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在围头屯听到消息，带了五千兵来“四冢屯”援救，和徐晃恶战了一场。关羽战败，退到“四冢屯”里面去。徐晃就冲过了十重的鹿角，追关羽的兵，追进了“四冢屯”的内部，获得大胜。关羽下令撤去樊城之围，他的部队战死与沉入汉水之中的很多。
这时候，关羽得到消息，公安与江陵已经先后为吕蒙所袭取，傅士仁与糜芳二人均已先后对吕蒙不战而降。
关羽本可以改向西北的方向走，却由于和孟达、刘封处得不好，不敢经过他们在房陵、上庸一带的防地。关羽仍旧冒险先向南走(湖北到当阳东南的)麦城，又听说陆逊占了江陵西边的宜都。
关羽没想到，他盖世英雄，竟然走到末路。在无可奈何之下，叫残余的部队树起降幡，自己带了十几名骑兵，骑马走小路，改变方向，向北，希望能穿过山地，逃出孙军的掌握，走到刘备的汉中或益州。
他走到(当阳西北的)临沮，被孙军的朱然、潘璋带兵挡住去路。潘璋的一名司马，姓马名忠，捉住了关羽，关羽便这佯死在这几名四五等角色之手。可气，可叹；可恨，可悲!
刘备与关羽对于孙权，诚然都有过很多的不是，然而孙权竟然背盟弃好，投降共同的敌人曹操，杀害了关羽，真是太过分了。
关羽之死，是直接死于潘璋与潘璋的一个姓马名忠的司马之手，间接死于吕蒙之手。吕蒙虽则是孙权的忠臣，却不识大体，只晓得为孙权扩充领土，袭取荆州，不知道如此反而害了孙权，叫孙权留下叛盟卖友的恶名，也叫孙权不再能够以忠心于汉为号召，而成为地地道道的割据一方的无立场的军阀。
吕蒙为孙权立下了这一番颇成问題的功，受到孙权的厚赏，他却无福消受。孙权任命他为南郡太守，封他为孱陵侯，赏他黄金五百斤、铜钱一亿。这些，便是他害死了关羽的代价。封他为侯爵的公文，还不曾送到他手中，他突然得了怪病。病征之一，是吃东西吃不下去(很可能是喉癌，或食道癌)。
孙权这时候住在公安城的行宫内，叫人把吕蒙抬进行宫的“内殿”，以便亲自照料，孙权找了最好的医生来治，同时悬赏：谁能冶好吕蒙，就赏他千金，有时候，医生用针灸的方法治吕蒙，孙权见到针刺入吕蒙的肌肉，便自己觉得痛，孙权很想常常去看吕蒙，又怕耗了吕蒙的精神，就叫人在隔间墙壁上凿一个孔，他从隔壁的一间窥視吕蒙的情况。每逢见到吕蒙能够略为吃下一点东西，便喜欢得不得了，对左右大臣、小臣，有谈有笑。否则，见到了吕蒙不能吃东西，他就愁眉苦脸，嗟叹不已，而且晚上就睡不着。
吕蒙的病好了一些，孙权立刻下令大赦，受群臣的朝贺，不久，病又坏了下去。孙权急得乱请道士们在“星辰之下”“打醮”，替吕蒙求寿。最后，吕蒙还是活不了，死在孙权的这所在公安的“内殿”。吕蒙以外，另一位在关羽死后就很快丧命的人，是曹操。
曹操是不是也该死呢?他早就该死了，却不该以害死关羽的罪名而死。就关羽之被害而论，曹操是没有任何责任或“共同犯”的嫌疑的。他曾经以孙权的请求“讨羽”的降书，用箭射进关羽的司令部。这虽則是居心挑起孙、刘之间的大火并；却也不能不说是送给关羽的一份深厚的情谊。他实在不想让关羽被孙权轻易地击败、杀死。
后来，关羽被杀，孙权把关羽的头送到洛阳，向曹操报功，曹操不仅不曾以对待其他敌人的方式，把关羽的头挂在城门或其他地点“示众”；而且葬之以“诸侯礼”，把他当作一位诸侯而给以隆重的葬礼。换句话说，不计较他俘虏了自己的大将于禁，而把他仍旧看成一位替他斩了袁绍的顏良的人，一度是自己的战友的“汉寿亭侯”。
曹操一生，对不起很多人，却不能被说是对不起关羽，关羽被孙权的吕蒙等人害死，为什么老天要叫曹操也跟着就在三个月之内，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送掉性命了呢?
