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湛博览群书，自比管仲、诸葛亮，还没当官时就以才气闻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避当地政府的征召，简直比当初的诸葛亮架子还要大。直到刘裕当了太尉，征他出来当自己身边的参军，他才勉强出山。不过，他出山以后的表现证明，他不但比不上管仲、诸葛亮，而且连“小诸葛”之类的美称都不配，完全是个眼高手低的人。
（其实那个年代眼高手低、目中无人的人还真是不少，而且多为士族之后，这可能源自东晋以来文人放荡不羁，思想自由的一种潮流吧。元嘉年间被刘义隆征召为官的谢灵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应该说，从文学修为的角度来看，谢灵运的确是一个大家，他开创山水诗派，自成一家。他的诗歌意境颇似陶渊明，乍读起来，都是隐士的风格，所不同者，一为山水隐，一为田园隐。然而，陶渊明一生的所作所为，称得上是真正的大隐，其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气概，为后人所称道。谢灵运的诗歌虽然轻灵自然，却只停留在字面而已。诗背后现实中的谢灵运，是个一心想要大展宏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趋利小人。他与刘义真结交，目的就是想帮助他夺权篡位。宋文帝欣赏他的文采，让他做秘书监，整理藏书，又命他编撰《晋书》（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本《晋书》），这也算是人尽其材了。可这个谢灵运却一个劲地想着被重用，看不起分配给他的任务，也看不起宋文帝亲信的三王、殷景仁等人，愤愤不平，整日里要么请假不上班，要么消极怠工。结果，《晋书》没写成，宋文帝也看不下去了。宋文帝想，你这种人，还是自己回家逍遥自在去吧，于是就暗示他自己解职。谢灵运便上表，告病还乡。回乡之后，他依然故我，终日游山玩水，留了不少诗，也得罪了不少人。先是在地方上与有司发生冲突，兴兵拒捕，犯了死罪，刘义康坚决要杀他，宋文帝惜才，免了他的死罪，把他流放到广州。其后又有人告发他在广州参与谋反，这才被宋文帝下诏斩首。诗才横溢的大文豪，却因为过于猖狂，终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同样是尚书仆射，殷景仁很为宋文帝所器重，刘湛便看不过去，甚至一度想暗杀他，宋文帝闻得风声，下令把殷景仁的府邸迁到皇宫附近，保护起来，刘湛才放弃了阴谋。刘义康镇守豫州时，刘湛曾任长史，关系很密切，于是这两位打成了一片。如此一来，朝廷里面殷、刘两个尚书仆射的争斗，便演化成了宋文帝和刘义康之间暗中的较量了。
刘义康人虽聪明，却不识大体，按现在的话说，属于那种“智商高而情商低”的人。他觉得兄弟至亲，不需要在乎什么君臣之礼，常常率性而为，毫无顾忌。面对宋文帝这样一位靠着诛杀大臣巩固皇位的皇帝，他的这些行为便是大忌；试想王弘战战兢兢、一步一个脚印地退居二线，才保住晚节，你一个位高权重且能力超强的皇弟，怎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刘义康私自豢养了六千多家奴，并不上报朝廷。各地进贡的特产，一等佳品都到了刘义康府上，皇帝那里只能收到二等品。皇帝不知道也就罢了，可有一次，宋文帝品尝进贡上来的柑，对刘义康感叹说：“今年的柑形状味道不行啊。”刘义康一想我吃得就有好的啊，便回答：“今年有好柑呢。”赶紧让人去府内取柑，拿来一看，竟比宋文帝吃的大出三寸。宋文帝当时也不言语，心中与刘义康之间已有了裂痕。
明争暗斗的第一颗苦果很快产生了。宋文帝一向身体不好，年纪轻轻不到三十，就时不时得场大病。（靠武力一点点打下江山的皇帝，似乎都有这种传统，就是儿子质量都很一般，尤其身体素质比较糟糕，比如刘邦的儿子刘盈、朱元璋的儿子朱标，等等。刘义隆大概也是给英武老爸害的，小时候这个根儿不够强。）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宋文帝久病不愈，眼看着是要病危了。刘义康和刘湛背后一嘀咕：恐怕要出大事。
他们担心的正是拥兵在外的大将檀道济。檀道济在历城之战后全军返回，得到宋文帝的嘉奖，镇守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是整个宋国威望最高的武将。他手下统领的，也是北府兵的最后一点余脉。他不仅自己牛，几个儿子也很有才气，薛彤、高进之两员副将更是勇武无敌，时人比作张飞、关羽。
刘湛对刘义康说：“皇上一旦驾崩，我们这些人哪里制服得了檀道济？”刘义康一想，没错，就向宋文帝进言，说檀道济的坏话。宋文帝的处世哲学，便是“天下无人可信，除了我自己”，当皇帝的寂寞，也多半伴之而生。次年，他乘着还有一口气，就下诏将檀道济召入朝中。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檀道济这个人政治头脑不足，哪里想过谋反。倒是他的妻子颇具见识，十分担忧：“功名盖世，必遭嫉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朝廷无事相召，恐怕大祸临头了。”
