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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作者:陈小冲
内容简介
本书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历史这一断代横面作为切入点，试图寻找在这50年中台湾社会是如何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成为殖民地社会，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哪些变化，给台湾历史发展进程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本书探讨了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机构和法律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台湾人民进行的反抗斗争与日本殖民者的镇压活动及日据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等。文化教育方面着重研究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教育、文化领域的作为及其实质，分析了皇民化运动对台湾社会的冲击及这一对台湾社会全方位的“改造运动”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社会经济方面探讨了台湾作为宗主国日本的资本投资场所、原料来源地和商品倾销地的殖民地社会经济特性，评估了台湾农民在日据时期的生活境遇，分析了殖民当局在台湾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政策指导下形成的畸形的社会经济结构。
第一部分
简介
本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重点课题项目资助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总序总序王忍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同时,文库也包容了国内学者撰著的一些涉及中日关系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前言
祖国内地的台湾历史研究，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才逐步开展起来的。初期，为了准备解放台湾，方便全国人民了解台湾，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王芸生的《台湾史话》，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的《台湾历史概述》等。较为系统科学的研究应当是在1979年中共中央《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地接台湾、一衣带水的福建厦门大学首先将台湾史纳入历史系的研究和教学系列。1980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成立，内设台湾历史研究室，成为祖国内地台湾史研究平台——内地首个台湾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宣告成立，此后，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陈碧笙的《台湾地方史》，陈孔立主编的《台湾历史纲要》及散见于《台湾研究集刊》、《台湾研究》等杂志上的相关论文。除厦门外，福州的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及北京、南京等地高校或研究机构亦陆续涌现了不少台湾史的研究成果。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台湾研究所，推动了内地台湾史研究工作的进行。在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台湾研究基本上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的替代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国家的学者无法进入中国大陆做研究，更无法进行田野调查，于是就将目光转向了台湾。台湾是一个典型的汉人社会，同时保存着大量的文献资料，剖析台湾能在相当程度上为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内部状况提供助益，于是它便成为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西方学者从事中国研究的田野工作对象，或者说充当了中国研究的一个替代品。不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西方国家学者进行中国研究的障碍逐步消除，台湾作为中国研究替代品的价值急剧下降，台湾史研究逐渐被剥离出来成为纯粹的地方史研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视角也从传统汉人社会转向台湾本地社会，将兴趣放在了台湾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和规律上来，加之解严后台湾本地区台湾史研究的蓬勃兴起，挟其本地人研究本地及丰富的资料优势，对于台湾史研究更是起着主力军的作用。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50年（或简称为日据时期），是台湾历史发展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相对于清代乃至郑成功父子时期的台湾历史而言，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日据时期台湾历史研究开展得尚不够深入。在台湾岛内，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历史研究是台湾史研究中开展得较早的一个领域。虽然整个台湾史研究是在1980年代末台湾岛内政治环境改变之后才兴起的，但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原本就是台湾当局开放并鼓励的一个研究课题，因此，我们看到较早就有不少抗日事迹的研究和资料的翻译出版（如对罗福星、余清芳抗日的研究）。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日据时期台湾史的完整、科学的研究应当是在1990年代之后，研究领域也从抵抗斗争史向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等方向扩展。近年来，随着一批留日学者的回归，台湾岛内的日据时期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另据台湾学者的统计，在大学和研究单位的硕士、博士论文选题上，以日据时期为题者人数大幅度增加，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台湾历史研究的重点。