这当然只是一种巧合，而未必如《三国演义》的作者所说：是曹操打开了盛着关羽首级的木盒子一看，看见关羽首级眉毛大动，眼睛大睁，于是一吓，就吓得头风之病大发，不久便死。
“演义”的说法未必可靠，但曹操之死，确是死于头风。死前，他很后悔不该在前几年杀了华佗。华佗是豫州沛国谯县人，曹操的小同乡，是一位配得上称为“全科”的医生，会开汤药的方子，会用针用灸，会施行开刀手术，而且有“麻沸散”能叫病人被麻醉，不觉得痛。
曹操在以前头风初发之时，曾经叫人把华佗找来，留在身边。遇到头痛，随时请华佗刺上一针两针，头痛就好了一些。
后来，曹操有亲戚得病．叫华佗去治。华佗请假回家，又借口老婆有病，一再请求延长假期。曹操派人去查，查出了他的老婆并没有病，就把他关在牢里问罪。狱吏对华佗严刑拷问，把华佗终于弄死。因此，到了曹操于关羽死后，头风恶化之时，便没有人能把曹操治好。
曹操死在洛阳，他的儿子曹丕当时还在邺县。邺县原是袁绍的大本营所在地，被曹操在建安九年从袁绍小儿子袁尚的手中夺来，作为自己的发号施令的中心。许县的地位逐渐下降，只留下了汉献帝的傀儡朝廷。
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当了魏王。这作为魏郡首县的邺，也就成了魏国的都城，获得了“邺都”二字的称呼，许县于曹丕篡位称帝以后，被改称为“许昌”。曹氏父子的家乡谯县，在某一年被升为谯郡。这三个新兴的都会：邺都、许昌、谯郡郡城，加上东汉遗留下的长安与洛阳，成为所谓“五都”。
曹丕的为人，比他爸爸性急，他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继承了魏王之位，叫人把汉朝的年号从三月起改为“延康”。
这延康年号寿命只有八个月，从十月起又被改为“黄初”。
黄初是魏朝的第一个年号，而“延康”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个年号。
妙在黄初元年只有十一月与十二月，两个月而已，汉献帝在延康元年十月逊位；曹丕(魏文帝)在黄初元年十一月即位。
曹丕篡汉，是当时一般忠心于汉朝的人所痛心疾首的事。后代的历史家，对他的如此举动，以及对他父亲之窃夺汉朝政府的大权，很少有好的批评。
我有一个姓曹的朋友，曾经在我面前替曹操父子辩护。他说，汉朝在中原的政权，早就于董卓之时落入各州、各郡的大小军阀之手，倘不是曹操东征西讨，一手削平了这些军阀，汉献帝能不能生存下去都有问题。换句话说，曹操所把持的许县朝廷，原是曹操自己所建立的朝廷。曹操不曾“窃夺”这个朝廷的政权，曹丕也不曾“篡取”汉献帝的帝位；而是“继承”了他父亲为他其立的帝位。
这位朋友继续说，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革，一向有革命与禅让两种不同的方式。革命包括流血，禅让是和平的。所以，禅让优于革命。曹氏替代刘氏，说成篡位固未尝不可，而实际上是禅让。其后，由晋而宋、齐、梁、陈，以及由唐而五代，直传到宋；都是一朝禅给一朝，也就是一朝被其后的一朝所篡。“我们家的孟德公(曹操)名誉虽然不好，却也不能不算是一个‘开风气’的人物吧!”
这位朋友有替他的祖先作辩护人的权利。我的看法与他的看法颇有距离。尧之传舜，舜之传禹，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仅有《孟子》、《尚书》，与《古本竹书纪年》，留下了一些互不一致的传闻，极难获得明了。曹丕在行罢禅让之礼以后，对左右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八个字，很容易引起后世历史家的反感。禹有治水的大功，曹丕的功是什么?倘若受禅的是曹操本人，那就多少有一点功绩足以称述。可惜，曹操倘若从开始便以自己的名义打天下，不利用汉献帝，不挟天于以令诸侯，那就谁也不能说他与他的儿子是篡位的奸臣了。
我在这“孙刘翻脸”的一章之中，不忙于叙述刘备如何兴兵为关羽报仇，而先将曹操之死与曹丕之篡汉作一个交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刘备本人并不曾立刻忙于替关羽报仇，而是先做了皇帝然后才率军东下的。在刘备称帝以前，曹丕先称了帝，所以我才不得不先把曹丕篡位的事略谈一下。
刘备称帝的事，也必须一提。他是在曹丕篡位以后的六个月，听说汉献帝已经被弑，才由许靖、糜竺、诸葛亮等人的推戴，而在“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子日”，杀了黑颜色的公牛(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与百僚登坛受皇帝玺绶”，“嗣武二祖(太祖高皇帝与世祖光武皇帝)，龚(恭)行天罚”。
