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庄经济的发展，使许多地区实现了显着的经济进步，同时，又使得豪族地主可以“富过公侯”，“富过王侯”，“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
这种情形的出现，毕竟对于原先传统贵族社会以贵而富的常规，形成了某种冲击。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集团的生成和发展，或许可以有新的认识。
黎东方《细说秦汉》六八、东汉“土围子”
王褒的《僮约》以主与僮的劳务合同的形式，说明了当时田庄中处于底层的劳动者的繁重负担。他必须承担农耕、渔采、伐木、制作等劳作，同时还有卫戍田庄安全的责任。
汉光武帝刘秀外祖南阳樊重的田庄中，据说配备“兵弩器械”，其价值竟然至于百万。
据《四民月令》记载，在豪强地主的田庄中，有“警设守备”，“缮五兵，习战射”的武装活动。
东汉墓葬普遍出土的陶制庄宅模型，许多都有碉楼高墙等防卫设施，有的还可以看到表现田庄主的私兵以弩机居高四望，严密戍守田庄的细节。
东汉墓葬出土画像多有放置兵器的架子，即所谓“兰绮”，也可以说明当时豪族地主私家武装的普遍存在。
地主的田庄，往往成为内聚力相当强的社会群体，因为拥有自己的武装，在适当的条件下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军事集团。
地方豪强往往筑起坞壁，缮治甲兵，成为地方武装集团。这种武装集团多有危害社会的恶行。史书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豪强大行奸暴不能禁止的记载。豪强的恶霸行为，经常表现为放纵和指使下属的“客”频繁犯法横行。
豪强武装势力也常常成为与政府相对抗的力量。他们或者各拥部曲，害于贫民，或者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甚至往往有逃避国家司法检察，“财赂自营，犯法不坐”，甚至收养刺客死士，为之效命的情形。
北海大姓公孙丹新造居宅，卜人以为因此当有死者，公孙丹竟然指使其子杀害道上无辜行人，置尸体于房舍之中。北海相董宣处死公孙丹父子，其宗族亲党三十余人竟然携兵器前往北海相府武装骚扰。
武威大姓田绀于弟宾客为人蛮横残暴，伏法后，其少子田尚竟然纠集轻薄少年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攻郡城，最终方被政府军击破。
东汉末年，有的豪族武装甚至“阻兵守界”，拒绝郡级行政机关委派的地方官员入境。
东汉末年纷起于各地的军阀势力，许多就是由拥有较强悍的宾客部曲的地方豪强势力发展起来的。
黎东方《细说秦汉》六九、太学的“学潮”
如果追溯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是可以早到汉代的。
前面已经说过，自从公孙弘建议创建太学之后，这种国家官学作为高级干部培养的基地，规模越来越大。东汉中晚期，太学生多至三万人。在民生多艰，朝政昏乱的形势下，太学生议政成为风气。
太学生中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官僚富户阶层，和官僚士大夫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少年英锐，思想较为新进，言行较为勇敢，又以尚未跻身于官场的身份，和民间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对于黑暗政治的危害，也有比较直接的感受。
汉安帝以来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使他们受到深刻的思想震动，认识到东汉王朝已经面临崩溃的严重危机。他们所接受的儒学教育，其中民本思想的积极因素也对他们的观念倾向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的风气，当时称为“清议”。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
太学生们试图通过清议影响现实政治，反对导致黑暗政治的宦官外戚特别是当权的宦官，挽救陷于严重政治危机的东汉王朝。
在宦官外戚的统治下，州郡牧守在察举征辟时往往逢迎当朝权贵的私意，望风行事，而不附权贵的刚正士人则受到排斥。在通常情况下，真正的“名士”入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读书人入仕道路的狭窄，和他们关心天下事的热情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汉桓帝以后，察举体制更为腐败，察举多不当其才德，于是当时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士大夫阶层中，也多有趋炎附势，逐利忘义者。这些人丑恶的政治表现，助长了黑暗政治的威势。于是太学清议在攻击腐败朝政的同时，注重赞美敢于对抗权贵罪恶的士人。
