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这件事情父子俩都有责任，萧赜没有与萧子响很好地沟通，又没挑好合适的办事人员，把本来可以和平解决的问题给捅大了。萧赜听说派去调查的人竟然被儿子砍了，当即大怒，任命九子、随王萧子隆为荆州刺史，又要派淮南太守戴僧静领兵讨伐萧子响。
戴僧静提醒说：“巴东王年少，刘寅这帮人逼得太急，导致他做事不考虑后果。何况是陛下的亲儿子，算不得大过！要是忽然兴师动众去攻打，反倒会搞得人心惶惶，那就麻烦了。我戴僧静不敢领命。”
萧赜心说有理，就转移目标，派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和中书舍人茹法亮率领几百台军前往江陵，只搜捕萧子响左右那些小人，并吩咐说：“萧子响若是束手回京请罪，可以保全他的性命。”
不曾想这回又是所任非人。胡谐之的副手、平南内史张欣泰劝胡谐之以利害关系对萧子响的左右做好思想工作，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胡谐之偏偏不听。一到江津，胡谐之的大军就修筑了一座城垒，摆出一副兵戎相见的样子。
萧子响害怕，多次派使者向胡谐之解释：“天下哪有儿子反叛老子的呢？我也不是想造反，只不过是行事粗心鲁莽罢了。我愿意乘单舟到朝廷中面见父皇，讲明情况，接受处罚。你们何必筑城捉我呢？”
胡谐之和茹法亮都不理不睬，唯独尹略说了一句话：“谁跟你这种叛父的逆子讲话！”
萧子响郁闷地拼命哭泣，他又杀牛备酒，派人送到胡谐之的军中，没想到尹略收了这些吃的，全都倒到了江里。萧子响又想与茹法亮通话，要求会见传达诏令的官差。茹法亮并不派人前去见面，反而将萧子响的使者关押了起来。（从这一段看得出萧子响本质完全不坏，这事坏就坏在某些急于扬名立万的小人手里了。）
萧子响被惹毛了，组织了自己所养的勇士以及府上兵士两千多人，亲自到长江堤上驻防，两军一交战，台军大败，“目中无人”的尹略战死，胡谐之等人都乘了单艇逃走。
萧子响无心与父皇对抗，就带了三十名左右亲信，乘坐小船，顺江而下，准备到建康向萧赜讲述详情。
半道上遇到的人却要了他的命，此人便是萧道成的族弟，后来梁朝的开国皇帝萧衍的父亲——丹杨尹萧顺之。萧顺之带的军队本来是胡谐之的后继，胡谐之打了败仗后，萧顺之也不可能孤兵深入，进攻萧子响。哪料到萧子响却自己送上门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想向萧顺之申诉明白。萧顺之根本不听他那一套，他在离开建康时已经接受了太子萧长懋的密令：尽早送萧子响上西天（萧长懋对这个弟弟是最为忌惮的，这次自然要假公济私一把）。萧顺之就看准机会，在演武的射堂中用一根绳索将萧子响缢死。
齐武帝萧赜的很多做法本意不坏，却接连不断地下出昏着。齐国在他死后才真正衰亡，可衰亡的种子在表面歌舞升平的永明末年就已暗暗埋下了。
十三 迁都洛阳
萧赜在位期间，除了永明五年至六年（公元487年－488年）桓天生在南阳旧城起兵交结北魏，边境上闹过冲突外，一直维持“北方无战事”的状况。到了统治的最后一年，即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萧赜忽然下令在石头城修造三千辆战车，准备攻打丢失多年的淮北重镇彭城。
消息传到平城，宋国宗室刘昶几次面见孝文帝，向他哭诉，要求出兵南征，以雪前耻。孝文帝便在经武殿大会公卿，议论讨伐南齐的大计，并于淮、泗一带招兵买马，广积粮草。萧赜这边则以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随时准备抵御魏军入侵。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冲突却引发了北魏自上而下的“大革命”——迁都洛阳。
其实在迁都前一年的太和十六年，有一项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就很值得玩味：孝文帝召集群臣，讨论北魏政权的德运行次问题。
德运行次，或称五德终始说，是发端于战国阴阳家的学说，到了汉代以后成了封建帝王控制统治合法性的得力工具。简而言之，这套学说是指，每个朝代都有它所对应的德运，用五行之一来表示。改朝换代，说到底就是德运之间的相生相克。比如说两汉就是火德，魏、晋分别是土德和金德，对应的正是五行中火生土、土生金的原理，后来南朝接承东晋，以正统自居，当然也就自觉继承，宋是水德，齐是木德，等等。
