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细说秦汉》六一、光武帝不该打小算盘
因为他一手打平天下，光复了刘邦的汉朝，所以刘秀在历史上被称为光武帝。如果没有刘秀，汉朝不会有四百年的统一，只有二百年的统一。
他在种种方面都比刘邦好。他对朋友始终如一，不像刘邦得了天下便杀朋友，关朋友。功臣如吴汉，冯异，邓禹，马援之流，都善始善终，和他同享富贵。连那割据过一方，势力大得惊人的隗嚣窦融，一经与他合作，便被他推心置腹，毫不见外。是隗嚣自己不好，晚年与公孙述勾结，才被光武帝讨伐，至于窦融，却成为光武帝的知己朋友，后来刘窦二家互为婚姻。
让我在此附带说明，吴汉并没有作过王莽的女婿。斩经堂这一出戏缺乏根据。而且佛经大量传人中国，要在光武帝儿子汉明帝的时候。
我还想声明一点，被光武帝在河北打垮了的“卜者王郎”，未必不如王郎自己所说，是汉成帝的亲生儿子，这王郎如果是打胜了，谁还敢否认他的太子资格呢？我们既无充分证据，说他是成帝的亲生儿子，也没有充分证据，说他一定不是成帝的亲生儿子。时间隔得太远了(其实，我们对于今日今时的若干消息，也常常无法证明其真假呢。历史家的任务是要为了大家去求“真”，与“假”奋斗，历史家花了心血从无量数的“假”之中，多少找出一“真”来，也无非是为了给那些没有时间与技术去求“真”的人来代劳，同时给那些懒得求真，自甘受骗的人浇浇冷水，而最后目的则在于给人类增加一点希望)。
当光武帝以大司马资格在河北与“僭号”皇帝的卜者王郎，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在长安大过其皇帝瘾的更始皇帝刘玄，虽则是刘秀的老板，却暗中祈祝刘秀与卜者王郎同归于尽。更始皇帝不会打仗，很猜忌刘秀，而且他曾杀过刘秀的哥哥刘演(也
是为了猜忌)，很怕刘秀有一天报仇。
卜者王郎由于号称为汉成帝的亲生儿子，名正言顺，得到很多的人拥护，可惜他下面人虽多，人才却少。这是他不懂得怎样拉拢人才，结合人才；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王郎自己不是一个人才。所以他终于被刘秀打败。
刘秀平了王郎，进一步与更始皇帝算账，不久以后更始又被赤眉杀了，赤眉另外捧出一个刘盆子做皇帝。再过一些时候，刘盆子与赤眉均被刘秀降服。皇帝就由刘秀来当。
刘秀一共做了三十三年皇帝。割据各方的群雄，如延岑，卢芳，公孙述之流，以及规模较小的刘永，李宪，董宪等等，都在他即位后十三个年头以内灭完。
他以一个如此会打仗的人，却酷爱和平。他刚把中国统一，就偃武修文，一举而废掉郡国每年度的会操。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征兵制度，不幸由此而坏。
他对于匈奴，也不肯用兵。刚好匈奴这时候内部纷争，分为南北。于是南匈奴来投降，北匈奴也来投降。南匈奴敌不过北匈奴，要求迁居大同附近(那时候叫做“云中”)，光武帝准了他们。后来他们又要求继续南迁，入居“西河，美稷”，今日山西离石县一带，光武帝又准了他们。这就埋伏下其后五胡乱华的祸根。
西域各君长，也纷纷遣使进贡，而且情愿派他们的儿子来当侍卫，作为效忠的保证，请求东汉政府向西域派遣都护，光武帝却闭起玉门关，婉辞拒绝。他之所以如此做，也是为了省事，怕劳民伤财，光武帝不肯花这些“冤枉钱”。
在光武帝所打的小算盘之中，最要不得的是为了节省刺史们的旅费，叫他们不必多旅行察看或进京报告。于是刺史们坐在各州办公，变成了太守国相之上的地方官，丧失了中央官的身份，不再做中央朝廷的耳与目，却渐渐尾大不掉起来，慢慢地破坏了集权与统一的汉朝制度。
这个，实在是光武帝的另一失着。
黎东方《细说秦汉》六二、班超十分英雄
光武帝放弃了武帝与宣帝花上百把年光阴所辛苦经营的中央亚细亚，闭起玉门关，谢绝西域的贡使，但求省事省钱，避免卷入若干小国之间的纠纷，却也未可厚非。但是他不曾料到，莎车国颇想乘机崛起，欺侮邻邦，自建帝国；又不曾料到那雄踞外蒙及天山北路的北匈奴，正好拾取他所放弃的霸权，奴役天山以南诸国，以进步再度威胁中原本身的安全。
等到明帝，光武帝的儿子，看到了这一点，时间似乎已经太晚。由于光武帝在统一中国以后厉行偃武修文的政策，所以朝廷可以调遣的精兵极少，实已没有力量对北匈奴及西域大规模用兵。精兵既然极少，良将自然也更少了。
明帝派了祭彤与窦固二入去讨伐北匈奴，祭彤率领大兵，浩浩荡荡冲近新疆北部的沙漠，找不到一个匈奴入，全都躲起来了，祭彤只好空着手回来，明帝把他免职，关在牢里。那窦固呢，倘若他下面没有一位小军官，姓班名超的，恐怕也会遭逢与祭彤一样的命运。是班超带了一小队人马，勇冠三军，一口气把哈密城抢了回来，才算是替窦固的身命保了险，也替汉王朝争了面子。哈密城在当时叫做伊吾卢。
哈密在军事上极有价值，它是总挽天山南北两路的一个要冲。由哈密向南，第一个是鄯善国。班超奉派为副大使，带领了秘书，随员，马弁等三十六人，来到鄯善，他的任务不是用兵力来征服天山以南的几十个本来很忠于汉朝，而暂时被北匈奴勾了过去的国家，包括鄯善在内，而是以外交的方式劝他们重新忠于汉朝。