台湾岛内的日据时期台湾历史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大学历史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成功大学历史系等大学及科研院所。另外还有原台湾省文献会及各地方文献会。资料整理上，除加强了对总督府档案资料的编目和翻译出版工作外，还进行私人文献和口述历史的挖掘，譬如对林献堂日记的整理出版、台湾人大陆经验的口述史料出版等。
祖国内地对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有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等，自1980年代以来，先后围绕着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台湾殖民地教育问题、两岸关系问题、台湾籍民问题、殖民地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了初步的成果。除上述两个单位外，近年来也有其他地方的一些学者在自身的研究领域内对涉及台湾部分也做了有益的探讨，对台湾殖民主义同化政策、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内地相关方面对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等，也做了不少工作，譬如福建省档案馆编辑出版的《闽台关系档案史料》。
祖国内地学者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历史的最大弱项是资料的缺乏，由于大量的资料存于台湾岛内相关典藏单位，获取不易，因此在研究工作中往往遭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由此而来，对某一问题的深入极为困难，往往陷于泛泛而谈的状态。虽在相关方法论的指导下得以对该段历史做宏观的把握，但缺乏精细的微观解剖，而缺乏微观研究积累，宏观研究也较难深入。在客观制约因素未能有效改观的背景下，积极吸收台湾及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许是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此外就是自身资料建设的不足，相信在大陆尚有不少有特色的资料亟待挖掘，如日据时期两岸关系的资料，台湾人在大陆经商、留学、任职留下的资料，还有台湾人在大陆开展的抗日斗争，如台湾义勇队、台湾革命同盟会，以及所谓的“半山”人物的研究等等，都有待展开。两岸学术界的交流也有待加强，现在海峡两岸关于台湾史研究的交流还仅限于互相参加学术会议等较低层次上，应进一步进行资料交换，人员互访，合作研究等，这样才能整体提高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水平。
在国外，日本由于曾为台湾的殖民宗主国，与台湾有着天然的联系，又藏有大量原始资料，因此对殖民地时期台湾历史的研究也较为重视。1970年代戴国率先成立台湾近现代史研究会，为日本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若林正丈、春山明哲等。现在日本国内的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基本上以东京大学、中京大学、天理大学、关西大学等为主，此外还成立了日本台湾协会等组织。他们的研究有几个特点：一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的微观研究，如经济史中的对某一企业集团的研究，对某一特定领域的探讨；二是从日本人的视角审视日据时期台湾与日本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同时还分析了殖民统治者的内部矛盾及其对台湾的影响，如中央与台湾地方当局的关系，台湾殖民当局内部总督府与台湾军之间的矛盾等。三是将台湾放在大日本帝国的框架中考察，从而探讨殖民地台湾在政治上的特殊性及在日本帝国内部经济分工中的地位、日本南进政策与台湾的关联等。
近年来，国内外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呈现出相当的细化趋向，学者们对日据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宗教、人物等等，都有了详尽的研究，如对台湾总督府、台湾军的专门研究，对台湾医生社会地位及其作用的研究，对台湾制糖株式会社的研究，对台湾银行的研究，对台湾殖民地财政的研究，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台湾共产党的研究，对林献堂、蒋渭水、李春生、简吉等等人物的研究，文学方面如日据时期台湾小说、戏剧、美术运动、皇民文学的研究，等等。其次是比较研究的兴起，将台湾与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做比较分析，揭示日本在这两个殖民地的政策有何不同之处，解释所谓“韩国人反日、台湾人亲日”的真相和历史渊源。甚至将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朝鲜、桦太、满洲国、关东州都统合在一起做比较，在当今日本国内和台湾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譬如对朝鲜与台湾皇民化运动的比较研究，两地日语普及运动的比较研究等等。还有就是不同学科间的交叉研究，譬如民族学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人类学者对台湾传统汉人社会及殖民地下台湾农业部门、米糖相克关系的研究，对台湾民间信仰的研究。经济学家对台湾殖民地经济的定量研究等等。
