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陆俟单马平叛
扑灭盖吴起义，陆俟立了大功，拓跋焘也很高兴，把他召回平城，给他加官晋爵。陆俟出身拓跋氏的鲜卑旧部，祖上就一直追随北魏首领征讨诸侯，屡立战功。“陆”这个姓氏，是半个世纪后魏孝文帝迁都改制的时候改的汉姓，也就是说，在拓跋焘的时代，陆俟可不是姓陆的，而是姓步六孤，也作步鹿孤（Bulgar）。这个姓在鲜卑内部属于大姓，我们后面将会提到，它在鲜卑八姓中排名第二，地位相当高。
拓跋焘北征柔然，西讨北凉，都不忘了把陆俟带在身边。陆俟其貌不扬，五短身材，在军中却颇有威信。拓跋焘让他负责都督辎重，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盖吴起义中，陆俟的职位是都督秦、雍两州诸军事，镇守长安。他的长处是有头脑，有手段，政治敏感度高，常能准确预言形势，让人不服不行。拓跋焘曾夸他：“卿身乃短，虑何长也。”就是说别看你长得不高，考虑问题却颇为长远啊。
盖吴失败后，另外的一支卢水胡人在安定叛乱，首领叫做刘超，叛军数以万计。拓跋焘吸取了对付盖吴的教训，不立即派兵去镇压，而是下诏让陆俟想办法。拓跋焘说：“秦川之地极为险要，并入我国还没多少年，那里的官民没能享受到足够的恩泽，所以呢，这几年来叛乱暴动屡屡发生。现在这个刘超又凭借地利关险，不顺从王命，很让人头疼。朕若给爱卿重兵，则刘超等叛军必然合兵一处，据险对抗，未必容易攻下来；如若给爱卿轻兵呢，又恐怕制服不了他们。我看，也不用给兵了，爱卿以谋略来平定这帮子反贼，相机行事。”于是再次加封陆俟为都督秦、雍诸军事，出镇长安，对付刘超。
拓跋焘这个皇帝，虽崇尚武力，却也并不忽视用其他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场上他喜欢出奇出巧，而不仅仅依靠人多势重去征服敌人；在战场之外，他也更懂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或许重要，但消灭敌人的反抗意志，并得到更多的民心，则更为关键。比如对付柔然时，采用军事行动予以消灭自是主要方针，同时他又拉拢联合与柔然矛盾极深、受到柔然奴役的高车各部的力量，结果在与柔然的连年战争中，越打越强，骑兵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拓跋焘的这份诏令既反映了他的治乱方针，也反映了他对于陆俟这个老部下的无比信任。试想没有对一个人的胆识智略的充分了解，是怎么也不可能写出拓跋焘那样一段话语的。
陆俟明白拓跋焘的心思，追随皇帝多年，只需一个信号，便可心领神会。刘超的上万叛军刚刚树起大旗，又有地利之便，正是最为狂妄强盛之时，这时候上去硬碰硬，保不准就做了“拓跋纥第二”，刘超也完全可能闹得比盖吴还大。所以陆俟也不张扬，自己一个人骑一匹马，就去长安上任。
刘超军中探马来报，说朝廷派来的这个陆俟，也不带兵，也不打仗，看起来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刘超心想强龙还压不过地头蛇呢，不把陆俟放在眼里。
陆俟一到长安，便四处张贴告示，宣扬朝廷的宽大政策：对于反叛势力，只要与朝廷合作，不捣乱，一律既往不咎，还可以做官。为了表明诚意，陆俟又派人到刘超营中，向刘超提出娶他女儿为妻，结为姻亲。
有这样的好处，刘超自然不会放弃，但他仍然十分警觉，没有投降的意思。陆俟修书一封，向刘超提出，愿带帐下兵士，前往拜见刘超，共商两家之好。刘超那边很快就回信说：“你要来就来，带的人若超过三百名，我就以弓马相迎；带的人若不足三百名，我就以酒食相待。”字里行间透出地头蛇的杀气：你要人多，咱们就直接兵戎相见，谅你人再多也多不过我的上万兵马；你要是人少，我就观望一下，要是不老实，同样可以给你搞个鸿门宴，教你有来无回——这买卖看起来只赚不赔。
陆俟是个聪明人，他之所以要去见刘超，目的有二，一是向刘超示弱，使其放松警惕；二是到刘超营中探看虚实，以确定将来的行动计划。刘超既然说得这么明白，他也就不含糊，带上两百名兵士，前往探营。
刘超听说陆俟和他的手下果然来了，而且人数稀稀拉拉的，对自己构不成威胁，便命人摆下酒席伺候，同时也不放松警惕，身边将士大多穿戴刀甲，严加防备。陆俟见了刘超，两边寒暄一通，陆俟也大致看穿了刘超的架势。酒席间，陆俟不说大义之辞，只与刘超觥筹相错，杯酒言欢，喝得酩酊大醉，一个劲地喊着过瘾。刘超等人见此情景，以为陆俟真和他们一条心呢，早没了杀意。酒席散尽，陆俟竟然要由手下将士们扶着，才回得了长安。
回到长安，酒也醒了，陆俟立时换了一个人（呵呵，也不知是真醉假醉，反正聪明人总能在该清醒的时候清醒，在该沉醉的时候沉醉，愚蠢的人则正好相反，总是在该沉醉的时候清醒，在该清醒的时候沉醉）。他对部下说：“我们可以搞定刘超啦。”他在长安城里的守兵中秘密挑选了五百名精壮之士，组织他们严格训练，并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说国家的恩情多么多么高，你们呢，只要奋勇争先，拼死杀敌，将来必能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这些确是实话，北魏初期尚武，统治者对于立了军功的将军士兵，给予的待遇非常高。士兵们受了激励，纷纷对陆俟说：“咱们这些人到死都跟着陆公，决无二心！”
