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一章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确立.2
7外国资本的驱逐和日资独占的形成
土地林野调查的完成,度量衡货币制度的改革,为日本资本侵入台湾铺平了道路。但是,台湾并不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早在日本人到来之前,英、美、德等西方资本即已在这里扎下了根,并且占据优势地位,掌握了贸易、金融大权。他们的存在无疑是日本资本在台发展的有力竞争者。因此，外国资本的驱逐成了日本资本独占台湾的前提条件，同时它也是促进台湾社会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的重要步骤。
茶、糖、樟脑是台湾近代主要产业，开港后这些产业渐次被西方列强所控制，日本殖民者对外国资本的驱逐，也正是主要围绕着这几方面展开。
台湾糖业自1858年美国人在打狗从事砂糖输出，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逐渐控制在外国资本的手中，其中较著名的为怡记、德记、庆记、美打、海兴、东兴等英国洋行，此外还有美国、法国和德国等。他们通过买办制度，独占砂糖贸易。日本占据台湾后，1898年，三井物产会社在台北开设支店，1903年开始收购赤糖，收买买办阶层，扶植自己的势力。1905年横滨增田屋插手砂糖贸易，采取车站交货、后为产地直接交货的办法，给予制糖业者方便，控制砂糖来源，抢夺西方资本的地盘。1907～1908年，铃木商店、汤浅商店及大阪糖业会社等，开始批购砂糖。1909年还成立了台湾糖业联合会的卡特尔组织。外国商业资本中继续营业的仅剩下怡记和德记两家，1912年，怡记在台南设立的改良糖廍被台湾制糖株式会社所收购，德记则关闭砂糖部，撤离台湾。这样日本资本便实现了对西方糖业资本的驱逐。
在茶业方面,近代台湾茶叶生产、加工和出口，均为西方资本所掌握，其金融资金主要由英国汇丰银行提供，通过妈振馆进行控制，形成汇丰—洋行—妈振馆（Merehant）—茶馆的资金链条。此外，在台湾岛内茶叶的生产及出口方面，大陆与台湾岛内资本也发挥重要作用。外国资本中较著名的洋行有英国宝顺、德记、怡记、永陆、和记以及美国的旗昌洋行。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7，第107页。1907年日本三井物产和野泽组，开始从事台茶贸易，逐渐排挤英美资本，最后只剩下3家英国洋行和1家美国洋行。随后，三井合名会社经营直营茶园，直接控制了产、供、销渠道，不予西方资本涉足的余地。结果，日本资本在台茶贸易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
樟脑方面，情形相对复杂，清政府在1861～1868和1886～1890年间两度实施樟脑专卖，特别是1864～1866年间由政府直营，其余包给民间经营。此外的时间段内，1855～1861、1869～1870、1876～1877年，为外商占优势的时期。到了1891年后外商公泰洋行、鲁麟洋行、瑞记洋行、Bain & Co以及Mannich & Co等分布于台岛南北，由此直至日据初，台湾的樟脑主要为外商所控制。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7，第129页。日据以来，面对根深蒂固的外国势力，总督府亦不能不谨慎从事，1895年颁布《樟脑制造取缔规则》，次年颁布《樟脑税则》，开征课税，直至1899年实施专卖，采用出口商投标的方式进行樟脑输出，但其权仍然为英商所得，且总督府与外商间因樟脑而发生的纠纷不断，成为日据初期的主要对外交涉事件。后来，日人依凭其政权机器进一步将樟脑权益直接交给了三井之手。无怪乎矢内原忠雄说：“台湾的樟脑商权，是外国资本家的坚城；这一商权移属日本资本家，是出于政府强权的直接保护。”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17页。
近代西方资本在台湾社会经济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拥有台湾对外交通的垄断权,其主干便是英商德忌利士(Douglas)轮船公司,自1871年开辟台海航线以来,逐渐独占了台湾的对外轮船航运业，此一状况直到日据初期仍然如此。这对日本殖民者掌控台海两岸贸易的主动权及将台湾对外交通扭转到与殖民母国日本相联系为主的方向都是个障碍。1899年4月，依台湾总督府之命，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正式开通淡水香港航线，启动与德忌利士的激烈竞争，总督府则给以高额补助。据载，头一年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投资146万余元，即获得了125万元的补助金。于是大阪会社便不必顾及经济利益以低于德忌利士一半的运费来排挤后者，日人称：“（大阪）商船会社的营业看不到赢利的地方，然而悲壮的商船会社不仅仅是一个运输业者，她洋溢着对新领土台湾的满腔热情，倾其资本与德忌利士会社极力折冲，此间唯有待台湾总督府的保护奖励。此等保护奖励其实亦是在保护台湾自身的发达。”藤田驹太郎：《论台湾经营及大阪商船会社之施设》，《台湾协会会报》第28号。于是，在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的“牺牲性努力”下，德忌利士的业务全线溃退，到1904年11月彻底退出了台海航线，台湾海峡的航运权转由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等日资所垄断，这是一场国策会社与民间公司间的实力悬殊的不平等竞争，大阪会社得以胜出依凭的是日本殖民者国家机器的鼎力支持。作为海岛外向型经济的台湾，海上运输线是其经济发展的生命脉，台湾的对外交通由日本人控制，有力地助成了日资在茶、糖、樟脑等领域优势地位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参阅拙作《试论日据时期的台海两岸交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