问题出在北朝，西晋灭亡后，北方大乱，十六国中勉强像样点的政权，大概也就前后赵、前后燕、前后秦这几个。而这几个朝代的君主为了维护统治，也早给自己的德运对号入了座。石勒的后赵认为自己继承的是西晋政权，所以德运就是水德，慕容氏的燕国认为自己灭了后赵而称霸北方，所以遵从木德，苻坚灭前燕统一北方后，也把德运承接了过来，为火德。北魏前期的君主们认为拓跋氏起家靠的是前秦的大分裂，以前秦的当然继承者自居，德运应该算土德。中书监高闾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帝王都是以中原为正统，统治的善恶、长短是不计较的。所以就算桀、纣无道，周厉王、晋惠帝昏庸，也不能改变夏、商、周、晋等朝的正统地位。占据中原的皇朝自晋以后，就是赵、燕、秦这几朝，我们魏国继承秦国的火德，当然就是土德了。而且我们的国姓拓跋出于黄帝轩辕，黄帝也是土德，微臣以为我朝德运应为土德。”说的正是北魏建国以来的传统观点。
秘书丞李彪和著作郎崔光并不同意，他们说：“我们的始祖神元皇帝和晋武帝就有往来，桓帝、穆帝等又辅佐晋室，所以我朝的运祚其实承继的是司马氏的晋朝，赵、燕、秦那些朝代，局促一隅，哪有资格谈德运，咱们魏国怎么可以舍晋而为土德呢？”这席话的意思，就是利用曾被西晋封为代王的拓跋猗卢等人与晋朝的关系，将中间经历的小王朝全部视为谮伪（这也就是后来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的理论根本），以水德直接继承晋朝的金德。
辩论异常激烈，但李彪等人的观点调子高，逐渐赢得不少大臣的支持。孝文帝最后拍板，就这么办，魏国的德运改为水德。
德运这玩意虽说是些宣扬天命变换的鬼把戏，其中的内涵却能反映北魏不同时期的自我定位。遵奉土德，那就是以中原政权自居，继承的是西晋分崩离析后的大分裂局面，充其量也就是个割据王朝；遵奉水德就不同了，继承的是晋朝，而晋朝是沿袭汉、魏（曹魏）传下来的，是中华政权，比中原政权要高一个档次。孝文帝的决定说明，这个时候的北魏已自视为高举中华文化火炬的正统王朝，包括东晋在内的南朝政权的合法性都被否定。既然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系列彻底的汉化措施也就势在必行了。
首要任务是迁都。北方汉人认庙不认神，你把国都放在僻处北疆的平城，顶多就是个坐大了的胡人国家，只有定鼎河、洛，追随汉、晋那样的大一统王朝，才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然而迁都是大事儿，哪能说迁就迁，孝文帝深知鲜卑贵族们顽固守旧的特点，如若草率宣布迁都，肯定会招致强烈的反对，甚至会造成朝中的分裂，到头来还是不了了之。要做成大事，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萧赜北伐的传闻给了他契机，一条计谋在他心中酝酿成熟。这一天，他宴请群臣，忽然装作心血来潮，请身边的太常卿卜卦，一把算下来，碰上了易经六十四卦中的“革”卦。孝文帝激动地说：“这是好兆头，我们应该像‘汤、武革命’那样顺应天意，讨灭不臣！”
大臣们不知皇上今天发了什么神经想“干革命”，都不敢说话。孝文帝的堂叔、尚书任城王拓跋澄可看不下去了，他以为皇帝年轻气盛，考虑问题不周，劝道：“‘革’的意思是要变天，我大魏奄有中土，要征讨不臣，却碰上‘革’这么个卦象，恐怕不吉利吧。”
孝文帝脸色一沉：“社稷是朕的社稷，任城王你想动摇军心么？”
拓跋澄争辩道：“社稷诚然是陛下的社稷，但臣也是社稷之臣，岂可知危而不劝阻呢！”
孝文帝怒气未消，半天不说话，过了好久，才缓缓说了一句：“彼此各言其志，朕不计较了！”
群臣目睹这一幕，谁还敢开口发言？宴席结束，大家就无声无息地散去。孝文帝单单留下了拓跋澄，来到后室，轻声对他说：“刚才的事，叔父万勿计较！我的态度之所以那么严厉，就是吓唬一下而已，不想让文武百官来阻挠我的想法。实话实说，举兵南征是假，迁徙国都是真。现在的国都平城面对北方大敌（指柔然），是用武之地，而非文治之城。叔父你接受的也是儒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想要推行汉风汉俗，在平城这个地方是没前途的，只有把都城迁到中原去，才可以有所作为。叔父以为如何呢？”
拓跋澄恍然大悟，愁脸顿时成了笑脸，说：“陛下迁都中原，此乃周、汉兴盛的根本啊，我拓跋澄举双手赞成！”
孝文帝又说：“可是北方人的脾性你也知道，到时候闹起来，也不好收拾，你看怎么办？”
拓跋澄信心十足地答道：“迁都是非常之事，自非常人所能虑及。只要陛下打定主意，那些没远见的人能有什么作为！”
孝文帝大喜，夸赞道：“任城王真是朕的张子房啊！”
就这样，太和十七年的六月，孝文帝下诏亲征，并在黄河之上铺设浮桥，为大军渡河做好准备。看这架势，很多人都联想起曹操的赤壁之战和苻坚的淝水之战，生怕孝文帝再蹈覆辙，秘书监卢渊特意上表请求不要亲征。孝文帝不听，率领步骑三十万，从平城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方进发。
