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为竟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之读者计，乃多方筹划，约请黎先生高足及京、沪两地素有研究之学者，分担撰着。经数年努力，新撰四种“细说”之书，终于面世。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大功告成。黎先生九泉有知，当可欣慰也乎!
“细说体”是黎先生开创的一种新的叙史体裁，底成于早年在重庆之讲史盛举。
讲史古已有之。古之讲史者，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论，都不是读过史书，更遑论有所研究的民间艺人。所讲内容，只是以某一朝历史或人物为由头，加以演义和穿插逸闻传奇，增添一些故为热闹的场面，与真实历史相距甚远。由此形成的文本，历代相传，几经润色，成为“演义”、“平话”一类文学作品而入于古典小说之林。
黎东方先生在重庆讲史，则以历史学家的睿智讲真实历史。既不虚构情节，又不增添传奇，完全依史实本身的曲折复杂，凭藉精熟的会通和高度识见，以逸趣横生之辞锋，勾起听众兴味，引发历史与现实的联想共鸣，倾倒四座，轰动山城。由此形成的着作，不仅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而且开创了不同于古代之纪传体及现代之讲义体通史、断代史一类着作的新体裁。这种体裁，黎先生自己称之为“细说体”。
由讲史发为着述，“细说体”史书的撰写自有其要领可循。
一是融会贯通。黎东方先生不仅对已逝的历史过程，有上下、前后、左右的纵横融通，而且对各家研究得失了然于胸，尤其精熟于职官、典制、地理、文化、学术之嬗蜕演变。故而开讲中能统而贯之，信手拈来；着书时能信而有征，言之成理。分之，各为一朝信史，合之，则成中国通史，前后赓续，上下一体。虽然，会通本是治史者必具的要求，但如黎先生之对数千年历史及相关学问精熟融通、备知种切，臻于太史公所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何其难得。所以，作“细说体”史书之难，窃以为首先就难在必须对中国历史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才能写好一朝之信史。
二是取精用宏。会通既是讲史的功底，着史的基础，又是睿知之所养成，卓识之所由来。黎先生即是因会通而悟得历史发展之关键，历史人物之功过，学术流变之精髓，典章制度之张弛，在在皆有独识精到之论。凡关乎全局者，详为论说而不厌其烦，细为阐述而不吝篇幅;无关宏旨者，则一般交代，点到为止。既
具大体，犹见要领，取精用宏，洞其底蕴。所以，“细说体”史书，不像讲义体断代通史那样举其大略、面面俱到，而是人事相依、突出重点，谋篇布局、主次分明;设题自如而不受章节拘束，各题详略不强求平衡，全依重要与否为转移，显得活泼而富有个性。读其书，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三是深人浅出。“细说体”史书既从讲辞而来，讲史要吸引听众又不失历史真实，深人浅出、顺畅达意自是题中之义。黎先生所着嗒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等书之所以备受欢迎、洛阳纸贵，就在于叙事明白晓畅而不洁屈尊牙，立论通俗易懂而不故作深奥;考镜源流时条缕清晰、精要毕具，辨章学术则见微知着、要言不烦。既可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得历史知识，又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耐看，雅俗共赏。虽然，黎先生着书的本意在使历史知识普及化，所着诸书被邓广铭先生评为“标准的深人浅出的历史读物”，但其考求前人研究得失而定其取舍从违，校订“正史”之误而于不疑处有疑，未尝不能使治史者受益:所以，凡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的史书，必定是可以稚俗共赏的作品。
新撰四种“细说”的作者，都能追摄前贤，深知要领。他们虽然不像黎先生那样由讲史而发为着述，但因为都在大学中教授中国历史而又有深人研究，对黎先生已出各书多所心悟，所以在体例上自可接续。其中，《细说秦汉》，黎先生原有部分遗稿约11万余字，由黎夫人嘱托先生高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陈文豪先生整理。因内容不齐，崔美明女士又约请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王子今先生补写巧万字左右，合成完整的(细说秦汉》一书。则其体例、风格，当可与黎先生相合。