陆俟看思想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战斗力也提升上去了，就带上这些士兵，以出猎为名，去见刘超，出发时说得清楚：“今天咱们要找机会除掉刘超，诸位但等我与刘超会面，席间以酒醉为号，便一齐下手。”士兵们各自领命。
刘超听说陆俟打猎顺路来见他，以为又找他叙旧呢（你还真以为你是个人物呢，看一眼也就明白你的底细了），便让人再次摆下酒席，招待陆俟。这回陆俟虽有五百名随从，刘超鉴于上一次的经历，不再小心设备。
陆俟的表现与前一次无异，也是相见甚欢，说些哥俩好的话，拼命地喝酒，刘超就陪着喝。喝着喝着，陆俟有了几分醉意。左右上前搀扶，陆俟却执意不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要上马出营。刘超不知底细，赶忙到马前送他。陆俟翻身上马，脸色突变，对着刘超大喝一声，从腰间拔出佩刀，手起刀落，将刘超人头砍下。兵士们早已会意，各自拔出武器，高呼猛进，击杀刘超的部下。刘超营中一时大乱，哪里抵挡得住这五百精兵，死伤数千人，剩下的举手投降，刘超的叛乱就此平息。
拓跋焘大喜过望，再次把陆俟调回京都平城，升他的官。陆俟单马镇长安，终于不辱使命，表现得有胆有识，以最小的代价平定了潜在的大乱。《魏书》评价他只用八个字：“威略智器有过人者”，一个字都没有说错。
此后北方的各地胡人虽还有零星叛乱，但已难成气候，拓跋焘进一步巩固了他河东、关中、凉州等地的统治后，就要北上讨柔然了。
北魏对付柔然的一大问题是，柔然背靠广袤的沙漠，回旋空间极大，打不过北魏，就可以一直往北逃，北魏骑兵机动力虽强，但对付远遁漠北的柔然人，不要说追不上，经常连找都找不到。吴提做可汗以来，柔然衰微，很少与北魏军队正面对抗，客观上反倒减小了柔然的损失。吴提在位的十六年中，北魏征讨柔然经常因为找不到敌军，又缺乏水草，而半途而废。吴提死后，他的儿子吐贺真继任可汗，依然秉承这一策略，效果卓著。
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开始的与柔然的战事，源自西域悦般国（《资治通鉴》作般悦国）的遣使来朝，与北魏相约合攻柔然。悦般国在北魏以西万里之外，据称是北匈奴的一支后裔，风俗言语近于高车而远于柔然。他们的首领与柔然结下了梁子，苦于实力太弱，只得让人来北魏求援。
悦般国内有不少温泉资源，放到现在应该也属于疗养旅游胜地。悦般使者朝贡之外还带了一名宣称有法术的人，能够将人割破血脉，放血数升，然后用药草治疗，一会儿便能止血，再养个一个月，就能恢复正常，连瘢痕都不会留下。拓跋焘下令从监狱里带一些死囚按照使者的说法进行试验，果然不假。拓跋焘见有这么好的药草，便问使者哪里能采到。使者神秘一笑，说：“奥妙之处在于我们这位法师，而不在于药草。这种药草，在中原各地的名山中都能找到，陛下可以派人依样去寻，然后由法师传授医治的法术。”拓跋焘彻底拜服，对悦般国使者的言语深信不疑（神秘主义的东西自古而今都是一脉相承，很多特色千年不变，上至九五之尊，下至平头百姓，都有可能成为它的崇拜者。君不见悦般国使者的这些宣传手段，今天还被许多人用来“发财致富”）。他下令全国戒严，准备出兵讨灭柔然。
八 崔浩之死
北魏这场对柔然的进攻，在事后看来，基本上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但从拓跋焘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却可以推测，他是有心直捣漠北，与柔然拼个鱼死网破的（当然多半时候还是有信心保证网不破）。这一点首先可以从当年宣布戒严看出来，拓跋焘要保证后方无事，才敢大军出动，可见规模不小；以前的北伐，皇太子都是要驻守国都平城的，而太平真君九年的北伐，太子拓跋晃却跑到漠南的行宫，朝见拓跋焘，随军一同北上；并且，拓跋焘连续两年三次用兵，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的征战密度。
第一次用兵在当年的冬天，北魏大军向北挺进沙漠，遍寻柔然踪迹而不得，最后到达汉朝征讨匈奴时留下来的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乌力吉境内）。天气寒冷，行军困难，魏军便将携带的粮草囤积于城内，在城中留了些守兵，就撤退了。
转年开春，拓跋焘回到漠南，大宴群臣。大约是浸沐于席间大臣们的一片阿谀之词中，拓跋焘忽然志气昂然，不甘心于前一年的徒劳无功，下令再度北伐，大军分为三路：高凉王拓跋那走东路，略阳王拓跋羯儿走西路，拓跋焘本人则与太子一起过涿邪山（今蒙古戈壁阿尔泰省阿尔泰山东段），北行数千里。这个气势很吓人，柔然可汗吐贺真闻风而遁，拓跋焘的连续第二次北征又未果。
