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一章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确立.15
台湾新文学萌芽期的小说多采取现实主义手法，以台湾这块土地上发生着的父老兄弟姊妹们的生活及其所思所想为内容，诞生了一系列作品，涌现了一批台湾本土作家，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时的台湾作家中较具有影响力有赖和、张我军、杨云萍、杨守愚、虚谷、杨华等，他们作品风格各异，尤其是1926年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称仔”》，杨云萍的《光临》、《黄昏的蔗园》，张我军的《买彩票》等的出现，成为萌芽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标志性作品。在这些台湾作家的作品中，台湾殖民地警察的横暴，资本家对贫苦大众的压榨，封建势力的顽固及妇女地位的低下和台湾风土人情，都构成了其作品的主要内容。赖和（1894～1943），笔名懒云、甫三、走街先、安都生、灰等，台北医学校毕业，1921年加入文化协会，投身于台湾民族运动。早期他在大陆行医期间，接触了五四运动并受到白话文的影响，创作出不少的新诗。回台之后，还不断从祖国汲取营养。他弟弟赖贤颖回忆道：“当时祖国方面的杂志如《语丝》、《东方》、《小说月报》等，我都买来看，看完就寄回家给赖和，赖和就摆在客厅，供文友们阅读。”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4，第54页。他的文学创作在台湾文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不论是《一杆“称仔”》所揭示的警察的暴虐，还是《丰作》中主人公添福甘蔗增产却在会社的剥削下一无所获时愤怒的骂声：“伊娘咧，会社抢人！”均直指殖民地人民备受欺压的社会现实。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着力表现台湾的乡土气息，注重故事性和戏剧性，关怀民众，关怀乡土。杨守愚曾经这么评价赖和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地位：“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具体地提示到大众之前的，便是懒云（赖和）的白话文学作品。在一个文言文的世界中，以先人所以为浅薄粗鄙的白话文为文学表现的工具；写大人先生辈以为鄙野不文而唾弃的小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冒险性的尝试。而由于他的创作天才和文学上的素养，幸而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尝试，并且多少给予白话文阵营以自信，并煽动起无数青年对于‘小说’的热烈的爱好。” 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4，第4页。
1920年代中期后，台湾新文学进入发展期，经历了萌芽阶段成长起来的台湾新文学虽已突破了旧文学的生涩难懂、脱离群众的旧框架，但其与人民大众相去仍远。台湾的作家们还缺乏组织，缺乏更多的发表作品的园地。在社会背景上，随着文化协会主导的民族运动中农工阶级的政治觉醒和文化启蒙的展开，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的文化需求日益增强，文学为谁服务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台湾文学界对此也有初步的认识，赖和就曾提出“要倡导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的这一种艺术运动”。1932年叶荣钟在《知识分配》一文中明确地道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台湾的知识水准若以个人而论，则不但无多逊色，尚且有很优秀的未来可以期待的。所以若能够把这些知识分子挽至民众的里头，使他们与民众结成密接的关系。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知识分配给一般民众，则民众的文化自然就有蒸蒸日上的希望了。这样议论一见似乎很迂远，但其实却是极切实的提案，假使我们的知识阶级若能大悟一番，不以装饰品的地位自足，向前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到乡里去，由家庭，由邻里，由乡落切实地去指导，勿泥于高远的理想，毋惑于玄虚的批评，由日常茶饭屑事做起，以身为范去指导民众，庶几这台湾的文化才能够脱离这畸形的现状，而上正常的、健康的发达途上去，然后大多数的同胞才能够享受所谓文化的恩泽哩！知识阶级哟！到民间去！去！去！！去分配你们的知识给你的邻人！给你的乡里！这是新台湾建设的捷径！！！”叶荣钟：《知识分配》，《南音》1卷7号，转引自刘登翰、庄明萱等《台湾文学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91，第439页。从该文的背景看，其着重点不在文学而是在民族运动中呼吁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对广大民众进行文化启蒙和新知识的普及，但文章是发表在文艺刊物《南音》上的，对于同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作家们来说，还是有着很大的意义的。