《细说两晋南北朝》，由原上海教育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起炜教授撰着。沈教授着述丰硕，长年在教学第一线。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为他熟谙史事、幽默风趣所折服。他追慕黎先生细说体裁，深得三昧。我拜读过他写的这部着作的校样，觉得无论在文风上、论析上都堪称一流。
《细说隋唐》，由上海大学赵剑敏副教授承担。赵先生对“细说体”钻研亦深，观其《自序》即可概见。《细说宋朝》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虞云国教授撰写。虞教授系上海已故十大史学家之一程应谬教授的嫡传弟子，治宋史逾20年，论着颇丰，心得良多。他把撰着此书视为研究宋史的阶段性小结，并对宋史中不少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寓学术研究于深人浅出的叙述之中，正合“细说体”雅俗共赏的特点。
以上四种新撰“细说”，虽然整体上都承袭了黎先生开创的路径，但因成于不同学者之手，在写作风格上自难以一致，在各个断代之间若干文化学术的承袭转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贯方面，也稍有疏忽之处，难能如独立着书之一气呵成。这些都属众手修史习见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细说体”之特点、则例而言，新撰四种，俱能踵武黎公，与先出之五种，庶几乎珠联璧合。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不同层次对史学诉求而从事的系列出版计划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该社就约请着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穷十余年之功，集众多学者之力，终于在l性净)年出齐了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学术性通史着作，代表了当时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内有识之士就有编辑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的计划，并付诸实施。90年代中期，又将自远古至清代的中国历史，按各个断代，重版该社已经出过的有关专着，再约请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学者分别撰着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质量的断代史学术着作。近些年来，已出版了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杨宽《西周史》、《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王仲牵《魏晋南北朝史少、(隋唐五代史》等8种。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陈振《宋史》、汤纲《明史》等5种，正在撰写或在修订。有鉴于以上两项都是适应专家、学者及高校师生教学研究之用，于是如年代后期，责编崔美明女士乃有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读者之需要而编辑《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普及历史知识之计划。
这套中国历史通俗读物的配齐出版，不仅使该社长期来为之努力的系统工程，在结构上更趋合理，而且为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资参酌的路向。
历史普及化，是一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涵养爱国情操的大业。先哲有文脉中断谓之亡天下之说。太炎先生称:“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一个漠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无论对培固国本，弘扬民族精神，接续中华文脉，都具有深远意义。就此而言，《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称得上是嘉惠当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黎东方教授原拟在写完计划中的四书之后，请唐振常先生作一长序。不意唐公匆匆而去。致使黎公遗愿未得实现。责编崔美明女士转而要我承乏，推辞不得之下，只好诚惶诚恐写了上面几点，聊充序言。