说起来也是天意，大军从平城渡过黄河抵达洛阳，一路上尽是小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北魏的将士一个个疲惫不堪，全无战心。在洛阳停留几天后，孝文帝又下令前军出发。大家根本就不愿意再走，纷纷懈怠起来。
孝文帝也不说话，自个儿穿上戎装，手执马鞭，跳上战马，就要出城去。抱怨不已的大臣们见此情景可傻了眼了，莫非皇上真的疯了么？他们赶紧追上前去，围在孝文帝的马头，呼啦啦跪倒一大片。
孝文帝故作惊讶状，问道：“大军将进，你们这算是什么意思？”
尚书李冲等人说：“今日南征之举，天下人所不愿，唯独陛下一意孤行；陛下孤身出行，到底想去哪里？臣等知道劝不住陛下，现在只好以死相争！”
孝文帝大怒，说：“朕正要一统天下，你们几个儒生，怎么这么不懂事，真是坏朕大事。再要说话，休怪朕的刀剑不客气了！”说着一挥鞭，冲出重围，就要继续往前走。
安定王拓跋休等老一辈宗室吓坏了，抱住孝文帝的马匹就放声大哭。泣声惨烈，孝文帝的戏也不忍心再演下去了，他叹了口气，对眼前的众人说：“哎，这次兴师动众，如果就这么半途而废，一无所成，如何向后人交待呢？要么这样吧，朕世居北方，既然不南征了，那就把国都迁到这里，你们看如何啊？”
一群人还在犹豫，孝文帝装起不耐烦的样子，说：“啰里啰唆，成何体统，同意迁都的站在朕左手边，不同意的站在右手边。”
话音刚落，拓跋澄就领着不少大臣跑到了孝文帝的左手边，但拓跋休等几个人还是老大不愿意地挪到了右边。
南安王拓跋桢乘机进言：“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陛下只要停止南下，迁都洛阳，就是臣等之愿，苍生之幸！”
孝文帝哈哈大笑，群臣高呼“万岁”，几个守旧人士明白胳膊拗不过大腿，又怕孝文帝南征，只好听从孝文帝的命令，一起商议迁都的事宜。
李冲建议孝文帝先回平城，等下面的人准备停当，再搬到洛阳来。孝文帝笑道：“无妨。朕将巡行各州各郡，在邺城等地驻留一段时间，这个节骨眼上不宜马上回平城。”
他命拓跋澄打头阵，先返回平城，对留守的官员们做思想工作，组织他们迁都。临行时勉励他说：“今日之事，才正应了那个‘革’卦，王爷努力为之！”
孝文帝在邺城呆了半年，才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回平城，说服为数不多的老古董们。
燕州刺史穆罴说：“如今四方未定，不宜迁都，而且到了河南那边，可就没马了，怎么打胜仗啊？”
孝文帝说：“我们去了洛阳，又不是放弃燕、代了，把这里改成专用的马场，不是更好吗？何愁没有马呢。而且平城这个地方在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啊。”言语间自己俨然中原帝王的样子。
尚书于果又说：“臣明白平城没洛阳那边好，可是先帝创业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安居乐业，一旦南迁，大家一定不会开心呢。”
孝文帝说：“称霸天下者，以四海为家。咱们的远祖，僻处漠北，当年昭成帝（拓跋什翼犍）迁都盛乐，道武帝（拓跋珪）又迁都平城，这迁都的事情也不止做过一次。朕为何就不能迁呢？”
大臣们实在争不出什么道理了，只好嘀咕道：“迁都大事，应当卜个卦算算吉凶。”
孝文帝不以为然：“卜卦是要圣人来做的，我们今天没有圣人。更何况卜卦用来决疑，迁都之事，无疑可言，不必再卜了。”
话说到这份儿上，异议也没市场了，孝文帝终于凭借智慧与舌辩，完成了迁都洛阳城的这项壮举。中华文明兴盛的新一轮曙光，在洛阳宫殿的檐角之间，隐隐显现。
十四 一岁三号乱齐廷
迁都洛阳，只是孝文帝汉化计划的第一步。按照孝文帝的既定方案，接下来所要做的是循序渐进地推行汉化改革制度，待得时机成熟，便以正统皇朝的姿态去扫平尚未归附的南朝余孽，一统华夏。然而就在此时，南朝内部的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动荡，使得齐魏之间的一场大战提前到来。
齐武帝在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的北伐大计还没实施，他自己就一病不起。皇帝的后事摆上了台面，这时候的形势称得上是微妙之极。