1930年台湾文学界迎来了文艺园地百花齐放的兴盛局面，全岛南北先后有不少的文艺刊物创刊发行。《台湾民报》改为《台湾新民报》后，随着日刊的发行，报纸的容量大增，为此报纸特设了学艺部，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文艺评论。此外，《明日》、《洪水报》、《赤道》、《三六九小报》、《现代生活》、《晓钟》、《伍人报》、《台湾战线》、《台湾文学》等等均告问世。较受大众欢迎的《三六九小报》开辟有杂俎、史遗、古香零拾、开心文苑等专栏，文字生动活泼。值得注意的是《伍人报》、《台湾战线》等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为指导的文学杂志的出版，带动了台湾社会主义文学的萌发。《伍人报》的主要执笔人有蔡德音、黄师樵、廖毓文（汉臣）、朱点人（石峰）、王诗琅等，较有名的作品如点人的《一个失恋者的日记》和黄石辉的评论《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台湾战线》获得了台共党员及左翼青年的积极投稿，在全岛设置了70余处发行所，并经由台湾共产党与日本国内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战旗社、法律战线社、农民战线社，普罗科学联盟等等保持密切的联系，成为台湾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先声。《台湾战线》在发刊宣言中这么写道：“现在将以普列塔利亚文艺来谋取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解放在资本家铁蹄下过着牛马生活的所有被压迫劳苦大众。”“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该再事踌躇，应该觉悟要一致努力，把文艺夺取到普罗列塔利亚的手中来，作为大众的所有物，而且来促进文艺革命。我们深知：在这过渡期倘没有正确的理论，便没有正确的行动。故要使劳苦群众能够发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普罗文艺，如此才能使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汇合起来，加速度的发展也才有可能缩短历史的过程。”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连接点》，研文出版，东京，1997，第172页。正由于该刊鲜明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路线，遭到日本殖民者的禁止，虽一度试图以《新台湾战线》复刊，但未能成功。
1930年代台湾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后，在岛内发展了党的组织，影响了一大批左翼青年和普通劳动者，在台湾民族运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作为台湾共产党在文艺领域的旗帜，《台湾战线》的刊行，标志着台湾共产党人开始考虑以更为通俗易懂、更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引导民众，以促进台湾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一举动也给台湾的作家们较大的思想冲击，被称为台湾文学之父的赖和便曾亲身参与其中。1930年10月25日，台湾主张无产阶级文艺的文学界人士在台北举办“台湾言论出版自由获得恳谈会”，会议有来自《台湾战线》社的谢雪红、郭德金、陈焕圭，《伍人报》社的周合源、江森钰、蔡天来，《洪水报》社的许明、黄白成枝、曾得志，以及民族运动团体台湾文化协会台北支部、台湾工友总联盟、工友协会、台北维新会、台湾文化协会本部、台湾农民组合本部、彰化总工会等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商议成立台湾言论出版自由获得联盟，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台湾左翼文艺运动的总动员这一大联盟最终未能成立。
1932～1933年间，台湾文坛出现了《南音》、《福尔摩沙》、《先发部队》等专业文学刊物，其中较具影响力的是《南音》。1931年庄垂胜、叶荣钟、郭秋生、赖和等组建南音杂志社，1932年元旦，《南音》正式出版，该刊的宗旨：“第一就是‘怎样才能使思想、文艺普遍化’”，“本志应当期待充做个研究‘怎样才能够使多数人领纳得思想和文艺的生产品’的机关，换句话讲，就是有什么方法或是用什么工具和形式来发表，才能够使思想、文艺浸透于一般民众的心田，这是本志应当努力的一个使命”。由此看来，《南音》的办刊原则在于使得台湾文学朝大众化的目标前进，而不应是“极小部分的人们才能够享受它的恩泽的”刘登翰、庄明萱等：《台湾文学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91，第450页。，这与台湾新文学运动开展以来一贯的方针一脉相承。正因为如此，《南音》发表的文学作品大都有着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如赖和的《归家》、《惹事》，周定山的《老成党》、《摧毁了的嫩芽》，赤子的《擦鞋匠》，郭秋生的《猫儿》，凉的《幻影的消灭》等等。