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一章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确立.14
在殖民地台湾的国语教材中，以第三期国语读本为例，日本历史、文化、地理及天皇关系、爱国（爱日本）教育的内容占57课时，实学知识和近代化知识占68课时，台湾事物占67课时，道德教育占46课时，劳动者占6课时，中国事物占最少的5课时。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226页。实学教育的兴盛受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对日常生活和科技知识的了解。如课文中有金龟子、动物的保护色、星星的故事、森林、气象及诸如母亲教儿子节约用水等等内容，符合福泽谕吉主张的“普通日用”知识。台湾乡土课程有台湾动植物、乡村景观、乡间生活、产业与物产、地理景观与名胜、台湾相关人物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乡土事物的内容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截取了台湾乡土的静态的横断面，却看不出其历史的由来与脉络。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追溯历史必定要论及台湾人的原乡，论及台湾人的汉民族的历史传承，这对日本殖民者推行的同化政策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与此相对应的是横插进了日本历史的教育，如除蟒蛇（素签鸣尊除八岐大蛇的故事）、仁德天皇、伊藤博文、奈良大佛、日本海海战等等。因此，“台湾学童学习到的只是天皇史观下的日本历史，台湾只是日本历史脉络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环节”。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273页。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则更是少得可怜了，日本人通过教育来改变台湾人的国家与民族认同的企图昭然若揭。
修身课是仅次于国语课的重要教学内容。所谓修身，就是思想道德教育，是对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塑造和培养的过程。修身课的基本趣旨为：一、国民精神之涵养；二、顺从；三、诚实；四、勤劳。其中又以国民精神之涵养为第一要务。也就是说，除了一般的道德教育外，日本殖民者重视的是对台湾人的日本帝国臣民及天皇子民的教育，以“尽忠天皇、崇敬皇室、信仰神道、讲国语”为其具体内容。相关的课文有天皇陛下、国旗、台湾神社、明治神宫、教育敕语、日本皇室、忠君爱国等等。列入教科书的历史人物，也是以日本人占绝大多数，除了天皇与皇室人物，在第二期教科书上罗列的33名历史人物，有31名是日本人，如盐原多助、伊能忠敬、广濑武夫、乃木希典等，只有吴凤和曹谨是台湾人。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330页。也就是说要向这些日本的所谓楷模学习，让台湾人理解日本人、学习日本人，最后将自己改造成为日本人，这才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教育的最大远景目标。
与上述目标相适应，日本殖民者在台统治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要切断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联系。除了限制海峡两岸的人员来往和物质、文化交流外，教育也是日本殖民者实施“将台湾拉开中国而与日本相结合”政策的一个关键领域。学校课程设置、教科书编纂等主要围绕着同化台湾人而设计，“教育敕语”更谆谆告诫学生“常遵国宪，时守国法，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杨晓：《对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教育论”的再认识》，《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各类学校规则均对台湾学生进行忠君（天皇）爱国（日本）、日本国民精神及日式礼仪规范的教育，日语更是同化教育的核心。1922年后，公学校增设了日本历史课，日本殖民者毫不掩饰地说：“历史是人类进展发达的轨迹，反映了国民活动、文化发达之因果过程，通过对它的了解，可知国体的尊严，获得传统的国民精神，本科新设之理由，是使台湾人了解作为帝国臣民的名誉和幸福，以资造就真正善良的日本人。”嘉义市玉川公学校编《嘉义乡土概况》，昭和8年油印本，第286页。矢内原忠雄指出：这种教育方针是“欲以教育的力量同化台湾人及先住民”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76页。，总督府民政长官内田嘉吉即明言：教育是“为了使台湾人成为日本的善良臣民，即以同化为目的”。《帝国议会贵族院委员会速记录》（明治篇26），第27回议会，明治44，东京大学出版会，昭和62，第127页。东乡实亦称：“大体上，即以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台湾人同化于日本为其根本方针。”东乡实、伊藤四郎：《台湾殖民发达史》，晃文馆，台北，1916，第416页。
8殖民地教育体制下的台湾人
