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在考察秦政治史时可以看到，秦王朝的当政者在推行暴政的同时，则以“德政”为标榜。在“秦暴”批判的对立面，我们看到“秦德”的宣传。
贾山《至言》写道：秦始皇自称始皇帝，其次称二世皇帝，希望能够以一至万，“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
秦王朝“秦德”宣传之突出实例之一，就是秦始皇东巡时在各地刻石，往往直接写作“诵功德”，“诵皇帝功德”，“称成功圣德”，“立石刻颂秦德”等。例如在琅邪刻石中，“德”字就出现了四次。
秦王朝执政者自以为得意的“功德”，首先在于结束了战争状态，实现了和平安定。这就是所谓“威德”、“武德”。总结秦实现统一的历史意义，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评价，确实应当肯定其“威德”“自上古不及”，然面秦王朝行政的特征，则与儒学理想的“德治”相距甚远。
这正如贾谊《过秦论》中所指出的，由于没有认识到攻和守其势不同，取与守，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以致在实现统一之后没有能够及时实现政策调整，最终不免败亡。
据后来的政论家分析，秦王朝其实有两次可以切实推行“德治”的机会。一次是在秦实现统一之后。另一次是在秦始皇去世，秦二世继位之后。
但是政论家对于秦行“德政”的可能性的分析，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在历史的实际中必然成为泡影，是因秦政治文化的特定的固有传统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
在先秦时代，“德治”思想是源起于东方的具有先进意义的比较成熟的政治思想。秦定都雍城的君主是秦德公，其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77年至公元前676年。以“德”为谥，说明秦的主体政治思想与东方诸国的共同之处。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春秋战国时代列国君主中以“德”为名号者仅此一例。足见秦国上层政治人士对“德”的倾心。
秦孝公下令国中，回顾秦穆公事业，有“修德行武”语。
分析活跃于秦政坛的政治评论家和政治实践家的言论，如赵良、蔡泽、李斯等，都曾经强调过“德”的意义。可见“德”的观念在秦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商鞅劝说秦孝公推行变法，也曾经以“至德”作为宣传。不过，他又明确说道：秦的“德”和殷周的“德”，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在战国时期与西汉时期之间，政治观念史存在秦王朝统治时期这一重要的中间环节。“德治”思想在这一环节中，发生了显着的历史变化。这一变化，是有重要文化意义的。
考察对于秦政形成显着影响的历史文献，以“德”字的出现频率计，《商君书》十四见，《韩非子》一百一十八见，《吕氏春秋》一百一十三见。可见，“德”这一成为东方地区文化热点的政论命题，在秦国也是逐渐受到重视的。
不过，秦地通行的“德”的政治文化内容，确与东方存在着差异。例如《商君书》中有关“德”的论述，表现出对于“德”的崇拜的某种保留。《韩非子》中对“德”的理解，也与儒学正统宣传明显不同。《吕氏春秋·论威》还提出了“凶德”之说，认为与“义兵”相联系的“凶德”，也具有正义的性质。
和秦政有关的“德”的理念，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了传统“德”的学说，在中国“德治”史和“德治”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德治”思想的历史中继，影响秦政的“德”的观念虽然与其东方起源有所变异，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仍然具有值得重视的文化价值。
