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一章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确立.3
第二，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行动是日据初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失败的又一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台湾抗日武装斗争的烽火遍及台岛南北，此起彼伏，但是他们之间缺乏协调和统一，各股抗日力量并没有形成有力的抗日铁拳，而是力量分散、四处出击，这就给了日本殖民者以可乘之机，被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导致最后的失败。我们看到，在北部，各抗日武装集团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詹振所部在大加蚋堡一带，陈秋菊在文山堡一带，简大狮、卢锦春在金包里、淡水和士林一带。在中南部，简义、柯铁占据了铁国山、触口山四周，黄国镇拥有温水溪地方，阮振盘踞十八重溪一带，林少猫雄踞凤山下淡水溪左岸。星火四起，却未能合成燎原之势。日军从容的自北而南，次第剿灭了抗日武装力量。当然，并不是所有抗日武装力量从没合作过，但这种合作显然还处于局部的、偶然的状态之下，譬如1895年末1896年初的台北大起义，就是各路抗日军配合进行的。但他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中心，也没有完备的作战配合方案，更没有直接的战斗支持，至多只是约定时间共举而已，这种呼应形式是不够的，它无法给予日本殖民者集中且有力的打击。直至1900年11月黄茂松率领抗日联军对朴仔脚支署的攻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抗日联合行动。遗憾的是，这次行动是在北部及中南部抗日局势急转直下后才发生的，时机已经错过，并且又遭到总督府迅速而残酷的镇压，很快就失败了。日本殖民者对这次台湾抗日武装集团联合抗日重视程度之高，也从一个侧面对抗日力量联合起来的警惕和担心。
第三,后期斗争性质的逐步转化及抗日武装集团与群众的日渐脱离也是导致日据初期抗日武装斗争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的抗日武装斗争，属于世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虽然这一斗争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而带有许多明显的传统农民斗争色彩(如黄国镇自称皇帝)。在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早期，其反抗和摆脱殖民统治的要求是旗帜鲜明的，在北部，台北大起义提出的口号是“上报国家”、“下救生民”、“同心戮力、恢复乡梓”，使用的是清光绪年号，在名字上冠以清朝授予的勋位，号召人民起来驱逐日本殖民者，回归祖国的怀抱；中部的柯铁在大坪顶上树起的两面大旗上则揭示“奉清征倭”四个大字；南部抗日军宣誓“进攻嘉义，歼灭日本军，以回复清政”。台湾宪兵队编《台湾宪兵队史》，龙溪书舍复刻本，第200页。体现出鲜明的祖国意识。另一方面，一些人也像旧式农民战争那样建立自己的政权与日本殖民者作斗争，譬如简义自称“九千岁”，定年号为“天运”，改大坪顶为铁国山；嘉义东堡的黄国镇亦自号皇帝，定年号为“大靖”。众所周知，日本殖民者侵台初期，曾任意侮辱、屠杀台湾人民，奸淫妇女、掠夺财物，在经济上开征新赋税，发布规则限制采矿业等，给台湾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伤害。
因此，无论是号召回归祖国或是自立政权，只要是反抗日人、驱逐日本殖民者，都具有相当大的凝聚力，各地抗日武装集团与日军作战时，也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也是早期抗日武装斗争得以展开的根本原因。然而，到了后期，大陆援助遭阻隔，日军讨伐紧紧相逼，局势对抗日武装集团日益不利，其赖以生存的费用开支无从着落，于是征饷的对象从早先的对日合作者转变为同时强征普通民众，原先出身绿林的队伍，掠人勒赎、滥杀无辜的情形尤为严重。更重要的是，抗日武装集团原先的斗争目标——驱逐日本殖民者、回归祖国，变得日益模糊了，一部分抗日队伍发生了蜕变，以至逐渐丧失战斗力和号召力。特别是“归降”政策实施之后，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征收保庄金，划地自保，缺乏积极进取精神，与人民群众日益脱节。再者，征饷摊派的范围牵涉到了乡绅富户，他们从支持者就有可能转化成旁观者甚至是反对者，这对抗日斗争显然是极其不利的。在新近发布的总督府档案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八芝兰庄在给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呈禀中写道，“北山诸匪首简大狮等有归顺之名，实无归顺之心，现再招军买马、屯粮积草，分发部下，四处掳人勒赎，最惨者莫如八芝兰堡殷户也，被其强捐硬派，或米或金，不一而足，如稍不遂，询在眼前，脚拳鞭挞，扭去吊殴，肆横无已，欲逃不得，欲告官不敢，恐其全家被伊杀害，实是上天无路，投告无门。”