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一章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确立.8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是台湾民族运动中的稳健派——林献堂一派，在日本殖民者的高压政策下，逐步从民族运动的前沿后撤，亦即向殖民当局妥协的产物。它以有限的地方自治为单一的追求目标，延揽了形形色色的身份复杂的各阶层人物，包括御用绅士、在台日人等，美其名曰全民运动，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日本殖民者容许的范围内，对殖民统治制度做一些不痛不痒、修修补补的工作，故而得到了总督府的准许。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纲领的核心内容是：“确立台湾地方自治”《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80页。，采行的政策方针是以合法的手段改革现行地方自治制度，训练民众政治能力，同时排斥所谓“分裂主义之徒”，以达成“网罗无色彩之绅士、文协、农组、日本人而成的所谓全民运动”蔡培火等：《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学海出版社，台北，1979，第448页。。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成立后，在台湾岛内设立支部，进行巡回政谈讲演会，举办地方自治改革促进运动，推出台湾地方自治制度改革案，恳请太田总督实施诸如义务教育、改编教科书、重组公众团体政策等等。由于该联盟的妥协、软弱色彩，民众支持度相对于文化协会和民众党来说要低得多。当然，其积极的一面是继续推进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从而延续了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在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在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决议案中，他们要求赋予民众普选权，将原来的官任咨询机关改为民选议决机关，州市街庄有自主权和财政管理权等等。由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担当者多为当地的有力人士，普通劳动者很难跻身其中，因此他们所争取和代表的实际上是台湾民族资本及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其在殖民统治的架构中谋求参政权，名为全民运动，实则与广大人民群众是相脱节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叩头请愿的自治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岛内政治环境的恶化，在法西斯分子日益猖獗，军部势力急剧膨胀的背景下，岛内一切有碍日本殖民统治及同化方针的组织和政治活动均遭殖民者横加镇压，就连温和稳健派的代表人物林献堂也因祖国事件遭法西斯浪人的殴打，以至于台湾岛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般知识分子惶惶不可终日”。蔡培火等：《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学海出版社，台北，1979，第448页。台湾地方自治联盟逐渐无所作为。加上1935年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开始实施所谓地方自治，对地方议会制度进行改革，将原全官选的地方议员改为半官选半民选，一些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参与者认为运动的目标已经阶段性达成了，主张解散联盟，并逐渐成为主流意见。于是，到了1936年8月，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宣布解散。
2农工运动及台湾共产党
农民运动在台湾，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在日本占据之前，台湾是一个农业社会，主要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相对较高；土地租佃关系发达，但租佃契约却以口头契约为主，且租期较短。这样，到了日据时期依据所谓土地调查及林野调查规则，无确据证明所有权归属的土地均收归国有，大批台湾农民世代耕作的土地便成了所谓“无主地”而被日本殖民当局强制收夺，这无疑是一种以政权暴力机器为手段迫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殖民地原始积累形态。同时，日本资本家还在警察的助力下以强迫手段收买民间土地。于是，日本殖民政府、制糖会社成了台湾最大的地主。总督府还将大批的公有地以所谓“官有地拂下”的名义优惠发放给日本退休官吏或日资会社。据统计，日据末期日本人拥有的耕地面积占台湾耕地总面积的21%。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民族革命运动》，未来社，东京，1978，第51页。日本殖民者对土地的巧取豪夺及对台湾农民的压迫，不能不激起他们的反抗斗争。担任过总督府官员的东乡实曾告诫说：“西部台湾的土地兼并只能促使本岛人的民族反抗，对台湾的开拓并无贡献。其结果将使得他们仇恨日本的统治、仇视日本人，激发民族的觉醒。”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民族革命运动》，未来社，东京，1978，第53页。事实表明，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正是主要围绕着反抗日本殖民者的土地收夺和经济剥削而展开的，由此赋予这一运动鲜明的民族斗争色彩。同时，反抗本岛土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阶级斗争，也广泛的开展着。下面我们就以几个主要事件为线索做一概述。