关于鸦片,近代史上是台湾进口商品之最大宗,1894年进口值达233万海关两。鸦片贸易的控制权一直都掌握在外商尤其是英商手中,1888年打狗口鸦片进口额英商就占了66%。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对鸦片采行渐禁政策，同时严厉取缔外商进口鸦片。1896年4月成立台湾总督府制药所，作为鸦片生产机构，原料购买则委托三井物产及英商Samuel洋行办理。1912年英商退出，由三井及星制药株式会社任之。1926年后统归三井独占。这样一来，台湾鸦片输入在1912年后完全由日资所垄断。
概而言之，随着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一系列基础工作的展开和完成，1910年代中期前后，台湾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转变为殖民地社会。台湾在政治上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同时，在社会经济上也日益殖民地化了，不仅土地林野被收夺，度量衡及币制日本化，而且台湾的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都直接掌握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随着日本资本的大量涌入，台湾真正成为日本殖民者的资本投资场所、原料来源地和商品倾销地，台湾社会经济被纳入日本资本主义的轨道当中。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转变过程是在日本殖民者统治机器的强力支持下达成的，台湾总督府在促进此一转变进程中起了积极和主要的作用，在这里，资本是跟在国旗后面才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的。
8武装抗日运动的展开
1895年中日午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不甘做亡国奴的台湾人民奋起反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浪潮。北部有以台湾民主国为中心的抗日运动，南部有以刘永福驻防军为主干的抵抗斗争，虽然在日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最终失败，但还是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延缓了日本占据台湾的进程，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牺牲的英勇精神。
1895年6月17日，随着所谓“始政式”的举行，日本殖民者正式开始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在攻克刘永福大本营台南后不久，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台湾全岛底定。然而，就在日本殖民者准备摆宴庆功的时候，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又一次蓬勃兴起，并迅速以燎原之势遍及全岛，使得日本殖民者警报频传、穷于应付。
一武装抗日运动的展开
1895年11月，由于台湾反割台运动失败，台湾表面趋于平静，日军近卫师团撤回国内，中南部地区的守备任务由第二师团担任，北部地区则由第二、四师团的后备部队守备，各地方秩序的维持由宪兵队和警察担当。但实际上，日军只是占领了一些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广大的农村山地仍然处于日本殖民者的权力范围之外，各地失利溃散的抗日队伍正在重新集结、组合，平静的表面下正隐伏着汹涌的潜流。
1895年末,台湾北部各地抗日武装集团领导人秘密集会,台北的陈秋菊、詹振,宜兰的林维新、林李成、林大北，草岭的林火旺，金包里的许绍文，北投的杨势，三角涌的苏力，大嵙嵌的简玉和及安平镇的胡嘉猷等，以胡嘉猷为中心联合商议，决定乘日人庆祝1896年元旦松懈之际，以大屯山、观音山山顶的烽火为号，一齐起义，夺回台北，驱逐日本殖民者。据林李成的估计，日本从国内派遣援军来台需费时7日，因此抗日武装集团必须在7日内完成攻击行动。但是很不幸,起义计划被日本殖民者侦得,1895年12月7日,顶双溪守备队得知赖元来与林李成将率部起事,故采取先发制人手段进攻三叉坑,且战且退的抗日军在得到王秋鸿等500余人增援后发起反击,歼灭上原尚英宪兵大尉以下40余人。29日占领顶双溪和瑞芳,进逼龙潭堵,并阻击了来自台北、宜兰增援的日军。由于起义提前，宜兰方面林大北、林李成、林老贼、林维新、陈其山等部蜂起响应，包围宜兰，攻击苏澳。金包里的许绍文、许石、许俊亦率部袭击宪兵屯所及警察。
