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起率领的秦军前后杀死赵军四十五万人。
长平坑杀赵国降卒事件发生后，赵国人心大受震动。
黎东方《细说秦汉》一五、吕不韦
春申君做了楚幽王事实上的父亲，不曾得到好处，却赔了自己的命。吕不韦做了秦王政(始皇帝)事实上的父亲，却得到极大的好处，当了三年丞相，九年相国。最后，虽则遭遇放逐，却保存了性命。
他既非像四大公子中之三个，为齐赵魏三国王室的一分子；也不像春申君那样，是楚国的世家子弟。他只是一个政治地位不高的商人．虽则是很有钱的商人。
他是韩国阳翟的商人，经常住在赵国国都邯郸。阳翟在河南禹县，禹县在今日仍是全国药材的聚散之地。邯郸即今日的河北邯郸，当时不仅是赵国的国都，而且也是一大商业都市。有钱的商人住在邯郸，或来往于邯郸的极多。市面很热闹，有不少的饭店旅馆与娱乐场所。商人之中的最有钱的每每在家中养了若干能歌善舞的美女，称为姬，作为宴会时表演之用。
在吕不韦的姬之中，有一名被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公子楚(当时名为异人)所看中。吕不韦把她送给公子楚。司马迁说：公子楚不知道，这位美女已经有了身孕，所孕的是吕不韦之子。
公子楚不仅喜欢这个姬，而且爱她，立她为夫人(作他的妻，不作他的妾)。他与这位夫人生了一个儿于叫做政。这个“公孙政”其后便是秦王政，这个秦王政于统一中国以后，自称为“始皇帝”。他极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而不是公子楚的儿子。
我曾经收集反面的证据，以证明司马迁所说并非事实．而是痛恨秦始皇、痛恨秦国的六国王室成员或孤臣孽子或在坑儒之时幸免于难的儒生，所造出来的谣，借口出气。然而，我不曾找到，只好暂且以司马迁的所说为根据，大谈吕不韦的政治阴谋了。
吕不韦有钱，好客，朋友多，不足为奇，他和公子楚作了朋友，也很自然。他富而不贵，公子楚贵而不富。他有了公子楚作朋友，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进入了政治圈。公子楚有了他这样的朋友，有了钱花，也足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公子楚的祖父是秦昭襄王；父亲是其后的孝文王。母亲是孝文王的一个不甚喜欢的妃子(姨太太)，不是孝文王的夫人(其后的王妃)。孝文王的夫人，是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儿子，想在各位妃子所牛的若干儿子中，挑一个作为太子。
吕不韦自己去秦国，带去五百金，买了珍贵物品，设法送到华阳夫人之处，说是公子楚的，也说了公子楚如何崇拜华阳夫人，想念华阳夫人，感激华阳夫人待他如亲生儿子一样。
这一招很成功。华阳夫人也派人到赵国，赏东西给公子楚。嫡母与这位受宠的庶子之间，因信使来往联系，渐渐变成了像亲生母子一样了。
秦昭襄王四十八年，秦赵两国翻脸，秦军大败赵军于长平：次年，秦军围攻赵国的国都邯郸。赵国君臣，依惯例，可以杀掉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公子楚。在杀他以前，先派人把他关起来。
吕不韦有钱而舍得用，花了六百金贿赂看守公子楚的人，让公子楚逃去，逃到秦军阵营，随军回秦国。
昭襄王在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去世，公子楚的父亲孝文王继位，立刻，由于华阳夫人的建议与坚持，册封公子楚为太子。数个月之后，孝文王去世，公子楚以太子的身份继位为王(作了历史上的庄襄王)。
这时候，吕不韦早就再度来到秦国。新即位的庄襄王，在次年(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同时封他为“文言侯”，食邑十万户。
吕不韦当丞相，一直当到庄襄王三年，庄襄王去世。在这三年期间，他替庄襄王吞了“东周”，吃了韩国的成皋荥阳，魏国的高都，赵国的榆次。
所谓“东周”，不是东迁洛阳的周朝王廷，而是周公旦后裔的诸侯国之一：东周公爵国，周公旦本人被封在成周(洛阳)，儿子伯禽被封在鲁。伯禽的后裔，作鲁侯(不是鲁公)。春秋书中所称的鲁定公、鲁哀公等等，其公不是公爵之公，而是等于英文之中的Lord，不是英文之中的duke。
周公旦的小儿子承袭了成周的公爵国．其嫡系后裔世世代代，被称为周公某或周公某某。例如，周公黑肩。到了战国之时，这个公爵国分裂为二，一是东周公爵国在洛阳，二是西周公爵国，在洛阳之西。秦庄襄王所灭的东周，便是在洛阳的公爵国。
