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仗，秦军反败为胜，俘虏了晋惠公夷吾。秦穆公本想宰了这个忘恩负义之人，却拗不过自己夫人的求情。他的夫人是晋献公与齐姜所生之故太子申生的同母姐姐，也是晋惠公的异母姐姐。于是，秦穆公又做了一件宽宏大量的事：他放了晋惠公，让他回晋国去。
这晋惠公回去以后，又感激又害怕，就把河西的一大片土地给了秦穆公。此后，秦的领土到达了黄河边。秦晋两国以黄河为界。
“西戎”是一个广泛的名称。今日的甘肃在商朝与西周之时，并无所谓华人与所谓夏人居住，住在那里的许多部落的人，在春秋时代都一概被混称为戎人。他们在血统上，可能有一大部分与华人夏人同属于所谓“蒙古种”；也有若干是相同于或接近于所谓雅利安人(Aryans)，亦即“印度欧罗巴人”。属于此种族的波斯人与米底人(Medes)在东周开始与孔子之时，建立过大帝国，征服过两河流域与埃及，也侵人了印度的印度河流域．甚至恒河下游。我们今日的新疆中部与南部，塔里木河两岸与昆仑山北麓，当时也都有口说雅利安语，蓝眼睛高鼻子的人。只是到了宋朝以后，才渐渐由一支匈奴之裔的维吾尔人从蒙古迁来而改说了维吾尔语及其同系的语言。
月支人是这些人东边的一支，原住在河西走廊，到了汉朝被匈奴人挤去了今日的阿富汗。
戎字从戈，从甲。戎人是尚武的种族，以牧畜为主业，其中不少人也渐渐定居．兼事耕植。住在甘肃的戎人，可能正是马家窑文化的创造者。这些人到了周朝，才显得比陕西的华人(夏人)落后。
秦国是非子以东方嬴姓人的苗裔，奉了周孝王之命，带了他长期开发了犬丘(陕西兴平)的若干部下，搬到甘肃天水而刨建的一个新的国家。这国家的任务，是扩展周所代表的华夏文化。亦即从洛渭汾核心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所发展出来的青铜器文化与有礼有乐的政治组织。
开始，秦可能是与戎混在一起，在外表上很像是一个戎人的国。其后，越来越成为华夏文化的前哨。到了襄公之时，秦竟然有了美丽的石鼓与音调铿锵、《诗经》式的石鼓文(也有人说．石鼓是周宣王的东西)。
秦穆公在他的晚年(公元前623年)断然对西戎一击，“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十二个字是司马迁写的。司马迁不曾交代十二个国的国名，也不曾指出千里是哪些地方。所谓千里，可能是后来秦始皇时候的北地郡与陇西郡，包括除了河西走廊以外的今日甘肃全省与宁夏的一小部分)。
末了，我不能不报导一下秦穆公有错认错的事。他本来与晋文公(重耳)关系极好。晋文公于晋惠公(夷吾)死后，惠公的儿子怀公(子圉)在位之时，倚仗了秦穆公与齐桓公二人派兵支持，回到晋国，夺得国君之位．杀了怀公。
晋文公其后在公元前636年平定周天子王室之乱，也得力于秦穆公的支持(周襄王被他的叔叔王子带篡位，逃亡到郑邑，晋文公带领秦与其他诸侯之兵，进人洛阳，杀掉王子带，迎回了周襄王)。
晋秦两国的关系很好。秦穆公不该于晋文公死后不久，派百里奚的儿子百里视，蹇叔的儿子蹇术，与一位名字叫丙，号叫白乙的人(可能是蹇叔的另一个儿子)，带兵去袭击晋的保护国——郑国。
《史记》把百里视写作孟明视，蹇术写作西乞术。其实孟明二宇是百里视的号；西乞是蹇术的号(《史记》也把孔子的父亲写作叔梁纥，其实孔纥并不以叔粱为氏，是以孔为氏，叔梁是孔纥的号)。
百里奚与蹇叔，均劝秦穆公不可去袭击郑国，秦穆公不听。秦军到了郑国郊外，遇到一位郑国商人弦高，把自己的十二头牛，送给秦军，说是郑国国君不知道自己怎样冒犯了秦国，特地派他送牛向秦国赔礼(其实这是弦高自动解救国难。郑国国君郑穆公当时并不晓得秦军已到)。于是，百里视等三人以为郑国有备，立即把秦军撤走。
走回到中途，在殽邑(河南洛宁县北)，遇到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率领大批军队，予以拦截。秦军大败，百里视等三人作了俘虏，秦兵差不多全部阵亡。
百里视等三人被晋襄公释放了回来，秦穆公不惩罚他们，而向他们说：“这是我自己的错，不能怪你们。”
四年以后，秦军战胜了晋军，秦穆公亲自去到了殽邑，祭那些在四年前阵亡的兵，于誓文之中向他们的魂灵道歉，说自己深悔未听百里奚与蹇叔的劝告，又说，他读这篇誓文，为了让后世永远记得他的过失。
这一位秦穆公确实很了不起。
黎东方《细说秦汉》五、孝公变法
秦国真的变成一个集权的，法治的，重农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执行变法的是来自魏国的卫人公孙鞅(商鞅)．而授权给公孙鞅执行变法的是秦孝公。