此外，《南音》杂志开展的台湾话文讨论、乡土文学论争及郭秋生、李献璋对民谣民歌的收集，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南音》社成员多为台湾中部人士，如彰化的赖和、许文达，鹿港的周定山、庄遂性、叶荣钟、洪炎秋，丰原的张焕珪，大屯的张聘三等，其中叶荣钟、庄遂性、张焕珪、张聘三、陈逢源、吴春霖又是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重要成员，台湾民族运动与台湾新文学的密切关系，很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1934年5月，台湾文艺界的全岛性组织台湾文艺联盟成立，同时出版《台湾文艺》杂志，随后还召开了第一回全岛文艺大会。有意思的是，这个象征着全岛文艺家大团结的组织也是设立在台中，这显然与台中在日据时期本来就是台湾民族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有莫大的关联。从历史上看，台湾人争取受教育权力的台中中学校事件发生在此，台湾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林献堂是台中人，台中还被日本殖民者视为不稳思想和行动的多发区域，加上台中离总督府所在的台北略远，殖民政府的控制力相对较弱，因此成为活跃文学家的集中地并不奇怪。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连接点》，研文出版，东京，1997，第208页。《台湾文艺》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艺杂志，发表了张深切、黄得时、雷石榆、邱耿光、杨逵、吕赫若等等作家的小说、诗歌、戏剧、随笔、评论等作品，杨华的《薄命》和杨逵的《送报夫》、吕赫若的《牛车》还被介绍到了祖国大陆，同时也将鲁迅、郭沫若介绍给了台湾的读者。1935年，由于对人事及稿件审核标准等问题的意见分歧，文艺联盟内部发生了矛盾，杨逵等脱离联盟另创办了《台湾新文学》杂志，从后者与日本国内左翼运动的密切联系和刊发作品来看，相对于《台湾文艺》而言，其激进色彩明显较为浓厚。譬如1936年12月号的汉文创作专辑刊出赖贤颖的《稻热病》、尚未央的《老鸡母》等作品就因民族意识较浓被当局冠以“内容不妥，全体空气不好”的罪名遭查禁。再如该刊还出版高尔基特辑号，发表纪念鲁迅的文章。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03页。
台湾新文学发展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本土作家，其中中文作家有赖和、杨守愚、郭秋生、张深切、朱点人、林越峰、廖毓文、蔡愁洞、周定山、赵枥马、徐玉书、林克夫、张庆堂、杨华、王锦江、黄得时、李献璋、黄石辉、庄遂性等；日文作家有杨逵、赖明弘、张文环、吕赫若、翁闹、吴希圣、赖庆、巫永福、郭水潭、吴新荣、龙瑛宗、吴浊流、王白渊、吴坤煌、刘捷、苏维熊、徐琼等。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05页。基于面向民众、面向社会、注重乡土特色的理念，他们的作品，大都反映台湾基层社会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的揭露了殖民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痛苦及他们的反抗斗争，如吴希圣的《豚》就描述了主人公阿三一家为维持生计女儿被迫卖春的惨痛经历；白滔的《失败》叙述了主人公被警察逼迫而发出要“用我们不屈不挠的果敢毅力于之拼命”的怒吼；张深切的《鸭母》讲的是怒不可遏的农民闹到了村镇役所；林克夫的《阿枝的故事》表现了台湾工人起来斗争的故事。或者是描写了台湾人的爱情婚姻和女性在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命运，如毓文的《玉儿的悲哀》讲的就是殖民主义教育制度和封建势力下的爱情的悲剧；马木枥的《私奔》讲述了女性挣脱封建枷锁投奔自由的历程；瘦鹃的《出走的前一夜》更是借主人公的口说出了台湾妇女的心声：“卑怯的女子，你愿意当奴隶，当玩物吗？不，走吧，打断旧制度的桎梏，跑向光明的前途去吧。”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08页。也有的作品描写了女性的悲惨遭遇，如郭秋生的《死么》、瘦鹃的《冬夜》等，就述说了“女子被出卖而成青楼摇钱树”。瘦鹃的《生命的价值》这么描写小婢女秋菊的生活：“每早起床就要扫地、拭椅桌、换烟筒水、煎茶、排水、洗衣服、洗碗箸、买菜蔬、搥腰骨、清屎桶、当什差、守家门，还要管顾小主人。这么多的工作，都要她一个人担当。万一不提防、不小心，还要饱尝那老拳、竹板、绳子的滋味呢！”许俊雅：《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文史哲出版社，台北，1999，第605～606页。读之令人酸鼻。
在文学作品的体裁方面，也有了较大的突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如林辉焜的《女之一生》、赖庆的《女性悲曲》、山竹的《突出水平线的恋爱》、吕赫若的《牛车》、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等等。在诗歌方面也出现了不少的优秀诗人，形成盐分地带诗人群、风车诗社诗人群和台湾艺术研究会诗人群。较著名的诗人如王白渊、陈奇云、郭永谭、林永修等。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11～116页。总之，1927～1937年发展期的台湾新文学进入了台湾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繁荣时期。