为什么这样说呢？问题出在立储上。如果权力正常交班，那么接替皇位的就是三十六岁的太子萧长懋。总体来说，萧长懋还比较让齐武帝萧赜感到满意，他晚年着意培养太子，将很多尚书省的具体事务都交给萧长懋去处理，一方面观察他的处事能力，一方面也提高他的威望。不过萧长懋也有他的缺陷，与祖父、父亲的节俭截然相反，他崇尚奢靡，喜欢大兴土木，因为此事也挨过父亲的骂，后来虽有收敛，终究性情难改。可以想见，即便一切顺利，萧长懋做上皇帝，他也很可能只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南齐的状况大约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惜老天爷连个机会都不给他，永明十一年新年刚过，萧长懋就得了重病，老爹还没死呢，他先死了。这下可就把储位给空出来了。
面对这种情况，萧赜非常为难。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其他的儿子中挑选德才兼备者立为太子；另一种就是按照立嫡长的原则，把萧长懋的嫡长子立为太孙，以为皇储。萧赜有二十三个儿子，真正有资格当太子的，其实只有嫡次子、竟陵王萧子良。
萧子良执政经验丰富，萧赜守湓口时，他就是得力助手，以后又在地方上做官。南齐建立后，他多次上疏陈述政见，虽然不是所有的见解都被皇帝采纳，但却深得宠爱。而且，萧子良把许多有才华的人都招揽到府中，探讨学术，颇得人心。萧长懋死后，很多人都认为萧子良是太子的不二人选。万万没有想到，萧赜偏偏青睐第二种选择，不立太子而立了年轻的太孙，萧长懋的嫡长子南郡王萧昭业成为皇位的接班人。
翻遍史书，我们很难找到萧赜做出如此选择的真实原因。唯有的两点可能性是，萧昭业人长得帅，《南齐书》说他“少美容止”，写得一手好字，谈吐不同寻常，祖父自然是疼爱有加，在南北朝那个容貌风度至上的年代，外表上的出类拔萃就是最大的优势，不要说做皇帝，就是做官也是相当重要的。另外呢，他也年轻，对于皇位的稳固性是有好处的。人算不抵天算，萧赜没料到，萧昭业是个典型的“绣花枕头烂稻草”，把江山交给他，可以说是既害了江山，又害了他。（立嫡、立长还是立贤，这从来就是让封建帝王头疼不已的大问题。晋武帝立嫡长，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刘宋也是遵循立嫡长的原则，结果每换一次皇帝都要经历一回大洗牌；拓跋焘武功盖世，因为立子还是立孙的问题没处理好，自己送了性命，还差点让帝国倒了台；后来梁武帝吸取教训，反其道而行之，太子去世后不立太孙，而改立别的儿子，还是躲不过厄运，碰上侯景之乱，帝国灭亡；明太祖朱元璋克定四方，也在这上头栽了跟头，立皇太孙而使帝国陷入内战。唯一还算顺利的一次权力交接，似乎是元世祖与其继位者元成宗（两者为祖孙关系），可叹又是个外族政权，而且元朝的运祚也并不长。无数前人血泪的教训告诉我们，皇帝的家事，乃是天下第一难事，也是治乱相关的第一要事。）
皇太孙刚立完，萧赜就不行了。病榻上的他反悔起来，可能又有了改立萧子良的一丝想法。他下诏让萧子良入殿侍药，萧子良以萧衍、范云两人为左右日夜，在殿内侍候（萧衍出场了啊）。
萧赜的犹豫不决对各方而言都是一种煎熬。起草遗诏的中书郎王融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受到萧子良的赏识，有意拥立萧子良。他的做法是，乘着萧赜弥留之际，自己起草一份遗诏，写明将皇位传于萧子良。起草完毕，他穿上军装，站在中书省的门口拦截太孙东宫的卫队。
秘密不知怎地就让萧衍和范云知道了，政治敏感性极强的萧衍悄悄对范云说：“宫内要出大事，王融不是什么济世之才，我们只管坐视其败。”
范云说：“王中书是忧国忧民啊！”
萧衍嗤之以鼻：“忧国忧民？他是想做周公、召公呢，还是想做竖刁（齐桓公晚年的三奸之一，齐桓公死后导致齐国内乱）啊？”说得范云答不上来。
就在王融自以为计策成功的紧要关头，萧赜忽然苏醒了过来，随口问左右：“皇太孙在哪里？”王融的假诏书就拿不出手了，只好说萧昭业在殿外守候。萧赜便让太子带着东宫卫士入殿，然后也用不着王融写诏书了，直接当面授意，太子继承皇位。政事呢，则由他的堂弟（萧道成二哥萧道生之子）西昌侯萧鸾与萧子良共同辅佐。这又是一个让人始料不及的冷门，萧鸾本人在这背后究竟做了多少手脚，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依我猜来，这很可能又是各派权力平衡的产物，并且是萧子良默许的。
萧昭业在这场戏上表现得很抢眼，他声泪俱下，感人心脾。萧赜紧紧抓着他的手，说道：“不必哭了，若是想念你爷爷，那就应该好好干！”
说罢，萧赜自以为放心地咽了气。王融还想做垂死挣扎，下令让萧子良的兵士守卫宫门。好不容易得掌大权的萧鸾岂会错过良机，他以先帝敕令的金字招牌一路畅通无阻地冲入大殿，扶立萧昭业即位，命左右将萧子良搀扶出去。大殿上群臣都被萧鸾的气势震住，没有一个敢发表不同意见。
于是，齐武帝遗诏中的两人辅政被萧鸾实际一人执行，就成了一人辅政。萧子良做了太傅，竟没有什么实权可言。支持萧子良的王融不久就被下狱赐死，萧子良自己都是朝不保夕，哪里还敢出手相救。（由此也可看出萧子良的所谓有才，其实只是以为臣的角度而言。他要是继位，多半也是个懦弱之君，早晚会败在势如虎狼的叔父兄弟的手中）萧子良也“识相”，仅过一年，就在惶恐与担忧中病故，在乱世之中，这就是最好的下场。