拓跋焘并不罢休，他分析了最近几次北伐的得失，总结出教训：每次都把局面搞得太大，没到柔然腹地就把人家吓得半死，这怎么能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呢？他吸取教训，在紧接着的这个秋天第三次发动北伐，这一次，他只让拓跋那和拓跋羯儿率领少数精兵，分别从东路和中路北上。吐贺真果然接招，他以数倍于魏军的柔然精兵迎战，包围了拓跋那的军队，包围圈绵延几十里。
拓跋那全无惧意，命令士兵深挖战壕，坚守待机。双方相持多日，吐贺真每次出阵挑战，都被拓跋那击退。柔然人多势重，竟占不到半点便宜，吐贺真渐渐感到恐惧，越想越觉得魏军必有后援，这么下去自己要倒霉，就主动解围，连夜逃走。拓跋那带兵追赶，九日九夜，穷追不舍。吐贺真对自身的战斗力没信心，弃了辎重，翻山越岭没命地跑。拓跋那得了辎重，不再追赶，回军会师。另一路的拓跋羯儿也收编了柔然的牧民和牲畜，数百万之多，全部带回北魏。
太平真君九年到十年（公元448年至449年）连续对柔然的用兵，最后还是没能彻底消灭柔然上层势力，柔然可汗依然存在，但却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有效地获取了柔然的资源和财产。史载“自是柔然衰弱，屏迹不敢犯魏塞”。严格地说，应该是柔然的势力重心西移，更多地与西域诸国发生冲突，而不敢来招惹东方的这个霸主了。
拓跋焘压制了柔然，西南的吐谷浑也被他打得抬不起头，得意之余，想的当然是如何功高盖世，青史留名了。早在消灭北凉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他让崔浩担任监秘书事，命他召集一堆汉族文人高允、张伟等共同为魏国修国史。修史本是汉人的强项，试问古往今来，天下诸多国家，又有哪个有中国的史籍那么连续和完善呢？崔浩也是当仁不让，觉得这种任务就该由他来领导完成，很爽快地接手过来。
其实崔浩见识虽广，文笔却不咋样，执笔的工作多由手下的文人来做，他只负责总结折中的工作。然而很多鲜卑贵族仍把崔浩当做眼中钉、肉中刺，崔浩在不少问题上都伤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尤其是灭佛的那次），这次又要对他们的先世品头论足，怎么受得了。可是又没法子，皇上这么信任那些汉族读书人，自己呢，打仗虽然很牛，可舞文弄墨是形同白痴，只好听之任之。
修国史的都是汉人，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与没怎么读过史书的拓跋焘可不同，史书不是“好人好事记录册”，而是对于事实的叙述。所谓春秋史笔，是“笔则笔，削则削”，该记录的就记录，该删减的就删减，既不溢美，也不讳恶，皇帝什么时候给人欺负，什么时候干了坏事，这些都得写到纸上。拓跋焘想的只是光宗耀祖，他一向推崇崔浩，看他领着一帮子人日夜伏案，奋笔疾书，心中暗爽，指望着这本史书早点写完。
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魏国史《国记》编撰完成，崔洁审阅一番，非常满意，便向皇帝呈上。参与著史的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注解的《五经》。高允听说此事，私下里说：“闵湛等人都是小人之见，恐怕要害惨崔氏一族了！”崔浩却很赞成这个建议，对太子拓跋晃提了出来。拓跋晃给予支持，于是下令在平城南郊修造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终于完成。
城南新修了碑林，好新鲜爱热闹的人纷纷跑去观看。那些本来就对修国史有意见的鲜卑贵族当然也去看了，这一看可不得了，石碑上的文字哪里是在夸耀功德啊，明明都是揭短嘛。拓跋氏发家才历经三世，祖上的事有好多不体面的，自己知道也就算了，怎么可以放在外面给大家看呢，太不像话了。鲜卑贵族一个个怒气冲天，前呼后拥地跑到拓跋焘面前，向拓跋焘告发，说崔浩这帮汉人是存心损咱们呢，应当严惩不贷！
拓跋焘这才如梦方醒，一拍桌子，派人将石碑火速砸毁，下令逮捕崔浩以及所有参与著史的文人。
太子拓跋晃首先得知消息。自从灭佛以来，他就跟崔浩结了怨，这次崔浩获罪，他本该高兴，可是修史的主力成员高允却是他的恩师，他赶紧把高允接到东宫，吩咐他说：“明天随我去见皇上，假若皇上问你啥，你就顺着我的意思答话，听明白了么？”
高允一头雾水，问太子：“为了什么事情呀？”
拓跋晃也不细说，只回答：“去见了皇上就知道了。”
次日一早，拓跋晃领着高允来到宫中，向拓跋焘禀告：“中书侍郎高允在儿臣宫中，相处好多年了。他一向小心谨慎，遵纪守法，虽然与崔浩一同著史，但地位很低，罪责都是崔浩的，恳请父皇明察，免他死罪。”
拓跋焘点点头，召见高允，一见面就问他：“《国记》都是崔浩写的吧？”
高允依实回答：“《太祖记》为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先帝即指拓跋嗣）和《今记》是微臣与崔浩合写，不过崔浩管的多，只抓总体的事务。至于注疏方面的文字，微臣多于崔浩。”