周的王室，在幽王之时丢掉镐京，在平王之时另建王廷于洛阳，仍叫做周，并不自称为东周。称平王之后的周为东周的是后代的历史家。
在洛阳的周王廷，于公元前256年结束。最后的一个周王，周赧王，亲自跑到咸阳，把户籍、地图，及若干档案献给了秦昭襄王。当时，王廷的土地，只有三十六个小城，人口，只有三万人。各国的土地与人口，在魏惠王称王以前，名义上仍属子周，虽则不是直辖。魏惠王及其他四国的王纷纷称王以后，他们的土地与人口便和周王廷毫不相干了(楚君一向是自称为王，与周王在事实上是平起平坐的。不过，在礼貌上对周王相当尊重)。
秦庄襄王有了韩国的成皋荥阳，又有了魏国的高都，赵国的榆次，使得以后他的儿子(吕不韦的儿子)秦王政，容易灭掉魏赵两国。
秦王政继位为王之时，年纪不满十四岁(有十三足岁)。朝廷大权仍旧操在吕不韦之手。吕不韦通过“太后”(秦王政母亲)之支持，用秦王政的名义把自己的官衔由“丞相”升为相国。
他当相国，当到秦王政九年，遇到嫪毒(读作lao ai)造反，受累，于次年，秦王政十年，丢掉了官，到河南洛阳一带，“就国”(到所封的文信侯国去居住)。一年多以后，秦王政又下令免去他的文信侯的爵位与食邑，流放他到蜀(四川西部)。吕不韦觉得自己不必再长途跋涉了，就在自己的文信侯的侯府，饮了毒酒而死。
那造反的嫪毒，是吕不韦介绍给太后(秦王政的母亲)的一名假太监，和太后私底下生了两个儿子。他于秘密暴露之时企图阻造反的方法先发制人，保护自己。他战败，被杀。他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的所有成员，也都被杀死。
吕不韦在担任秦王政的相国之时，九年中，又取了韩魏赵三国不少的险要地区。赵国的将军庞媛于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领导楚赵韩魏燕五国的军队，作了历史上第四次的合从攻秦的壮举，不曾能够奈何秦国。吕不韦，正如秦国前前后后所用的客卿一样，是对得起秦国的。
他自己也正如四大公子，养了很多宾客。这些宾客之中的文人，替他捉刀，写下了一本好书，叫做《吕氏春秋》。吕不韦十分高兴，认为这本书不仅内容好，文章也好。他把这本书挂在咸阳的城门，说：“任何人倘能改动其中一个字，就赏给千金。”结果，没有一人来改字领赏。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美国朋友。美国朋友说，“大概是大家都知道，这千盒之贵，可能会带来灾祸罢。”
尹仲容先生曾经也是《吕氏春秋》的忠实读者。他批注了《吕氏春秋》一遍。在他以前，别人也有批注过《吕氏春秋》的。
黎东方《细说秦汉》一六、秦始皇的神秘身世
就在长平之战取胜几个月之后，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秦国一位新的王族成员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出生在邯郸城中为质于赵的秦昭王之孙异人的居宅。
因为母亲是赵国之女，又出生于正月，于是又姓赵氏，名为政。
长平之战后，异人在阳翟巨商吕不韦帮助下回到秦国，衣楚服而拜见原为楚女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分外高兴，让异人改名为“楚”，又名“子楚”。
嬴政和他的母亲后来也辗转回到咸阳。
从嬴政复杂的身世渊源看，与赵国和楚国各有近缘。这可能也是在统一战争中，他曾经在秦军占领赵国和楚国的中心地区之后就立即亲临其地的原因之一。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在他执政的第五十六年逝世。他的儿子嬴柱继立，是为秦孝文王，时年五十三岁。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被立为太子。
秦孝文王在位仅仅数月就死去，时年三十二岁的子楚继立，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即位的第二年，吕不韦以“定国立君”之功，被封为文信侯，任为丞相，食邑之富足，超过了秦国历史上以往的贵族。
秦庄襄王在他继位后的第三年去世，太子嬴政立，年十三岁，时在公元前246年。
关于秦庄襄王的儿子嬴政的神秘身世，历来议论最多。
公元前三世纪后期，泰国终于用武力平定了天下。
秦的统一，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大事。如果说秦完成统一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出大戏，吕不韦就是这出戏中的一个主角。李商隐《井泥四十韵》中的诗句：“嬴氏并六合，所来因不韦”，就强调了这一事实。吕不韦的生涯富于戏剧性波澜。他曾经极尽显贵，最终又归于悲剧结局。历代史家有不少人喜欢特意渲染其奇诡经历，或者以政治道德油彩重加涂抹，使其文化形象大失其真。