10皇民文学及其他
1930年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台湾的政治就已经环境趋向紧张化，台湾共产党、台湾民众党乃至台湾地方自治区联盟等民族运动团体相继遭到取缔。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台湾进入战时状态，军部法西斯势力空气膨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地政策开始从缓进的同化政策——内地延长主义转换到激进的同化政策——皇民化运动。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文化环境的急剧恶化，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禁止汉文。1937年4月1日各大报刊登联合声明废止汉文栏，台湾人不得不接受日文对台湾社会文化生活的全面占领。
在文学界，新的重组也开始了，右翼分子西川满组织成立了台湾文艺家协会，发行《文艺台湾》季刊，该刊运作中充满了西川满的个人专断色彩，且配合总督府皇民化运动的倾向十分明显。张文环等人愤而退出，另创新刊《台湾文学》，由于得到大财团三井物产的资助，反倒比《文艺台湾》更不受财政的困扰而能发表质量较高的作品，一些著名作家如吕赫若、黄得时、工藤好美、坂口零子等都投身到《台湾文学》阵营。与《文艺台湾》的皇民化色彩浓郁不同，《台湾文学》发表的作品主要关注台湾传统社会生活，如婚姻、养女、迷信、大家族封建势力等，其实质是对《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以来一直坚持的新文学运动精神的延续。河原功：《战时台湾之文学与文化状况》，藤井省三、黄英哲、垂水千惠等编《台湾的“大东亚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2002，第300页。
随着时局的发展，日本殖民者显然不满足于对文坛的间接控制，皇民奉公会成立后，内设文化部，以台北帝大教授、台湾文艺家协会会长矢野峰人任班长，进一步促进了台湾文艺家协会向皇民奉公会系统的靠拢。1943年2月设置台湾文化奖，其中的台湾文学奖授予西川满、滨田隼雄和张文环，前二者属《文艺台湾》、后者属《台湾文学》，如此安排似乎有拉拢台湾人文学家的意味在内。作为皇民奉公会的机关刊物——《新建设》于1942年10月创刊，该刊的主要功能在于全力宣传皇民化运动的主旨，彻底灌输日本精神，召集日台人作家开座谈会，介绍台湾各地方文化动向，以引导社会舆论。
1942年11月1日，台湾总督府新设官房情报课，该课的主要职责是：“为遂行国策进行有关基础事项的情报收集”，“指导及启发舆论”，“作为报道及启发宣传机关的指导”。 河原功：《战时台湾之文学与文化状况》，藤井省三、黄英哲、垂水千惠等编《台湾的“大东亚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2002，第305页。1943年，成立了台湾文学奉公会，台湾全体文学家均被纳入其中。为了使台湾的文学为皇民奉公运动服务，1943年11月13日，由台湾皇民奉公会主办，总督府情报课、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日本文学报国会协办，召开了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会议主题就是“本岛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会上西川满首先表示向皇民奉公会献上《文艺台湾》杂志，由皇民奉公会来做新的文学刊物的统合。与此同时，短歌杂志《台湾》、俳句杂志《原生林》也要求“献上”本杂志。只有《台湾文学》对所谓的杂志统合表示反对，但迫于时局，随之不得不停刊告终。1944年4月，皇民奉公会主导的新文学杂志《台湾文艺》创刊。自此，日据末期除了《台湾艺术》改名为《新大众》作为南方战线的慰问品而存在之外，台湾岛内就只剩下皇民奉公会——实际上是总督府情报课控制下的《台湾文艺》一家独霸文坛了。1944年6月，在总督府情报课的策划下，组织了日台作家13人赴各地进行生活体验，“与产业战士同吃同住一周”，创作出的作品结集编成《决战台湾小说集》乾坤二卷，各出版1万部，在战时纸张匮乏的年代，这应属于大手笔的活动了。这次创作活动表明台湾的作家们受到了行政权力的直接掌控，文学处于被政治利用的状态。 河原功：《战时台湾之文学与文化状况》，藤井省三、黄英哲、垂水千惠等编《台湾的“大东亚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2002，第308页。