鄯善的国王颠感左右为难。如果是班超已经带了很多兵来，原可借以谢绝北匈奴，然而班超没有兵，况且北匈奴又是近在眼前的大国，所以鄯善的国王就颇费踌躇了。他在礼貌上，对北匈奴的大使甚为客气恭顺，对班超却有点冷淡。
谁知道班超出其不意，在一天夜里偷袭北匈奴大使的营幕，放了火又杀了人，把北匈奴的大使也杀了。班超的意思，是要告诉鄯善国的国王：“别看我带的人员很少，我却不怕向匈奴挑战，汉朝皇帝正要找北匈奴打。”
果然鄯善的国王被吓住了。对班超前倨后恭起来。北匈奴也没有立即派兵来鄯善国问罪，或是派代表到中原来抗议。
消息传到了西域其他各国，引起一阵骚动。若干不甘心侍候北匈奴的，便准备与汉朝结好。至于甘心侍候北匈奴，或被北匈奴控制得紧的，也就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另一次汉匈之争。
不到一年工夫，班超已经由鄯善西进，一路顺风，遇国受降，抵达了帕米尔边的疏勒国。这时候，疏勒国的国王是最忠于北匈奴的兜题。班超花了一点力气，借调别国的军队，把疏勒国王兜题活捉，夺去他的王位，另外立了一个忠于汉朝的国王，这么一来，差不多所有的西域各国都弃了北匈奴，向汉朝进贡，派遣他们的王子到汉朝来作皇帝的侍卫。汉朝也派了一位陈睦作为西域都护，又派了一位耿恭率领正规军一团人左右，驻扎今日吐鲁番的附近。
东汉朝廷不派班超为都护，而另外派人，真是奇怪，也许是因为班超功劳虽大，而资格很浅。做大官是要考较资格的。
可惜北匈奴一还打，这陈睦便应付不了，被忠于北匈奴的焉耆国国王杀了，耿恭也被北匈奴围困住了，败得很惨。
朝廷着了慌，索性取消了西域都护之官，又撤回了吐鲁番的屯卒，北匈奴既然大占上风，就再夺哈密以去。班超远在疏勒，回朝的路子从此割断。但是班超毕竟能干，他由疏勒沿大山之麓东进，打降中途各国，与焉耆大战一场，把焉耆国王杀了，替陈
睦报仇，还祭了陈睦一次。
这时候朝廷中出了一位窦宪，他是章帝的大舅子(和帝死了，儿子章帝继立)。窦宪生性好大喜功，颇想借妹妹的力量，统领大兵与北匈奴干一下，出出风头。恰好南匈奴联络新兴的鲜卑，夹打北匈奴于他的老巢，窦宪于是就大举北伐，出了长城三千余里，北匈奴的单于望风而逃，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窦宪就命令他的秘书班固(班超的哥哥)写一篇夸奖他自己功劳的的文章，刻在燕然山的一块石头上。
班超确是够英雄的，他除了与北匈奴及其附庸各国连战连胜以外，又曾经抵抗了大月氏帝国的七万大兵。大月氏在东汉之时，已与西汉张骞即汉武帝之时迥不相同。在西汉，大月氏还是很分散的若干小部落、小王国，团结力量很薄弱，到了东汉班超之时，已经统一而成为一大帝国，跨有流入咸海的阿母河及席尔河之流域，与古代的巴克特里亚(今日属阿富汗)与印度之西北部。后来而且扩张及于恒河整个流域，占有印度一大半的地方。大月氏的皇帝卡得菲塞斯第二自认为强过汉王朝，要汉王朝送女人给他(这叫做“和亲”)，班超严辞拒绝，不允转达，他就派了一位“副王”带领七万大兵，爬过帕米尔来。班超的嫡系部队仅有三十六人，还包括秘书与厨子在内，哪里可以抵挡。虽则朝廷也派过生力军来帮助他，其实各次总数还不到两千人。然而班超会借兵。他借了小数目的疏勒之兵，就把大月氏的远征军割断给养，压迫他们全部投降。卡得菲塞斯第二只好派代表到汉王朝来谢罪。
然而班超尽管英雄，能在外立功，不能同时阻止国内朝廷的腐化。于是他赤手空拳所重新树立的中央亚细亚权威，到了他一死，便烟消云散。
黎东方《细说秦汉》六三、甘英遗憾
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
甘英的使团来到在今伊拉克境内的条支海滨，安息西界人说到海上航行的艰难：“前方海域广阔，往来者如果逢顺风，要三个月方能通过。若风向不理想，也有延迟至于两年之久的，因此入海者都不得不携带三年口粮。海中情境，令人思乡怀土。船行艰险，多有因海难而死亡者。”
甘英于是知难而止，没有继续西行。后来有人推测，安息人阻挠汉人西人大秦，是为了垄断丝绸贸易。
粱启超后来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曾经就此发表感慨，言辞十分深切沉痛：“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历史的偶然事件，或许确实是由必然的规律所决定的。如粱启超所说，“我国大陆国也，又其地广漠，足以资移植，人民无取骋于域外”，“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使然也”，这应当是“海运业自昔不甚发达”，“航业不振”的主要原因。
甘英虽然未到大秦即中止西行，但是也创造了中国古代王朝官方使节外交活动之西行极界的历史纪录。这一极点，在元明时代之前的一千多年间，一直没有被超越。
唐代诗人杜牧在《郡斋独酌》诗所谓“甘英穷西海，四万到洛阳。”说到甘英的功业。“四万”，是指从汉王朝西境到洛阳的行程计四万里。
虽然甘英作为东汉帝国的正式外交代表对于越海远行的保守态度留下了永久的历史遗憾，但是这一时期民间商队的往来却并没有中止。罗马着名学者普林尼(Pliny，公元23年至公元79年)在他的名着《博物志》中记载了中国丝绸运销罗马的情形：