拓跋焘大怒，对拓跋晃说：“怎么搞的，高允的罪责比崔浩还重，叫我如何饶恕他呢？”
太子暗暗叫苦，心说这个高允怎么不长脑子，不听我言，忙解释说：“高允小臣，初见父皇天威，语无伦次。儿臣刚刚还问他来着，他说全是崔浩干的。”
拓跋焘转脸问高允：“太子说的，可是实情？”
高允答道：“微臣罪当灭族，不敢妄言。太子是因为微臣侍讲日久，同情我的遭遇，想要救我一命而已。其实他并没有问过我，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
拓跋焘倒吸一口冷气，居然还有这样的大臣，感叹道：“果真耿直啊！世上少有人能为之，而高允竟能做到！死到临头，还能面不改色不说假话，此乃信；身为大臣，而能坚持真理不欺君，此乃贞。既信又贞，让人佩服，好吧，我就赦免他了。”
拓跋焘又派人把崔浩召来质问，崔浩早已吓得说不出话来。拓跋焘就叫高允起草诏书，把崔浩满门抄斩，并且诛杀与著述国史相关的官员。
高允接旨，却一直迟疑不写诏书。拓跋焘催了又催，最后高允要求见过皇上，然后动笔。拓跋焘就召他进宫，高允奏道：“微臣实在不知道崔浩还犯有何罪。如果仅仅是因为写国史的事触犯了皇族先世，不为尊者讳言，也不至于判死罪啊。”
拓跋焘一听，这是什么话，当即就坐不住了，命令武士把高允捆绑起来，就要杀他。旁边拓跋晃吓坏了，一再劝说。拓跋焘才慢慢消了气，想想高允也没说错，就给高允松绑，把他放了，感叹道：“要没有此人，朕恐怕要杀数千人呢！”
事后拓跋晃责备高允：“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替你求情，你怎么反倒去激怒皇上呢？我每次想到这事，还是心有余悸呢。”
高允答道：“所谓历史，就是要如实记载帝王的举止，以为后来者鉴，如此才能让今天的人知道过去的事，将来的人知道今天的事。同时，这样的写史笔法，也能使君主们有所顾忌，言行谨慎。崔浩主持修史，私心很重，的确有罪，但书中写到朝廷起居、国家得失，乃是史法之大体，并无过错。我与崔浩一同编书，自当同生共死，不能独免。承蒙太子殿下出面保我，高允感激不尽；但若要我为了活命说违心的话，我可做不出来。”拓跋晃为之动容，从此更将高允带在身边，咨以要事。
高允侥幸不死，拓跋焘还是没有放过崔浩，他另外找人起了诏书，族诛崔浩所属的清河崔氏以及与之联姻的卢、郭、柳三大士族，其他涉案人员则只杀本人。崔浩为拓跋氏君主谋划一生，到头来化作南柯一梦。行刑当日，七十高龄的崔浩被关在囚车里押往刑场，路上卫士们都爬到他的头顶，一边说着侮辱的言语，一边朝着他的脑袋撒尿，呼声不绝于耳。这位才干见识不亚于诸葛孔明的谋臣，下场竟如此凄惨，让人扼腕。
由于燕赵汉人的几个大族遭受沉重打击，北魏一直欣欣向荣的制度性汉化蒙上了一层阴影。拓跋焘后来也为自己一时的暴虐行径后悔不已，但木已成舟，不得不吞下苦果。
崔浩对于北魏前期政权的发展与巩固，功不可没。他本人虽为一文弱书生，却总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拓跋氏在军事扩张中多次采取他的建议，几无失策。对于北魏的制度，他的影响则是在思想的层面上，是隐性和渐进的，他重视推广儒学，并着力于像汉人一样选贤拔才，这些举措都是能波及数代的。很多人认为，崔浩心存汉室，不热衷于南征，而力图促使北魏政权向其他方向扩充，这其实是一种汉文化的惯性思维方式。崔浩从小受到的教育既然是汉人的传统文化教育，他的言行不管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自然会对汉族、汉文化有利。鲜卑人本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崔浩想从汉文化的角度出发，为鲜卑人写史，其结果只能是悲剧。崔浩的被杀，归根到底源自文化的冲突，它标志着北魏前期的汉化潮流遇到了暂时的阻碍。然而，对鲜卑贵族们而言，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要想生存于中华世界之中，在文化上就别无选择。历史之车轮，轰隆碾过，大势之所趋，无人可挡。
九 南北狼烟再起
崔浩被诛的那年恰好在公元五世纪的正中间，整整一个世纪以前的后赵乱亡、冉闵发动的大屠杀（参见《纵横十六国》），恍若昨日，昔日高鼻深目的胡人惨遭灭族，今天便轮到了北方最为显赫的几大汉人士族。历史对人们，总是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轮回也好，报应也罢，相似的情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一百年前是慕容氏大举南侵，一百年后就变成了南北世界的一场大对抗。
崔浩被诛的四个月前，北朝皇帝拓跋焘与南朝皇帝刘义隆，几乎同时想到了向对方开战。首先动手的是拓跋焘这个“战争狂人”，刚刚从对柔然的战事中调整过来，他便将刀锋指向了淮水南北的宋国国土。