作为殖民地被统治民族，台湾人民遭受着不平等的差别待遇。“向来台湾的教育政策有两面，即对内地人（日本人）采用积极的教育，而对台湾人实行消极的教育。”《教育普及运动》，《台湾新民报》昭和5年8月23日。在初等教育中，专收日本人儿童的小学校相对于专收台湾人儿童的公学校，师资力量较强，经费较多，1920年代初，小学校有资格教员占教育总数的709%，公学校只占425%；小学校教员薪金平均1099元，公学校教员薪金仅604元，相距达495元之多；小学校平均每个学生拥有教育经费67元，公学校学生为36元，后者只有前者的537%。“台湾人比住在台湾的日本人，受着‘贱价的教育’的事实，是没有怀疑的余地。”山川均：《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收入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76页。教育程度的差别也一直存在，即使到取消公小学校区别的国民学校时代，仍有适用于日本人的第一课程表和适用于台湾人的第二课程表之分，前者程度明显优于后者。同时，在台日人与台湾人儿童就学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就在日本据台22年后的1917年，台湾人适龄儿童就学率男子为214%，女子为37%，平均仅131%，而日本儿童就学率男女分别为955%和946%，平均为951%。到1936年，台湾儿童平均就学率艰难的上升到438%，日人则高达994%，二者相去甚远。
在中等学校，以1930年代初的统计可见，小学校毕业的日本人约4500余名，进入中等学校的有2000多名，约占半数。公学校毕业的台湾人25000余名，进入中等学校却仅有1000余名，占1/20不到。“台湾人的初等教育极其不备，而且中等学校入学试验程度又以小学校为标准，故公学儿童当然不能与小学儿童竞争。”《台湾人中等教育的危机》，《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4月18日。在日本殖民者的刻意设计下，台湾人要获取更高知识的愿望如此难以达成，无怪乎山川均会说：“就多数的台湾人说，中学校的门户，事实上是封锁住。”山川均，上揭书，第77页。
在高等教育上，日本学生占了绝对优势。日本人内心深处，并不希望台湾人接受高等教育，因为从荷兰、印度的例子中已经反映出被统治者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提高后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共学制实施前，台湾人在医学、农林、商业各专门学校学习，其程度虽较日人系统的医学专门部、高等商业学校为低，但毕竟有相对独立的系统。共学制实施后，表面上台湾人与日本人有同等的权利，事实上却造成高等教育由日本人独占的有利条件。中等教育入学比例台湾人已处劣势，程度又较低，升学考试相当不利，除医学专门学校和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我们看到了台湾高等教育的畸形构成，以下仅举数例：1928年，台北经济专门学校有日生338人，台生70人；台中农林学校日生94人，台生5人；台北帝国大学日生49人，台生6人；1937年，台南工业专门学校日生178人，台生29人；台北经济专门学校日生229人，台生23人；台北帝国大学日生128人，台生59人；1941年，台中农林专门学校甚至出现日生160人，而台生仅1人的情形。《台湾民报》就此尖锐抨击道：“将台湾人所负担的租税，建设维持学校，然而受教育的恩惠的学生，不但是以收容在台的日本学生为主，甚至每年由日本内地大批移入学生。如此使台湾人负担经费，而教育由内地移入的学生，此岂非明了的教育的榨取。”《打破榨取的教育政策》，《台湾民报》昭和2年9月25日。
日本在台湾建立的殖民地教育体制，从主观上讲，是为了同化台湾人民并培养中下级技术人才，以利于殖民榨取机关的运作；从客观效果上看，也引进了新的教育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打开了台湾人的眼界，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因此，对台湾人来说，前者与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相违背，势必引起民族主义的反抗浪潮；后者有助于增强自身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提供参与政治、经济活动的机会，故台湾人也部分地给予接纳。
招致台湾人民强烈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日本殖民者对汉文的压制政策。日据初期，为了对抗地方传统书房的影响以将学童招徕到公学校学习，总督府对公学校的汉文教育曾采取宽容的态度。1904年公学校规则颁布后，日语教学开始逐渐占据压倒的地位。1922年新教育令实施后，台湾学制进一步日本化，汉文改为选修课，升学考试必须用日文进行，青少年一代懂汉文的人越来越少，台湾同胞对此忧心忡忡，他们说：“汉字本来是世界上最深奥的文字，不容易明白，而且学生时代既没有受过汉文教育，那里会懂汉文的理义。汉文这样难懂又没奖励的机会，所以我们台湾的兄弟自二十年来已经废弃不惯了。噫！我想到这个地方，泪珠儿直滚下来了！”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66页。于是，文化协会、民众党等民族运动团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振兴汉文汉字。《台湾民报》积极推广白话文，介绍大陆作家作品，他们呼吁在学校恢复汉文为必修课，增加教学课时；文化协会组织了汉文委员会，研商普及汉文方策，开办讲演会、研究会、编辑汉文教科书，民众党纲领中则写进“公学校应以汉文为必修课”的主张。此外，分布各地的读报社还组织民众阅读祖国大陆报纸，中央书局、文化书局大量进口中文书籍以满足岛内的需求。总之，“汉文保存，乃是台湾民族运动的一大眼目”。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256页。