战时的台湾文学呈现出复杂的生态，受法西斯高压政策的胁迫，台湾作家们陷于苦闷之中，在连生活中偶有不满语言就会被扣上“非国民”大帽子的环境下，文学创作就更加艰难了。汉文被取缔了，文学创作不消说是要用日文来进行的，反战反日的言论没有生存的余地，一些有民族正义感的作家或封笔不写、或以曲折迂回的方式表达内心的不平。如杨逵的《鹅妈妈出嫁》、《无医村》，吴浊流的《水月》，巫永福的《祖国》等等。有的还暗中写作有反战意味的小说，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在审查制度严苛的情况下，有的作家只好浸淫于人情风俗、人生百态的描写，体现出鲜明的台湾乡土格调，如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一个女人的记录》，王昶雄的《陋巷札记》等等。更有的作家刻意沉迷于形式主义的创作意境里，对艺术表现精雕细琢，如叶石涛的《林君寄来的信》、《春怨》等。刘登翰、庄明萱等：《台湾文学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91，第555页。但是，作家也是社会人，他的创作不可能不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以张文环为例，作为《台湾文学》的编辑发行者，实际上已经成为战时台湾人作家的核心人物。作为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家乡的挚爱，同情弱者，关怀社会，如《艺旦之家》、《夜猿》、《阉鸡》、《论语与鸡》等。但作为评论家，他的文章又积极的配合时局，号召人们响应战时动员，甚至说过期待台湾青年能和日本人一样在靖国神社“祭拜英灵”这样的话 野间信幸：《张文环的战争协力与文学活动》，藤井省三、黄英哲、垂水千惠等编《台湾的“大东亚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2002，第111页。，似乎显现出一个殖民统治“协力者”的形象。张文环身上所体现的两面性，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台湾作家在皇民化运动狂潮下，被动的、违心的一面，或者说是为求自保的无奈之举，典型事例就是张文环在决战文学会议上面对右翼日人的压力为保护台湾人作家而大声呼叫：“台湾没有非皇民文学，假如有任何人写出非皇民文学，一律枪杀。” 林瑞明：《骚动的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460页。有人指出：“殖民地时期（特别是战争下物质与精神双重动员时期）台湾人认同及精神构造，普遍出现暧昧游移、葛藤分歧或冲突矛盾等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毕竟也是战争的产物”。柳书琴：《殖民地文化运动与皇民化：论张文环的文化观》，《殖民地经验与台湾文学——第一届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0，第3页。
然而，在皇民化运动的浪潮下，台湾文学肌体上也出现了溃烂的伤口，这就是皇民文学的诞生。皇民文学的出现，与皇民化运动中一些台湾人丧失自身民族性附和日本殖民者有关。在文学领域，日本殖民者十分注意收编台湾人作家，陈火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3年7月，《文艺台湾》6卷3期刊发了陈火泉的小说《道》，西川满读后兴奋之极，滨田隼雄改正了文中的日文文法错误后说道：“在台湾文学中，从来没有受到如此强烈的感动。——确实有着台湾文学从来未曾有的内涵，我告诉他现在台湾有其独特的皇民文学了。我从这篇作品能够预见崭新的台湾文学。”林瑞明：《骚动的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449页。陈火泉被频繁邀请参加座谈会，发表谈话，在台湾文坛声名鹊起。作为台湾皇民文学代表作之一，《道》描写的是一个台湾人陈君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喜爱日本文化，模仿日本人生活，克己自省，以做真正的日本人来要求自己。这里的“道”就是“步向皇民之道”。主人公陈君对某些日本人排斥非天生的日本人（台湾人），认为本岛人不懂日本精神的现象十分不满，他说：不是光继承日本人的血才是日本人，而是从小受日本精神传统的训练，因而不论何时都能表现日本精神的才是日本人。主人公陈君连自己被臭虫咬而不经意间用台湾话骂了一句，也惕然惊醒，发现自己未能用国语（日语）来思考，做皇民的努力还不够。最后决心“与内地人一起流汗，一起流血”，报名参加了志愿兵，要求在自己战死后在墓志铭上刻下如下的话：“青楠居士生于台湾，长于台湾，以一个日本国民而殁。”简直要生为大和鬼、死为大和魂了。
周金波的《志愿兵》也是当时皇民文学的范本之一。在西川满的直接指导下，配合志愿兵制的实施，《志愿兵》出笼了。小说中的主人公高进六，身受日本精神的熏陶，说着一口流利的日语，改日本式姓名高峰进六，参加勤行报国青年队，主张用心去接触大和魂，并写血书报名参加特别志愿兵，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皇民身份。该小说发表在《文艺台湾》2卷6号上，周金波因此获得了第一回“文艺台湾赏”，出席了1943年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就《志愿兵》的创作问题谈道：“在我的作品《志愿兵》中，描写同一时代的人的两种不同想法；一种是‘精打细算型’，另一种则是‘赖皮型’——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已经是日本人了。代表这个时代的两位本岛青年，究竟谁能顺应这个时代而生存下去呢？这就是《志愿兵》的主题。而且，我相信，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已经是日本人’的后者才能背负起台湾的未来。”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北京，2002，第166页。将自己磨炼成为为真正的日本人，正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中要达到的目标，《志愿兵》作为皇民文学，十分恰当的配合了统治者的需要。