（1）竹林事件。早在1908年就曾爆发刘乾领导的反抗三菱制纸会社强制收夺农民竹林的武装斗争，史称林圯埔事件。1915年，三菱会社以低价获得竹林900甲、林野6198甲，并否认当地住民的业主权，又一次激起了农民的强烈抗争。文化协会成立后，也积极介入、推动和领导农民的反抗斗争，还介绍日本国会议员田川大吉郎代向日本国会陈情。1925年，当地农民开展了拒纳租税公课、不履行保甲义务、公学校罢课、向有关当局陈情及举行反对土地放领示威等等一系列抗争，一度还试图向巡游台湾的皇弟秩父宫进言，导致殖民政府神经相当紧张，最后迫使三菱制纸会社不得不做出所谓“大幅让步”，答允给予原住居民竹林利用权，在以后的事业发展中也多雇佣当地人，竹林贩卖价格大幅度降低，达成显著的效果。
（2）反对放领官地。通过土地调查及林野调查而被日本殖民者收夺为官有的土地，作为政策性措施，台湾总督府将一部分土地放领给日本人退休官吏，一方面培植在台日本人的势力，另方面借以安慰遭裁撤官吏的情绪。据1926年的统计，放领给退休官吏的土地有370件，面积达3886甲，人均面积105甲，这些土地名为官地，但当地农民世代利用该土地、与其渊源甚深，与日本退休官吏之间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又因为是由外来的殖民地官吏强占，故极易引发民族的义愤。反对官地放领的浪潮，以中南部较为激烈，台中州大甲郡大肚庄有485甲土地放领给6名日本退休官吏，牵涉其中的73位农民派代表向农民组合简吉、赵港求援，并组织大甲农民组合，阻止对土地的丈量，发动壮丁团全体辞职、公学校罢课三天，最终迫使日人退休官吏将土地转卖给台湾人经营，在延阻官地放领进程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余较具影响力的还有云林、凤山等地的抗争活动。
（3）针对制糖会社的抗争。糖业是台湾殖民地经济的主干，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支持下，制糖会社强制以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压低甘蔗收买价格，并通过资金预贷及肥料、水利灌溉等手段对原料采取区内的蔗农进行控制和盘剥，这种严重损害台湾农民利益的行为不能不激起强烈的反抗浪潮。在土地收购方面，即使是名为现金收购的农民土地，也大多是在动用警察的力量下逼迫进行的，据记载：“官僚与会社想出来的名目，是廉价收买耕地，自己经营农场，不过，耕地的所有主不肯廉价出卖，那是一定的。在此情形之下，发生作用的，都是警察官吏，警察时用传票，召集耕地所有主，对于不肯出卖者，不惜予以体罚或拘留。这种悲剧之尤甚者，是1909年台湾溪州林本源制糖会社的土地收购事件（中略）。这一收购事件发生的时候，据说恐怕有些地主藉口未带图章，乃在现场临时开设办事处，处理事务。”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13页。1909年的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强制购买西螺、浊水溪间土地约3000甲，几乎酿成农民暴动。在收购甘蔗原料方面，1924年，明治制糖、盐水港制糖、大日本制糖及凤山制糖原料区域内的蔗农纷纷起来要求提高甘蔗收购价格，与日本资本家及警察发生冲突。另据1925年的统计，针对制糖会社的抗争即达12起，参与者5290人，区域集中于台南、台中、高雄等地。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民族革命运动》，未来社，东京，1978，第133页。此一抗争以二林事件最具代表性。1923年以来，二林、大城等庄蔗农因甘蔗原料收购价格偏低一直与林本源制糖会社交涉。1925年，蔗农进一步提出制定甘蔗收购最低限价、双方合议收购价格等要求，上呈台中州及总督府当局。当年6月，二林蔗农组合成立，拥有会员400余人。文化协会也派遣干部下乡开办文化讲演会，进行启蒙宣传，二林蔗农组合召开的蔗农大会还提出了系统的维护蔗农利益的要求。但是，会社方面对此却置之不理，却招来大批警察，自行雇工收割甘蔗，由此激起暴力冲突，造成多人受伤。殖民当局对蔗农大肆镇压，被捕者达93人，其中31人被判有罪。在法庭上，二林蔗农领袖、文化协会理事李应章声言此次运动是蔗农争取“人格的解放”。二林事件尽管在甘蔗收购价格上未能取得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但它标志着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4）台湾农民组合。1923年后，台湾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打击了在台日本资本家和部分土著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引起了殖民当局的强力镇压，分散的、自发的农民运动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台湾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1926年6月，台湾农民组合正式成立，简吉任中央委员长。至1928年底，组合已拥有18个支部，15000余名成员。台湾农民组合纲领提出：提高农民知识水平、发扬互助友爱精神、以合法手段达到目标；体现出以稳健、合法方式谋求农民利益的指导思想。然而，随着岛内民族运动中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日益扩大，农民组合领导人的思想进一步向马列主义及革命路线倾斜，简吉在《台湾民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我们须提高我们的阶级意识，而结成广大的坚固的团结，而进攻呀！大家赶快起来斗争而获得我们的生存权。”《台湾民报》昭和2年7月22日。1927年文化协会分裂后，新文协与农民组合联系更为紧密，台湾共产党也逐渐掌控了组合的主导权，农民组合第一次全岛代表大会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变革理论为探照灯，引领我们前进”《台湾民报》昭和3年1月8日。。1928年12月的第二次台湾农民组合全岛大会发表的大会宣言号召全岛工农大众团结起来，拥护苏维埃，打倒国际帝国主义，表现为革命和战斗色彩。在农民组合的领导下，1927～1928年间，发生了420多起农民抗争，其中以中坜、麻豆、大甲、凤山等地最为活跃。