穆公以后，孝公以前，二百五十九个年头之间，秦国常常内乱，有过十六个国君。这十六个国君之中，只有两个较强：惠公向南发展，击败蜀国，取了南郑(今日的陕西汉中市)；共公击败甘肃庆阳与泾县一带义渠之戎，取了二十三城。
这期间晋国越来越强；其后分为魏赵韩三国。所谓三晋，也都成了强国。三国之间的魏，是秦的东邻，每每击败秦，而结果把“河西之地”，黄河与北洛水之间的一大片土地夺去，并且在那里造了若干有城墙的城市。
晋国与其后三晋之所以强，由于改变了春秋时代诸侯内部政权逐渐下移，亦即大夫世袭，一方面把持行政机构，有时也裂土自封。晋之六个大夫，一度把晋变成事实上的六国。这六国先是智氏与魏氏、赵氏、韩氏联合，与范氏及中行氏作对，把这两氏的地盘与官职抢去。其后魏赵韩三氏又共同灭了智氏。这三氏使得晋国名存实亡，最后把晋侯放在一个小地方，自生自灭。三氏成为三国。
齐国国君原为吕尚(姜太公)之后，也发生了大夫世袭及割裂国土的事。不过齐国不是三氏分齐，而是田氏独强。结果田氏篡了吕氏的齐国。
鲁国也有世袭的三氏大夫，在论语上被称为三家。三家之中，以季孙氏为最强，仲孙氏(孟氏)与叔孙氏次之。鲁哀公被他们赶走，其后的各代鲁侯也正如晋的末代之侯一样，都成了傀儡。三家不曾正式使鲁国消灭(最后鲁国被楚吞并)，但是季孙氏在事实上成为另一个国家，叫做费国(费字念秘)。
这些由出身为大夫的人，以逐渐侵占君权而升格为君，都懂得防备自己的大夫，以及一般的小贵族，不让他们侵占自己的权。于是，产生了每国内部都有小规模中央集权的现象。这内部的小规模中央集权，帮助了国君，压制了贵族，也帮助了平民。
对付贵族的最好办法，是用一套法令限制他们，并且严格执行这些法令。于是各国国君喜欢用法令专家作助手。这些法令专家，被历史学家称为法家。楚周用了吴起，魏国用了李悝(悝字念克)，韩国用了申不害，秦国的孝公也用了公孙鞅(商鞅)。这些人都是法家。
公孙鞅，是卫国某一个公子的后代。通常，公的儿子叫做公子，公子的儿叫做公孙。公孙的儿子，倘有封地则以地名为氏或以祖父(公子某)的字为氏。倘若没有封地，就没有氏。以公孙二字作为自己的氏，在战国时代才有，那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氏。所谓公孙鞅，也不过是卫国若干普普通通的公孙之一而已，血管之中有或多或少的贵族的血，就经济情况而论只是平民而已。不读书而经商，可以与一般的商人平起平坐；倘若读书，便成为穷书生，不够资格与商人平起平坐，惟有到处流浪，找工作。
公孙鞅流浪到魏国，蒙魏国的要人公叔痤收为家臣，给他一份薪水，称他为“中庶子”。中庶子三个字，可能是小官官名，也可能是“干少爷”之类的称号。公叔痤，据司马迁说，是魏惠王的相(宰相)。这句话，有问题。司马迁文章极好，历史学不太高明。例如，他说了孔子作鲁国之相，便害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儒家。孔子只是作了鲁定公出席夹谷会议，与齐景公会面之时的傧相(侍从官)，并非宰相。当时的鲁，只是一个诸侯之国，怎能有宰相?孔子所作的官，只是二级的大夫，司寇，所管的是强盗小偷(寇在当时不是外国来的侵略者，而是国内的强盗与小偷)。一级大夫是司徒、司马、司空。
公叔痤很可能为魏国国君(魏惠王)的亲信之一。这位国君，在当时只是一个侯，并非王。到了秦孝公与公孙鞅均死去了以后，才与齐威王互夺为王，目无周天子。此人在死后被谥为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见到的粱惠王(其实《孟子》一书的作者应该称他为魏惠王才对。梁是大梁[开封]，不是魏的国名)。
公叔痤把公孙鞅荐给魏侯营(其后的魏王营)。营是这个魏侯的名字。魏侯营不用。公叔痤劝他，如果不重用此人．应该把他杀掉，免得他作了别国的大臣，成为魏国之患。这个劝告，魏侯营装着接受了。
公叔痤又告诉公孙鞅：“你快逃走。我把你推荐给魏侯，魏侯不肯用你；我劝他杀了你，免得你作了另一国的大臣，害魏国，魏侯也已经答应，他快要杀你了。我是先公后私，先忠于君，后忠于友，不能不劝他杀你，请你原谅。现在我劝你逃，你还有时间，来得及逃离魏国。”公孙鞅说：“谢谢你。我迟早是要离开魏国，另找出路的。不过，现在倒不必忙着逃走。魏侯既然不肯听你的话用我，大概也不会听你的话杀我。”
果然，魏侯并没有下令捉公孙鞅去杀。
过了一些时候，公孙鞅听说秦国的国君下令招贤，他就去了秦国。到了秦国，他却见不到国君的面。他在秦国住了下来，慢慢地在两年以后找到一位名字叫做景的太监，由这位太监向国君提起，这才幸蒙召见。