不过，说所有的皇民文学就是彻头彻尾的汉奸文学，也有些偏颇的地方。陈火泉的《道》也有反映台湾人在皇民化运动中被歧视而心灵郁闷的描写，《道》中有以下的一段主人公日记：“菊是菊。花是樱。牡丹终究不是花！能大呼天皇陛下万岁而死的只有皇军，贡献一身殉国的只有皇国臣民，我等岛人毕竟不是皇民吗？啊，终究不是人吗？”愤愤不平的声音里也含有对台湾人不平等地位的抱怨的意味。难怪甚至有人把《道》作为抗议文学来看待。参见林瑞明《骚动的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在周金波的《志愿兵》中，除了高峰进六，也有张明贵，后者将主人公高峰进六对天皇及天照大神的敬奉行为讥讽为“神灵附身”，认为他走火入魔了，还说道：“他开口闭口都是‘日本人’、‘大和心’的，根本不做任何批判，那种事我做不出来。”最后张明贵思想的转向也十分的突兀，给人感觉是为配合时局硬套上去的。垂水千惠：《台湾的日本语文学》，前卫出版社，台北，1998，第54页。《道》的作者陈火泉曾这么说过：“《道》发表之后，我常受到日本高等特务疲劳式的轰炸盘问：你到底赞成皇民化，还是反对皇民化？”他还自称：“故事中的那些言论和作为，完全是时代和环境逼出来的。”林瑞明：《骚动的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455页。换句话说，战争年代的台湾皇民文学，是不是也有不得已的一面呢？上述辩解之言常被现代人认为是作者为逃避良心与世人的谴责而不得不说的话，但客观地从作品本身观察，作家在字里行间流露的，应当还是有作为台湾人自身的苦闷挣扎的成分在内吧。
抗议文学的代表者应当属于大器晚成的吴浊流。吴浊流（1900～1976），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毕业，从事教育、记者等行业，曾到过祖国大陆。1936年3月在《台湾新文学》发表处女作《水月》，从此步入文坛，主要作品有《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台湾连翘》、《泥沼中的金鲤鱼》、《波茨坦科长》等等。日据时期的作品描写了台湾社会的人生百态，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如《水月》中的仁吉，《功狗》中的洪宏东，《先生妈》中的钱新发等。也有描写台湾女性的命运和遭遇，如《泥沼中的金鲤鱼》，主人公月桂是一个有抱负的女性，在饱受世俗观念和身体侮辱后，愤而投身于文化协会，开展女权运动。《陈大人》则是在皇民化运动的狂潮下的抗议声音的化身，小说主人公陈庆英依靠日本殖民者的势力，身为巡查补却欺压善良民众，奸污妇女，甚至气死老父，这样的人最后当然没有什么好下场，被他所依赖的日本人所处置。《亚细亚的孤儿》是吴浊流的主要代表作，写于1943～1945年间，这正是皇民化运动最疯狂的时候，含有反战内容的作品既没有出版的希望，同时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吴浊流并不顾及人身的安危，终于在战争结束时完稿。《亚细亚的孤儿》是在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40余年且执行着强制同化政策的背景下写作的，它深刻地反映了台湾社会的历史变迁。随着殖民同化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台湾人认同危机的产生，而与祖国的分离使得很多台湾人对祖国日渐陌生。台湾人到底是“谁”？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身体流的是汉民族的血，披的却是日本人的皮，又被日本人——内地人否认是真正的日本人，只是本岛人。与陈火泉在《道》中描写的一心要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的陈君不同，《亚细亚的孤儿》中的主人公胡太明感受的是一种“孤儿”的意识，他从小接受祖辈对自己的祖国观念的灌输，对祖国有着美好的憧憬。然而，到日本留学时发现日本人对台湾人的种族的歧视，到祖国后当人们知道他是台湾人时又被当作日本间谍看待，左右为难的胡太明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困惑。尽管如此，当他看到日本人肆意掠夺台湾的人力物力，野蛮杀害大陆同胞，自己的兄弟也难逃厄运的时候，开始反省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态度，不愿再做冷血的旁观者，把希望寄托在抗日斗争胜利的前景上，投身到祖国的怀抱里去。由此看来，吴浊流借着胡太明的行动给许许多多的慨叹身为“孤儿”的台湾人暗指了一条解脱之道，这就是重回祖国的怀抱。
