昭宣时期到西汉末年，丞相计二十一人二十二任，考察他们的出身地域，可以发现，其中齐鲁人合计七人，八人次，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三。以人次计，则占总人次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三六。
齐鲁是儒学发生和发展的基地，是当时的文化重心地区。齐鲁人出任丞相者为多，说明儒学的政治影响力显着增强。这一文化现象，显然是和昭宣以来推崇儒学的努力分不开的。
东方儒者在高级文官集团中终于成为多数，说明儒学对政治生活影响的愈益深刻。
汉宣帝虽然以尊崇的态度对待儒学，但是在行政实际运作方面，却仍然比较注重任用有实际管理能力，熟悉法令政策的所谓“文法吏”，并且以刑名为基准考核臣下。曾经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僚因罪处死。太子刘奭(就是后来的汉元帝)以为当时持刑过于严酷，建议重用儒生主持政法。汉宣帝则严厉训斥道：我汉家自有制度，本来就是以霸道和王道杂和相用，怎么可以单用德教，回复儒学倡导的周政呢!况且俗儒不了解时宜，喜好是古非今，使人陷入无谓的空论，以致不知所守，这样的人怎么靠得住呢!
黎东方《细说秦汉》五五、元帝以后就不行了
汉武帝在晚年和秦始皇一样，想长生不老，爬到泰山顶上希望和神仙会面。但是他的几千宫女，很多盼望他早一点死，好有机会放出宫来。因此上，一边他在天天祷告，一边宫女们也在天天祷告，不过目的是相反的。他动了气，叫江充去调查，江充在宫女所住的地方，掘出很多的木头人，原来都是用来咒他早死的。这些宫女自然都治了罪。
江充并且在太子刘据那里也掘出木人。这究竟是江充诬陷太子，还是太子真想早一点继承大位，我们生在二千余年以后的今天颇难断定。总之，太子十分惶恐，就杀了江充，又矫诏发兵，与宰相刘屈麓所统率的军队巷战。他不幸战败，逃到一个小村镇里，为追捕官吏所逼，畏罪自杀。
这是汉武帝一生之中最惨痛的悲剧。太子死了，太子的儿子史皇孙也不知下落。史皇孙当然是姓刘而不姓史，因为母亲姓史，所以被人家称为史皇孙。史皇孙的儿子刘病己于是便流落民间，与贩夫走卒为伍。
所以汉武帝死的时候，便只好把皇位传给一个年纪很轻的儿子刘弗陵。这就是汉昭帝。一切大权落到霍光身上。霍光是汉武帝的好朋友，也有点亲戚关系。他为人很忠心，不过权柄实在真大，驾过丞相之上。他的名义是，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
“大司马大将军”六个字尚不过是头衔，“录尚书事”便综揽皇帝官内秘书处的事务，替皇帝代批公事。
昭帝在位十二年，霍光也当权十二年。继承昭帝的是一位昌邑王刘贺，因为不合霍光的意，被霍光废了。那位厮混在平民中间的刘病己(即刘询)，因为是汉武帝的嫡系曾孙，便被霍光找了来，立为皇帝。
刘病己颇有一点刘邦遗风，也深知民间情形。他办起事来刚柔并用，所以内政外交都很有建树。是在他作皇帝的时候，汉朝的物价最低，米只卖五文钱一石。也是在他作皇帝的时候，匈奴向中国投降，呼韩邪单于自己跑到长安来上朝。这位刘病己在历史上被称为汉宣帝。
他儿子汉元帝刘奭，是一个忠厚人，从小熟读孔子之书。即位之后，便专用一班儒家，几乎年年大赦，作恶的人反而有恃无恐，幸亏当时社会经济表面上还可以敷衍得过，否则真要弄得盗贼遍地了。
有眼光的人士，包括儒家之一的贡禹，已经看出社会经济上的隐忧，也就是土地集中的倾向。讲起这一层来，话长得很。总之，在孔子以前的几百年，中国正当封建时代，土地属于贵族所有，地主便是贵族，贵族便是地主，动手耕田的人不是庶民，便是奴隶。庶民的地位，也许比西欧中世纪的农奴好些，但说不上是自由农或自耕农，因为他对于世据本邑的贵族多少还要负担若干租税与劳役。其后因贵族好战好赌好色，又加上生齿日繁，而逐渐没落，庶民虽未尝不也是生齿日繁，却能勤俭起家，甚至多生一个儿子，多得一分力，不像贵族之多生一个儿子多了一张嘴。庶民这才慢慢地抬起头来。说来奇怪，到了孟子以后，中国已经是一个平民社会了。贵族微弱得不成一个统治阶级。战国七雄每一个国家内部，国王高高在上，下面是广大的庶民之群，不再有一级一级的贵族夹在中间。自然，商鞅吴起之流，居心和贵族作对，树立王权；国与国间的交通发达，商人崛起，也是造成中国社会平等化的原因。
秦始皇之中央集权，全靠有了如此社会条件才能实现。否则，有了贵族夹在中间，他如何能直接统治全中国的老百姓呢，老百姓之中，除了商人与来源为工奴的工人以外，绝大多数为农人。由于当时地广人稀，既无贵族兼地主的阶级横亘其间，所以自耕农应该是比较多，耕别人家的佃农应该是比较少。不幸，商业资本刚好在这个时候发达起来，良田也成了投资对象，商人赚钱容易，赚了钱纷纷买田，做起资本家兼地主来了。有些靠勤俭起家而生齿不繁的自耕农，由于省下钱来无处可用或不肯花费，也投资在农田上，越买越多，由贫农升格为富农，由富农升格为地主。至于天性刻薄，仗着高利贷发财的人，不论其身份为商为农，自然也容易打买田的主意。