萧昭业和萧鸾都乐于接受萧子良的死讯，下面就是他们两人的决斗了。
萧昭业基本上是刘劭、刘昱和刘子业的合成版（也不排除史官为抹黑废帝，参照以前的模板所生成的新版本暴君模板）。他与刘劭一样，招了个女巫玩巫蛊。比刘劭运气好，他的巫蛊行为没被发现，先是咒死了父亲，后又咒死了祖父，一年之内就完成了一个小王爷到皇帝的迅速转变。此人仪表堂堂，却全无良心。父亲死了，他给正室何妃的信中写一个大大的喜字，周围又画上三十六个喜字以作庆贺；祖父死了，他招呼宫中的乐师舞伎奏乐表演，得意得喜不自禁。
玩乐方面，他与刘昱一般无二，喜欢带着左右亲信四处游走，还喜欢跑到他父亲的坟地里去玩赌博游戏。玩得爽，就赏，反正是国库的钱，用着不心疼。每次看着钱，他还要感叹一番：“从前想你的时候一个子儿都得不到，今天还不是用你没商量？”武帝留下的库钱上十亿万，也经不起萧昭业这么恣意挥霍，不到一年就消耗得差不多了。宫里的各种宝贝器物，更是被拿来又扔又摔的耍子，聊博千金一笑而已。
荒淫方面他远追刘骏、刘子业父子，与祖父宠幸过的霍妃私通，将她改换名姓，称为徐妃，重新纳入后宫。他的皇后何氏同样荒淫，萧昭业的亲信杨珉是小白脸，帅得掉渣，她就整日里与他厮混，甚至同床共枕。她伺候萧昭业的功夫也是一流，以至于萧昭业被她弄得服服帖帖，对她的淫乱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萧鸾对于这一切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早有意篡位，便拉拢萧昭业的亲信、同是宗室的萧谌和萧坦之，争取他们的支持。他先拿杨珉开刀，向萧昭业奏明情况，要诛杀杨珉。何皇后泪流满面央求：“杨郎年少英俊，又没罪，怎么可以枉杀！”萧昭业一脸愁容，身边的萧坦之早得了萧鸾的好处，耳语道：“外头都知道杨珉和皇后的私情了，事情都闹大了，怎么可以不杀？”萧昭业这才勉强同意。一会儿又反悔，怎奈脑袋已经搬家，于事无补了。
萧鸾继续施压，过了几天又要求诛杀萧昭业宠幸的太监徐龙驹，罪名是祸乱朝政。皇帝也没法子，人家是辅政啊，心中可是恨透了这个堂叔祖，暗中与中书令何胤密谋，准备除掉萧鸾。萧谌和萧坦之生怕祸及自身，想来想去觉得萧昭业没前途，彻底投靠了萧鸾。两边的流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隆昌元年（公元494年）七月，萧鸾在做通了政治思想工作后，先派萧谌入宫清理萧昭业的左右亲信，然后率领左仆射王晏、丹杨尹徐孝嗣、萧坦之等人入宫废君。
萧昭业正在内殿之中，闻听外面有变故，赶忙密令萧谌来救，同时将内殿房间全部关闭。才一会儿工夫，萧谌就带着兵士进了内殿，不过不是来救他的，而是来杀他的。萧昭业情知不妙，逃到徐妃的房中，拔剑刺脖子。手一哆嗦，没死成，冲进房中的萧谌立即制止，并给他包扎，命人抬出殿去。
侍卫们本想保卫皇帝，萧谌一摆手，说：“我的目标不是你们，你们不必动手！”再一看从殿中出来的萧昭业，面如土色，一句话都不说。侍卫们见此情景，便没了抵抗的斗志，眼睁睁地看着萧谌的左右将皇帝架走，引到殿外西头的夹道隐秘处。
萧昭业玩了不足一年，即被斩杀，其余宠妃也一同被杀。萧鸾假传太后手谕，废萧昭业为郁林王，迎立萧昭业的二弟、新安王萧昭文，改元延兴。
萧鸾凶残胜过萧昭业百倍，大权独揽仍不放心，几个月中又以谋反为罪名，连续诛杀齐高帝的七个儿子、齐武帝的五个儿子。才平静了十来年的南朝，仿佛一瞬间又回到了刘宋末年的自相残杀状态。杀戮告一段落，萧鸾认为威胁已除，便于同年十月废萧昭文为海陵王，自立为帝，改元建武，这就是与宋明帝一样凶残不“明”的齐明帝。齐明帝认定凭借杀戮可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殊不知如此残暴不仁不但给后世留下口实，也给了迁都南下的北魏一个征伐的借口。
十五 崔庆远不辱使命
魏孝文帝拓跋宏当然不愿意错过这个南征的良机。萧鸾称帝后仅一月，他就以南齐废立幼主为名，与大臣们商议大举用兵之计，这是孝文帝的失策之处。
萧鸾废帝并大杀宗室是在北魏的太和十八年的秋冬时分，同年的春天，孝文帝刚刚在平城说服最后的一批顽固派，开始迁都。也就是说，整个北魏帝国还处于迁都的动荡之中，内部问题没有理顺之前，对外发动战争并不明智。正如一年前孝文帝在洛阳所说，迁都和战争，两者必选其一，选择了迁都，那就不该立即再选战争，孝文帝似乎过于性急。
性急的原因可能还来自南方的一则未知真假的“好消息”：驻守江北重镇襄阳的雍州刺史曹虎派遣使者向北魏请降。孝文帝认为占领襄阳后，扫平江北不在话下，然而这只是一个假象。