在音乐戏剧方面，皇民化运动期间也受到殖民当局的严密监控。“七七事变”后，台湾本土的音乐戏剧如歌仔戏等被认为“标榜敌对国家思想”而遭禁止。由于激起台湾人民的激烈反对，且造成了台湾社会娱乐活动的一片萧条，在长谷川清任总督之后，对音乐戏剧的限制略有放松。在台南，台湾传统的音乐发生了一些改变，即用台湾乐器演奏日本歌曲或用西洋乐器演奏台湾歌曲，台湾地方戏剧也借皇民剧的名义复活起来，由此创设的所谓“新台湾音乐”逐渐在全岛流行，《台湾时报》称这是“将台湾音乐改调，多多增加日本色彩，以善导本岛人”。垂水千惠：《吕赫若是谁？——战时之台湾文化》，收入山口守编《讲座台湾文学》，株式会社图书刊行会，东京，2003，第138页。而在台湾人看来，这是为了在皇民化运动的大背景下保存文化传统的不得已的改变，与皇民剧或新台湾音乐的表面结合，不过是为了达到“借尸还魂”的目的。有一点一直被忽略的是，当时的广播电台成了传播台湾音乐的一个重要载体。在禁止汉文汉字的情况下，广播电台由于负有对外宣传及向台湾民众普及日语、宣讲时事的任务，反倒是能够使用台湾话播出节目，其中穿插播送了台湾音乐。据统计，1942年播放42次、979小时，1943年播放271次、4171小时。这在日本歌谣和军国主义歌曲独霸传媒的年代，毋宁说是台湾音乐的一片世外桃源。
在戏剧领域，1940年，皇民奉公会下设娱乐委员会，分戏剧、音乐、电影和其他4个娱乐分科。戏剧分科将原先的皇民化剧、改良剧和新剧等专业戏剧统改称为新剧（或岛民剧），将由青年团组织进行的宣传性戏剧称为青年剧。为了统一管理台湾的戏剧界，1942年在总督府情报部的指导下成立了台湾演剧协会，“目的在为岛民提供健全的娱乐活动，陶冶情操，进而推进岛民日本精神的昂扬及皇民化运动的进展，并促进民众对时局之透彻认识，谋求戏剧演出的改善和提高”。主要的活动有统制全岛剧团，指导剧本创作和演出，培养演员，招聘日本国内戏剧指导者，普及农村演出，研究台湾演艺情况，发行相关出版品等。随后成立了株式会社台湾兴行统制会社，将各地的剧本收拢检阅后，上报总督府保安课接受审查。在这一状况下，台湾戏剧界还是努力创造条件保存乡土艺术，譬如《台湾文学》集团就曾成立台湾乡土演剧研究会，还酝酿组织演艺会社。吕赫若与谢火炉合作的台湾映画株式会社也运作了一段时间。尤其是1943年5月3日正式成立厚生演剧研究会，成为日据末期台湾本地戏剧界的一件大事。针对殖民当局将日本内地军国主义色彩极浓的戏剧输入台湾及宣传皇民化的青年剧泛滥的现状，他们大声疾呼要尊重台湾的观众、尊重台湾的地方特色，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之一王井泉就这么说过：“在台湾树立国民演剧一事，应该针对台湾的特殊状况进行考察。原封不动地将内地的新剧搬到此地观众的面前，内地观众所能感知的一切，台湾观众能产生什么样的理解呢？难道没有检讨的余地吗？”在大力强化皇民化鼓噪的台湾，厚生演剧研究会声称“以创造属于纯正娱乐的演剧为目标” 石婉舜：《“厚生演剧研究会”初探》，《台湾史研究》第7卷第2期。，似乎有与皇民剧分庭抗礼的意思在里头。
遵循着以台湾和台湾人为本的理念，厚生演剧研究会组织演出了多部戏剧，如《从山上看街市的灯火》、《阉鸡》、《高砂馆》、《地热》等等，得到了空前的反响。这些剧中以台湾当地的故事为时代背景，到处展现台湾的风土人情，甚至洋溢着一些“汉文化”的情调。幕间厚生音乐会演奏的台湾民谣《六月田水》和《丢丢铜仔》，更是拨动了台下观众的心弦，据当事者的回忆，他们在台下都情不自禁的跟着哼唱起来。石婉舜：《“厚生演剧研究会”初探》，《台湾史研究》第7卷第2期。厚生演剧研究会的演出，被当时舆论称作“台湾新演剧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日据时期台湾的美术也经历了一个大的发展历程。1920年台湾画家黄土水以作品《蕃童》、《牧笛》入选东京帝国画展后，台湾的美术运动场开始在文化界异军突起。1927年台湾教育会主办了全岛台湾美术展，由于殖民当局的重视而盛况空前，台湾美术界有多人入选。但画展在台湾地方特色和台湾人民族性的展示上没什么大的突破，遭到民族运动者的批评，认为他们是“为艺术而艺术，是为生活而生活”。《台湾民报》称：“对此次美术展的旨趣期望甚高，然而展出的绘画却相当缺乏生活内容，与现实生活差距颇远，令人失望。”《台湾民报》昭和2年10月30日。但毕竟台湾的画家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陆续入选帝国画展的还有陈澄波、陈植棋、廖继春、蓝荫鼎、张秋海等，非官方的绘画团体如二科会、春阳会、独立美展、槐树社等也有台湾画家的身影。甚至还有人参加了巴黎的绘画秋季沙龙，现身国际画坛。颜娟英：《一九三0年代美术与文学运动》，《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台湾的政治环境由于日本殖民者统治的强化而趋于恶化，主要的民族运动团体皆遭镇压。一些民族运动家开始尝试介入不怎么敏感的美术领域曲线开展民族抵抗斗争。自上海返台的张深切主张“组织一个文艺团体来代替政治活动”，此后成立的台湾文艺联盟和发行《台湾文艺》即其表现之一。在美术界，颜水龙认为：“日人的缺点，是他们所画的画，多是要展览而画的，我们应该多画一些富有生活内容来表现作家的个性才是。”强调台湾人的特性而不是为能参加几次画展就沾沾自喜。1935年3月，台阳美术协会举办首回展出，在他们的绘画理论中，开始着力思考台湾绘画的民族性问题，陈澄波就这样说道：“我因在上海居住期间（1929～1933），获得研究中国画的机会。中国画中有许多好作品，其中我最欣赏倪云林、八大山人的作品。——近年的作品大致受这两位的影响。并有排斥西洋的意思，但东洋人也不必生吞活剥地接受西洋画吧！——以东洋的色彩与东洋的感受来画出东洋风，岂不是很好吗？”有人评论说，“他以中国画取代西洋，也取代日本的洋画风，正是中华民族主义的表现。”颜娟英：《一九三0年代美术与文学运动》，《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3。