《台湾北部抗日斗争档案》第一册（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7，第143页。法国人康（Kann）在考查台湾后曾这样描述这部分人的行为：“福尔摩萨盗匪的行事与他们在北圻（越南）的同道很相似，他们从中部高山最不容易进出的巢穴，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下到临近的平原，把村庄抢劫一空之后，劫掠一位或数位有体面的居民，等到居民付出了一大笔赎金，他们才把人质放回去。”雷吉纳乐德·康：《福尔摩萨考察报告》，“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台北，2001,第20页。据他的统计，1898～1902年间，台湾居民被绑票的有4653人，全部赎金金额达1109723元。雷吉纳乐德·康：《福尔摩萨考察报告》，“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台北，2001,第20页。这样一来，抗日武装集团与乡绅们的关系势必日趋冷淡乃至对立。台湾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压迫的斗争，它要求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合作，把矛头针对主要敌人——外国殖民者，而被压迫民族内部矛盾的产生和扩大，既不利于斗争的开展，也给了殖民者以可乘之机。抗日武装集团与乡绅及普通民众的矛盾，势必削弱民众的向心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898年12月13日士林支署长盐川弥太郎在给台北县知事村上义雄的密报中称：“此回实施讨伐一事，对于本辖内一般意向，经观察结果，简大狮因曾有屡次对良民强索金谷之非法行为，故一般民众对彼等已大有恶感。且传说迟早难免受讨伐，因此对此回断然实行讨伐事，均颇表示欢喜。”《台湾北部抗日斗争档案》第一册（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7，第112页。殖民地抗日队伍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以获取补给，由此而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招致民众的厌恶，民众反而迎合殖民者的讨伐，以免灾祸。这种悲剧的产生，读之令人酸鼻，却也发人深省：以传统的组织和形式来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在台湾是很难行得通的。
11北埔事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日本殖民者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随着总督府一系列改革和基础工程的展开，日本在台殖民统治在1900年代中期基本确立。经济上，日本资本开始源源不断的涌入台湾，并逐渐延伸到台湾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警察势力从城市到乡村，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个角落。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被打破，台湾人民日益深切的感受到了殖民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殖民地人民与殖民当局及日本资本之间的矛盾加深并扩大了，于是，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的斗争在台湾各地相继爆发，自1907～1915年间，先后发生了大小12次的反殖民武装暴动。
根据台湾总督府法务部的说法，北埔事件是新竹厅竹北一堡月眉庄青年蔡清琳出于“物质的欲望”而引起的，是想乘乱掠夺一大笔钱财逃往大陆。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23页。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1907年秋，桃园支厅计划讨伐大嵙莰原住民人民，命令北埔支厅隘勇配合作战，引起隘勇们的强烈不满和抵制。在此之前，汉族隘勇就对日本殖民者利用台湾汉人与原住民自相残杀表示了反对，他们或敷衍了事、或偷偷逃回平地，同时还要求与北埔支厅长谈判，不愿担任隘勇。因此，他们酝酿对这次讨伐原住民的行动进行反抗。
蔡清琳早先曾任日资贺田组的脑丁募集人，与各隘寮隘勇经常往来，时有扇动隘勇集体辞职及不满日本殖民者的言论，因而多次受到殖民当局的“说谕戒告”，或“严重说谕告诫”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23页。，对日本殖民者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与日俱增。乘此回隘勇的普遍不满状况，蔡清琳自称“联合复中兴总裁”，四处宣传中国军队不久将登陆进攻新竹，号召人们一齐起来响应，攻陷城池，继而扩及全岛，将日本殖民者赶出台湾。同时，他还与隘勇中的抗日分子何麦荣、何麦贤等四处联络同志，并联合原住民共同举行暴动。
1907年11月14日11时许，抗日群众100余人与土著族民众24人会合，突袭一百端、长坪头、大窝、加礼山等隘勇分遣所，杀死日本警察。然后进攻大坪警察派出所及隘勇监督所，包围北埔支厅，共杀死殖民官吏、警察及其家属57人。暴动队伍乘势向新竹挺进。