刘邦得了天下，为了酬庸一批功臣，所以裂土分封，封了若干王与侯，名义上是局部的恢复封建，实则不是。因为这些王侯是若干国的国君，并非若干国国内全部土地的地主。后来，在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把王侯的统治权收归中央，仅给他们若干户的赋税，每户赋税之计算方法固定为每年二百文。就政治的观点来说，是一种改革。就经济的观点来说，流弊很大，因为这些王侯拿到了干户万户的二百文，很难用完，便学起大商人大地主的榜样，到乡下买田。
过上一两百年，乡下人的田几乎被这些王侯，大商人与大地主买个干净。当农夫的能继续做一个佃农还算是幸运的。然而佃农要把粮食拿出来和田主分，不比自耕农之自有全部粮食，所以便不容易维持一家的生活，与应付嫁娶生死的大事，慢慢的离开农场，当一个短期仆役或长期仆役了。由长期仆役而变为终身奴隶，快得很。
在西汉盛极而衰的元帝之时，土地之集中与奴隶制度之复活是当前的两大问题。到了王莽，就拿这两个问题来标榜。王莽是谁呢?他是汉元帝的太太王皇后的娘家侄子。王皇后于元帝死后，活得很久，以老太太的资格大当其家，所以才提拔出一个王莽来。
黎东方《细说秦汉》五六、老太太当家
汉元帝除了喜欢儒家以外，又喜欢几个太监。他就是不喜欢太太。所以王皇后很有一点牢骚。在他死后，王皇后升格为皇太后，大大地发挥了支配欲，儿子汉成帝刘骜变成傀儡。刘骜也乐得省事，把力气全花在舞女身上，最红的一位舞女叫做赵飞燕，收进官来，立为皇后。
王皇太后把娘家的几个兄弟逐一提拔，拜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死了，拜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王音死了，拜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领城门兵。王商死了，又拜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病得快死，就把王莽拜为大司马。总计汉成帝在位二十六年，不曾有一年自己能作得主。一个接一个，姓王的轮流为大司马掌握实权，替他看公事批公事。老太太虽则深居宫中，事实上是透过几个弟弟与一个侄儿，成为全国的主宰。
老太太当家二十六年，成绩好不好?一点也不好。黄河有了好几百年不曾决过口，在她老人家治下忽然大发脾气，一冲便是四郡三十二县。如果管理黄河堤工的人不贪污揩油，黄河就不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中国老百姓自刘邦死后，一直没有造过反。在景帝之时，有过一次吴王濞所发起的七国之乱，但那是七个王爷发神经病，不是老百姓想造反。然而到了王皇太后当国，便有人纷纷揭竿而起。申屠圣，郑躬，樊并，苏令，是其中虽着名的几个。其中申苏二人是国营铁矿的苦工；苏令最厉害，他率领二百二十七个同伴，东奔西窜，经历十九个郡国，可谓中国历史上流寇的鼻祖。
流寇之所以能够横行，反映地方官无能。地方官之无能，反映王氏兄弟在中央尸位素餐，老太太不配当家。
老太太与赵飞燕二人之间，免不了庸俗的婆媳之争。赵飞燕也是一个女人。赵飞燕自己虽未能生儿子，却暗中扶植起一个远房侄子刘欣，怂恿汉成帝立为太子。于是汉成帝一死，刘欣即位，便罢免王莽，驱逐王根出京，老太太的威权一落千丈。
但是过了六年，刘欣忽然暴卒(谥为哀帝)。老太太有没有杀人嫌疑，很成问题。不过她老人家偏要叫王葬来典礼丧事，真是滑稽得很。赵飞燕不久便自杀了。刘欣的生母傅太后也自杀了。
老太太再度当家，王莽也再度任大司马。她与他姑侄二人，找来一位小孩子刘衍作为皇帝，这就是汉平帝。五年以后，汉平帝死于王莽之手。
继承汉平帝的，是一位孺子婴。这一个小孩仅有作三年皇帝的命，王莽用他的名义，把皇帝的位置让给自己。
等到王莽走进宫里，向老太太索取汉朝的传国玺，老太太忽然醒悟过来，觉得自己的地位是靠了嫁给姓刘的，而不是因为娘家姓王。她大哭大闹，骂王莽是奸臣，拒绝王莽的要求。她说“这传国玺既然汉朝保它不住可见得也是一个不祥之物，你要它没有用处”。然而她究竟内心畏惧王莽威势，于大哭大闹以后，依然不得不把传国玺摔了出来，玺摔坏一角。
玺上刻的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这八个字是谁写的呢？是李斯，秦始皇的丞相。原来它还是秦国的传国玺呢!