1895年12月28日，台北大起义领导者胡嘉猷以台北、新竹、苗栗义民各军总统的名义发布檄文，声讨日本殖民者的罪行，指出：“台湾自倭奴占据以来，数月间，到处残害淫虐、荼毒生灵，凡有血气者，皆宜同心戮力，恢复桑梓。”号召人们“捍灭倭奴，共建奇功，以邀优奖”。抗日军还规定了纪律，告诫部众：“汝等须知，此次剿倭，上报国家，下救生民，凡所过沿道各处，务必秋毫无犯，勿为奸淫、勿贪财物，唯前进灭倭奴，勿违本统军至意。”其要者如：“一、奸淫妇女者斩；二、强夺民财者斩；三、泄漏军机者斩；……八、义兵及各壮丁攻至城市，许擒杀倭贼，决不可贪利废公，若有日本仓库及商店对象，当封印保护，以待平定之时从公颁赏。”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166页。 同时严禁危害日本人以外的外国人。由于情况突变,1895年12月31日,抗日军在台北附近地区展开猛烈进攻,包围台北,击毙殖民当局学务部官员楫取道明等6人,参加起义民众达2万多人,先后杀死日本殖民者128人,伤58人。
面对高涨的抗日形势,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一方面命令各地日军收缩防线,固守战略要地,一方面加紧从国内调集兵力反扑。1896年1月1日至2月2日间，日军第二师团补充兵力2000余人陆续到达基隆，与混成第七旅团及各地守备队配合展开讨伐行动。被围的台北总督府各官衙也组织起来应急，总督府军务局为第一备急队、民政局员为第二备急队、台北县职员为第三备急队、临时铁道队为第四备急队，可见当时台北的局势是多么的紧张，日本殖民者陷于狼狈的状况之下。
报复性的大讨伐开始了。日军接连攻占顶双溪、三叉坑，解除宜兰之围，击退林李成、林大北部1400余人，占领头围。在宜兰地区，大嵙坎、三角涌、铜锣园、龙潭坡、咸菜棚等地次第陷落。在战斗中，日军“沿村严密搜查房屋，持枪械刀枪抵抗者固不待言，即使未持凶器而有不稳举动者，一概枪杀，凶器全部摧毁，其房屋亦一齐烧毁”。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168页。 结果在这次起义里，据不完全统计，被害的民众达3万以上，仅宜兰一地，“至1月28日止，被诛戮者大约1500百人，被焚房屋1万，宜兰平原大半化为灰烬”。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168页。情形悲惨。在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下，这次北部大起义终归失败。但零星的战斗仍未间断，继续给予日本殖民者以打击。例如1897年5月8日是《马关条约》规定的国籍选择期限的最后一天，不甘做亡国奴的台湾人民奋起反抗，陈秋菊、许禄、詹振等率抗日军4000余人揭竿而起，攻击大稻埕，进抵台北城下，与日军展开激战。
在中南部地区,反割台斗争失败后,抗日活动仍然十分活跃。1895年10月,张臭头、张犁等人继续率部攻击日军及警察。随后，各地抗日军纷纷兴起，其中著名的领导人有简义、柯铁、黄国镇、林少猫等，活动地区北起云林，南至下淡水溪，到处给予日本殖民者以打击。1896年4月，日军第二师团撤出，其防地由第四师团接管，云林随之撤防。柯铁等乘机推简义为首，于6月14日聚集各路抗日军在大坪顶屠牲祭天，宣誓起义，号称天运元年。他们树起“祷捷上帝”、“奉清征倭”的旗帜，决定先将日军牵制在中部地区，然后乘虚分袭南北两路，把日本殖民者赶出台湾。抗日军消灭了前来侦查的日军一部，并包围了南投。惊惶失措的殖民者连忙从台中调来讨伐队增援，抗日军退入深山。残忍的日军不分青红皂白，在云林大肆烧杀焚掠，6月18～22日短短的5日间，烧毁房屋4295户，杀戮居民无数，日人声称“云林管下无良民，顺良村落皆指为匪，予以焚毁”。从而制造了台湾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云林大屠杀”。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第178页。
面对日军的暴行，台湾人民更加满怀义愤地加入抗日军的行列，抗击日本殖民者。柯铁、简义乘势号召全台人民起来驱逐日本殖民者。6月30日攻占林圯埔宪兵屯所；30日袭击斗六，当地农民操农具、竹枪加入战斗；7月3日，300余抗日军从市街一角突入鹿港，辜显荣保良局所属壮丁团一部临阵起义，调转枪口向日本殖民者开火；在集集，13名宪兵被击毙；在斗六，日军守备队长以下80人战死，167人负伤，被迫退出阵地，抗日军占领斗六，为此佐藤常政陆军少佐等两名将校受到了军法审判。
斗六陷落的消息传到台中，日军第二旅团本部于7月1日派出讨伐队，第二天攻占斗六，但由于孤军深入，旋即退出。台湾总督府再派遣特别讨伐队接连进攻员林、北斗、斗六，重开云林支厅，发布安民告示。14日进逼林圯埔，抗日军退守铁国山。18日，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大坪顶，抗日军被迫撤入深山之中。与此同时，日本殖民者还通过辜显荣向简义进行招降，结果在1896年11月19日简义归顺，但随从仅二人，所造成直接损失并不大。在此情形下，柯铁起而自称“奉天征倭镇守台湾铁国山总统各路义军”，重整队伍，发布檄文，表明了继续抗日的决心。为此，日军加紧了对大坪顶的进攻，抗日军在柯铁的指挥下，冒着密集的炮火坚守了14天，打死打伤日军109人，随后转移到新的根据地触口山。日军在嵌厝、大坪顶分别驻屯，以防抗日军卷土重来。