接到报告后，新竹厅派遣警察队紧急赶赴镇压，台湾总督亦增派一中队日军和120人的警察队驰援，暴动队伍溃散解体。蔡清琳逃至大隘社原住民头目家中隐蔽，后被杀死，暴动群众81人被日军当场杀害。12月12日，日本殖民者组成临时法院，何麦贤等9人被判死刑。据日本人的记录，他们是“从容走上绞刑架”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26页。，英勇就义的。
12林圯埔事件
1912年的林圯埔事件，是台湾人民反抗日本资本凭借殖民统治机器进行经济掠夺的公开武装斗争，它的爆发反映台湾殖民地化进程中殖民地人民与侵入殖民地的殖民母国——日本资本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化了。
位于南投厅的林圯埔，有着大片的竹林，历史上当地人民多半是自由的、无偿的利用竹林，制作竹材，挖食竹笋，或以竹子为原料来造纸牟利。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之后，总督府先是通过林野调查将14514甲竹林强制收归官有，后又设立总督府模范竹林事务所。1908年11月12日，总督府将竹林以8054888元的价格贷与三菱制纸所，其余官有竹林则组织竹林组合管理，严禁私入采伐。这样，当地人民世代相传借以糊口的竹林被总督府强制收夺而成为日本资本的地盘，民众的基本生活资料遭剥夺，他们多次抗议均被置之不理，私入采伐者更是受到竹林巡视员的无理殴打，人民的不满情绪急剧升高。
沙连堡的刘乾，是从事扶乩行业以占卜算卦为生的相术师，常遭巡查管教和侮辱，被逼迫避居深山，结庐拜观音菩萨，广招信徒，在传道中常常有宣泄对日本殖民者的不满言论。此间，大坑庄农民林启祯因采伐竹林被巡视员殴打，痛恨日人的他与刘乾共谋起事，他们认为：“为避免日本人压迫就不能不杀尽日本人”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27、29页。。1912年3月23日，刘乾等率10余人奋起暴动，袭击顶林派出所，击毙巡查2人，巡查补1人，然后乘胜向林圯埔进发。由于获报的日本殖民者已先行戒备，暴动群众中途解散躲避。林圯埔支厅派出所警察队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密搜索，杀害暴动群众1人，逮捕14人，其中刘乾、林启祯等8人被判死刑。行刑之日，就连日本殖民者也不得不叹道：这些人真是面不改色，“视死如归”。
13土库事件
土库事件的领导者是嘉义厅打猫北堡大埤头庄的黄朝和黄老钳，他们受到祖国辛亥革命的影响和不久前林圯埔事件的刺激，共谋举事，以图驱逐日本殖民者。黄朝等利用民间宗教信仰，以祭拜玄天上帝为号召，招集信徒，建立组织。他们声称神意通天，玄天上帝神敕黄朝为“台湾国王”，并且宣传中国军队100万人即将登陆台湾，鼓动人民起义响应祖国军队，收复台湾。正当暴动筹划工作积极进行之际，当地甲长向日本人警察派出所告密，事情败露。1912年6月27日，警察包围黄朝住所，黄朝奋力砍伤巡查丹崎郡治后被捕。经台南地方法院审理，黄老钳被处死刑（黄朝死于狱中），张南、苏淀无期徒刑，另有12人被判12～19年不等的徒刑，暴动尚未发动即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14苗栗事件
苗栗事件的领导者为罗福星，1886年出生于印尼的巴达维亚，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1903年到台湾，住新竹苗栗一堡牛栏湖庄，就读于苗栗公学校。既长，身历印尼、祖国大陆和台湾数地，深悉台湾人民所受日本殖民压迫之苦，革命之志随之萌发。1907年前往广东途经厦门，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1908年奉丘逢甲之命赴南洋办学。1911年为黄花岗起义四处募款，并率领民军在南方响应辛亥革命。
1912年12月，罗福星与刘士明等11志士陆续抵达台湾，共谋在台湾举行革命，驱逐日本殖民者，解救台湾同胞。他们在台湾各地区广泛招募成员，至1913年4月已达500余人，另据不完全统计，罗福星等所联络的同志最终的数字是1500名以上。覃怡辉：《罗福星抗日革命事件研究》，“中研院”《三民所研究丛刊》（6），台北，1981。他们对所募人员介绍祖国辛亥革命的经验，剖析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暴政，以唤醒台湾民众的民族觉醒和革命热情。他们还明确提出了“驱逐日人、恢复台湾”的口号，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为了工作的展开，他们还利用神明会、观音会、父母会等民间宗教及慈善组织为掩护，进行公开活动，内部则组织系统严密。
随着声势的壮大，日本殖民者已有所风闻，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监视。1913年9月25日，大湖庄黄阿统、汤阿文潜入大湖支厅窃取一批枪支，日警立即进行大搜查，革命党计划随之泄漏，罗福星于12月18日被捕，暴动行动胎死腹中。
15关帝庙、南投、大甲及东势角事件
关帝庙暴动的领导人是李阿齐，其父在日据初期是抗日武装集团的成员，在战斗中死于日人之手，李阿齐发誓要向日本殖民者复仇。1913年6月，李阿齐在台南大目降支厅、关帝庙支厅广聚同志，声讨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暴虐行径，号召举兵驱逐日本殖民者。由于他们装束奇特，被日本殖民当局察觉而遭逮捕。