前面已经谈到，日本殖民者在发展台湾教育事业时，着重防范由于接受高等教育而刺激台湾人的政治觉醒，故在高等教育领域处处限制台人。事实与殖民者的愿望相反，新一代台湾知识分许多成为民族运动的中坚力量。日本前内阁拓殖局长滨田恒之助不得不叹道：“台湾总督府为本岛人的‘幸福’而大力教育彼等，盲目地打开了本岛人的眼界，结果，反而培养出对日本统治带来不利的人。今后对本岛人为使之同化于日本而施行的教育越普及，这种人将越多，日本的统治便愈益增加不便。这样，总督府处心积虑，最后却酿成与期待相反的结果。”滨田恒之助：《台湾》，富山房，东京，昭和3，第644～645页。叶荣钟、蔡培火、蒋渭水、黄呈聪、连温卿等等，即是此类令日本人头痛的人物。这表明，日本殖民者的政策是失败的。
不过，致力于推动地方自治的稳健派人士的教育诉求，与祖国派有所不同，他们更注重于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1928年成立的草屯番仔田共荣会夜学会即较具代表性，其教学科目为国语（日语）、汉文、法律、农业四项。日语请公学校教员授课，按草屯自治运动领导人洪元煌的理解，不懂日语便无法有效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并不一味地排斥日语；汉文是台湾人自己固有的文字，应学习中国白话文，以保持民族性；法律的学习是为了根治台湾人的“奴隶根性”，促其政治的觉醒；农业科则是学习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 驹込武：《抗日运动中的教育要求与总督府的教育政策》，《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在这里，台湾人对日本人带来的新式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解和适应模式，他们既要求学习汉文来确保民族性不致失坠，又试图通过掌握日语在既存的架构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子，并以此为工具向统治者发难，要求政治权力。
就绝大多数普通台湾民众来说，他们一方面追随民族主义者研习汉文，自愿参加各类讲习班、研究会，阅读汉文报纸书籍；另一方面在日语普及运动的影响下，又不能不参与学习日语，尤其是日据后出生、成长的青少年一代，日语关系到他们的入学、升学、求职、升迁乃至事业经营、人际应酬等等切身利害，且身处殖民统治机器的高压下，因此要完全排斥日文是不可能的。何况日语还是他们获取新知识，睁眼看世界的途径。在民族性不迷失的前提下，于闽南语、汉文之外多一种语言技能，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日据时期初等教育的普及，使得接受日语教育的民众数量逐年上升，尽管在熟练程度上不尽如人意，毕竟日语作为法定的官方语言，是台湾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在殖民统治的特殊历史环境和统治机器的高压下，台湾人被动地掌握了日语，这丝毫不代表他们在思想上也认同了日本，相反，祖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始终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他们的心情，由台中庄遂性的一番话表露无疑：“我在国外和异民族相处时，我心安理得地当一个中国人，在国内和国人相处时，则我心安理得地当一个台湾人。并以能心安理得地当一个‘中国的台湾人’而觉骄傲。”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152页。难怪日人称：“（台湾人）表面上虽说是日本国民，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人却并未怀有这种心理。”松井石根：《台湾统治四十年的回顾》，《东洋》（特辑号）昭和10，第113页。
日据时期台湾人的日语教育，是近代意义上的所谓“第一次国语教育”。此前台湾的语言环境较为杂乱，既有北京官话，又有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言。除原住民外，通行的书面语言基本一致，但口语则异彩纷呈，日本人到台湾的初期严重依赖“通译”居中沟通，十分不利于殖民统治的展开。因此，加速殖民地人民日语的普及也是日本在台统治的现实需求。日据时期的日语普及运动借助政权机关的强力干预，得以实施并获得相当的成效。但需明白的一点是，这时的日语是外力强加给台湾人的语言，就绝大多数台湾人来说，学习或掌握日语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这导致了他们对日语的领悟能力和记忆意愿相对于日本人来说，要低下得多。1936年曾有位日本人说过这样的话：“持续四十年的国语普及事业可说徒具虚表，而未具实效，盖其只可说是学校的国语、日人的国语、国语演习会的国语、广播节目‘国语普及之夜’的国语、商用的国语等，加以连教师均对之不关心，故学生只在上课时使用，一走出教室，每只使用台语，其所以成效不彰毋宁是当然之事。”周婉窈：《台湾人第一次的“国语”经验》，《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87页。这一批评当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它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日语仅仅是台湾人的实用语言，而不是他们的思想语言、思考语言，更没有成为他们的民族语言。今天的人们尽可不必戴有色眼镜去看这段历史，就让事实恢复其本来面目吧。对待会讲日语的台湾人的态度，应该像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把他们当作是“留东五十年的老留学生”，光复之后“毕业回国了”。孝绍：《试假定我是台湾人来提出三项管见》，《台湾民声报》1945年6月16日。