檀道济耿直地说：“我领兵抵御外寇，镇守边疆。我不负国家，国家怎会负我？”（千古忠言，掷地有声！）于是坦然赶往建康。
檀道济在建康呆了一个多月。宋文帝屡次在病榻召见他，两人基本上只谈了一些勉励之言。宋文帝身体渐渐好转，疑心病自然也就轻了不少。最后也不想对他怎么样了，毕竟是一员虎将，还得留着对付索虏呢，便让他回去继续上任。
檀道济松了一口气，带着随从上了回寻阳的船，准备出发。正在这时，忽然岸上来了朝廷的廷尉，对檀道济宣读了最新的逮捕令。原来宋文帝病情忽然加剧，刘义康就假传诏书，以私散财物、图谋不轨的死罪逮捕檀道济。
檀道济闻听此言，目光如炬，一把摘下头巾，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吼道：“你们又搞这一套，这是毁坏自己的万里长城啊！”（檀道济在这一刻大约想起了当年的战友王镇恶、沈田子、王修等人因内讧死在关中的情景吧。）
檀道济和他的儿子们，以及薛彤、高进之等勇将没能在战场上与敌人拼到最后一刻，却被自己人所枉杀。世人但知岳飞、袁崇焕，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岳飞之前七百年的另一个宋朝，也有一位如他一般伟大忠诚的武将，死于渺小自私的同胞。历史的教训，常常被人扔到角落中，一幕又一幕悲剧，总是重复着上演。檀道济的死，令亲者痛，令仇者快，消息传到北魏国都平城，拓跋焘手下的将士们击掌相庆：“檀道济一死，南方的那些鼠辈不足惧啦！”
三 崔浩一语定凉州
北魏平定了关中和陇右，但其统治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稳固。这些地区半个世纪以来都是前后秦和夏国的势力范围，大量匈奴人、氐人、羌人聚居在这里，与入关后的鲜卑人冲突不断。北魏延和年间（公元432年至434年），陇右地区的匈奴休屠部人和羌人屡次起兵，令拓跋焘十分头疼。拓跋焘调用强将守卫重镇，前往镇压，仍不足以平定乱况。皇帝本人于延和三年（公元434年）领兵亲征，勉强将势力并不十分强大的休屠部人制服，这一带各地镇将的相互攻伐才告一段落。
（关东自前燕以来，除却前秦苻坚短暂的十几年统治时期，一直是鲜卑人称大，至此已有八十多年，所以拓跋氏即使是统一了北方，其统治重心也没有离开过冀、并、幽这几个州，关东的人口与重要程度也远大于关中。关中的问题，崔浩早就对拓跋嗣分析过，即“华、戎杂错”，民族矛盾远较关东复杂，如果说北魏在关东需要重点解决的是鲜卑人与汉人的对立问题，那么在关中不但要解决胡汉之间的对立，还要解决各胡之间的对立，十分头疼。关中成为北魏统治的薄弱环节，一直到一个世纪后北魏分裂、东西魏争战时期也没有改变。有趣且略带讽刺的是，南北朝的最终统一却反而是由来自于关中的军事势力完成的，此乃后话。）
关中之外，匈奴人还有一个主要活动区域，那就是山西的并州地区。刘渊的汉国当年从此起家，一百多年后以前的匈奴人已经散落中原各地，在他们的大本营最为活跃的，是所谓“山胡”。
山胡，也称稽胡、步落稽，是一支族源比较难考的胡人。按照正史的说法，山胡是刘渊南匈奴五部的苗裔，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春秋时期就活动于陕西北部的山戎、赤狄的后人，还有人认为山胡中可能还夹杂着西域人种，血统非常复杂。北魏时期，山胡在今天的山西、陕西两省的北部部落繁多，居住于山谷之间，一度是北朝内部的隐患，北魏末年更是掀起了大规模起义。由于他们的活动区域较大，且易守难攻，北魏统治者对付他们并不轻松。
拓跋焘在解决了关中诸胡之乱后，移师隰城（今山西汾阳），想乘胜把山胡也给摆平。他命阳平王拓跋它督领大军进击山胡首领白龙，自己则带了几十骑登上附近山头观战。山胡虽然不是什么正规军，但却熟悉地形，也懂得擒贼擒王的道理。白龙在山中的十几处险要之地埋伏了部下，拓跋焘的小队伍一经过，就忽然杀出，围攻拓跋焘。拓跋焘坠马，几乎被擒，亏得贴身侍卫挺身而出，与山胡人展开肉搏，连杀数人，才保护拓跋焘脱身。这也使得拓跋焘不敢再轻视这些隐蔽在山中的敌人，北魏军队与山胡仔细周旋，终于大败山胡部众，斩杀白龙。
搞定了这几场内部的小乱，拓跋焘又要率领大军北伐柔然了。
柔然在吴提继位可汗后（参见《元嘉之治》），军事力量一蹶不振，主动遣使求和，拓跋焘正忙着对付其他的外敌，也不为难吴提，同意双方和亲：拓跋焘把西海公主嫁给吴提，吴提则送来了自己的妹妹，到北魏宫中做左昭仪，同时还让自己的哥哥秃鹿傀献上两千匹好马，拓跋焘龙颜大悦，也赐给柔然不少东西。
友好的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仅过两年，吴提就单方面断绝关系，举兵犯塞（也不管自己妹妹死活了）。拓跋焘无比震怒：柔然果然是头白眼狼，只能靠拳头来教训他。太延四年（公元438年），拓跋焘亲率大军从五原北伐，乐平王拓跋丕与永昌王拓跋健各督十五员战将出东西两路，拓跋焘的主力则为中军，从浚稽山（今蒙古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以南一带）一直走到天山。这一次吴提早听到了风声，提前往西北逃窜，魏军登上白阜山（今蒙古抗爱山脉西北），不见柔然踪影，回军途中碰上漠北大旱，一路没有水草，行军艰难，人马大多饥渴至死。