台中南投捒东上堡水底寮庄的沈阿荣，受祖国辛亥革命的影响，痛恨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起来效法反抗。1912年8月纠合同志，组织革命党，在东势角、埔里社等地宣传反日主张，准备寻找机会在台湾中部发起暴动，袭击殖民政府官厅，使台湾“摆脱日本统治”山边健太郎：《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9页。，先后有85人参加其中。
在台中，捒东下堡阿厝庄的张火炉也深受祖国辛亥革命的鼓舞，于1913年3月组织革命党，先后在大甲、罩兰等地聚集了47名党员，并计划继续扩大组织队伍，一旦时机成熟，即在台中开展武装斗争，进而与全台人民一起努力，以使台湾“挣脱日本政府统治的羁绊”山边健太郎：《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9页。，并成立台湾革命政府。
同在中部的台中厅苗栗三堡圳寮庄，赖来与谢金石等，曾于1911年内渡大陆，在上海的数月间，耳闻目睹祖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的惊天壮举，思想上受到极大的触动，开始“热衷革命”山边健太郎：《台湾》（1），第40页。。1913年返台之后，即积极谋划举行革命，驱逐日本殖民者。他们筹备先攻占东势角支厅，夺取武器弹药，随后在各地一齐暴动，猛袭台中，然后扩及全岛。并商定在旧历八月十五中秋之夜举事。
然而，1913年关帝庙事件暴露后，台湾总督府迅即在全岛展开大搜捕，9月罗福星领导的革命党亦事机泄露，至翌年1月，包括罗福星所部在内的5次暴动事件中被捕者达535人。逃脱搜捕的赖来在危机四伏的形势下仍毅然于12月1日晚袭击东势角支厅，击毙日警3人，赖来在战斗中当场牺牲。随后，日本殖民者将这5次事件并案由苗栗临时法院审理，统称“苗栗事件”，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不过是间接的相互影响罢了。有些学者将其他4次暴动同列入罗福星领导所部，并无史实可资证明。覃怡辉：《罗福星抗日革命事件研究》，“中研院”《三民所研究丛刊》（6），台北，1981。在先后被捕的921人中，有20人被判死刑。他们毫无惧色，视死如归，连总督府官方文献亦叹服道：他们“均从容上绞刑架，虽是匪徒，亦可见其气魄之不凡”。山边健太郎：《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47页。
16六甲事件
就在苗栗事件过后不到一年，在嘉义又暴发了六甲事件。这是一系列反殖民武装暴动影响下台湾民心日益动荡的一次典型反映，正如总督府记录中所称：“民心暗淡，缺乏安定，到处流传着各种奇怪的传说。”山边健太郎：《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0页。显然，不甘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着反日的不满情绪。
六甲事件的发难者为嘉义厅店仔口支厅南势庄的罗臭头，据称他是出于痛恨日本殖民统治，誓将日本殖民者逐出台湾，并想为罗福星报仇的。喜安幸夫：《日本统治台湾秘史》，武陵出版社，台北，1984，第78页。1914年4月，罗臭头移据山中，供奉神佛，苦读兵书，以神明祭拜来招集信徒，先后加入者有罗狮、陈条荣等80余人，号召“将日本人从台湾驱逐出去”山边健太郎：《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1页。，而后由罗臭头来当皇帝，并定于1913年7月起事。但是，5月5日，罗的部下盗走前大埔派出所枪支，引起日本警察的警惕并展开了严密搜寻，暴动被迫提前。5月8日，罗臭头等10余人袭击大坵园、王爷宫派出所，沿途各庄民众纷纷加入暴动队伍，手持刀、枪、棍棒直扑六甲支厅。夜半在王爷宫造林地附近与日警侦察队遭遇，双方展开枪战，暴动队伍击毙日警侦察队长野田又雄。台南、嘉义两厅立即派出警察队包围搜捕，罗臭头等人退入深山，自杀身亡，另有8人惨遭枪杀。1915年2月12日，台南地方法院判处8人死刑。在这次暴动里有这么多的民众参与，给了台湾总督府很大的震动，此一阶段台湾民心的归趋于此可见一斑。
17西来庵事件
西来庵事件是20世纪初叶台湾人民反殖民武装暴动中规模最大、牺牲最惨烈的一次。它的领导人是阿缑厅的余清芳，日军侵台时，他才17岁，即投身抗日武装集团，后反日情感一直未尝稍减。1904年，余清芳辞去巡查补之职后，出入台南各地斋堂，加入盐水港“二十八宿会”，反日言行日渐显露，遭日警以浮浪者之名收容“管训”，其反日决心愈益坚定。后来，余清芳和西来庵董事苏有志、郑和纪等结识，暗中商讨反日事宜，不久成了西来庵的主要负责人。另一领导人罗俊亦曾投身抗日事业，辛亥革命爆发时，他身在大陆亲眼目睹了祖国革命运动的火热场面，对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深为愤慨。1914年，陈全发秘密渡航厦门，邀其回台共谋大计。1915年1月与余清芳会面，盟誓起事，约定由余清芳负责南部、罗俊负责中北部。同时，经由林吉的介绍，余清芳同长期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江定会面，两人相见恨晚，决计相互合作，一起起来暴动。
