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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作者:陈羡
内容简介：
从公元386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即代王位开始，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南征灭陈为止，前后绵延两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这个大朝代上承魏晋、下接隋唐，整个中华世界几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转折的时代。其中发生的某些变化，甚至在各个方面影响到我们今人的思想。
本书继承了《纵横十六国》的写作笔法，以历史事件为主干，以历史人物为线索，讲述了南北朝分裂与融合的历史篇章。
作者简介：
陈羡，网名“残雪”、“石门居士”，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浙江大学，获硕士学位，现在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开始在浙大BBS上连载历史叙事系列作品《纵横十六国，煮酒话英雄》，受到众多历史、军事网迷的热烈追捧与好评。此外，还在网上发表有史评、书评及诗文，如《“胡思乱想”史评》、《闲谈大理》、《字母小史》、《汉音随笔》等。
第一部 元嘉之治
序章 从南北对峙说起
〖一上钟山万虑消，虚空楼阁翠岧峣。
金陵郁郁帝王宅，天堑悠悠南北朝。
月满石城秋似水，风高淮浦夜生潮。
未应便作乘芦去，且听仙人碧玉箫。
——（元）黄镇成《钟山》〗
地缘上的南北，与方位上的南北，是两回事儿。
一个国家的所谓地缘文化，常有其历史的根源，比如美国的所谓东部与西部，除了地理、气候上极大的差异外，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由东部向西部的拓荒历史，以及移民潮的走势与来源。因此，尽管历史上发生过南方与北方的对峙与战争，并且影响深远，人们还是更习惯于将美国首先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中国的情形亦相似，所不同的只是把东西改了南北。历史上南北对峙的雏形恐怕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之前虽有零星规模的南北民族之间的冲突，但都难成气候，古代汉族的主体成分华夏族起于北方，最初只有东西部族的对抗，商人来自东方，周人来自西方，而当时的南方还是蛮夷的天下，太伯建立吴国算是北人的第一次南迁，却远不足以改变南方的人口结构。楚国的君主虽然早早地自称为王，仍免不了被以正统高贵自居的北方各诸侯国视作爵位低下的楚子，直到楚庄王问鼎中原，才开始引起中原各国的重视，但依旧得背负蛮夷的名分。
晋楚争霸只不过是南北对峙最初的一种形式，战国时期楚国的面积几乎与其他六国的面积等同，依然无法避免国破家亡的惨剧。此后数百年秦汉的持续统一，奠定了今日汉文化圈的基本范围，这期间皇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口的重心，都在北方，东汉时期的十二州中，荆、扬、益、交四州属于南方，面积不小于北方八州加上一个司隶，但在户口的数量上却抵不上北方的一半。
汉末军阀迭起、群雄割据，乱的基本上是北方。尘埃落定后反倒是魏蜀吴三国鼎立，一北二南，开启了真正意义上南北对峙的局面，以后晋朝虽然短暂统一，却不能根本改变分裂的势头。六朝六朝，指的正是汉末以来连续统治南方的六个对立于北方政权的朝代，“南北异俗”的论调，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深入人心的。而对于今日中国南北文化的巨大差异产生决定性作用的，便是接下来数百年的南北朝时代。
时间上来看，南北朝可以从公元386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即代王位开始算，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南征灭陈为止，前后绵延两百年。这个大朝代上承魏晋、下接隋唐，整个中华世界几乎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如若我们将南北世界视为一体，就可以体会到这一文化体在痛苦中的自我磨炼、反思、蜕变，面貌终于焕然一新。
一千五百多年前发生在大江南北的治乱分合，或许与今日一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扯不上多大关系，然而当年历史之偶然与必然，却可能在无形中影响着今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过，如若我们细细“审视”，就会发现这段让后人思潮澎湃、热血沸腾的历史，最初时却是从两个今天看来并不起眼的小地方开始的，这两个地方，也正好是南北相望，一个是内蒙古的锡拉木林河畔，另一个则是在镇江的寻常巷陌之中，如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他的《永遇乐》词中所提及的。