南朝自元嘉七年（公元430年）的那次北伐失败（参见《元嘉之治》）后，已有整整二十年没有和北方的邻居在战场上过招了。宋文帝大概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加之二十年来的治世局面，异己权臣一个个都被他消灭，让他颇为得意，以前的失败归因于年轻不懂事、考虑不周到，可以通通忽略不计，现在正值有为之年，所以要好好做几件功劳可以盖过历史上那些明君英主的大事。盖吴起事的那次，他就有了想法，苦于那时没把北伐的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准备不充分，才没有马上付诸行动。这回北魏的军队首先出动，他便想好了方针对策——保存实力，待机反攻。他给淮、泗前线的各部将领下令：“如果魏军兵少，就各自坚守；如果兵多，就带上老百姓，一起退到淮南的寿阳。”
拓跋焘亲自率领骑兵部队，呼啦啦来了十几万。宋国边境线上侦察的卫兵情报搜集工作极为不力，前线各城发现魏军时，双方距离已经相当近了。南顿（今河南项城西）、颖川（今河南禹县）的太守收到情报，惊恐万分，立即弃城撤退。
魏军长驱直入，便杀到了悬瓠（今河南汝南）城下。驻守在悬瓠的是行汝南太守（行即为代理，行使的意思）陈宪，魏军还未入境时，他被寿阳的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派到这里。时间紧迫，陈宪来不及撤退，也没收罗多少兵士，整座城中只有区区不到一千人。拓跋焘的大军很快就将悬瓠城团团围住。
魏军数量百倍于城内守兵，拓跋焘本以为可以轻松拿下，没想到竟然碰了钉子。陈宪人虽少，斗志却很高，击退了一拨又一拨的攻城魏兵。魏军在城外四周修筑高楼，对着城里疯狂射箭。城里的士兵想了个办法，一人拿一块门板，要行路取水时就背在身上，魏军的乱箭竟也没起多大作用。拓跋焘又下令改用冲车，冲车顶上装个大钩，专门拖拽城墙，悬瓠的南城很快就要坍塌了。陈宪也有对策，又在里头再修一道内墙，外面又竖立木栅栏，全力阻挡，冲车这一招又失灵了。魏军只好仗着人多，死命攻城，宋军在陈宪的号召下奋勇苦战，以一当百，攻城的魏兵完全没辙，尸首越堆越高，到最后，后头上来的魏兵直接踩着前头人堆积的尸山，就能冲到城头与宋兵短兵相接，战况无比惨烈。
悬瓠城对于守兵生死攸关，而对于攻势不止的对手而言只是一座可有可无的城池。拓跋焘的战略方针不明确，十万大军被几百个人拖在淮北，损失上万。宋国这边则赢得充分时间，两路救兵分别从彭城、寿阳出发，一路往汝阳，一路往悬瓠。彭城的一路由武陵王刘骏负责，把北魏前来掠民的拓跋仁打了个措手不及，辎重被烧，军队失散。不过拓跋仁也算精明，很快就探清楚宋军后继不足，回师反击，将宋军打得大乱，得了不少马匹和武器。
寿阳的一路则由南平内史臧质和安蛮司马刘康祖统领，拓跋焘的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领兵阻击，被宋军斩杀。北魏两边都没捞到好处，拓跋焘无奈对手下部众说：“淮南那边看来是来了大部队了，弄不好还会有奇兵，再不退兵怕是要中了敌人的诡计！”一摆手，撤军。
这场防御战很意外地没有大的损失，宋文帝本已膨胀的信心大大增强。前线情报工作的滞后、接触战的劣势等一系列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都被悬瓠的这场一对一百的守城战的光芒所遮掩。偏巧这个时候拓跋焘不知哪根筋出了问题，让人送来了一封挑衅意味很浓的书信。
拓跋焘这封信，被全文收录在《宋书》的《索虏传》中，《魏书》的《岛夷传》则不见收录，我猜测可能原因有二：一、书信的内容可能不为魏国史官所记载；二、从北魏一方看来，这封信的内容并不是十分体面、值得大书特书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丢脸的。而对于敌国刘宋而言，这样的言辞正好能够显现北魏皇帝的傲慢、狂妄、外强中干，用来鼓舞本国军民的士气，大约再合适不过了。
拓跋焘一开篇就指责刘义隆大搞间谍战，还侮辱战俘（可惜那时候不能开个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品位太低。所谓“观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来，非一朝一夕也”。
接着他便质问刘义隆支援联络北魏国内的“恐怖活动头头”盖吴，是搞“国家恐怖主义”：你这家伙如果还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自己来取我的国土，却总是用钱财引诱我国边民，这可是偷鸡摸狗的行径！我如今才得了你多少土地，哪里比得上你得到的边民数量多？（这就是胡搅蛮缠了，天下者，有德之人取之。老百姓自然是愿意去富庶繁荣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来得到更多人民的拥护，总比战争手段要来得代价小，也要长久一些。拓跋焘一生戎马，没能好好坐下来思考治世的政策，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经济手段对于国家昌盛的重要性。）