在南部的温水溪、十八重溪、蕃仔山地区，黄国镇聚集各路抗日军首领11人，结义抗日，号称“十二虎”，分别在1895年12月、1896年1月及其后举行3次会盟，商讨进攻嘉义支厅方略，以与铁国山抗日军相呼应，驱逐日本殖民者。1896年7月10日,黄国镇、阮镇联合进攻嘉义，日军将兵力收缩在城内固守，此后，又乘日军集中兵力对付铁国山之机，大肆活动，至1897年1月，嘉义东堡49庄均归入其支配之下。黄国镇还自称皇帝，定年号为大靖。8月，日军第三旅团组织讨伐队围剿。到了1898年6月，台湾总督府进行地方官制改革，废除嘉义县，黄国镇抓住时机宣传“日本将弃台而去”，嘉义地区人民日益聚集在抗日军的周围。随着各类地方税（如地租附加税、户税、营业税、杂税等）的开征，更激起台湾人的不满，因而当时抗日军袭击各派出所、弁务署时都得到了许多当地民众的支持和参与。
再往南，在凤山地区，林少猫率领的抗日军十分活跃，他们四处袭击日军兵营和宪兵屯所。此外，在下淡水溪右岸阿公店等地，魏开、陈鱼、张石定等率领的抗日军也在观音山附近建立根据地，声言将“杀死日本官吏，以为民除贼”。他们连续攻击了阿公店、弥陀港、赤嵌、阿莲等地。1898年，从厦门获取资金和武器秘密返回台湾的林少猫，率领抗日军在万丹与日军展开数次激战。12月28日，林少猫与万峦庄长林天福联合万峦庄的广东粤人、凤山厝的福建闽人及万金等地的“熟番”、“平埔番”1000余人组成抗日联军，猛攻潮州宪兵屯所，击退日海军陆战队，并与赶来增援的日军讨伐队展开激战。这是台湾各民族人民广泛联合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真实写照，它充分反映了在日本殖民者的残暴屠杀面前，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抵抗的英勇精神。
9日本殖民者的残暴讨伐及招降政策
面对台湾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武装斗争,日本殖民者出动大批军队、警察和宪兵，组织讨伐队，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与焚掠。他们不仅无情镇压抗日军参加者，而且就连普通民众也不放过，从一开始就采取所谓“无差别报复”政策，广大台湾人民遭到空前的大浩劫。
在台湾北部，日军讨伐队大肆搜捕杀戮抗日民众，仅第七旅团杀害者便高达2454名，被宪兵杀者为377名，宜兰平原哀鸿遍野。在中部云林，4000余户房屋被毁，民众大批被杀，据台湾高等法院院长高野孟矩揭露：“费时六日间，烧毁七十余庄之民居，不分良匪，杀害人民三百余——不查实际，多杀良民之父、夺其母、害其兄，又杀其子、杀其妻、害其弟，以激其恨，且又将其家屋及所有财产焚掠一空，使其无寄生之所。”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1972，第121页。 这就是血腥的云林大屠杀。在南部的阿公店，日军的暴行还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在日军对潮州和恒春的讨伐中，“被杀害者达2053名，伤者不知其数”，烧毁房屋5813户，连日本人自己都惊呼：“讨伐被害意外之多！”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200页。 惨状目不忍睹。又如在上茄苳，日军将全庄所有17～60岁的男子集中一处，根据事先准备好的“土匪名簿”，将其中238人拉出枪杀。桩桩血案，令人发指。
然而，殖民者的屠刀吓不倒台湾人民，相反只能更加激起他们对侵略者的仇恨。正如高野孟矩在谈到云林大屠杀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屠杀政策“激怒了附近的人民，成为这次暴动蜂起的基因”，它只能把人民“推入他们（指抗日军）的队伍中去”。他说，台北、宜兰等地讨伐队不分良匪的杀戮政策收不到什么效果，台湾人对日本人普遍采取不合作态度。日本官吏“向人民询问‘匪情’时，（台人）更不告以事实”。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1972，第93页。 又如，在潮州、恒春闽粤汉人与土著族联合抗日斗争中，来自阿公店的大屠杀的传闻也是当时激励人们起来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为防范和镇压台湾人民的武装反抗，乃木希典总督时期，实施了所谓“三段警备制”，即将台湾划分为3个区域，靠近山区的危险地带由军队负责防范、平地由警察负责，两者之间由军队和警察共同维持秩序，但由于各区域纵横交错、各部门间又往往权责不清，未能达成日人预期的效果，不久即告废止。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太平洋协会出版部，东京，昭和18，第100页。