见了两次，话不投机，均无下文。第一次他向这位国君大谈尧舜之道；第二次，他降格以求，向这位国君叙述齐桓公与晋文公如何尊王攘夷，取得霸主地位。这位太监先生很好，帮公孙鞅帮到底，又向国君说他如何如何能干，干是有了第三次的召见。
在这第三次见到国君之时，公孙鞅不再谈尧舜与齐桓、晋文，而其谈富国强兵，合了国君的胃口。国君说：“就照你的意思办罢。”以上，都是司马迁说的，未必正确。我想，公孙鞅这种人，不可能兜圈子，找钉子碰。他这种人，对“大人物”的心理研究有素，说起话来，一定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指出“大人物”心中正在考虑的是什么问题，而简简单单，干脆利落．提出一个不含糊、不模棱两可的答案。
事实是，这位秦国国君(历史上的秦孝公)决定任命这个年轻的，来自魏国的卫国公孙鞅为“左庶长”，照他的计划试试。这一年是公元前359年。
公孙鞅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秦国政府的信用。他放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在国都栎阳(陕西临潼东北)的南门，下令任何人如能扛它到北门，赏十金(十斤黄金)。人民之中没有人相信这个命令，以为是“大人物”在开玩笑。公孙鞅又下命令，改赏金十金为五十金。于是，有一个老百姓好奇，姑且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公孙鞅立刻赏他五十金。
消息传了开来，大家觉得政府的命令并不是开玩笑。于是，公孙鞅又下了几道新的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防盗、防间谍。他叫五家十家互相监视，对政府互为保人。如有某一家的人犯罪，其余的四家与九家都必须向政府报告，否则连带受罚。五家的小单位罚重；十家的大单位罚轻。这叫做“连坐法”。
另有几道法令，包括(一)压制宗室贵族。凡是没有为国家打仗立功的，要除去家谱上的名，不再有贵族的身份。(二)老百姓为国家打仗立了功的，给以“武功爵爵位”。武功爵共有二十等，秦国本来已有。获得各级爵位的，可以多买田地，可以穿美好的衣服。(三)压制商人与懒惰的人。凡是经商的人，都不许穿美好衣服。不论有钱或无钱，种田而不肯勤劳的，也不许穿美好衣服。(四)重农。凡是男子种田的，女子在家织麻布的，若成绩优良，可以终身免服兵役。(五)实行小家庭制度。儿子娶了媳妇，必须离开父母的家，另创家庭。这样，人人皆须努力求自己小家庭的生存，不能再依赖父兄．吃闲饭。
秦孝公的太子对公孙鞅很厌恶。于是太子故意犯法，看看公孙鞅如何应付。
公孙鞅说：“太子是国家的储君，我不便用刑。但是太子之所以敢于犯法，由于他的傅与师不曾把太子教好(傅是生活上的指导人；师是学术上的指导人)。”
说了这话，公孙鞅就处罚了太子的傅公子虔，太子的师公孙贾。这件事，使得秦国全国的上上下下，投有人敢犯法，在积极的方面，人民也踊跃从军，为国立功。
公孙鞅也带兵打仗，为国立功。秦孝公升他为大良造，以大良造的爵位作带兵官，于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十年)攻打魏国，打下了魏国的都城安邑(山西夏县)。
两年以后，公孙鞅造好咸阳城及城内的官殿与民房，下令迁都，从栎阳迁到咸阳(今日陕西的咸阳)。
他借着迁都的机会，作进一步的变法。他把全国的大小村庄城镇，合并为三十一县(据《史记·商君列传》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史记.秦本纪》说是四十一县)。县在以前已有，秦武公曾经把杜伯的国(西安附近)与郑国留在今日华县的故土，均吞并了，改为县。县由国君派官吏治理直辖，不分封给贵族。
公孙鞅把全国一概合并，重新划分成立三十一个县，作了彻底的侯国内部的小规模中央集权。这真是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是大一统帝国的预兆。
公孙鞅又鼓励人民“开阡陌”，鼓励人民把原来作为一千亩与一千亩的疆界的田埂子挖开，种谷类，以增加粮食生产(有许多学者以为开阡陌是废井田。其实井田早就不存在了)。
公孙鞅准许人民开阡陌，可见荒地也早已准许人民开垦了。
他在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50年)变更秦国的税法，开始征收“军事税”。这军事税，当时被称为赋。赋字从贝从武。赋是“田租”以外的一种税。田税称为田租，是因为田在理论上属于天于或僭窃了天子之权的国君，种田的农民在理论上都是天子或这样的国君的佃户。