名臣朱穆起先为梁冀所辟用。梁冀骄暴不饺，朝野多有怨愤之声，朱穆曾经以故吏的身份切谏，期望他避免衅积招祸。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朱穆任冀州刺史，举劾权贵，惩处贪污的郡县长官，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势力。宦官赵忠丧父，归葬安平(郡治在今河北冀具)，曾经僭用天子葬具，朱穆决心严肃调查，于是发墓剖棺，陈尸出之，下令将其家属法办。后来朱穆因此被治罪，罚往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皇宫门前请愿，申明朱穆出以忧国之心，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指责宦官不仅在中朝以非法手段把持国家权力，而且父兄子弟分布地方，如虎狼一般残害小民，赞扬朱穆亢然不顾个人危难，“张理天网”的勇气，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汉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朱穆。
汉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一向痛恨宦官，不与之交往的议郎皇甫规，因为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受到诬陷，也以严刑治罪，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随同若干高级官僚一起来到皇宫门前陈诉，又使皇甫规得到赦免。
太学清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较早的史例。当时太学生的议政运动，使黑暗的政治势力被迫有所收敛。《后汉书》所谓“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的情形，表现出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当时郡国学的诸生，也与太学清议相呼应，形成了更广泛的舆论力量。
太学生以其活动的正义性受到黑暗势力的敌视。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因皇宫朱雀阙出现匿名书，指斥宦官专权，主持清杳的段颍四出逐捕，入狱的太学生竟然超过一千人。
黎东方《细说秦汉》七○、党人的光荣
在东汉中晚期，士大夫中一些正直激进的分子，采取半公开以至完全公开的形式和当权的宦官集团抗争，曾经结成了在政治生活中形成重要影响的群体。这些同道同志者，当时被称为“党人”。政府迫害“党人”而发起的政治运动，当时被称作“党
事”。
当权的黑暗政冶势山对“党人”的追害，有禁止他们出任官职，并且限制他们的社会活动的形式，当时称作“党锢”。“党锢”，又写作“党固”，有时也称作“党禁”。
东汉中晚期，时政的昏暗，使得一些有胆识、有骨气的士人不堪忍受，于是奋起批判当朝权贵，揭露社会矛盾，发表不同政见。
如《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记述，在汉桓帝、汉灵帝在位前后，皇帝昏聩，政治荒乱，国家权力委于宦官，士人羞于与其为伍，于是出现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情形。他们又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大臣，裁量执政贵族，刚直不阿的品格，由此得以风行于世。
士大夫清议之风兴起，李膺、陈蕃、王畅特别受到祟重。三万余太学生的领袖郭泰、贾彪等与他们关系紧密，太学中曾经流传这样的赞美之辞：“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其中，李膺的声名最高，士人能够和他交游的，称为“登龙门”。
李膺曾经任主持京师附近中枢地区行政的最高长官司隶校尉。当权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贪婪残暴，甚至杀害孕妇，听说李膺执法威严，畏罪逃还京师。李膺追捕张朔，依法处死。一时宦官集团不得不小心谨慎，甚至休假日也不敢迈出官门。
廷熹九年(公元166年)，术士张成预言不久就会有赦令颁布，于是指使其子杀人害命。李膺依法处死张成。张成生前以方伎之术与宦官集团关系密切，其弟子牢修于是上书诬告李膺等指使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相互结为朋党，攻击朝廷，扰乱风俗。
在宦官势力的作用下，汉桓帝震怒，下令郡国大捕“党人”。
李膺等人被逮捕，并且又牵连陈寔等二百余人。有逃遁未被捕获的，都悬赏购募。一时传令追捕逃亡者的使者频繁四出各地，道路上车马可以相望。
第二年，李膺等人被释放，允许归还田里，然而宣布禁锢终身。“党人”的姓名．也都一一记录在官府。
党锢之祸发生后，激进的士大夫集团并没有被强权压服。海内知识阶层益发群情激昂，他们将鄙视宦官专政，并敢于反抗的正直的天下名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光荣称号，广为传扬，形成了更为强劲的反抗当权宦官集团的舆论力量。