刘备“龚行天罚”的对象，在这篇祭告天地的文书里所说的，不是孙权，而是曹操父子，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曹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
既然“龚行天罚”的对象，是已死的曹操与篡位的曹丕。刘备做了皇帝以后，便应该出兵北伐，而不该丢开曹丕不管，反而以全力亲自东征孙权。
赵云就曾经以如此的话，对他进谏，他却听不进去。诸葛亮有没有也公开表示反对，我们不知道。诸葛亮在心里根本不赞成。诸葛亮曾经在事后说，刘备很肯听法正的话，倘若法正不曾早死，他必能阻止刘备东征。
刘备本人当局者迷，一定要先给关羽报了仇，消灭了孙权，吞并了东吴，再谈其他(也许，他自以为太了解孙权了。看不起孙权及其部下的能力，觉得有把握顺流而下，一举而克复南郡，进占江夏，席卷豫章、丹阳、吴郡；然后再转师北上，讨伐曹丕)。
刘备一生“多败少成”，大都是由于在事前缺乏充分的考虑，丢开了当前的大敌曹丕，而先与孙权拚一个你死我活，这是大错。即使想先打孙权，其实也不必亲自带兵去打。黄权劝他，派一员大将去就可以；黄权并且愿意自己去冒险一试。刘备不肯采纳。于是，御驾亲征，声势浩大；然而他所带去的实在兵力．只有四万多人!以四万多人的兵力，想一举而消灭孙权，吞并东吴，真叫我们不懂。
当然，《三国志》的记载，可能错误，刘备所带去的兵，可能超过四万五万。但是，以当时益州的户口而论，太多的兵是抽调下出来的。而且，汉中郡之北，还有大批的魏国军队不能不防。
孙权交给陆逊带去抵抗刘备的吴军，有五万人，以五万对付四万，陆逊的成功不仅仅靠他的优良战术。
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亦即章武元年四月称帝，五月就丧失了张飞，张飞死于部下范彊、张达之手。七月，刘备出发。
孙权曾经在刘备东下之时，派了使者来求和。刘备盛怒未消，加以拒绝。刘备的前锋将领吴班与冯习，很快就击败孙权的李异与刘阿，收复丁巫县与秭归。
次年，章武二年，刘备在正月间叫吴班、陈式二人率领水军，守住夷陵(宜昌)的东西两岸，自己由前线回驻在秭归(这一年，是曹丕的黄初三年，孙权的黄武元年，公元222年)。
孙权的部队在这一年这一月，击溃了刘备的营盘五座，杀掉五个指挥官。然而，不过是小接触而已。
章武二年二月，刘备把陆军主力由秭归推进到(宜都县西北的)猇亭。在秭归与猇亭之间，他的军队分驻在几十个营盘，最前的一个与最后的一个，相距有“七百里”，犯了兵家“分散兵力”的大忌。
他的另一个错误，是营房全用江岸两旁山上的树木所建造，而不是用泥土与石块。
陆逊，孙权所派来的大都督，不忙于立刻与刘备交锋。而不惜花费半年的时间，研究刘军的强点与弱点，他研究出来，刘军的几十个营盘互为犄角，下容易被单独击破，只有用几十支小兵力，同时对它们一起进攻；而且，最好用火来攻。
陆逊动手的时候，是章武二年(黄武元年)闰六月。一场恶战，同时烧掉了刘备军四十几个营盘，杀掉了几万兵与大将张南、冯习，与来自(四川西南部的)越隽郡的“胡王”摩沙柯。
摩沙柯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之中被写成“沙摩柯”，可能是当年抄写的人抄错。
刘备本人逃到一座叫做“马鞍山”的高地之上，只剩下极小部分的主力。这残余的主力，也被陆逊督率了若干人马加以包围、击溃。
《江表传》说刘备把皮盔皮甲作为燃料，烧断了夷陵的山路或栈道，狼狈得很，一口气逃回了白帝城(四川奉节)。
刘备的镇北将军黄权，掌握有相当多的兵，不曾来得及援救刘备，被陆逊的部队隔断，便投降了曹丕，驻扎在今日湖北上庸一带的孟达，也投降了曹丕。
有人向孙权建议，索性对刘备跟踪追击，捉住他，吃掉益州。
孙权征询陆逊的意见，陆逊说：“曹丕正在集中兵力，借口帮助我们讨刘，其实是很想袭取我们的后方。我们不可以不对曹丕加以戒备。所以，我已经大胆地自作决定，叫追击刘备的兵停止前进了。”孙权的昭武将军朱然与建忠中郎将骆统．看法与陆逊相同。
曹丕果然在两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出兵三路：一路由曹休统率，来到(安徽和县西南的)洞口；一路由曹仁统率，来到(无为县东北的)濡须；一路由曹真统率，来到南郡的首县江陵，把江陵包围了起来。
孙权慌忙派遣吕范以五个军抵抗曹休；叫诸葛瑾指挥潘璋与杨粲等人救江陵；严令朱桓以“濡须督”的身份，死守濡须。这三路兵，有两路均被曹军打败，仅仅朱桓总算表现得还不太坏。
孙权向曹丕上书悔过，把话说得十分客气：倘若所犯的罪太大，情愿把土地人民一起“交还”给皇帝曹丕，自己“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曹丕的回答是：“联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只因为“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叫你送儿子孙登来当“人质”，你多方推诿，不曾送来。