周天子(显王)见到秦国突飞猛进，在公元前343年(秦孝公十九年)派人到咸阳来．送秦伯(秦孝公)以祭祀祖先以后的“胙肉”，同时奖称他为诸侯之伯(诸侯之长。这个伯字，与公侯伯子男的伯字不同)。秦孝公也就派了一个儿子公子少官，到今日开封之东的逢泽，大会诸侯，率领他们去洛阳，朝拜周天子，作为报答。
作了诸侯之伯，便是作了诸侯的霸主，虽然是为时不长，然而不能不算是五霸或若干霸主之一(一般的历史家把秦穆公列为五霸之一。其实秦穆公仅仅霸了西戎，不曾为中原诸国的诸侯之长)。
再过三年，公元前340年，公孙鞅于获得秦孝公准许以后，大举伐魏。这一次是真正的争雄。他认为必须把魏国弄成弱国，秦国才能变成强国，进一步“据河山之固，东乡(向)以制诸侯。”
公孙鞅骗了魏军的统帅公子印。他与公子印当年是好朋友。此时，他邀请公子印到他军营里来叙旧。糊涂的公子印应邀而来，被捉，当了俘虏。魏军群龙无首，大败亏输。
魏侯营不敢再以安邑为国都，他迁都到大梁(开封)。
秦孝公封公孙鞅为商君，以今日陕西商县附近十五个邑为他的封地。这是另一件所谓“历史的讽刺”。公孙鞅本人与封建制度作对，却作了一个封建小君主。
秦有了黄河作为东边的疆界，由劣势转为优势。再经过孝公的后继者惠文王与昭襄王，施行越来越猛的侵略政策，终于在秦始皇手中完成了大一统帝国。
惠文王在公元前338年即位之后，仍只是一个公侯伯子男的伯。到了七年以后，公元前324年，才自称为王。他的元年是公元前337年。
他在作太子之时，因犯法而累得傅与师二人受公孙鞅处罚。即位以后，他对这位商君鞅报仇，说有人告他造反，必须抓他来问罪。商君鞅逃到魏国，魏国不让他进去。他回到“商国”，起兵攻秦，以卵击石，被杀。死后，他被新任的秦伯(未来的秦惠文王)用几辆车子拽住手脚向不同的方向奔驰，把他的尸首拉成几大块(这种刑罚，叫做车裂)。
公孙鞅，商君鞅，在许多历史书上被称为商鞅。有一部《商君书》大谈商君的言行，却并非他本人所写。
黎东方《细说秦汉》六、用文化眼光看商鞅
商鞅是法家行政的代表人物。商鞅的新法，也是法家以严酷的政治原则行政的标本。明代学者张燧《千百年眼》曾经夸奖他：“(商)鞅一切不顾，真是有豪杰胸胆!”然而，商鞅对于文化的冷漠，也长期受到了历代文化人的批判。而儒家学者对他的批判，是不可以看作门户之见而予以轻视的。
东汉史学家班固曾经说，商鞅是用“三术”说服了秦孝公，才取得成功的。又说，商鞅是周王朝末年的一大“凶人”。“凶人”的说法，是有情感色彩的，是有道德倾向的。“三术”的说法，大概比较客观。那末，什么是“三术”呢，按照东汉学者应劭的解释，是“王”、“霸”和“富国强兵”之术。这样看来，如果说商鞅有“理论”的话，他的“理论”，应当是以这种“术”作为结构主体的。而这种“术”，其实只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追求短期实效的一些具体政策而已。唐代人颜师古解释《汉书·武帝纪》的内容的时候，曾经引用了李奇的说法。说商鞅为法，能够奖赏地位低下的有功的人，惩罚地位高贵的有罪的人，但是缺点是偏于严厉苛刻，不注意以宽厚之心让老百姓得到实际的利益。后来有人还说，秦国在道德方而名声不好，受到东方人的歧视，甚至有称秦国为“虎狼之国”的说法，商鞅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朱熹也曾经批评说，商鞅只是一心要急切地达到使秦国富强的目标，但是并不在教育和文化上下功夫，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也就是说，商鞅的政策，只是片面追求国力的强盛，而放弃了执政者首先应当致力于文化建设的基本责任。
商鞅之政的这个特点，其实，司马迁在最早为他作传时已经有“刻薄”、“少恩”的评价了。太史公虽然笔法简略，可是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商鞅文化肖像的大致的轮廓。
应当注意到．司马迁在这儿可不只是对商鞅个人进行什么道德品性和文化资质的分析，他实际上是表露了对商鞅改革的社会历史效应的一种文化感觉。
贾谊有一篇挺着名的政论文字——《陈政事疏》。这篇文章里面说商鞅丢掉了礼义的传统，废止了仁德的政策，放弃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而专力于军事政治的进取，竟然导致秦国社会风习颓坏，世情浇薄。家族间的亲情纽带也已经被实际的利益追求刀斩断了。当时秦国民间风习。据说将耱锄一类的普通农具借给父亲，也会以为施以恩惠而得意洋洋，在母亲取用簸箕扫帚一类用物时，竟然可以恶言咒骂。