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被列入“党人”名单，甚至自以为耻，上书请求以附党之罪连坐。可见“党人”在当时社会的特殊的舆论形象。
《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写道，李膺免归乡里，居于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都高尚其道，而斥责当政者的肮脏黑暗。
一时，“党人”的崇高风格为士人舆论所敬仰，朝廷的丑恶作为则为士人舆论所鄙弃。
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名士陈蕃为太傅，和大将军窦武共同执政。他们起用李膺和其他被禁锢的名士，密谋诛杀作恶的宦官。
宦官集团却抢先动作，双方对阵，宦官利用以往对禁军的控制，迅速瓦解了窦武率领的军队。
这次政治变乱的结果，陈蕃、窦武都被杀害，他们的宗亲宾客姻属也都被收捕诛杀，其门生故吏也都免官禁锢。
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门徒，因为“党人”名单遗漏，所以没有直接受到迫害。景毅慨然说道：正是因为李膺贤良，才令儿子以他为师的，怎么能够因为名籍偶然漏脱而求苟安呢!于是主动上表自请免归。时人都称颂他是道德高尚的义士。
被列为“八顾”之一的议郎巴肃，起初曾经与陈蕃、窦武一同合谋诛杀宦官，事败后，宦官集团并不知道他曾参与始谋，只是坐党禁锢，察觉后方下令收捕。巴肃从容不迫，自己乘车前往县府投案。县令面见巴肃，解下印绶准备和他一起逃亡。巴肃镇定地说，作为人臣的，有政见不敢隐瞒，有罪过不会逃避。既然不隐瞒政治见解，又怎么能逃避刑罚呢!于是从容被害。
被列为“八及”之首的张俭，曾经打击过宦官势力，久为宦官集团所疾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上书，说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谋危害社稷，而张俭是其首脑。子是诏令收捕张俭。
张俭流亡于各地，沿途所投靠的民家，无不看重他的名行，不惜冒着破家的危险予“收留，不惜牺牲自己予以掩护。张俭行迹所至，有十多家因此遭受惨重的迫害。
朝廷大规模逮捕党人时，李膺正在故乡隐居，乡人得知消息，劝他暂时逃避。李膺回答道：如果有祸事则不逃避灾难，如果有罪过则不逃避惩罚，这是臣子应当持守的节操。我已经六十岁了，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他拒绝出逃，自赴诏狱，终于死于狱中。他的妻子儿女被强制迁徙到边地，门生故吏及其父兄都被禁锢。
范滂在大诛党人之际，姓名列于诏书。督邮吴导来到县传舍，怀抱诏书，伏床而泣。范滂知道后说，一定是为我的缘故。于是自己来到狱中。县令郭揖大惊，自解印绶，说道：天下如此之大，子何为在此?愿意和他一同逃亡。
范滂说，我以一死则可以了结此次祸难，怎么能够牵累你，又让老母颠沛流亡呢?范滂的母亲在告别时说：你现在得以与李膺、杜密齐名，死又何所恨!路边人看到这一情景，没有不流泪的。范滂被处死时，年三十三岁。
这次残酷的政治迫害过后，“党人”横死狱中的多达百余人，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有六七百人。汉灵帝又诏令州郡全面清查“党人”，天下豪杰名士又有许多人名列“党籍”，因此遭到迫害。
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州郡又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
以记录和总结东汉历史而着名的史学家范晔曾经为“党锢之祸”发表过这样的感叹：李膺在个人面临危难的政治形势中，宣传正义的主张，影响民间的风习，赞颂“素行”以鄙弃“威权”，崇美“廉尚”以撼动“贵势”，从而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形成向黑暗政治抗争的潮流，深牢监禁，家族破败，都不能动摇其志向，甚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这是何等的壮勇啊!
“党锢之祸”，严格说来，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但是，东汉“党人”的正义感，无私情操，斗争意志和坚定气节，却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一文中曾经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东汉“党人”的气质与品格，体现着曾经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的人们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主流，后来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得到历代有血性有骨气的士人的继承。
在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浪潮中，被赦免的“党人”一旦恢复政治生命，就立即和当权的宦官相互联合，一同来镇压起义的农民了。