曹虎虽然派了使者，却没有派遣任何人质以表明诚意。尚书卢渊当时就不愿意接受孝文帝交给他的任务，率领前锋军队去襄阳接应曹虎的降军。他指出：“曹虎恐怕会是三国时诈降曹魏的周鲂第二。”老臣高闾也上表说：“迁都洛阳还没多久，曹虎既然不派遣人质，肯定没有诚心投降，我军不宜轻举妄动。”
两人的意见孝文帝都没听，他坚持要打南齐，兵分四路，向两国交界的襄阳、义阳（今河南信阳北）、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南郑（今陕西汉中东）进发。自己也在洛阳积极准备，意欲以主力御驾亲征，并下诏迁徙到洛阳的鲜卑人恢复三年的租赋。
曹虎那边却真的没了下文，连使者都不再派了，本来计划好的里应外合眼看要成了北魏的单方面军事行动。孝文帝召集群臣商议大军是走是留，意见极不统一。孝文帝一摆手，说：“你们也不必争论了，我看不妨来一场辩论。任城王（拓跋澄）、镇南将军（李冲）两位赞成留下，朕赞成出兵，这细论一番，哪一方说得有道理，就听从哪一方的意见。”大家听说皇帝要与大臣举行辩论赛，还真是新鲜事，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
李冲先开口说：“臣等以为迁都才未停当，人心思安；齐国的内应又不知底细，还是不动为好。”
孝文帝笑道：“曹虎是否真降都无妨我们出兵。若他是假投降，朕巡抚淮水南北，访问民间疾苦，让老百姓知道天下君德在北而不在南，他们自然会心向北方；若他是真投降，现在不去接应，那就会错过时机、丧失人心，也坏了朕广布恩德的大计。”
拓跋澄又说：“曹虎不派人质，使者又不再来，其中必定有诈。如今北方南迁之民历经千辛万苦，扶老携幼，新到洛阳，心里想的可都还是故土（这是说中了问题的关键）。这些人没有房屋可住，没有石米可食，更何况冬天快要过去，春天即将到来，正是需要大批百姓耕作的时候。我们却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手持兵器，走上战场，这样的军队又怎么会有战斗力？而且我们的前锋军队已经推进，说不上不接应曹虎。如果他下的降书是真，等我军攻下樊城、沔水（即汉水），陛下再车銮跟进，也不嫌晚嘛！轻率进兵，上下疲劳，空行空返，恐挫天威，反而长了齐国的气势，这可是下下策！”
两方争辩进入白热化，司空穆亮却出人意料地发表了意见，支持孝文帝的观点，后面那些公卿便随之附和。拓跋澄气愤地说：“穆亮啊穆亮，从前不同意皇上南征的，就是你们这批人，现在怎么却对皇上这么说？表里不一，欺瞒谄媚，太不像话了！”
李冲在一旁对孝文帝道：“任城王是忠于社稷哪！”
孝文帝不以为然，说：“任城王的意思，听朕话的就是奸佞，不听朕话的难道都是忠臣？所谓的小忠，正与大忠相对！”
拓跋澄不服，还辩道：“微臣愚钝，我的小忠就是要全心全意为国谋利，不知道陛下所谓的大忠应该怎么做呢？”孝文帝还是不听这位他曾誉为“朕之子房”的“忠臣”，下令兵发洛阳，大军开往边境重镇悬瓠。
一年前在计迁洛阳之中表现得从容不迫的魏孝文帝，一年之后就变得这么急躁冒进，连当初完全支持他迁都的拓跋澄、李冲的话都置之脑后，看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正体现了同一问题上君臣之间的差异。对任城王拓跋澄而言，迁都之后最重要的自然是安定，要想安定，自然得避免战争，所以要让南迁之民重新投入到生产重建中去，慢慢淡忘对故土的思念。孝文帝所要考虑的，是整个帝国的百年大计，那就不可能只专注于做好一件事。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尽快让国民意识到南迁的好处。洛阳离淮水并不远，如果能借此尽取江北诸郡，并让汉、胡（鲜卑）两方进一步融合，那么他的后续汉化措施必将阻力大减，否则，他的统治时刻都潜藏着危机。当年苻坚力排众议，坚持要灭东晋，核心思想与孝文帝是类似的。所以说，南征这一选项本身并不错，需要商榷的其实是时机问题，换而言之，在这个时候劳师动众，是否值得？
（“自古君王多寂寞”，孝文帝的决策或对或错，我们今人大可评说，然而从孝文帝的那一席感叹中，我们却也读出了雄才大略背后的些许寂寞与无奈。）
南朝自从宋明帝丢了淮北四郡后，重新迁置了州郡治所。江北的几个大州中，徐州的治所在钟离，司州的治所在义阳，豫州的治所在寿阳。孝文帝的攻略是，徐州刺史拓跋衍攻打钟离，大将军刘昶与平南将军王肃进攻义阳（这是一对恨南齐入骨的难兄难弟，刘昶乃前朝宗室自不必说，王肃的父亲王奂曾是南齐的雍州刺史，因为擅用职权杀了长史刘兴祖，一家老小被齐武帝诛杀，唯有王肃逃出虎口投奔了北魏），自己则率大军经由悬瓠，主攻寿阳，另外，由于曹虎没有真正投降，只好命令进攻襄阳的卢渊与城阳王拓跋鸾一起改而攻打雍州重镇赭阳（今河南方城东），意图夺取南齐粮仓以充军用。