吴提很是得意，派了使臣到西域、北凉等地散布谣言：“魏国天子亲自来打我，可怜士兵马匹疾疫而死，大败而回呀，他弟弟拓跋丕还被我生擒活捉了。现在魏国已经衰弱，天下以我柔然最强，以后你们这些国家也不用恭迎魏国派来的使者了。”
北魏在灭掉夏国以后一直与西域通使，尤其是通过西域各国的宗主国北凉进行各方面的交流。现在听说北魏吃了败仗，这些小国都不愿意搭理它了，北凉更是大为怠慢。沮渠蒙逊的继位者沮渠牧犍与嫂子李氏私通，兄弟一起搞群交，后宫简直混乱不堪。李氏嫉恨牧犍的正室夫人——北魏与北凉和亲时拓跋焘嫁过来的妹妹武威公主，便拉了牧犍的姐姐一同在公主的食物中下毒。拓跋焘闻讯，急派御医去给公主解了毒，李氏的阴谋没能得逞。拓跋焘命沮渠牧犍交出李氏，牧犍不理，只把嫂子安置在酒泉，还拨了一笔钱给她花销。
拓跋焘明白若不消灭北凉，难以慑服西域各国，便与崔浩商量。崔浩指出沮渠牧犍叛心已露，不可不诛。北伐柔然虽因非战斗减员，但主力尚存，凉州弱小，伐之必克。拓跋焘大为赞同，又在殿上召集群臣商议。
北魏刚吃了没有水草的亏，弘农王奚斤等人反对出征，说：“沮渠牧犍小国而已，虽有不臣，但还是向我们称藩的。我国刚打过仗，需要休整。而且听说他们那里土地荒凉，没有水草，沮渠牧犍若再坚壁清野，大军一到，怕是会重蹈北伐的覆辙。”
尚书古弼、李顺等人也说：“姑臧城（北凉国都）百里之内，都是不长草的荒地，只有城南山上积雪融化流下的水以供灌溉。我军若去讨伐，他们决断渠口，我们兵马不就都渴死了么，奚斤大人所言极是，万万不可西征啊！”
李顺和崔浩一样是汉人，父亲一代就从后燕投靠了北魏，曾多次作为使者被拓跋焘派往凉州，显然关于凉州的话题他应是最有权威的，偏偏崔浩不信他。
崔浩与李顺是儿女亲家，崔浩的弟弟娶了李顺的妹妹，而弟弟的儿子娶的又是李顺的女儿。按理说关系应该很铁，可是崔浩就是有些自大，看不起李顺，两个人之间矛盾很大。崔浩当面反驳说：“《汉书·地理志》里就有说了：‘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要是那里没有水草，怎么放牧啊？而且汉人的居住地，历来就是依水草筑城。积雪融化的水，足够引来灌溉么？你说的根本就是谎言，经不起推敲。”
李顺急得面红耳赤，辩道：“耳闻不如目见，我是亲自看见的，你凭什么跟我辩？”
崔浩冷笑：“我看你是收受了人家的钱财，为他们说话吧，别以为我没亲眼看见就好欺骗！”
李顺果然心虚，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了。他出使北凉时，沮渠蒙逊曾给了他不少好处。回来后，他就上下打点文武大臣，传播“凉州无水草”的言论。崔浩的一句话戳穿了李顺的谎言，坚定了拓跋焘西征的决心。
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拓跋焘把太子拓跋晃留在平城监国，大将军、长乐王嵇敬与辅国大将军、建宁王拓跋崇以两万人屯兵漠南，防备柔然，然后自领大军从平城出发，浩浩荡荡，开往凉州。师出有名，他又命手下人拟了一份罪状，斥责沮渠牧犍的叛逆行径，劝他早点投降，以保性命。
北魏这次进军，还找到了一位好向导，那就是南凉的最后一代君主秃发傉檀之子秃发破羌。南凉灭亡后，秃发破羌投奔北魏，拓跋焘欣赏他仪表堂堂、行事机敏，赐他爵位，并封为将军。秃发氏与拓跋氏同源，拓跋焘又赐姓名“源贺”。源贺对拓跋焘说：“姑臧城本被我秃发氏占据，现在城外有四部鲜卑，都曾是我父亲的臣民。我愿领兵在前，宣扬我们大魏的军威，那些旧部必然来降。到时我们再围攻姑臧孤城，取之易如反掌。”魏军依计行事，很快招降了河西大部军马，数万部落，牲畜十几万。
沮渠牧犍被孤立，只得固守姑臧，派人向柔然求救。柔然可汗吴提吹牛虽然不打草稿，真打起仗可不怎么行。他领兵犯塞，遭遇北魏司空长孙道生拒守，兄长企列归又在阴山北面被嵇敬、拓跋崇击破。吴提不仅没帮成北凉，还害得自己损兵折将，远遁漠北。
拓跋焘来到姑臧城下，眺望四野，水草丰盛，心中赞服。他兴奋地对随军的崔浩说：“爱卿所言，果然应验。”崔浩答道：“微臣不敢不说实话，倒是那个李顺，接收了沮渠牧犍父子的贿赂，欺骗陛下，几乎误国。”拓跋焘原本还挺宠信李顺，经过这一连串事件，开始厌恶李顺。崔浩乘机在他耳边说些李顺的坏话，又有凉州人告发李顺受贿的实据，拓跋焘终在三年后下令将李顺斩首。（崔浩的谋略屡屡成功，是拓跋焘信任他的主要原因，但他利用这些公报私仇，对李顺极尽打击报复之能，把人往死路上逼，就不够厚道了。所以崔浩虽然见识非凡，在北魏朝中却结怨颇深，为拓跋氏谋了一辈子还是惹了杀身之祸。）
沮渠牧犍内外交困之下，带文武百官面缚出降，凉州入于北魏版图，沮渠氏的北凉灭亡。（沮渠氏政权还有个小小的尾声，牧犍的两个弟弟无讳和安周逃到西域，攻占了高昌国，多熬了那么二十几年，终灭于柔然之手。）
几年后，北魏又攻占了宋、魏之间氐人建立的仇池。鲜卑人成为北方博弈的最后胜者，除北魏以外所剩的两大势力：柔然和吐谷浑，也都是鲜卑的旁支或苗裔。