这当然是由阶级关系的历史大势所决定的。
黎东方《细说秦汉》七一、政坛“铜臭”
汉灵帝执政的时候，宦官把持朝政，横行天下。
汉灵帝曾经公开宣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
一时宦官得志，无所顾忌。有的当权宦官，管理家事的私奴可以交通权贵，收受贿赂，在朝廷兴风作浪；其布列于地方的亲戚也往往贪棼残酷，为害一方；其担任州郡地方行政长官的宾客同样暴敛钱财，侵掠百姓。
汉灵帝本人生活也极端奢侈荒淫，后宫彩女多至数干余人，衣食之费，每天竟高达数千金。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甚至设西邸，公开出卖官职。官职以级别不同，各有价格，又私下授意，就连公卿这样的高位也可以出卖，公一千万钱，卿五百万钱。其他的官位，二干石的官职二千万钱，四百石的官职四百万钱。而通过正常方式荐举者，要取得实职，也需要缴纳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数额．
汉灵帝公开卖官，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丑闻。
大官僚崔烈在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由廷尉升任司徒，竟然也是入钱五百万而得到这一职位的。
朝会那一天，汉灵帝竟然对身边亲幸者说，后悔当时没有抬高一点价格，否则本来是可以卖到一千万的。
崔烈出身于“世有美才”的“儒家文林”，当时“有重名于北州”，从此以后则声誉衰减。他内心不能自安，曾经问其子崔钧：我现在位居三公，人们有什么议论吗?崔钧答道：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没有说不应当为三公的；但是，现今果然登三公位，而天下失望。崔烈追问究竟是为了什么，崔钧只得回答道：“论者嫌其铜臭。”
地方政权的黑暗也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把握地方大权的官员，多怠于行政，而精于逐利，往往违背法律，专纵私情，残害民众，小民百姓虽然内心怨愤却无所诉说。地方官员贪赃枉法，已经成为惯习。崔寔在《政论》中所揭露的“政令垢玩，上下怠懈”，正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治机器已经被腐败风气全面锈蚀的真实情形。
地方官吏为了应付考绩，常常隐瞒灾情，虚报户口和垦田数字，使更为沉重的赋税负担被强加于民众的肩上，于是迫使大批农民流亡他乡。
黎东方《细说秦汉》七二、汉末民间秘密宗教
民间信仰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往往可以比正统文化更为广泛深刻。
在社会酝酿和发生动乱的时期，这种文化形式常常可以有力地引发民众心理的冲动，激荡起狂热的社会风潮。
西汉末年，曾经以民间西王母崇拜为背景，演生出一次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
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天下大旱。关东民众哄言转送“西王母筹”，民众惊走，手持一支草茎禾秆，相互传递。行途中相遇，人群聚集，有的群体人数甚至上千。他们有的披发赤脚，有的夜间闯关，有的越墙进入，有的乘车骑奔驰，有的利用驿传系统急行，经历二十六郡国，闯关向京师行进。到京师之后，又在里巷阡陌歌舞狂欢，集会举行礼祠西王母的仪式，有人夜间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互惊吓。
汉哀帝时代以西王母迷信为意识基础，以礼祠西王母为鼓动口号，以“传行‘西王母’筹”为组织形式而发生的表现为千万民众会聚、惊动、奔走的大规模骚乱，从关东直至京师，从正月直至秋季，政府实际上已经失控。其狂热程度之惊人，说明了当时民间西王母崇拜的深刻影响，已经足以策动变乱，掀起社会政治波澜。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l07年)十一月，又曾经发生性质很可能与汉哀帝时流民行西王母诏筹而惊走的事件相类似所谓“民讹言相惊”，以致司隶、并州、冀州民人流移的事件。
东汉末年的类似情形，则可以表明民间秘密宗教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
东汉末年的流民暴动往往被称为“妖贼”。
如《后汉书·顺帝纪》记载，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三月，扬州六郡“妖贼”掌河等侵扰四十九县，杀伤地方官吏。
《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十月，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
《后汉书·臧洪传》记载，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大将军’，立其父许生为“越王”。