在汉朝末年，当董卓慌慌张张离开洛阳的时候，这颗玺曾经落到孙坚之手，又由孙坚的夫人而落到袁术之手。
其后这颗玺一再转手，到了北宋，被徽钦二帝护送到北京，落到金朝皇帝之手。而金而元，到了元顺帝被朱元璋赶走，这颗玺就被带到沙漠里去。到元顺帝的苗裔林丹汗死后，它被人献给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皇太极的儿子福临(清世祖顺治皇帝)带它进关，慢慢地传给溥仪。当冯玉祥入宫之时，这颗玺便由故宫博物院的前身，一个委员会，接受下来了。总算是到了今天这颗玺尚在中国。
当王皇太后(后来已经又升格为太皇太后)愤愤地捧下这颗玺于王莽之前的时候，她哪里会料到这个“不祥之物”会有如此悠久的一段生命啊!王莽呢?相反，满以为有了这一颗传国玺，便可以享国两三百年，也不曾料到只能作十五年皇帝就要被老百姓砍死。
黎东方《细说秦汉》五七、王莽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周公恐惧留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一首诗做得很好，给了王莽一个按语，王莽一生没有别的，仅是一个“伪”字。
在他谦躬下士的时候，他标榜土地改革，所以有许多孔孟之徒来拥护他，孔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也说过“百亩之田，树之以桑，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孔孟之徒，一向保存着土地改革的理想，在王莽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师丹，便是一个主张土地改革最急切的人。
谁知道王莽做丁皇帝以后，把土地改革的政纲马虎了事，他下了一道圣旨，说从今以后所有的田地属于国家，民间不得买卖，田多过九百亩的，要分出来送给穷本家，穷亲戚。至于根本没有田，而又缺乏阔本家与阔亲戚的，并不另外设法赏田给他们。
那些有九百亩以上田地的人，分田给别人云云，无非是应应公事而已，只有不懂得做假，偷偷地买卖而被人告发的蠢材，才受到王莽的打击，王莽把这些人整得很惨，没收他们的田地，剥夺他们的身体自由，令他们作官家奴婢，或由官家卖给私人为奴婢。
已有的奴婢，王莽也并不想解放。他的另一道圣旨说，奴婢从此不许称为奴婢，而改称为“私属”(私人的附属品)，与田地同样不许买卖。实际上，奴隶既不能恢复自由，与其永久被捆在一个主人家里当附属品，倒不如准许主人买卖他们，还有一个换到较有良心的主人之希望。
王莽不仅没有解放了奴隶，而且由于他的种种苛法严刑，反而增加了不少奴隶的数目。
人民最受不了的便是他的金融政策。他发行丁许多大钱，定值甚高，而实际含铜量不够，以为融化丁三五个小钱铸为一个大钱，刻上当十当百的字眼，人民就肯当它是一十一百来用。人民不肯受骗，他便严厉处罚。人民有学他的榜洋私铸大钱的，就被他罚作奴婢。
匈奴有五十几年未曾造反寇边，始终称臣听命，而王莽偏要激怒他们，压低他们的王爷的称呼，又把王爷的金印改小，目的在于逼他们造反，好让自己耀武扬威，打几个胜仗，以媲美秦皇汉武。这真是没有事情找事情做。
匈奴果然气不过，造起反来，王莽动员了全国的兵，大闹特闹，花了不少的钱，结果一次胜仗也投有。徒然劳民伤财。与匈奴争战了十年光景，反而引起内部的盗匪问题。
盗匪在西汉盛时，简直是少得很。到了汉成帝的时候，才有此起彼伏的流寇。在王莽对匈奴的长期战争以后，人民苦于征调，纷纷逃役入山，盗匪的数量越来越多，就成为最严重的问题。
在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有几十万涂红了眉毛的流民，冲进潼关，威胁长安，他们的外号是赤眉。另有一批人是躲在绿色树林中的，称为绿林。赤眉，绿林，与后来三国时期的黄巾，都是差不多的人物：铤而走险的农民。
最厉害的要算河南南阳一带刘秀和他的哥哥刘演所领导的新市兵与平林兵了，新市与平林是两个镇市，王莽派了三十万兵去打他们，反被他们打败。
对外受制于匈奴，对内见逼于群盗，王莽的环境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但是他决不认错，总是怪别人不好，老天不好。他以为老天遗弃他了，便率领大小群臣与老百姓向天大哭，希望集体的哭声可以感动上苍。他并且重赏了几个会哭的人。无奈上苍毫无反应．
他自私得很，到了如此的存亡关头，依然不肯拿出金子来用，据说在他死的时候，宫中的存金还有若干柜子。
他究竟死在谁的手上，我们弄不清楚。有人说他是被一个卖菜的老太婆砍死的，也有人说他是被长安的恶少年杀了的。那时候，刘秀及其所拥戴的更始皇帝刘玄，已经有兵进抵长安。
王莽既死，更始皇帝一派与赤眉有过争斗，赤眉失败。更始皇帝本人与刘秀也有一次争斗，刘秀胜利。刘秀又打平各地方的割据群雄，终于成为全中国的共主，恢复汉朝(王莽的国号叫做“新”，不叫做“汉”)。
刘秀因为是刘邦的旁系苗裔，所以自居为汉朝的恢复者。实际上他一手打出天下来，等于另外创立了一个朝代。