四 义康失势
拓跋焘结束了十六国纷争的局面，一百多年来，北方胡人的部族首领拉上几支骑兵就可以割据、称帝甚至称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与以往石赵和前秦的两次统一局面相比，北魏的这次统一要稳固长久得多，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为什么雄踞中原的最终霸主，会是这支起于漠北、弱小且落后，一开始并不被众多势力看好的力量呢？
首先是“天时”。拓跋氏在起初使用“魏”这个国号时，就有了志吞天下的决心。从拓跋珪、拓跋嗣，再到拓跋焘，三代帝王，综合素质未必比石勒、苻坚、慕容垂等人强，但其平均素质绝对高于十六国中间的大部分君主。首领素质的均衡性与一贯性，是北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甚至南面的宋、齐等同时期的朝代，也都远远达不到这一点。这里面有天意的成分，同时也得归功于比较合理的北魏储君制度，基本上每一代君主，在即位之前，都经历过战场的洗礼，也经受过政治的考验。“子贵母死”的制度，则更保证了皇室的权威性。有了优秀的君主，战略方针和政策就得以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而不至于半途而废。从北魏建国到统一北方的五十年里，我们可以看到，北魏的扩张具有很明显的阶段性和渐进性。这个马背上的部族并不像赫连勃勃那样只知用骑兵进行冲杀和游击，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一边在战场上取得土地，一边在战场下巩固自己的成果。除了拓跋嗣时代主要对柔然用兵外，每隔四到五年就取得一项新的战果，这种时间间隔是相当合适的，既给了己方巩固消化的时间，也没有给敌人留下太多的可乘之机。此外，北魏也常得到老天的眷顾，赚了不少便宜，比如参合陂之战中黄河突然封冻，生擒赫连昌的战役中又正好碰上狂风大作，等等。历史的进程具有必然性，但又往往在关键时刻由某些偶然的小事件改变其轨迹。
其次是“地利”。北魏的发祥地位于偏僻的漠北，经济文化落后，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劣势。然而事实证明，地理上的条件恰恰是导致拓跋氏脱颖而出的一个优势。这一地区的周边多为鲜卑、高车等原始游牧部落，并不比拓跋氏先进和强大，北魏在发展壮大的军事过程中，得以先易后难，先弱后强，不但避免了迅速的失败，还大量地掠夺了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口和牲畜。北魏与后燕的冲突，源于马匹资源的矛盾，经过长期征战，中原地区的马匹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慕容宝等人索马的要求，反映出当时燕国战马数量的不足和素质的低下，在马匹决定胜败的骑兵对战中，兵强马壮的北魏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不仅远远超过战马稀缺的南方邻国，也胜过游牧为生的北方劲敌柔然。各割据势力与他们对抗，唯一能够相持的手段，只有守城，而这一手段，在北魏的力量不断强大后，也不再成为阻挡魏军取胜的障碍。
当然胜利也离不了“人和”。北魏刚刚兴起时的组织结构十分原始，其实也给了那些受过“先进文化教育”的汉人更多施展身手的空间。拓跋鲜卑的文化素养并不高，但其首领是比较有见识的，他们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原人士才能够统治中原，对于中原文化，更是推崇备至。在收服割据势力的兼并战争中，他们也就不断得到附近的汉族士人的支持和归顺。北魏又十分注意网罗人才，只要是士大夫求见，无论少长，都由皇帝亲自接见，详细交谈，凡有才能者，一律根据具体情况录用。这些有识之士面对北魏几乎白纸一片的规章制度，既能引入汉人成功的统治手段，又可以吸取汉人失败的教训，从而逐步建立起一套比传统制度更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到了拓跋焘时代，汉族士人在北魏的地位已相当重要，北魏的统治阶层形成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大夫共同合作的模式：武将以擅长骑射的鲜卑人为主，比如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等猛将，而文官则多以汉族士大夫为主，比如崔宏、崔浩、张衮、刘洁等名士，猛将名士如云，加上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统帅，组成的队伍自然战无不胜。