1898年儿玉源太郎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任民政长官，台湾进入了所谓的儿玉、后藤时期。这一时期的殖民当局除了进行土地林野调查、兴建港口铁路等基础工程外，政治上则试图改变原先的横暴形象，采行怀柔政策，召开飨老典、扬文会，颁发绅章以笼络地方士绅；社会政策上则执行所谓“尊重旧惯”，对台湾社会固有的风俗习惯予以保留和一定程度的尊重，避免引发民众的不满；同时恢复封建的保甲制度，让台湾人自相监视，以台治台。针对长期以来镇压台湾人民武装斗争不利的状况，一方面整顿警察队伍以强化暴力统治机器，另一方面以新思维、新方法来对付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其核心即展开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实施分化瓦解的招降政策。
对台湾抗日武装的招降活动虽早在桂太郎、乃木希典总督时代就已出现，但只不过是小范围的在中南部地区进行，台中县知事木下周一四处张贴招降谕告书，并委任部分台湾人从事招降，1898年12月铁国山周围试探性的施行，到了儿玉源太郎时期，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主持下，才开始了大规模的招降活动。
日本殖民者的招降活动首先指向北部的陈秋菊所部，先后派出长谷信敬、谷信近等与陈秋菊、林火旺会面，随后又劝诱卢锦春、简大狮等人投降，至1898年10月，北部地区几支主要武装集团相继停止战斗，“归顺”日本殖民者。在中部，台中县知事木下周一四处张贴招谕文书，并委任台湾人从事招降，1898年12月铁国山、张大猷等610人归降。在嘉义，总督府事务嘱托白井新太郎等通过黄国镇的父亲对其诱降，后黄国镇、柯铁等均告“归顺”。1899年初，台南县知事矶贝静藏颁布《归顺土匪处置法》，宣布对归顺者以宽大处理,4～5月间，南部的阮振、林少猫亦相继“归顺”。这样，到1899年上半年，全台各抗日武装集团陆续“归顺”，台湾岛内武装斗争暂告平静。一时之间台湾抗日武装集团的主要力量和著名首领都走向了“归顺”的道路。
大批抗日军走向“归顺”之路是有其原因的。日本殖民者在据台后曾发现,台湾的武装斗争得到了大陆的资金和武器弹药的支持，总督府民政局长水野遵即指出:“土匪骚动时,常有中国船自厦门方向将火药等运来台湾”《第九回贵族院议事速记录》，条约法规局，东京，昭和41,第24页。。为此日本政府加大了对清廷的外交交涉，清政府严令东南沿海地区禁止向台湾岛内抗日武装提供援助,同时总督府还加强了对海岸线的防堵工作,打击海上走私。正是在外援枯竭的情况下，岛内抗日武装才不得不顺势接受招降，以求获得喘息的机会。
另外，抗日军还提出了对自身有利的“归顺”条件。1898年12月,面对日本殖民者的招降,柯铁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十点要求,其要者为:①在云林设立治民局,由台湾人主理,一切刑案由该局审断；②归还铁国山,日人不得在该地驻军；③承认柯铁等得保留军队,并可征收九一税以为军费；④云林若有顽民，柯铁可与各庄联合除之。王洛林总监译《台湾抗日运动史》（原《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之治安状况上卷），海峡学术出版社，台北，2000，第697～698页。 在阮振方面,1899年初,亦开出了十项条件,主要是:①设立保安局，由台湾人自己处理地方事务；②承认阮振保有部下百人,每人每月支给10元；③撤出日军,有控告违法者由保安局处理，官府不得干涉；④保安区内住民之前非既往不咎，且区内住民遭军队烧掠财产达1400元，当局应予善后处理。王洛林总监译《台湾抗日运动史》，第824～825页。显而易见，在这里，抗日武装集团是站在对等的地位上和日本殖民者谈判的,按照柯铁等人的要求，日本殖民者只能在当地拥有名义上的权力，而抗日武装集团则享有自治权，在抗日武装集团看来，这不是降而是和。曾有日人就认为这些“愚顽的”台湾人是在仿水浒故事让官府来招安的。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1972，第163页。
当时的台湾岛内各地情形千差万别，也确有一些抗日队伍抵御不住恶劣生存环境的考验而真归顺，但此类真归顺者均为小规模的武装集团，其影响力其实并不怎么广泛。在台湾岛内名震一时的各大武装集团则与此不同，他们都是在相继与日本殖民者签署类似的协议书后,以媾和的心态来“归降”的。因此,他们提出的条件十分傲慢，依照其归顺条件，他们将是权倾一方的特权阶层，不仅拥有自己的武装，还有自己的地盘，享有地方自治权和罪犯审判权，形成事实上的武装割据状态，在这种割据状态下，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显然是不完整的。因此,这样的所谓“归顺”与日本殖民者吹嘘的“投降”有着本质的不同，像柯铁、阮振、林少猫等人提出的条件并不是一个投降者的口吻，而至少是站在与日人平等的位置上。在一些日人眼里毋宁说反倒像个胜利者，《台湾日日新报》的一则记载便很能说明问题:
土匪头目简(大狮)与后藤长官相对而立,土匪持枪,我方徒手,情形奇特。谷通译简要地翻译了长官的训示。这时,该头目将手靠在部下的肩上,一边打哈欠一边显出傲慢的态度。不久,该头目走出说了些什么,通译译道：“今后不再为恶”。但实际上说了些什么,谁也不清楚。随后,长官给了他一包钱,命令：“用这些钱把道路开到土匪据点的草山去”。就这样,土匪归顺式结束了。然而,在土匪方面,好像把这次归顺式看作台湾总督向土匪投降似的。参阅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1972，第113页。