钟离和义阳的两路先后受挫。齐明帝萧鸾派在徐州、司州两地的刺史都是萧氏宗族，徐州刺史是刘宋大将萧思话之子萧惠休，司州刺史则是萧谌的哥哥萧诞。两人的策略都是严守拒敌，萧惠休还多次出城反击，打得拓跋衍毫无脾气。
孝文帝的这一路如一个世纪前的苻坚一样渡过淮水，兵临寿阳。魏军号称三十万，实际上大约也就十万左右。孝文帝登上八公山，并派人到城里传话，要会一会南齐的守将。
守卫寿阳的是萧鸾之侄、豫州刺史萧遥昌，他派遣参军崔庆远与朱选之出城会见拓跋宏。一场南北君臣舌战在寿阳城外展开。
崔庆远并没有被旌旗招展的北魏大军吓倒，进到拓跋宏帐中，他就首先“慰问”：“旌盖飘摇，远涉淮、泗，未免太过辛劳了？”
拓跋宏道：“我军将士如龙腾虎跃，倏忽间已过千里，经过的路途并不远，算不得辛劳。”
崔庆远听出对方话中的火药味，便说：“当年楚王曾问率领诸侯的管仲：‘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今天我也想问问魏国兴师动众，究竟是何原由？”
拓跋宏答道：“当然是有原因了。你是想要我给你们留点面子呢，还是直言斥责啊？”
崔庆远一脸不屑：“足下本居北方，我也不懂您为啥前来，还是直截了当地说吧！”
拓跋宏就问：“好，那我就有什么问什么了。你们齐国的皇帝为什么废立啊，有先例么？”
崔庆远慨然应道：“废昏立明，自古如此。我们皇上与先皇武皇帝名为堂兄弟，情同鱼水，武皇帝临终托以后事。嗣君荒淫无道，才被废掉，群臣执意请求，皇上才登极为君，有何疑惑？”
拓跋宏又问：“既然如此，那齐武帝的子孙在什么地方？”
崔庆远答道：“七位藩王乱国，已经像周朝的管叔、蔡叔一样被诛杀了。其余二十几个藩王，要么在朝内为官，要么在地方上任职。”
拓跋宏见崔庆远对答如流，欣赏他的气度，命左右给他看座设酒。接着拓跋宏又问：“既然如此，你们的皇上为何不立近亲，学习周公辅佐成王，而要自取皇位呢？”
崔庆远说：“成王的品行高尚，周公才辅佐他，可是今天朝中近亲没一个比得上成王，所以不可以立。霍光不也立了远亲宣帝，而不立近亲吗？”
“要是这么说，霍光当初要是自立为君，还能做忠臣么？”
崔庆远冷笑一声：“您这个比喻可不恰当，应该说立或者不立宣帝有什么区别。当今皇上正可与宣帝相比，哪里是霍光比得了的？按照足下的逻辑，那么武王伐纣，为什么不立微子并辅佐他，而要自己称王，贪图天下呢？”
拓跋宏哈哈大笑，紧张的气氛顿时缓解。他说：“朕是兴师问罪来的，听你适才一席话，十分受用。”
崔庆远点头道：“古人云：‘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才是圣人的军队。如今两国重修旧好，岂不是很好么？”
拓跋宏问他：“你是希望朕与贵国和好呢，还是不希望？”
崔庆远答道：“和好则两国交欢，人民幸福，否则两国交恶，生灵涂炭。和与不和，只在足下一念之间。”
崔庆远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在这次交锋中舌战魏孝文帝，不辱使命。崇尚汉文化的孝文帝又是钦佩，又是嫉妒，下令厚赏崔庆远等人，放他们回城。孝文帝明白在寿阳城讨不到便宜，只好挥师东下，增援钟离。
十六 孝文帝汉化改制
钟离的形势也没有半点好转。齐明帝担心防御吃紧，先期派了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带兵救钟离，与魏军对峙。魏军在行军中遭遇疾疫，孝文帝的妹夫、冯太后之侄、司徒冯诞也身患重病，死于军中（冯诞的死还是外戚冯氏迅速失势的开端，待下文再讲）。北魏尚未开战，先损大将一名，士气异常低落。即便在孝文帝的全力指挥下，钟离依然久攻不下，魏兵死伤惨重，孝文帝无奈将主力调至淮水中的小岛邵阳洲上，修筑城堡，又在与之相对的淮水两岸分别筑城，以期全方位截断南齐增援路线。都督徐州一带战事的是萧坦之，他派裴叔业猛攻岸上两城，迅速将其拿下，魏兵纷纷逃命，乱军中淹死、踩死的不计其数。
孝文帝亲眼目睹魏军败相，意识到在淮南仍难立足，他采纳高闾、陆睿的建议，放弃进攻计划。为了避免重蹈苻坚覆辙，他命前将军杨播率领三千步兵和五百骑兵在淮水南岸布阵殿后，抵御齐军的进攻，然后才敢以大军从容北渡淮水。
杨播是此役中的唯一亮点。时值春天，河水满涨，南齐军水陆并进，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杨播命令部下排成圆形阵势，阻止齐军追击，并率领将士冲锋陷阵，将重重齐兵杀得尸横遍地，心惊胆寒。眼见得大军已渡，河水稍退，杨播带上剩下的三百骑兵，挥舞手中兵器对着南齐的舰船大喊：“我现在要渡河了，能战之人只管上来！”南齐军队竟然没有一个敢动一动，目送着杨播渡过淮水，扬长北去。