余清芳等以台南为中心，积极发展民众加入、扩大队伍，他们利用神佛崇拜联络民众，进行鼓动宣传，揭露日本殖民者的横暴统治，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其统治；同时还利用扶乩、神等民间信仰活动来做通俗宣扬。他们宣称：日本人在台湾只有20年的时运，到了大正四年（1915）就不得不退去，届时来自祖国大陆的军队会进攻台湾，应当起来里应外合一举击退日本人，那时的台湾社会将是一个理想的王国，“没有贫富悬殊，不征收租税，没有法律约束，可享有绝对无限的安乐和自由”同上山健太郎《台湾》（1），第57页。等等。至1915年4月，所募集的资金已经达到4000元，队伍迅速壮大。此时，罗俊与余清芳共同商定，乘日本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逼迫其承认“二十一条”，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之机，在台中、台南一起暴动。
此时的日殖民者对西来庵事件已略有耳闻，但还一时找不到证据。1915年5月23日，在基隆开往厦门的大仁丸轮船上，日警逮捕了苏东海，搜查出密信一封，暴动计划不幸泄漏。总督府立即展开全岛大搜捕，余清芳等人被迫转移。6月29日，罗俊被捕。但暴动者并没有被吓倒，7月6日，暴动队伍袭击了北寮庄山中的日本警察队，击毙巡查柄尾末吉。余清芳探知日本警察队倾巢出动，后方空虚，于7月9日率领所部攻击甲仙埔，杀死留守的日本警察及其家属，获取枪支弹药。同时，7月8日，分别袭击十张犁、大坵园、阿里关、蚊仔尺、河表湖、小林等警察派出所，击毙日警及家眷30余人。
惊恐万状的日本殖民者从阿缑厅、台北厅派出大批警察向甲仙埔逼近，双方展开激战，在日本殖民者的优势火力下，暴动队伍的各据点相继失陷，不得不退入山中。在后堀仔山，余清芳整顿队伍，于8月3日再度出击，袭击南庄派出所，消灭警部补吉田等12名警察及其余日人计20余人。6日，暴动民众向躲藏在糖厂内的日人发起总攻，人数多达千余人。但到了下午，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总督府调集了步兵和炮兵包围暴动队伍，缺乏武器弹药和作战经验的暴动队伍放弃阵地退入山里，此役台湾民众牺牲300余人。暴动失败后，余清芳等见无法维持，便让众人四散逃生。8月22日，余清芳被捕，后江定亦被诱捕。
由于西来庵暴动得到了台湾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响应，为了彻底消灭台湾反抗运动的社会基础，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实施了疯狂的报复行动。他们先是发布公告，声称将赦免暴动参与者，引诱各庄民众回家“自动归降”，当善良的民众听信日人的谎言回到家园后，却被残暴的日本殖民者以集中训话为名拉到野外，令其自掘壕沟，然后集体屠杀，予以掩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噍吧哖惨案！据后人的粗略统计，整个西来庵事件中牺牲死难的台湾人约达3万人之多。在清剿暴动的同时，日本殖民者组织了台南临时法院，依据血腥的《匪徒刑罚令》处罚暴动参与者，结果居然有1466人成为被告，其中被判死刑的高达903人。该判决引起舆论大哗，被称作“世界裁判史上未曾有之大事件”。汉人：《台湾革命史》，第83页。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殖民者不得不借大正天皇登基之机宣布大赦，但最终仍有200人被处死刑，另有703人被判无期徒刑。可以说，西来庵事件是台湾人民一系列反殖民武装暴动中牺牲最惨烈的一幕，正如史料所称：“整个台湾重新陷入恐怖政治的铁幕内，风声鹤唳，鸡犬不宁。”其阴影一直笼罩在台湾人民的心中，甚至到了10余年后，《台湾民报》的一篇文章里还提到：“西来庵事件的入狱者，虽然已经全部出狱了，但是台湾人心里头的印象，究竟是终不能消灭了。”参阅陈小冲《余清芳与西来庵事件》，《台湾同胞抗日50年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
18几点思考
20世纪初期台湾人民的反殖民武装暴动，与此前的抗日武装斗争相比较,表现出局部、突发和小规模的特点。总的看来，大致可以把它们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反抗日本殖民主义对台湾的经济侵略和资源的掠夺，如刘乾、林启祯领导的林圯埔事件，它反映了殖民地人民与殖民当局及殖民母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第二，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政治压迫和殖民奴役，如罗福星领导的苗栗事件、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等，它反映出殖民地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对于自身所处政治地位的强烈不满和对异族统治者的自发反抗；第三，对新旧体制转换的无法调适及对社会急剧变迁感到迷茫，它反映出传统社会向殖民地社会过渡期中的一种自发抗体作用，但由于反对的是外来殖民者，故带有进步意义，如罗臭头领导的六甲事件。