孙权在当时已经是大魏帝国的诸侯，受封为“吴王”，照規矩确是应该送一个儿子以上到京城洛阳以“任子”的身份做或大或小的官，在事实上作为忠心于魏国朝廷的担保。
他始终不肯送，由于不愿意把鼻子交给曹丕牵，不愿意丧失他的“独立王国”的国君的地位。
于是，吴、魏之间就继续处于交战状态，吴在一方面和刘备结了深仇；一方面又实在有点儿吃不消曹丕的三路进攻。
孙权挨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不得不厚着脸皮，以战胜者的身份，向战败者刘备求和。他持派太中大夫郑泉前往白帝城，拜访刘备。
刘备接见郑泉，同意了和，也派了一个太中大夫(宗玮)到武昌见孙权，算是答聘。孙权这时候已经把江夏郡的鄂县改名武昌，作为新设的武昌郡的郡治。他自己原本住在吴郡的曲阿县一一即丹阳。后来在秣陵县境内造了建业城一一即今日的南京。袭击关羽以后搬到公安城，为了就近支援陆逊抵抗刘备而又迁居到武昌城(刘备在自称汉中王的时候，都城在理论上应该设在汉中郡的南郑县，而事实上留在南郑县之时极短，便去了成都。其后，自称汉朝的皇帝，都城在理论上又应该设在长安或洛阳，却由于事实上的限制，只能偏安一方，把京都也都设在成都)。
孙、刘二人经过了这一番互相报聘以后，可谓言归于好。
刘备在次年四月二十四日去世，后主刘禅继位，把一切军政事务交给诺葛亮管。诸葛亮坚持了他的联吴伐魏的政策，此后吴、蜀之间不仅不再有战争，而且合作到底。
《细说三国》二五、汉吴同盟
孙权、刘备二人，毕竟是非凡的人物。孙权能在战胜以后，反而向被他打败的刘备求和；刘备于报仇报不成功以后，慨然面对现实，接受孙权的言归于好的建议。这两位均可以称为“知过能改”，值得我们赞叹。
双方互相派遣的使者，孙权所派的郑泉与刘备所派的宗玮、费伟，也都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人才，非清朝以来的若干只会向洋人胁肩谄笑，满口“也是”的“西崽官僚”可比(西崽是上海人用来称呼洋人所雇用的中国仆役的名词)。
刘备去世，阿斗刘禅嗣位，诸葛亮主待成都的汉朝朝廷，决心把蜀、吴之间的和平，进一步发展为攻守同盟，于是派遣了邓芝作“大使”前往建业。孙权派一位官居辅义中郎将的张温来答聘。诸葛亮于是又派邓芝再度去建业，算是“答聘的答聘”。
在邓芝前往建业以前，刘备或诸葛亮曾经派了两位不甚称职的人去过：丁宏、阴化。孙权在写给诸葛亮的信里说：“丁宏掞【yan】张，阴化不尽”。孙权对邓芝却十分欣赏；他告诉请葛亮：“和合二国，惟有邓芝。”
邓芝是南阳郡新野县人，光武帝好友兼功臣邓禹的苗裔，眼见天下大乱，选择了益州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作了刘璋的部下的部下的部下，在蜀郡郫县当一名所谓“邸阁督”一一山路栈道的管理员。刘备夺了益州以后，到郫县去视察，遇到他，听到他的报告，看出他是人才，就叫他由区区管理员而“平地一声雷”升为郫县的县令；不久又因行政成绩优良再升为“广汉太守”；其后又“内调”为“尚书”。诸葛亮派他去建业，又加给他一个“中郎将”的官衔。
中郎将的军阶，虽则是不算太小，但在孙权的跟里究竟算不了什么，引不起这位大王的兴趣。因此，邓芝在建业的族邸等候了若干天，而孙权并未予以召见。
他写了一封信给孙权(这封信是下属写给长官的，在当时称为“表”)。邓芝在表里说：“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部下这一次来，也是想帮帮吴国的忙，不仅是替蜀国办事)。”
孙权接到了这一道表，念了一遍，觉得语气不亢不卑，颇有道理，就立刻下令召见，见面之时，孙权说：“我未尝不想与你们蜀国‘和亲’，但是你们的国君年纪太轻，领土又小，抵不住魏国的压逼，难以自保，因此我才很为迟疑。”
邓芝回答说：“魏国虽大，吴、蜀两国合起来也有荆、扬、交、益四十州。况且，大王是‘命世之英’(盖世的英雄)，诸葛亮也可以说是一时的豪杰。蜀国有一重一重的高山，吴国也有三江可资防守。所以，吴、蜀两国联合起来，像嘴唇与牙齿一样，进可以统一中国，退也能够与魏鼎足而立。大王倘若向魏输诚纳款，魏国就要大王自己去上朝，或是送儿子去当人质。倘若您不肯照办，魏国就会派大军来征讨，称大王为叛逆。蜀国在那个时候必定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江南的一大片土地就不再是大王所有了。”
孙权听了邓芝的这一番大道理，有很久没有说一句话。孙权是在沉思默想。想定了以后，他就向邓芝说出四个简单的字：“你的话，对。”
于是，孙权就不仅与蜀继续保持和平，而且进一步对魏国断绝来往。再进一步，他就和蜀缔结攻守同盟了。
