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一章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确立.12
在台湾的工业历史上，食品加工业（实际就是制糖业）是最主要的工业部门，它利用台湾丰富的甘蔗原料制造砂糖及其副产品酒精，供应日本国内及国际市场，为日本节约了大量的外汇，给日本经济稳定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工业化阶段的台湾，为配合战争的需求，重化和军需工业是发展的重点，其基础除了充沛的电力外，由于岛内矿产资源的缺乏，还需要从岛外输入原材料。由于台湾地理位置靠近南方，东南亚成为台湾工业化的重要资源供给地之一，台湾的电力、日本的技术加上海外资源相结合，构成了台湾战时工业化的主要生态构架。在此一模式下建立的重要工厂包括高雄花莲港的日本铝业（原料来自荷属印尼）、高雄的南日本化学工业及旭电化（原料来自我国东北及台湾岛内）、花莲的东邦金属（原料来自南非、缅甸及西伯利亚）、基隆的台湾电化（原料来自旅顺、大连及日本国内）、松山的台湾电力（原料来自越南、菲律宾）、花莲的东洋电化（原料来自南洋群岛）、高雄的台湾特殊窑业（原料来自福建金门）、台北的南海兴业（原料来自朝鲜和日本国内）、台北的台湾橡胶（原料来自南洋及台湾岛内）等等。张汉裕：《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109～111页。
1941年10月，台湾总督府召开“临时台湾经济审议会”，规划台湾的工业化和交通发展。会上提出“工业振兴方案”和“交通设施整备与扩充方案”，要求台湾加大电力及煤炭等能源开发，规划工业区和资金供给，重点发展国防工业和与南方原料相衔接的工业；交通方面，统一管制台湾交通，重要统制物质优先运输，加强陆海运输能力，改善台湾与日本内地的交通，建设以台湾为中心的南方交通圈。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二次生产力扩充计划”，对军需工业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南方资源的获取也是方向之一。对于台湾重要产业——糖业也实施了改革，即减少甘蔗种植面积，以浊水溪为界，“南糖北米”，同时促进台湾各大制糖厂合并。由于台湾受战争影响与日本内地和外界的交通愈益困难，经济自给性的要求更为强烈，为维护台湾社会的稳定，台湾的民生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发展，如酱油、醋、味精、食用油、药品、电池、电灯等等，均倡导自行制造，因而消费品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1943年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受到盟军的打击，前线吃紧，对后方补给要求大大加强了，台湾也在此背景下实施“台湾决战态势强化要纲”，强调急速增强军需生产、粮食生产，实行国民动员，提供应急劳动力。随后颁布的“台湾决战非常措置实施要纲”，针对台湾被盟军潜艇封锁这一现实，在工业方面更注重利用台湾本地资源，如制糖业的副产品酒精可供飞机燃料，以及对台湾木材的利用等。1944年后，台湾岛遭受轰炸，本身就成为战场，该年8月总督府发布“台湾战场态势整备要纲”，要求将所有设备、技术和人力均投入战争使用，紧缩一般民生需求，以应对危局。日据末期台湾规模较大的新兴工厂主要有台湾重工业、高雄制铁、前田砂铁钢业、东亚造船、起回造船、高雄造船、南方水泥工业、台湾窒素、台拓化学、台湾花王有机、东亚制纸、植松木材、台中州酱油、南日本渔业统制，行业涉及金属、机械、窑业、化学、木制品、食品等。
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化的绩效，从1930～1945年若干工业产品统计数字中即可略见一斑：铝锭从零到1941年最高12204吨、水泥从121961到最高点1944年的303438吨、碱从零到1944年的6949吨、氰化钙从零到1941年的12647吨、过磷酸钙从14154到1944年的25449吨、发电量从179197092千瓦时到1943年最高1195326828千瓦时。以工业产值计，依物价指数折算后1931～1942年增加约60%，可谓发展迅速。然而我们看到，在工业结构上，食品工业一直都是日据时期台湾工业的主干，1940年前占全部工业产值的60%～70%，1942年也占50%以上。在工业化时期得到重视的化学、金属、机械三类工业产值占总产值最高仅为22%，各类工业投资中，重化工业的比重随着工业化的展开而有了大的提升，但亦始终是食品工业占首位。换句话说，台湾的工业化虽然改变原先一面倒的注重食品加工业——实即制糖业的状况，优化了工业经济结构，但台湾工业的总的态势并没有（或者说还未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总体来看，日据后期台湾的工业化促成了台湾社会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体现在农业与工矿业产值比率的变化上，1938年工矿业产品产值已超过了50%，“足征台湾彼时已非以农业为重心之经济”张汉裕：《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237页。。工业产品结构中，1942年轻工业占739%，重工业占261%，后者呈现强劲的上升趋势。台湾人口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30年的542%降低到了1943年的495%。张汉裕依据赫夫曼(Hoffmann)比率指标衡量，认为台湾在日据末期已达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亦即进入了初级工业化社会《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240页。。