(赛里斯)其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干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赛里斯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
当时中原与西亚、非洲乃至欧洲的联系，有许多历史现象可以说明。
从徐州贾旺东汉画像石中的麒麟画面看，当时人已经有了对于出产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长颈鹿的认识。山东曲阜和嘉祥出土的汉画像石“及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所见裸体人像，据有的学者研究后推断，应当间接和希腊罗马的人体石雕艺术存在某种关系。
在班超经营西域以及甘英试探西海之后，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公元161年至公元180年在位)派使者来到洛阳，实现了中国和罗马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两个大国，东方和西方两个文化系统，于是有了正式的外交往来。
黎东方《细说秦汉》六四、短命的皇帝一串
班超之死，在他奉诏回洛阳不久，他回洛阳，在公元102年，即汉和帝永元十四年。
和帝是章帝的大儿子，在位共十七年，死时仅二十七岁。
继承他的，是他的儿子殇帝，是个生下仅有三个多月的婴孩，活到第二年的八月就死了。
和帝的太太邓皇后，便把侄儿安帝迎来即位，这安帝，是章帝第三个儿子所生，年纪也不过才十三岁，安帝做了十九年皇帝，在死的时候，也仅有三十二岁而已。
他死的时候，只留下一个儿子济阴王刘保；因为这刘保不是皇后阎氏所生，所以阎氏和他的哥哥阎显，反而接来一个二房的侄儿北乡侯刘懿，立为皇帝，在历史上称为少帝，这少帝年龄有多大，不去管他，在位只有十个月不足。
少帝不知是怎么死的，在他死后济阴王刘保(合法的太子)就由太监孙程等人捧起来，立为皇帝，是为顺帝，顺帝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刚刚三十岁。
顺帝的儿子冲帝在位一年，死的时候年纪三岁。
冲帝的继承人，四房的堂兄弟质帝，在位一年，死的时候九岁。
冲帝以后的桓帝，属于五房，总算活得很久，死的时候三十六岁(在位二十一年)。
桓帝的继承人灵帝，也是章帝第五个儿子的后裔，算来是桓帝的同祖之侄，他在位二十二年，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汉献帝是他的儿子。
总括起来，东汉从和帝开始，一直到灵帝，没有一个皇帝活过三十六岁，九个皇帝平均，每人的寿元不及二十岁。
这是汉朝国运不好呢?还是刘家的家运不好?总之，是老百姓倒霉，因为皇帝常常短命，反映政治的不安定，不管皇帝之死是由于妻妾太多，或由于外戚谋害，太监放毒，遭殃的当然还是老百姓。
这些短命的皇帝，差不多个个是低能的，除了那两岁便死的殇帝，三岁便死的冲帝，与九岁便死的质帝以外(这三位是否低能，自然看不出来)。他们生长于帝王之家，所接触的无非太监宫娥，哪里会懂得民间疾苦。朝廷的公事，自有娘舅，妈妈，或大舅子去操心，他们有时候想自己操心，也无此机会；即使倚仗了几个忠心太监，把娘舅或大舅子打倒，政权拿回自己手上，也是由于缺乏知识而一筹莫展。所以东汉在和帝以后，才弄得那么糟，
最可笑的是灵帝。他在宫内无聊，叫宫女们开铺子，和他做生意。他自己以皇帝之尊，何愁钱用，也居然设法牟利，存私房钱。他又谄媚弄权的太监张让赵忠二人。他说“张让是我爸爸，赵忠是我妈妈”。这成什么体统？东汉安得不亡?
在他以前的桓帝，为了酬庸五个宦官扑灭外戚粱氏的功劳，把五人统统封侯，宦官封侯，实在是一件怪事。
桓帝以前的顺帝，也是为了宦官孙程保驾有功，打倒了外戚阎氏，而感激孙程，把孙程捧得很高。
顺帝以前的安帝，先为邓太后及后兄邓隲的傀儡，后为阎皇后及后兄阎显的傀儡，俯仰依人，更无足责。
和帝虽则较好，不过也是先受制于娘舅窦宪，其后又对于助诛窦宪的宦官郑众言听计从，终于封郑众为剿乡侯，所以创宦官封侯之例的，并非桓帝，而是和帝，我们不能因为班超是和帝时候的人，便猜想和帝或许是个英主。其实和帝对于班超，前后只补充了二千名兵士不足，也可见其糊涂了。
从和帝起，东汉后半叶一百多年的景况如此而已，九个短命皇帝(和，安，顺，桓，灵，及不值一提的殇，少，冲，质)也是如此而已。真正在台上的，不是他们九位，而是窦家，邓家，阎家，粱家，几个可怕的娘舅，以及站在娘舅对面的若干好太监与坏太监。
黎东方《细说秦汉》六五、外戚与宦官之争
和帝以后，东汉一百多年的光阴消磨在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斗争上。
斗争的经过，先是外戚窦，邓，阎，梁四家太专横了，有若干宦官看不过去，帮助小皇帝去打倒他们。后来是宦官太得势了，贿赂公行，有若干正人君子看不过去，便批评朝政，恰巧有另一支窦家做了外戚。挺身为证人君子的护身符，但是不幸失败，继这窦家而起的何家，也想扫灭宦官，其失败也相同。