吕不韦出身阳翟富商，据说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然而他和一般的商人不同，能够凭借非同寻常的政治敏感，发现质于赵国的秦贵族子楚奇货可居，于是决心进行政治投机，出谋出资支持这位当时身份地位并不高的“秦诸庶孽孙”取得王位继承权。
吕不韦不惜“破家”以“钓奇”的政治策划后来终于成功。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封侯拜相，食洛阳十万户。他的政治投资果然获得了回报。
秦庄襄王元年，吕不韦还亲自率领秦军灭东周，扫荡了周王室的残余，真正结束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宗主的时代。同年，秦军伐韩，取得成皋和荥阳，置三川郡。次年，秦军强攻魏、赵，得赵地三十七城。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秦军又攻韩、赵，置太原郡，并瓦解了进逼函谷关的五国联军。
秦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去世，太子嬴政立为王。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吕不韦作了相国，号称“仲父”，成了实际上的执政者。
在秦王政幼弱，由吕不韦把握军政大权的数年之间，秦军顺利进取韩、赵、魏等国地方，又击破五国联军，逼迫楚国迁都。如果以太行山、白河、汉江下游一线贯通南北，这条线以西的辽阔地域，都已经成为秦国的疆土。应当看到，当时这一界线虽然大体两分天下，而西部地区却实际已经占据了能够控制并进取东部地区的优势。后来刘邦战胜项羽，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都同样是据这一界线以西地方，举军东进，取得成功的。
从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起，到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免职，吕不韦在秦国专权前后共十二年。这段时间，正好是秦国军威大振，统一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历史阶段。
在吕不韦时代，秦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远优于东方六国，秦国的军事实力也已经强锐无敌。当时，“以天下为事”，期望“得志于天下”，已经成为秦人直接的政治目标。应当说，秦实现统一，在吕不韦专权时大势已定。后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的建立，吕不韦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秦国用客可以专信，比如商鞅、楼缓、张仪、魏冉、蔡泽、吕不韦、李斯等，照明代学者张燧《千百年眼》一书中的说法，“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在这些出身他国的政治家当中，吕不韦可以和商鞅并居前列。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人财富影响政治进程的第一人。
吕不韦以富商身份参政，并取得惊人的成功，就仕进程序来说，也独辟蹊径。吕不韦的出身，自然也是他身后招致毁谤的原因之一。而这种由商从政的道路，虽然后来履行者并不很多，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风貌的影响，也许是有特殊意义的。
吕不韦的历史形象，是有桃色污点的。
传说他和秦始皇的母亲有秘密的情爱关系。后来还曾经引荐了一位有特殊性能力的嫪毒入宫，以满足太后的需要。
吕不韦的情感经历污染宫闱，又有嫪毒秽事，都见于司马迁的记载，所根据的，应当是秦国史《秦记》，大约是比较可靠的。不过找们通过《战国策·秦策》宣太后言及性事时毫不避忌，可以知道这本来就是秦人的风俗特征，也反映了秦人纪史的传统。秦重女权。秦国政治史上曾经屡次发生太后专权，把握朝政的情形。这种政治异常往往又与道德异常相伴随，即太后专权时每有后宫秽行的传闻。这种现象的发生，或许不应当由吕不韦等个人承担主要责任。