再来看战时台湾总督府三大政策之一的“南进基地化”。众所周知，台湾地处日本与南中国及东南亚交通的中心点，是日本南进的跳板，也是日本获取南方丰富石油和矿产资源的重要通道。日本据台后，积极以台湾为基地开展南进（对东南亚）及对岸（对华南）扩张，在这当中台湾总督府扮演着南方政策的策源地和执行者的角色。1935年台湾总督府召开“热带产业调查会”，“官民一致”地主张强化对南方的开拓步伐，并为此设立了半官半民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作为负责向华南和东南亚扩张势力的实体。“七七事变”后，台湾在日本南进中所占的位置愈形重要，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的加快及其在国际社会的日益孤立，对经济自给性的要求十分紧迫。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内，经济分工体系逐渐被规划和建立，即由台湾供给米、糖、电力，朝鲜供应米、电力、金属，伪满洲国提供铁矿、煤炭、大豆，华北提供原料炭、黏土、棉花、盐，南洋群岛提供磷矿、磷酸盐，荷属印尼提供石油、铁矾土，马来西亚提供橡胶等。 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6，第41～42页。台湾的地位相比战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30年代后伴随粮食过剩危机而来的日本国内对台米需求大减，加上世界甜菜糖业的兴起及南洋廉价糖的输入，台湾作为米糖供应者的地位在下降，“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面临着挑战。台湾进入工业化阶段后，限于岛内资源的贫乏，外来资源的获取和市场的开拓便成为重要课题，而这又正是南中国和东南亚的优势所在，“工业台湾、原料南洋”的转换格局逐渐形成。因此，向南方的扩张顺理成章地成为台湾总督府的一项主要施政内容，对于战时台湾南进政策，第十八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在1941年台湾临时经济审议会上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说：“现今正举国家总力迈进中的支那事变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是我民族未曾有过的大业，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克服任何困难，尤其是在经济上，必须确立以日、满、支为主干的包含南方各区域的自给自足经济圈，推进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完成。并且在这一国策推进过程中本岛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国防上都显得日益重要。因此，为了圆满达成此项重大使命，不仅要谋求农业生产的增强，更绝对有必要进一步期待本岛工业化时期的振兴即高度化及陆海空紧密结合的交通通信网络的完备。所幸本岛电力煤炭及其他资源、劳动力丰富，且在南进上有着人、物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在地利上有着极其有利的优厚条件，在此基础上，加上物质、技术、资金及内地、外地各方面的积极努力，相信得到飞跃发展乃是可以期待的。”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7，第124～125页。这也可以看出，南进政策与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一起共同构成了台湾战时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两翼。
在国家政策层面，1936年日本内阁正式将南进列入了国策，台湾作为南进的桥头堡，为日本政府和军方所高度重视，预备役海军大将小林跻造出任台湾总督即有就近掌控的意图。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切断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补给线，同时获得东南亚的石油资源，打破美、英、中、荷组成的ABCD包围圈，实施所谓的南方作战，台湾成为对南方作战的重要军事基地。台湾军内还成立了“热带作战研究所”，专门就在南洋热带地区的作战进行调查和试验。台湾军第48师团为适应南方作战进行了相应的装备更新，随时准备出兵菲律宾和爪洼近藤正己：《总力战与台湾——日本殖民地崩坏之研究》，刀水书房，东京，1996，第46页。。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空军就利用台湾的机场猛烈轰炸了菲律宾的美军基地，台湾总督府还配合日军向福建、广东、海南岛及东南亚各国的日占区派遣了不少的工作队和后勤支援团体。台湾作为日本南进基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皇民化运动