秦人自商鞅之后，兴起了功利第一的时代精神。这虽然确实能够使得民众振奋起来，同心协力，致使秦国强盛，又运用兼并之法，完成进取之业，终于灭掉了齐楚燕韩赵魏等六个国家，占有了整个天下，可是在军事成功的另一面，我们却看到秦人已经一步步走向了文化上的天下大败。
秦国风俗的败坏，用当时东方人重视传统道德的眼光来看，据说已经和禽兽没有什么差别。《韩非子·和氏》甚至说，早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商鞅已经有烧毁诗书的恶劣行为了。也就是说秦始皇时代千古闻名的、极其严酷的、遭到世代人严厉唾骂的焚书坑儒的做法，已经先自有商鞅开了个坏头儿。秦始皇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其实在商鞅时代就可以找到先行者了。
商鞅的文化观，带有特别浓重的实用主义的色彩。商鞅变法成功了，秦国富强了，“大一统”后来也终于实现了，但是因为文化的缺席，使得这一历史变化的积极意义大打折扣，社会文明应当取得的进步也没有到位。
有人曾经说，后来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实际上都是秦政的继续。商鞅这种极其短视的文化观，就是因为秦实现统一的政治上的成功，对于后来历代王朝上层执政者产生了特别显着的影响。
当然，以“刻薄”、“少恩”作为文化根基而建成的专制主义帝国的强固体制，也长久地成为扼杀和压抑中国文化之活泼生命力的铁牢。
作为最着名的改革家，商鞅的文化心理又是充满着矛盾的。他发起改革，起初却用非常陈腐的政治学说来试探君王，而引荐他的人，竟然是名声恶劣的宦官。
商鞅执法过于严酷，以致杜甫在他的诗句中有“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的评论(《述古三首》)。
拒绝听取批评意见，也是商鞅政治风格的特征之一。所以司马迁说，他最终在秦国恶名传播，是很自然的。
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凡是祖先说的都不能违背，凡是古来的制度都不能改变。商鞅的改革思想，可以用他最响亮的一句话作为代表。这就是他曾经大胆地提出的“便国不必法古”的口号。也就是说，只要对发展国家有利，其实是不必按照老传统办事的。但是我们仔细考察商鞅的言行，却仍然可以看到慕古崇圣的思想倾向。
《商君书》一书里面有大量的颂扬先王政治的文辞。《更法》一篇记载了商鞅驳斥保守派思想教条的最精彩的论说。他说，前世执政各取不同的原则，我们应当遵循哪种原则呢?历代帝王执行不同的制度，我们应当继承哪种制度呢?从黄帝、尧、舜，到周文王、周武王，都是根据当时形势而立法，根据当时形势而制礼。礼法都是以时而定，制令也应当各顺其宜。所以说，管理国家没有一定的成规，只要有利于国家，是不必一一遵照古制的。可见，商鞅虽然反对“法古”、“循礼”的政治陈规，但是又仍然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及至周文王、周武王等先古圣王作为信仰支持和政治号召。托古改制，是中国历代改革通用的策略形式。商鞅作为早期改革家，不能完全跳出先王崇拜的文化禁锢，是必然的。而当时改革领袖理论方面的贫困，也是与法家狭隘的功利思想和实用主义有密切的关系的。
改革是历史长河的高潮。
成功的改革家“弄潮儿向涛中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与历代虽然踞于特别高的地位，手握特别大的权力，然而却只会惺惺作态的政治侏儒们相比，他们是真正的伟人。
商鞅正是这样的值得敬重的大英雄。不过，我们在看他的政治成就的同时，也应当仔细注视他的文化行迹。我们不赞同在描绘历史人物的文化肖像时，或者只用单一色调，或者随意涂抹过于浓重的油彩。对于商鞅的形象，当然因此而失真，也是不好的。
黎东方《细说秦汉》七、惠文称王
秦国在孝公以后，始皇帝以前，先后有过五个王：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武王在位四年，孝文王在位三天，庄襄王在位三年。其他两位，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