一 刘裕发迹
这个所谓的“寻常巷陌”，就是晋陵郡丹徒县的京口里，大致位于今天镇江市的京口区。抛开后人附会的无聊的“出生祥瑞”不谈，刘裕这位堂堂的南朝开创者，在未入江湖之前更像是个时运不济的普通老百姓。既然姓刘，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汉室宗亲，事实上正史里头也都是这么说的，说他家是汉高帝刘邦的弟弟刘交的后代。这门亲戚，说冒认却也不见得，汉朝统治天下四百多年，刘姓人士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到了刘裕的时代，恐怕大街上随便抓几个姓刘的，都可能是刘邦、刘交以及那位传说中妻妾成群的刘胜们的后代，并不稀奇。按照家谱的记载，刘裕祖上世代多多少少都是当官的，可到了刘裕的父亲刘翘这一代，就很寒碜了。刘翘年轻时只做过郡里的功曹，说白了就是政府机关里抄抄写写，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主张的小角色，摆到今天也就是个小秘书的职务。刘裕的命就更苦，一出生母亲就去世了，刘翘因为家中贫困，养不起孩子，想将刘裕抛弃。刘裕的姨母是同郡刘怀敬的母亲，正好生了刘怀敬不久，听说妹夫家中困难，就跑去劝说。好说歹说，最后她给亲生儿子断了奶，为刘裕喂奶，才挽救了一条小生命。刘翘也因此给刘裕起了个小名，叫“寄奴”。所以北朝的正史《魏书》上说刘裕“家本寒微”，一点儿都没有“冤枉”他。
刘裕长大后，仪表不凡，侍奉继母，以孝道著称；他没念过什么书，谈不上有啥背景，不可能直接通过举荐的方式进入政府部门步步高升，只好编些草鞋席子到集市上卖；他也曾因赌输了钱不还，被人绑起来拷打，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改变刘裕一生的，是随之而来的南方大乱。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有人假借邪教组织的名义发动了大规模的暴乱，这便是有名的孙恩、卢循起义。原来淝水之战结束后，东晋虽得到了暂时的喘息之机，但内部各派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息过。经过一番折腾，桓氏集团的头号人物桓玄（也就是桓温的儿子）和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分别控制了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北岸地区，东晋政府能够直接发号施令的地区便只剩下了江东八郡的弹丸之地。这些地区的人民赋税负担陡然加重，加上各地士族豪门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老百姓早已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所以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响应者自然云集。与白痴皇帝晋安帝和纨绔子弟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所组成的中央政府相比，以五斗米道起家的孙恩率领的乌合之众已经具有相当的威慑力了。他的部众本不过区区一百来人，在东海的舟山群岛一带做海盗流寇，可从上虞一登陆，便迅速发展到数万之多，并攻占了会稽（今浙江绍兴），江东的其他七郡也纷纷响应，东晋政府无奈之下只得调出北府兵前往镇压。
此时的刘裕，正在北府兵将领孙无终手下做司马。司马这个职务在军队中仅次于将军，类似参谋长。以刘裕的卑微出身，能混到这地位，可见其并非一般的匹夫之辈。刘牢之带兵讨伐孙恩，对他的能力也偶有所闻，就征召他在帐中做了参军。
参军虽不起眼，刘裕却是实打实地出工且出力。乱世之中，若不如此，又岂能出人头地？刘裕就以这样的心态迎来了他的成名之战。在一次侦察行动中，他与几十名部下遭到围攻，部下大多战死，而他却手执长刀，越战越勇，杀退上百人，令敌军吓破了胆。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担心刘裕安危，率领骑兵前来助战，与刘裕合兵一处，斩杀上千人，大获全胜。这一战将孙恩直接赶回到海岛上，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刘裕在北府兵首领刘牢之心目中的地位。
第二年孙恩乘晋军疏于防范，再次攻入会稽，在淝水之战中立下战功的东晋大将谢琰也被部下杀死。刘牢之率众东征，才令孙恩节节败退。刘牢之让刘裕守城，刘裕每逢战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绝不含糊。更可贵的是，当时讨伐孙恩的北府军将领们，军无法度，纪律混乱，纵容士兵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唯独刘裕统领的军队法令严整，所至之处秋毫无犯。这样的一支模范军队，自然深得百姓的拥戴，刘裕的好名声，也渐渐传开。