“秦德”的宣传和“秦暴”的实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应当穿破表面透视其真质。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现象更是如此。正如鲁迅所说的，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炫示“德治”的种种政冶宣传，其实往往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秦王朝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权，因“秦德”宣传所肇始的政治虚荣、政治伪装、政治欺骗的风气，传递千百年而成为一种传统。
回顾历史，一些距离理想的“德”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愿意舍弃“德”的旗帜。即使是专制时代的“英德之主”、“圣德之主”，在接近真正意义的德政之外，仍然多有有意夸饰的“德”的宣传。所谓“德治”，长期成为千百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仁慈的”政治文化的包装。而影响政治全局的这种现象，可以说是起始于秦王朝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
黎东方《细说秦汉》二八、秦汉之际大变局
由秦始皇的统一，分裂而为六国贵族子孙的割据；这可以说是封建势力的反动。中间经过楚汉战争，由割据而又转到西汉的统一，这又表明了封建的残余力量毕竟脆弱，而统一的要求，才是当时的主潮。
刘邦也许把握住了这个要点，所以他终于战胜项羽。项羽在作风上，始终不曾离开封建的做法；他广封诸侯，自为霸王，努力恢复秦始皇统一以前的局面，所做的只能称为反动，不能称为革命。
刘邦呢，是起自平民：对于平民的要求，了解得较为深切。所以，后来对于诸侯王的子孙，也不像项羽对他们那样的尊重；他占领了一块新的地方，也不急于封赠给一个旧贵族，或创造一个新贵族。说他自私，当然是可以的，但他这种自私，恰好代表了反封建的平民要求，倒是天下之至公了。
参加秦二世元年七月的革命运动的，可说有两种人：第一种是所谓戍卒、流氓、及一般的平民；第二种是六国宗室、与六国的将相遗臣。属于第一种的有陈涉、吴广、刘邦、张耳、陈余；属于第二种的，有田儋、田荣、田横、魏咎、魏豹、韩王信、张良、项梁、项羽。在号召的能力上，贵族应占优势；但时代所宠遇的，却是平民。平民不但在数量上较为众多，在方法上较为彻底，而且他们是眼光向着未来，要创造新的天下，不像贵族们仅仅留恋于割据封建的过去。在平民的领袖之中，无疑的，刘邦是意识最清楚的一个。
我们为了知道楚汉战争的背景，必先充分明了秦始皇统一的实际。我们必须清楚：秦始皇所铲除的封建，在本身上实已到了必须铲除的时候。是封建制度已经于事先崩溃了吗？“崩溃”，这字眼并不适当。我们应该说，春秋时代的典型封建，到了战国末期，已经充分“发展”而“转换”了。远在春秋的时候，采邑便已开始集中，产生了着名的“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现象，小诸侯的采邑逐渐沦为大诸侯的郡县，这种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前期统一趋势。其结果，是造成了七个大国于当时中国的领土之上。所有的中国人，也开始有了民族的自觉，觉得无论燕齐秦楚任何一国的人，总之都是中国人，属于一个血统，一个文化。超于七国之上的是天下；这天下，应该统一，为了实现这个统一，这七个大国的公子王孙与知识分子，不再觉得必须忠于他们的小区域、小国君；只应忠于他们的民族统一的理想，可以随意选择一个诸侯如秦孝公，或一个公子如孟尝君，作为实现理想的凭借；于是产生客卿，产生食客、辩士、游侠、亡命等等。经过相当的时期，秦国由于地理的优越、及历代君主的英明，很明显地成为中国大一统的希望，犹如意大利民族的皮埃蒙，德意志民族的普鲁士。各侯国的志士都纷纷入秦，秦国也一贯的采取延揽客卿的政策，以吸收天下的人才，招引天下的属望。贵族们，也许要努力反抗那发动于秦的统一运动；平民们，至少在起初，是拥护这个运动的。
为什么终于在二世元年，平民要揭竿而起呢?原因是，秦始皇不该将专制与统一同时并行。既然铲除了诸侯贵族的政权，拿郡县代替封建，不该同时又用暴虐的手段来对付那刚从诸侯政权解放出来的平民。平民武装的普遍没收，大量的移民戍边，使得刚有喘息希望的天下人民，感觉到这新的局面较之旧的更难忍受，于是怀疑统一，追念封建，即使对于拥护旧贵族不感兴趣的人，也想自为新的贵族．于是大家便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一夫发难，百夫响应，陈涉自称楚王，刘邦自称沛公…