台湾历史有着与大陆其他地方历史不同的特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历史发展道路的中断性，往往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便被某种力量所打断。台湾早期的历史由于荷兰、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入侵而中断了正常的发展历程，而这一殖民地社会又以郑成功收复台湾宣告其终结；郑氏政权盘踞的历史到了1683年因康熙统一而纳入了中国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1895年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不得不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台湾历史又进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二次的殖民地社会时期；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光复了台湾，使得台湾人民重回祖国的怀抱。历史的中断性带来了台湾社会的诸多特点，不了解这些特点就不能准确认识台湾。正是抱着这样一个目标，本书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历史这一断代横面作为切入点，试图寻找在这50年中台湾社会是如何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成为殖民地社会，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给台湾历史发展进程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因此，在政治方面我们探讨了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机构和法律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台湾人民进行的反抗斗争与日本殖民者的镇压活动及日据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等。文化教育方面着重研究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教育、文化领域的作为及其实质，分析了皇民化运动对台湾社会的冲击及这一对台湾社会全方位的“改造运动”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社会经济方面探讨了台湾作为宗主国日本的资本投资场所、原料来源地和商品倾销地的殖民地社会经济特性，评估了台湾农民在日据时期的生活境遇，分析了殖民当局在台湾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政策指导下形成的畸形的社会经济结构。
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大致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在台湾建立了总督专制独裁统治；第二，形成了严密的警察统治网络，使台湾成为一个“警察王国”；第三，复活了封建的保甲制度，体现出日本殖民地政治统治的残暴特性；第四，实施民族压迫，台湾人民遭受着明显的不平等的差别待遇；第五，社会经济上，实施“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台湾主要发展以制糖业为主的食品加工业，台湾被日本殖民者当作大日本帝国的糖库和粮仓来设计，呈现出畸形的发展形态；第六，殖民当局在台湾经济发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投资、完善卫生设施等等，但其主观动机不是为了替台湾人民谋福利，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掠夺台湾的资源。因为道理很简单，台湾就像一头奶牛，为了从它身上挤出更多的奶，首先就得喂好这头牛。
本研究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的资助，中心领导及办公室王正主任对此十分关心。课题研究过程中，本人所在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领导及同事给予了积极支持。赴日访问期间，还得到了创价大学热情周到的接待，高桥强教授、岸寿美子小姐并在生活及资料收集方面提供了周到的帮助，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陈小冲
2005年3月6日OO·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同时,文库也包容了国内学者撰著的一些涉及中日关系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参考书目
60多年前的1937年12月13日，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刻骨铭心的日子。那时，侵华日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严重违反国际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极其暴虐的手段，屠杀中国军俘虏和无辜平民；大肆奸污妇女，将其中许多人强奸、轮奸后加以杀害；洗劫住宅、商店、机关、银行以及外国使馆，往往是抢劫后纵火焚烧。南京人民遭到空前浩劫。
侵华日军在阴谋策划和具体实施南京大屠杀之际，即深感其严重违反国际法规和人道原则，罪孽深重，实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齿，所以在杀、烧、淫、掠的同时，千方百计封锁消息，消弭罪证。对于日本随军记者和日军官兵实地拍摄的日军暴行照片，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例如日本每日新闻社随军记者所拍摄的照片，大部分以航空寄到总社，总社必须加洗4张送审，其中3张分别由陆军部、海军部、情报局审批，另一张是在审批后退回，盖有“检阅济”印记的（见图1）可以发表，盖上“不许可”印记的（见图2）则严禁泄露和发表。
图11937年10月7日日军在运送弹药采自日本每日新闻社：《不许可写真》1，日本每日新闻社1998年版，第102页。