惠文王在即位以后的第十三年(公元前324年)称王。次年，改元为“更元元年”。韩国的国君宣惠王也是在这一年称王的。他们两人，可说是“目无朝廷”，目中无周天子与周天子在洛阳的王廷。然而他们不是最先目无天子的。最先在公元前334年僭号为王的，是齐威王与盂轲老夫子的朋友粱惠王。梁惠王在历史书上的正式名称是魏惠王。由于当时他已经从（山西夏县的)安邑，迁都到(河南开封的)大梁，所以有很多人不称他为魏王，而称他为粱王。他死了以后，被谥为惠，于是孟子一书的编者就称他为“梁惠王”。
话归本题，秦惠文王于即位以后并未主持国政。他当时仅有十七岁(足岁)，尚未成年。主政的是谁？司马迁不曾交代。惠文王称王以前，司马迁称他为惠文君，不称他为惠文公。为什么？我们不懂。
惠文君三年，他满了二十岁，举行冠礼。五年，他任命犀首为大良造。犀首是魏国人，本名公孙衍。他的头，像犀牛，因此而被人送给他犀首两个字作为绰号。奇怪的是：司马迁写正经历史书，也称他为犀首，而不称他为公孙衍。倒是那编写《孟子》一书的人，称他为公孙衍。《孟子》卷六：景春日，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者，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公孙衍做了秦国的大良造。这个官职或官爵，是商鞅也做过的。商鞅曾经以大良造的身份，带兵打仗(良造两个字很费解，似乎是戎人之语或其他语言的音译)。
公孙衍作了大良造的第二年，魏国就献了(陕西大荔的)阴晋给秦国。是不是因为公孙衍带兵打了魏国，打赢了?而阴晋正好也是公孙衍的家乡。作为一个魏国阴晋人的他，不替魏国打仗，而替秦国打仗，逼得魏国把自己的家乡阴晋献给秦国。他不是成了魏国的卖国贼了么?商鞅是卫国人，不是魏国人；商鞅替秦国打仗，打魏国，却不能算是卫国的卖国贼。和公孙衍同样是魏国人，也同样替秦国打魏国的，是张仪。张仪也可以称为魏国的卖国贼。
然而，司马迁不曾称这两个人为卖国贼，战国之时的人也都不曾称他们为卖国贼。为什么?因为，当时各个诸侯之国的人，都认为大家均在周天子名义上的统治之下，而且言语文字大体相同，虽则并不完全相同。魏国人与秦国人之分，倒有点像民国初年山西、河南人与陕西人之分。倘若有一位山西人或河南人，到陕西去找工作，替陕西的军阀带兵打山西的军阀或河南的军阀，这个人并不觉得自己出卖了山西或河南。了解了战国之人如此的心理，我们才不会十分看不起公孙衍、张仪，以及和他们差不多的范雎、吕不韦、李斯。
让我再度话归本题罢。公孙衍在秦作大良造，从惠文君五年作到惠文君十年，在惠文君六年，有魏国献阴晋城之事；在惠文君七年，有公子印大胜魏军，俘虏了魏将龙贾，杀了魏兵八万人之多；在惠文君八年有魏国献河西之地事；在惠文君九年，有夺取魏国(山西荣河之北的)汾阴，(山西河津之西的)皮氏，与(河南陕县之南的)焦邑之事。
魏国生了这么一个公孙衍，真正有点那个。公子印也不是东西。他原为魏国的公子，于一次战争之中受了商鞅之骗，当了俘虏．留在秦国做了商鞅的宾客。他倘若想溜回魏国，应该不难。然而他也带兵打自己的魏国。
在惠文君十年，张仪把公孙衍挤下台，做了秦国的相(宰相)。
公孙衍离开了秦国，去鼓动其他各国一致反秦。这一致反秦，便是历史书上的所谓“合从”(从字是纵字的古写)。张仪用“连衡”(也称“连横”)的策略，对付公孙衍的“合从”。公孙衍是“合从”的创始者，苏秦不是。
公孙衍做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公元前323年团结了魏韩赵燕与中山，五个国的国君，互相承认为王。这件事叫做“五国相王”(中山国在今日的河北省正定县一带)。另一件公孙衍所做成的事，是在公元前318年，使得楚魏韩赵燕五国，联合出兵攻秦，攻到了函谷关。
张仪在秦国也替秦国做了不少的事；而且也在辜国以外的其他各国，做了不少有利于秦国的事。他在惠文君十年，使得魏国献(今日陕西北部的)上郡，在十三年夺取了魏国的(今日河南陕县附近的)陕城。
他最讨惠文君喜欢的事，是在夺取陕城的这一年，先劝惠文君称王。惠文君欣然照办。次年，是惠文王更元元年(公元前324年)。
更元二年，张仪代表秦国，到一个叫做啮桑的地方，与齐楚两个大国结盟，形成一个“连衡轴心”，以对抗公孙衍的五国相王。
更元三年(公元前322年)，张仪竟然做了反秦的魏惠王的宰相，而且做到了更元六年(公元前319年)，魏惠王死后．魏襄哀王继位，才被魏国驱逐，又去秦国。
这件事，何以发生，为何发生，司马迁也不曾交代(我们不能够责备司马迁，历史上的许多大事小事，史料每每不够，甚至根本空白)。我猜想，魏惠王在他一生之中最后的三年，可能后悔打仗打得太多，而动了重用张仪，以与秦国和解的念头。秦国的答复是：又在这一年攻魏一次，夺取(河南陕县之南的)曲沃与(山西介休之南的)平周。不过，其后两个年头，秦不曾再打魏。张仪也许办到了秦与魏之间的暂时和解。