拓跋焘的胜利对于南方的“正朔”王朝是一个刺激。刘宋立国之初，对付北方的政策是拉一派打一派，他们一方面接受北燕、北凉等小国的称藩，甚至与夏国订立盟约，企图以此来牵制逐渐强大的北魏。北方越乱，南方的统治也就越安全，宋文帝的元嘉之治，正是在拓跋焘出击各国、无暇南顾的十几年间得到的富足偏安的局面。等到拓跋焘结束纷争，终有机会再次南下时，南方的“幸福生活”就将好梦到头了。
檀道济死后，刘湛在朝中的势力渐大。司徒右长史刘斌是刘湛的宗亲，被刘义康擢升为左长史。刘义康又先后提拔了王履、刘敬文、孔胤秀等一批大臣，都是些阿谀谄媚之徒。刘义康权倾朝野，刘湛自以为有这位皇上的弟弟做靠山，朝上朝下越来越显得放肆，私下里多次与刘斌等人说：“当今皇上一旦驾崩，就应该继立成年的皇室成员做君主。”
前文说过，宋文帝身体比较差，有一次病情又转危，就把刘义康召入宫中，与他商量起草顾命诏。太子刘劭还是十来岁的少年，不懂政事，宋文帝自是心思重重，对着弟弟千叮咛万嘱咐。刘义康出宫后，泪流满面地对刘湛、殷景仁等人讲述当时情景。刘湛听罢，也不顾忌听众，便说：“天下局势艰难，幼主哪里可以统治！”这话一出，刘义康、殷景仁都哑口无言——这位刘湛先生，果然有点胆大包天的意思了。（其实刘湛也该想想清楚再开口，刘义康也就算了，他有没有意图篡夺皇位暂且另说。当时在场的殷景仁是宋文帝的亲信，说这样的话，怎能不让人起疑。此时的刘湛恐怕已为权势迷了心窍，一心只想让刘义康上台，自己也就可以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臣了。这种想法只可藏在心底，到时机有利时再付诸行动，怎可不分场合，随口而出呢？）
说错了话，刘湛并不醒悟，他与孔胤秀等人结为同党，密谋在宋文帝死后，抓住机会废掉太子，拥立刘义康为帝。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宋文帝的重病奇迹般地恢复，对于刘湛等人的阴谋，也有所耳闻（论常理猜测，信息多半是来自殷景仁）。他即位之初就有诛杀三位顾命大臣的斗争经验，对付刘湛这样的更是很快就心中有了谱。
从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秋天起，宋文帝就不再去刘义康府上见他。殷景仁则从几年前就告病在家，与皇帝通过密信联系。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刘湛的母亲正好去世，宋文帝借机将刘湛免职，表面上是让他回家料理后事，实际上是留出时间为重拳出击准备。刘湛通过种种迹象，已经猜到自己难以保全。当年十月，宋文帝命刘义康入宿中书省，密令左右对其严加“看护”，然后下诏列数罪行，命廷尉收捕刘湛一党。卧床多年的殷景仁忽然命人准备朝服，连夜进入华林园的延贤堂，秘密求见等候多时的宋文帝，商议处分事宜。
宋文帝此次行动风驰电掣，可谓一场从上到下的大清理，不仅刘湛、刘斌及其诸子被诛，参与拥立刘义康密谋的刘敬文、孔胤秀等同党也被一并斩首，王履凭借叔父吏部尚书王球的关系，才保住性命，但也给罢了官，其他涉案人员都被发配流放到偏远的广州。
宋文帝又派人向刘义康宣读刘湛等人的罪状。刘义康深知大势已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完结，便上表要求辞职。宋文帝下诏让他做江州刺史，去镇守豫章。刘义康在京城呆了十几天，希望最后再见一面宋文帝，宋文帝满足他的要求，然而兄弟相视告别，却都不发一语，宋文帝只是对着刘义康哭泣，刘义康怅然离开建康。宋文帝又封征虏司马萧斌为豫章太守，掌管江州一应大小事务，并由龙骧将军萧承之带兵把守，以保护刘义康的人身安全为名，限制他的活动自由。
刘义康留下的司徒、录尚书事的职位，由五弟刘义恭接任。刘义恭以刘义康的失败为戒，行事极为谨慎，终于没有再惹权力风波。
五 盖吴举兵
刘义康被软禁在江州豫章，宋文帝本有意命手下秘密将其处死，亏得这家子兄弟姐妹还有一个主事的“家长”——大姐会稽公主。
这位公主就是在讨伐司马休之的战役中阵亡的徐逵之的妻子，当年刘裕想让女婿在战场上好好出出彩，没曾想却教他送了性命。会稽公主就此守了寡，身边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徐湛之和徐淳之。刘裕尤其喜爱徐湛之，对他很是照顾，在他几岁的时候就给他封了县侯的爵位。刘裕崇尚节俭，他专门把自己贫贱时妻子亲手为他缝制的旧衣服“纳布衣”（应该是类似百衲衣一类的打了补丁的衣衫）留给会稽公主，叮嘱她说：“后代子孙若有骄横奢侈的，可以拿这件衣服给他们看，好好教育他们。”会稽公主将衣物用锦囊包好，默默记下父亲的教诲。
刘湛一党获罪，徐湛之也因受到刘义康的宠爱而被牵连，眼看要问死罪。会稽公主当即入宫，见了弟弟宋文帝，也不施礼，放声痛哭。宋文帝不明就里，正欲询问，会稽公主忽然从怀中取出包有纳布衣的锦囊，一把扔在地上，对文帝说：“你家原本穷得很，这是我母亲给你父亲做的纳布衣。你倒好，今天能吃上一顿饱饭了，就想要残害我儿子！”宋文帝处置刘义康一案，出于权力之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想到这里，他竟也悲伤地哭了起来。徐湛之于是得以赦免，后来还被任命为太子詹事。