这种有损日本殖民者颜面的归顺方式，以总督府民政长官为首的殖民当局之所以接受，有其深刻的背景。台湾是日本在海外获取的第一个殖民地，由于日本政府殖民经验相对缺乏，在向老牌西方殖民主义者学习的同时，其在台殖民政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未有一个明确且长程的目标，即使是到了台湾殖民地历史上被称为奠基时代的儿玉、后藤时期，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话说，总督府的治台方针仍是“以无方针为方针”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太平洋协会出版部，东京，昭和18，第25～26页。,换句话说，日本的殖民政策还处于探索和拟定这么一种过程之中。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台湾的社会治安一直不能稳定下来，即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给日本在台殖民统治带来了相当的不确定性，以至于给殖民地政治乃至日本资本进入台湾都造成了极大的妨碍，于是我们看到殖民当局百般劝诱到台投资的第一家制糖会社便不得不在军队的严密保护下才能正常开工建设，因此，尽速镇压台湾人民的武装斗争以稳定殖民统治秩序已经成为摆在日本殖民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然而此前历代台湾总督所采行的残酷暴力镇压方针并未收到多大的成效，相反，这些血腥行动更激起台湾人民的加倍反抗，无差别报复下的云林大屠杀在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的同时也导致日本国内政坛对台湾总督府治台政策及相关官员能力的批判与质疑。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接手台湾治权的儿玉、后藤，在体认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的同时，也不得不思考如何以更加快捷有效的措施来镇压台湾人民武装斗争,而大规模招降活动的展开正是其寻求到的新的突破方向。
整个政策的方向性变化在儿玉源太郎就任台湾总督后发生了,1898年5月25日,他在对地方长官的训示中就提出:“在称作土匪者中,有种类的不同,重要的是要对其能予以判别处分。”6月3日,在对军队官员的谈话里更强调:“消灭土匪的根本性良策,为识别良民与土匪,不可驱民为匪。”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1972，第109页。日本据台之初,台湾实行军政,军部在台湾地方事务中有着很大的发言权,民政部门施政受了很大的限制。到了儿玉总督时期,确立了“民政主义”的方针,有效制止了“民政部与军部的倾轧”,在如何讨伐所谓土匪问题上,规定只有地方民政当局提出请求后方可出动军队,禁止军方凭借临机处分权而随意征伐。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太平洋协会出版部，东京，昭和18，第125页。正是在此背景下,相对缓和的对台湾武装集团的招降政策才有了出台的机会。于是,在不放松武力讨伐行动的同时,招降政策成为日本殖民当局手中的又一重要砝码。因此，招降政策的出台既源于新一届驻台殖民当局政策上的调整,也是改善台湾殖民地统治秩序的迫切要求,这一政策当时曾引起日本政界的反对浪潮,“新政府的土匪招降政策陷于内外猛烈的反对声之中”。认为“招抚土匪将招至良民的怨恨,引起人心的背离”。据记载,当时儿玉与后藤都“痛感责任重大”,因此,这是一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苛刻的归顺条件,总督府居然能予以准许的原因所在了。
其实，日本殖民者并没有发善心，他们耍的是大炮加糖饴的手腕,在握手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冰冷的刺刀,从一开始,日人就设好了圈套让台湾人往里钻。据记载,在接受抗日军归顺时,殖民当局即要求他们提交所有成员的花名册,“假借为土匪生计所需,让他们交出人员的花名册,从而了解其内情,同时获取了土匪的政治名簿,该政治名簿里即便是无名鼠辈也贴上了照片,以备万一之变”。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太平洋协会出版部，东京，昭和18，第156页。以下有一个具体的事例:简大狮归顺命令书第六条规定:“除按部下名册之格式申报外,对其余人员,采取适当之稳定生计办法后,须按格式申报其新住所,家属,亲戚之姓名,年龄等,以便查实。”王洛林总监译《台湾抗日运动史》，海峡学术出版社，台北，2000，第565页。1905年赴台考察的法国人Kenn亦称：“(这样一来)到处都公布了他们的体貌特征和照片,即使要乔装改扮也很难。”雷吉纳乐德·康：《福尓摩萨考察报告》，“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台北，2001,第19页。于是,日人就摸清了台湾抗日武装集团的人员编制,实力和活动据点。通过人员花名册的获得,武器的收缴及归顺式中的所谓“纪念摄影”,日本殖民者取得了详细的情报资料,为以后彻底打击和消灭抗日武装力量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正是日本殖民者多年来极力谋求的事情。竹越与三郎在《台湾统治志》中曾指出:“土匪扫荡之难,不在于攻之,而在于发现之。他们隐蔽于良民之间,与良民相交往,良民知其为匪而不告诸官府。其首领白昼公行,即使从警察官身前经过,也无人告发其为匪首。他们有的还成了我军队借宿村民的主人,我军不知而正大谈作战的方略。有的混杂在为我军搬运行李的苦力中,我军却正将粮食托付给他们。他们与良民相混淆,军队为自保往往不得不将良民作为土匪来攻击,一见良民即信为土匪,其锋矢所之往往民匪俱伤,良民愤恨已极,不得不投身为匪。故若欲真正扫荡土匪,必先理解土匪为何物,知其巢穴,知其势力,知其姓名,明其政治户籍,必先使之与良民相区分。”竹越与三郎：《台湾统治志》，博文馆，东京，1905，第159～160页。这一工作在招降政策中无疑得到了成功落实。