另一方面，从整个台湾人民反殖民武装暴动的过程来分析，还能看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祖国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12次暴动事件中，就有6次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史料记载：“明治四十四年（1911）清国南部起义的革命军以席卷之势风靡全国，不久颠覆了北京朝廷，二百年帝业一朝灭亡，中华民国基础奠定。”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0页。如土库事件爆发原因之一就是受辛亥革命的影响。至于苗栗事件本身就是中国同盟会员、革命党人罗福星领导的，其余如南投、大甲、东势角及西来庵事件，无不与辛亥革命有关联。台湾总督府也承认：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使得“我台湾民情逐渐动摇”，指责一部分台湾人“迷梦未醒”，“对中国革命霸业深夜入梦”。他们惊呼：“中国革命的烽火飘扬于武汉原野，沸腾了几千万汉族的心血，其余焰有欲毁南瀛天地之虞。”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31、28、36页。所有这些，足以反映出祖国辛亥革命对台湾人民的深刻影响。其次，斗争方式上显示出浓厚的传统色彩。这些暴动事件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利用民间信仰作为组织或号召形式的情形相当普遍。例如土库事件中的黄老钳即以祭拜玄天上帝来集结力量，“藉名神明，以信仰集团的力量举事”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1页。。六甲事件中的罗臭头亦以观音崇拜来招集信徒，托神传言，盟约举事。西来庵事件中的余清芳同样以信仰玉皇上帝与信徒相号召，自称受神饬语将为台湾皇帝，信众领取神符后可刀枪不入，等等。上述情形，给予暴动事件抹上了一层浓厚的神秘乃至迷信的色彩，日本殖民者也将暴动群众蔑称为“匪徒”，说他们是“蒙昧之徒，螳臂挡车”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28页。
事实上，只要拨开这层面纱，就可以看到暴动事件所包含的强烈的反殖民压迫及民族反抗的真面容。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台湾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有关，日本统治初期，台湾社会经济结构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明清以来敬鬼畏神习俗依然盛行，民间信仰十分流行，而日本殖民者为稳固其统治，对所谓的民间“旧惯”也采取放任的态度。民间信仰是当时台湾社会最具号召力的组织形式，以其作为招集民众的手段实在不足为奇。再者，从暴动中曾宣传理想主义社会蓝图的情况来看，一些暴动甚至还带有某些“千年王国”运动的色彩。再次，暴动事件中台湾人心中有着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厚重的中华民族意识。北埔事件中，蔡清琳自称“联合复中兴总裁”，号召人民“协助中国军队，将日本人从台湾击退”，这里“复中兴”的含义就是恢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31，28，36页。苗栗事件中，罗福星对“占世界面积三分之一”、“人口最多”的“我中华民国”充满深情，发誓为“雪国家之耻，报同胞之仇”来与日本人斗争；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1页。西来庵事件里，余清芳在其发布的谕告中写道：“古今中华王国，四夷臣卿，边界来朝，年年进贡，岂意日本小倭贼，背主欺君，拒献贡礼，不尊王法，藐视中原，侵犯疆土，实由满清气运衰颓，刀兵四起，干戈振动，可惜中原大国，变为夷狄之邦。”对中国的衰落深表痛心，他还自称大明慈悲国奉旨本台征伐大元帅，宣传“中国南陵，天生圣明之君，英贤之臣”，显见这次暴动是在反满气氛浓厚的辛亥革命影响下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来复兴汉人的江山。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页。
参加暴动者更坦承暴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台湾重返中国的怀抱，台北地方法院在给总督的报告中说：“据林牛及谢成等供称：台中厅下罩雾之巨商林季商（彼于去年脱离本岛籍归复中国也）外数名，曾谋议于厦门，——为使本岛复归中国版图，正计划中云云。”暴动领导人之一赖宜在侦讯时称：“余既已宣誓招募同志，击退日人，为坚定将台湾恢复为中国版图之决心，乃祈神明佑之也。”他还说道：“因需要缴纳巨额税捐，有利事业又俱被日人所独占，每况愈下，不堪其苦，如恢复为中国版图，自不致受其苦，乃同意罗俊之企划，并协助其举也。”林衡道主编《余清芳抗日革命档》第一辑第一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中，1974，第60页。最后，对于暴动中不少人提出的称王称帝的主张，应结合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理解。这一时期的暴动参加者，都是来自台湾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很多是农民、隘勇、矿工、小手工业者等等，暴动的方式也是传统式的农民起义模式，在这样的暴动或起义中，皇权主义泛滥是其常态。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这些暴动事件里，所谓的台湾王仍然不能摆脱大中华的范围，如黄朝自称受玄天上帝敕封为“台湾王”，他认为天有四个角，台湾位于清国的南端，自己是为清国这个天来守护南天门的。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页。罗臭头亦想“自立为王”，但有趣的是他的这个王也是要由清朝皇帝封赏的，据记载：“罗臭头更藉托清国皇帝及天帝，准许罗君得近日即位为天下皇帝”。洪敏鳞主编《云林、六甲等抗日事件关系档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中，1978，第205页。可见罗臭头心中理想的皇帝不过是清廷之下的台湾地方王罢了。