侵华战争初期，有机会回到国内的日军官兵，大谈自己在中国战场上的狂暴行径，炫耀抢来的赃物，使一贯以“圣战”相标榜的军部十分尴尬。1939年2月陆军省发布密令，严禁归国官兵讲述在中国战场的暴行。以后又三令五申：“归国将士的不妥当的话语，不仅成为流言飞语的原因，而且损伤了国民对皇军的信赖，甚至会破坏后方的团结等等。所以再度通令，以后应更十分严格地加以指导和取缔，一则使赫赫的武功善始善终，一则使皇军的威武高度图21937年9月20日日军在上海月浦镇抓捕的中国军士兵采自日本每日新闻社：《不许可写真》1，日本每日新闻社1998年版，第77页。
发扬，以期毫无遗憾地贯彻圣战的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中译本，第462页）与这些密令相配合的，是严厉的管制措施。归国士兵携带掠夺品，必须有部队长发给的许可证。日本军部在广岛县似岛设立检疫所，所有归国士兵必须经过以检疫为名的私人物品检查，方可登陆。在私人物品检查过程中，宪兵扣留一切记载战争暴行的文字资料。从战场上陆续回国的士兵也受到言论控制令的严厉约束，几乎没有人敢泄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日本军部迅速命令销毁所有有关侵略战争犯罪和暴行的档案资料，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文件则在重点销毁之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一案时，尽管怀疑没有日本军部和战地指挥官的策划和组织，不可能长时间地实施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暴行，但是没有找到直接证据，最后只能“纵兵杀戮论”判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死刑。
战后，尽管日本政府千方百计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拒绝公布有关档案资料，使侵华日军策划和实施南京大屠杀等罪行长期被掩盖，日本右翼势力乘机歪曲历史，混淆视听，妄图为南京大屠杀翻案；但是，近年来一些罪证陆续面世，足以使南京大屠杀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资料主要包括“加害方自供”和“中立方证言”这两方面当时形成的第一手资料。
“加害方自供”以日军军方文件《战斗详报》和参战官兵《阵中日记》等战时公私文书为主体。尽管战时军部采取了如此严厉的管制措施，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战时公私文书，躲过检查，留在士兵手中。日军士兵东史郎的《阵中日记》（见图3）是因为患病住院，单独回国，没有经过似岛检疫所，直接登陆，而留在手中；日军士兵增田六助、上羽武一郎等人的《阵中日记》是因为写得非常简略，检疫所的宪兵认为问题不大而退给他们；日军士兵北山与的《阵中日记》是因为收藏在机关枪中队的公用行李里而避免检查的；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一大队第四中队《阵中日志》（见图4）是放在被大本营以特别命令从前线召唤回国的将校的行李里而保留下来的；等等。日军下级官兵能够将记载南京大屠杀暴行图3日军士兵东史郎的《阵中日记》；东史郎提供。
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一大队第四中队《阵中日志》；采自下里正树《被隐瞒的联队史——二十联队下级士兵所看到的南京事件真相》，日本青木书店1987年版。
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1937年12月13日的《阵中日记》，记述了“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采自〔日〕秦郁彦著《南京事件》，日本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的《阵中日记》、《手记》以及部队的《阵中日志》、《战斗详报》保存下来，实属不易。这些“加害方自供”披露了南京大屠杀真相，有许多是屠杀以后毁尸灭迹，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的极其残暴的情节。更为重要的是，“加害方自供”道出了侵华日军战地最高指挥官如何下达“屠杀令”，日军各部队如何执行“屠杀令”，日军官兵进行杀烧淫掠时的心态等凶手方面的黑幕。这些都是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千方百计寻觅而没有得到的。
属于“加害方自供”的还有侵华日军高级军官的《日记》、《自传》，其中有意无意地记录了实施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也有日军官兵以真名或假名发表的《亲历记》、《手记》，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反省和忏悔；等等。
在“加害方自供”里，日军官兵的认罪供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击溃盘踞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抓到一批日军俘虏，押回苏联，关在战犯管理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这批战犯引渡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设立中国军事法庭予以审判。这批日本战犯之中，有几个人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他们在笔供中交代了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重要情节，包括日军最高战地指挥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达的“屠杀令”。
日军少佐太田寿男笔供，供述日军在长江边毁尸灭迹的罪行；藏中央档案馆。
日本驻华使馆外交档案是“加害方自供”的重要内容，当时日本驻华大使同日本外务省及各领事馆的往来机密文电，成为日本政府了解和纵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图7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发给驻北平参事官森岛的电报，暴露了日本政府完全了解日军在南京的杀烧淫掠等暴行，纯属蓄意纵容。
满铁档案中的有关档案资料也是“加害方自供”的重要内容，满铁记者随日军进入南京，拍摄了许多照片，满铁特务班也进入南京，协助日军实施血腥屠杀，并且形成机密报告，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