攻守同盟的缔结，是天大的事，不能立刻便与邓芝立约签字。
孙权派一位辅义中郎将、吴郡吴县人张温，作答聘的特使，到成都来见阿斗与诸葛亮。诸葛亮和张温谈了一些时候，谈出眉目，就命令邓芝再去建业一次。
吴、蜀双方信使往还，前后有七年之久，才终于缔结成了同盟条约(条约里面，称刘禅的国家为汉，不称为蜀。它的正式名称，本是汉，而不是蜀。陈寿及后代的历史家，为了方便起见，才称它为蜀，或蜀汉，以别于前汉与后汉。吴国的君臣，喜欢称它为“西”；魏国的君臣，只肯称它为“贼”。蜀汉的君臣，也称魏为“贼”)。
邓芝去了东吴两次以后，费祎又在建兴三年或四年去了一次(建兴是刘禅的第一个年号)。到了建兴七年，诸葛亮又派了陈震前往，庆贺孙权称帝，乘着孙权高兴，便把同盟的条约签订了。
孙权是老早就该称帝了的。曹操与曹丕先后封了他南昌侯与吴王，却在封他为吴王以后不久，见到他打败了刘备，吞并了荆州的南部、宜都郡，与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个郡，声势浩大，就借口他不曾遣送儿子孙登当人质，而大兴问罪之师。孙权始则卑辞道歉，继则以不用魏国的年号，而自创一个“黄武”二字的年号作为抗议(以魏的黄初三年为吴的黄武元年)，却未敢再进一步自称皇帝。
为什么到了后主建兴七年，亦即他自己的黄武八年，他竟然在四月丙申日自称起皇帝来了呢？因为，黄武七年八月，他的陆逊在(安徽潜山县东北的)石亭大破魏明帝曹叡的大将曹休，他自己不再对魏国畏惧。
曹叡是魏文帝曹丕与袁绍的二媳妇甄氏所生的儿子。有人怀疑，曹叡的父亲根本不是曹丕，而是袁绍的第二个儿子袁熙(正如有些人也怀疑，明成祖不是明太祖的儿子，而是元顺帝的儿子)。
曹丕这个人极无良心。他在曹操大军攻破邺城之时，乘人之危，用暴力强迫这位袁绍的二媳妇甄氏顺从了他。甄氏生下曹叡，他却又见异思迁，喜欢了一个姓郭的女子，逼死了甄氏。
曹丕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任城王曹彰，也不惜用毒药浇在枣子上，毒死。另一个弟弟曹植，也被曹丕欺负得闷闷不乐，死在明帝曹叡的太和六年，享寿仅仅四十一岁。
曹丕这个人，除了会写写无关宏旨的文章以外，没有什么行政的或军事的才干。刘备曾经在托孤给诸葛亮的时候，向诺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刘备的这句话，没有错。
他在内政上全靠华歆、王朗等人，本身毫无创见。他有了时间就常常去打猎。一名姓戴名陵的长水校尉劝他不可如此，他一怒便把戴陵关在牢里，处以无期徒刑(比死刑轻一等)。
他的所谓武功，只是征伐了孙权两次，而两次均无战果。第一次在黄初三年十月，三路出兵：叫曹休带了张辽与臧霸，进兵(安徽和县西南的)洞口；叫曹仁打(安徽无为县东北的)濡须，叫曹真带了夏侯尚、张郎、徐晃，围攻孙权的南郡首县江陵。这三路，都受到孙权的将领阻挡。
曹丕第二次对孙权用兵，是在黄初六年十月。他御驾亲征，到了(江苏江都的)广陵，渡不了江。这一年冬天天气极冷，江水一部分冻成冰。曹丕的水军无法行驶他们的兵船。曹丕所能做的，只是：把十几万兵陈列在长江北岸，把旌旗排成了几百里，吓唬吓唬孙权而已。
其实．孙权不是一个他可以吓唬的人。当年，他的父亲曹操，带了号称八十万的大军，也不曾吓唬倒了孙权。
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七年(公元226年)五月丁巳日死去，继承他的是甄氏所生的魏明帝曹叡。孙权见到有机可乘，便在两个月后围攻(湖北应城东南的)石阳县。守将是魏方的江夏太守、刘表的旧部文聘。帮助文聘的，是一位擅长虚张声势的荀禹。荀禹的官职，是曹叡身旁的侍御史。他发动了外县的地方部队一千多人，在石阳郊外的山上举火。竟然使得孙权的兵误会，以为魏方大批的救兵来到，而慌忙撤围而去。
次年(曹叡的太和元年，孙权的黄武六年，刘禅的建兴五年)，孙权又受了一次挫折：老将韩当的儿子韩综，率领了家属与所主管的人马几千人向魏方投降。这韩综曾经在孙权围攻石阳的时候作了武昌的留守，颇受孙权的信任。他犯了大过，孙权也看在他死了的父亲韩当份上，未加处罚。他真是太对不起孙权了。他的行动，却也反映了当时吴国内部某些人对孙权失掉了信心。
这一年，诸葛亮动员大军，由成都进驻汉中，声势浩大。
次年，诸葛亮在春天攻打(甘肃成县的)祁山，获得魏方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官吏与人民一致的响应。这真是非比寻常的一次政治性的大胜利。虽则，魏方守祁山守得很稳，诸葛亮不曾能够达到占领祁山的目的，他给予魏方的震撼确是够它受的。
秋天，魏军采取攻势，夺了马谡所守的街亭。
冬天，诸葛亮又从散关北上，围住了陈仓(宝鸡)。守陈仓的魏方将领郝昭，也守得极稳，诸葛亮破不了它，只得于粮尽之时退兵，却能在撤退之时略加布置，叫魏方的追击将领王双，中了埋伏，被斩(诸葛亮屡次伐魏的经过，以后还要细说)。