对于后来爆发的黄巾起义，也有“伪托大道，妖惑小民”的说法。当时的统治者，或称之为“妖民”、“妖贼”，又称之为“妖寇”。
这里所谓“妖”，是对非正统的民间秘密宗教信仰的诬蔑性称谓。黄巾起义领袖张角曾经利用过的《太平清领书》，也被指斥为“妖妄不经”。
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东汉末年的农民战争，表现出组织严密、发动迅速、影响阔远、斗志坚强等特点，民间秘密宗教信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所谓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这里所说的“大道”，取义于《老子》十八章、二十四章、五十三章中所使用的语汇，然而所尊奉的，已经是神化的老子。
后来的原始道教及其所发动的起义，仍然使用“大道”一称。所谓“大道”，不但是黄巾起义所奉事的原始道教宗教实体的名称，而且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曾经普遍使用。“大道”之外，黄巾起义所奉事的宗教实体还有其他流行的名称，比如“天师道”和“太平道”。
黄巾起义的主要领袖张角宣传鼓动和组织联络部众的形式，据说包括使用符水咒说治疗疾病，病者多得痊愈，因而得到百姓的信从。张角于是分遣弟子使于四方，以秘密宗教为形式，地下联络，扩大宣传，十余年间，徒众多达数十万。
关于张角等人团结和组织民众的策略，也有“执左道”，“托有神灵”等说法。显然，借用巫术的神秘主义功用，确实是黄巾起义发动民众的方式之一。
黎东方《细说秦汉》七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黄巾之乱，是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带了黄帽子造反。汉朝人称帽子，叫“巾”。
为什么要戴黄帽子呢?因为他们的领袖张氏兄弟告诉他们，说天要变颜色了，苍天要消失了，而黄色的天要出来，只有加入黄巾道，头戴黄巾，才能免于灾难。这一种借宗教以纠结民众，引上政治革命之途的办法，与洪秀全之组织拜上帝会，如出
一辙。
老百姓何以能相信苍天将死，或苍天已死呢？因为一百年以来，老百姓不曾有过好日子，叫天天不应，俗传石达开有两句诗：“只缘苍天徒聩聩，莫凭赤手拯元元”。这两句诗虽未必是石达开所作，然而认苍天为聩聩，正如张氏兄弟及汉末老百姓的看法一样。
到处是贪官污吏，又加上水旱连年。尤其是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受害最深，真是有苦无处诉，早就想铤而走险了。直鲁豫三省交界的所在，不仅在汉朝末年为黄巾的大本营，在唐朝也出过黄巢，在宋朝出过宋江。
可惜张氏兄弟过于浅薄，不足以担负领导的责任。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公”的意思是“爸爸”，竟然自称为天的爸爸。张梁也自称地的爸爸，张宝也自称人的爸爸。于滑稽之中，显出他们的幼稚。
他们的徒众不可谓不多，几乎有三十六万。但是这三十六万革命农民缺少优良的干部，因此就不足以成事。他们遇到了卢植与皇甫嵩两位宿将，便无法抵敌而终致消灭。卢植把他们挤在一处：广宗，而加以围困；皇甫嵩略施攻击，就把他们荡平。
汉朝如果内政清明，这黄巾之乱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体。但是宦官在那里弄权如故，洛阳一团漆黑，卢植与皇甫嵩这两位功臣都因先后打平黄巾反而获罪，那暗中本与黄巾通连的宦官张让居然列为首功，灵帝把打平黄巾的功劳记在张让身上。其滑稽尤甚于张氏兄弟。
灵帝简直是一个神经病患者，或低能儿。他最爱以驴代马，用四匹驴子驾车。有马不用，而用驴子；正如他在公事上有头等人不用而用三等人。他也喜欢叫官女们在宫城开旅馆，自己扮作商人到旅馆去住宿。这大概是当皇帝当腻了罢。
实行卖官鬻爵的，也是灵帝。三公官卖一千万，侯爵卖五百万。曹操的父亲曹嵩，便是花了钱，才做太尉的。后来曹嵩逃难到琅邪，带了不少车子的细软，被陶谦所派的卫兵看见眼红，以致送了性命。可见这曹嵩也是一个大大的贪官。他花了本钱，也难怪他得狠狠地捞上一笔。
像曹嵩这样的人，在灵帝朝中，比比皆是。老百姓焉得不反?
除了黄巾以外，闹得最凶的要算马超的父亲马腾及其朋友韩遂，王国等人割据甘肃，东进及于宝鸡。虽皇甫嵩也几乎敌他们不过。这是西北方面的乱子。
在东北方面，有一个张纯。他杀了右北平太守，又杀了辽东太守及“护乌桓校尉”，可见他的力量及于冀东，辽宁，热河。难怪他自称起天子来。
在南边，湖南有一位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幸亏有能干的孙坚坐镇长沙，所以乱子闹得不大。
在北边，山西有位郭大，起事于西河县白波谷，进攻太原与河东二郡，那时候，有一种胡人叫做休屠各．也在骚扰山西，连并州刺史也被他们杀了。白波贼要闹到袁绍雄据黄河以北之时，才被消灭。
所以，各方面都不太平。灵帝似乎也觉得局面严重，决心在洛阳练兵。他练了八团人左右，却找不出一个合意的元帅。他选来选去，在太监队伍中挑出一位顶肥顶高的人，就叫他做元帅这是蹇硕。