第一个窦家与第二个窦家都是窦融的苗裔。那窦融可以说是汉光武的好朋友，原先也是王莽末年割据各方的群雄之一，而佩服光武英雄，自动把地盘让出来的。
窦融有一个曾孙，叫做窦宪，窦宪的妹子做了章帝的皇后。章帝死了，窦皇后便成为皇太后，以皇太后的资格垂帘听政，抱来的儿子和帝等于傀儡。窦宪掌握兵权，讨伐了北匈奴两次，耀武扬威，他得胜回朝，手底下的人无恶不作，抢老百姓的财产，霸占老百姓的妻子。后来他又与女婿郭举同谋，想暗杀和帝，被和帝发觉，叫心腹太监郑众先下了手，把他贬了，并且逼他自杀。
邓家外戚是邓禹的后裔。邓禹不仅是光武的好朋友，而且是同学，他的孙女嫁给了和帝，等到和帝死了，也就以皇太后的资格临朝，依照窦太后的榜样。她的哥哥邓陆也与窦宪一样，掌握兵权。邓隲为人，在表面上似乎比窦宪好些，然而他与乃弟邓遵，也未尝不是炙手可热，司空袁敞得罪了他们，吓得只好自杀，将军任尚与邓遵争功，被解到京城来斩首弃市。
所以邓太后一死，安帝便听从太监李闰的话，也逼令邓骘邓遵二人自杀。阎家外戚没有什么多大来头。不过阎皇后的心地实在狠毒，她是安帝的太太，却不许安帝有儿子。有一位姓李的宫人，生了儿子，她便把这个宫人鸩死了。这个儿子刘保，偏偏被立为太子，她又设法诬陷，叫安帝把他废了。安帝既死，她做起皇太后来，也是垂帘听政那么一套，叫哥哥阎显执掌兵权。抱了一个刘懿，立为皇帝。刘懿做了二百多天病死，那被废的太子刘保得到太监孙程的帮助，乘机举行政变，把阎显一家完全杀了。阎太后也被关了起来。
粱家在外戚之中，是顶凶的了，顺帝的皇后姓梁，于是国丈粱商与国舅梁冀便很有势力。粱商为人总算还过得去，那梁冀简直是典型的恶霸兼贪官。顺帝死了，梁皇后以皇太后的资格临朝，重演窦太后、邓太后与阎太后的故事。粱冀也做起大将军来，冲帝质帝，都是傀儡。质帝由于聪慧一点，粱冀不放心，便把他毒死，另立桓帝。
粱冀为了掌握桓帝，把自己另外的一位妹妹嫁给桓帝，这便是第二个梁皇后。谁知道这个妹子不能获得桓帝欢心，郁郁而终，她一死，梁冀就遭了灭门之祸。梁冀的财产，被公家拍卖，值得二十几万万，抵得上国家全部岁收的一半。
帮助桓帝诛灭梁家的，有五个太监，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这五人都封了侯。
他们这五个人，不比郑众，孙程，出于忠心保驾，他们与李闰是一类人，奸得狠。天下大权，从此就落到宦官手上(单超不仅封侯，而且被拜为车骑将军)。后汉书的着者范晔说他们五个人的本家和朋友，“虐遍天下”。
继承他们五个人的威权的，有灵帝时代的曹节、王甫。原来桓帝一死，桓帝的皇后窦氏照例以皇太后的资格临朝，叫父亲窦武为太将军。这位窦武，与其他外戚不同，他出身是教授(博士)，很同情那一批被宦官关了起来的“党人”，如李膺、陈蕃等等，所以一做大将军，便想扫数杀尽若干宦官，无奈事机不密，反被曹节、王甫等十七个太监杀了。
在曹节的朋友之中，有一位赵忠，其后继承了曹节，作为太监的领袖。地位仅次于赵忠的，叫做张让。在赵忠、张让二人以外，还有十个重要太监，与他们两人同为灵帝的“常侍”。所以实际上共有十二常侍。外面的人不清楚，以为他们共只十人，就称他们十常侍。
十常侍的“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如果没有十常侍及其党羽到处作恶，黄巾之乱便不会闹得那么凶。
有一位郎中(地位相当于今日各部的司长)，姓张名钧，向灵帝上了一本奏章，说只要斩了赵忠、张让等十常侍，黄巾可以不打自退。但是灵帝却听了赵、张二人的话，以为张钧也是黄巾一分子，把他关了起来，让他死在牢里。
等到灵帝一死，宦官与外戚的冲突就更加尖锐，再加上黄巾之乱，汉朝的天下便根本动摇了。
黎东方《细说秦汉》六六、班固和《汉书》
《汉书》是东汉史学家班固记述西汉和王莽时代历史的史书。
汉代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意识非常浓厚的时期。汉代画像石中大量表现前代历史故事的画面，说明当时史学在民间有相当生动的传播方式，在民间有相当广泛的文化影响。当时史学的学术性成就的顶峰，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汉书》是《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着。班固的父亲班彪作《后传》数十篇，准备将《史记》续写到西汉末年为止。班固用了二十余年时间，继承父业，完成了这部记述西汉历史的史学专着的绝大部分。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是《史记》中所没有的。但是班固生活在儒学确立了文化统治地位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以致《汉书》的历史批判精神较《史记》逊色。尽管如此，由于这部史书选材精当，记述详实，描写生动，更由于所记录的历史对象本身的丰富多彩，使得《汉书》在文化史中始终占有很高的地位。