此后，刘裕所守的句章城（今浙江宁波南）就成了抵御孙恩的第一道重要战线，孙恩的几度登陆，均被刘裕击退。他不仅有勇，而且有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他在海盐一带筑城守备孙恩新一轮的进犯，由于城中兵力薄弱，他就选拔敢死队员数百人，脱去甲胄，手执短兵器，乘着战鼓擂起，冲出城去。孙恩的部众哪见过如此威猛之势，立时吓得斗志全无，丢盔卸甲，死伤惨重。刘裕虽然连战连胜，但孙恩仍然围攻不断，城中军队寡不敌众，十分被动。
刘裕当初的参军果然不是白做的，他分析了敌我特点之后，便在一天夜里命城中的军队放下旗帜，隐藏起来，做出已经撤退的姿态。第二天早上打开城门，让几个没有战斗力的老弱之兵登上城楼镇守。孙恩的部下看到城楼上的变化，深感惊奇，便远远问道：“刘裕哪里去了？”城头的士兵依照事先的嘱咐答道：“已经连夜率部跑了。”孙恩的部众吃尽了刘裕的苦头，听闻此言大喜过望，哪还会去考虑真假虚实，当下便蜂拥入城，毫不防备。结果可想而知，刘裕指挥埋伏在城中的军队，忽然杀出，大破敌军，彻底打击了孙恩取胜的信心。
孙恩眼看攻城无望，就改向沪渎（吴淞江下游一带）进军。刘裕决定弃城追赶，海盐县令鲍陋见刘裕总打胜仗，不知怎地犯了眼红病，觉得孙恩也不过如此，主动提出派自己的儿子鲍嗣之带本地士兵一千人做前锋。刘裕感到不妥，建议说：“贼兵精壮，本地的军队打仗太少，恐怕不是对手，如若前锋失利，全军必败，不如让你们的军队在后面做声援吧。”鲍陋父子执意不从。
为了弥补兵力不足的老问题，刘裕在当天晚上设下多处伏兵，并配备旗鼓，其实每处不过数人。次日，敌军与鲍嗣之的前锋一交战，刘裕的伏兵就乘势尽出，张旗鸣鼓。孙恩的部众以为四面皆是伏兵，慌忙退军。鲍嗣之趁势追赶，很快陷入重围，丢了性命，前锋军队随之溃败，与刘裕的预言一般无二，可见即便是乱世之中，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刘裕的。
刘裕的军队且战且退，敌军气盛，刘裕的兵将死伤殆尽，形势极其不妙。这时刘裕退到了前夜设伏的地方，他见遍地是阵亡士兵的尸体，心生一计，命令左右停止撤退。敌军追到近处，便看见了一番奇怪的景象：刘裕手下的士兵正忙着脱取死人的衣物，行动从容不迫，毫无退兵的意思。敌军颇感意外，又对之前的中伏心有余悸，怀疑刘裕仍有伏兵，踟蹰不前。刘裕乘机大呼作战，气色凶猛。敌军慌了阵脚，赶忙引军而退，刘裕这才率领军队缓缓退兵，安全地返回了治所。
（刘裕这一招也可以看做是变相的“空城计”。仅就这几次战例而言，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混迹行伍的小混混，而是很有些天赋的将帅级人物，他不但会打胜仗，也很会打败仗——不要小看这一点，很多牛人都做不好这个课题。战争中忌讳的是一败而溃，不可收拾，很多时候，失败并不可怕，溃败才是真正的损失惨重，刘裕能够做到“败而不溃”，这恐怕是他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东晋末年最杰出将领的一大关键特质。说到“空城计”，历史上曾有多次著名战例，偏偏流传最广的诸葛亮的空城计不是真的，用兵难在虚虚实实，这辨史的难处，也恰在这虚虚实实。）
孙恩没捉住刘裕，但终于腾出手来攻破了沪渎，又乘胜由水路进军，一直杀到刘裕的老家丹徒，一路上收编了成千上万的楼船和士兵，声势浩大，震惊了建康朝野。刘牢之这时驻兵在山阴（今浙江绍兴），来不及增援，便命刘裕从海盐倍道前行，阻击孙恩。刘裕与孙恩的大军在丹徒一带相遇，当时的情形是：刘裕的军队不满千人，日夜兼程，远道而来，已是疲惫不堪，而丹徒本地的守军又毫无斗志；孙恩则有数万部众，双方差距极大，人们无不为刘裕捏一把汗。没想到刘裕还就做定了孙恩的克星，连续几个月没碰上对手的孙恩与刘裕的军队一照面，立即吃了败仗。他的部众登上蒜山，满以为占据了有利地势，夺取丹徒易如反掌，却马上遭到刘裕的袭击，一触即溃，不是坠下山崖摔死就是掉入水中淹死。孙恩狼狈地逃回船上。
经过这场败仗，孙恩不敢再轻易登陆，对刘裕更是惧怕万分。他倚仗人多船大，重整部众，向建康进发。守卫建康的司马元显哪里是对手，屡战屡败，幸好孙恩的楼船因逆风行驶，无法提速。不久孙恩听说刘牢之已赶回建康，心中发虚，改沿海岸线向北，占领了防备松懈的海滨城镇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一带）。东晋朝廷见刘裕战功显赫，便提升他做下邳太守，去攻打郁洲。刘裕果然再度击破孙恩主力，一直将孙恩赶回大海。
孙恩的势力自此一蹶不振，可是，颓势的东晋政权却没半点好转的现象，反而深陷重重危机之中。谁也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一场江南大内斗，竟然使这位靠打仗起家的刘裕在南北朝初期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一等一的主角。
二 桓玄的野心
孙恩进逼建康时，远在荆州的桓玄上疏请求顺江而下，讨伐反贼。建康城里的实权派司马元显忌惮桓玄，宁可大力提拔刘裕等一批寒门将士，也不愿桓玄来国都，招惹麻烦。他以安帝的名义下诏，让荆州的军队就地待命，建康这边有北府兵扛着，足以应付。