试问蹇硕哪里可以做元帅呢?完全儿戏。倒是在蹇硕下面，颇摆了几位人才。其中一个是中军校尉袁绍，另一个是典军校尉曹操。和元帅蹇硕在地位上不相上下的，是大将军何进，亦即是何皇后的哥哥。灵帝不该令大将军何进隶属于蹇硕，弄得何蹇二人水火。
灵帝死后，何进的外甥皇子辩即位为皇帝。蹇硕想杀何进，恰有太监郭胜是何进的同乡，卖了蹇硕，以致何进先发制人，把蹇硕先杀掉。蹇硕的西园八校尉之兵，统统改归何进掌握。
那时候，在何进的旁边，还有一位势力不相上下的人，便是骠骑将军董重。这董重原来也是外戚，他的姑姑便是汉灵帝的母亲，所谓董后。这董后当然就是何太后的婆婆，婆媳之间从来不对。董后喜欢在背后说，“你神气什么?仗你哥哥的势吗?我叫骠骑将军杀你哥哥的头，易于反掌”。这些话传到何太后的耳里，就叫何进会同三公，检举董后勾结宦官，收受地方官吏的贿赂，又出身原为解渎亭侯的夫人，没有做过真正的皇后，无非因为儿子灵帝得立为皇帝，才被尊称为“孝仁皇后”，所以应该迁出皇宫，到解渎亭侯原来的封邑去住。差不多同时候，何进又发兵围了董重的骠骑将军府，活捉董重，免去他的将军之官。董重自杀。
何进解决了董重，在洛阳便成了唯一有力量的人，颇想依袁绍的话，一举把太监杀光。他叫袁绍做司隶校尉(等于直隶总督，不过当时首都不是北京，所以司隶校尉所管便是洛阳周围几郡的地方，包括河东，河内，河南，弘农，冯翊，扶风及所谓京兆，就是西汉旧京长安一带)。何进又用了王允，做河南尹。
无奈他自己的妹妹何太后，与自己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都不赞成。何进便制造恐怖，暗中令董卓以河东太守的资格造反，要他带兵进京，直接对宦官有所行动。
何太后果然吓坏了，下诏把宦官都免了职，勒令出京，各回老家。其中有一个宦官，就是张让，娶了何太后的妹子做儿媳妇，颇得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的欢心。这位老太太舞阳君替太监们说情，何太后居然收回成命，又叫太监们进宫当差。
何进急了，自己走到官里去力争，要何太后立刻下圣旨杀所有的宦官，他不曾出得宫门，便被太监们杀了。
消息传了开来，他的部下吴匡，他的弟弟何苗，与他的好朋友袁绍，袁绍的弟弟虎贲中郎将袁术，就动起手来，把两千多个太监一齐杀光。何苗因为以前与太监表示过好感，也被吴匡杀了出气。
太监杀完以后，恰巧董卓带兵在夜间赶到。董卓来的时候，洛阳乱糟糟的不成一个样子，少帝已被张让，段珪弄到黄河渡口，准备渡河到山西去。有一位小官，中部县的科长，姓吴名贡，逼迫张让，段珪投水自尽，才算是把少帝留了下来。
汉朝的命运不绝如缕，真令人不禁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感了。
黎东方《细说秦汉》七四、大灾荒和流民运动
中国古来有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安土重居，谓之众庶”的说法。就是说，黎民百姓，通常是留恋本土，不轻易迁徙的。这是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古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经常发生民众离开土地大规模流徙的流民运动。严重的流民问题往往导致对于政治结构的强烈冲击。由于与其他历史因素的交互作用，流民运动又往往成为社会大动荡的先声。回顾历史，常常可以看到，大规模的流民运动如果发生，距离王朝的崩溃，往往就不远了。
因战乱而发生的流民问题，曾经造成较严重的社会影响。然而对社会产生更为剧烈的震撼的，其实往往是非战乱因素引起的流民运动。东汉晚期，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大批流民离开家园往异乡漂泊。
汉顺帝采建六年(公元131年)因连年水灾，百姓多有弃业，流亡不绝，以及采和四年(公元139年)太原郡(郡治在今山西太原西南)发生严重旱灾，民众庶流亡，都是类似的史实。
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又一次发生由严重自然灾害引起的流民运动，当时三十二郡国都先后遭受蝗灾，黄河决口，民众饥穷，流落四方，规模多至数十万户。
汉灵帝时，幽、冀地区因流民众多，郡县空虚，万里萧条。刘陶上疏说到河东、冯翊、京兆等地区流民问题的严重：今三郡之民，大量流亡，留居原地的只有十分之三四，而且也都有外流求生之心。
流民的冲击，又使得受纳流民地区的经济形势也受到严重的破坏性的影响。
例如，东汉末年，中原战乱，而徐州地区百姓殷盛，谷米丰赡，流民多归之。然而，不久则又出现所谓“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也就是徐州地区民众又流亡扬州地区的现象。
徐州地区由流民的受纳地转变为流民的发生地，固然有战乱终于渡及这一地区的因素，但是短时间内大量流民的迅速涌入，无疑也是导致当地经济形势恶化的原因之一。
东汉末年张角等领导的黄巾起义军，据说就是以流民为主体成分。因而司徒杨赐曾经建议严厉敕令州郡地方政府，沿途护送流民，以此分化流民，使各护归本郡，以削弱起义军的力量，以为如此则可以不用兵而平息动乱。
流民成为“盗贼”，转化为激烈反抗政府的军事力量，由于本身习惯于流动生活的特点，因而长于运动游击，战斗力相当强。政府调动军队大举追捕，也仅仅只能“破散”其众，而不能真正根绝。