应当指出，招降政策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殖民者镇压台湾抗日武装集团的一种策略性措施,一待时机成熟便会向其挥起屠刀。对于已准许“归顺”的各武装集团,日本殖民者并不信任他们,监视,防范和欺压兼施并用,一旦有了借口便毫不犹豫的出兵讨伐,乘机消灭抗日武装。简大狮被捕就义,林少猫惨遭灭门之灾便是其典型代表。更为残酷的是,在一些地方所谓的归顺式上,日本殖民者便迫不及待地进行大肆屠杀,如1902年5月25日斗六归顺场,就有张大猷等78人遭杀害,同日林圯埔有63人被集体射杀,嵌头厝有38人死难,等等。一天之内在斗六、林圯埔等地就有265人惨遭日本殖民者的毒手,这显然是有预谋的集体大屠杀,其残暴和背信弃义于此暴露无遗。王洛林总监译《台湾抗日运动史》，海峡学术出版社，台北，2000，第727～729页。事实表明,日本殖民者之所以答应抗日武装集团的种种条件,是由于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些虚假的承诺,并不构成约束力,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撕毁。日本人自己就承认了这一点,台南县知事矶贝在谈到答应林少猫归顺条件时就明确地说:“这是为驯服无知的土匪所不得不出的权宜之计,若得归顺之实,则此条件之类自归一纸空文。”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第139页。在他们的眼里,这些条件只是引诱台湾人归顺的敲门砖罢了,门一旦敲开,敲门砖就可以丢了。
应当说,儿玉、后藤主导的这场招降闹剧是表演得很成功的,“归顺”后的台湾抗日武装集团虽然赢得短暂的喘息时间,但经历“归顺”程序后他们的内部情况一览无余, 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且经裁减后的武装力量大大削弱，活动范围也日益缩小。局势的相对平静则有利于日本殖民者重新调度和部署兵力,如1898年11月,北部抗日武装集团大部“归顺”后,日军便集中力量对南部的讨伐。更为重要的是,招降政策造成了和平的假象,松懈了人们的警惕,给予日本殖民者以可乘之机。从这个角度说,日本殖民者的招降政策显然获得了成效。
10抗日武装斗争的失败
“归顺”后的抗日武装集团，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动向。有的丧失斗志甘愿放下武装而从事道路工程及其他工作；有的利用日本殖民者给予的特权开始对势力范围内的居民进行勒索骚扰，这部分人原来多出身绿林，如北山东部的卢锦春即如此，并且由于侵犯了陈秋菊势力范围的文山堡而发生相互冲突；也有的仍然暗中集结抗日武装力量图谋再举，如简大狮即其代表人物。
“归顺”后的简大狮并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依然在山中构筑要塞，并且将继续武装抗日的詹番所部庇护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同时向徐禄、卢锦春、陈匏耆等人发出邀请，共谋再起，劝说卢锦春与各方和睦相处，共同对敌。最后，各方约定在1898年12月11日举行起义。简大狮自称“督弁义勇”，发布谕告：“刻下倭寇猖獗已极，残害生灵日甚，我台湾绅士耆老，皆不胜愤慨，请传庄中各户，准备铳械，以备防御，共成大义，转祸为福。”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第115页。并在各庄征收九一税以供军需，还要求富户给予援助。12月10日，简大狮所部300余人袭击树林坑警察派出所；日本殖民者组成北山讨伐队两次进行攻击，双方在南势湖、冷水窟展开激战，抗日军失败，简大狮内渡厦门。在厦门他仍与早先内渡的林李成相交往，图谋再举。1900年初，在日本的压力下，漳州府龙溪县逮捕简大狮并将其引渡到台湾，3月29日简大狮惨遭日本殖民者杀害。
在宜兰从事道路工程的林火旺所部，因不满奸商贩卖粮食牟利，于1898年10月12日宣布禁止宜兰城内米谷外运，遭到宜兰弁务署长小浜为五郎的训斥。此后，林火旺避居山中，次年5～6月间与从厦门潜渡台湾的林李成秘密联络举事。7月因抗拒日本官吏对其义弟施矮九的逮捕，与日本殖民者公开对抗，另一抗日武装集团首领郑文流也加入其行列。7月末8月初，林火旺抗日武装集团与日本殖民者的讨伐队在草南山发生战斗，随后抗日军不敌退入牛路顶、九芎根等地；林李成于1899年11月8日被枪杀。1900年3月31日林火旺于礁溪被捕，5月4日遇害。在这之后，北部地区仍有零星的战斗，直至1902年7月6日抗日军对南庄的袭击失败后，才大致归于平静。