“中立方证言”在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除了当时形成并且随后公布的南京国际安全区档案等重要资料以外，最近发掘的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收藏的美国在华传教士文献，是外籍人士见证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资料，其中贝德士、魏特琳、费吴生、史迈士、威尔逊、马吉等人的日记、书信具有重要价值，往往两三个人同时见证同一件日军暴行。日军南京特务机关宣抚班提交的《报告》，记述日军以搜捕“败残兵”为名屠杀中国军俘虏和平民的暴行；采自满铁秘档，藏辽宁省档案馆。德国外交档案中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资料也是“中立方证言”的重要内容，作为日本同盟国的德国，其驻南京大使馆外交人员在给本国政府秘密报告中反映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构成无可辩驳的中立方证言。而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日记公诸于世，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
美国公开日本战时外交档案，其中关于日本外务大臣给日本驻美大使的机密电报，也揭示了日本政府了解和纵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
以往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考证，往往重视文字资料而忽视照片和电影资料。当时实地拍摄的照片和电影资料有着文字资料无法比拟的作用，尤其将照片和电影资料同文字资料互相印证，则对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藏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日本随军记者的战地照片，当时日本军部允许发表，是为了炫耀赫赫武功，并没预料到会成为屠杀罪行的真实记录，尤其可以同“加害方自供”互相印证。还有一批战时禁止发表的战地照片，如日本每日新闻社随军记者拍摄的战地照片和文字说明，每日新闻社都收藏起来，每一年的“不许可”照片都能装订一大本。在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每日新闻社接到军部命令：“可当作战争见证的资料，必须全部销毁！”（李抗和主编：《血泪抗日五十年摄影全集》第4册，乡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页）摄影部主任高田正雄拒绝这一命令，将随军记者拍摄的战地照片藏在大阪总社的仓库里，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照片陆续面世，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佐证。
日本每日新闻社随军记者拍摄的战地照片；采自李抗和主编：《血泪抗日五十年摄影全集》第4册，乡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13页。
日军官兵也自行拍摄了许多屠杀中国军俘虏和平民的照片。一个日本兵拍下了16幅日军暴行照片后，拿到南京金陵照相馆冲印，在该照相馆工作的罗锦加印了一套，装订成册加以秘藏，后来又由其学友吴璇保存下来。抗日战争胜利后，该相册呈交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
是罗锦加印的日军自行拍摄的屠杀暴行像册；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社摄影部将所搜集到的日军官兵自己拍摄的屠杀现场照片数十帧装订成册，提交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是日本兵拍下了的16幅照片中的一幅：刽子手的刀锋挥过，中国军俘虏的脖子已断，脑袋还没有落地的瞬间；在围观的日军官兵中有三个人正举着相机在拍照；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中央社摄影部将搜集到的日军官兵自己拍摄的屠杀现场照片装订成册；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当时留在南京的传教士、教师、医生、记者、商人等外籍人士，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许多日军屠杀暴行的照片。其中，美籍传教士马吉在千方百计保护国际安全区难民的同时，拍摄了大量的摄影镜头，随后编辑成纪实影片《南京暴行纪实》，每组摄影画面都配有时间、地点、内容等背景解说文字，形象真实地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实态。
中央社摄影部搜集的日军官兵自己拍摄的屠杀现场照片中的一幅，日军士兵将中国平民作为活靶子，练习刺杀；日军军官为了让新兵“练胆”，也经常命令新兵将中国军俘虏或平民当做活靶子刺杀；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电影资料部门收藏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资料以及中国档案部门收藏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图片资料，尤其是从日军俘虏那里缴获的屠杀暴行照片，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
正因为有这么多“加害方自供”、“中立方证言”，辅以“受害者控诉”，现在可以逐月逐日地揭示这场60多年前的包括杀烧淫掠等暴行的大屠杀的全过程。正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美籍牧师马吉在当时的日记中记载的那样：“我认为应该把它们记下来，这样，这些不可泯灭的事实终有一天能公诸于世。”（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采自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背景解说文字：“1937年12月16日，上海路。中国妇女下跪请求日本士兵不要杀害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他们仅仅是因为被怀疑当过兵而被无情地驱赶在一起。成千上万的平民也被这样用绳索捆绑起来，驱赶到下关的长江边、众多的小池塘边和空旷的场地上，在那里他们遭到机关枪扫射、刺刀砍杀、步枪齐射，甚至被用手榴弹处决。”