“皇民化”的提出是在1936年，但正式实施是在1937年，以该年7月总督府禁止报纸汉文栏为皇民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加上同期“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台湾社会人心发生了相当大的震荡，日据时期台湾历史亦由此明显的划分为另一个阶段。所以一般地说，人们将皇民化运动时间定位为1937～1945年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36页。。
日据时期台湾的皇民化运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37～1940年为前期，称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时期。“七七事变”爆发后，台湾总督府立刻发布“为因应时局彻底进行精神总动员件”和“华北事件之际特别注意事项”，加紧了宣传控制。1937年9月10日，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及本部规程，在总督府设立本部、组织本部参与会，下设州厅支部、市郡支会、街庄分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心内容为：“从本岛的特殊情况出发，将重点放在全体岛民对国家的报恩感谢上，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刷新社会风气，强化后方后援，协助非常时期财政经济政策，维持治安、卫生，振作岛民精神。”岛田昌势：《台湾国精运动的新开展》，《台湾时报》昭和14年9月号。显然，针对台湾人是汉民族这一特性，在与台湾人的祖国发生战争的历史背景下，强调台湾人作为日本帝国臣民的身份特征，要求他们拥护日本帝国的国策，支持其战争政策。同年9月30日，总督府在台北公会堂召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运动在全岛铺开。仅以“七七事变”后一年内为例，就有以下主要活动：
（1）国民精神总动员强调周：刷新社会风气，顺应时局。
（2）国民精神振兴周：明征国体本义，体现日本精神。
（3）国民精神总动员第二次强调周：显现肇国精神，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实施国民训练。
（4）国民精神总动员健康周： 健康报国。
（5）支那事变爆发一周年纪念：祈愿武运长久，强化时局生活实践。
（6）国民身心锻炼运动：体育锻炼，集体劳动效力。
（7）国民精神总动员金报国运动：强调经济战，要求人民将藏金出售。
（8）后方后援强化周：慰灵、祈愿，强化邻保关系，教化小国民。
此外，还刊行各种资料，开办讲演会、讲习会、协议会和巡回宣传等，以收“真正举岛一致之实效”。以后每年都有新内容出现，其实质不外乎试图“将台湾的人和地，都成为皇国的真正一环”。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着重于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弭台湾人民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大力宣扬“日本是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兴正义之军”，进行的是“圣战”台湾总督府情报部：《新台湾》，台北，昭和16，第41页。。同时挑唆对大陆人民的敌视心理，试图转变台湾人民对祖国抗战的向心力。
1941～1945年为后期，称为“皇民奉公运动时期”。1940年7月，日本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10月组织大政翼赞会，推进法西斯民众运动，1941年，各殖民地先后成立类似组织。台湾于1941年4月19日成立皇民奉公会，其指导思想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显示日本国体，彻底灌输皇民精神，使600万台湾人民为日本尽忠，“实践举岛一致的臣道”。日本人号召：“六百万岛民，不问其种族、宗教、生计如何，浑然融合，尽量减少摩擦，抛弃一切对立观念，形成‘台湾一家’，以举万民翼赞之实。”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7，第16页。
皇民奉公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组织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其总裁由总督兼任，中央本部长由总督府总务局长任之，中央设总务、宣传、训练、文化、生活、经济各部，地方州厅设支部、市郡为支会、街庄为分会、区部类落为区会、部落会，最末为奉公班，各级组织由各该地方行政官员负责。因此，皇民奉公会与总督府行政系统是完全重合的，赋予运动以强烈的官办色彩。这显然有利于总督府自上而下地贯彻一系列思想及物质动员，同时也为其统治的强化，增加了又一重有效的统治网络。事实上，当时的各种征税、征兵、宣传、动员，都是透过皇民奉公会系统的基层组织进行的。作为皇民奉公会的外围组织，还成立了诸如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报国挺身队、勤行报国青年队、女子增产队、奉公壮年团、文学奉公队、未婚女子桔梗俱乐部等名目繁多的团体，甚至连宗教界人士也成立宗教护国团、佛教奉公会、佛教宣传队等。因此，组织上的强化是后期皇民奉公运动的一大特色。