刘义康外放，会稽公主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就特意将宋文帝请到家中，以宴会招待。酒酣宴欢之时，公主离席，对着文帝连磕几个头，悲不自胜。宋文帝不知道她又想干什么，亲自扶她起来。公主抽泣道：“车子（刘义康小名）将来必不为陛下所容，臣妾特为他求情，请留他一条性命。”说着又号啕大哭，宋文帝也不得不一面痛哭，一面安慰她不必忧虑。公主不信，文帝便指着埋葬了父亲刘裕的蒋山起誓：“大姐切勿疑虑，如若违背誓言，就是对不起父皇陵寝。”然后下令将自己喝剩的酒赐给刘义康，并且附言：“会稽姊饮宴忆弟，所余酒今封送。”以表明心迹。
终公主一生，宋文帝没有再动刘义康一毫一发，可惜这位性格泼辣、可亲可敬的公主在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就去世了。仅过一年，范晔（《后汉书》作者）与刘义康的几位心腹谋划政变，重新迎立刘义康。徐湛之知晓内情，提前向宋文帝告密，范晔等人被杀。刘义康丢了官衔，被废为庶人，一家人远迁安成郡（今河南汝南）。
同一年的北朝也出了骚乱，安分了近十年的关中地区爆发了一起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举兵的首领，乃是一个叫做盖吴的卢水胡人。
卢水胡是关中胡人的一个大支，以世代居于卢水流域而得名。根据考证，这个卢水可能就是今天甘肃张掖南面的黑水。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就是民族混居区，包括匈奴、羌、小月氏等族，其中以匈奴为主体，因此考究民族史的学者常把卢水胡归为匈奴。建立北凉的沮渠蒙逊，便是最为典型的卢水胡人，在五胡十六国中与刘渊、赫连勃勃都属匈奴，其实这三者不可一概而论：刘渊是南匈奴后人，属于匈奴与汉的混血；赫连勃勃是铁弗部，即匈奴与鲜卑的混血；沮渠蒙逊，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出于小月氏，可以认为是匈奴与羌的混血。后来“卢水胡”的概念扩大，只要是来自卢水的胡人都可称为卢水胡。
北魏灭北凉后，在关中各地分设军事重镇，对各胡实施统治。比如羌人聚居的地方设立了李润镇（今陕西大荔北），在氐人聚居的地方设立仇池镇（今甘肃成县西北），而在卢水胡人聚居的地方，则设立了杏城镇（今陕西黄陵西南）。杏城一带的胡人，都成了卢水胡（这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民族认同。北朝时期的所谓的民族，往往更多的是文化上的称谓，而非血统。比如起事的盖吴，血统而言应为羯胡，但仍被划归卢水胡一族）。非鲜卑的胡人地位远低于汉人，他们不仅被迫迁徙，而且还要承受更加沉重的赋税，胡人们的强烈不满终于转化为反抗的力量。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是个让北魏君臣提心吊胆的年份。前一年，由于北击柔然未果，河东强豪薛永宗、薛安都据汾曲（今山西临汾南）发动起义。鲜卑人正发愁呢，关中又风传“灭魏者吴”，盖吴乘着人们传播谣言的时机，在杏城聚众反魏。一击石惊起千层浪，不但卢水胡人纷纷响应，氐、羌、屠各、汉等各族人民都争相投奔。盖吴很快拥有了十几万兵马，他派遣使者前往南朝的宋国，请求归附。
北魏的长安镇副将拓跋纥没把盖吴放在眼里，带了一支军队前去镇压，结果几乎全军覆没，拓跋纥战死。盖吴的队伍继续壮大，震动了平城的北魏朝廷。拓跋焘派了高平敕勒部骑兵奔赴长安，又命将军叔孙拔统率并、秦、雍三州士卒屯兵渭北，全力抵御盖吴南下。盖吴派兵进攻长安，与叔孙拔的精骑大战一场，战死了三万余人，遭受了第一场挫败。
盖吴见攻打长安受阻，便派遣别部统帅白广平向西进军，攻打新平（今陕西彬县）。西面果然是群胡混杂，盖吴的军队还没到，安定（今甘肃泾川北）等地的胡人便云涌而起。盖吴又分兵东掠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以东地区，在黄河边被北魏将领章直击破，淹死的人就有三万之多。（盖吴的部众虽然气势很惊人，人数也多，但基本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压迫的胡人，其战斗素质非常之低。盖吴想依靠民众的愤怒和人海战术与训练有素、机动力强大的北魏骑兵抗衡，毕竟是极困难的。）
河东的薛永宗听说盖吴在关中起兵，受到振奋，立即派人与他取得联系。盖吴得到友军支持，颇为得意，便在杏城自称天台王，设置文武百官，并任命薛永宗为秦州刺史，共同打击北魏。
薛永宗在河东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他进攻闻喜一带，当地没有什么守兵，本应该是轻而易举拿下的，没想到闻喜的强豪自行组织起武装力量，将其击退。倒是其族人薛安都顺利地攻占了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为了阻断盖、薛两家的联络，拓跋焘命薛拔纠集宗族百姓，沿黄河筑起壁垒，然后，又派殿中尚书拓跋处直等将领率领两万骑兵讨伐薛永宗，另一名殿中尚书乙拔率领三万骑兵讨伐盖吴，至于进入陇右地区的白广平，则由西平公寇提以一万骑兵对付。