等到平民既经发难以后，贵族的残余分子才跟着起来，各就本人的势力所及，为复国的运动。但这些贵族分子，很少六国诸侯的嫡系，简直可以说是没有。比较接近于宗室的是魏咎，在亡国以前为宁陵君，配得上称为公子。其次是田儋，为齐国宗室的远族。
楚汉的战争，虽只经过五年，但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却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春秋的时代，所谓战争，差不多只是一两天的交锋；其后规模扩大，有“围城”之类的举动，也至多是几个月或十几个月的事。到了秦始皇削灭六国，时间是延长了，但交战的双方，在力量上并不是对等的。只有楚汉，才是两雄相对，而且战场扩充到当时中国幅员的全部。
黎东方《细说秦汉》二九、陈王奋起
在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推翻秦室的大革命之中，首先发难的是陈涉。他本是河南太康县农村中的一个长工，这时候夹在九百个戍卒之中，要远戍渔阳(河北密云)，中途借着大雨阻滞行程的机会，便煽动了同行的戍卒，说限期已经耽误；迟到，按秦的法律是当斩的；逃亡，也是不免一死；不如索性造反。于是杀了带领这九百戍卒的军官，自称将军，以吴广为都尉，定国号为大楚，不设国王，诈称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与楚将项燕尚在人间，奉为领袖。后来，从安徽宿县发展到河南的淮阳，即陈国的故都，陈涉才索性自称楚王。但是天下各方崛起的群雄，都喜欢称他为“陈王”。他自己姓陈，所据的地方又是陈国的故都，所以称他为陈王，比较称他为楚王，要更合逻辑，更为顺口。
陈涉在宿县起义的时候，只有九百人：到了据陈称王，便已有了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兵数万。他早已分遣徒党，到各方面去扩充势力，葛婴向南，武臣向北，周市向东，吴广向西。葛婴到九江郡，立了楚的“宗室”襄强为王，后来听到陈涉自己立为楚王，就杀了襄强，归陈请罪。武臣呢，到了邯郸，便决定自封赵王，割据为雄。
被派往东方去的是周市。当周市兵到山东的时候，齐国宗室的远族田儋，已经杀了秦朝的狄县县令(狄县在今天的高苑县西北)，自为齐王：周市只好回兵河南，占领魏国的故地，请陈涉册封魏国的宗室魏咎。同时，赵王武臣也派了韩广，向河北省北部发展。韩广完成任务，却也效法武臣的故智，自号燕王。于是楚、赵、齐、魏、燕，都已有王，差不多恢复了秦始皇统一以前的局面。剩下的只是韩国的土地尚在秦手，陈涉也未曾册封何人为新的韩王。
被派往西方去的是吴广，陈涉封他为假王。吴广进展到荥阳(郑州西北)便与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相持不下。陈涉又另外派了曾经充当过项燕的军师的周文，率领数十万大军，绕道西进。周文顺利进入函谷潼关，进迫咸阳，驻兵于戏亭(临潼东北)，不幸遇着秦将章邯极有能力，率领郦山的苦工与“奴产子”(奴隶们的儿子)大败楚军。周文退出关外，一退再退，终于自杀。
这时候已是二世元年十一月。章邯乘胜东进，解了荥阳之围，又屡败楚军于今日郏城、许昌、及淮阳的西境。陈涉逃奔安徽阜阳，在蒙城西北的地方为部下所害。陈涉既死以后，部将秦嘉立景驹为楚王。陈涉的另一部将召平，矫陈涉之诏，立项梁为楚的上柱国。项粱进攻秦嘉、景驹；杀了他们，成为反秦运动的领袖。
项梁拥立名字叫做心的楚怀王的孙子(二世二年六月)，仍称为楚怀王。章邯已与齐魏二国的军队，会战于临济的城下，齐魏之军大败，魏王咎自杀。齐王儋的从弟田荣，逃奔东阿，为章邯所追逼。项梁与刘邦、项羽，率兵来解东阿之围，大破章邯，乘胜南屠城阳，再破秦军别将于濮阳之东。项梁留攻定陶，施以围攻。刘邦、项羽二人则向西扩展，取得雍丘，在雍丘斩杀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又继续攻打外黄、陈留二县。这时候，留攻定陶的项梁，被章邯统率了增援的秦军，前来袭击，不幸战死。
反秦运动的前途，领导革命的责任，从此落在刘邦与项羽二人的肩上。
黎东方《细说秦汉》三○、项羽在巨鹿大显威风
刘邦、项羽二人在陈留听到项梁的凶耗，立即会同项梁的另一部将吕臣，回师东向，在徐州与砀山的一条线上，排成抵御定陶、保卫盱眙的阵势：“吕臣军彭城西，项羽军彭城东，沛公军砀”。
极度恐怖中的楚怀王，这时也来到彭城，与吕臣、刘邦、项羽相会。他虽然是一个极平庸的人，但在危急的时候，也常能发挥很大的勇气与魄力，这时突然发号施令，夺去项羽与吕臣的兵权，由自己直接统率。对于刘邦，他独垂青眼．封为武安侯，任命为砀郡的郡守：“砀郡长”。吕臣被他调署为“司徒”。吕臣的父亲吕青，被他拜为“令尹”。项羽被他命为副指挥，“次将”，跟随上将军宋义，去救被围的赵国。