与前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不同，皇民奉公运动在加强思想、精神动员的同时，更致力于强调挺身实践，即以实际行动“实践臣道”。《皇民奉公运动规约》明确指出：“本运动为台湾全体岛民的臣道实践运动”，《皇民奉公运动实践纲要》要求：“本岛六百万同胞与政府表里一体，确立合作关系，展开臣道实践这一国民运动，竭尽奉公之诚”，重点为训练、增产和“台湾一家”的后方生活三大目标。
台湾总督府情报部对皇民化运动曾描述称：中川健藏总督时代（1932～1936年）的民风作兴运动是皇民化运动的先声，小林跻造总督时代的皇民化到长谷川清总督时代的“皇民炼成”，则标志着皇民化运动从精神运动向实践运动的发展台湾总督府情报部：《新台湾》，台北，昭和16，第55页。，当然这一直延续到末代总督安藤利吉。皇民化运动的核心内容，在于首先将台湾人民从汉民族的一员同化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忠良臣民，然后再利用台湾的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源）为其对外侵略扩张服务，并乘机加大搜刮台湾富源的力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殖民者处心积虑的摧残当地中华文化，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台湾人的大日本皇国精神灌输，以图将台湾人民扭曲成为“畸形的日本人”。作为具体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制推行日语。
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一种语言的获得，伴随着对该语言所包含的特殊思维方式的认同，而“由支配者给与的语言，被支配者若是使用，则变成了奴隶的语言”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279页。。同化首先必须借助传播的力量，它以共同语言为前提条件。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正是以禁止汉文，强制推行日语为中心进行的。日本殖民主义者强调：“我们坚信，作为皇民化运动实施的有效办法，有待于国语的彻底使用。”“皇民锻炼、陶冶日本精神之涵养，无论如何以懂得含有日本精神的日本语为先决条件。”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7，第17页。
“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殖民者就下令撤废全台学校的汉文科，一律以日语为必修课，1937年3月，《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及《台湾新民报》联合发表社论，宣布在4月1日废止汉文栏，而台湾法西斯势力的代表——台湾军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动力量。台湾军参谋长荻州立兵多次在公开场合倡言废止汉文，还亲自召见《台湾新民报》主笔林呈禄、专务罗万伡强硬要求尽速实施。 何义麟：《战时台湾媒体之语言使用问题》，收入台湾史研究部会编《台湾之近代与日本》，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名古屋，2003，第241页。虽然在实际的政策运作中不一定全面禁止任何场合均禁用台湾当地语言，但一些地方还是发布了禁令和惩罚措施，强迫台湾人民不得使用非日语语言。如花莲厅训令，在公务场合不使用日语者马上解职；罗东郡三星庄设立不学日语征收过怠金规约。有人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对于不解日语者，在买车票时就曾遭鄙视道：“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面去等。” 志华：《中日战争下的台湾》，《台湾先锋》1940年3月号。甚至斥以无资格乘车，拒不售票。
与此相适应，日本殖民者还大力强化日语讲习所、简易日语讲习所、日语保育园等设施，专门拨款资助，倾全力于日语普及。1936年日语讲习所2197处，学生131799人，简易日语讲习所1735处，学生73415人《台湾年鉴》昭和12，第132页。。1940年前者达11206处，学生547469人，后者4627处，学生215794人《台湾年鉴》昭和16，第144页。，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1943年台湾实施义务教育制，台湾人就学率从1942年的64%增为当年的85%，1945年预计为90%。学校一律讲日语，说一句台湾话罚金一钱。战争末期更是以奉公班为单位，设立日语夜间讲习所，遍及全岛各个角落，各类讲习所学生总数超过100万人。同时，总督府对原住民也毫不放松地进行日语普及活动，1939年原住民地区日语讲习所265处，学生17921人，日语普及会11处，会员415人。在奖励措施方面，所谓的“国语家庭”政策被努力推广。当时一个家庭要成为“国语家庭”须向官方申请，经核查该家庭全体成员确只用日语，再由官方认定为“国语家庭”，在其门前刻“国语家庭”或“国語の家”字样。随之而来的好处是小孩比较有机会升学，就业上政府机构优先聘用。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51～52页。至于历年日语普及程度，据台湾总督府调查，情形有如下列 据《台湾事情》昭和14～19各册统计，1944年数字见王育德《台湾》，东京，弘文堂，昭和39，第133页。另据报道，1943年解国语者达80%，见周婉窈上揭书，第49页，供参考。：
由此可见，为推行日语，日本殖民者花费了不小的心思，也获得了相当的成效。