在专制主义政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政府总是把控制尽可能多的户籍作为最基本的行政要务之一。东汉时期，政府也有针对流民的严厉法令。然而，流民的反抗因已经挣脱乡土田宅等因素的束缚，往往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坚定。
正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事实上，当流民运动已经形成较大声势时，指望以严酷手段平息其影响的企图，只是一种妄想。
黎东方《细说秦汉》七五、江南得到了开发
东汉时期有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这个历史变化对于中国此后的历史进程有显着的意义，它就是江南经济的开发。
“江南”地区曾经是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进行各地区的经济比较，曾经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话。西汉时期，江南农业还停留于粗耕阶段，生产手段相对比较落后，虽然矿产、林产资源丰饶，然而尚有待于开发。
司马迁说，当时江南地区采取“火耕水耨”，也就是烧去杂草，灌水种稻的简单的耕作方式。江南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有优越之处，野生植物和水产，可以方便地采获，因而没有饥馑的忧患。但是另一方面，也没有相对富足的“千金之家”。
直到王莽时代，荆州、扬州民众仍然大多依山林水泽定居，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经济形式与中原先进农耕区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东汉时期，江南经济文化有所进步。卫飒和茨充主持桂阳地方行政时采取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得经济作物得以引进，民众因此得到利益。
江南水利事业也得到发展。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会稽太守马臻创治“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根据水旱状况随时调节水量，所以不再有凶年。堤塘周围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这是规模相当大的水利工程，而规模较小的水利设施在江南分布之普遍，可以由汉墓普遍出土的水田陂池模型得到反映。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中州扰乱，鲁肃对他的从属说：中原政治秩序被破坏，寇贼横暴，准水、泗水之间已经难以生存，我听说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战乱之害，你们愿意与我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吗?其从属皆从命。看来，秦及西汉时期的所谓“卑湿贫国”，到东汉末年前后，由于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的变化，已经演进成为“沃野万里，民富兵强”的“乐土”了。
显然，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确实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发展。
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实现显着进步的原因，是由复杂的多方面的条件共同形成的。其中气候环境的变迁，也是研究者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不同途径以不同方式获取的不同资料，大体可以共同印证江南地区的气候环境于两汉之际由湿暖转而干冷的结论。
秦代及西汉时期，北方人往往以为江南地区最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是气候的“暑湿”。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南越列传》、《淮南衡山列传》等都说到“南方卑湿”。《货殖列传》则写作“江南卑湿”。《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汉文帝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听说长沙卑湿，自以为寿命不得长久，于是为赋以吊屈原。
又《五宗世家》写道：长沙王因为其生母地位低下，无宠，所以“王卑湿贫国”。《汉书·严助传》记载，汉武帝出军征伐闽越，淮南王刘安曾经上书谏止，以为当地“暑湿”的恶劣气候，将会导致部队大量减员，即使尚未直接交战，死伤者也一定不在少数。刘安又回顾前时击南海王的情形以为教训，说当时天暑多雨，水军远征，尚未与敌军遭遇，病死者已经过半。