下面他又说：你要是想保全国家，还想坐江山呢，就把长江以北都割让给我，我可以把江南赏给你住。不然的话嘛，那就快下命各地严阵以待吧，来年秋天我自当亲自前往攻取你的扬州，到时候想要活命可就由不得你咯。当年我向你讨要珠宝，你不给我，如今正好取几颗髑髅，充当珠宝也不错啦。（嚯！口气好大，凶残野蛮哪！）
然后拓跋焘就开始夸耀自己的武功啦：你当年北通蠕蠕，西结赫连夏、沮渠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这些个国家，我都消灭了（这句又是过分，柔然、吐谷浑和高丽都没有被北魏彻底消灭，而且活得都比北魏还长呢）。看看他们的下场，再想想你，你以为你能独存么？
最后露出鄙夷之色：我去攻打你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办呢，最多不过筑个城自守罢了。你那里下点小雨，水就漫过胸了，你还能在水里射我不成？我这趟去取扬州，可不像你搞小动作，你那些间谍啥的，我抓了也都放回去了，世人眼睛亮，明白得很呢。你那些功臣，一个都容不了，哪里配跟我比？你总想着跟我打一仗，我可不傻，也不是苻坚哦，打算什么时候打呀？我白天就派骑兵包围你，晚上就离你百里宿营；你的百姓要是降我呢，就把他们带回北方，要是不听话嘛，就统统杀死（的确是残暴无比）；附近要有粮食，我就先一步吃光了啊，让你的军队没吃的，看你能挨几天？你们这些南方人擅长偷营，我也知道，所以宿营离你百里之外，你就算每三里安排一名探马，首尾相接，也不够你排的，看你怎么能暗算我。你以为我要攻你城的时候呢，我也不近城围你（算是吸取了攻城战失败的教训吧），就引水灌城。哦，对了，我知道你老爹时代的旧臣，都已经给杀绝了，那些人如果还健在呢，虽说老了点，但好歹还能出谋划策。如今你给杀绝了，岂不是天助我也？其实我也不用大动干戈，我这里有些会法术的婆罗门，派几个小鬼去把你绑来就行了！
拓跋焘的信，字里行间充斥的是侮辱取笑的话，却恰恰体现了他虚弱的一面。全文基本上是在夸耀自己怎么怎么能干，怎么怎么能打胜仗，偏偏忘了“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大道理。关于战功，说得越多，就越显得拓跋焘对于刘宋用兵的无把握；关于战术，讲得越详细，就越显得自己“黔驴技穷”，聊以自慰而已。这些文字起不到恐吓震慑的作用，倒是在客观上有点示弱、聊以壮胆的意思，或者说拓跋焘这时还是对南朝比较忌惮的（数年之后，南朝因为皇室相争而大乱，北朝对南朝的最后一点忌惮就不复存在了）。
书信大大刺激了南朝的君臣，将对抗导向了对撞。两位统治者在他们统治的最后几年，都犯下了类似的错误，于是，一场原本应该十分精彩的大战，从一开始就变了味，逐渐演变成为乱糟糟的灾难。
十 王玄谟的失败
其实不管有没有拓跋焘的这封挑衅信，宋文帝都是打算发动大规模的北伐的。他身边的大臣自然是投其所好，徐湛之（他在刘义康倒台后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此便紧跟皇帝的路线，宋文帝也渐渐宠幸他）、江湛和王玄谟这几位都是一个劲地鼓吹北伐必胜论。这里头最积极的就是彭城太守王玄谟，经常在宋文帝面前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神侃，宋文帝给侃得热血沸腾，感慨道：“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狼居胥山位于今天蒙古北部的肯特山，西汉霍去病大破匈奴，封此山以祭天。宋文帝久居深宫，听了王玄谟吹的牛，就飘飘然想远追强汉的武功，真有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辛弃疾的词“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指的便是这个典故。与权臣韩侂胄的北伐相比，元嘉年间的北伐可以说是由从上到下一群糊涂蛋所发动的，留给后人的唯有笑柄而已。
看看宋文帝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了，一见皇上有封禅之意，御史中丞袁淑马上就说：“陛下英明神武，以大军席卷河北，然后封禅于泰山，臣愿上封禅书，以庆贺这千载之合。”很有点“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味道。
宋文帝做足了明君的美梦，便于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秋天召集群臣，提出大举北伐，让大家尽快统一意见。大臣们从实际情况考虑，提出了不少异议。左军将军刘康祖认为时日已晚，不如等到来年再动兵。宋文帝居然说：“北方魏虏暴政，各地起义军此起彼伏，如若再等一年，岂非让那些心向朝廷的义士们心寒么，不行！”仿佛天下苍生等着他去早日解放。
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曾经受过檀道济的举荐，是当时刘宋国中为数不多的知兵之人。宋国国内的诸蛮反叛，他统军平叛，屡立战功。沈庆之对宋文帝进谏，说：“我军以步兵为主，魏军以骑兵为主，势难匹敌；檀道济两次用兵无功，到彦之北伐失利。如今的王玄谟等人，怕是还不如那两位将领，我军的强盛，也比不过从前，恐怕出师不利，反而受辱！”