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浪潮，日本殖民者加大了镇压的力度，1929年2月12日，总督府突然实施全岛大搜捕，大肆破坏各地的农民组合，拘押300余人，简吉、侯朝宗等12人被捕入狱，农民组合陷于低潮。1930年代之后，台湾农民组合实际上成为台湾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1年5月，台共决定在台湾实施工农暴动，在大湖、永和山等地对部分组合成员进行秘密训练。不幸计划被日本殖民者侦知，1932年3月，日警逮捕了刘双鼎等92人，其中3人被拷打致死，34人被判徒刑。参阅韩嘉玲《简吉与台湾农民组合》，收入《台湾史研究会论文集》（第二集），台北，1990。
日据时期的台湾农民运动，其针对的目标，既有日本资本及殖民主义当局，不可避免的也有土著地主资产阶级，譬如针对林本源、陈中和等大地主和糖业资本，还有遍布各地的租佃争议等等；但由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农业经济领域居主导地位，以及蔗农与日本糖业资本间矛盾斗争的突出和尖锐，台湾农民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日本资本和日本殖民当局，从而赋予了斗争以浓厚的民族斗争色彩，它与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相呼应，共同汇成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洪流。
工人运动台湾近代产业工人队伍的出现，是在日据之后。随着日本资本的涌入，制造业、运输业、矿业，尤其是食品加工业中产业工人队伍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土著资本在工业领域投资亦逐渐形成，其下的工人队伍渐次壮大。据统计，1930年全台工人人数为577752人，其中制造业87351人，占151%；矿工19562人，占33%；运输业48862人，占84%；短期雇工421976人，占733%。以民族分类看，日本人占3%，台湾人占93%，其余为大陆劳工、高山族和外国人。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832～833页。
台湾工人阶级身受日本资本、台湾土著资本的双重压迫，处境不佳。台湾工厂的大多数为雇工不满15人的小规模工厂，其数量占工厂总数的77%，并且半数以上的工厂不使用动力。在日资企业里，工人动辄遭到日人资本家和工头的斥责，山川均就曾指出：“企业家是日本人的场合（许多新设的制造业，就是这样），企业家常怀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心理和态度，以对待劳工：是在进行一种不可形容的虐待。”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60、63～64页。台湾工人的工资与同一工种的日本工人相比，要低得多。据1920年代初的调查统计，台湾本地工人平均工资只有日本工人的一半左右，譬如货车夫日人日工资25元，台湾人仅1元；排印工日人22元，台湾人1元；渔夫日人25元，台湾人12元。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63～64页。身受压迫剥削的台湾工人阶级富有革命性和战斗性，不过由于台湾工人阶级历史较短，其成员又大多出生农民，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在斗争失败的时候回流农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斗争的彻底性。
台湾近代产业工人组织形成于1919年，该年台北印刷工人结成具有近代工会性质的台北印刷从业员组合。1920年代后，在祖国大陆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在台大陆劳工于1923年成立台北华侨洋服工友会等多个工会组织，并带动和影响了台湾近代工人运动的兴起。随后，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民族党也积极介入工人运动，起到了一定的领导作用。据统计，1921～1931年间，劳资争议计有513件，参加人数36280人。台湾的工人运动，斗争的目标集中指向日本资本家，在所有的劳动争议里，针对日本资本家的约占60%以上。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835页。文化协会原先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文化协会分裂后，新文协的连温卿、王敏川等在1927年4月组建了台湾机械工友协会，会员有300余人。为抗议资本家无端开除工人，高雄铁工所的罢工就是新文协指导下最具规模的工人运动，当时有台北、台南、高雄各地21家工厂工人同时举行同情罢工，并且还得到了农民组合的支持。文协指导下的工人运动较有影响的还有日华纺织会社台北办事处罢工、嘉义营林所和阿里山出张所罢工等，仅1928年就有23起。但是，文化协会内部在有关工人运动纲领、工会组织及名称等诸问题上意见不一，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加上文协组织不久因新竹事件、台南墓地事件遭到严重破坏，台湾工人运动的主导权逐渐转移到了民众党的手中。