孙权这一方面，为了配合诸葛亮的攻势，曾经于五月间叫鄱阳郡太守周鲂向魏方诈降，骗曹休率兵来迎接。曹休在八月间来了以后，孙权叫陆逊在(安徽潜山东北的)石亭，给曹休军队拦腰一击，把曹休打败。九月，曹休病故，可能是因败得太惨而气死的。
再下一年，曹叡的太和三年，刘禅的建兴七年，孙权的黄武八年，公元229年。诸葛亮又在春天采取攻势，叫大将陈式拿下了武都与阴平两个郡，而且新造两个城：一个是今日沔县东南的汉城，另一个是今日城固县城所在地的乐城。
孙权获得鼓励，便终于拿出勇气，在四月丙申日自称皇帝，改元黄龙。所以，就吴的历法来说，这一年正月至三月，是黄武八年。四月丙申日至年底，是黄龙元年。
诸葛亮抓住机会，派遣位居九卿之一的陈震，到东吴去庆贺孙权称帝(陈震的官职是卫尉)。
不久，汉、吴就缔结了盟约。
陈震这一去，就实现了双方都盼望已久的同盟。
同盟的目的，是共同消灭曹叡的魏国。为了确定双方将如何均分魏的领土：彼此同意，以豫、青、徐、幽四个州给吴，兖、冀、并、凉四个州给汉(蜀汉)。中国在东汉之时，原有十二个州与一个司隶校尉部。这时候实际上魏有八个州，吴、蜀各有两个州不到，吴有扬州与荆州的一大部分，蜀有益州与凉州的两个郡。司隶校尉部完全在魏的掌握之中。吴、蜀双方决定：灭魏以后把司隶校尉部平分，以函谷关为界。双方还不曾战胜魏国，就先把魏国的领土如此分得干干净净，似乎把如意算盘打得太早，却也不失为坦白老实。
汉吴同盟的盟书，全文被保存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里面，这是一篇极有趣味的“原始资料”。
盟书首先叙述汉朝的“皇纲失叙”，以致“国柄”先后被董卓与曹操劫夺，而曹操死了以后，大权传给了曹丕，曹丕“偷取天位”，篡了汉朝。曹丕死了以后，又有曹叡这个“么魔”继续作恶，“阻兵盗土”。当年高辛氏征讨共工，虞舜征讨三苗，现在，灭掉曹叡与捕捉他的徒党的责任，不由汉、吴双方来担负，有谁能担负呢？
因此，汉、吴双方必须先立一个盟誓，声讨曹叡的罪恶，同时把曹叡的土地“夺”来，由吴、汉双方分掌，让曹叡统治下的各地区人民，知道他们将要属于哪一国。汉、吴双方虽则是已经互相信赖，却也不可没有书面的约定，说明曹叡的土地如何分割，以免将来于胜利之后发生误会：“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
盟书最精彩的一段，是关于语葛亮的一段。它赞美诸葛亮，而没有一句话提到吴国的丞相或汉、吴两国的国君。这是中外古今任何条约所没有的特殊文字：“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
盟书的作者，或孙权本人，之所以如此推崇诸葛丞相，原因是：发起这个盟约的不是别人，而是诸葛丞相。
盟书的主要部分，是下列几句：“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双方一致对魏。至于双方彼此之间，当然应该“互不”侵犯：“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
倘若有一方违背誓约，做出对不起盟国的事，该怎么办?那就只得信赖“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当时的人们，极大多数信神，不像今天有些国家的朝野上下，嘴上离不开上帝，而一肚子转满了出卖盟友，男盗女娼的坏心眼。
中国在春秋时代，诸侯之间有过若干次的盟约。其后，在唐、宋之时，也有过若干次对番邦的盟约。然而没有一次，同盟者彼此之间真能有始有终，信守盟约到底，像这一次建兴七年(黄龙元年)的汉、吴盟约的。我们再查看西洋各国的历史，也绝对找不到一次有始有终的同盟，足与汉、吴的同盟媲美。
在缔结了这盟约以后，孙权把国都迁回了建业，叫陆逊陪太子孙登留守在武昌。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再以蜀汉为假想敌，而改以曹魏为唯一的共同敌人。他必须把大本营搬回建业，以便专心攻打曹魏的“合肥新城”，同时也是为了加强江东的防守。
可惜，诸葛亮活不了几年，便积劳病故。诸葛亮倘若多活几年，一定可以与东吴密切合作，东西两方同时北伐，获得更辉煌的战果。曹叡和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一人，已经十分吃力；倘若又要分兵在东边抵挡孙权的长期攻势，很容易一败而不可收拾。
诸葛亮在缔结汉吴盟约之前的两年，建兴五年，就开始了北伐，一直打到了建兴十二年，不曾休息(虽则有时候要屯兵、运粮、种粮，不是天天交锋)。孙权这方面，也确是不断地给予他以呼应。
上帝有灵，为什么要叫诸葛亮在仅仅虚岁五十四岁之时，便病故了呢?这真是“天道难知”啊!