实际上掌握着秦国军政大权的吕不韦据说与太后关系暧昧，在传统史家笔下其政治形象于是蒙上了深重的阴影。不过，我们今天回顾这一现象，倒是应当用较为冷静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更看重他的政治实践和文化倾向的历史效应。
吕不韦事迹中最为世俗之人所瞩目的，是关于秦始皇血统的传说。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秦始皇的生母，吕不韦心爱的女人赵姬是已经先自有孕，而后才归于子楚的。然而，对于这样的说法，明代已经有学者指出是战国时期的“好事者”的捏造。梁玉绳《史记志疑》据司马迁说赵姬“至大期时”，生下了儿子政，以为本来已经排除了嫌疑，澄清了疑点，人们实在不应当误读《史记》。究竟什么是“大期”呢?这里所说的“大期”，有十月和十二月两种解说，但是无疑不能理解为不足月。
自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也就是如王世贞《读书后》中所推想的，吕不韦的门客借此传说，又大加渲染，以丑化秦始皇，而六国亡国之人又进一步夸大传播其事，是想让天下之人都知道，在六国灭亡之前，秦国已经先自亡国了。
而后世文人热心炒作这一传闻，以艳市俗，则是出于另外的目的。
中国人长期有异常关心他人私生活的习惯，市井中人特别喜好议论男男女女之间的是是非非。于是后来多有人以轻薄之心议论嬴政的身世，甚至有称他为“吕政”的。
实际上，秦始皇私生之说即使属实，这种男女私秘，知情者也只有吕不韦、赵姬和子楚，而他们都是绝无可能把这既是个人隐私，又是政治机密的内情宣露于外的。以严肃的眼光看历史，秦始皇就是秦始皇，嬴政也罢，赵政也罢，吕政也罢，都不应当影响我们对于他的历史作用的评价。
黎东方《细说秦汉》一七、蕲年宫事变
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寻常的傍晚。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的几位学者在进行野外考古勘察时，在陕西省风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子壕的一处断崖上，发现了战国秦汉建筑遗迹。
土层中一件瓦当显露在考古学家面前。经过清理和刷洗，可以看到瓦当上面的四个字：“蕲年官当”。
这是当年蕲年官使用的瓦当。
蕲年宫，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
在秦王政即位后的第九年(公元前238年)，嫪毒因为秽乱宫闱的行为终于败露，在嬴政往雍(今陕西风翔)行郊礼时发动兵变，以窃取的秦王玺印和太后玺印调动国都卫戍部队和附近地方军进攻蕲年宫。
当时秦国的都城是咸阳。但是，雍，作为秦国故都，历经从秦德公至秦孝公二十代的辛苦经营，早已被建设成为一处具有正统象征的政治文化圣地。这里集中了许多处秦国故宫，也是秦人宗庙的所在地。
秦王经常往来于成阳和雍之间，为秦国的军事政治成功寻求祖先的庇佑和神学的保障。
对雍地的军事控制，有可能影响秦国政治的全局。
嬴政及时察觉了嫪毒兵变的阴谋，抢先发军平定变乱，追斩嫪毒，又在咸阳一举清洗了嫪毒集团成员数百人。
蕲年宫之变，是秦国历史上规模较大又直接震动王族上层的一次罕见的内部动乱。
嬴政果断的处置方式，显示出他非同寻常的政治才具。
嬴政因嫪毒政变事涉及吕不韦，不久就宣布免去其丞相之职。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又迫使吕不韦自杀。
嬴政全面把握了国家权力。
对于吕不韦失势到自杀的过程，《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过：秦王政十年十月，罢免相国吕不韦。蕲年宫事变发生后，秦王政怨恨太后，让她定居雍地，不愿再相见。后来经过齐人茅焦的劝解，心情有所缓和，又将太后迎归咸阳。同时，命令吕不韦回到他的封地洛阳。
事所一年多，列国诸侯的宾客使者依然往来道路，向吕不韦致意。说明吕不韦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是相当广泛的。秦王政已经感受到吕不韦的严重威胁，担心发生变故，以致不得不迫使他离开他所熟悉并可能演生政治变故的洛阳地方。他致信吕不韦，责备道：你对秦国有什么功绩，竟然能够封君河南，食十万户?你与秦国有什么亲缘，竟然能够号称“仲父”?你不要再居住在洛阳了，你还是带着你的家属，到蜀地去吧!