相对文化协会而言，民众党的工人政策更加积极，其领导人蒋渭水对工人运动十分重视，民众党提出要实施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认为“殖民地的劳动阶级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急先锋——前卫队”简炯仁：《台湾民众党》，稻乡出版社，台北，1991，第158页。。因此，民众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更具组织性和斗争能力，规模和影响也要大得多。其影响下的工人组织在1927年就有21个，3000余工人。又譬如1927年的高雄浅野水泥会社罢工，蒋渭水即组织了总指挥部，号召民众出钱出力帮助被解雇的机械工人弟兄；1928年的台湾制盐会社罢工，提出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主张，与日资会社及殖民当局抗争。民众党还于1928年成立了台湾工友总联盟，其领导的台湾工人运动，主要即以此为核心进行的。蒋渭水强调：“民众党今日能被社会肯定、被官宪重视的原因，在于民众党背后有工友总联盟三十三团体及一万数千名劳动者。党不能轻视劳动运动，且对劳动运动之指导已明示在党的政策中。”《台湾民报》1928年1月8日。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及社会主义思潮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台湾的工人运动逐渐强调在开展民族运动的过程中也应进行阶级斗争，以谋求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如工友总联盟规约第四条修正案。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色彩使得日本殖民者十分惊恐，他们采取了强力镇压政策，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民众党被取缔，工友总联盟的作用随即走向衰微。实际上，民众党的分裂，除了日本殖民者的镇压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内部在工人运动政策上的尖锐分歧，以蔡培火为首的稳健派和大地主资产阶级（所谓有力者）对于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感到恐惧，表现为极力反对在民族运动中将阶级斗争包括在内，排斥工人运动，要求进行纯粹的自治运动，最终与以蒋渭水为首的一派矛盾激化，导致民众党的分裂。对于台湾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第五节另有详述。
台湾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迫切需要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和先进理论的指导；同时，在日本殖民者的高压政策下，台湾民族运动发展进程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领导者其软弱、妥协性也日益体现，如何将台湾民族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也是摆在台湾无产阶级面前的严峻课题。192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思潮和民族运动洗礼下，台湾本地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也得到了迅速提高，与大陆和日本的共产党组织往来逐渐密切，林木顺、谢雪红等还到莫斯科学习，直接受第三国际和日本共产党的指导。在共产国际方面，作为世界革命的一环，对于殖民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予以积极的支持和援助。在这一背景下，由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党领导策划，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导下，台湾共产党于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党的中常委为林木顺、林日高、蔡孝乾，中央委员庄春火、洪朝宗，中央候补委员翁泽生、谢雪红，由谢雪红负责与日共联系，翁泽生负责与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联系。
由于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依据一个国家一个党组织的原则，台湾共产党应纳入日本共产党的范围，作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透过日共来保持与国际的联系。然而当时日本共产党正忙于国内的选举而无暇顾及，故委托中国共产党“援助及指导”台共成立的一切事宜，台共领导人林木顺在成立大会上也表示：“我们将遵从中国代表的指示，在实际行动中坚持努力推行——，冀望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革命，赐予最大的指导与援助。”《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2、33、32、37页。台共的组织、纲领性文件都是在中共代表的参与下最后组建、修改完成的。在台共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也与其保持了密切关系并给予积极的指导，尽管台共内部曾有所谓主张接受日共领导的“旧中央”和主张接受中共领导的“新中央”的矛盾，彼此间势力折冲的结果，产生了改组后的台共新中央和1931年纲领，其间台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有效指导和巨大影响显然毋庸置疑。
台共政治大纲认为：台湾的殖民地地位决定了台湾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日本殖民者的殖民统治，同时在台湾消灭封建势力，实施土地革命。在后来的台湾民族运动中资产阶级表现出妥协和软弱性，已经不能胜任台湾革命的领导任务，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以无产阶级及农民大众为主力军，一定程度上团结资产阶级，推进台湾民族民主革命。“台湾民族革命的主力军与领导阶级，必将是无产阶级无疑。”《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33页。“台湾共产党的当前紧急任务乃急速地扩散至台湾各地方，吸收参与实际运动的共产主义者，以这些革命的先进分子为中心，先着手于预备组织的召集。此种预备会议之后，再努力吸收担任战斗员的劳动者与农民党员，然后以劳动阶级及农民作为基础，如此始克建设成一个严密而巩固的共产党。”《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32页。正是按照此一政治大纲的要求，在上海党的组织被迅速破坏的情况下，台共仍然不久即在岛内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