这时盖吴的控制区域已扩大至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天水、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东至河东，南至渭水。盖吴又向南朝遣使，呼吁宋国出兵援助。奇怪的是，一向对北伐很有兴趣的宋文帝，这回却似乎打不起精神，只是象征性地封盖吴都督关中、陇右诸军事，及雍州刺史，并命宋国一方的雍州和梁州的士兵驻扎在边境线上，远远地为盖吴作声援，这样可怜的一点所谓的反应，估计是要遭来盖吴的强烈鄙视的。
那么宋国为何对于北方的乱事如此冷淡呢？我想，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宋国内部权力斗争刚刚平息，北伐的构想已有，但尚在策划阶段，不宜仓促出兵；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他们认为拓跋氏是鲜卑，盖吴是卢水胡，这两派胡人闹起来，充其量是狗咬狗的内乱，自己还是一边坐壁上观为好。可惜，可惜，鲜卑人在境内到处“救火”的机会并不多，真要想恢复中原，必须把握稍纵即逝的良机，缺乏远虑的宋国统治阶层只能事后去高唱“抓不住北伐机会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了。
拓跋焘亲率大军抵达东雍州（今山西临汾一带），兵临薛永宗的城堡。拓跋焘不明敌军底细，便问随军的崔浩：“今天可不可以进攻呢？”
崔浩答道：“薛永宗肯定没料到陛下会亲自前来，军心懈怠，现在北风迅疾（北魏军进攻薛永宗，是从北向南），应当急速进击，必使其溃散。如若等到明天，恐怕他们见官军实力强盛，连夜逃跑。”拓跋焘采纳崔浩计策，挥师挺进，迅速包围了城堡，薛永宗全军大败，无处可逃，与家人一起投汾水而死。据守在弘农的薛安都独木难支，被迫放弃城池，南投宋国。
魏军消灭了河东义军势力，士气大振。拓跋焘随即向西一指，大军渡过黄河，直扑关中。一场前所未有的宗教灾难即将降临。
六 太武灭佛
拓跋焘统领的北魏骑兵马不停蹄地开进关中，眼前有两条道可以走：一条北道，沿着渭水北面前行，距离盖吴的大营只有六十里的路程；另一条南道，渡过渭水西行，然后再转正北，也可到达盖吴大营。
拓跋焘向崔浩问计：“盖吴在长安城以北九十里处，渭北一带没有城池，渺无人烟，缺少粮草，不利于行军。朕的意思嘛，不如渡过渭水，走渭南，爱卿以为如何？”
崔浩答道：“盖吴的军队离此处并不远。所谓击蛇之法，其要领是打破蛇头，头一破尾还怎么动？依微臣之见，应当走北道，乘我军势头正盛，先袭击盖吴。大军前往只需一天时间，到了他的大营，必能获胜。然后大军再回长安，也只要一天就到了。一天的时间，损失可以忽略不计。如若走南道，盖吴的军队就有足够的时间进入渭北山区，那就没那么容易消灭了。”
或许是担心发生意外，这次拓跋焘没有听从崔浩的意见，他下令大军沿渭水南岸向西进发。不出崔浩所料，军队刚到达戏水（今陕西临潼东北），便惊动了北面的盖吴，义军散入山岭之中，魏军无法采取行动进攻。拓跋焘大为懊悔，只得领军先进长安。
魏军到达长安后，便在城中驻军，以作休整。长安城的佛寺遍地皆是，魏军的一些将官便入佛寺游逛。僧人们不敢怠慢，请他们到寺庙里喝酒。僧人本该谨守戒律，并且不拜俗，即所谓“不拜父母，不拜帝王”。长安的僧人与官宦贵族接触很多，献殷勤成了习惯，哪料到这下子可惹来了灭顶之灾！
将官们来到僧人的住所，竟意外发现那里堆放着弓箭刀枪、盔甲盾牌等物件。佛门净地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他们心中狐疑，回来后就到拓跋焘面前去报告，拓跋焘听说后，勃然大怒道：“这些东西非佛门之用，他们必是私下勾结盖吴，想要作乱！”他当即命令有司捉拿相关人员，并且抄检佛寺的财产。皇帝就在长安城，底下的人自然是尽心尽力执行任务，查抄行动迅速彻底，结果也颇为惊人：佛寺中不仅私藏了武器，还藏有许多酿酒的器具，以及附近州郡的牧守和富人寄存的财物，数以万计；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僧人的住处还搜出了好多间密室，里面藏匿了年轻的妇女，供僧人淫乐。
这还了得，佛寺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这佛教可是大大的坏了。拓跋焘颁布法令，宣布佛教为邪教，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凡是涉及藏匿武器或奸淫妇女的僧人，一律活埋，其余僧人则罚为奴隶。不仅长安一地实行法令，拓跋焘又传诏到国都平城，命留守的太子拓跋晃在各地依样行事，禁止佛教的传播。佛教来到中国以后从未遭遇过如此大规模的破坏，一时间，各地佛寺被夷为平地，大量佛经也消逝在烈火之中，僧人们更是流离失所，死的死，逃的逃，惨状为数百年来所罕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第一桩：太武灭佛。