黎东方《细说秦汉》五八、农民暴动
在汉武帝时代，豪强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乡曲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
官僚地主疯狂追逐财富，聚敛金钱，霸占田宅、畜产、奴婢，往往采用非常残暴的手段，使农民陷于极端困苦之中，贫苦民众卖妻鬻子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汉王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耗尽了文景时代府库的积蓄，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社会矛盾益为激化。针对这种情形，董仲舒曾经建议限制土地兼并，废止奴婢制度，政府则薄赋敛，省徭役，以调整阶级关系，维护社会的安定。不过，这样的建议在当时并不能够真正实行。
汉武帝时代，已经多有民众起兵反抗暴政。脱离政府控制的流民的数量，也往往使最高统治者震惊。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多至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每逢灾年，经常发生饥民人吃人的悲惨情形。
“巫蛊之祸”发生之后，汉武帝沉痛追悔往事，决心与民休息，否定禁止以往苛暴之政，以发展农耕经济作为执政的基本原则。昭宣时代，社会相对稳定。然而统治集团的腐败黑暗，积弊已深，豪强的暴发和农民的流亡，已经难以遏止。
胶东(首府在今山东平度东)、勃海(郡治在今河北沧州东南)等郡国农民发起的暴动，规模已经相当惊人，甚至发展到攻占官府、解救囚徒、搜夺市朝、劫掠列侯的程度，
元成哀平时代，贵族、官僚、豪强竞相侵霸土地，导致农耕生产秩序的严重破坏。豪富权贵霸占良田，役使贫民，成为极其普遍的情形。
汉成帝时，外戚王氏当政，红阳侯王立在南阳占垦草田达几百顷之多，连贫民所假少府陂泽而开辟的熟田也在占夺之列。他又把霸占的土地卖给国家，所得报偿超过时价一万万钱。
又如丞相张禹占有泾渭之间可以灌溉的最肥沃的良田多达四百顷。这样的肥美田地，在汉武帝时代巳经被称为“土膏”，号称其价格至于每亩一金。汉哀帝时，宠臣董贤得赐田千余顷。董贤死后家财被斥卖，所得竟然多至四十三万万钱。
残酷的土地兼并，使得无数小农破产。而他们肩上的沉重压力，还包括赋役的繁杂、刑罚的严苛等等。汉哀帝时，鲍宣曾经论说，当时民众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就反映了当时的情形。
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政府因本身腐败和社会结构严重失序在应对变乱时所表现的无能，也是社会危机日益深刻的原因之一。
汉元帝刚即位时，关东地区因为连年遭受灾害，流民进入关中。所谓“谷贵民流”，成为当时政治危局的主要表象。汉元帝永光年间(公元前43年至公元前39年)，最高统治集团仍然为“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的现象而深深忧虑。
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大水，流民流移入关。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又出现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多，青州、幽州、冀州等部形势尤为严重。在汉成帝在位后期，仍然灾害频繁。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几种天灾相互交并，蚕桑和农田作物都受到破坏，又有影响地域相当广阔的严重洪灾，史称“百川沸腾，江河溢决，大水泛滥郡国十五有余”。因为农耕生产连年遭受惨重破坏，以致百姓失业流散。
汉哀帝时，因自然灾荒所导致的流民问题依然是政局稳定的严重威胁，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因为连年歉收，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流民人口竟数以十万计。
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又曾经发生大旱和蝗灾，青州地方尤其严重，民众大批流亡。
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与妥善的安置，流民出于对社会的彻底绝望，很自然地会成为与现行政治体制直接对抗的社会力量，其破坏力之强，往往可以超过其他一切社会阶层。