台共在岛内活动的开展，基本上是遵循政治大纲的原则实施的，在对台湾民族运动发展状况和对岛内资产阶级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台共认为：“我们既已认定根本上台湾资产阶级不唯无法领导台湾民族革命，亦不是革命的主要军队。我们应一方面打破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卑劣的阴谋，他方面也应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合战线，使资产阶级处在工人阶级的影响下。在现今政治条件下——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时期——台湾共产党必须为工人阶级争取真正的领导地位，以免指导权落入资产阶级手中，如此才能真正推动民族革命使其向前发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37页。因此，台共的首要任务在争夺台湾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团结资产阶级为同盟军，同时尽一切可能将广大工农大众聚拢在自己的周围，为达成台湾民族革命的目标创造条件。在上海及东京的党组织陆续遭破坏后，台共仍不屈地在岛内重整党的领导机构，并决意“按既定方针继续活动”，着重点放在对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的工作上，指定吴拱照、庄守负责文化协会，杨春松、赵港负责农民组合，庄春火负责工人运动，后专指派刘守鸿为高雄地方负责人，领导当地的工人运动和党的活动。
随着党在台湾民族运动中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广大党员对于部分领导成员“不充分、不活泼、态度之消极”等软弱涣散状况感到不满，要求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12、167、176、170、278、215页。党还决议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求得其支持和指导。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对于台湾共产党的状况也十分关切，经由翁泽生联络发布了对台共工作方针的新指示。1931年党的改革同盟成立，苏新、赵港、王万得等一线党的骨干分子清算了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决定在工农大众中广泛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影响力，筹备赤色工会。5月底党的第二次临时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及台共与中国共产党的紧密联系，指出“党的成立大会及此次大会均受到中国党的帮助与指导，此点具有重大的国际性意义”。《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67页。大会采纳了新的政治纲领，指出台湾革命的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台湾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负担此一革命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担当革命的领导力量，“唯有无产阶级指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及一般勤劳大众组织形成的势力，才是革命的唯一动力”。《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76页。然而，台共在清算了党内的机会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同时，却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他们认为帝国主义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之中，世界正进入革命的高潮期，号召人民起来对殖民主义和封建势力做坚决的斗争，最后“达成武装暴动，颠覆帝国主义的统治，建设革命政权，完成革命现阶段的任务”。《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70页。这一激进主张的出现与当时自身陷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的中共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并且不符合台湾的社会实际，对台共自身及台湾革命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危害性。
尽管台共从建立伊始，就不断的遭受日本殖民者的严厉取缔，但党仍然不屈不挠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他们集合了一批进步青年工人农民在各地组织读书会、茶话会，宣讲革命道理，教授“资本主义的骗局”、“劳动者的明日”及“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无产者政治教程”等；台共成员吴拱照、庄守进入分裂后的新文协，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主导地位，文化协会成为台共的外围组织，并利用台湾文化协会开办演讲会抨击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四处张贴标语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台湾共产党”；在农民组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台共提出的“农民问题的适当对策”被全面接受，农民组合实际上也为台共所主导；在工人运动方面，他们在北边矿山和南部铁路厂筹备工会组织，苏新、萧来福、王万得等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工人起来斗争，全岛性的工会组织赤色总工会也在积极的建立中。