荆州那边也是野心颇大，这桓玄乃是桓温之子，自然也就继承了不少相似的基因。他老爹当年就想称帝，只不过时运不济，支持率也没高到满朝劝进的水准，才饮恨而终。桓玄的才干比其老爹差之远矣，却能赶上一个“好年成”：东晋朝廷内外交困，司马道子父子与刘牢之这两派貌合神离，正好有隙可乘。于是他就给司马道子写信，把这位皇叔狠狠地讥讽一番。信的内容收录在《晋书·司马道子列传》中，通篇骂人不带脏字，写得还颇有些意思：
〖“贼造近郊，以风不得进，以雨不致火，食尽故去耳，非力屈也（孙恩没能攻下建康，不过是缺少天时地利，不是打不过你们）。昔国宝（王国宝）卒后，王恭不乘此威入统朝政，足见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谓之非忠（关于王国宝、王恭等人的内乱，可参见前作《纵横十六国》）。今之贵要腹心，有时流清望者谁乎？岂可云无佳胜？直是不能信之耳（当今的高官显贵，哪有什么名流清望？难道说没有好的么？只是彼此不能信任而已）。用理之人，然后可以信义相期；求利之徒，岂有所惜而更委信邪（对于讲道理的君子，才可以用信义来对待；对于追求利益的小人，还讲什么信义？——这句话至理，古往今来若论“信义”二字皆是如此）？尔来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祸矣。阿衡（古代官名，指辅佐之臣）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则立至，干忤或致祸。在朝君子，岂不有怀，但惧害及身耳。玄忝任在远，是以披写事实（满朝文武不是不懂这个理儿，只不过是怕害了自身，我桓玄忝任在外，就撕破脸皮说真话啦）。”〗
一封短信句句切中要害，表面上在讲大道理，底下尽是刀子。司马道子父子读着心惊肉跳，惴惴不安。司马元显身边有个谋士叫做张法顺，深受司马元显宠爱，读了这封信，就劝他先下手为强，乘着桓玄在荆州立足还不算太稳，以刘牢之的北府兵为前锋，出兵讨伐，必能搞定桓玄。司马元显迟疑不定，恰好桓玄的部下、武昌太守庾楷送来一份大礼，主动请缨做内应，配合朝廷方面的军队夹击桓玄。司马元显大喜，便在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正月称诏将桓玄的罪状罗列一遍，大举水陆两路讨伐。
桓玄远在荆州，认定朝廷方面刚刚遭受了孙恩之乱的破坏，问题多多，不可能有机会马上来找他麻烦，并未采取任何预警措施。幸亏桓氏朝中有人，桓玄的堂兄太傅长史桓石生发来密信，通报消息（司马元显本打算除尽桓氏，他宠幸的骠骑长史王诞正好是中护军桓修的舅舅，几句好话之后，司马元显便找不着北，没再处置姓桓的子弟。株连本不是什么光鲜之事，但司马元显的这次仁慈终于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桓玄惊恐之下打算固守江陵，缓图良机。旁观者清，长史卞范之说：“桓公声威远近闻名，天下震动；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不得人心（前面说过，刘牢之的北府兵打仗很厉害，但军纪太差，在朝野都没啥好名声：在朝是怕他功高压主，在野是恨他贪得无厌），如若我们的军队能够逼近京城，恩威并施，管叫他们土崩瓦解。岂有引敌入境，自寻死路之理？”
桓玄这家伙，见解和志向比司马道子父子要强得多，但终究还是一路货色，对相似的谏言反应也是相似。他听闻此话，信心顿增，让哥哥桓伟留守江陵，自己则上表传檄，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列举司马元显的各项罪行，然后率兵顺江东下，直奔建康而来，沿途如入无人之境，为数不多的几次抵抗被轻松打退，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也被擒。
刘牢之在此时起了“关键作用”：他挂着司马元显的“前锋都督”的名头，大战来临之际却采取观望的姿态，驻兵在溧洲（今江苏南京西南长江中）。他的儿子刘敬宣、外甥何无忌，以及刘裕都认为荆州兵强过司马元显的江东兵，应率北府兵主动进击，以除后患。刘牢之则认定平定桓玄不难，但狡兔死，良狗烹，若消灭桓玄，将来必被司马元显所制，不如先利用桓玄的势力除掉司马道子父子，再做打算。桓玄也看透了刘牢之的心思，不失时机地派了刘牢之的族舅何穆来劝降。刘牢之便顺势上了“贼船”，让刘敬宣去桓玄营中投降。
司马元显没了真正可用之兵，哪还有什么抵抗的意志，他听说桓玄已经到了京城南面的新亭，就弃了战船退回建康。桓玄的军队尾随而至，在后面挥刀大喊：“放下武器！”司马元显的兵众立即崩溃，司马元显逃回府中，身边只剩下“狗头军师”张法顺一人而已。见到老爹司马道子，二人只能相对而泣，一筹莫展。这对有野心却无能力的父子束手就擒，桓玄下令斩杀司马元显一党，继而又吩咐手下人把司马道子秘密毒死在流放的路上。
桓玄初步掌控了建康的大局，紧接着就采取了三项措施巩固其权力：
首先是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这个职务表面看是一郡权力上的No.1，实际上却剥夺了刘牢之对北府兵的控制权。刘牢之一介武夫出身，视兵权为命根子，心里有意据江北对抗桓玄。他私底下找到刘裕，商量对策。刘裕何等聪明，当即指出桓玄“新得志，威震天下。三军人情，都已去矣”，现在要和他对着干，怕是没戏。他向刘牢之请求返回老家京口。将领何无忌向刘裕请教当前的局势，刘裕答道：“我看刘牢之难逃一死，你不如和我一起回京口，以观其变。桓玄若是甘为人臣，我们就老老实实地跟着他干。如若不然，你我还可以起兵图之。”