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也吸引了不少日本国内的文学家，他们到台湾采风创作，留下了不少的殖民文学作品，而殖民统治者为了宣扬殖民地施政的成功和政绩，也需要这些作家为自己鼓吹呐喊。台湾总督府就为此邀请了部分作家到台湾访问，以效仿朝鲜总督府通过作家作品在日本国内造成的对殖民地予以关注的积极反响。在日据时期的殖民主义作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佐藤春夫。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大正时代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个备受争议的作家，与中国著名作家田汉、郁达夫有较深的交往，并且十分关注鲁迅的作品，将其介绍到了日本。人们评价佐藤的作品是“诗与批判的共存”，充满“旅愁、幻想、异国情调”。《桥爪健和岛田谨二的评价》，见藤井省三《大正文学与殖民地台湾》，收入《台湾文学这一百年》，东方书店，东京，1998。1920年他应在高雄开业牙医东熙市的约请到台湾游历，创作了反映台湾的小说《女诫扇绮谭》，对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活给以深深的关怀。作品最初发表在1925年《女性》杂志5月号，第二年由第一书房发行单行本，1936年作品集《雾社》在东京由昭森社出版发行，《女诫扇绮谭》亦收入其中。在这部作品集及以后发表的小说《魔鸟》中，佐藤对殖民地原住民给予很大的同情，隐晦的批评了殖民当局的所谓“理蕃政策”，说出了同为殖民者的一些在台日本人不敢说的话。
佐藤春夫作品中的异国情调和南方风情，引起了日本国内不少青年一代对台湾的关注和向往，如中村地平就是在他的作品影响下报考了台湾总督府高等学校（即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学校）来到台湾，并在台湾开始了自身的文学生涯。1941年发表了他的作品集《台湾小说集》（墨水书房，1941年9月），在后记中他写道：“南方乡愁、南方憧憬、对南方的爱，是我一身不变的。”他的作品《南方邮信》曾获得芥川文学奖提名。河原功：《中村地平的台湾体验——其作品与周边》，《台湾文学这一百年》，东方书店，东京，1998，第94页。此外，较有影响的还有大鹿野（1898～1959），其初期作品中有不少以台湾原住民为题材的作品，如《タシタカ动物园》、《蕃妇》、《野蛮人》、《欲望》、《山地的人们》、《森林》等等，并以《野蛮人》获“中央公论”奖从而奠定了其作家的地位。河原功：《大鹿野《野蛮人》的告发》，同上。
殖民文学是由殖民宗主国作家创作的，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新领土”的猎奇性的描写，向本国读者展现了一幅幅新鲜的异国情调的画面。由于他们来自殖民宗主国国内，又大多是自由主义者，容易以较为超然的态度和敏锐的眼光发现殖民主义的弊端和殖民地民众的苦楚，对殖民统治提出批评，对殖民地人民予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应看到这些殖民文学作品中的批评也只仅限于为改善殖民地统治提出期待，并没有否定殖民主义制度本身。
第九部分
1海峡两岸关系的新变化
日本占据台湾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台湾是依据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被迫割让给日本，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台湾已经从中国的一个省变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马关条约》规定的两年选择期过后，台湾人也从中国人变成名分上的“日本臣民”，到祖国来定居或经商者，被称作台湾籍民，大陆人民到台湾，却称作华侨。再者，由于台湾为日本所占有，日本帝国主义获取了更加靠近南方的土地，南进政策进一步发展，台湾成为其对华南扩张的基地，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台湾将侵略势力伸向了南中国。
普遍认为，《马关条约》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台湾的割让，但条约的字面含义似乎有值得斟酌之处，《光绪朝东华录》记载：“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等在马关议定和约十一款另约三款成。其文曰：——第二款，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物件，永远让于日本。”有学者认为此处所录条款中，清政府好像只是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及岛上的公属物件的权利让与日本，主权问题并未涉及。换句话说，清朝政府还没有彻底地出卖台湾、放弃台湾。张同新：《台湾史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海峡两岸台湾史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04。当然此说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在当时对此款条文也并未引起争议，并且丝毫不影响日本对台湾的接管，目前学术界亦仍暂以割让看待。
一割台初期的海峡两岸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