在“二十四史”中，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位列最先，历来被看作史学最重要的经典。在以后的二十二部正史里，多可看到最高统治集团中帝王和他们身边的将相们阅读《汉书》、讨论《汉书》的故事。
《三国志·吴书·孙登传》记载，孙权希望孙登读《汉书》，以“习知近代之事”，曾经令张休从张昭受读，然后再转授孙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孙权以自己研习“三史”，大有所益的经验，在建议吕蒙读书时，所列应当“急读”，也就是应当首先尽早阅读的书目中，也包括“三史”。这里所说的“三史”，即《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
《旧唐书》和《新唐书》都记载隋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李密少年时出行，骑在牛背上阅读《汉书》的故事：李密骑一黄牛，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书读之，路遇越国公杨素，大为惊异，乘马追行，感叹道：何处书生，如此好学?又问所读书，李密回答说：《项羽传》。于是杨素大为爱重。
这一情节流传久远，于是明末清初的着名学者顾炎武有“常把《汉书》挂牛角，独出郊原更谁与?”的名句。
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有“苏子美饮酒”一节，说到苏舜钦《汉书》下酒的故事：苏舜钦每晚读书，都要饮一斗酒，岳丈杜衍心存疑惑，派人私下察看。发现苏舜钦读《汉书·张良传》，每有感慨，就饮一大杯。杜衍听说，笑道：有这样的下酒物，饮一斗实在并不算多啊。这一故事，也可以说明《汉书》相当普遍的文化影响和不同寻常的历史魅力。此后，“《汉书》下酒”竟然成了一个典故，清代着名剧作家孔尚任在《桃花扇》第四出《侦戏》中就曾经写道：“且把抄本赐教，权当《汉书》下酒罢。”
《宋史·刘奉世传》说，刘奉世不仅“优子吏治”，而且“文词雅赡，最精《汉书》学”。可见，《汉书》的研究，很早就已经吸引、集中了诸多文学之士的意趣与才智，形成了一门学界瞩目的学问。
《汉书》包括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汉书》的体例与《史记》大体相同，都是纪传体史书，即以历史人物的活动作为叙事的主线。不过，《史记》是记述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历史的通史，《汉书》则记述西汉历史的断代史。《汉书》断代为史的编纂方法，开创了后来正史编纂的通常模式。《汉书》将《史记》的“本纪”改称“纪”，“书”改称“志”，“列传”改称“传”，又不列“世家”，这种体例，对于后来一些纪传体史书有重要的影响。
司马迁《史记》叙述史事，截止于汉武帝中期。就西汉史来说，《汉书》虽然基本上移用了《史记》的记载，但是往往增补有新的内容，使历史资料更为充实。《史记》以后的西汉史，班固则依据曾经任兰台令史，掌管皇家图籍，典校秘书，有条件看到大量图书资料的便利，博采诸家纪录，精心编撰成篇。可以说，对于西汉历史的记述，现存的史籍中，以《汉书》最为完备。
《汉书》继承了《史记》“表”的形式，又首创《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前者将传说时代的太昊到秦代的吴广等历史人物分为九等，一一评价。后者叙述了秦汉时代官制的基本概括，又有西汉公卿大臣的任免升降的历史记录。
由《史记》的“书”演变而来的《汉书》的“志”，历史价值更受到重视。《食货志》分为上下两篇，分别论述了西汉经济“食”即农耕经济、土地制度及“货”即商业经济、货币制度的大略形势。《沟洫志》前承《史记·河渠书》，记载了水利建设的历史。其中贾让的《治河三策》，是重要的古代治河文献。
《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都是《汉书》新创。
《刑法志》系统记载了法律制度的沿革以及若干具体的律令内容。《五行志》以五行灾异作为记述内容，体现了当时社会流行的神秘主义观念，剔除其中的迷信色彩，可以看到有关自然史、天象史、生态史的珍贵资料。《地理志》综述了西汉郡县侯国行政区划的设置和沿革，以及各地的户口数字和经济状况、民情风俗等，对于当时海外交通的发展，也有所记述。《艺文志》以刘向、刘歆的《七略》为基础又有所损益，考论了多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载录了存世的主要文化典籍，作为中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对于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研究，意义极大。