刘牢之召集手下开会，还想谋划讨伐桓玄。参军刘袭气呼呼地说：“天下最不该做的事就是反叛。将军当年反叛王恭，最近反叛司马元显，现在又要反叛桓玄；一人三反，还凭什么立足天下？！”说罢拂袖而去，其余将领也纷纷离去。刘牢之这才慌了神，让儿子刘敬宣去京口迎接家眷，约定的时间没见着人，以为事已败露，带着本部人马仓促北逃，逃到新洲，走投无路，自缢而死。几乎是北府兵代名词的刘牢之就以这样狼狈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
（从桓玄出兵这件事前后刘牢之和刘裕的不同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差距：刘牢之军事方面很强，但在其他方面近乎白痴，尤其在利害关系的判断上显得相当幼稚，他又在政治立场上做“三姓家奴”，毫无信义可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样的人可以拿来做成大事的工具，而不可能自己成就大事；刘裕则不同，虽说王夫之等人在史评中指责他其实也是“一人三反”（先反刘牢之，再反桓玄，最后“反”晋称帝），但他的所谓反并不是简简单单“墙头草”式的反，而是颇有行事原则，他在每次做出决断之前都充分分析了局势，并对将来的行动做好了周密的计划。所以说，刘裕不仅打仗有自己的一套，而且审时度势，该用强的时候用强，该示弱的时候示弱，玩弄权术的手段并不差过同时期那些门阀大族出身的政治人物，这样的人只要再有一点运气，获得成功指日可期。）
桓玄轻而易举地除掉了刘牢之，接下来他对北府兵旧将也毫不留情。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竺朗之、刘袭、刘季武等一大堆优秀将领被杀，以刘敬宣和宗室司马休之为首的残部想要造反，不是对手，只好逃往南燕和后秦这两个北方邻国。
下一项措施是改革内政，罢黜奸佞之臣，提拔有才之士，东晋各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出色的官员，他还下令限制佛教寺院无节制地发展僧尼。这些本来都是革除弊政、稳定时局的好事，可惜，桓玄的举措不过是想借机提高威望、扩大影响，不久他便暴露了奢豪放纵的公子哥儿本性，朝上政令无常，朝下结党营私，东晋的危机重现。当时投奔后秦的北府兵旧将袁虔之评价桓玄才略不如其父，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为它人驱除耳”；南燕的中书侍郎韩范也认为桓玄早晚被江东“豪杰诛灭”。
野心勃勃的桓玄，到头来还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三 六个月的皇帝梦
桓玄加紧篡权行动，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得继续树立威信。他所依仗的主要势力是据守荆州的哥哥桓伟，其他桓氏集团的成员虽然被他安插在朝廷内外，军事力量却有限。这位桓公子想起了当年他老爹树威的手段——北伐中原，有心如法炮制，可年轻的时候玩得太多，没好好学习，从权术到军事都不过一知半解而已，哪里赶得上桓温的魄力与气度？没办法，只好玩点虚招。
他上表请求率军扫荡后秦占领的中原地区，又指使朝廷下诏制止，然后说：“我是奉了诏书才不出兵的哦。”双簧的把戏还颇有些人相信，桓玄也就乐此不疲。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九月，他借着白痴皇帝司马德宗的名义，任命自己做相国、总百揆，并封为楚王，拥有十郡之地，最后就是他老爹一辈子都没能得到的殊荣——加九锡（九锡起自汉代，是皇帝给予功臣的最高礼仪。所谓“九锡”，按照《韩诗外传》的说法，是“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勇士的别称，指守门的军队），四锡乐器，五锡纳陛（登门的台阶），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钺，九锡秬鬯（用于祭祀的黑黍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册封异姓王，基本上都要赐予“九锡”，所以后来“加九锡”也就成了权臣篡逆之前的必经手续）。
桓玄继续玩双簧胡折腾，他上表请求返回自己的封国，又让皇帝写诏书挽留他。他还编造祥瑞，让百官庆贺，作为自己登基受命的预兆。最可笑的是，他认为以前改朝换代的时候，天下都有隐士，眼下没有隐士很没面子，就派人找来前朝隐士皇甫谧的后裔皇甫希之，拨了经费，让他去山里面隐居；然后再征召他做著作郎，让他“固辞不就”；最后下诏封他做“高士”，人们嘲笑桓玄的虚伪愚蠢，私下里都把这位朝廷册封的“隐士”叫做“假冒隐士”。
表面文章做得再足，也掩饰不住桓玄内心的渴求，他真正爱的，只有钱财与权力。这时候桓伟忽然病故，原本最为可靠的根据地荆州开始出问题。新野人庾仄起兵赶走了襄阳守将冯该，讨伐桓玄，江陵一带震动，朝中不少人约定做内应。桓玄派桓石康前往攻打，才平定了局势，庾仄逃往后秦，做内应的南蛮校尉庾彬等人都被杀害。之后，桓玄的侄子桓亮也以讨伐庾仄为名，在罗县（湖南省汨罗市西北）起兵，自称平南将军、湘州刺史，虽然也很快被收捕，但毕竟是自家亲戚造反，对桓玄打击不小。