吕不韦意识到自己的实力逐渐削减，已经无可挽回，担心最终还可能将被处以死刑，于是饮鸩而死。
黎东方《细说秦汉》一八、六王毕，四海一
秦王嬴政当政时，秦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东方六国，秦国的军事实力也已经强锐无敌。
当时的秦国，在列国关系中，已经成了说一不二的“老大”。
列国的国君和政要，已经谈秦色变。
当时，统一天下，已经成为秦人直接的政治目标。秦王嬴政策划并且指挥了逐一翦灭六国的战争。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统一战争中，嬴政曾经多次亲临前线进行战地督察。
随着秦军向东推进，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秦军大破赵军，斩首十万，嬴政亲临河南(今河南洛阳)。
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军在进攻赵国的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俘获赵王．又引兵欲攻燕(国都在今河北易县)，屯中山(国都在今河北定州)。嬴政亲临邯郸(今河北邯郸)，后从太原(今山西北部)、上郡(今陕西北部)返回咸阳(今陕西咸阳)。
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秦军大举攻楚(国都在今安徽寿县)，俘获楚王，秦王又亲临郢陈(今河南难阳)。
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竹简有一卷《编年记》，逐年记述了秦昭襄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等军政大事，同时记有一个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和其他有关事项。
对于秦王嬴政当政后统一战争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编年记》中有这样的文句：
十三年，从军。
十五年，从平阳军。
十七年，攻韩。
十八年，攻赵。……
十九年，口口口口南郡备敬[警]。
廿年，……韩王居口山。
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口属。
廿二年，攻魏粱[梁]。
廿三年，兴，攻荆，口口守阳口死。四月，昌文君死。
[廿四年]，口口口王口口。
这是“喜”这位秦军下级军官对于自身经历的记录。关于其中所谓“十七年，攻韩”和“廿二年，攻魏粱[梁]"以及最后“廿四年”一条，我们在司马迁《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和《六国年表》中都可以看到相应的历史记载。
据正史中的记录，秦人翦灭六国的战争是以摧枯拉朽般的气势完成的，秦军以神武之风，迅速洗荡了各国反抗的力量：
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灭韩。
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将军王翦破赵，克邯郸。赵王迁投降，邯郸成为秦的一个郡。
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灭魏。
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灭楚。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灭燕，灭赵。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齐。
九年之间，秦一一翦灭六国。
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嬴政自称“始皇帝”，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纪元。
秦的统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大一统”政治的时代。
从此以后，由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对各地施行有效的政治管理，成为历史的定式。
黎东方《细说秦汉》一九、千古一帝
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历来多有争议。
有人说他是天下第一暴君，有人说他是开创了中国政治史的新纪元的伟大的帝王。
有意思的是，对于秦始皇给予肯定的评价的人，往往在历史上也是多有争议的人。
比如明代的李贽，在他的名着《藏书》中，就有“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的说法。李贽的言论，曾经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可是世人和后人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有完全对立的意见。
秦始皇的功劳，最主要的，就是实现了统一。
回顾春秋战国时期列强竞胜的历史，对于历史影响比较大的国家，多位于文明程度处于后起地位的中原外围地区。这些国家的迅速崛起，对于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的“中原”即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于这一所史文化现象，《荀子·王霸》中已经有所评论。
荀子说：“五霸”虽然地处僻陋之国，却能够武威震撼天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都是僻陋之国的领袖，但是“威动天下，强殆中国”。
就是说，“五霸”虽然都崛起在文明进程原本相对落后的僻陋地方，却能够以新兴的文化强势影响天下，震动中原。
“五霸”所指，说法不一．如果按照《白虎通·号》中的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也就是除去越王勾践，加上秦穆公，仍然可以说是地处僻陋之国，却能够武威震撼天下，“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
在战国晚期，七雄之中，以齐、楚、赵、秦最强，到了公元前3世纪的后期，则秦国的军威，已经势不可挡。
在这一时期，强国的军事政治实践，已经和“大一统”的理论联系了起来。