拓跋焘的灭佛令反响之大，影响之深，他本人即便有过心理准备，怕也不能完全预料。佛教自东汉初年来到中原地区，已有近四百年历史。十六国时期的几个大国，比如后赵、前秦、后秦等，其君主与贵族都十分崇尚佛教，后秦更是奉佛教为国教，其统治中心地处西域与中原的交通要冲，佛教交流频繁，佛事盛极一时。北魏的鲜卑贵族地处代北，离西域极远，按理说是不可能接触到佛教的，更不可能去信仰。可是拓跋珪在进入关东地区的过程中，除了认识到中原的本土宗教道教外，也不断在各地遇到佛寺和僧人。鲜卑统治者对于这个外来的宗教，由一无所知，到渐生好奇，久而久之，认为佛教对于平定天下很有帮助。经过三代时间，到拓跋焘时，鲜卑贵族基本上都信奉佛教。
拓跋焘在即位之初并不排斥佛教，他也喜欢与德高望重的僧侣交谈，探讨一些与统治有关的问题。然而佛教势力发展过于迅猛，佛教徒人口增加，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另外佛教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谶纬学说，搞一些神秘理论，妨害到了皇帝的权威。
拓跋焘对于佛教的印象，由好变坏，还有两个人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一个就是崔浩，他笃信道教，对于佛教的学说很厌恶，常常在拓跋焘面前诋毁佛教，说佛教虚妄之极，危害世人，应当取缔。另一个人是寇谦之，此人也是道教徒，却吸取了佛教的思想和理论，建立了一套新的学说，并将其整理成经书，献给拓跋焘，宣称这是神仙所授。拓跋焘很是推崇，他的新年号“太平真君”，便来自寇谦之经书中的一句话：“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可以说是将道教定为了唯一的国教。
拓跋焘渐渐疏远佛教，太延四年（公元438年）他就曾下诏，命五十岁以下的僧侣全部还俗，以便能够征役讨伐北凉；为防止僧人寄生民间，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他发出禁令，上至王公，下至普通百姓，一律不得私自豢养僧侣以及巫师，有这些情况的，限期遣送官府，过期不送，一经查实，僧侣处死，主人灭门。
从这一系列的政令中可见，拓跋焘在长安所发的灭佛令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北方佛道两教之争的一个必然结果。
长安的政令对于北魏境内佛教势力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不过执行的过程中也不是毫无阻碍。鲜卑上层人士多信奉佛教，他们以太子拓跋晃为首，尽力维护佛教的利益。拓跋晃虽下令焚毁了大量寺庙佛塔，却也有意放缓了执行法令的时间，暗中保护一些僧侣逃脱性命，并收藏了一些经文和佛像。太子与拓跋焘在宗教问题上认识的差异成为几年后的宫廷变乱的诱因之一。
佛教遭殃，人心惶惶。拓跋焘继续巡视关中地区，大军经过长安、盩厔（今陕西周至东）、陈仓（今陕西宝鸡东）、雍城（今陕西凤翔东南），每到一个地方，就大肆收捕杀害与盖吴有关联的汉、氐、羌、屠各等各族叛民。接着，魏将乙拔率军在卢水胡的大本营杏城大破盖吴军，盖吴的军队溃散。拓跋焘满意于战事，从关中选了一批能工巧匠，就回驾平城。
尽管如此，关中陇西地区的叛乱依然此起彼伏，没有停息。不久，盖吴重新在杏城聚集了兵马，自称秦地王，召回了一些躲在山林中的旧部，重振旗鼓。这次拓跋焘采取了两面夹击的策略，一方面派永昌王拓跋仁和高凉王拓跋那统领长安以北的军队南击盖吴，另一方面从关东的定、冀、相三州（今河北南部地区）发动两万士兵，驻扎在长安南山的谷地中，防止盖吴逃逸。面对一个小小的盖吴，北魏的军队围追堵截，无所不用其极。
盖吴很快败于拓跋那的军队之手，他只身逃匿，其二叔则被活捉。众将建议把盖吴的叔叔送到平城邀功，唯有长安的镇将陆俟提出不同意见。
陆俟认为：“长安险固，民风膘悍，盖吴一日不除，长安就一日不得安宁。如今盖吴潜逃，如果不依靠他亲信之人，谁能捉住他？不如收买他的叔叔，许诺对他和他的家人免罪，放他去追盖吴，必有收获。”
众将不以为然地说：“贼党已散，只剩盖吴一个，能逃到哪里去？”
陆俟道：“各位没见过毒蛇么？不斩断其首，他就还会作乱（与崔浩的想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盖吴生性狡诈，若能逃脱，其称王造反之心就不会死，那样只会更加危害社会。各位放心，如若放了他的叔叔而不回来，我自当承担罪责！”
拓跋那赞同陆俟的计策，便放了盖叔叔，与他约定时间捉拿盖吴。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叔叔果然提着盖吴的脑袋来到魏军营中，陆俟的深谋远虑也得到了众人的交口称赞。拓跋仁的军队又讨灭盖吴的余党白广平、路那罗等军队，盖吴领导的大起义在北魏的连番军事行动与高压统治政策之下，被彻底平息，前后坚持时间将近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