赵国的国王赵武臣，于章邯大兵压境的威胁之下，已为叛将李良所杀。陈余和张耳逃出邯郸，找到了赵国的一个宗室赵歇，奉为赵王。章邯令王离追围张耳、赵歇于巨鹿城(今河北平乡县)，自己留驻(平乡县南的)棘原，一面防备楚国的救兵，一面凭临大河，接应陕西与敖仓输来的粮食；在大营与王离的营垒之间，筑了一条甚长的甬道，以求便于输运。陈余逃到正定一带，集合了几万救兵，驻军于巨鹿城的北方，但自顾兵少，未敢就与章邯交锋。燕王韩广，齐相田荣，虽则均派有援军前来，也是深沟高垒，袖手旁观。
宋义统率楚军，行抵安阳，滞留四十六日，采取了相同于陈余及燕齐诸将的政策。是个人的胆怯?还是等待两虎相斗，一死一伤，再从而“我乘其敝”，如他自己所说?或是居心观望，暗中与齐国勾结，共谋袭楚，背叛怀王，如项羽所指摘?我们无庸加以判断。总之，奉命救赵，而不执行救赵的命令，则是事实。宋义有该杀的罪，而敢于杀他的只有项羽。
项羽是一个二十五岁的英勇少年，在山东河南都已屡次立了功勋。这时候，叔父既已死于敌人之手，自身又被夺了兵权，同时看见革命的赵国为秦军破灭，宋义却拥了大军，观望不前。国仇，家恨，义愤，与个人的郁郁不得志，都堆积在项羽的心中。他对宋义贡献立即渡河的意见，不仅遭受了讥嘲，什么“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又蒙受公开的侮辱与威吓，宋义下令，“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项羽忍无可忍，拿出刺杀殷通的身手，毅然决然，第一步“即其帐中斩宋义头”；第二步，立刻派当阳君英布，率兵二万，渡河救赵。
在巨鹿的城下。英布获得小胜。陈余继续向项羽请兵，项羽便索性率领全军渡河，沉舟，破釜，烧营，只带三天的食粮，使得全体军士，皆有必死的决心。在战略上，他采取外线包围的方法，把那位围攻巨鹿的王离，用楚军来反包围。同时，断绝王离与章邯之间的甬道。前后与秦军交战九次，九次都是楚军与秦军单独作战，诸侯军只敢作壁上观。王离终于被虏．项羽完成任务，获得诸侯将军的一致崇拜拥护，不仅为楚怀王的上将军。而且是“诸侯的上将军”。从此，他成为反秦运动的实际的领导者。
章邯于此次挫折以后，丧失了对自己的自信力，增加了对项羽的畏惧。这时候，赵高对他表示不再信任；同时也有人向他劝告，脱离秦廷，与诸侯的军队缔结合纵的条约，瓜分秦的领土，南面称乇。经过六个月的考虑．与一两次的继续战败，章邯决定投降。项羽立刻封他为雍王，留在楚军的部队里，作为参议：另外派自己的亲信司马欣为上将军，统率章邯的旧部．为攻秦的先锋。
诸侯的将军，跟随项羽去西向攻秦的，有赵国的司马印、张耳，齐国的田都，燕国的臧荼。兵员的总数，有六十万人以上。
大军行抵洛阳，张耳的部下申阳已经先期平定三川郡(洛阳一带)，迎接项羽。走到洛渴以西的新安，章邯旧部的秦军，表露出动摇的倾向，项羽便于一夜之间，将他们加以包围，全数活埋，传说埋了约有二十万人之多。
再西，走到函谷关，关上的小卒，不是秦军，而是武安侯刘邦的军队。项羽这才明白，当自己与章邯相持数月，耗费光阴的时候，这留守砀山的刘邦，久已兼程西向，由南阳进入武关，占领咸阳，受秦王子婴之降，比自己先了一着。
秦朝既已覆亡，现今的问题不是反秦运动的领导，而是今后中国政治的支配权。刘邦先项羽而人关，取得了天下人民认为最大的功勋，取得了最高的声望，取得了最优的地势。
单纯为了反秦，项羽就没有入关的必要，关内的秦廷现已消灭，占据关内的是同隶于楚怀王旗帜下的刘邦。但是为了争夺领袖的地位，支配今后的全中国，项羽便不能不立刻人关与刘邦一决雌雄。
刘邦派了军队，守住函谷关。项羽毫不犹豫，立刻命令英布向这一部分的“友军”攻击。这“友军”在英布的面前，真是不堪一击，一击便垮。于是项羽就率领四十万的大军，长驱直入，驻军于戏亭之西的鸿门(临潼县东)，威胁咸阳。刘邦已从咸阳(今长安县东)，进驻于今日灞桥所在的灞上。
项羽准备以一天的时间，击破刘邦的十万人。就在那一天的早晨，刘邦却亲来鸿门谢罪，只带了一百名卫兵。
刘邦向项羽说：“我与将军共同反秦，我担任黄河南岸，将军担任黄河北岸，我自己不曾估计到，能够先人关，在这里见到将军，这完全是侥幸。现今是有小人，在挑拨离间我们的感情，所以我必须来解释。”年少的项羽，于是为感情所克服，不再有解决刘邦的念头；立刻以盛大的宴会，招待这一位成功的战友。
项羽对刘邦宽大，是因为刘邦先向项羽屈膝，表示拥护。中国第一人的地位，仍属于项羽。虽则刘邦是占了入关的首功，但真正击破秦的主力的，究竟还是救赵的项羽。真正为诸侯之领袖的，自从救赵胜利以后，也是项羽。