中南部地区的情形较为复杂，柯铁等四大头目“归顺”后，由于黄才将房屋租赁给日本当局作为弁务署，而与柯铁等发生矛盾，柯铁部下间也因张大猷事生出龃龉，陈提等人则另组“天公会”，抗日武装集团内部团结出现了危机。1900年2月9日，逃亡山中的柯铁在打猫东顶竿蓁笼的岩洞中病死，群龙无首，更给日本殖民者以可乘之机。5月8日至6月2日，日军组织讨伐队，以不安分为由，突袭刘茶、陈提、黄才等人的根据地嵌头厝、苦岭脚、樟湖、麻园等处，黄才等抗日军有94人被害。中部地区抗日武装集团便又四处蜂起，台中的赖福来于1901年2月1日率部火烧大墩街，打死打伤日军和警察11人，然后退回山中。1901年6月6日，抗日军廖远等与当地人民及倒戈的保甲壮丁团相配合，袭击仑背弁务支署，杀死民愤极大的警察7人。钟佑等对油东派出所的攻击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南部自1900年以来连续遭受旱涝灾害，民众生活困苦，抗日武装集团的活动更为活跃。1900年11月23日，黄茂松联合中南部的抗日武装集团猛袭朴仔脚弁务署，占领支署长官署及邮电局，放火焚烧。据日人称，抗日军作风顽强，武器精巧，军纪严明，不取民间一物，不伤一人。“大多数街民非但不防御土匪，平素与官衙相嫌者毋宁说是欢迎土匪。有的煮饭犒劳土匪，有的供给其弹药，其余间接帮助土匪或给予方便者，为数不少。即如保甲壮丁团，恐惧匪势，不仅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掉转枪口加入匪徒的行列。”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0，第280页。在此可见日本殖民压迫下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不屈精神。由于此次抗日联军成员均在腕部、胸部裹上红布，打着红旗，行动整齐划一，作战勇敢，进行灵活的游击战，给予日本殖民者以很大的威胁。9月27～28日，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亲自部署，由警视总长大岛久满次和第三旅团长西岛义助在嘉义研讨作战方案。12月3日，日军特别讨伐队开始对黄国镇、林添丁、阮振、张添寿所部发动攻击，抗日军退却。10日，黄茂松部突然与日军遭遇，全军覆没。1902年3月黄国镇遇害，4月林添丁、阮振先后被杀，起义终于失败。
林少猫自“归顺”后，即在后壁林从事开垦并经营制糖、酿酒及渔业，据说年收入达万元以上，且准备染指肥皂业。负责监视的凤山厅长及警察本署均向总督府报告林少猫似无背叛之意。但不论林少猫是不是有反抗的意图，日本殖民者的既定方针是将所有具潜在威胁者一网打尽。在各地讨伐告终后，日本人就将屠刀砍向了林少猫。1902年5月30日，暗杀林少猫的计划失败后，日军讨伐队向林家住宅发起进攻，林少猫全家被害。随后，日军在凤山、阿猴、溪州扩大搜索，林少猫亲属及曾参加抗日活动者，大多惨遭杀害。
轰轰烈烈的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终于失败了，导致斗争失败的原因，在台湾各地由于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因素的作用而有所不同，但就其共性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是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殖民压迫的斗争，是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格自由的正义斗争，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前途必然是光明的。但是，在某时某地进行的这种斗争，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并不一定总是胜利的，相反，却往往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分悬殊而惨遭失败。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人民的武装斗争，便是一个典型的事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折点上，甲午战争后，日本凭借自中国掠夺的2万万两白银（还有还辽补偿款），迅速发展了国内工商业和金融事业，军事力量也急剧膨胀。在台湾，日本殖民者部署了大批的军队和宪兵、警察，拥有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及有效的军事训练成果，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台湾地面的主动权。而另一方面，台湾的抗日武装集团属于松散的组织结构，有自发参加的、有临时招募的，他们的武器相当落后，除接受部分内渡清军遗留的装备和从大陆秘密输送的少量武器外，只能用各种原始的武器来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战斗。正如日本人曾经惊讶的看到的那样，包围台北的抗日武装集团的装备是何等的简陋不堪：“（我们）发现匪徒们枪支并不普及，十之八九手持刀枪（指梭镖）”。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1972，第77页。以这样的武器装备与敌人抗争又缺乏外来支持，来与日本强大的正规化军队对抗，其失败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