第二，强制推行日常生活的日本化。
台湾人的祖先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台湾的社会语言、风俗习惯与大陆闽粤沿海地区基本相似，台湾文化实际上是大陆闽南、粤东文化的延伸。然而，日本殖民者侵占台湾后，竭力压制当地中华文化，强制推行同化政策。“七七事变”后，更变本加厉，试图以日本文化来取而代之。
宗教是日本殖民者促进皇民化的重要内容，他们推行神社崇拜，在各地修建神社，老百姓在家要奉祀伊势神宫大麻，1941年统计表明台湾奉祀神宫大麻739378尊，占到台湾总户数的70%。日据时期台湾共有神社68个，其中38个就是在皇民化运动期间建的。规定每月一日为敬神日，男女老少均需敬神如仪。对于台湾固有的民间信仰，则采取寺庙整理、撤废等措施，只允许保留少量庙宇，其余的神像集中焚毁，美其名曰“诸神升天”。虽在长谷川清总督时期对此项政策略有放松，但经过了这次所谓整理，台湾的寺庙斋堂数目减少了约1/3。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41、44页。祖先崇拜蕴藏着台湾人民对祖先神灵的敬畏和对祖国故地的怀念之情，日本人也曾将其作为善良风俗予以褒扬，但在皇民化运动中，却斥之为不利于以“天皇为中心之大家”的迷信活动，“妨碍了皇民炼成”而遭取缔。此外，台湾人原有的汉民族风俗如传统节日的春节、中元节，及婚冠丧祭习俗，被斥为“弊风”，要予“打破”。家庭中则要使用日本式的风吕（澡盆）、便所、榻榻米，妇女穿日本和服，等等。
日本殖民者还在台湾实施改姓名运动，于1940年2月11日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台湾总督府就曾策划允许部分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条件是该人家须为国语常用家庭，且在思想、宗教和习惯上都内地化（即日本化）了的。对于这次的改姓名运动，总督府总务长官森冈二郎称：“本岛土地已是帝国完全的领土，作为本岛人也必须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与内地人毫无相异之处。”“亦即在精神上形式上都与内地人一样才称得上完全的日本人化。”近藤正己：《创氏改名研究之探讨与改姓名》，《日据时期台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240页。
台湾的改姓名运动实行的是所谓的“许可制”，开列的条件是：①国语常用家庭；②具有努力涵养皇国民之资质的深厚意念，且富于公共之精神。表面上由人民自行申报，然后经知事厅长许可，但实际上是强迫执行的。日本人除了陆续刊行有关更改姓名的煽动性书刊外，还设立更改姓名推行会，由警察胁迫改换姓名。据旗山吴氏的回忆，1942年正月，他突然接到一名宪兵的盘查，责问为什么不改姓名。一个月后，便接到被军队征为军夫的通知，送到马来西亚前线去了。富泽繁：《台湾终战秘史》，いずみ出版株式会社，东京，1984，第45页。1941年改换姓名者有71785人，1942年约为10万人。种村保三郎：《台湾小史》，东都书籍株式会社，台北，昭和20，第428页。
日常生活的日本化，在皇民化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殖民者企图使台湾人民“通过日常生活的充分日本化，来首先体会日本人的心境，然后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皇民意识，并达到这一境界”。白井朝吉：《台湾皇民化之诸问题》，《台湾时报》昭和15年1月号。
第三，强制推行皇民化思想教育。
学校教育历来是日本殖民者实施皇民思想灌输及同化宣传的骨干。“七七事变”前，台湾学校教育除了普通技能和日本式修身教育之外，最大目的正如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所说的：“不过为普及国语的起见而已”。皇民化运动时期，在1941年初等教育的国民学校教育原则是“以皇国之道为准绳”，“进行国民基础锻炼”；至于中等教育目标是“锻炼中坚有为的皇国国民”，高等教育则是“以修炼皇国之道为准绳，锻炼国家有用的人材”，师范教育则是“以修炼皇国之道为主旨，体会皇国使命，培养不辱皇国国民资格的人物”。1943年起，台湾实施义务教育制度。而所有这些“教育制度的扩充，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施行，目的是以教育的彻底来促进本岛人的皇民化”。盐见俊二：《台湾统治方式与印度尼西亚统治方式》，《台湾时报》昭和18年11月号。
此外，日本殖民者还加强社会教育设施。在各类日语讲习所，除了教授日语外，还向学员灌输日本皇民精神，宣扬总督政令，学唱军国主义歌曲。各地普遍成立部落振兴会，设置部落集会所，开展各种活动，如祝祭日参拜神社，对日本国旗的崇敬，学用日语，奉斋神宫大麻，完纳税收，宣讲时事等等。
青年是社会生活的主干，训练青年是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运动的重心之一。广大青少年被纳入青少年团组织，施以训练，宣扬所谓的日本精神、国体明征、大义名分等。为了培养各地青年中坚，1940年7月成立了勤行报国青年队，将各地青年集中进行3个月的兵营式训练。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南进政策，设立了拓南工业战士训练所、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海洋训练所等，“推动培养活跃于华南、东南亚地区的干部”。防卫研修所：《有关台湾问题的基础研究》（其一），《研究资料》第41号，东京，1965，第89页。