2002年5月于蒲溪抱墨轩
黎东方《细说秦汉》一、秦汉以前
一、秦汉以前
秦汉以前，中国有过夏商周三个王朝。夏商周以前，中国有过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前期之时，中国有过云南的元谋人，陕西的蓝田人，与河北的北京人。出土的元谋人遗骨，其年代为今日以前的七十万年左右;蓝田人遗骨，为六十万年左右;北京人之最古的，其年代与蓝田人差不多，不曾留下骨骸，却留下了朴拙的石器于第十三号发掘地点。留下遗骨在第一号发掘遗址的第三层至第十层的，其最古的属于五十万年以前(根据最新的科学方法的鉴定为四十六万加四万或减四万年);其最晚近的属于二十万年以前左右。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中国，有所谓丁村人(山西襄汾县的丁村)。丁村人只留下了三颗牙齿，其年代在距今七八万年至十万年左右。他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约略同时。
旧石器时代晚期，有山顶洞人。山顶洞在北京房山县周口店北京人洞的山顶之上的洞(不在北京人洞之最上层，而是在同一个山上的另一处之山顶)。山顶洞人相当于欧洲的所谓智人，其脑容量相当大。
中国已经发现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不多。着名的仅有陕西大荔县的沙堆。世界各地中石器时代(不可与旧石器时代中期混为一谈)时间很短，只有两干年，从距今一万二干年左右到距今七八千年。当时第四冰川已退，地球表面很热，南北极的冰，大量融化为水，增加了各大海洋与大小河流的水，提高了海平面，也使得大小河流的水泛滥，造成极多的湖与沼泽地带。我国大荔一带，在今日距离渭水、北洛水与汾水进人黄河之处不远，在中石器之时，可能为一大沼泽地带，兼有若千大大小小的湖。
旧石器时代的人，仅会用石头互相打击或锤击而造石器。新
石器时代的人兼用磨的方法制造石器，因此而有了锋利的刃。中石器时代的人所制造的石器，其程度在旧石器与新石器之间，以细小的石器居多。这些细小的石器包括矛头、箭头与渔网之锤。事实上，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时已经开始制造相当细小的石器了。
新石器时代开始之时，没有陶器。然而不久便有了陶器，先有粗制的，后有细制的，在许多地区并且先有红陶，加彩，称为
陶;后有用更高温度所烧成的灰陶，有时加彩，面通常是留下绳子或竹皮所编成的塑造.陶土之筐子或篮子的花纹，称为绳纹或篮纹，再其后，更进步之时又有用刀子刻的刻纹，或用类似图章一样的东西所拍在陶坯子上的“拍纹”。在山东日照县等地有所谓“黑亮陶”，很美，质坚而薄，发亮。
畜养动物与种植植物，是农业的两大部门。人类离开单靠打猎、捕鱼与采拾为生，而进一步自己养动物，栽植物，以确保每日均有粮食，不虞风雨雾雪，是开始于中石器之时，完全成功于新石器之时。
为了存储吃不完的粮食，人类才作陶器。有了农业，亦即有把握的粮食来源，人类才不致常常因找不到可吃的果实与种子，捕不到鱼，或打不到野兽而饿死，甚至被野兽咬死，被野兽吃掉总之，人类才能真正“安居”，盖房子、生孩子，与亲戚聚居而了村庄，形成氏族、部落，发展高度文化。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有不少的高度文化的区域，其中最重要的在山东、江苏、河北的“河淮三角洲”有“大汉口文化”;在河南、陕西、山西的“洛渭汾核心地区”有“仰韶文化”;在江苏、浙江、安徽有“良渚文化”;在湖北、湖南、江西有“屈家岭文化”;在甘肃、青海有“马家窑文化”。
继大波口文化而起的，有以山东厉城县龙山镇城子崖下层为典型的“龙山文化”。继仰韶文化而起的，有河南龙山、陕西龙
山、山西龙山。
再其后，便有了小型的铜器，为铜箭头、小铜刀之类。新石器时代蜕变为铜器应用时代。然后，有人发明以锡掺进铜，造成所谓“青铜器”。人类这就进人了所谓“文明”了。
青铜是中国买卖古董的人所创出来的名词，其实它原本并非青色，而是红的。青字的意思，在中国古时不是蓝色，而是绿色。今日台湾话之中的青，其意义仍是绿，而不是蓝。青铜是什么呢?是生了绿锈的古代锡与铜的合金。
英语之中的青铜。是布隆斯(bronze)，不包含绿的意思。