“大一统”理想的提出，是以华夏文明的突出进步和我们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初步形成作为历史基础的。
儒学经典中较早可以看到“大一统”理想的表述。
《诗.小雅.北山》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话，可以理解为四海之内，山野都是“王”的土地、民众都是“王”的奴隶。这一诗句，后来被频繁引用，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政治信条。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臣下有分君权的企图，受到严正的责难：“一国两君，其谁堪之?”提出这一见解的人，还引用了《诗经》的名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万章上》也引述了《诗经》中的这一句，以及孔子“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话。不过，孟子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解释，与一般的理解似乎略有不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见于《礼记·曾子问》和《礼记·坊记》，然而都写作“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很显然，“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或者“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也是“大一统”政治意识的朦胧体现。
“大一统”一语的明确提出，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
对于《春秋》一书中为什么以“王正月”启始这一问题，注者解答道：“大一统也。”
“大一统”政治体制，是儒学学人的政治理想，但是，在当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却并不仅仅是这一派政治学说的主张。和一切政治溉念同样，同一政治命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解释，可以为不同立场的人们所利用。对于“大一统”来说，儒学思想领袖们往往期望回复周王朝的“大一统”。其他学派则倾向于建立在新的政治基础上的新的“大一统”。
早期法家的政治理论就是以君主权力的一元化作为思想基点的。《慎子·佚文》记录了慎到的言论。他说：“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强调政治权力一定要集中避免二元和多元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将导致动乱，正如《慎子·德立》所说：“两则争，杂则相伤”。《太平御览》卷三九○引《申子》也说，这种高度集中的君权，是以统治天下为政治责任的，“明君治国”，“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以“天下”作为管理的对象，表明事实上“大一统”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法家理论的核心之中。
“天下”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这就是所谓“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可见“天下”的观念，一开始就是和“大一统”的观念相联系的。应当看到，这一观念，显然不是单纯的地理观念，也不是单纯的文化观念，而是一种政治观念。
与当时“天下”意识的普及大致同时，许多思想家都相应提出了统一天下的主张。
《孟子.梁惠王上》说，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呢?
孟子回答道：天下归于一统，就会安定。
粱惠王又问：谁能够使天下归于一统呢？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的国君能够使天下归于一统。
另外，《孟子·离娄上》中还宣传了孟子这样的观点，认为国君如果好仁，则可以天下无敌。对于同样的政治主张，《孟子·尽心下》则表述为“仁人无敌于天下”。
《荀子·王霸》也曾经提出“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的观点。
《易·系辞上》也说，“圣人”以“易”为思想基础，就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定天下之业”。
使“天下”归于“大一统”，已经成为许多政论家的政治理想。统治“大一统”的“天下”，已经成为许多政治家的政治追求。
《墨子.尚同中》也曾经提出过“一同天下”的说法。
甚至庄子也曾经发表类似的涉及“天下”这一政治命题的意见。如《庄子·天道》所谓“一心定而王天下”，《庄子·让王》所谓“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等。
成为战国晚期秦国政治建设和政治管理指南的《韩非子》一书，可能是先秦诸子中说到“天下”一语频率最高的，竟然多达二百六十七次。其中可以频繁看到所谓“霸天下”，“强天下”，“制天下”，“有天下”，“取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强匡天下’，“进兼天下”，“谓天下王”，“为天下主”，“取尊名于天下”，“令行禁止于天下”等说法。而“一匡天下”出现四次，“治天下”出现六次，“王天下”也出现六次。
很显然，谋求对“天下”的统治，谋求“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已经成为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已经成为十分急切的政治要求。
我国早期地理学名着中，有一部着名的《禹贡》，后来也被收人《尚书》中，列为儒学基本经典“十三经”的内容。《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又分别论述了九州的土气、物产，以及向中央政府贡奉的品物、方式和道路等。一般认为，《禹贡》成书于战国时代，并不能体现夏代制度。据有的学者考定，《禹贡》大约是梁惠王积极图霸期间，魏国人士于安邑撰着成书的，是在魏国霸业基础上设想出来的大一统事业的蓝图。