汉元帝时封地原在江南“下湿”之地的刘仁，上书请求“内徙”。
东汉前期马防徙封丹阳，后来也以“江南下湿”，上书请求归还本郡，得到汉和帝准许。
东汉中期以后，则已经很少看到类似的记载，大约气候条件的演变，使得北人对南土的体验已经与先前有所不同了。
两汉之际及东汉末年，两次出现由中原往江南的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汉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全国户口数与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相比，呈负增长形势。与此对照，江南地区户口却呈增长的趋势，而豫章、长沙、桂阳及零陵等郡国的增长率尤为突出。
两汉之际，中原兵争激烈，据说流民数量之多，甚至可能达到原有户口数不能存留百分之一的程度。民人流移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避乱江南”。东汉时期，连年水旱灾异，也导致流民移徙，其中也往往有渡江而南者。
东汉末年剧烈的社会动乱再一次激起以江南为方向的流民运动。
大致在东汉晚期，江南已经扭转以较原始的耕作技术从事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抱朴子.吴失》说到吴地大庄园经济惊人的富足：势利倾于邦国之君，储积富于朝廷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遮蔽原野，田池遍布千里。庄园主有充备的物质实力，享受着奢靡华贵的生活：金玉满堂，伎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仿拟上林之苑，馆第僭逼太极之官，粱肉余弃于犬马，积珍陷失于帑藏。这样的情形，与司马迁所谓西汉江南“无千金之家”的记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几乎完全成为王符《潜夫论·浮侈》、仲长统《昌言》中所描绘的东汉中期前后黄河流域豪富之家极端奢侈的经济生活的翻版。
随着经济的进步，江南地区的文化面貌也为之一新。
经过这样的历史过程，江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距逐渐缩小，江南地区的文明程度明显上升，从而为后来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地区的转移准备了条件。
黎东方《细说秦汉》七六、把董卓引进来了
何进在未死以前，不该把豺狼一般的董卓引了进来。堂堂一个大将军，身为国舅，想杀若干手无寸铁的太监，有何困难?为什么他却偏要出此下策，
原来何进的妹妹何皇太后，虽则与何进为兄妹，在见解上却不相同。她以为太监有坏的，也有好的。坏的可以杀，好的不可以杀。何进呢，他认为太监没有好的，应该一齐杀光。妹妹说，“即使依你的话，把太监都杀完了，叫我在宫里拿什么男人使唤呢?有胡子的男人，我如何能用?”
何进一时心窄，看见妹妹迟疑，想造出乱子来恐吓她。东北西北有人造反，妹妹不怕。他叫守卫洛阳近郊的丁原假装造反，放火烧官吏的宿舍。谁知他妹妹依然不怕。
何进又看中了董卓，董卓是甘肃人，部下羌人胡人均有，以纪律不良驰名。现今他是河东的太守，就在洛阳的对面一河之隔。何进暗中派人告诉董卓，叫他造反，不得到中央命令而自动带兵进京，以申讨太监为名。
等到董卓来到了京城，何进早已被太监杀死，太监也一齐被何进的朋友袁绍等人杀光了。
董卓应该带他的兵回去河东，但是他要留在洛阳，和袁绍争政权。袁绍当时有兵一团，另外有七团的兵，可以听他的指挥。并且丁原的骑兵，与袁绍以虎贲中郎将资格所统率的禁卫军，袁绍也均能调动。至于董卓，他的兵却仅有三千人。
以三千人与袁绍几万的兵为敌，董卓实在太不聪明了。这位野心家自己也明白，所以他便想出一条妙计。他常常在夜里，把三干人化装为老百姓，叫他们出城，第二天早上，再穿好军服，排好了队伍走进城来。袁绍看见董卓每天都有三千个新兵陆续开到，无法估计董卓的兵究有多少。因此，便被董卓慑服住了。
董卓和袁绍商议，要把何皇太后的儿子少帝废了，另立王美人的儿子献帝，袁绍是何进的朋友，属于何皇太后一党，如何能赞成?而且王美人颇为太监们所拥护根本是一个仇敌。
董卓坚持他的主张，并且声色俱厉。袁绍说，“天下的能干人，也不止你董卓一个”。说罢了这句话，他就离开董卓的公馆，出了洛阳城，渡过黄河，逃奔河北去了。
这一边，董卓示意朝廷，借口天旱久不下雨。说司空刘弘应该负责，把他罢免，以自己来代替。同时，他吸收了何进所遗留的军队，又设法把丁原的部下吕布贿赂了，杀了丁原，并吞了丁原的骑兵。
所以他一做司空，便召集满朝文武讨论废少帝，立献帝的事。他真是够“民主”的。他说，“谁要是不赞成，我就军法从事”。偏偏有卢植，就是那位讨黄巾有功，并且做过刘备的老师的那位卢植，大胆发言，表示反对。董卓也奈何他不得，只好暂时宣布散会。
到了第二天早上，董卓又召集会议，可不再举行讨论了。他干脆强迫何皇太后废去自己的儿子(少帝)，另立情敌王美人的儿子(献帝)，跟着把何皇太后打下冷宫，说她以前曾经不孝顺婆婆(董太后，即灵帝之母)。而这位婆婆又原来是董卓的远房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