第三部分
1工业发展概观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工业发展状况如何?历来是有争议的问题。有人以日本殖民者实施“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为由，否认台湾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周宪文《台湾经济史》称：“台湾在日据时代，严格说来，除了制糖业以外，是没有什么工业可谈的。”开明书店，台北，1980，第524页。也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认为台湾在殖民地后期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并且奠定了一个结实的工业基础。何保山：《台湾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79~80页。就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平心而论，整个殖民地时期的台湾工业确实得到了发展，虽然这种发展一直是畸形的，只是到后来才有所改善，但台湾的工业基础毕竟在基本上得到了奠定，并成为台湾日后工业化的一个坚实台阶。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工业发展可以193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大的时期，前期为自由经济时期，后期为统制经济时期。首先我们将工厂的定义界定为拥有工业设备并雇用5人以上的制造企业，1915～1937年，私营工厂数从1323家增加到8025家，增长61倍；工厂职工数从28548人增为78571人，增长28倍；使用动力的工厂从1323个增为7881（1936年）个，增长6倍。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室编印《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台北，1946，第763、770、771页。
1912～1940年台湾工业增长率平均每年达6%左右，尤其是1912～1929年间，达9%以上，这种高工业增长率即使是在今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也是少见的，它反映出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发展速度是相当高的。
台湾工业增长最主要的是制造业的增长，私营制造业在1912～1919年间，增长率达到了1606%，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战时繁荣现象。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扩大了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产品倾销，据统计，1913～1918年间，台湾自日本进口的货物量下降了24%，制造品进口量下降了37%，台湾本地的制造业得到了发展。同时还可以看到台湾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是食品加工业，1920年，食品加工业工厂数为1462家，1937年为5368家，职工人数则从28079人增为48669人。而食品加工业的主干是制糖业，1914年，砂糖产值占食品加工业产值的79%，1920年为89%，1929年为83%，1929年糖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例高达61%。张宗汉：《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25～26页表10计算。1912～1929年间，增长速度最快的除了化学品外就是制糖业，前者由于原来没有什么基础，所以稍有增长便显得速度较快，但绝对产值仍然很低，制糖业则不然，速度与产值是同步提高的。并且，化学工业的主要产品——酒精，也是以制糖业的副产品糖浆为原料。因此，也许我们还可以说，化学工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制糖业的延伸。
1920～1940年间，台湾各类工厂职工人数方面，就增长速度而言，最快的是金属工业，以下依次为纺织、木材加工、机械、印刷及装订。以绝对数来看，职工人数最多的是食品加工业。至于工厂的规模上，据《台湾商工统计》提供的资料，1935年，工厂总数为7032间，其中不满30人的工厂为6704间，占总数的953%，30～99人为224间，占总数的32%，100人以上的为104间，占总数的15%。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开明书店，台北，1980，第535页。可见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绝大多数属于小工厂，30人以上的工厂仅为总数的47%，这些星罗棋布的小工厂属于手工工场。据测算，1915年手工业雇工人数为89844人，即占全部制造业雇工人数的754%，到了1940年雇工人数为43616人，所占比例降为253%。何宝山：《台湾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88页。这是随着近代化建设工业企业发展而带来的必然趋势。