魏惠王一死，局面大变。魏惠王的儿襄哀王是反秦的，他逐走了张仪，任命张仪的对头公孙衍，做魏国的宰相。公孙衍用了不到一年的工夫，便组成公元前318年的楚魏韩赵燕五国合从，以楚怀王为盟主，派遣联军打进函谷关。这是第一次合从攻秦。
可惜，联军打到函谷关，便被秦军打败。齐宣王不仅不肯加人合从，而且以秦惠文王的同盟者的身份，由东边打魏国，使得魏军于次年在(山东观城的)观津，吃了大亏。秦军这时候进兵反击韩赵，也在(河南修武之南的)修鱼，击败韩国的太子奂，赵国的公子渴，砍杀了两国的兵士八万二千人。
张仪又做了秦的宰相，从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公元前317年)做到更元十四年秦惠文王去世(公元前3l1年)。中间，在更元十二年他一度到楚国，作楚怀王的上宾，却骗了楚怀王亲秦反齐．对齐绝交，答应以“(陕西东南部)商于之地六百里”送给楚国。楚怀王上当，对齐绝交，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去接收这“商于之地六百里”。此人跟随张仪到了秦国，张仪赖账，说：“我只答应送六里，不曾答应送六百里。”
楚怀王很生气，在次年(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派兵和秦国的军队在丹水之北打了一仗，战败；又动员了大批军队打进武关，企图直趋咸阳，却在蓝田被秦军截住，全军覆没。秦军乘胜占了汉水中段的地区(湖北的西北部)。然后，在更元十四年，秦军来攻楚国的召陵(河南的南召)，夺去召陵与附近的土地。
张仪在秦国的地位到了巅峰，乐极生悲。秦惠文王去世，太子秦武王继位。秦武王之不喜欢张仪，正如他的父亲秦惠文王之不喜欢商鞅。张仪比商鞅聪明，不等秦武王采取行动，而自己先走。他走回魏国。在魏国不能得意。过了两年，郁郁而死．结束了飞黄腾达的一场大梦。
黎东方《细说秦汉》八、昭襄王削弱魏韩赵楚
秦惠文王的儿子武王，在位四年，对韩国作战一次，夺了(在河南的)宜阳，杀了韩军六万人；对魏国也作战一次，夺了(山西河津之西的)皮氏。
武王没有儿子，死后王位由弟弟昭襄王继承。
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对魏国用兵十五次，对韩国用兵八次，对赵国也用兵八次。他把这三国打得喘不来气，也夺占了它们许多战略据点与广大的地区。对于楚国．他进攻了两次。说得简单一些，他把魏国削去了二分之一，把韩国削去了三分之二，把赵国削去了三分之一，也把楚国削去了四分之一。
用现代地名说得详细一点：昭襄王夺去魏国在今天山西省西南部与河南省西部黄河之北的一大片土地，包括魏国的旧国都，在夏县的安邑。秦国从此控制了汾水进入黄河之处，与汾水之南、山西陕西之间与山西河南之间的若干渡口，包括永济与风陵渡、垣曲、温县、茅津渡。
昭襄王也拿去韩国在山西省西南的临汾及其周围，山西省东南部长治高平一带的高地，当时所谓“上党”与河南省北部的今日的名城沁阳。沁阳在清朝是怀庆府的府治，在当时叫做“野王”。河南省西部黄河之南，韩国的国都宜阳，函谷关之东汜水、荥阳，嵩山之南，在今日登县东南的阳城与负黍，在新郑县的韩国的新国都“郑”，也都被昭襄王拿走。韩国只好把国都迁到新郑县西南的“阳翟”(阳翟在今天叫做禹县)。
赵国土地被秦昭襄王拿走的是河南省的北部的林县到河南省南部的武安县一带。
楚国本是幅员最大的一国，被秦昭襄王削成一个小于秦的国。昭襄王把楚的河南西南部、湖北省西部与湖南省西部统统拿去，包括在江陵的老国都郢；在宣城的新国都鄢郢。楚国只好把国都搬到今日的淮阳。淮阳本是陈国的国都。陈国已在公元前479年为楚所灭。
韩魏赵楚四国，不仅丧失了广大的土地，而且也死了极多的兵士与军官。秦国的军法，规定以所砍敌人之头的多少计算功绩。因此，秦军军人的最大兴趣不在于达到君王的政治目的，或这个战役的胜负，而在于砍下敌人的头，带回营里报功(当然，也难免把滞留在战地的平民男子也砍了充数)。
秦军于公元前293年在洛阳之南的伊阙，砍了韩魏之军二十四万，于公元前275年在开封附近砍了魏军四万；次年，在新郑东南的韩国的“华阳”地方又砍了魏军十五万；公元前260年在山西省高平县附近的“长平”坑了赵军“四十余万”(据《史记·秦本记》)。这些四十余万的苦命兵士，可能是被秦军先砍了头以后，才埋了尸身的。