所以项羽就不杀刘邦而杀秦王子婴，烧了秦的宫室。又通知楚怀王，说要大封诸侯。将秦始皇所统一的天下，分成一块一块，赏给有功的将军与各国的宗室。项羽说：我要恢复封建的局面。楚怀王当然只有答应。
秦国旧有领土之中，秦岭以北的渭水流域，不宜封给刘邦，虽则刘邦较想占有这一块肥沃的区域。项羽把它分成三块。一块，咸阳以东，封给项粱的老友，自己的部下，曾经代替章邯来统率秦军降卒的上将军司马欣，国都设在栎阳(临潼东北七十里)，称为塞王。“塞”是指的“桃林塞”，就是今日的潼关。陕北，封给那最先劝章邯投降的董翳．称为翟王(翟与狄本是一字)，都城设在高奴，就是延安。咸阳以西，封章邯为雍王，都于废丘。在长安县东南十里。这三个王国，合起来称为三秦，是用来监视刘邦的。
刘邦所封的地方，是秦岭以南的汉中，加上四川。这四川也是秦的领域，但是人烟稀少，离开中原也是最远。刘邦的都城，指定为汉水上游的南郑。刘邦的封号是汉王。
赵王赵歇，改封为代王；赵国的地方另封给跟随人关的张耳，称为常山王。
齐王田市．改封为胶东王：齐国大部分地方，另封给跟随入关的田都，以田都为齐王。齐国旧有领域的北部，封给齐国的宗室田安，称为济北王，因为田安在项羽救赵的时候，曾经以济北的地域归顺项羽，这胶东王田市、齐王田都，与济北王田安，便是所谓三齐。
燕王韩广，改封为辽东王；把燕国的地方，改封跟随入关的臧荼。魏王魏豹，削封为西魏王，都于平阳(临汾)。韩王韩成，本为项梁所立，未曾更动，但暂时不许就国。最勇敢而得力的英布，封为九江王，统治当时的九江郡，都于六，今日的六安。百越的酋长吴芮，封为衡山王，都于邾，湘潭县的株州。楚怀王的柱国共敖，攻克南部，封为临江王，都于江陵。赵国的将军司马印，平定河内，封为殷王，都于安阳。张耳的嬖臣申阳，首先替项羽攻下三川郡，封为河南王，都于洛阳。
以上，共有十八个国王。
项羽认为楚怀王不应继续称王，应该升格，于是尊称他为义帝。
项羽自身，是事实上的皇帝。但又表示谦逊，自封为西楚霸王；都城，他选定了徐州(彭城)。
他大封诸侯，取得霸王的名义以后，对于已焚烧的咸阳，不再留恋，带了秦宫的珍宝美女，很迅速地回到彭城。这是当他叔父遇难的时候，他曾经一度驻兵的地方。也许这离开宿迁不远的所在，也是他儿时的故里。他认为做了霸王而不回彭城，便是“富贵不回故乡，如衣锦夜行。”
这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刻。天下的局面，在他以为都安排妥当，事实上，到处都埋下了乱苗，到处都是危机。各国的将军，凡是跟随他人关的，都封为本国的国王，使得原有的国王都要迁徙到较苦的地域。这，便是乱苗。陈余，一个失意于张耳的人，虽然受了二县之封，丝毫不曾感到满足；张耳一日为常山王，陈余便一日不能停止他的愤怒与妒嫉，便要设法推倒张耳，不惜与项羽为敌。陈余自己的力量也许很小，加上田荣，这位事实上的齐国领袖，而不曾受有寸土之封的人，便足以扰乱项羽所统治的半个天下。
况且刘邦尚在那另一半的天下里，正在准备，正在行动，已经开始做他的统一三秦，进一步推翻项羽、统一中国的工作!
黎东方《细说秦汉》三一、先入关者王之
我们若是知道刘邦入关的详细经过，便不至于惊异，为什么刘邦敢于和项羽对抗，为什么他后来能够终于战胜项羽，把中国的政治重新拉到统一的道路之上。
他在入关战争的过程中，表现了他的能力，养成了他的干部，奠定了以后成功的基础。
他有什么能力?他并不是一个军事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既不能斩将搴旗，或运筹帷幄。也丝毫没有什么具体的政治概念，或实际的政治计划。然而他表现了什么呢?他表现了肯干、舍得干、干到底的精神还有什么，他能够用人，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必须借重别人的能力；他又随时都觉得他自己所用的人还嫌不够多，不够好，于是不断的吸收新的人才。因此．他集合了、养成了他自己的优良干部。干部，正是事业的基础。
当他初起丰、沛的时候，跟随他的只是若干最下层的平民与最低级的官吏。樊哙，“以屠狗为事”；夏侯婴，是赶车的“司御”；周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萧何，是沛县的刀笔吏；曹参，是沛县监狱的看守员。
因此，在二世元年九月，他以“亡命”即土匪的资格，起事于沛县的时候，所能做的只是小股流寇式的勾当。当然，他之所以成为亡命，也有一段侠义的、类似于陈涉的经过。他本是沛县的泗水亭长。位置相当于联保主任(里长)，奉了秦廷的命令，押送本县的壮丁，至陕西的郦山参加徭役。在遥远的、充满了悲惨远景的长途跋涉之中，逃亡的人数占了很高的比例。他自己并非热心于徭役、拥护秦廷苛政的人。他想，壮丁们以如此的速度逐渐逃亡，大概等到了目的地，所剩也无几了，不如将这些可怜的兄弟们一起释放，自己也免得在交差时受累，落得放荡江湖，不做什么亭长，不做良民。