《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重视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录，有《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等。《匈奴传》在《史记》的基础上增益了许多记载，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考察匈奴历史时不能忽视的比较完整系统的宝贵文献。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泾阳南)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
班固撰《汉书》，有其父班彪续写《史记》的《后传》为基础。
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去世，班固开始整理《后传》，他认为《后传》不够完备，于是以此为基点撰写《汉书》。汉明帝时，班固曾经以私改国史的嫌疑被捕人狱。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上书辩白，得到汉明帝亲自准许后，《汉书》的编写才得以继续进行。
班固曾在大将军窦宪幕中参谋军事。窦宪在上层政争中失势，被迫自杀，班固也受到牵连，后来死于狱中。
当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汉和帝安排班固的妹妹班昭参考利用东观藏书为他补作，又让马续帮助班昭补写了《天文志》。
《后汉书·班昭传》说，当时《汉书》方才问世，多未能通者。着名学者马融曾经在班昭门下，受读《汉书》。
《汉书》因为文字多古奥，在汉代已经出现注家。东汉末年的着名学者服虔和应劭都曾经作《汉书音义》。魏晋南北朝以后，为《汉书》作音注的学者更多。然而学术成就最为显着的，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和清代学者王先谦。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王先谦完成的《汉书补注》，所征引的《汉书》学专着及参订者多达六十七家。
黎东方《细说秦汉》六七、新兴的田庄经济
东汉政权实现统治的主要基础，是在经济上恃富足之势，又有积极参政要求的豪族地主。
刘秀年轻时在南阳家乡有经营“稼穑”“田业”的经历，自然在情感上接近当时在社会生活中影响越来越显着的豪族地主。
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年至公元38年)间，刘秀曾经连续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诏令规定，凡属王莽代汉以来吏民被略卖为奴婢而不符合汉法的，青、徐、凉、益等割据区域吏民被略卖为奴的，吏民的妻子遭饥乱被卖为奴而要求离去的，一律免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执不放，按汉“卖八法”和“略人法”治罪。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刘秀又连续颁布诏令，宣布：杀害奴婢的人不得减罪；炙灼奴蜱的人依法惩治，免被炙灼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罪。
刘秀反复重申破除奴婢制度的决心，是因为东汉王朝所依恃的统治基础，已经不再是先前以奴婢为主要劳动力的生产经营者了。
汉光武帝刘秀因为和豪强地主集团的特殊关系，使得他可能解决奴婢问题，但是却不可能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和人口荫附问题。
东汉时期的土地兼并和人口荫附现象，一开国就成为显着的社会隐患。刘秀及其政权的统治阶层本来就属于豪强地主集团，这时凭借他们的政治权势，更为变本加厉地搜括土地，占夺人口。
土地兼并和人口荫附问题的严重性，在豪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当然更为突出。当时，都城洛阳附近“及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南阳地区，成为这一社会现象最为典型的地区。
刘秀是南阳人，又是舂陵侯刘买之后，父亲刘钦为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县令，起初曾经作过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县令，刘秀本人就出生在济阳县舍。由于存在这样几重关系，于是这几个地方都屡屡得到“复”，也就是免除赋役的特殊优待。与帝王有某种特殊关系的地区，往往还因这种特殊关系，享有一些并不着于明文的特权。
最为着名的史例，就是所谓“河南帝城”、“南阳帝乡”的特殊地位的形成。
东汉初年，曾经因检核垦田数而发生了中央政府和河南、南阳地方豪强地主集团的矛盾。