宋文帝不以为然地说：“魏国窃据我国的河南地区，与小丑无异，我军往日没打胜仗，是有别的原因的：檀道济是养寇自资，居心不良，到彦之是中途生病，运气不佳。魏军所倚仗的只有马匹，今年夏天河水满涨，我军只要泛舟北行，拿下碻磝、滑台这两处易如反掌，打下这两处后，我们就有了粮草百姓的资助，再拿下虎牢、洛阳，也不成问题。等到了冬天，我们的城池也修固了，魏军的骑兵胆敢过河，管叫他有来无回。”
沈庆之还是觉得不妥，坚持反对。宋文帝便让旁边的徐湛之、江湛与沈庆之辩论。沈庆之打仗虽强，口才不行，也说不过这些人的大道理，末了气愤地说：“治国如治家，耕田的事要询问农民，织布的事得请教婢女。陛下今天讨论的是北伐之事，却跟这伙小白脸、书呆子商量，这哪能搞得好！”宋文帝大笑，也不理他。
其他反对的人也有那么几个，比如太子刘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宋文帝一概不听反对意见，下令各地宋军整装待发。
拓跋焘听说刘宋要来讨伐，又修书一封，送来几匹马，说：“两家彼此和好已久，也算做个邻居嘛，而你却贪得无厌，引诱我国边民，实在可恶。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争夺天下者，又何止你我二人，你何必斤斤计较？（这倒是句大实话）最近听说你要来，如果能到我的中山或者桑乾川，那就随你来吧，你来我也不迎，你走我也不送。如果你是厌倦了那边的宫廷生活，可以来我平城住嘛，我就住到你的扬州去，咱们换一换。你都快五十岁的人了却足不出户，你出个门，还不跟三岁儿童一样，哪里比得上我们鲜卑人，从小在马背上生活。我也没什么东西送你，就送十二匹猎马，再加上一些药材。你来我这里马力不足，可以骑我给的马，水土不服，可以吃我的药。”
与前一封信一样，这封信也是纯属多余。宋文帝在收到信后，立即下诏书，北伐！
虽然宋文帝在诏书中宣扬的声势浩大，颇有百万雄师之感，但真正发动的北伐军只有五路：第一路是主力水军，由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统帅，王玄谟与沈庆之、申坦一正两副为先锋，率领一万只船沿黄河西进；第二路是太子左卫率臧质的东宫禁兵，加上骁骑将军王方回、建武将军刘康祖和右军参军事梁坦的十万步骑兵，直取许昌和洛阳；第三路由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刘骏统领徐、兖等州士兵，第四路由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统领荆、豫等州士兵，从东西两翼并进；第五路在最西面，由雍州刺史随王刘诞率领中兵参军柳元景、振威将军尹显祖、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等将攻打弘农和潼关。另外，江夏王刘义恭坐镇彭城，节度诸军。（宋国的各路统帅除宋文帝的亲信外，全部都是他的儿子（三子刘骏、四子刘铄、六子刘诞）或者弟弟（刘义恭）。可见这时候宋国的兵权已经牢牢掌握在刘氏宗室手中，这本是宋文帝希望看到的局面，却也给他身后潜在的内乱埋下了定时炸弹。）
皇帝的动员令一下，反倒暴露出宋国准备不足的软肋。首先是供给不足，没办法，发倡议，上至王公、妃子、下至富民，捐献金帛、杂物以备军用；接着军中又报告兵力不足（搞笑啊，原来号称十万的军队都是纸糊瞎造的呢），好，发动青、冀、徐、豫、兖、南兖六州（南兖州在徐州以南，今天的苏北一带）民丁，每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军令一到，十日之内全部装束好聚集到广陵或盱眙待命，另外又募集武艺精湛的壮士，加以赏赐；再来有司报告军费还不足，于是又下令后方的州郡，富贵人家以及和尚尼姑（这招狠，南朝时期的佛教寺院是相当兴旺的，财产都不在少数），一律借贷四分之一的财物，打完仗即归还。宋文帝喊了半天“封狼居胥”，结果自己的后勤工作都没做好，治世二十多年却没把自己的军事后备搞上去，从这一点上已经隐隐显出败相。
东路的主力进军顺利，北魏的碻磝、乐安守将都不战而走，宋军轻松取下黄河南面第一座重镇碻磝。萧斌作了个错误的决定，留经验丰富的沈庆之把守碻磝，却让那个言过其实的王玄谟继续向西，攻打滑台。
王玄谟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围攻滑台应该不难拿下。可他生性贪婪，一开始的时候滑台城里有好多民居都是茅屋，有人建议向城中射火箭，他却说：“那些可是我的财产，怎么可以烧了！”仗还没打赢就先盘算战利品的价值，真是可笑之极。后来城里的人拆了茅屋，改住土窑，这招再想用也不成了。附近的居民听说南朝北伐，踊跃支持，出粮出兵，前来投奔，王玄谟也不好好接待，不任命民兵的首领，却把他们分别改编到自己手下的各部中，然后给每家每户发放一匹布，要求交纳八百只大梨（估计是当地盛产的水果）。一匹布换八百只大梨，简直和抢食差不多，中原民心都被他给丢尽了。