这样下去，弄不好又要重复老爹的遗憾，桓玄决定立即禅代，唯一顾忌的便是北府兵的将领刘裕、何无忌等人的态度。桓玄虽然杀光了刘牢之一党，对于刘裕等人还得倚仗，一直没有敢动他们。刘裕当时担任彭城内史，在东南沿海一带攻打孙恩的妹夫卢循（此时孙恩已经在临海之战中败死，余众被卢循接管，继续在海上作乱，可参见《纵横十六国》），桓玄派堂兄桓谦去试探，问他：“楚王德高望重，朝廷的意思是要禅让，你认为怎么样呀？”刘裕一脸正容，答道：“楚王乃宣武（桓温的谥号）之子，勋德盖世；晋室衰微，民望早失，承应天运禅代皇位，有何不可！”
桓玄得到刘裕的答复，十分满意，他又岂会知道刘裕可不是只懂打仗的刘牢之，此人逢场作戏也极拿手。刘裕一面对桓玄蒙混过关，一面就与何无忌密谋回京口，静待桓玄称帝。
一心只想做皇帝的桓玄，终于在当年的十二月让自己的亲信卞范之拟好禅位诏书，逼着司马德宗照抄一遍，宣布禅位给楚王。桓玄把晋帝司马德宗迁到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然后在自己的驻地姑孰（今安徽当涂）即皇帝位，改年号永始，这便是历史上短命的“楚”政权，也叫“伪楚”。
管你是王是帝，不服的还是不服，益州刺史毛璩不愿接受桓玄的调令，传檄益州各地，列数桓玄罪状，起兵对抗。刘裕与何无忌见时机成熟，就拉了同在京口的北府兵将领刘毅、孟昶等人共商大事。刘裕的异母弟刘道规和将领诸葛长民都在桓玄手下的军队中做参军，刘裕便密令他们暗杀各自的长官，据守广陵与历阳，他又在建康城中广布卧底，只等号令一下，同时举事。
桓玄称帝次年二月底的一天夜里，刘裕以游猎为名，与何无忌一起集结了一百来人来到京口城下。第二天天一亮，何无忌穿上传诏使臣的衣服，对刚刚打开城门的守兵说：“我们是朝廷派来颁布诏书的，让刺史桓修（桓修也是桓玄的堂兄，桓玄称帝，他做了徐州、兖州两州刺史，镇守京口）速来见我。”守兵们不明就里，放他们进城。何无忌一马当先，随从跟在后面，桓修听说敕使到来，赶紧上前听诏。何无忌手起刀落，将他斩做两段，稀里糊涂的桓修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刘裕拿来祭了旗。刘裕登上城楼，对桓修的司马刁弘等城中的文武官员说：“晋帝已被江州刺史郭昶之迎回京城，贼首桓玄已被枭首示众，你等当初难道不是晋朝的臣子们么，还想造反不成？”刁弘等人信以为真，不敢再造次。刘裕又乘其不备，诛杀了刁弘。
一切顺利，刘毅、孟昶、刘道规也同时完成了任务，设计杀了青州刺史桓弘，攻占了广陵。刘裕马上发布讨桓檄文，虚张声势，很快在京口、广陵两地招募了几千兵马，直奔建康杀来。皇帝位子还没坐热的桓玄听说刘裕起兵，吓得六神无主。左右安慰他说：“刘裕等人不过是乌合之众，兵力又弱，不可能成功，不值得忧虑。”桓玄可不这么认为，他说：“刘裕乃是当世英雄，刘毅家里没啥钱，赌博的时候却敢一掷百万，何无忌又酷似其舅刘牢之，这哥仨凑在一起，怎能说他们不可能成功呢？（总算还有点头脑，可惜醒得太晚咯）”他捕杀了刘裕在建康城中布下的卧底，听从桓谦的建议，派遣骁将吴甫之和皇甫敷前往抵抗。
刘裕在此时，已得了不少新助手，文有才比萧何的刘穆之，武有智勇双全的朱龄石，加上北府旧将的一干人等，都是将来辅佐他建立宋国的得力干将。正如桓玄所料，刘裕兵力虽少，战斗力却极强。刘裕又祭出对付孙恩的呼叫战法，部下兵士一个个如下山猛虎，所向披靡，阵斩吴甫之。皇甫敷不甘示弱，亲率数千人迎战。战事激烈，刘裕部将檀凭之战死，刘裕本人被皇甫敷重重包围，被逼到大树前，再无退路。皇甫敷笑道：“刘裕啊刘裕，你想怎么个死法？”说着拔戟就刺，刘裕大吼一声，皇甫敷竟被惊得没刺中！（刘裕几次在不利的战事中凭借吼声转危为安，可见其“狮吼功”练得不是一般的强）两人正相持间，刘裕的部下赶到，一箭射倒了皇甫敷，刘裕又补上一刀，砍死了皇甫敷。刘裕乘胜进军，攻到建康城外的覆舟山下。
建康城中，桓玄听闻自己两员大将战死沙场，心生恐惧。于是他与吏部郎曹靖之之间有了那么一段颇富深意的对话。
桓玄问大臣们：“朕难道败了么？”曹靖之答道：“民怨神怒，微臣怕是真要败了。”桓玄不解：“民怨也就罢了，神却为什么会怒呢？”曹靖之说：“陛下把晋朝宗庙移到江滨，使其流离失所，而自家的宗庙呢，又不祭祖辈（桓玄的宗庙，只祭到其父桓温，因此不合礼法），这些神灵都会怒的。”桓玄生气：“既如此，爱卿为何不早说？”曹靖之说：“辇车上的帝王都以尧舜自居，微臣哪里还敢说话？”一句话点中了帝王们得意时的心态，透彻之极。桓玄无言，只好让桓谦、卞范之等人带着两万兵马出城御敌碰碰运气。
那头刘裕则有心决战，军中士兵饱餐一顿后，他把剩下的军粮全部丢弃，又让老弱士兵登上覆舟山，升起旗帜以为疑兵，各路并进，呼声振天。桓玄的军队不知敌军虚实，虽在实际人数上占优却不敢作战，更何况桓谦的士卒多是北府兵出身，知道刘裕的厉害，还没怎么打呢，士气就矮了半截。刘裕借着风势，放火助攻，桓谦等人的军队便不再抵抗，顷刻间四散溃逃。
早就无心恋战的桓玄一接到战报，便带着儿子和侄子狼狈出逃，一路上失魂落魄，几天吃不到一点像样的饭菜。然而一到寻阳，他就故态重现，自认为天不助他，将来必能卷土重来。他挟持司马德宗，继续西行，回到了老巢江陵。他下令迁都江陵，重置百官，增设刑罚，毫无吸取教训之意。
这样一个“皇帝”，纵有再多的兵将，也是枉然。他留手下将领何澹之把守寻阳上游的湓口，又让庾稚祖、桓道恭等人共同防御一路尾追上来的刘裕、何无忌的军队。何澹之的上万水军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却完全顶不住何无忌、刘道规几千水军的急攻，失了寻阳。