尽管西汉末年政府正式文书在说到政局的混乱的时候，多强调天灾的严重影响，而当时恶劣的自然条件确实使得恶劣的社会条件的危害显得更为显着，然而，流民等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自然灾害。
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因为社会危机异常严重，曾经颁布诏书沉痛自责，其中说到“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
而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春正月诏，也说到当时社会危机最主要的征象之一，依然是“农民失业”，“流冗者众”。
西汉末年社会动荡时期，流民多数集聚为对原有政治秩序在观念上予以怀疑和否定，在行为上同时予以冲击和破坏的社会群体，直接原因往往是吏治的腐败所导致的正常社会关系的崩坏。
西汉末年，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当时民众流亡，逃离城郭，而各地发生暴动，“盗贼并起”的原因，是吏治腐败。
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春二月颁布的诏书也承认，百姓极端困苦，“流散道路，盗贼并兴”，原因在于行政执法部门作风残暴，不知道管理国家的正确的方法。
汉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九月颁布的诏书也说，流民众多，正是因为吏治的黑暗难以改变。
西汉末年，吏治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对下层民众残酷压榨，贪财而慕势，已经成为共同的风气。贪官污吏横行不法，政风之颓败已经不可收拾。汉元帝时，丙显任太仆十余年，贪赃数额多至干余万。中下级官吏同样贪赃枉法，安定郡五官掾张辅据说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其家，治罪之后，没收的赃款竟然超过百万。
后来有人用“衰乱”、“重敝”这样的词语来总结西汉末年的政情，又说，汉平帝时，苛酷的官吏滥发徭役违误其农时，贪婪的官吏滥收租税侵害其财产，于是使得百姓困乏，无可为生。一个“苛”字，一个“贪”字，确实体现了当时极端腐朽黑暗的官僚体制对于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危害的特色。
元成哀平时代，所谓“盗贼并起”、“盗贼并兴”，成为当时皇帝诏书、政府文告以及官员言辞中频繁出现的语汇。
以汉成帝时代为例，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南)侯母辟自称“将军”，起兵攻烧官府，执捕县官，夺取印绶。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屠嘉率众起事，杀长吏，劫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郑躬等攻占官府，释放囚徒，劫取库兵，自称“山君”，横历四县，部众多达万人。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等暴动，杀死陈留太守，自称“将军”。同年，山阳铁官徒苏令等攻杀长吏，抢夺库兵，自称“将军”，经历十九郡国，处死东郡太守、汝阳都尉等。
当时还有依恃秦岭地形，“阻山横行”，“阻山为害”的“盗贼”的活动，说明民众群体的反抗已经威胁到都城长安的安全。
汉成帝时代，所谓“江湖中多盗贼”，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当时所谓“江贼”，应当就是以舟船行水作为主要行动方式和主要隐蔽手段的机动性相当强的反政府武装力量。
哀平年问，民众暴动日益频繁，每年多至以万次计，甚至兵锋直犯京畿，纵横三辅，火烧汉武帝茂陵，长安城内皇帝所居未央宫中也可以看见烟炬。
起义民众甚至越州度郡，万里交结，使得朝廷虽然诏书讨捕，依然连年不莸。
农民暴动的烈火，在王莽统治时期终于在各地全面燃起，呈现出燎原之势。
反对王莽的新朝的农民起义，首先发生在北边地区。
王莽为了出击匈奴而进行的赋役征发，使边地和内郡民众不堪其苦，于是聚众而反。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大批边民弃城郭流亡，在各地发起暴动。并州(今山西北部)、平州(今河北北部)的反抗斗争更为激烈。
天凤二年(公元15年)，因为大军集结于边郡，边民负担沉重，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西)、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的民众举行起义，并且以数千人为集团，已经开始超越郡界的流动作战。