当时，天下垦田数字多不如实统计，又户口年纪也互有增减，豪强地主以所控制耕地和人口的数量的虚假统计，对抗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汉光武帝刘秀颁布诏书，下令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能公正执法，豪右之家依然得到优遇，更变本加厉地侵夺贫苦民户，以致百姓怨恨。当时官场流传所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说法，这正是因为“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因为“多近臣”与“多近亲”的关系，使得“田宅逾制”的情形根本没有法子控制。
所谓“河南、南阳不可问”，所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如果我们离开地方主义的特定条件来理解，其实可以说明东汉时代豪强地主集团的特殊地位。
对于豪强地主集团在土地兼并和人口荫附问题上与中央政府的对抗，刘秀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他在处死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汲等十几名郡守之后，即下令停止度田，正式向豪强地主集团让步。
刘秀自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这里所说的“柔道”，实际上就是以宽怀纵容的态度，扶植和保护豪强地主集团的势力。
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几代帝王，继承了刘秀努力缓和阶级矛盾的执政纲领．
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诏令郡国以公田赐贫人，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又颁布诏书，宣布将滨渠卑下之田，赋予贫人，不让豪右之家维护其利益。已经暗示这一举措的目的，是要有意减轻豪右兼并田地，奴役贫人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因为牛疫流行，作物歉收，诏令郡国召募无田而愿意前往其他田土宽饶地方的民众，组织迁徙。到新居地后，政府赐给公田，赁给种籽，贳与农具，同时减免五年田租，并且减免三年算钱。以后愿意迁回本土也不加禁止。元和三年(公元86年)，又诏令常山(首府在今河北元氏西北)、魏郡(郡治在今河北磁县南)、清河(首府在今山东临清东)、钜鹿(郡治在今河北柏乡东)、平原（郡治在今山东平原南)、东平(首府在今山东东平东)等地尚未垦辟的可耕地都赋与贫民，政府给与粮种，要求务尽地力，避免使农人成为不事农耕的所谓“游手”。
汉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二月，曾经诏令政府有关机构省减皇家及朝廷管理的马厩以及凉州诸马苑，京师离宫上林、广成圃等，都假以贫民，允许随意采捕，不收其税。同年秋九月，又宣布郡县所有的陂池，允许民众采取，两年内勿收假税。永元九年(公元97年)六月蝗灾，又诏令国有山林陂池的饶利渔产，用以救济灾民。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也在诏书中宣布，民间因为遭受灾害而不能自存者，允许在山林池泽从事渔业采集，政府不收假税。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又诏令鳏寡百姓，可以在皇家陂池渔采，两年之内免收假税。
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曾经诏令出巡所经过的地方只收全年田租的一半，以奖劝农人勤劳耕作。汉和帝时，又曾经多次减免租赋。永元四年(公元92年)令遭受蝗灾的地区减产百分之四十以上者勿收田租、刍稿，永元九年(公元97年)又令蝗灾灾区“皆勿收租、更、刍稿”，其他情形也酌情有所减免。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诏令天下当年的田租、刍稿征收一律减半。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再次宣布了同样内容的诏令，同时宣布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减免幅度可以更大一些。