桓玄不甘失败，又组织起两万多人的荆州兵，亲自率军顺江而下。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则率领了不满一万人的军队从寻阳西上，两军在峥嵘洲（今湖北黄冈西北）相遇。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将士们有些害怕，想要暂时退保寻阳。刘道规则说：“现在不可以退，敌众我寡，如果现在因畏惧而退却，即使到了寻阳也难以守住。桓玄虽然出身豪门，内心其实胆怯得很，何况现在已经连败几战，手下的士兵并无获胜的信心。两军相遇勇者胜，兵多有什么用！”说着就率领本部兵士冲锋在前，刘毅、何无忌也迅速跟进。
桓玄的性情脾气，被刘道规完全言中。他在指挥水军作战时，又在自己的大船旁边停靠小船以备逃跑，这样的统帅，怎么可能服众？刘毅等人乘着顺风，放起火来，把桓玄大军杀得全无斗志，丢盔卸甲，四散溃逃。桓玄乘着小船，拖着司马德宗，又一次逃回到江陵。
江陵城里也已人心大乱，号令不行，实在呆不下去了。桓玄乘着夜色，带上心腹部下继续西逃（这一次终于不顾那位白痴皇帝了），想去汉中投奔梁州刺史桓希，却在江陵城西的枚回洲碰到毛璩的部下，难逃活路。穷途末路的桓玄，面对挥刀向前的益州督护冯迁，还想着恩威并施，他从头上摘下一枚玉导送给冯迁，又问：“你是什么人，竟敢杀天子？”冯迁不以为然地冷笑：“我不过是杀天子之贼罢了！”
桓玄的皇帝梦，就这么结束了，从登基算起，前前后后不过六个月。古往今来，做皇帝梦的又何止成千上万，然而，却很少有人想过，通向皇帝宝座的陛阶，也可能是一去不返的黄泉之路。
四 强国之本
桓玄死后，桓谦以及桓玄之侄桓振等人重新攻下江陵，拥立司马德宗复位，企图与刘裕的势力继续对抗，但毕竟抵不住刘毅、刘道规等人率领的北府精兵的骁勇，很快就又丢失了江陵，把白痴皇帝也拱手让了出来。
内乱刚定，刘裕被封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轮到刘裕有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然而他终究是一介武夫出身，又是寒门，比不上桓玄那样的名门大族，因此他虽在倒桓大业中立下头功，却还做不到“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桓玄称帝作乱，东晋的“半壁江山”也几近分崩离析。毛璩讨伐桓玄，本想顺流而下攻打江陵，益州一带的兵将不愿远征，发生了兵变，杀死了毛璩一家，推举安西府参军谯纵为成都王。不久，谯纵又向后秦称藩，并与西逃的桓谦联手，与东晋方面抗衡，偏远的巴蜀地区继成汉之后再次出现了割据政权。一直在东海各郡骚扰官兵的卢循也乘机南下，攻占了番禺（今广东广州），又派部将徐道覆北上攻占了始兴（今广东韶关西南）。胸无大志的卢循企图割据岭南，遣使向东晋朝廷称臣纳贡。刘裕等人无暇南顾，便暂且做个“顺水人情”，委任卢循为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
益州和广州事实上的独立，使得刘裕等人只能勉强控制住长江中下游的荆州、扬州等地，桓氏余党阴魂不散，零星的反叛令刘裕头疼不已。他花了几年工夫把桓氏势力彻底清除，然后将目光投向了北方。与“纸上谈兵”的桓玄不同，久经沙场的刘裕是要靠实实在在的北伐成果来树立自己在朝廷中的绝对权威。
此时的北方，也已经历了几场大规模的动荡。北魏的拓跋氏几乎消灭了淝水之战后在关东盛极一时的后燕，并将都城从塞外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迁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后燕的残余势力分裂为两个国家，即十六国里的北燕和南燕，北燕号称继承的是后燕正统，皇帝却一个不如一个，政权几经易手，最后落入汉人冯跋手中，南燕呢，只保有青州一州之地，其管辖面积不及今天的山东省大，苟延残喘而已；关中的大国后秦在败于北魏后也已衰落，境内狼烟四起，不但对付不了新兴“流氓国家”赫连夏国，面对臣服多年的凉州诸小国，也有些应接不暇；穷兵黩武的赫连勃勃、秃发傉檀等人，做得最多的是烧杀抢掠，在关中陇西一带征战不息，其破坏力远大于建设力。十六国末期的北方形势，大致如此，我在《纵横十六国》已有详述，这里只重点说说终结十六国动乱的北魏。
北魏在其立国之初，并没有什么特别起眼之处，充其量也不过被人看做拓跋代国的复兴，整个国家的规模不比凉州各蕞尔小国大多少。前秦由极盛转为极衰，这个成分极其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在一瞬间支离破碎，公元四世纪的最后十五年成为北方各部族开展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的十五年。僻处塞北的拓跋鲜卑部追随时代大潮，在今天内蒙古锡拉木林河畔的牛川，召开部族大会，推举已故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嫡孙拓跋珪为新的代王。“代”这个名字，本是东周时的诸侯国名，秦朝时设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一带，地跨长城南北，素来是防御北方匈奴的要冲，后来人们习惯以“代”指代幽州的北部。拓跋猗卢的骑兵常在这一带活动，因此在永嘉大乱时被晋朝皇帝封为代王，而事实上作为游牧民族的拓跋氏，其统治中心主要还是在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代国复兴三个月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完全独立性，拓跋珪把国号改成了“魏”。