台湾的教育系统是日本殖民者运用政府权力建立起来的，一方面，它以日语、修身、历史等课目的教学，力图促使台湾人常用日语，培养其作为日本臣民所必需的素养，以达到同化的目的。另一方面，则利用手中的统治机器，在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制造人为的不平等状态，对台湾人和日本人实施差别对待。日本人作为殖民地统治民族，在教育上、继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
尽管日本殖民者不时强调要达成“内（日）台如一”的目标，但正如矢内原忠雄所指出：“盖在经济及教育，同化是日本及日本人的利益，拥护这种利益的武器，则在政治的不同化，即专制政治制度的维持。”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84页。换句话说，所谓的同化教育，就是要台湾人无条件地、单向度地向日本文化同化，是要培养出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经济上却能为殖民者创造剩余价值的有文化的奴仆，日本殖民者之所以在台湾发展教育事业，原因即在于此。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的教育经验是双元的，一则有书房的汉学传统教育及家庭中华文化的传承，二则有新式学校的近代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输，因此，两种文化的撞击、冲突、摩擦，导致新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二重性格。他们中有人竭力保持中华文化传统，吸收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并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的台湾人”为荣。但在殖民者政治压迫和统治者优势文化的冲击下，有人心生苦闷，感到迷惘，柴田廉称之为“迷失的羔羊”。柴田廉：《台湾同化策论》，晃文馆，台北，大正12，第50页。这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在这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也出现了一小部分殖民统治的“协力者”。尽管其中大多包含非志愿的原因在内，但附从殖民统治以求苟安本身仍应予以谴责。少数“协力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架构内曾分得一杯羹，故某些人心底深处的恋日心态非一朝一夕所能消除，其影响亦不容忽视。
平心而论，从教育的普及、教育设施的增加和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等客观标准来看，与清代及同一时期祖国大陆、东南亚地区的纵横双向比较，台湾的教育发展确有其领先的一面。譬如，当时一水之隔的浙江省、福建省学龄儿童入学率便仅为46%和32%。《浙江教育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47页。郭少榕：《民国时期福建小学教育发展概况》，《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九辑），1992，第159页。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政治文化上日本殖民者是企图借教育来同化台湾人民；第二，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日本人占据优势，台湾人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第三，就经济利益而言，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培养，日本殖民者在教育领域的投入获得了高额的回报，相关研究表明，1920～1940年间，日人在农村教育中每支出1元，即可在农业生产上获取14元的长期社会报酬。刘克智：《台湾人口成长与经济发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9，第70页。因此，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是畸形的，日本殖民者的教育政策是歧视性的，日本人是台湾教育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总之，日本在台统治期间的发展项目向人们呈现的是一种“奶牛”效应，即只有费心养这头“牛”，才能挤出更多的“奶”来喂肥自己，在经济上是如此，文化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9台湾话文运动
台湾岛上的住民除了原住民外，历史上大都是从大陆的闽南、粤东迁徙过去的，其中又以闽南的漳州、泉州地区人民为主。由此而来，台湾住民的语言便以闽南语系占主导地位，而以客家与及南岛语系辅之。日本统治者在台实施同化政策和日语普及运动，同时还限制台湾人使用汉语及其方言闽南语，在台湾人为的造成了一场闽南语生存危机。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台湾本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行动起来，一面为闽南语的生存与复兴呼号呐喊，一面尝试以闽南语进行乡土文学的创作，由于闽南语即台人所说的台湾话，此一运动亦通称为台湾话文运动。