其余几路进攻同样毫无进展。义阳、南郑两路的魏军陷入艰苦的攻城战，终于因为后继不足，难以维持，只好撤退。赭阳方面则更糟糕，拓跋鸾手下的几员战将相互间协调不力，卢渊、韦珍想要通过暂时休战寻找机会，李佐则与他们相反，日夜进攻，死伤不少。南齐援军来到，对魏军发动总攻，李佐单军迎战，大败，其余魏军各自溃逃，被齐将垣历生一一击破。此战令孝文帝大为恼火，他降了拓跋鸾的爵位，又将卢渊、李佐、韦珍削爵为民，这是北魏与南朝作战以来最重的一次军事处罚。
第二场魏齐大战（又称淮汉之战）以北魏进攻失败而告终。痛定思痛，孝文帝决定回归正轨，将一度中断的改革计划推行下去。改革的精髓是，要由外而内地改造鲜卑人。
大举进攻南齐之前，孝文帝就发布了一道诏书，禁止官吏、百姓着胡服。这道禁令显然是针对鲜卑为主的胡人的，大家穿惯了民族服装，可不习惯一下子换成汉服，何况很多武将出身的鲜卑统治者骨子里看不起汉人。于是大家私底下都骂孝文帝背弃祖宗，怨声载道。
不满的声音传到孝文帝耳中，他明白，是向群臣摊牌，以讲明改革习俗重要性的时候了。在这位“鲜卑种汉人骨”的皇帝的眼里，汉化的好处实在是明摆着的：一是承接正统，不再是老百姓眼中的夷戎，从而使统治稳固；二是促进经济，以农耕文化取代游牧文化，在当时就等同于先进取代落后；三是消除矛盾，从制度上来消除汉人与胡人之间的界限与隔阂。
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大会群臣，忽然问道：“众卿是希望我大魏与商、周一样呢，还是连汉、晋都比不上呢？”
皇弟咸阳王拓跋禧马上说：“臣等愿陛下超越从前的君主！”
孝文帝又问：“那你们觉得应该移风易俗呢，还是因循守旧啊？”
拓跋禧回答道：“臣等愿陛下朝政日新！”
孝文帝笑道：“那是希望止于朕一身而已，还是希望传于子孙后代啊？”
拓跋禧说：“当然愿我朝千秋万代了！”
孝文帝就对群臣说：“既如此，朕自当发布诏令改革汉俗，你等不得违背。”
穆泰、拓跋丕、陆叡几个鲜卑老臣在旁边开始嘟哝起来，说：“我们鲜卑人一向骁勇善战，起于代北，而建都平城。现在迁都洛阳，一些百姓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已经有不少人患病；如再改革汉俗，恐怕要亡族亡国了！”
孝文帝眉头一皱，就问仆射李冲等人：“诸卿有何见教？”
李冲本是汉人，自然大力拥护全盘汉化，盛赞改革汉俗的英明之处。以拓跋禧为首的年轻皇族也一力支持，说：“上令下从，谁敢违反！”
孝文帝这才点点头，说：“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这哪里还是胡人皇帝，活脱脱一位满嘴“子曰诗云”、摇头晃脑的老先生哪！）现在朕就下令，废除北语（即鲜卑语），改说汉语正音。三十岁以上的人，口音很难一下子改变，允许慢慢来；三十岁以下的人，和在朝廷上的人，不可再像从前那样说北语。如有违背，当即降黜。众卿以为如何？”拓跋禧等人立即拥护，穆泰等老臣虽然心里老大不乐意，可众寡不敌，只好依了大流。
于是，孝文帝从这年开始连续发布改革令：禁止在朝中使用北语，违者免官；改革度量衡，使用汉朝的尺、斗，并铸造货币“太和五铢”，结束了过去没有货币的历史；学习春秋鲁人制定圜丘祭天之礼；在洛阳兴办学校；规定丧葬礼节，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就地在河南埋葬，不得回葬故里。
次年，孝文帝下诏：“北人称土为拓，后为跋。魏的祖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所以为拓跋氏。土乃万物之元，现改姓为元（从此以后我们把拓跋氏一律改称元氏）。诸功臣旧族，不少姓氏十分繁复，分别改为汉姓。”鲜卑的复姓多取其中的一个音节，改为汉族的单姓，比如：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为嵇氏，尉迟氏改为尉氏。这八个姓自建国以来一直功勋显著，位极王公，被定为鲜卑大姓。
为了与南朝汉人门族制度接轨，孝文帝又将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四姓定为北方汉人的四大姓，将这几家的女儿纳入后宫。他自己“以身作则”，将李冲的女儿召入后宫为夫人，并指定自己的六个弟弟分别娶四大姓以及陇西李氏（即李冲一族）的女孩为妻。这一招虽有包办婚姻之嫌，但却大大有利于鲜卑政权品定姓族，并与汉人士族全面融合。（可见所谓的民族融合，在起初的时候也非全是出于自愿。漫漫历史长河中，很多人的命运都是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对个体而言，或许尤为痛苦，但对民族文化而言，却可能功及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