青铜与文字的发明，差不多是同时，而简单的文字较早。在毫无小铜器或青铜器的西安半坡新石器仰韶文化遗址。有若干陶器之上已经出现了简单的文字。
盘庚之时的商朝中期，不仅有青铜器，而且有极精美的青铜器。这就告诉我们，青铜不可能到了盘庚之时才有，而是在盘庚以前的以前就应该有，所以到了盘庚之时及其以后，青铜器才那么精美。
传说，成汤有盘，盘上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盘的铭文，有这么完全的句子，不可能是陶制的盘，应该是青铜的盘(郭沫若以为这个盘不是汤的，而是另一人的，此人的哥哥叫做辛，祖父叫做辛，父亲也叫做辛。铭文是“兄曰辛，祖曰辛，父曰辛”。郭的说法很新鲜，值得一考)。
传说也告诉了我们，夏朝的第一代国王大禹，用铜铸了九个鼎。这个铜，应该也是铜与锡化合的青铜，而不是纯铜。
可惜，到今日为止，汤的实有，虽已被安阳出土的甲骨所证明;夏的若干遗址，却有待于发掘。有若干位考古家以为河南偃师二里头的文化相当于夏朝。有青铜器，也有简单的文字，却仍缺乏“它确是夏朝文化”的证明。因此，我们站在严格的科学立场，不得不暂时仍把商朝作为“有史时代”的开始，而夏朝只得继续被屈列人“先史时代”或“史前时代”。
今天世界各地的史学界，趋向于改称“史前时代”为“文字以前的时代”（Preliterate Age）改称“史前史”为“文字以前的历史”（Preliterate History）。
我写过一篇文章《史后传说中之史前事实》，发表在《华冈学报》。在那篇文章中，我确认夏朝为实有。
我也写过一本书，《细说史前中国》(先后由仙人掌出版社与晨钟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正如其他同类的书，亟待修正。史前时代的中国历史，由于中国各地有日新月异的考古成绩，又加上夏鼐与宋文熏先生等人不断采用最新的鉴定年代的科学方法，真正是做到了日新月异。夏鼐在1985年去世，是考古学界的一大损失。现今任教于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为这一门学问大家公认的权威。
关于商周两朝，我另有一本《中国上古史八论》，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看。
下面，我要开始说秦朝了。
黎东方《细说秦汉》二、秦的来源
秦的第一代国君是非子，住在犬丘(今天陕西兴平县)。他替周孝王养马，牧马场的马增加了很多;周孝王很喜欢他，把他封在秦邑。(秦邑在今天甘肃的天水县。)
非子所住的犬丘，可能是犬戎人所住过的丘墟，或仍为一部分犬戎人所居住的山丘。
因此，有若干学者，例如蒙文通，以为非子可能也是一位犬戎人。黄文弼认为非子本人不是犬戎人，而是东方(河淮三角洲)的嬴姓之人。
司马迁说，嬴姓的始祖是大禹的治水助手伯益(《史记。秦本纪》写作伯翳)，伯益被舜赐姓为嬴。
以我所知姓不是君王所能给臣下的。姓是母系传统社会的氏族图腾，由母亲传给女儿，女儿再传给她的女儿的。有了封地的男子，或自占一个山头、一片土地的男子，可以有一个氏。在原则上，有来头的女人，有姓;有地位的男人，有氏。普通的男男女女，只有名，无氏，也无姓。
后来，父系传统成为常轨，男人除了自称为某氏以外，兼以自己某一代远祖之妻之姓(某一代老祖奶奶之姓)为自己之姓。于是，他兼有氏与姓。
到了战国，姓氏渐渐混而为一，都叫做姓，由父亲传给儿子。有些姓，本来是氏。司马迁，替名人写列传，喜欢写下:“某人，姓某氏。”这三个字不甚高明，却也透露了至迟在西汉之时，中国人已经把姓氏混为一谈。司马迁在写齐太公吕尚之时，说他“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其实姜不是氏，是姓;吕也不是“封姓”，而是“封氏”，因所封之地的地名而得的氏。司马迁这句话，如果能改成“本姓姜姓，从其封氏，故曰吕尚”，那就更合于吕尚之时及其以前的风俗了。
我们与其说伯益是嬴姓的始祖，倒不如说，伯益的祖母女修(名字叫做修的女人)是嬴姓的始祖。传说女修捡到了一个鸟卵，吃了下去，便怀了孕，生下一个儿子大业，大业之子，叫做大费，大费便是伯益。
作为大业的生父之鸟，似乎便是嬴。嬴字去掉其中的字根〔女)，很像一只有冠、有嘴、有两翼的鸟。这个鸟，大概是燕子。燕与嬴，音也相近。
也许女修不不是伯益的祖母，而是更古的人。传说，三皇时代有少昊氏，少昊氏的姓也是嬴。春秋时有一个郯国，郯国的国君自称为少昊挚的苗裔。他告诉鲁国的人:“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主管春分秋分的官)。”其后，少昊氏部落，以及这个郯国，便“以鸟记官”。某某官，不称为某某官，而称为某某鸟(玄鸟是燕子。商朝国君的祖先契，便是他的母亲简狄吞了玄鸟的蛋而生出来的)。
在春秋时代，嬴姓之国不仅有郯，也有淮河流域的江国、六国等等(江国在今天的河南正阳;六国在安徽六安)。它们都在中国的东半边。