众所周知，日本殖民者治台政策的基本点就在于企图将台湾纳为日本领土的“真正”的一部分，同时将台湾人同化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亦即台湾日本化、台湾人日本人化。语言是同化的有效载体，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就说过：“（普及日语）是同化的必要手段，如欲使土人（按指台湾人）的思想、风俗、习惯等与母国人（日本人）相一致，则应首先透由普及母国语这一捷径来进行。”井出季和太：《南进台湾史考》，诚美书阁，东京，1943，第122页。在普及日语的同时，又大力打压汉语，学校中的汉文课由一定课时的存在变为渐次取消，如新竹厅当局就在1931年宣布取消公学校的汉文科，其理由有二：“一是汉文教育不得不读台湾音，很阻碍内地语的进步。其次是利用汉文时间，可以多练习内地语云云。”《新竹州势调查会又一产物，废止公学校汉文科》，《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4月25日。学生在校园内讲台湾话也会受到训斥乃至罚金。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在日据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台湾青少年，对台湾话开始生疏起来了。对此，一些台湾本地知识分子无不为之扼腕叹息，连横即曾痛切地指出：“今之学童，七岁受书；天真未漓，咿唔初诵，而乡校已禁其台语矣。今之青年，负笈东土，期求学问；十载勤劳而归来，已忘其台语矣。今之搢绅上士乃至里胥小吏，遨游官府，附势趋权，趾高气扬。自命时彦；而交际之间，已不屑复语台语矣。颜之推氏有言：‘今时子弟，但能操鲜卑语、弹琵琶以事权贵，无忧富贵’。噫！何其言之婉而戚也！”连横：《台湾语典》自序二，台湾史料文献丛刊第八种。他认为：“凡一民族之生存，必有其独立之文化，而语言、文学、艺术、风俗，则文化之要素也。是故，文化而在，则民族之精神不泯，且有发扬光大之日，此征之历史而不可易者也。台湾今日文化之消沉，识者忧之。而发扬之、光大之，则乡人士夫之天职也。”连横：《雅言》二，台湾史料文献丛刊第八种。为此，他以写作《台湾通史》的精神来投身于台湾话的研究工作，“余以僇民躬逢此厄，既见台语之日就消灭，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一谋发达，遂成成《台语考释》，亦稍以尽厥职矣。曩者余惧文献之亡，撰述《台湾通史》；今复刻此书，虽不足以资贡献，苟从此而整理之、发扬之，民族精神赖以不坠；则此书也，其犹玉山之一云、甲溪之一水也欤！”连横：《台湾语典》自序二，台湾史料文献丛刊第八种。由此可见，连横撰写《台湾语典》的动机在于一方面弘扬祖国语言文化并提振台湾人民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则借此对抗日本殖民者的日语普及运动及其殖民同化政策。正如他所说的：“余惧夫台湾之语日就消灭，民族精神因以萎靡，则余之责乃娄大矣。”连横：《雅言》二，台湾史料文献丛刊第八种。
《台湾语典》共分四卷，搜集了大量台湾话的词、词组、俗字和俚语，并加以注音、解析、溯源、举例，是一本实用价值颇高的台湾话词典。譬如：
爱困则要睡也。
头家店东曰头家，田主亦曰头家。《吹景集》：博戏者立一人司胜负，曰头家。此系借称。
趁食谋生也。趁呼炭。《方言》：趁，逐物也。连横：《台湾语典》卷一、卷二。
对于台湾话的注音和如何文字化的问题，连横予以很高的期待，他认为“台湾文学传自中国，而语言则多沿漳、泉。顾其中既多古义，又有古音、有正音、有变音、有转音。昧者不察，以为台湾语有音无字，此则浅薄之见。夫所谓有音无字者，或为转接语、或为外来语，不过百分之一、二耳。以百分之一、二而谓台湾语有音无字，何其真耶？”台湾话的研究在他看来，是在日人殖民统治下“保存台湾语”的重要途径，乃“为台湾计，为台湾前途计”的大事。连横：《雅言》三、一。连横的台湾语（闽南语）词典编撰工作为当时的台湾话文运动及台湾乡土文学创作活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五四运动后，受大陆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一部分先进台湾知识青年如张我军等开始主动摒弃文言文及旧文学形式，倡导台湾新文学，他们在《台湾民报》等舆论阵地发表文章，展开新旧文学论争，主张进行白话文学的建设及台湾语言的改造。针对当时文学界脱离民众的状况，一些人还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运动，并鼓吹用台湾话文来进行乡土文学的创作。
早在1922年，蔡培火即提出以闽南语为书写工具，用罗马字拼成台湾白话来向老百姓普及台湾话文。其后黄呈聪在极力宣扬应于台湾推行中国白话文的同时，也认为可以将台湾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提炼升华为文字文学，其后连温卿、赖和、郑坤五等均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至于用台湾话来进行文学创作，当首推郑坤五在《三六九小报》上以台湾话写的短文。直到1930年，黄石辉在《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正式表达了对台湾话与台湾乡土文学关系的理解，他说：
你是台湾人，你头戴台湾天，脚踏台湾地，眼睛所看的是台湾的状况，耳孔所听的是台湾的消息，时间所历的是台湾的经验，嘴里所说亦是台湾的话语，所以你的那枝如椽健笔，生蕊的彩笔，亦应该去写台湾的文学了。
用台湾话作文，用台湾话作诗，用台湾话作小说，用台湾话作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黄石辉：《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转引自林央敏《台语文学运动史论》，前卫出版社，台北，1996，第31页。这番话引发了台湾文学界有关台湾话文及台湾乡土文学的激烈争论。郭秋生以《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与之相呼应，他认为在日语愈益普及台湾话渐趋衰微的台湾社会，必须使用言文一致的台湾话文，只有这样乡土文学才能真正深入基层，才能拨动民众的心弦。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杂志社，高雄，1991，第27页。