东汉政府对农耕生产者取如此优容的态度，是因为农人在严酷的土地兼并的情况下，已经九死一生，频繁而严重的天灾又经常使他们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当然，实际上，田赋的减免，在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使豪强地主获利更多。 东汉时期，富人占有的田地超过限定，其富有程度超过公侯，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南阳豪族樊宏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刘康占有私田八百顷。南阳新野阴氏家族田有七百余顷。马援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所拥有的土地也应当不在少数。名士郑太也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
曾经把持朝政的外戚贵族粱冀，据说其势力范围将近千里。宦官侯览侵夺他人的资产中，就包括田一百一十八顷。当权的宦官霸占田业也成为风气。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都成为他们竞夺强占的目标。东汉末年，宦官张让专政时，其家族党羽竟然占有了京畿附近诸郡膏腴美田多至数百万顷。
荀悦曾经说，现今豪民占田有的多至数百千顷，其富足已经超过王侯，国家赋税虽然有限，然而豪强富人占田逾侈，所输赋税超过大半。实际上政府征收的赋税不过百分之一，民众实际缴纳的却仍然要超过百分之五十。官家的恩惠，或许优于夏商周三代；而豪强之残暴，却酷于亡秦。他叹息道：朝廷的惠政，不能落实于下层民众，利益都被豪强于中劫夺，如果不扭转豪强兼并的基本形势，而只是减免租税，只能使豪强得到更多实利。
荀悦的分析，说明了减免田赋的政策的实质，确实主要是使豪强得益。
土地兼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有用心“营理产业”，以致“财利岁倍”的情形。然而更普遍的是依恃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残暴侵夺。富商兼有大片田地，也是常见的情形。正如《论衡.偶会》所说：“富家之商，必夺贫者之财。”握有政治权力，则通常是实现土地兼并的更有利的条件。这就是王充所谓“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
东汉晚期着名政论家仲长统在描述豪强地主的经济生活时，除了说到其室宅之豪奢，田园之广阔，商运之辽远，积储之丰盈而外，又曾经以所谓“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形容其富足。这里所说的“徒附”户，是豪强地主荫庇自己的宗族、宾客而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他们直接服务于豪强地主，逃避了朝廷的赋税和徭役负担。以这一阶层为基础形成的田庄，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隔闭于专制王朝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
豪强地主经济实力的根基，正是他们经营的大田庄。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在东汉时期发育已经相当成熟。
汉光武帝刘秀外祖南阳樊重的田庄，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又有六畜放牧，以及各种渔产和果木桑麻，可以“闭门成市”，“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这样的田庄的主人，于是有“富拟封君”的地位。关于樊重田庄，《后汉书·樊宏传》又有“上下戮力，财利数倍”，“池鱼牧畜，有求必给”的记述。
田庄内部能够“闭门成市”，甚至可以“有求必给”，也就是说农林牧副渔诸业并兴，又有做工“巧不可言”的手工业，其基本生活消费，可以基本不必依赖田庄以外的市场。
崔寔的《四民月令》，也反映了田庄的生产形式和生活形式。田庄的经营活动，包括大田作物栽培，兼及蔬菜、果木及染料作物，种植的竹木除竹、桐、梓、松、柏外，还有漆，蚕桑作业，也受到重视，药材的采集，以及酒、醋、酱、饴糖等物的酿造加工，禽畜的牧养，纺织手工业，农具和兵器的修造，贱买贵卖的周期性商业活动，培养子弟的文化教育活动等，都被列入详密的安排之中。可见，田庄就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小社会。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的汉画像石，甚至有地主田庄中冶铸锻造铁器的画面。
东汉中期实现的经济水准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先进农耕工具的推广以及精耕细作的园艺技术的进步。这些历史贡献，许多都可以通过田庄经济得以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