战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性质，一直存在多种看法，其中主要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提出“纵兵杀戮论”，在对南京大屠杀罪魁松井石根量罪时判定：“本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于这些恐怖行为，他置若罔闻，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缓和它。”“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他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的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的责任。”（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中译本，第551页）
日本兵砸开大门，闯入民宅；采自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的电影资料。
日本右翼势力提出“指挥失控杀害论”、“战争行为伤害论”、“俘虏叛乱击毙论”等，其代表人物、原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称：“即使发生了搜捕和处死潜伏便衣队，或在指挥失控状态下处理俘虏等问题，也不能说成是所谓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杀事件，而应该判定为因战斗行为造成的牺牲，尤其几乎不存在集体屠杀中国平民和妇孺之类的事情。”（田中正明：《南京事件的总结》，日本谦光社1987年版）田中正明还声称：“幕府山的俘虏在山田少将采取将他们驱逐到长江流域中州地区的措施时，发动了叛乱，这些人因此被击毙，这也算不上屠杀。”（〔日〕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日本辗转社1995年版）
日本洞富雄教授于1982年提出南京暴行的责任在于以下方面：“军部不按国际法处理俘虏问题”；“战地指挥官对于掠夺、强奸的默认”；“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抵抗”；“迅速进军造成粮食不足”；“军队的疲敝导致训练不够”；“作战毫无正义”；“各部队长为最先攻入南京而急于抢头功，强制部下进行艰苦的战斗，使官兵心态错乱”；“激烈的战斗行为丧失人性”；“日本现代军队的渐趋堕落”；“年轻军官的骄横残暴”；“日军官兵对中国军民的蔑视”；“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导致官兵的道德败坏”等。洞富雄认为松井石根是悲剧人物：入城后的12月18日把军官集中起来“挥泪提出警告也被当作耳旁风”。”（〔日〕洞富雄：《定本南京大屠杀》，日本现代史出版会1982年版）
台湾李恩涵教授于1989年提出“屠杀令”问题，指出：“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军令依据即为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两次‘城内扫荡’与‘扫荡败残兵’的命令”；“其部下上海派遣军朝香宫鸠彦与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因而进一步发出屠杀俘虏（‘败残兵’）的命令；此后该屠杀命令即逐级地传达下去，而有师团屠杀命令、旅团屠杀命令、联队屠杀命令，以至于大队屠杀命令、中队屠杀命令、小队屠杀命令等等”。（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令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地18期，1989年6月）
图18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图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南京孙宅巍教授在《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设有专节《罪恶的预谋与屠杀令》，论证“日军所继续的南京大屠杀，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罪恶行动”。
以往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及性质的考证，往往重视文字资料而忽视图片资料。在考证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重大史实时，图片资料无疑具有比文字资料更加准确、形象、生动的特点；图片资料如果能同文字资料互相印证，则其价值就更高。但是，图片资料在使用上难度较大，只有在弄清楚该图片的时间、地点、内容、背景以及拍摄人的情况下，才能用于史实的论证。我发表论文《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暴行——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光明日报》1995年7月3日史林版），主持编撰《南京大屠杀图证》中日文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编制纪实录像片《南京大屠杀实证》（北京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1995年版），都用图文互证的形式，论定侵华日军战地指挥官下达“屠杀令”、日军各级部队执行“屠杀令”和日本军部的纵容，南京大屠杀实为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暴行。
本书采取图文互证、图随文行的体裁，大量采用当时形成的“加害方自供”、“中立方证言”和“受害方控诉”等第一手资料，依时间顺序，逐月逐日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实态。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大体可以分为8个阶段。本书在记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以后，依据这8个阶段展开，记述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