进入“九一八”事变后，台共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正是台湾革命成功的机会”《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278页。，决定依据1931年纲领中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在台湾策划武装暴动的具体实施，先后组织人员在嘉义的竹崎、北港进行训练。遭破坏后，又以大湖、竹南农民组合支部为中心，积极组织暴动准备工作，但不幸事机泄露，大批成员被捕，暴动失败。1931年7～8月间，日本殖民者在全台大肆搜捕台共党员，台共组织和党中央受到严重破坏，党从此陷入瘫痪状态。对于台湾共产党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当时的资料记载道：“——台共将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文化协会完全变为其指导下的外围团体，而农民运动、小市民学生运动则依据党的方针推行，至昭和五、六年（1930～1931年），甚至连赤色工会的组织或劳动争议方面亦有相当发展，在本岛左翼运动中留下了甚大的业绩。”《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215页。
在台共1928和1931年的政治大纲中，都曾提出了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的主张，这一主张的始作俑者是日本共产党。台共的政治大纲是由日本共产党起草后直接交由台共执行的，由于不了解台湾的社会历史实际，日共错误地将台湾人民单独列为所谓的“台湾民族”，同时又教条主义的照搬列宁的殖民地理论，从而发展出了台湾殖民地民族独立的结论。但即便是在这里，台湾独立也只不过是“政治上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是针对殖民宗主国日本的。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719页。当时的台共创立者经验不足，且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民族支部，忠实执行是它的义务。中国共产党则自身深受“左”倾机会主义及党内将共产国际决议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困扰，对于日共依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指导起草的台共政治大纲，予以不折不扣的赞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日本占据台湾有着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为护符，中国是不能公开提出对台湾的领土主权要求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革命者充其量只能期待台湾尽早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实现独立自由，这就是他们接受日共提供的政治大纲中出现台湾独立、建设台湾共和国主张的根由所在。直到抗日战争中国对日宣战，公告废除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台湾地位确定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祖国领土台湾，便成为大陆、台湾革命者共同的、唯一的抉择。参阅程文腾《关于台湾人的抗日与台湾人意识》，收入许南村编《史明台湾史论的虚构》，人间出版社，台北，1994。
3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
以台湾民众党为例日据时期的台湾民族运动，以台湾同化会为开端至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为其终结，其间在台湾民众党末期曾经历了一次大的分裂，给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带来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分裂的原因，除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策略运用外，最根本的还在于民族运动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围绕台湾民族运动中要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一问题，在台湾民众党内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终于以林献堂、蔡培火等推出台湾民众党为标志，宣告民众党的分裂。
民众党成立时期的台湾民族运动，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众所周知，民众党是在文化协会由连温卿为代表的左倾激进派掌握主导权后，从文化协会退出的林献堂、蒋渭水等人联合组成的。史料称：“自文化协会分裂以后，台湾社会运动陷于混乱状态，农民组合及工会的组织，有如雨后春笋，到处丛生，种种事件相继发生，且渐趋左倾。”吴三连、蔡培火等：《台湾民族运动史》，自力晚报出版部，台北，1990，第445页。新文化协会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无产青年派知识分子在台湾民族运动浪潮中咄咄逼人，“文协发生左右分化作用以来，各方面的实际运动，日益深刻一日，比之三五年前的社会状态，殆有隔世之感”。《台湾的社会运动》，《台湾民报》昭和2年12月11日。面对此一态势，如何对待工农运动、如何处理台湾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的关系？成为摆在民众党面前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在工农运动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民众党是有其发展变化的曲折轨迹的。