他以相同于陈涉的决心，干下这一件犯法的事。那时候，比陈涉起义还早，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他也就率领了十几位不愿离开他的壮丁，在离家不远的山中落草为寇。
沛县的县令，无法将他剿办。这一位县令，颇像会稽郡的郡守殷通。正如殷通企图响应陈涉，令项羽去招引大盗桓楚，结果是反被项羽所杀：沛县的县令也命令萧何去招引流落江湖的刘邦，共举大事，而结果是，刘邦来时，同时也来了几百名土匪群众。县令中途后悔，想闭门不纳，并且想斩萧何；但他很快便死于城中的“父老们”之手。于是刘邦进城，领导革命。
由于沛县的地方太小，刘邦不便称王，也不曾有别的革命集团给他以任何名义，萧何等人就共推刘邦为“沛公”。从此，刘邦就以沛公的名义，毫无所属地参加反秦的斗争，为革命势力的一小单位。
他的活动，也只是小规模的流寇活动。西入函谷，直捣咸阳，他不仅没有这个勇气，根本还没有这个抱负。他所求的．只是于沛县之外，略为向外扩充，造成一块相当大的地盘。然而，由于他这时候缺乏方法，缺乏优良的干部，始终是攻下一处，便丢去另一处，能攻而不能守。并且活动的范围，只限于邻近的数县：沛县、丰县、滕县、金乡、鱼台、砀山、萧县。他只是一个三四等的流寇。
刘邦从沛县出发，一口气打下了三个县：胡陵、方与、丰县，并且进展到薛县与下邑．击杀了秦的泗川郡郡守。但是，替他守丰县的一个部下，雍齿，却背叛了他，不再听他的指挥，而改听魏王咎的丞相周市的指挥(这位魏王咎，是魏国的宗室，也已经对事造反，自称魏王)。
刘邦回军到丰县，来打雍齿；打不过雍齿。他转往留县，向驻扎在留县的秦嘉求救(秦嘉是陈涉集团的一分子，被陈涉派到了这个地区来活动，当时陈涉还不曾自称“楚王”。秦嘉自作主张，找到了楚国的一位宗室，景驹，立为楚王，自己作了景驹的丞相)。
秦嘉给刘邦以相当的支持，让刘邦又打了三次小仗。第一次小仗，在萧县之西对抗秦军章邯的部下司马尼，被司马尼杀得大败。第二次小仗，偷袭了秦的两个县，砀县与下邑，成功。第三次小仗，再和雍齿较量，又输在雍齿之手。
刘邦转向薛县，投奔驻扎在薛县的项梁。项粱这时候兵精粮足，已经拥立了一个名字叫做心的牧羊童子为楚王，而且称这位楚王为“楚怀王”(以纪念困死在秦国的那一位楚怀王)。项粱拨给刘邦五千名受过训练的兵士，十位优秀军官。刘邦于是一战而收复了他的丰县，把雍齿打得狼狈而逃。
以上，便是刘邦的最初活动。其后他随着项梁北救东阿，又偕同项羽南屠城阳，西取雍丘，我们都已经在前面叙过。
项粱之死，是革命阵容的一大转变，其重要性不亚于陈涉之死。当刘邦、项羽、吕臣共同回师徐州、保卫盱眙的时候，“楚怀王”竟然乘机夺去吕臣与项羽的兵权。项羽被派充宋义的次将，跟随宋义去北救赵王歌于钜鹿。刘邦被任命为砀郡长(等于是砀郡的郡守)。
其后，刘邦向西“略地”；入关破秦的壮举从此开始。怀王是否在这个时候，便已命令他西向人关，而且面约以“先人关者王之”，我们很应该怀疑。《高祖本纪》上，说项羽颇想分担入关的任务，愿意与刘邦偕同人关。但是怀王的“诸老将”顾虑项羽为人，“剽悍猾贼”，“诸所过无不残灭”，他们劝怀王不要派项羽担任这个偕同入关的任务，而改派刘邦一人去率兵入关。那末，既然所遣的只是刘邦一人，便无所谓“先入关者王之”的“约定”了。况且当时项羽已经随了宋义北上，做救赵的工作，根本不在怀王的左右，哪里有什么“诸将莫利先人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事实是，——刘邦自动向西发展。刘邦当时有一万余人的兵力。
也许怀壬所给他的任务，根本上不是向西略地，只是北救赵国，接应宋义与项羽而已。所以，刘邦从砀县出发，向北来到昌邑，会同本地的水寇彭越，共击秦军，不利，还师栗县，夺得刚武侯的部队四干余人，会同魏国的援军，再行北向。第二次，攻秦军于昌邑，仍是不利，这才转向西南，抵达雍丘附近的高阳。
在高阳，他遇到一个当地的文人，郦食其。郦食其劝他注意粮食，袭取秦廷仓储所在的陈留。刘邦获得了陈留的积粟，声势果然大振。郦食其的弟弟郦商，也率领了他所纠合的数干人，来参加刘邦的队伍。
刘邦从陈留的西南，转而向北，到滑县之北的白马津。这是当时的一个渡口。他是否冀图由此经过山西，袭取渭北，或又继续北向，应援项羽?事实是：章邯刚于前月为项羽所败，项羽已不再需要他这一支援军，即使确曾一度需要。总之，在白马津，刘邦击溃秦将杨熊，而不急于渡河；反而向南追击，再破杨熊于中牟之东的曲遇；作战的计划，显然有了变更。