与黄石辉提出的编撰台湾话教科书、词典并组织研究会主张不同，郭秋生以为不如先整理台湾本地的歌谣编辑成册，以供民众阅读，这样才不至于又走入象牙之塔，他说：“于是路旁演说的卖药兄弟的确会做先生，看牛兄弟也自然会做起传道师傅传播直去，所有文盲兄弟姊妹们随工余的闲暇尽了慰安，也尽可识字，也尽可做起家庭教师，——这岂不是再痛快事吗？”郭秋生：《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上），《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8月29日。至于台湾话文如何书写的问题，各方则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用白话，有的主张用罗马字，有的主张创设新文字。蔡培火即力主推广用罗马字拼写台湾话，并向总督府申请设立学校“对台湾人教习台湾白话字”。《台湾白话字许可问题，蔡氏被上访局长》，《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9月7日。黄纯青则质疑另做新字会否因台湾话“往往有音无字，万一新字过多，反为不便”黄纯青：《与郭秋生先生论台湾话改造》，《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11月1日。。林凤岐提出从经济和现实两方面考虑，“由于历史的立场，台湾语言以中国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做标准”，“推行台湾音的罗马字，把他来注汉字的音”林凤岐：《我的改造乡土文学的提案》，《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12月5日。。这显然是一个综合的提案。然而，在整个日据时期始终没有一个方案能够让所有人、哪怕是大部分人满意，于是台湾话如何达到言文一致的问题便延续至今。
从台湾话文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是一场由台湾本地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为抵制日本殖民者的日语普及运动、拯救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及闽南语这一中国地方语言文化而进行的民族文化自救运动，是对日本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直接反抗。连横编撰《台湾语典》时就是本着这一宗旨，他忧虑的是台湾话乃至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兴衰。台湾话文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台湾新民报》在它的社论中也提到：“中国是素称文教之邦，我们台湾人是汉民族的后裔”，台湾文学是一个“地方文学”，应“保持台湾地方文学的特色”。社说《台湾文学的整理和开拓》，《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8月1日。乡土文学论争的始作俑者黄石辉则称：在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台湾在政治关系上不能用中国话来支配，在民族性上不能用日本话来支配，为适应台湾的现实社会情况，建设独立的台湾文化”。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杂志社，高雄，1991，第27页。换句话说，台湾话文运动是直面日本殖民统治的现实并适应着这一特殊状况来对抗日语及日本文化侵略的，所谓的“独立的文化”的内核仍然是中华文化，它具有鲜明的民族反抗色彩。台湾话文运动的干将郭秋生更是直截了当地指明了该运动的中国地方文化特色，他说：“我极爱中国的白话文，其实我何尝一日离却中国的白话文，但是我不能满足中国的白话文，也其实是时代不许满足中国的白话文使我用啦。”“中国的白话文可完全在台湾繁殖吗？即言文一致为白话文的理想，自然是不拒绝地方文学的特色，那末台湾文学在中国白话文体系的位置，在理论上应是和中国一个地方的位置同等。”郭秋生：《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下），《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9月7日。原来，所谓的台湾话文不过是中国白话文的台湾地方特色罢了，这就是台湾话文运动的角色定位。
还有一个例子，郭秋生曾云：“关于台湾话文建设的问题，我这回（1931年）到台中，访问庄遂性君，互相交换意见，知道他和张聘三君在十年前即有同样的提案，他们的自信，不但以台湾话文为文盲症的对症药，还期待以为台湾文化的急先锋，并且引以为完成中国国语之一助，益激励我辈之不可不贯彻初志了。”郭秋生：《读黄纯青先生的台湾话改造论》（上），《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11月7日。在这里，台湾话文与中国白话文的关系已是如此的密不可分。
10殖民地文学
日本殖民统治前期，台湾文学尚处于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诗人的活跃和诗社的勃兴。它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对当时的历史境况，洪弃生有过这样的描述：“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弃民斯弃地。虽以祖宗经营二百年疆土，煦育数百万生灵，而不惜断于一旦，以偷目前一息之安，任天下汹汹而不顾。如割台是已。”洪弃生：《台湾战记》原序。在他的眼里，台湾的割让，怎一个“弃”字了得！