“大一统”的理想能够形成，又得以传布，表明华夏文化走向同一、走向成熟的历史进步迈过了新的里程碑。
实现“大一统”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孟子·公孙丑上》中可以看到孟子提出的反对通过战争手段“以力服人”，而应当推行“王道”，实施“仁政”才可能实现“大一统”的主张。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当时的政治现实，却是各个大国都在积极强兵备战，连年兼并不休，企图通过武力使“大一统”的理想得以实现。
《吕氏春秋·荡兵》说，古代圣王和古代贤王都有“义兵”，就是以正义的军队、正义的战争实现其圣贤之业，而一概否定军队、否定战争的见解，是荒谬的。“义兵”，其实是医治天下弊病的“良药”。以实现“大一统”为目的的战争形式，就被看作“义兵”。
我们甚至还看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成书于战国晚期的体现道家以所谓“自然”、“无为”为中心的政治思想的《十六经》中，以《观》为题的一篇，也明确肯定了在“今天下大争”的形势下，应当坚持“为义”的“兵道”，“伐乱禁暴”，取得成功。
秦国就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通过严酷的战争形式，靠着打了无数胜仗，才一一击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帝国，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而的。
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等人赞美秦始皇的说法，即：“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所谓“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大一统”的局面，是通过“兴义兵”的战争过程实现的。
儒学虽然早就提出了“大一统”的理想，但是却好像并没有能够真正找到实践“大一统”的正确道路。战国时期以法家为主的诸家学派的共同努力，使“大一统”终于成为一种政治现实。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儒家为巩固和强化“大一统”，进行了更重要的理论建设和政策设计。
还应当看到，老子学说其实是以所谓“小国寡民”作为社会理想的。《老子》第八十章写道，小国寡民，使其即使有高效率的器具也不使用，使民众畏惧艰险而不向远方迁徙。虽然有舟车，也不乘用，虽然有武装，也不炫耀。使民众回复到结绳记事的远古时代，满足其饮食衣裳，安于其住居礼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里体现的社会观、政治观和经济观，看起来都是和正统“大一统”思想不协调的。但是，这一思想的产生和传播，也自有历史文化的基础，是我们不应当忽视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注意，《老子》书中提出的这种主张，其实大体是符合古代中国农耕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的。可见这种状况和国家的“大一统”政体，并没有根本的矛盾。
“大一统”的理想．当时为社会大多数人所共同向往。秦国实现“大一统”的战争过程，与历史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权。
秦王朝的建立，是以当时社会普遍要求统一的文化倾向作为重要背景的。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曾经有这样的评论：“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秦王朝的建立，使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统一。对于嬴政、李斯们的政治表演，有“是圣是魔”的不同的历史认识，但是秦的统一推进中国历史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的事实，是大家都公认的。
天下既已一统，如何对政治渊源有别、经济水准悬殊、文化传统各异、民俗风格不一的各地区实现有效的管理。秦王朝上层集团经过多次郑重的讨论，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秦始皇管理天下，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勤政的风格。
他在统一战争进行期间，就曾经有三次远程出巡。翦灭六国、平定天下后，又曾经五次巡行各地。在灭齐之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就驱车出巡，帝车隆隆，在千里长途扬起了滚滚烟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鸡头山在今六盘山一带。回中，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帝车的轨迹，可能已经西至于今甘肃临洮。同年，秦始皇开始“治驰道”。驰道工程虽然主要服务于帝王出行，但是对于秦汉交通网的构成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秦王朝建立之后，秦始皇第二次出巡，即以东方新占领区为方向：“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登泰山，禅梁父，叉沿渤海海岸东行，至于胶东半岛的东端，又沿东海海岸南行，回程经过彭城(争江苏徐州)，南渡淮水，又浮江而行，最后自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经由武关(今陕西商南南)回归。这一次出巡，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编年记》中也有反映，写作：“[二十八年]今过安陆。”正是秦始皇“自南郡由武关归”，途中经过安陆(今湖北云梦)的记录。
《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载秦王朝建立之后秦始皇第三次出巡的情形，竟有出入生死险境的经历。据说在阳武博浪沙(今河南郑州东北)地方，曾经遭到武装敌对者的袭击：“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追捕未得，于是令天下戒严十天，进行大规模搜捕。辜始皇又登临位于今山东烟台的之罘山。回程经过琅邪(今山东皎南南)，由上党(郡治在今山西长治西)返回关中。