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临淮人瓜田仪在会稽长洲(今江苏苏州西南)发动的起义以及随后不久的琅邪女子吕母在海曲(令山东日照)发动的起义，也都有较大的影响。
天凤年间，荆州(今河南南部及湖北、湖南大部分地区)因连年久旱，饥苦不堪的百姓多流落于山泽间，以采集野生植物求生，逐渐汇聚成小有规模的武装集团。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被推为首领。他们经常出击附近的乡聚，位于今湖北京山北的绿林山，成为他们休整和隐蔽的根据地，这支人数增长到七八千人的武装力量于是被称为“绿林军”。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政权的荆州牧发兵二万进攻绿林军。绿林军迎击政府军获胜，绿林军又曾经攻拔竞陵(今湖北潜江西北)，转击云杜(今湖北京山)、安陆(今湖北云梦)，部众增加到数万人。
第二年，当地疾疫流行，死者众多。绿林军分作两支队伍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西人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率领，北上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称“新市兵”。两支部队的首领都自称“将军”。
新市兵在攻略随县(今湖北随州)时，平林(今湖北随州北)人陈牧、廖湛率众响应，于是起义军中又有“平林兵”加人。
汉宗室刘玄当时也投入到平林兵中。同样作为汉宗室成员的南阳豪强地主刘演和刘秀，以恢复汉家天下为号召，也起兵反抗新朝的统治，所组织的军队人数达七八千人，称“舂陵兵”。舂陵兵与下江兵联合作战，合兵而进。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为了顺应民间倾向汉室的正统观念，在清水之滨设置坛场，拥立时称更始将军的刘玄为天子，建元为更始元年。刘演被任命为大司徒。刘秀时任太常偏将军。同年五月，刘演攻占宛(今河南南阳)，更始帝刘玄随即在这里建立了统治中心。
稍晚于绿林起义，琅邪人樊祟在莒县(今山东莒县)举兵。不久，青、徐等地的起义民众多所归附。这支起义军沿袭汉朝乡官小吏的称谓，各级首领称为“三老”、“从事”、“卒史”等，彼此之间以“巨人”相呼。部队没有文书、旌旗，不设部曲，号令，纪律只有口头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起义军用朱红色涂染其眉以为标识，时称“赤眉军”。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军十余万进攻赤眉军。新莽军队强横残暴，残害民众，百姓作歌道：“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一战太破新莽军，杀廉丹，歼敌万余人。王匡逃走。赤眉军又转战于淮海、中原，势力大为扩展。
当时奋起反抗新莽政权的民众起义，还有地皇元年(公元20年)钜鹿(郡治在今河北巨鹿南)马适求起义，地皇二年(公元21年)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秦丰起义，平原(郡治在今山东平原南)迟昭平起义等。《汉书·王莽传下》说，同年，“三辅盗贼麻起。”指出新莽王朝的政治腹心地区也爆发了多起武装反抗斗争。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方“盗贼”往往集结散万人进攻城邑，处死新莽官吏。王莽看到天下溃叛，形势危急，派专员分行天下，废除改制以来颁布的诸种法令，宣布即位以来所有诏令有不便于民者统统收回。
不过，这时新莽政权的基础和支柱已经完全朽坏，有如大厦将倾，最后的末日已经临近了。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派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调发州郡兵四十二万进攻绿林起义军，号称“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据说还曾经驱役猛兽虎豹犀象等，以助威武之势。按照《汉书．王莽传下》的说法，“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
六月，新莽军前锋十余万人围王凤、王常所部绿林军八九千人于昆阳(今河南叶县)。新莽军围城数十重，列营百数，旗帜蔽野，埃尘连天，战鼓之声传闻数百里，又以高数十丈的云车俯瞰城内，积弩乱发，矢飞如雨，兵士挖掘地道，并用撞车攻城。城中守军面临异常危急的形势。
危难之中，刘秀等十三骑夜突重围，发郾(今河南鄙城南)、定陵(今河南舞阳北)营兵数千人救援昆阳。
刘秀亲自率领步骑兵千余，在大军前四五里处列阵。新莽军也遣兵数千合战。刘秀奋勇冲击敌阵，斩首数十级。起义军中请将议论说：刘将军平生见小敌似有怯意，今见大敌却分外奋勇，真是令人惊异!