同时，日本殖民者也不放松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思想灌输，他们进一步强化头目势力者会、家长会、妇女会、男女青年团的活动。初步统计，1937年有日语讲习所176处，学生15985人，日语普及会21个，会员618人，头目势力者会86个，会员980人，家长会351个，会员23612人，妇女会84个，会员4276人，男女青年团372个，团员14175人，几乎囊括了原住民青壮年中坚人物和部落中的名望人士。日本殖民者还招集全岛原住民青年骨干举行碰头会，宣讲时局，挑唆对中国的敌视心理。岛田昌势：《台湾国精运动的新开展》，《台湾时报》昭和14年9月号。
第四，强迫台湾人民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
“奉仕”（日语服务、效力之意）是皇民化运动期间台湾最流行的字眼，它迫使台湾人从事无报酬的低级繁重的劳动。皇民奉公会时期，“奉仕”更是被摆在了主要的位置，日本人宣称：“皇民奉公运动不光是口头上说臣道实践，而是挺身于实际在遂行臣道实践。”《台湾年鉴》昭和17，第178页。要求台湾人民以实际行动体现皇民思想，并证明自己正走在皇民化道路上。显然，这是日本殖民者为无偿使用台湾劳动力而耍的花招，也是强制皇民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于是，形形色色的“挺身队”、“奉公队”纷纷出笼，学生要参加“热汗奉公”劳动，工矿企业组织各种产业奉公团，大幅度增加劳动强度，廉价榨取台湾工人的劳动成果，商业界则成立商业奉公团，配合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稳定市场。1944年，进一步提出“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的口号。
为了支撑战争机器的运转，日本殖民者还通过迫售金银、发行公债和强迫储蓄来搜括台湾人民的财富，这一切都是在皇民奉公的旗帜下冠冕堂皇地进行的。1937年开始的“金报国运动”，强迫人民出售金、银、铜、铁、锡等，以家庭主妇为中心，由台湾银行牵头，通过储蓄组合、信用组合、保甲部落团体，挨门逐户推行，到1939年3月，金额达5000万元。太平洋战争前夕，在金献纳的名义下，台湾人民被迫交出的金品价值180余万元，在日本帝国内仅次于东京、大阪而居第三位。1941年12月至1943年1月间，更高达500万元。随着战争的扩大并陷入胶着状态，台湾总督府大力宣传国家总力战，强调经济战的重要性，要求台湾人民将手中资金投入储蓄，展开所谓的“储蓄报国”运动，其金额为1938年5000万元，1939年15000万元，1940年2亿元，1941年23000万元，1942年36000万元，1943年仍达到3亿元。1937～1942年还发行国债及债券87609505元，台湾人民的军事费，1937年为600万元，到1944年高达15000万元，增长了24倍。参阅陈小冲《1937～1945年台湾皇民化运动述论》，《台湾研究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1990。
日本殖民者还将支援战争作为皇民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实现征兵制为皇民化的追求目标之一，把台湾青年送上前线，来填补其日益枯竭的人力资源。早在1937年，日本殖民者就将台湾人征为军夫到军队充当杂役，此外还有通译，主要派遣地是大陆的华中、华南及东南亚。1943年，台湾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海军志愿兵第一回募集约有316097人申请，陆军第二回志愿兵募集约有601147人应募。至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取消，计有约16500人服役。征兵制在1945年4月实施，殖民地军事动员达到了高潮。日本人将台湾青年送到训练所日夜苦练，然后派到南洋各地，甚至派到大陆地区，使之与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据战后日本厚生省的统计，台湾出身军人数为80433名，军属（含军夫）126750名，合计207183名，其中死亡30304名。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141页。
5抵制与伤痕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的所谓皇民化运动，是一场对殖民地人民的空前的强制同化运动，同时也是对殖民地人民的战争动员。这一运动以斩断中华文化脐带、灌输日本皇国精神为核心，企图将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汉族及原住民强制同化为日本皇民，塑造一批在日本统治者面前俯首帖耳的畸形的日本人，并借战争之机驱使台湾人民、搜刮台湾富源。
社会学家沃夫·林顿（Ralph Linton）指出：“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其成员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习得、共享、并代代相传的观念和习惯的总汇。”〔英〕哈拉兰博斯：《社会学》，中文摘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1986，第3页。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规定了特定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指导他们的行动，限定了他们的人生观。台湾汉族文化是大陆文化的延伸，几百年来，大陆移民在垦拓荒原的同时，就将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带到了台湾，并代代相传。日本殖民者企图在短期内改变他们的文化，既违背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遭到了台湾人民的抵制，是很难得逞的。