下面再来看台湾的工业布局。1941年底，使用动力及雇工5人以上或有同等设施的工厂，总计有8895间，按地区分布，情形有如表2-2。
总的看来，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发达地区为西海岸，其中以台北、台中、台南为三大中心，至于东部及澎湖则相对落后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地理及资源条件所限制。
整个日据时期台湾的工业结构变化状况，从历年各类工业间的产额升降可略窥一二，表2-3为我们展示了1921～1942年间台湾各类工厂生产额变迁情形。
说明：杂业包括印刷业、木材业、窑业。
由上大致可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工业结构的变化情况，食品工业在整个日据期台湾工业中均占主导地位，到了日据末期其比重从746%降为61%，迅速增长的工业部门为化学及金属工业，反映出台湾工业结构从倚重食品工业逐渐向多元化发展，这与日本殖民当局1930年代后实施的工业化政策有关。但从各类工业产值绝对额来看，食品工业在1940～1942年间仍占总值的61%，约40600万元，表明工业内部结构仍未能达成根本性的变化。
台湾的工业组织大致可分为会社、公司、组合、合资会社、合名会社，小规模的工厂占工厂数的90%左右，为绝大多数。从1906～1937年的31年间，株式会社数从11个增至757个，实收资本从10684万元增加到40022万元，分别增加了69倍和38倍。株式会社发展的黄金时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繁荣期，据称：“在欧洲战乱末期狂热时代，化学工业、机械器具、制粉及其他新工业陆续兴起。”大园市藏：《现代台湾史》，转引自《台湾经济年报》昭和17，第503页。其中“在大正七、八年迎来了领台以来未曾见过的发展”。大园市藏：《现代台湾史》，转引自《台湾经济年报》昭和17，第503页。1918年株式会社资本总额20018万元，实收资本13029万元，1919年猛增至资本总额37547万元，实收资本20500万元，1920年更分别进至54547万元和30952万元，两年之间，资本总额增加27倍，实收资本增加24倍,到1922年，株式会社资本总额突破6亿元大关，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状况。台湾经济研究调查会调查部：《极尽盛况之台湾实业界》，《台湾经济丛书》（9），昭和16，第195～196页。在这之后，由于东京大地震、金融恐慌、战后欧美势力重返亚洲及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台湾株式会社热骤然降温，进入所谓的“整理期”。各会社或减资、或解散、或合并，资本总额和实收资本在1931年分别为44538万元和17121万元，仅相当于1918年的水平。台湾经济研究调查会调查部：《极尽盛况之台湾实业界》，《台湾经济丛书》（9），昭和16，第195～196页。再从资本来源看，以1929年为例，该年株式会社中投资于工业的实收资本额198941369元，相当于同期株式会社实收资本额的725%，其中日本人投资180496787元，为该年工业实收资本额的907%，台湾人投资额仅为16786171元，占84%，也就是说，工业投资的绝大部分来自日本人，详见表2-4（转见下页）。日本资本在工业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台湾人只有在农业和一般商业中才稍稍超过日本人。对于日本资本还有必要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殖民地时代台湾的日本资本可分为在日日本人（或称为不在台日本人）和在台日本人两种，投资台湾的日本资本属于何种类型。
说明：表中为资本在20万元以上之株式会社。
表2-5显示，台湾的株式会社投资有67%来自日本国内，31%来自台湾本岛，此乃按地域划分。如果以在台日本人与在日日本人为界，则近21%～24%的资金来自在台日本人，其大部分是来自在日日本人，正如陈逢源曾经指出的那样：“（台湾的）工业投资，主要依靠内地（日本）资本进行。”陈逢源：《新台湾经济论》，台湾新民报社，台北，昭和12，第388页。另据1936年的调查报告，台湾、明治、盐水港、帝国、昭和五大制糖株式会社的资本额中，来自日本国内的投资分别占总投资额的98%、996%、922%、957%和278%。周宪文：《台湾经济史》附录二，开明书店，台北，1980。可见，在台湾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制糖工业中，除昭和制糖外，几乎全部投资均来自日本国内，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必须指出的是，来自台湾岛内的投资大部分也还是由在台日本人进行的，也就是说，日本资本在台湾工业界居绝对的垄断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