刘秀率部挺进，新莽军后退，起义军乘势进攻，斩首数百千级。刘秀又故意伪造宛地起义军增援部队已经抵达的情报，使新莽军士气沮败。而起义军将士连获胜捷，胆气益壮，无不以一当百。刘秀又亲率敢死士三千人冲击敌军中坚。新莽军阵营溃乱，刘秀乘势奋勇冲杀，分割敌军，并杀死王寻。城中守军也鼓噪冲出，内外合势，呼声震动天地。
新莽军溃败，士卒四散，奔逃求生，相互践踏，百余里的道路上，到处都是仓皇流窜的新莽军人。当时又遭遇巨雷暴风，大雨如注，洪水暴涨，士卒溺死者数以万计。新莽军各部士卒大多奔逃四散，只有王邑与所率领的长安勇敢士数千人回到洛阳。
昆阳之战后，王莽已经无力调集军队主动攻击起义军。新莽政权大势已去。
有人说，秦末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其实，秦末起义的性质还是可以讨论的。而两汉之际的农民暴动，无论从发起的规模和对社会的震动来说，都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
黎东方《细说秦汉》五九、烂羊头、关内侯
昆阳之战后，绿林兵乘胜分两路进军。一路由王匡指挥北上攻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指挥，西人武关进攻长安。
当绿林兵奉更始帝刘玄之命攻击长安时，赤眉军也在中原奋战。更始帝刘玄占据洛阳之后遣使者招降赤眉军，樊祟等二十余人还接受了刘玄的列侯封号。
在起义军的强大的军事威势下，三辅震动，一时海内豪杰纷纷起兵响应，杀其牧守，自称将军，使用汉朝年号，旬月之间，烽火遍于天下。
王莽众叛亲离，仍然借用符命迷信自欺欺人。新莽政权上层统治集团也发生了分裂。卫将军王涉、国师刘歆和大司马董忠等密谋劫持王莽投降更始政权，只是因为准备“待太白星出”起事，以致计划终于败露，董忠被处死，王涉、刘歆也被迫自杀。
王莽外有出师之败，内有大臣之叛，朝中一片混乱。这时，天水成纪(今甘肃庄浪西)人隗嚣及其家族起兵反新莽，隗嚣称大将军。析(今河南西峡)人邓晔、于匡率众拔析、丹水(今河南西峡西)，攻武关(今陕西商南南)。长安受到东西两个方向重兵进攻的威胁。
王莽面临军事危局，仓惶无定，不知所措。有人建议说，《周礼》和《左传》都说过，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周易》也有有关的文字，不妨仿效古制，呼嗟告天以求救。王莽自知即将败亡，于是率群臣到南郊九庙，自述受符命而登基之前后经过，仰天呼叫，乞求皇天殄灭众贼。又捶胸大哭，直到差点儿断气儿。又作千余言告天之策，自陈功劳。王莽甚至还组织诸生小民早晚大哭，专门准备了粥饭，恸哭最为悲哀的，以及能够诵念策文的，都任用为郎。这样新任的郎官据说多达五千余人。
在反新莽大军逼近长安的时候，王莽组织城中囚徒出城抵抗。但是这支临时组成的部队刚刚行过渭轿，就一起哗变，并且掘毁王氏祖坟，烧其棺椁，又焚烧九庙、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
十月戊申日这一天，绿林军从宣平门人长安。庚辰日，绿林军进入未央宫。王莽逃到渐台，被杀死。新莽政权灭亡。
王莽在六十八年的生涯中，暴起暴落，进行了种种政治表演。对于王葬的政治行为，批评之说不绝于史，近年则又有人给予“改革家”的评价。如果我们调整视角，尝试以文化考察的眼光透视其人格特征，也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
王莽因篡汉而长期受到传统的文化舆论的否定。流传极广的蒙学课本《三字经》说：“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清人编撰的《历代国号总括歌》也写道：“汉能顺取治杂霸，新莽篡者旋灭亡。”
事实上，当西汉王朝的衰落已经难以挽救时，期望新的政治形象、新的文化风格取而代之，以扭转危局，成为一种共同的心愿。王葬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结束了西汉王朝的统治的。
王葬虽然出身于外戚家族，却早年孤贫，于是“折节为恭俭”，在其他贵族子弟竞相侈靡时，能够谦虚谨慎，苦身自厉。一时“宗族称孝，师友称仁”，最终以道德积分的优势，取得了最高政治权力。这可以说是刘姓集团无奈的政治退却，也可以看作社会上下共同的文化选择。《汉书·王莽传上》说他节操谦谨，生活俭约。他有子四人，除一人病逝外，其余三个儿子都在年届三十岁，政治上即将自立时，因罪被王莽逼迫自杀。按照班固的说法，王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以示公义”。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形成相当少见的特例。
王莽曾经跟随名儒学习《礼经》，勤身博识，在历代新王朝的开创者之中，是非常少见的有较好文化素养的帝王。然而他却没有能够真正领会儒学文化的精髓，只是经常无聊地炫耀对于儒经的皮毛之见，于是起初因此而得势，不久又因此而败亡。