强制推行日语，在一开始就遭到台湾士绅的反对，他们以台湾地理上与华南、南洋相邻为由，主张“（日本）南进目的地为华南及南洋，均为与台人同族同用汉文之闽粤人接触，为遂行国策，应充分授台人以汉文”。潘公昭等：《今日的台湾》，中国科学仪器公司，上海，1948，第245页。日本殖民者不予采纳。在乡间，传播传统汉学的书房仍顽强生存，直到1943年才被总督府强行禁止。台湾人在一些公务场合要说日语，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以说台湾话为主。所谓国语家庭的认定，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3年间台北州共有3448户的国语家庭，只占总户数的13%。台北是台湾的首善之地，台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在日本殖民者强力推进的国语讲习所，人们在学日语之后，还有人利用配备的收音机收听祖国的广播，并且此类国语讲习所的绩效如何，亦颇值质疑。有报道称，一个少年在写给台北州知事的信中就说了他的母亲在国语讲习所学了一年的日语，却连一句日语都不懂。虽然日本人统计中懂日语者为数不少，但这一统计数字同样有问题，我们知道，按照日本人的口径，只要一个人在国语讲习所里学了一天的日语，不管他后来是不是坚持下去了，都算是“解国语者”了。周婉窈，上揭书，第50页。因此，官方的数字不能准确的说明情况。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些例子，如就在日本人声称日语普及率高达60%～70%的日据末期，所谓皇民奉公会演剧挺身队在全岛演出皇民剧的时候，很多地方就不得不用台湾话进行表演，因为用日语观众听不懂。1944年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召开大会，最初用日语进行，却因会议参与者不通日语而造成极大困难。村上嘉英：《旧殖民地台湾语言政策的一个考察》，《天理大学学报》第36卷第2号。
改姓名运动在台湾的推行则遇到了更大的障碍，首先，日本殖民者曾经对台湾人改姓名规定了以下几条禁止项：①历代的御讳御名；②历史上著名人物之姓；③与原来之姓有关之中国地名；④其他不当之姓名。周婉窈，上揭书，第56页。这里的第三项明显是日本殖民当局的预防措施。由于日语与汉字的特殊联系，万一台湾人将姓名取成祖国色彩浓厚的字眼，岂非大大有违日本人皇民化运动改姓名的本意。但是，不少的台湾人还是不顾这一禁令，姓陈的改成颍川，姓黄的改为江夏，所在多有。还有的如姓黄的改作共田，姓林的改作小林，等等，虽不一定有明显的民族色彩，但其与中国人旧姓名之间的藕断丝连的关系还是看得出来的。台湾人对改姓名似乎并不怎么热心，1940年2月允许台湾人改姓名后，到了4月才有12户改了姓名，到了1941年底，台湾改姓名者只占总户数的1%，按人口计则为12%。1944年后，随着条件的放宽，改姓名者增多了，但有人估计不会超过人口数的7%以上。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58页。难怪当时报纸说台湾改姓名者“意外之少”，再以台湾与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相比较，1943年11月台湾改姓名累计数字为，户数占总户口数的169%，人口占总人口的206%，朝鲜却占了总户数的83%，差距之大，令人讶异。近藤正己：《创氏改名研究之探讨与改姓名》，《日据时期台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243页。此外，一些民族意识强烈的人，对于改姓名则是进行了抵制，譬如林献堂，尽管遇到很大的压力，也不愿意改姓名。
宗教的改革方案也遭到了台湾人民的抵制，如所谓的诸神升天、奉祭神宫大麻、参拜神社等，不仅参与者少，就是表面上依照执行，背地里是不是真的皈依还很难说。台湾总督府对原有宗教的废止和诸神升天运动，后来鉴于民众的强烈不满，在长谷川清总督任内不得不废除。《长谷川清传》将之称为“仁政”，但实际上是“惟恐不满产生反抗，反抗带来抵抗而不得已采取的策略上的后退”。黄昭堂：《台湾总督府》，教育社，东京，1981，第168页。吴浊流回忆说，他们的教员宿舍里摆着配给来的神宫大麻，但却从来没有拜过。在乡间，普通老百姓更是对日本式的信仰不明就里，对于天照大神，他们说：“上面叫我们拜它，所以才拜”，“上面要我们早晚拜它，所以我们拜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鹫巢敦哉：《台湾皇民化之诸问题》，《台湾时报》昭和14年12月号。还有一个例证就是，日本战败后，台湾的神社、天照大神都很快就被人民遗忘了，神道信仰马上被中国人传统的神佛等民间信仰所取代，这就是文化自身的力量，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台湾人的中华民族之民族性。台湾人的祖先崇拜，尽管受到了压制，但其生命力仍然十分顽强，有的宗族“仍能与诸宗循时序佳节，维持集会于不坠，因是而被日人嫉忌国族之团结，迭次迫令解散，族人不为所屈，虽一时阳示解体，而实愈坚强也。”《王氏族谱》A205，《柯蔡氏大宗谱》29，台中新远东出版社，1976。