早先文化协会内部对于是不是放弃体制内抗争路线转而以激进方式争取台湾人民民族解放问题上，林献堂、蒋渭水均予以反对，这也是他们退出文化协会的主因。但林蒋二人的观点仍有所区别，林献堂坚持以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为主轴开展台湾地方自治运动，要求在不改变殖民政体下获得体制内的参政权；蒋渭水在此基础上，主张支持台湾的工农运动，认为只有联合广大民众才能获得民族运动的最后胜利。在台湾民众党的组建过程中，蒋渭水的主张得到了体现，民众党的早期组织“解放协会”在纲领第二条明确提出：“拥护台湾人全体的利益，尤其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但该条在改名为“台政革新会”后被删去。最终体现在台湾民众党纲领上，有关阶级斗争问题的表述仅在社会方针方面提出“援助农民运动，劳动者运动及社会团体之发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34页。因此，仅从党纲上看不出民众党对阶级斗争的真实态度。围绕阶级斗争问题，蒋渭水和彭华英分别提交了各自的“对阶级问题的态度”解释案，蒋渭水提案分五点：“一、全民运动与阶级运动并行进行。
二、拥护农工阶级即实行阶级运动。
三、扶助农工团体之发达即造成全民运动之中心势力。
四、企图农工商学之联合即造成全民运动之共同战线。
五、本党站在代表农工利益之地位，合理调节阶级间的问题，使之不致阻碍全民运动的前进。
六、结合台湾各阶级民众，在党领导下实行全民众之解放运动。”《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56～157页。彭华英提案一至四条及第六条基本与此相同，但关键的第五条却有着极大的差别，彭案第五条称：“本党考虑农工阶级之利益，合理调节阶级间的问题，使其不至于阻碍全民运动之前进”。蒋案将民众党定位于代表农工利益的政党，彭案则仅仅是表明民众党将会考虑农工阶级的利益，二者的立足点根本不同。彭案得到了林献堂、蔡培火等的支持，并在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上获得通过，成为党的政策指导方针。这表明，民众党成立之初，对于农工运动及阶级问题的态度是比较缓和的，实质上着眼于“合理调节个阶级间的问题”。即使是认为民众党应当是代表农工阶级政党的蒋渭水本人在谈到此问题时亦坦承：“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民生主义能够防止阶级争斗”。《共产主义向左去，三民主义对右来》，《台湾民报》昭和2年6月5日。他在《我的主张》一文中还称：“我们在政治上主张民主主义，经济上倡导劳资协调。党的运动规定为，全民运动和阶级运动同时并行。尤其不写为‘阶级斗争’而写为阶级运动，是基于劳资协调的意思。”《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31页。换句话说，这时的台湾民众党主张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调和。
民众党成立后，积极推动台湾民族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揭露总督府评议会假民主的欺骗幌子，要求实施台湾地方自治；另一方面，抨击日本殖民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指出“总督府的所有政策皆偏袒内地人（按指日本人）”《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73页。，要求摆脱经济上受束缚受压制的地位，强化台湾人在各类产业组合中的主导权，反抗台湾青果会社等日本资本对台湾流通领域的控制；同时举办遍及台湾全岛各地的讲演会和政谈演说会，其中如“是悲惨的台湾？还是安乐的台湾”等讲演，就被殖民当局称为“不畏国法之言辞”而遭禁止。据统计，仅1927年一年，就有211次讲演会，听众达52250人，政谈演说会50次，听众30280人，电影放映活动（前身为原文化协会时期的美台团）94次，观众人数约有35336人。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74～175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十分注重对工人运动的支持和领导，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与日本殖民当局及日本资本家作斗争，得到了广大工人的积极响应，台湾的工会组织迅速汇集到了民众党的旗下，在民众党组党的1927年底，即有台北土木工友会、基隆店员会、台南机械工友会等21个工会团体、兰阳农业组合等农民组合及新竹青年会、大甲日新会等青年团体公开支持民众党。到了1928年2月台湾工友总联盟成立后，民众党领导下的台湾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初步统计有41个工会纳入工友总联盟，比前一年增加了近一倍，号称会员达9300人。此外，农民组合及青年团体的数目也有较大的增长。《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64页。