其后，他并不西叩虎牢；却向南，攻破许昌附近的颖阳，这已进入了韩国的旧壤。韩国的志士张良，曾经在留县途遇沛公，这时随了韩王成，只剩下一千余人，正在开展流寇式的游击战争，“得数城，秦辄复取之”。这一支军队，自己成事不足，辅助别人，为大规模的正规军的向导或尖兵，力量却是很大。刘邦藉了韩兵的向导与张良的策划，很容易地从颍阳进入了轘辕关(偃师东南)，不经虎牢，而直迫洛阳。
赵国的将军司马卬，己经奉了项羽的命令．取得黄河北岸，也在图谋洛阳。也许“先八关者王之”的悬赏，正是公布于此时罢。无论如何．刘邦对于司马卬是采取了敌视的态度，立刻断绝了偃师巩县之间的平阴津渡口。
洛阳，依然尚在秦军的手中。刘邦与秦军会战“不利”，一败，退至登封东南的阳城。在登封，他选定了惊人的新的战略。他留下步兵，集合本军的骑兵，不向西再攻洛阳，而向南直袭宛县。他在鲁山县东南的犨邑，与南阳郡守吕齮作遭遇战，大胜。
吕齮退守南阳郡郡治所在的宛。刘邦以为此人的兵力已很单薄，顿想越塞而攻，再施一次突袭，直捣武关。是张良觉得必须采取较为稳当的办法。若是到了武关而一时不能攻下，吕齮出而截断后路，坚城在前，强敌在后，这是最危险的事。于是刘邦一夜之间再来到南阳城下，围城三匝，绝望的吕齮终于投降。
刘邦从南阳经过今日的镇平、内乡、浙川，到了丹水东岸。溯丹水而西北，可以直达商县之东的武关。刘邦在中途遇到了戚缌与老友王陵，请他们助攻西陵、胡阳；又有番君吴芮的别将梅鋗，帮助取得了郦县(内乡东北)与析县(内乡西北)。
刘邦兵到武关，赵高便派了人来讲和。赵高已经杀了二世，欲与刘邦分王关中，刘邦依照张良的计策，不理赵高而直接与武关的守将交涉。这些守将都是屠户商人之子，“易动以利”，刘邦一一加以收买。同时，令先锋设五万人的炉灶，多张旗帜。在如此的威胁利诱之下，守将们果然允降，不作任何准备。突然，刘邦又向他们进攻。秦兵大败，武关入于刘邦之手。
在蓝田，秦军再破，溃不成军。到咸阳，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降于轵道之旁(长安县东)。
刘邦达到了先入关的目的。按照所谓“先入关者王之”的约定，他应该被楚怀王封为秦王。他也认为，这是已经不成问题的事。因此，他便派兵守函谷关，守他自己的领域。又招募当地的壮丁，凑足十万以上的兵力。
他不曾料到．他虽派了人守住函谷关，项羽依然要来。项羽以四十万的兵力，压迫他，威胁他，令他退出咸阳。由子午谷前赴汉中，就任什么“汉王”，以巴蜀汉中作为他的领域。
秦王，项羽不许他做；秦国的本部，被分封给三个用来监视他的人：章邯、董翳、司马欣。他的十万人的军队，项羽只许他选择二万人，其余的不许带去。
项羽不曾料到，这入关以后的刘邦，已经迥非昔日的刘邦可比。项羽只晓得刘邦是出身为区区亭长，潦倒了半生，倚仗项梁支持、才有了今天割地封王的幸运的五十二岁的“老年人”。项羽自己是一个世世为楚国大将的贵族子弟，年纪才有二十七岁、力能拔山、气能盖世的少年英雄。在项羽的眼中，刘邦是很应当满足的了。这刘邦，即使不肯满足，还能有什么作为!
项羽不曾看见刘邦已经吸收了许多人才：例如郦食其、张良、与尚未知名的韩信。刘邦已经建立了军事与政治的声望：在军事上，他能经由武关，袭取咸阳；在政治上，他能除秦苛法，约法三章。这些，都是令人佩服的事。不愿意佩服他的，只有项羽。刘邦自己，当然也不曾预料到能有如此的成功，然而这种成功正足以提高他的自信：当年只是奉命“西略地”或北援项羽：结果，居然能西灭强秦。在白马津，没有胆量渡河西进；在洛阳，又因战败而没有力量西进；后来，居然经由武关而终于达到目的。亭长，成了汉王——完全是因为有了肯干与彻底干的精神。这种精神，既然能够令他由泗水亭长而成为汉王，便能保证他由汉王而成为全国的领袖。
历史，已经用了刘邦的例子，向我们证明这个原则：只须主张正确而又肯干，就能成功；只要肯干，就能有意外的成就。刘邦在过去，仅是肯“向西略地”，结果，居然灭秦；刘邦在未来，仅是肯“报复项羽，打倒项羽”，结果，却完成了中国的重新统一。
黎东方《细说秦汉》三二、刘项相争
让我们先来研究，他怎么“报复项羽”。
以力量论，他不及项羽。项羽有四十万人的兵力；他现在只剩两万(原来的十万人，已经被项羽留下了八万)。在这二万人之中，又有一些已经被项羽吓得逃走。
韩信便是被吓走的一人，萧何也继续失踪。这对于极端失意的刘邦，真是严重的打击。因为萧何是他多年的朋友，共同起义于沛县的患难之交。萧何的才干，他素来承认是在他之上：萧何是县府的书吏，他只是乡下的亭长。萧何对于他的忠诚，也是他从来不曾怀疑的。然而萧何竟然也宣告失踪，也似乎对于刘邦丧失了信心，这使得刘邦立刻怀疑自己刚刚增强的自信力于是完全消失。终日惶惶，“如失左右手”。
幸亏过了两天，萧何又走回来。萧何说：他并未逃亡他是去追回那逃亡的韩信。有韩信便有报复项羽的可能。这对于刘邦又是一件意料不到的事。韩信是谁?