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下》中写道，过去秦王朝烧毁《诗》《书》，以立私议，王莽则宣传儒学词句以文饰其奸言，两者同归殊途，俱用灭亡。两相比较，文化立场虽然表面看起来相反，却走向同样的结局。
自居易《有木诗序》说王莽“色仁行远，先德后贼”。“德”与“贼”，是政治道德评价。如果以民间文化倾向作为评定的尺度，也可以看到王莽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王莽的首级后来被传送到起义军指挥中心，悬挂在宛城市中示众，百姓纷纷掷击，“或切食其舌”。有人竟然切割他的舌头食用，也反映民众对于王莽反复无常、虚伪轻浮的政治表演的厌恶。
农民暴动破坏了专制的政治秩序，也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生活。更始军占领关中之后，各部终日以抢劫掳掠为事，一时“横暴三辅”。
刘玄住在长安长乐宫，沉浸在宫廷享乐生活中，无心理政，一天到晚和妇人饮宴后庭，群臣请求上奏言事，往往大醉而不能见。有时实在不得已，竟然令宦者坐在帷帐中应付臣下。
刘玄又大封诸王，滥授官爵，长安于是有“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的传言。
有人建议应当变革制度，招纳英俊，因才授爵，以辅佐朝政，竟然激怒刘玄，被投人狱中。于是民众都对这个新政权表示失望。
黎东方《细说秦汉》六○、红眉毛的大军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十二月，赤眉军数十万人西进入关，连续摧毁更始军的阻拒，进军到华阴(今陕西华阴东)。
军中巫者以天神代言者的身份宣传说：本来应当做帝王的，为什么要做“贼”呢？
有人借此劝说赤眉军领袖樊崇：现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被人看作“群贼”这样是不可以持久的。不如立刘姓宗室，挟义而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樊崇于是立刘氏宗室刘盆子为帝，自号建世元年。
更始集团中有人建议勒兵掠长安以白富，东归南阳，如果再败，不妨再人湖池中为盗。刘玄否定了这一建议。于是有劫更始帝以东归的密谋。更始集团上层的政争，导致了流血事件，长安发生内乱。
赤眉军占领长安，刘玄单骑出城。后来在赤眉军威逼之下，更始帝刘玄请降。
赤眉军在长安劫夺财物，掳暴吏民。城中粮食消耗尽净，又收载珍宝，纵火焚烧长安宫室市里，民众饥饿，人吃人，死者多达数十万。长安成为废墟，城中无人行。
赤眉军又引兵而西。起初西走陇坂，寻找出路，在受到地方割据势力隗嚣的抵抗和特大风雪的袭击之后，又折返长安。赤眉军与更始军在关中反复交战，使关中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人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赤眉军在虏掠无所得的情况下引而东归。当时尚有20万众，然而行军途中，仍不断流散。
赤眉军在退出长安之后，面临窘迫情境时，曾经大规模发掘西汉帝陵。
乱军发掘诸陵，取其宝货，甚至有污辱吕后尸身的丑闻。军事集团公开以武力发掘帝陵，开历史上同类事件之先河。
当赤眉军入关进攻更始集团时，刘秀派邓禹率军引兵而西，又派冯异拒守孟津。赤眉军迫近长安时，刘秀以当时民间流传的《赤伏符》所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为宣传，在鄗(今河北高邑东)南千秋亭五成陌设坛场，于六月己未日这一天，正式即皇帝位，建元建武。
同年十月，刘秀入洛阳，在这里定都，仍用汉朝国号，史称东汉。
刘秀的军队在继续镇压河北农民军余部的同时，又扫平了分立于中原各地的割据武装。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正月，邓禹军入长安。九月，大破赤眉军于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建武三年(公元27年)闰正月，冯异军在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大破东进的赤眉军主力。刘秀又亲自率军进攻南向宜阳(今河南宜阳西)的赤眉军余众。赤
眉军战败投降。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刘秀又先后削平了渔阳郡的彭宠、南郡的秦丰和齐地的张步等割据地方的武装集团。于是黄河流域各地的主要的割据势力被逐一消灭，北方的主要地区得以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