此后第三年，秦始皇再一次东巡，亲临碣石。又巡视北边，从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南)返回成阳。同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匈奴，夺取了包括今河套地区的所谓“河南地”。
次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又在西北地区对匈奴用兵，成功地将匈奴势力逐出今陕西、内蒙古交界地区直至阴山一带，在当地置四十四县，沿河修筑城塞。又派蒙恬北渡河夺取了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等军事要地，修筑亭障以防御草原游牧民旅的侵扰。并且从内地移民以充实边县。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又调发工役人员修筑长城。
可以推知，秦始皇经营北边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他出巡亲历北边之后形成的。很显然，重要的区域政策的制定，是以他亲自对当地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的。
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又浮江而下，过丹阳(今安徽马鞍山东)，至钱唐(今浙江杭州西)，临浙江，上会稽山，祭大禹，望于南海，又还过吴(今扛苏苏州)，沿海岸北上，最终病逝于行途中。
据《史记·蒙恬列传》，秦始皇心怀“欲游天下”之志。关于秦始皇出行，《史记·李斯列传》有“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的说法，《史记.秦始皇本纪》又可见“东抚东土，以省卒士”词语，但是，秦始皇不避霜露，辛苦出行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祷祠各地名山诸神以求长生，也不仅仅是亲自慰抚镇守东方的秦军卒士。琅雅刻石文字中可以看到的所谓“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其实也透露出秦始皇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风尘仆仆，往来于东海北边的动机，有通过这种交通实践了解天下四方的文化风貌，从而巩固和完善秦王朝政治统治的因素。
秦始皇每天“以衡石量书”，确定阅览一百二十斤文书的日夜定额，不完成定额，不能休息。
秦始皇通过琅邪刻石自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这样的言辞可能是大体符台事实的。
在这种勤政作风的另一面，是绝对的独裁专断。“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当时人对于他于是有“贪于权势”的批评。皇帝专权，使得丞相等诸太臣都只能看皇帝的脸色行事。大臣只是执行皇帝个人的意志，甚至丞相也没有独自处理重要政务的权力。臣下不敢发表不同的政见，不敢直接批评皇帝的过失，各自“畏忌讳谀”，于是形成了皇帝无视自己的失误而日益骄横，臣下畏于帝王的威权而谄媚取容的政治空气。
黎东方《细说秦汉》二○、中国政治的新秩序
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新鲜的气息。
秦统一后，国土空前广大，据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其地东至海滨暨朝鲜，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及羌人居地，南至“北向户”，到了北回归线以南的地方，北则据河为界，与阴山并行东至辽东。于是分天下必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诸官职，分别负责行政、军事、监察。
秦王朝最初设置的三十六郡，包括：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北地(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南)、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南)、汉中(郡治在今陕西汉中)、蜀郡(郡治在今四川成都)、巴郡(郡治在今重庆)、邯郸(郡治在今河北邯郸)、钜鹿(郡治在今河北平乡西南)、太原(郡治在今山西太原南)、上党(郡治在今山西长子)、雁门(郡治在今山西大同西)、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东郡(郡治在今河南濮阳南)、砀郡(郡治在今河南商丘)、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武陟南)、三川(郡治在今河南洛阳东)、额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黔中(郡治在今湖南沅陵)、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长沙(郡治在今湖南长沙)、九江(郡治在今安徽寿县)、泗水(郡治在今安徽淮北西)、薛郡(郡治在今山东曲阜)、东海(郡治在今山东郯城)、会稽(郡治在今浙江绍兴)、齐郡(郡治在今山东淄博)、琅邪(郡治在今山东胶南南)、广阳(郡治在今北京)、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东南)、右北平(郡治在今河北蓟县)、辽西(郡治在今辽宁义县西)、辽东(郡治在今辽宁辽阳)。管辖京畿诸县的“内史”，是和郡平级的行政单位，然而不在“三十六郡”之内。后来，随着疆域的扩展，又设九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南海(郡治在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在今广西柳州西)、象郡(郡治在今广西崇左)、闽中(郡治在今福建福州)五郡。于是，除了内史管理的京畿地区外，秦有四十一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