当时韩魏赵三国的人口，各有多少，我们缺乏材料。西汉末年，全国人口最多之时，共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战国秦昭襄王之时，比西汉末年早了两百五十年至三百年，各国人口之总数，不可能超过两千万人。用七来除，我们得到一个笼统而不足以为定论的假定数，每国只有三百万人左右(当然，有几国较多，几国较少，没有两个国家的人口数目相同)。
以人口只有三百万人左右的国家，一战而死去几万、十几万、二十几万、四十几万的兵士与军官，其所受打击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魏韩赵三国所受的打击，的确令他们此后无法再与秦国对抗。楚国所损失的兵员较少，然而土地的损失也够它受的。
魏韩赵与楚，也都把它们的国都由西迁到东。魏国由安邑迁到大梁(开封)；韩国由韩城迁到宜阳，由宜阳迁到郑(新郑)，由郑迁到阳翟(禹县)；赵国由今日太原附近的晋阳，迁到了今日河北省的邯郸。
楚国，我在前面已经说了：由郢迁到鄢郢，由鄢郢迁到陈(河南淮阳)，其后又由陈迁到今日安徽省寿县的寿春。
秦国征服了韩魏赵三国，便巳控制了山西省西南部、东南部、中部、河南省的北部、西部。
残余的周王廷在公元前256年，由赧王把地图与户籍亲自带到咸阳，献给秦昭襄王，结束了周朝，投降了秦朝。
剩下的周公之后裔所君临的“周”爵国，分列为所谓“西周”与“东周”。西周爵国，在洛阳之西(也许是今日的“西工”所在。西工是“西宫”或“西公”的讹称)。东周爵国，在今日的巩县。
西周公与东周公，均自降为西周君与东周君，这两个极小的国，也先后为秦国所吞并。
黎东方《细说秦汉》九、合从攻秦
秦国在惠文王与昭襄王之时，尤其是昭襄王之时，不断地对魏韩赵楚出兵，削弱这四国。四国也试图联合抵抗，联合反攻。其中有三次获得燕国参加，有一次获得了齐国出面领导。
它们在东边。它们分据了中国东边的南方与北方，而秦国是分据了中国的西边。它们的自行联合，是南方之楚与北方之魏韩赵的纵的联合，因此这联合在历史书上被称为“合从”(纵的联合，从字是纵的古写)。
秦的对策，是说动或威胁东边的一国两国或更多的国，作由西到东的横的联合。这横的联合，在历史书上被称为“连衡”(衡字是横的古写)。
合从的行动，前后有过四次。第一次合从，在“惠文称王”一节，已经提到过它发生于公元前318年。策动人是那作过秦国的太良造，回头到了出生地魏国，作了魏襄哀王的宰相的公孙衍，公孙衍的绰号是“犀首”(犀牛的头)。主盟人是楚怀王，参加的有楚魏韩赵燕五国。
五国的联军，开到了函谷关，秦军开关迎敌。联军战败向东撤退，不久，齐国出兵攻魏，因为齐宣王自居为秦惠文王的好友。秦军于次年向东进军，大胜韩赵之军于修鱼(修鱼在今天河南省的修武)。
第二次台从攻秦是在秦昭襄王九年(公元前298年)，距离公元前318年第一次合从攻秦已经有了二十个年头。
策动这第二次攻秦的是齐国的孟尝君。主盟人是齐宣王的儿子齐缗王。参加的仅有齐韩魏三国。
楚国这时候，无力参加。怀王已经上了秦昭襄王的当，亲自到秦国去和昭襄王见面谈和，被昭襄王扣留在咸阳。楚国的大臣扶立了怀王的儿子顷襄王，对秦国表示“楚国失君有君”，不在乎怀王能否被释放回国。这些大臣虽则做到了使楚国不致因为“失君”而大乱，但也绝无力量来参加孟尝君所领导的合从攻秦。
这一次的合从攻秦，赵燕两国也都不曾参加。赵国这时候武灵王已于上年退位，传位给小儿子惠文，自称“主父”，在专心准备吞并中山国。中山国原为胡人的一大部落，叫做“鲜虞”，它逐渐扩展．成了一个占有河北省定县至石家庄一带的大国。两年以后，公元前296年，“主父”果然灭掉中山。
燕国在位的国君是燕昭王。他是燕王哙的儿子，无意于攻秦，而有志于对齐报仇，因为齐国曾经在公元前314年乘燕国内乱而人侵，一度占了燕的国都(今日的北京)。燕昭王其后果然报了此仇。
由于这些原因，赵燕两国不曾参加公元前298年的第二次合从攻秦。
第二次合从攻秦，虽则参加者仅有齐韩魏三国，却由于孟尝君领导有方，打到了函谷关，获胜。次年，再打。第三年，又打，打进了函谷关，占领盐氏城，秦国求和，以山西临汾之西南的武遂还给韩国，今日风陵渡所在之地的封陵还给魏国。
第三次合从攻秦，是在公元前247年，距离第二次合从攻秦竟有五十一个年头之久，可见反秦之难。
策动这第三次台从攻秦的是魏国的公子信陵君(魏无忌)。主持这第三次合从攻秦的也是他。他此时原已因事滞留在赵国。由于秦军来围魏国的国都太梁(开封)，他率领亲信的好友与宾客奔回太梁，接受他哥哥魏安厘王的任命，作了魏军的统帅，迎战秦军。赵国、楚国、韩国、燕国也都派了兵来，帮助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