嬴姓之国在中国西半边的只有赵，与从赵分出来的秦。黄文弼说，非子的祖先原为东方人，而不是西方的犬戎，没有错。
赵与秦是一家，都姓嬴。而一为赵氏，一为秦氏。非子原为赵氏的一分子，受封于秦以后才改以秦为氏。
非子的一个本家叔祖叫做造父，当周穆王的马车夫，有功，封在赵邑，于是造父自己的子孙与若干族人的子孙，包括非子也都有了氏，以赵为氏。
我生平最恨画世系表，这个非子先世的世系表，却不得不画。
女修一○一伯益一○一○一○一○一中衍一○一○一○一蜚廉一恶来一○一○一○一○一非子一季胜一○一○一造父
这一张世系表中的圈圈，有一个是在女修与伯益之间，有四个是在伯益与中衍之间，有三个是在中衍与蜚廉(飞廉)之间，有四个是在恶来与非子之间，两个是在季胜与造父之间。这些圈圈所代表的名字在司马迁的《史记》卷五《秦本记》之中都有(我为了减轻读者诸君的脑力负担，把这些名字都省略了)。
这一张世系表，在细节上不太可靠。司马迁说伯益是大禹的辅佐，又说蜚廉与恶来都是商王纣(受)的臣子。然而《古本竹书纪年》说夏朝自禹至桀有十七世。自汤至纣有三十一世，共为四十八世，而这张世系表，自伯益至封时的蜚廉才有十世(司马迁之所谓玄孙，可能不是指第四代的孙，而是泛称苗裔)。
至于说蜚廉与恶来均是纣的臣子，大概没有错。说造父替周穆王驾车，非子替周孝王养马，也没有错。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非子从山西赵城搬到了陕西兴平的犬丘去养马?他们赵家对马有兴趣，懂得驾马、养马，是无足怪的。为什么搬到犬丘?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这犬丘可能是犬戎之丘墟，也可能是犬戎之山丘。
司马迁说，伯益除了蜚廉一系的苗裔以外，另有小儿子若木所传下来的苗裔，叫做费氏〔蜚廉是伯益的大儿子大廉所传下来的苗裔，叫做“鸟俗氏”)。
费氏的后裔，“或在中原，或在夷狄”。这夷狄二字，泛指“非中原人”，“非中原诸国的人”。
不仅二房费氏的后裔是“或在中原，或在夷狄”;大房鸟俗氏的后裔，也至迟在商朝末年，由中国东边迁去了西边，“在西戎，保西垂。”定居在西边，与戎人住在一起，替商朝保卫西方的边疆。
当时崛起于西方的周，可能正是嬴姓鸟俗氏的勇士们所作战的对象。而西戎与犬戎是和他们住在一起的邻居战友，甚至分不出彼此的同类，虽则嬴姓在若干世代原为东方之人。住在西边久了，和戎人们早就通婚而互相同化了。所以战国时候有中原人(中原诸国的人)骂秦是夷狄、是戎狄，不太冤枉。
戎人也是人，不比中原诸国之人的身份差多少。所谓中原诸国之人，也何尝不都渗有蛮夷戎狄的血统。
末年的商朝王室，被周人称为“戎殷”(周武王是殪了戎殷的。东边的人，在当时也可以被称为戎)。
商朝留下的甲骨文，有“令犬戎寇周”这么一句。很有意思。
周朝人自已又如何呢?周的王室是姬姓的苗裔。到了春秋时代，晋国的献公娶了两个山西狄人狐氏之两位小姐，大小姐称为大狐姬，二小姐称为小狐姬。这一家狐氏的姓，原来也是姬。在陕西，也有姬姓之戎。
与姬姓之戎搞在一起的，而且和犬戎颇有瓜葛的，有所谓姜姓之戎。申国的伯，也是姜姓。那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的吕尚，也是姜姓。在《封神榜》这部小说中，他被称为姜太公。
我的看法是:中华民族是多元的，不是全为中原诸国的原住民，不是全为创造洛渭汾文化诸人的苗裔，更不是黄帝一人的苗裔，也不是黄帝与赤帝蚩尤两个人的苗裔，而是各地区的原住民、先住民、后住民的许多祖先的许多苗裔。换句话说，是由蛮夷戎狄与所谓中原诸国之人的祖先混合而成。
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在于血统如何，而在于文化如何，文化包括可以互相学会的语言、文字，可以互相模仿的风俗习惯，可以互相勉励而共认为人际规律的道德。中国人的主要道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儒家给中国人所下的定义，是:“夷狄进于中原，则中国之。”
非子可能由于祖先与戎杂居，与戎通婚，而带有或浓或淡的戎人之血。他的子孙，秦的列代国君，甚至保存了若干戎人习俗。然而他与他的子孙，应该被我们承认为中国人。
他的子孙所统治的秦国人民，开始时是以戎人为主体。其后，沿着渭水而下，掌握了西周君王所统治过的渭水流域，秦国的人民便以周人为主了。周的国君是姬，发祥于渭水上游;周的人民却大多数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创造者的苗裔。
黎东方《细说秦汉》三、从非子到穆公
秦国从非子到穆公，有过十四个国君:非子是第一个，穆公是第十四个。他们在大体上是由父传子，只有一代是先弟后兄;另一代是兄弟三人兄终弟及。