（关于代和魏这两个国号的问题，北魏内部曾经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有过一次讨论。群臣的意见是国号应取发源之地的名字为宜，而拓跋珪本人则以平定中原，慑服海内为己任，最终坚持以中原旧国的国名“魏”作为国号。历史上已经存在过曹丕的魏国和冉闵的魏国，所以这个魏曾被称为“后魏”，以别旧朝。今天我们更多的是称其为“北魏”，我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拓跋氏的魏国（或称魏朝）是两百年的北朝中最重要的一个朝代，而北朝的所有朝代，除分裂的东魏和西魏外，都被后人加上了“北”字，以区别于南朝（尤其是北齐和南齐需要特别的区分）；另一点呢，是北魏享祚很久，如若加上分裂的东西魏，有一百七十多年，在分裂时期中是时间最长的，加“后”来区分其他魏国，不甚合适。北魏之后，就不再有以“魏”为国号的朝代了。）
他们在当时的首要敌人，还不是内迁塞内的各胡所建立的政权，而是同样地处塞外漠北的周边各部族。对于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而言，和与己为敌的部族作战，就等同于生存之战。拓跋北魏成为北方强国，打赢这一场场生存之战乃是必要条件。这些漠北的部族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与拓跋部为敌的漠北鲜卑部族，比如鲜卑贺兰部；二是分布在拓跋部以东的奚，也称库莫奚，他们其实也是鲜卑的一种，但属辽东鲜卑，为宇文部被慕容部消灭后散落在北方的后人，与后来建立大辽的契丹同族异部；三是高车各部，主要分布在北魏的西部和北部，但也常进入北魏统治地区（高车在南北朝时期多是北朝人所用的称呼，以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得名；同时代的南朝人则用“丁零”称之，十六国时期曾建立短暂政权的翟氏，就是丁零人，或者说是迁徙到黄河流域的高车人，高车的别名还有敕勒、狄历、铁勒等等，从源流上考究，高车与漠北其他各族区别最大，其内部分歧也多，主要是因为漠北其他各族基本上都源于胡（即匈奴）或东胡（鲜卑、乌桓等），高车则不然，他们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近于后来在漠北盛极一时的突厥，而异于东胡各族（一般认为东胡各族均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四是被北朝人蔑称为“蠕蠕”的柔然，这也是漠北的鲜卑与匈奴融合后形成的一个大支系（柔然在时间跨度上几乎与北魏共始终，日后统一时将是北魏最头疼的北方强敌）。按照《魏书》的说法，拓跋珪所击败的叱突邻、纥突邻、纥奚、叱奴、黜弗、素古延、侯吕邻等部，都是柔然或高车的部族。
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组织框架又非常松散，想要通过一两场战争来消灭掉是很困难的。拓跋部族自己就是游牧民族，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北魏对付这些邻居的一般做法是通过武力征服，吞并和利用其所拥有的资源，从而达到控制和占有的目的。
领兵征战是拓跋珪的强项，但他治理内政也绝对不赖。既然奋斗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拥有万千牛羊、辽阔牧场，而是整个“天下”，那么吸取先进的中原文化，就相当重要了。拓跋珪及其辅臣的学习对象，可能是邻近的汉化较早的其他政权，比如前后秦，比如慕容燕。
拓跋珪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所推行的措施具有相当的渐进性和计划性，按部就班，做得十分扎实（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措施能被后继的君主们一步步忠实地执行下去）。他称王之时，便有意引导习惯了游牧生活的鲜卑人改变生活方式，学习和从事农业生产。在击败后燕、夺取中山城后，他向关东地区迁徙大量人口与耕牛，并实行屯田，解决战争所需的军粮问题。天兴年间，他又学习汉人的礼乐制度，规定各种礼仪与音乐，并统一颁布度量衡，设立法律进行监督管理；他参照儒家经典设置博士，开设太学，招收数千学员；鉴于游牧民族家族为单位构建行政组织，他亲自考核官员，根据各自的能力任用官职，并加强保举制度，没有能力的部族子弟，就不任用官职，而以爵位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