北魏那边的援兵来得并不快，拓跋焘的意思是先养着等着，真的不行就先躲躲，到了冬天再出兵不迟。即便如此，王玄谟还是几个月攻不下滑台，吹牛打仗根本不是一回事嘛，宋军军心已然不稳。
这样子转眼就到了冬天，拓跋焘挥师南下，王玄谟的前锋垣护之在滑台西南探得军情，快马送书给王玄谟，劝他急攻滑台，不惜伤亡一定要攻下滑台作为守备的据点。王玄谟这个草包根本不听，自取灭亡。
拓跋焘骑兵速度多快，转眼就渡过了黄河，战鼓之声震动天地，王玄谟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骑兵军团，早吓破了胆，宋军的精兵毫无战力，被魏军铁骑冲得大乱，死伤上万，丢弃堆积的军资武器成山。
垣护之比王玄谟表现出色得多，魏军用王玄谟留下的战舰以铁锁相连，阻断河流，想以此挡住中游垣护之的归路。垣护之见状，便命令各船乘着河水湍急，顺流而下，又让兵士们准备长斧，遇到铁锁就将其砍断。魏军的连环计没能奏效，垣护之以只失一船的优异战绩返回。
宋军所用非人，以至前线丧师，东路统帅萧斌气得牙痒痒，见了败逃回来的王玄谟就要斩他以正军威，沈庆之劝谏：“佛狸（拓跋焘小字）威震天下，统军百万，岂是王玄谟所能抵挡的？临阵杀将只会灭自家志气，长他人威风，不是好法子。”萧斌才罢手。（按理说这次北伐沈庆之一直就反对，这次杀了王玄谟正好泄愤，没想到不把沈庆之的话放在眼里的王玄谟还得靠着他的一句话保住性命。沈庆之不以公报私，可谓战场上真正的宿将。）
病急乱投医，萧斌又要固守碻磝，又是沈庆之进言：“青州、冀州虚弱，若坐守孤城，等到敌军大部攻来，清水以东都守不住了。碻磝只会是朱修之的滑台第二。”萧斌犹豫不决，正好宋文帝的诏书送到，不许萧斌退兵。（宋文帝也算是个读遍兵书却不懂兵法的书呆子，他应该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道理，却总喜欢坐在皇宫里给千里之外的军队发号施令。古时候又没有MSN、Email，可以直接通讯，等你的诏书到了战场了，局面早就改变了，哪还能起什么效用，纯粹是借着权威添乱而已。）
萧斌忙召集诸将商量留下来的对策。沈庆之对他说：“战场上的事情，将军可以专断。诏书从这么远的地方送来，根本不了解这里的形势。眼下有个范增都不能用（指萧斌等人不听他言），空谈有什么用呢？”
萧斌等人一向把沈庆之看做一介武夫，没料到他还知道范增的典故，不禁笑道：“沈公还蛮有学问的嘛！”沈庆之轻蔑地答道：“诸公通晓古今，还不如下官耳濡目染所了解的那点知识！”众人给说得哑口无言。
最后萧斌决定折中，既不违背圣意，又结合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让王玄谟将功补过，守卫碻磝，申坦、垣护之据守清水口，自己则率领东路诸军返回青、冀两州的治所历城。于是，被宋文帝寄予厚望的东路战场转攻为守。（要是知道王玄谟在战场上衰成这个熊样，他还会终日想着封禅么？）
十一 拓跋焘席卷淮上
西面的几条战线要打得漂亮许多，假使宋文帝不为谄媚小人所惑，真正识人，又能够选择更好的出征路线和时机，战果如何尚未可知。可惜的是，其他几路虽然攻下了不少据点，却全因为王玄谟在魏军主力面前的全面溃败，而功亏一篑。
雍州刺史刘诞的这路，从襄阳北上进逼弘农（需要指出的是，宋国只有南方半壁江山，这个雍州可不是指关中长安的那个雍州（北魏的雍州治于此），而是今天的河南湖北交界的淮河流域，治所在襄阳）。宋军中有一名叫做庞季明的参军，七十多岁了，以前是关中的豪强，德高望重，他主动提出去长安招安，刘诞觉得主意不错，就准行。庞季明潜入弘农的卢氏县，住进当地的大户赵难的家中，四处游说，果然这一带响应的民众还是不少，很多人都被说动，投往宋军。
有了接应的队伍，宋军方面就容易多了。薛安都、柳元景分兵继进汝南的刘铄则派出胡盛之、梁坦等攻打北魏的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北魏驻扎在这里的荆州刺史鲁爽（就是在《元嘉之治》中与司马休之一起反刘裕失败，被迫投往北魏的鲁宗之的孙子）望风而逃，长社入于刘宋。北魏的豫州刺史仆兰也不是宋军的对手，撤往虎牢。
两路宋军继续奏凯，柳元景、薛安都、庞法起等人很快攻下了卢氏、弘农，进逼潼关；梁坦与刘康祖则兵临虎牢。
要打潼关，先得拿下陕城，几员大将悉数出击，却碰上了第一场硬仗。陕城易守难攻，一时半会儿拿不下来，北魏的洛州刺史张是连提率领两万骑兵绕道来救。北魏骑兵的冲击力很强，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居然挡不住，几乎要崩溃。出生于北方的薛安都被激怒了，他脱下盔甲，只穿贴身的衣衫，瞋目横矛，单骑突入敌阵，所向披靡。魏兵纷纷朝他射箭，薛安都手中一杆长矛，高低拨舞，竟没有一支箭能够射中他，魏军阵中已是死伤不计其数，薛安都手下的士兵则群情振奋，个个争先。天色将晚，宋军援兵杀到，魏军只得暂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