《细说三国》二六、诸葛亮北伐
诸葛亮是在帮助刘备拿下了成都以后，才在刘备下面获得了将军级的官职。以前，于取得荆州南部之时，他只不过是一个“中郎将”，地位在将军与校尉之间，而职务是专管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的赋税与军粮。办公的地点是在衡阳，不在公安城。
刘备带了庞统、黄忠等人去益州，把公安城的后方事务，交给了赵云，叫诸葛亮留在江陵，辅佐关羽。张飞仍在宜昌附近的宜都郡当太守。刘备打不下雒县(广汉)，谓张飞、赵云与诸葛亮西上。这三位，分兵两路，席卷了川南、川北，与刘备在成都郊外会师(刘备在这个时候，已经打下了雒县)。
取得了成都，刘备给予诸葛亮以相同于关羽、张飞二人的赏赐：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刘备而且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兼“署左将军府事”。把所谓左将军府，亦即刘备自己的司令部交给诸葛亮代拆代行。
刘备离开成都，与曹军争汉中，其后去夷陵，替关羽向孙权报仇，都是叫诸葛亮留在成都当留守。
在这两次出征之间，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曹丕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丙午日称帝，改元“章武”，叫诸葛亮作丞相。六月，张飞被部下杀害，遗留下的遥领司隶校尉的荣衔，也被刘备送给了诸葛亮。
刘备在七月沿江东下，于次年闰六月兵败回川驻在鱼复县白帝城，改称鱼复叫永安。他得了痢疾的病，又加上了“并发症”，医不好，自己知道快死，就派人把诸葛亮召来永安城，托孤给他，请他扶助阿斗刘禅继承帝位。
这时候，阿斗的年龄是虚岁十七岁。
刘备写了一封遗书给阿斗，叫阿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弗为”；又叫他勤读《汉书》与《礼记》；有了闲工夫，就不妨浏览诸子，尤其是《六韬》《兵书》与《商君书》。刘备听到说，请葛亮曾经亲笔抄了申不害、韩非、管仲的作品以及《六韬》，叫人带给阿斗去读。可惜这些手抄本都已经在中途被遗失了。刘备告诉阿斗，这些书不妨另外再求一份。
这一封刘备的遗书，里面有一句十分重要，而人人可以受用的话：“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换句话，仅仅以力服人，不能叫人心服；才干高强，也不见得可以服人。能服人的，是贤、是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向他的儿子阿斗坦白承认自己一生的作为，不配当儿子的模范。他写下这七个字，“汝父德薄，勿效之。”
他要阿斗与其他两个儿子刘永、刘理，不仅要以诸葛亮为师，而且要以诸葛亮为父(刘永这时候，在刘备身边)。
刘备于临终断气以前，向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刘备又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话，是多余的；而且说得太不应该，叫诸葛亮如何吃得消?诸葛亮度量大，不计较刘备的这句话。换上一个人，例如司马懿，就一定会有很不好的反应；“你既然不相信我，我又何必为你与你的儿子出死力呢?”
我认为，刘备的确于信任之中，带了一点不信任的意思。他把阿斗不仅托给诸葛亮一个人，同时也托给了李严。李严被刘备提升为尚书令兼都护军，镇守永安，“统内外军事”，分掉了诸葛亮军政两方面的大权。
刘禅在五月继位以后，改这一年章武三年为建兴元年。他对诸葛亮很好，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不久又叫他兼领益州牧，丞相的官职仍旧。一切大小的事务，都交给诸葛亮处理。
这时候，蜀汉对东吴的和解，尚未成熟，内部又有四个郡一齐叛乱。是哪四个郡呢?昆明与晋宁县一带的益州郡；云南省保山一带的永昌郡；西康与四川西南的越隽郡；贵州安顺一带的牂牁【zang，ke】郡。
叛乱的首领，是益州郡的土豪雍闿。他把本郡的太守张裔捉住了，押解到东吴去，向孙权讨好。
雍闿叫他的一个在永昌郡的姓孟名获的徒众，用造谣的方法煽动各地的边疆民族：夷人、叟人，等等，谣言的內容是：“官家要你们缴纳三百条黑狗，必须胸部及其以上完全乌黑。官家又要你们搜集‘螨脑’(玛瑙?)，不能少于三斗。第三项的征收之物,是‘断木’三千根，每根不能少于三丈。”这“断木”是当地的土产，却没有长过两丈的。于是，各地的夷人、叟人，感觉到缴不出这三项贡品，一定要被处罚，倒不如索性造反,也许可以侥幸获胜。
诸葛亮处在这内忧外患之中,一点儿也不手忙脚乱。他先把对东吴的外交办好。到了建兴三年,才下手平定那叛乱的四郡。他自己带了得力的部队，渡过泸水,把雍闿等人及其徒众打平，杀掉雍闿与越隽郡的夷王高定。孟获被诸葛亮捉了又被诸葛亮放走，最后终于又被捉住，诸葛亮又叫他走，他死心塌地投诚，不肯再走。《汉晋春秋》把孟获屡次战败而终于投诚的经过，扩充为十分热闹的“七纵七擒”的故事。