日本占据台湾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朝遗留知识分子原先经由科举考试达到升迁这一传统通道被彻底阻断了，他们的前途顿时陷于无望和渺茫之中，由此产生了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愤恨和抵制。在日本人强大的武力和警察网络面前，又有人感觉无助乃至自暴自弃。台湾旧知识分子的失落感，使得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有国朝弃民的无奈和改朝换代的幻影，有人开始逃避现实，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化在这一社会剧烈变迁时间段内，自发的萌生了出来；有人借诗言志，诗歌成为他们发泄不满情绪的一个宣泄口，诗社也成了他们相互联系、顾影自怜的好场所。在日本殖民者一方，台湾总督府在强化武力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的同时，也采取了怀柔的另一面手法，笼络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如颁发绅章，举办扬文会等，企图将台湾民间的有力人士纳入殖民统治的新秩序之中，并通过他们去影响广大的台湾民众。对于台湾旧知识分子的诗歌活动，日本殖民者从总督到日本官吏中的汉文学家及一般的爱好者，均积极的支持并参与其中，两者共同托起了日据初期台湾诗社发展的高峰，从而构成一幅奇特的殖民地文化现象。
诗社是台湾早期文学界的重要组织，栎社1898年初创于台中，1902年开始得到发展，主要成员有林痴仙、赖悔之、林南强、林仲衡等。1906年台南南社成立，主要成员包括蔡国琳、赵云石、连雅堂等。1909年台北嬴社设立，参加者有谢汝铨、林湘沅、洪以南等。形成了北、中、南三足鼎立的形势。其他规模和影响力较小的诗社还有如咏霓吟社、罗山吟社、凤冈吟社、西嬴吟社、莱园吟社、桃园吟社等等，1902～1920年间诗社总数在60家以上。刘登翰、庄明萱等：《台湾文学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91，第293页。这些诗社的主要活动内容就是“击钵吟诗”。诗作的基本内容或是针对台湾沦陷发出感慨，或消极遁世，或无病呻吟。不少人还效仿中国历代隐士，试图不问世事，对现实生活采鸵鸟主义。但不论怎样，在异族占据国土，实施同化政策，并在教育上排斥中华文化、大力普及日语的社会背景下，他们的活动对于保存汉文化，激发人们的故国情怀，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至于后期一些诗人附和日本殖民者而发表的一些媚日诗词，则应予以批判。
这一时期日本人的汉诗活动也开展得十分活跃，较为有名的如馆森袖海、加藤雪窗、中村樱溪，乃至于总督儿玉源太郎等，儿玉组织的南菜园唱和，还一时轰动南北。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汉诗文社也是较盛行的，仅森槐南（泰二郎）曾参与的汉诗文社就有回澜文社、白鸥文社、菊坊吟社、星社、柳社等等。杨永彬：《日本领台初期日台官绅诗文唱和》，收入若林正丈、吴密察编《台湾重层近代化论文集》，播种者文化有限公司，台北，2000，第111页。日本据台后，一些通晓汉文的日本人或归化日本的中国人作为殖民地统治人才被引入台湾，于是在部分拥有汉文素养的日本人和台湾士绅之间，开始了一种以汉文汉诗为纽带的交际活动。在日本殖民者方面，无非是想借着此类活动以收买人心，软化台湾人对总督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
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发生于1920年代，此时台湾岛内外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洲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日本国内民主自由浪潮汹涌澎湃，进入了所谓“大正民主期”，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也爆发了独立事件。台湾岛内自西来庵事件后亦逐渐从武装抗日斗争向非暴力政治运动转化，尤其是祖国大陆的五四运动，其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和随之而来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是极大地刺激了台湾的知识分子。与外部世界接触较多的留日台湾学生首先起来组织启发会、新民会，与大陆、朝鲜学生及台湾岛内士绅相联络，开展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随之创刊的《台湾青年》、《台湾》杂志，成为台湾知识分子发表政见、抨击总督专制统治的重要舆论阵地。《台湾青年》创刊号“卷头之辞”是这么描述台湾知识分子是怎样渴望汲取新思想新文化营养的：“我辈在深思熟虑之后，遂有如此的觉悟：即广泛地倾听内外言论，该择取者则不分大小皆采为我辈之养分，并且不惜将养得之力，对内外尽力，正是我辈的理想、应该勇往迈进的目标。我所敬爱的青年同胞！一起起来共同迈进。”《台湾青年》创刊号，大正9年7月16日。
台湾青年学子首先汲取了祖国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的营养，向脱离广大民众、愈来愈显现出抱残守缺特性的旧文学发起挑战。《台湾青年》上较早就刊出了有关文学的文章，其中陈炘的《文学与职务》主张文学的任务在于传播文明思想，负有改造社会的使命，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责任；甘文芳的《现实社会与文学》则直接抨击了旧文人“击钵吟”的颓废和无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瑞明的《日用文鼓吹论》，首次尝试以白话文来表述自己的主张，要求改变晦涩难懂、远离大众的古文，以白话文来改革文学，启发民智。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杂志社，高雄，1991，第21～22页。从中可以看出日据下台湾新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文学的最原始的期待，即①扬弃旧文学、提倡新文学；②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社会大众服务；③主张言文一致，对接祖国大陆，使用白话文。1922年《台湾青年》改刊为《台湾》，学习五四精神，改革台湾汉文现状的呼声日益高涨，黄呈聪、黄朝琴热情地介绍了祖国大陆白话文普及的状况，大声疾呼台人不写日文，不用古文，专用白话文写信、演讲，它适应了民族运动团体文化协会对大众进行思想和民族意识启蒙的要求，而与文学本身的契合尚不紧密。