他们的世系表，是:(一)非子;(二)秦侯;(三)公伯;〔四)秦仲;(五)秦伯，亦即庄公;(六)襄公；（七)文公;(八)宁公。
宁公不传位给长子，而传位给小儿子(九)出子;出子为大臣所杀，这些大臣扶立宁公的长子(十)武公。
武公传给儿子(十一)德公。德公有三个儿子，依次轮为国君:(十二)宣公;宣公的弟弟(十三)成公;成公的弟弟(十四)穆公。
这十四位秦国国君，有的称侯，有的称伯，有的称仲，有的称公。
非子的爵位，只是一个子爵。他的儿子不可能升格为侯。被称为侯的“秦侯”，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子爵的“子”。他之所以被称为侯，是史官记载错了。
被称为“公伯”与“秦伯”的，也均非伯爵的“伯”，而是伯仲叔季的伯。伯字在此处不等于英文的earl，而只是“老大”、“长子”而已。“秦仲”的“仲”字是“老二”，“次子”。伯与仲均非爵位，而是某一位国君，于未获周天子加封或批准其继位之前的非正式的称呼。
由“附庸”之国的君主，而升为诸侯的，是秦襄公。秦襄公的爵位是伯爵。他的后裔从文公至穆公，从穆公至僭号称王的“秦惠文王”，都是“伯爵”，而不是“公爵”。
“公”字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公爵，相当英文的duke;另一个意义是“主人”、“老爷”、“有爵位的贵族”，相当英文的Lord。
被称为“公”的秦襄公与他的后代(从襄公到穆公，从穆公到孝公)，都不是“公爵”而只是“伯爵”。
秦国原来是“附庸”之国。因平王使秦襄公列为诸侯，秦国才成为“诸侯之国”。
每逢提到秦国国君，《春秋》都称之为“秦伯”，把秦国认定为伯爵之国(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之中“秦庄公、秦襄公、秦穆公”等等，都是尊称;应该称为秦庄伯、秦襄伯、秦穆伯等等才对)。
司马迁所根据的史料是《秦纪》。《秦纪》是秦国的官方记载，正如《春秋》是鲁国的官方记载。
鲁国不是一个公爵之国，而只是一个侯爵之国。然而《春秋》却尊称鲁隐公、鲁桓公等等，为国“公”，不称他们为鲁隐侯、鲁桓侯等等。
鲁国只是一个侯爵国，有《诗经》的《鲁颂·閟宫》篇作为证明:“王命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为周室辅。”(王，指周成王。叔父指周公旦。元子，指周公旦的大儿子伯禽)
《春秋》提到齐桓公、齐景公、晋文公、晋襄公等等，却一点不客气，直称为齐侯、晋侯。它提到了楚成王、吴王夫差等等“蛮夷之君”更不客气，一概称之为子:楚子、吴子。
齐晋两国均是侯爵国。
宋是公爵国。《春秋》提到宋国的国君之时，都称之为“宋公”。
它提到郑国国君之时，则称之为郑伯。因为郑;正如秦，是一个伯爵国。
《左传》不像《春秋》。《左传》不只尊称鲁国的国君为公，而且尊称齐晋秦郑诸国之君为公，一视同仁。《左传》而且称楚王与吴王为王，也称越王为王。
《左传》不是鲁国的官方记录，也不是为了解释《春秋》、讲解《春秋》而写的“传”。它原名《左氏春秋》，不是什么《春秋左传》或《春秋左氏传》。
《左氏春秋》的作者是谁?学术界尚无定论。这人不可能是左丘明。左丘明的氏是左丘，不是左。
“左氏”两个字，可能不只是一个氏的名，而也是一个地方的名。这“左氏”地方是吴起的家乡。吴起是孔子门人卜商(子夏)的弟子。
卜商(子夏)长于文字。
有人说，写《左氏春秋》的人，正是这位卜商(子夏)。吴起把这部书带回到家乡左氏。其后这部书又被吴起的弟子由左氏带到别处。再其后，这部书又不胫而走，到了全中国，而被称为“从左氏地方带出来的春秋”:《左氏春秋》。
非子封于甘肃天水的秦以后，干了些什么事?他的儿子秦侯，孙子公伯，也于了些什么事?司马迁都没有交代。可能:《秦纪》对这几位最早的国君，不曾记下什么，而只是记下了秦侯在位十年，公伯在位十年(非子在位几年，它不曾说)。于是司马迁就写下:“秦嬴(非子)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
我想姑且对司马迁不恭敬一次。上边这句话似乎不妨添几个字，改为:“(秦侯)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公伯)生秦仲。”
秦仲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周厉王被他的臣子与国都的人民驱逐，逃走，去了彘城〔山西霍县)。诸侯有不少乘机对周的王廷造反，而不仅仅是附和周厉王的臣子与国都人民反对周厉王一个人。换句话说，他们不仅反周厉王，而且反周。在反对周厉王以后，又反对周宣王。
反周阵营之中的热心分子之一是“西戎”(这西戎是否即是犬戎，司马迁不曾说清楚)。