韩信，曾为项梁与项羽的部下，位置甚低，没有什么表现；在刘邦被迫离开咸阳、南赴汉中的时候，韩信抱了相当的希望，自愿跟随汉王，依然位置很低，只是一名连敖(副官)，依然没有什么表现。他只跟萧何谈过话，不曾与刘邦有接触的机会。
这一次萧何对于若干逃亡的军官，一概不追，而单去追回这位连敖。萧何说，这位连敖的确能够贡献别人所没有的计谋，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不过一个如此具有能力的人，应该占有相合于他的位置，他不应该再屈身为连敖，他也不肯再屈身为连敖，他必须为将军、为大将，列于所有的将军之上。然后，他才肯贡献他的方法。
萧何的保荐，刘邦绝对依从，立刻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大将韩信，也立刻拿出消灭项羽的办法。
韩信的办法是战略。战略要建筑在政略上面，政略要建筑在政治现状的分析、各种力量的比较上。韩信说，刘邦应该承认，他个人的能力不如项羽。同时，刘邦应该乐观，因为环境不利于项羽。
项羽分封天下，有欠公平，铸成大错。在西方，令章邯、董翳，司马欣，分王三秦；令刘邦僻处汉中：不仅为刘邦本人所恨，亦为三秦父老所恨。三秦的子弟，未死于讨平陈涉之时，亦死于项羽尽坑降卒于新安之时：这笔账，全算在章邯的身上。董翳、司马欣无名之辈，毫无声望，只是项羽的私人，自然也连同章邯为三秦父老所恨。三秦的父老，的确很思念那灭秦而不杀子婴，取咸阳而不烧宫屠城，除秦苛法而仅仅约法三章的刘邦。
在东方，项羽不该迁逐齐王、赵王、燕王。这三位崛起的诸侯，都不曾有罪，都曾经派兵遣将来助项羽入关。现在项羽却分封这些遣来的将官，田都、张耳、臧荣，各自回国为齐王、常山王、燕王，驱逐原有的国王，使屈身为胶东王、代王、辽东王。这不仅令人不平，而且助长叛乱，提倡叛乱。项羽在山东、河北、辽东，都一一种下了乱苗。
在中部，魏王变成丁西魏王。魏国的东部变成了西楚霸王的领域。韩王，项羽不使之国，不令他回任，于是韩国的旧壤无形中也成了西楚霸王的采邑。义帝原都彭城，项羽要他将彭城让出，作为西楚霸王的都城。义帝被流放到郴县；走至中途，又遭项羽暗杀。
韩信继续向刘邦说：“项羽已经丧失了天下人的信仰，他只是名义上的霸王；虽则一时很强，我们很容易使得他变成很弱。”况且他对于部下不肯信任，只是匹夫之勇；他对于有功的，舍不得赏赐与封赠，只是妇人之仁。打倒他，不是难事。办法呢，我们赶快准备。等待东方有事、项羽无暇西顾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第一步击破章邯、董翳、司马欣，第二步出函谷关，直捣彭城。
以上，便是韩信与刘邦所定下的计策。中国的舞台之上，刘、项二人的争雄于是开始了。
那忠义兼顾的、可敬可爱的张良，这时已不在刘邦的左右。他送了汉王就国，便辞别汉王回去，辅佐韩王韩成，企图恢复故国。无奈项羽始终不令韩成就任，他于是只得以全部心力帮助刘邦。以前他对于刘邦只是义，今后他于义字之外，又加上昔日对于韩王的忠。在追随刘邦、由咸阳前往汉中的途上，他曾经劝告刘邦，烧绝子午谷的栈道，对项羽假意示弱，以汉中巴蜀为满足。这一个计策，收到预期的效果。项羽果然离开陕西，对刘邦不再顾虑。项羽一心讨伐逐走了田都、杀了田市、自立为齐王的田荣。不料田荣未平，刘邦已经另由故道出兵，吞并三秦。故道为今日宝鸡汉中间的公路线的所在。
赵王歇也同时对项羽造反。鼓动赵王歇的是陈余。陈余极力反对张耳以常山王的名义来享有赵国的地盘，把赵王歇挤到代国去。陈余与张耳本是极好的朋友，为什么又反对张耳呢?因为在章邯围赵的时候，两人之间发生了误会。陈余在城外拥兵不救，困在巨鹿城内的张耳，在巨鹿解围之后，曾经责备陈余，逼他辞去大将军之职。因此，两人才种下冤仇。项羽待陈余并不太薄，封他为侯。给了他三县的采邑，但是，陈余为了反对张耳，却不得不连同反对项羽所造成的局面。于是鼓动了赵王歇，叫他不要去代国，应该联络田荣，来共同违抗项羽的命令。
响应田荣的，陈余之外，另有彭越。彭越本是梁山泊所在地巨野泽的水寇。刘邦攻打昌邑的时候，彭越曾经参加，刘邦未能将昌邑打下，而去打别的城池，彭越仍旧回到他的老巢。在项羽大封诸侯的时候，不曾轮得到他，但是他已经有了一万余人，毫无所属。陈余造反以后，他就拥护陈余，作了陈余的将军，占据了定陶一带的济阴郡。
英布，项羽所最亲信而又封为九江王的，也开始消极的背叛行为。项羽令英布来帮忙讨伐田荣，他称病不去，命他出兵，他又只肯派出几千个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