诸葛亮对孟获尽力安抚，同时也指点他、教导他，成为一位有用的人才。传说，孟获其后在蜀汉的政府中，做官做到了御史中丞。他的若干夷胞部队，长于爬山，被诸葛亮编成了一支特技队伍，称为“飞军”。
南方的四个郡完全恢复了秩序以后，有人建议诸葛亮留兵镇守，诸葛亮不予接受。请葛亮说，“留兵太多，就妨碍北伐的大计；留兵太少，也徒然引起本地人的反感，而力量不足应付非常。倒不如完全把兵撤回，对本地人诚心相交。”果然，在他撤兵以后，“南四郡”就不曾再叛乱过。
他本人在建兴三年十二月回到成都。回来以前，他下令把益州郡改称为建宁郡。益州本是一个州，而益州又一直是一个郡，益州之内的一郡，很混淆不清。诸葛亮索性把益州郡的郡名改了，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十分要紧，也显出了诸葛亮懂得“正名”的重要性，确是一位大才。
建兴四年，诸葛亮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举动，而在实际上用全力作大举北伐的准备。他一共准备了十万人的军粮、军服与刀矛、盾牌、弓箭、箭头。在这一年，他也命令了驻防永安城的李严，移驻江州(重庆)，叫李严在江州建筑了一座大城(永安城，改由一位次要的将领陈到，担任防守)。
建兴五年，北伐开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开往汉中，出发之时，他写了一封十分令人感动的表，不仅感动了“后主”刘禅，而且也感动了一千七百多年以来很多的人，使得他们也成为忠臣义士。他劝后主亲君子、远小人，赏有功、罚有罪；尤其要把宮内的人员与丞相府中的人员一视同仁，不可稍分彼此，在赏罚上有所异同。他保证宫中的侍中侍郎等官郭攸之、费祎、董允，与专管军政的一位将军向宠，都很有能力而且可靠；丞相府的留府长生张裔与参军蒋琬，也是“忠良死节”之臣，建议后主对他们加以完全信任。他语重心长，不胜依依。
诸葛亮这一次北伐，是颇有计划的行动。他不仅策动了西边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吏民，一致对他响应；而且在东边约好了已经降附了魏方的孟达，在新城郡反正。
新城郡名为一个郡，实际上是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所合并。地域包括今天湖北省西北部，与陕西南部的一部分。
孟达是扶风(郡)人，曾经在刘璋下面做官。奉刘璋之命，带了两千兵，偕同法正及他所带领的两千兵，到荆州武陵郡孱陵县公安城，迎接刘备。刘备叫他留在荆州，当宜都郡太守，把他的两千兵与法正的两千兵，都拨给他指挥(法正跟随刘备进入益州)。
建安二十四年，孟达替刘备攻下了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刘备调他为房陵太守，拜为“副军将军”。
关羽围攻襄阳樊城，叫孟达派兵来助攻。孟达借口山地的防守与安抚很重要，分不出兵力，而在事实上抗命，以致关羽终于失败。
刘备很生孟达的气，孟达又和刘备的养子刘封处得不好。刘备下令，夺去孟达的“鼓吹”(军乐队)，不让孟达享受当将军的荣典。孟达也就投降了曹丕。
曹丕对孟达很有礼貌，而且加以重用；拜他为建武将军，封他为平阳亭侯，任命他为“散骑常侍”，领新城郡太守。
孟达在曹丕下面虽然相当得意，却免不了內疚于心。曹丕死后，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待他不能像曹丕对他那样好；而且驻节在南阳郡宛县的司马懿又显然对他很不放心。这时候刘备已死，主持蜀汉政务的诸葛亮，以及同受托孤之任的李严，常常写信给他，畅叙旧情，好像是他并未曾投降了敌方。
李严在一封写给孟达的信里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爱深贵重，思得良伴。”诸葛亮在他给孟达的信里，谈到李严，大加赞赏：“部分如刘，趣舍罔滞，正方性也。”孔明是诸葛亮的字；正方是李严的字。李严所写的是：我和孔明的责任太大，很希望有你这样的人，来陪陪我们。请葛亮所写的是，李严有办理行政的天才，他处理公文，随到随办，很像川流不息，从来没有过积压公文的事。换句话说：倘若又有你来，像他这样的协助我，该有多好!
孟达终于抵挡不了诸葛亮与李严的“策反”，在暗中答应了叛魏归汉。
后主建兴五年(魂明帝太和元年)十二月，孟达竖起了反旗。他预料司马懿不能立刻把他怎样，最快要在一个月以后(亦即诸葛亮的援兵已到之时)，才能率领大军来讨伐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魏方的情报员需要走好几天，才能把他造反的消息从新城传到南阳郡宛县；司马懿也需要若干天，把这项消息派人从宛县送到洛阳京城，又从洛阳京城把讨伐的诏书圣旨带回宛县，然后司马懿才能出兵，出兵了以后，又得走上几天，甚至十几天，才到得了新城郡首县房陵(今天的湖北房县)。
孟达做梦也不曾想到司马懿有不必向洛阳请示，先干了再说的权力；更不曾料到司马懿早就断定了他孟达迟早会反，于是也早就把大兵向南移动。所以他宣布造反刚刚才有八天，司马懿已经率兵来到了房陵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