西戎起了兵，灭掉在犬丘的非子老家的若干同族之人。其后，周宣王下命令给秦仲，叫他去打这些吞并犬丘的“西戎”。秦仲为了一雪家仇国恨，欣然应命，去打西戎，却不幸阵亡于战场之上。那时候，是他在位的第二十三年。
秦仲留下了五个儿子。周宣王把这五个人都找到了周都镐京〔在陕西西安的西南)，给他们七千名兵士，叫他们去打西戎，为父亲秦仲报仇。
他们带这七千兵去，打败西戎，收复了犬丘。周宣王很喜欢，封这五个人之中的老大为秦伯，兼所谓“西垂大夫”、把犬丘的地盘也给了他。于是秦国兼有了两个封邑，一在秦(天水)，一在犬丘(陕西兴平)。
这一位被封为秦伯兼西垂大夫的，死后被谥为庄公(此处的公字不是公爵)。在历史上，他被称为秦庄公。
庄公在位四十四年。以一代的国君而能在位四十四年之久，可见局面甚为稳定，没有摇动它的严重的内优外患。
庄公的儿子秦襄公，于犬戎及申侯联军进攻周幽王之时，率兵勤王;又在周幽王失掉镐京而死以后，护送幽王的儿子平王离开危险地区，出函谷关，到洛阳去建立新的王廷(秦襄公送平王，是送到什么地方为止，无考)。
平王提高秦国的地位，把秦襄公由“附庸”之邑主升为“诸侯”，使与其他的诸侯如晋郑之君，平起平坐。平王也把当时尚在犬戎之手的渭水两岸之地，以岐为界，岐以西的地方给秦襄公。平王说:“你倘能收复岐山以西的地方，便把那一片土地给你。”
于是，秦襄公继续对犬戎作战，打到了岐山附近。
秦襄公在位十二年。他的儿子文公在岐山之南、汧水进人渭水之处的汧邑，建立新的国都(汧邑在今天郿县的范围以内。有人以为是甘肃陇县，错)。
秦文公而且又大举击败了犬戎一次，收复了歧山以东的不少土地，派人去洛阳，把这片新收复的土地献给周王的王廷。
传说，秦文公在位之时，有两件奇怪的事，亦为后世的神话。一是在宝鸡县，进住了一名童子，这童子原来是一只母野鸡，化为巨石。另一童子，飞去了南阳，文公建立一所庙宇，祭拜这两个野鸡之神，称它们为宝鸡。
文公自己曾经派人锯一棵大梓树，锯了以后，树里奔出来一只大公牛，兵士打它不过，其后有人见到这大公牛，在丰水的水中出没，文公又建了一所庙宇，祭拜这只神牛。
文公在位有五十年之久。
文公死后，孙儿宁公继位。这宁公当时才有十岁。他在位十二年，没有什么值得记载之事。替他主政的，是他的三位大臣。
这些大臣把国都迁到今日岐山县之西的平阳城。他们于宁公去世之时，不立他的大儿子而立他的年方五岁的小儿子。过了六年，他们又把这小儿子杀了，改立宁公的大儿子。
小儿子在史书上被称为“出子”；大儿子被称为武公。
武公在即位的第三年，把当年不肯扶立他而立出子，后来又杀了出子的那三位大臣，统统杀了，把全部政权掌握在手。
此人颇有武功。他灭了邽邑冀邑的戎，不把邽邑冀邑分封给部下，而由自己的小朝廷直接管理，称之为县(邽县在今天上邽，冀县在今天天水)。其后，又把今日西安之东南原属于杜伯的地方，与原属于郑伯的今日之华县，也改成为县。杜伯与郑伯均在幽王失国、平王东迁之时逃出了函谷关(杜与郑均位于“岐山以东”。岐山以东，秦文公本己献给了在洛阳的周王王廷。王廷并未作有效的接收)。
武公在位二十年，他死后之所以得到“武”字的谥号，是因为灭了邽冀之戎，又取得杜郑两地作为秦的领土。
他的祖父文公之所以被谥为“文”，不是因为替母野鸡与大公牛建了庙宇，而是因为他提高了秦国的文化程度:他创设了史官，开始记载下秦国的大事，使得“民多化者”。人民有很多接受了进步的文化。秦是一个以戎人为主体的国家，所谓接受文化，是接受了以周的文物制度为内容的一种较为进步的文化（司马
迁说:文公创行了“灭三族”的残酷刑罚。又说武公开始以人殉葬。我看，这两种很不文明的刑罚与礼俗可能是戎俗，文公、武公为了顺应自己臣民的风尚而加以采行的)。
武公死后，大儿子未能继位。小儿子迁都到雍城(陕西扶风)，在位两年而死，被谥为德公。
德公有何足以称述的德行，无考。他为人大概不错，曾经有梁、芮两个小国的国君来到雍城拜访他(梁国在陕西韩城，芮国在陕西朝邑。梁国的国君嬴姓;苗国的国君姬姓)。
德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宣公、次子成公、第三个儿子是穆公。这三个儿子兄终弟及，以次轮流为秦国的国君。宣公在位十二年，成公在位四年。成公死后，德公的小儿子穆公继位。
宣公与成公均有儿子，为什么均不以儿子继位，而以弟弟继位?而且，他们两人的儿子都很多。宣公有儿子九人;成公有儿子七人。这个问题，是历史上的万千问题之一，由于不曾留下有关的史料，答案大概是永久难以找到了。
也许因为秦的第一代非子是东方人苗裔吧，东方的商朝，也是常常“兄终弟及”的。然而非子的几个直接继承者，却是以父传子，一线相承的。
在本节的开始之时，我曾经说了，从非子之死到庄公之死，有八十年。八十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反映了当时秦的局面相当稳定。
从庄公之死到成公之死，时间更长，有一百二十年，而秦国依然存在，并且扩充领土到了黄河边(差不多完全占有渭水两岸。虽则在内政方面，不免有时大臣揽权，叔侄争位)。