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民众党在工农政策上的进步，也将党的领导层推上了民族运动的峰口浪尖。1928年党的第二次党员大会宣言指出：“全民运动为台湾解放运动必须经过之过程，这不但是先人之遗教，也为极合理稳当之路径，我们必须援助各种团体之组织与合同，把民众威力发挥出来。回顾过去解放运动之失败，在于参加者只局限于知识阶级之故。因此，今后我们的全民运动应使广大范围的民众参加。特别应以农工群众为解放运动之主力，重点放在对农村与工场的宣传，使工农阶级组织化实为最要紧之事。”《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77页。到了1929年党的第三次党员大会宣言，民众党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台湾岛，而是将台湾民族运动与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到了一起，主张“联络世界无产阶级及殖民地民众，参加国际解放战线，以期与世界解放的潮流汇合”。民众党在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及殖民地形势后，认为“帝国主义国家间及帝国主义国内之矛盾日益扩大的现象愈益显明，且已发生动摇，离崩坏之日必不在远。世界所有的无产阶级及殖民地民众间的相互联系及共同斗争，实构成其致命伤”。强调“世界无产阶级及殖民地民众，对内要坚固阵容，对外要紧密联系，更加努力奋斗，猛烈进攻，向其作最后的决战”。《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21页。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些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现在居然出现在了民众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清楚地表明台湾民众党在方针上“左”倾色彩已日益鲜明，党的民族运动路线已经从建党初期的温和立场大大前进了一步，变得愈来愈具有战斗性和革命色彩了。
1930年12月，民众党中央常委会拟定了政策纲领修正案，该修正案清算了民众党建党以来的软弱涣散状况，指出“创立当初，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客观形势之限制屡屡遭禁止而难产，因此不能充分表达立党精神”，强调必须鲜明树立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定位。对于世界形势的分析方面，民众党认为：“资本主义没落期的矛盾混乱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状态。现今的世界经济恐慌蕴藏着资本主义最大的危机，全世界的经济组织遭遇到激烈的转换时期，帝国主义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衰老没落的境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正在新兴崛起。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转换期。”我们知道，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使得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空前激化、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丁惠宁、宋农村编著《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史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第240页。显然台湾民众党已经接受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且将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了以苏联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崛起上。1931年2月党的第四次党员大会上通过的《纲领、政策修改案》中，民众党的纲领修改为：“一、争取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政治自由；二、拥护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日常利益；三、努力扩大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之组织”。《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55页。党的主要领导人蒋渭水更是明白声称：“今天这个时代并非倚赖资本家之时代，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固不必再喋喋不休。但在台湾现在的情况下作为过渡时机下的方针，如不在阶级运动中再加进民族运动的话，那么要得到运动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61页。在这里，阶级斗争或阶级运动被确定为民众党方针政策的主轴，民族运动反倒成了台湾无产阶级在殖民地条件下获取胜利的辅助条件。可以说，1930年底的民众党已经基本上转型为无产阶级政党并在思想路线上向共产主义靠拢，倘若不是立即被日本殖民者取缔，如同新文化协会那样逐渐被台湾共产党收编而成为其外围组织或与之并行成为左翼民族运动组织，或不难想见。
在民众党内，早在立党之前围绕着蒋渭水在党内的地位和角色一事就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蔡培火在转达日本警察当局的劝诫后主张蒋渭水思想倾向偏激进，不应成为党的主要负责人，引起蒋派成员的强烈反弹，蒋渭水本人称之为“甘心屈服于日本当局之意志”《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47页。。紧接着，对于阶级问题的纲领解释案，蒋渭水与彭华英在事关民众党定位的第五条中，就民众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还是会“考虑”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问题各执一端，最后彭案获得通过。蒋渭水之所以没有再予抗争，是由于他本人此时也并不赞成在台湾实行阶级斗争，而是代之以阶级运动，以图化解劳资矛盾，搞阶级调和。也正因为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早先在文协时代无产青年派攻击林献堂民族运动路线时，蒋渭水会与其采取一致行动，退出文化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