在教育领域，为了抵制日本殖民者对青少年的同化思想灌输，就有台湾籍教师团结起来与皇民化色彩强烈的日籍教员唱反调，“遇有校长或其他日本教员提出不当要求时，本岛教员便团结一致，根据理论排斥他们”。“对日本色彩最强烈的教员尽量排斥他们，使他孤立；他要做的事，大家故意不予合作，而只要发现他的缺点，便会在会议时群起而攻，尽量的指责他。”吕新昌：《铁血诗人吴浊流》，台湾文艺出版社，台北，1984，第105页。在文学界，一部分作家搁笔不写，以示抗议；一部分作家回到祖国参加抗战；更有一部分作家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民族立场，不顾危险进行创作。其中如吴浊流在皇民化运动甚嚣尘上的时候，明知作品没有出版的希望，却仍在暗中赶写《亚细亚的孤儿》一书，当时该书的写作带极大的危险性，只要被发现，无疑即被当作反战分子来处置。但他毫不气馁，终于在战争结束前完稿。
“七七事变”后，台湾人民大多心向祖国，或明或暗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对于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充斥着怀疑和不信任的氛围。台湾军为防范台湾人而搜集的机密材料《本岛人的思想动向》为我们展示了台湾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皇民化叫嚣下不屈反抗的点点滴滴，我们看到不少的台湾人相信“中国是大国，中国必胜”，各类传闻也在台湾到处流传，有的说中国军队人数众多，日本军队将告失败，有的说中国将乘胜收复台湾，还有人准备起来响应。更有人冒险向警察局投匿名信，内写“日本必亡，祖国兴隆”，或收听祖国的广播并予以宣传。在对大屯郡下西屯公学校高年级的问卷调查中，这些学生家长“相当多数的人希望台湾回归到中国的怀抱”。台湾军司令部为此深感忧虑，他们说道：“（‘七·七’）事变爆发当时，一部分本岛人中间由于民族的偏见，依然视中国为祖国，过分的相信中国的实力，受宣传的迷惑，反国家的或反军队的言论和行动在各地流传，民心动摇。”陈小冲：《“七·七事变”与台湾人》，《台湾研究》1996年第2期。1936年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解散后，在日本殖民者高压政策下，除了个别人的反抗言行，台湾岛内有组织的反抗斗争无法展开，但台湾人民以不屈的民族精神顽强抵制着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也从心底就从来不敢相信台湾人民会是自己的同路人，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统治真正掌握了民心，即使敌人登陆，全岛化为战场，台湾同胞也会协助我皇军，挺身粉碎登陆部队。真正的皇民化必须如此。但是，相反的，台湾同胞万一和敌人的登陆部队内应外通，从背后偷袭我皇军，情形不就极为严重？而且，据本人所见，对台湾同胞并无绝对加以信赖的勇气和自信。” 王育德：《苦闷的台湾》，弘文堂，东京，1964，第136页。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是失败的。
也应当指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对于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台湾人民面临日本殖民者强大的统治机器的重压，到处是万能的警察网，不绝于耳的皇民化叫嚣，强制执行的宗教、文化压迫，每日不停地向台湾人民施加着强大的压力。动荡的年代、被扭曲的人格，在台湾社会肌体上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在这种条件下，要完全抵制皇民化运动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首先我们来看从特别志愿兵制到征兵制期间的一些情形。1942年4月，陆军特别志愿兵第一回募集开始，“岛内及岛外各地在留籍民如潮涌至”，应募者426000余人，1943年应募总数突破60万。1943年7月，海军特别会议志愿兵开始募集，“尽管附带各种条件，应募者数尚达三十一万六千余名”，从中选出的应募者，在日本教官的训练下，“磨炼无愧作为皇军一员的资格”。在这些应募者当中，大部分是认为既然逃不过充当军夫的命运，倒不如作为正式军人会境遇好些，或其他种种原因而报名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不属于这种情况，曾经到台湾的日本陆军航空队士兵富泽繁指出：“当时，由于台湾青少年进入公学校后受到彻底的日本教育，有人对实施志愿兵制度表示高兴，这也是事实，精神上完全日本化的这些人，踊跃应募。”另据一赖氏回忆，他当时（1943年）就是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少年飞行志愿兵的。富泽繁：《台湾终战秘史》，いずみ出版株式会社，东京，1984，第46页。当上所谓的皇军，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鼓噪下，被说成是“岛民的最高荣誉”，是青年至高无上的光荣，在早期还曾是台湾人不能享受的崇高待遇。当时甚至出现了使人为之炫目的血书现象，如有一份血书就是这样写的：“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68页。看来，我们还是不能忽视皇民化运动对日据下受日本教育成长的一部分台湾青少年的毒害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