比起相同时期的周王王廷的情形，秦国的小朝廷要好得多。秦国靠自己，王廷要靠几个强大的诸侯才能生存下去。王廷而且有严重的兄弟争位之事。周庄王几乎被弟弟王子克夺去王位;周惠王则真个被弟弟王子颓把王位抢去了两年，两年以后才由郑、虢两国之君帮他击败了王子颓，取回王位。
这时候，东方诸侯真正服从王廷者已经没有了，诸侯彼此之间，形成了大欺小，强凌弱的局面。大国不断地继续用兵力扩大领土，而小国极多沦于灭亡。一百七十几个国，剩下来只有头等强国四个，二等强国四个。
头等强国本只有晋、楚、齐三个。秦国在穆公之时，也成了头等强国。它是第四个头等强国。
黎东方《细说秦汉》四、穆公图霸
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从公元前660年到公元前621年(当时周天子与诸侯，都不以即位之年为元年，而以次年为元年。秦穆公元年是公元前659年)。
他是一位英明的国君，求才若渴．宽宏大量，雄才大略，有错认错。
说他求才若渴．我们不妨以百里奚的故事为例。百里奚是楚国人，在虞国当大夫(虞国在今天山西省虞城县)，晋国把虞国灭了，百里奚被俘虏，成为奴隶，被晋献公指定做他女儿的跟班，跟女儿到秦国，作为陪嫁的奴才之一(这女儿是嫁给秦穆公的)。百里奚中途逃走，逃往楚国．却又被楚国的乡下人扣留，作了这些楚国乡下人的奴隶。
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秦穆公，秦穆公立刻派遣官吏，到楚国，用五张公羊皮把百里奚买了来，带到他的面前，他解除百里奚的奴隶身份，任命他作大官。
百里奚说：“我有一个朋友，叫做蹇叔，见解比我高明。他劝我不要做虞国的大夫，我不听，所以才被晋军俘虏，作了奴隶。”秦穆公立刻又派人去楚国，把蹇叔也请了来．和百里奚一齐重用。
说秦穆公宽宏大量，我们不妨以他不杀吃了他的好马的三百多个老百姓为例。
有一天，他在岐山打猎，把马圈在树上，没圈好，马跑了，跑到了城里大街上，被几个老百姓捉住。
这几个老百娃不知道这马是他们的国君的马，糊里糊涂，胆大妄为，把这匹马宰了，烤来吃，很多人聚拢来，看热闹，越聚越多，有三百余名之多。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分尝了马肉，吃得多的吃了好几块；吃得少的只吃了一块两块，那真是人人开心的一次大野餐。
他们乐极生悲，于野餐结束之时，被兵士找到，抓去。这时候他们才知道．犯了滔天大罪．性命难保。秦穆公却派人送了酒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所吃的是一匹好马，吃了好马的肉，必须喝酒，否则可能中毒，赶快喝酒，喝了酒以后，各自回家。”这三百多名老百姓喜出望外，感激万分。
说秦穆公雄才大略那例子就更多了。他帮助晋国的公子夷吾取得晋国君的地位；其后在一次作战中俘虏了夷吾而不加以杀害，因此而取得了河西之地。他对西戎大战一次，吞并了十二个戎人国家，取得其天水以西与以北的土地。
晋惠公是晋献公夫人小狐姬所生的公子。晋献公前后有过四位夫人。第一位是齐姜，生下太子申生。第二位是大狐姬，生下公子重耳。第三位是大狐姬的妹妹小狐姬，生下公予夷吾。第四位是骊姬，生下公子奚齐。
骊姬的娘家，在种族上是骊山之戎。她用谗言及诬栽，使得晋献公怀疑太子申生企图用毒药将他害死。申生自杀。
这件事，令公予重耳与公子夷吾也畏惧连累而逃亡。重耳逃到母亲娘家狐氏的部落。狐氏是狄人，部落在今天的山西省中部偏东。夷吾逃往梁国，粱国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赢姓。
晋献公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为太子。献公死后，奚齐作了晋国国君，被大臣里克杀掉。奚齐的儿子悼子，继作国君，里克又把悼子杀掉。
里克派人到狄人狐氏之国迎接重耳，重耳婉辞谢绝。里克派人到梁国迎接夷吾，夷吾很高兴。夷吾同时请秦穆公派兵护送。他答应于事成以后，把晋国的河西之地(黄河之西与北洛河之东的一大片土地，今日的陕北与陕中)送给秦穆公，也答应把汾阳城(临汾)赐给里克。
公子夷吾顺利回到晋国(在历史书上被称为晋惠公)，当了晋国的侯。他不仅不以汾阳赐给里克，而且命令里克自杀。他也对秦穆公失信，不肯把晋国的河西之地进给秦穆公。
秦穆公一时不跟他计较。晋国有饥荒，秦穆公运粮给晋惠公，后来秦国有饥荒，晋惠公不但不运粮给秦穆公，而且亲自带兵来打秦国。
秦穆公也亲自出马，抵御晋军。他一时失利，陷入重围，忽然有三百多名勇士冲人重围，将他救出。这三百多名勇士原来便是当年吃了他的马，未被受罚，而且被赏酒喝的三百多位老百姓。他们不是正规的兵士，而是自动跟来的老百姓。他们果然获得了对秦穆公报恩的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