真正向旧文学下挑战书的是留学大陆的张我军。张我军（1902～1955），台北板桥人，留学大陆北平师范大学，主要著作有评论《糟糕的台湾文学界》、《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小说《买彩票》及诗集《乱都之恋》等。针对当时以连雅堂为首的旧文学派及其“击钵吟”日益与社会脱节的状况，张我军连续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等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旧文学家们“是反对新文学而不知道新文学是什么的人”，对其声称新文学主张“汉文可废”的荒唐言论进行了驳斥。他还将矛头直指“击钵吟”，“击钵吟是诗界的妖魔，是和我在前段所说的‘人为什么要做诗’的原义相背驰的。我们如果欲扫刷清台湾的文学界，那末非先把这诗界的妖魔打杀，非打破这种恶习惯风潮不可”。张我军：《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张我军选集》，时事出版社，北京，1985，第23页。振聋发聩的呐喊，惊醒了台湾的文学界。新旧文学的论争，一方面促进旧诗人的分化及旧文坛的衰微，另一方面，张我军等人还引进了新文学最新思潮，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的新文学进一步明确了其与祖国文学乃至祖国文化的血脉关系，并介绍了祖国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的蓬勃发展状况，后来还转载了胡适、鲁迅、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的作品，使得台湾人民能直接感受到祖国文化发展的脉动。张我军就说道：“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台湾自归并日本以来，因中国书籍的流通不便，遂隔成两个天地，而且日深其鸿沟。”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同上，第14页。显然，台湾的新文学运动还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在日本殖民者的两岸分离政策下，奋起抗争并强化沟通台湾与祖国的联系，使台湾文学这一中国文学的支流不断的得到祖国文化的滋润和营养。因此，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绝不仅限于文学本身。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20～1926年为新文学的萌芽期，1927～1937年为新文学的发展期，1937～1945年为新文学的特殊时期——战争期。
1920年《台湾青年》诞生，为殖民当局新闻控制下的殖民地台湾社会的本地知识分子提供了发表政论和交流思想的场所。如上所述，主张改造台湾文学的最初几篇文章正是在《台湾青年》上发表的，而台湾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新一代作家也是以《台湾青年》及以后改版的《台湾》、《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为主要的阵地，发表他们的作品并赢得越来越多的民众的认可。1922～1924年，一些新小说开始出现，如追风的《她要往何处去》、无知的《神秘的自制岛》、柳裳君的《犬羊祸》等等。追风即谢春木，彰化人，曾任《台湾民报》主笔。他的《她要往何处去》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清风、桂花二人由订婚到毁约的曲折生活经历的描写，揭露了封建主义下家庭和妇女的悲哀，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命题，正如小说主人公桂花所说的：“这不是阿母的罪，也不是清风的，都是社会制度不好，都是专制家庭的罪。我只是牺牲者之一而已。正如表哥所说，整个台湾不知有多少人为这制度而哭着。如今我都明白过来了。我要为这些人而奋斗，勇敢地奋斗下去。”刘登翰、庄明萱等：《台湾文学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91，第373页。只不过该小说是以日文发表。柳裳君的《犬羊祸》暗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中的妥协性和动摇性，批判林献堂、杨吉臣在日本殖民者的高压政策下退缩的行为，这是一篇政治讽刺小说，体现了台湾新文学的现代意识及其与现实问题的紧密联系。在新诗创作上，1925年《人人》杂志创刊，发表了大批作家的诗作。同年张我军的诗集《乱都之恋》在台北正式发行。这一时期出现了施文杞的《假面具》、杨云萍的《这是什么声》、张我军的《对月狂歌》、《无情的雨》等佳作，诗人们对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对爱情一往情深，诗作时代色彩浓郁，语言既淳朴厚实又韵律跃动，台湾新诗于兹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