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俨在永乐二年九月改任国子监祭酒，不再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密。黄淮在永乐十二年闰九月下狱，胡广在永乐十六年五月病故。原有的七人，只剩下三人：杨荣、金幼孜、杨士奇。
在永乐文臣之中，遭遇最苦的是解缙，而才气最高的也是他。他敢于在李善长灭族以后，替工部的虞部司郎中王国用代笔，上书朱元璋，为李善长诉冤：“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不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能保首领者儿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王国用拚了性命，递上这篇大文章，结果朱元璋竟然不以为忤，不杀他，也不追究这文章是否有人代笔。解缙这时候官居御史。在此以前，当他尚在翰林院充任庶吉士时，便已经写过一封万言书，向朱元璋犯颜直谏：“国初至今(洪武二十一年)，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陛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建‘不为君用’之法，所谓取之尽锱铢；置朋奸倚法之条，所谓用之如泥沙。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而今内外百官，捶楚属僚，甚于奴隶，是使柔懦之徒，荡无廉耻。……”
他一辈子心直口快，虽则公忠体国，而自身终于遭殃。他在成祖左右，原是最受宠信的人。成祖在永乐二年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全靠他坚决进言。成祖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高炽，次子高煦，三子高燧均为皇后徐氏(徐达的女儿)所生。另一个儿子高爔，生母何人无考，未及受封而死。高炽为人忠厚，喜欢写诗。高煦为人勇悍，颇能打仗，曾经在靖难之役有好几次转败为胜，救了成祖，在成祖即位以后，领兵驻防开平。高燧没有多大出息。
成祖听了武臣邱福的话，原想立高煦为太子，秘密征询解缙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成祖默然不语，解缙补上一句：“好圣孙！”提起了这位心爱的孙儿(未来的明宣宗，名瞻基，是高炽的儿子，这时候年方七岁)，成祖便点了点头。
成祖在永乐二年四月初一日(辛未)，设置东宫(太子)官属，以吏部尚书蹇义与兵部尚书金忠为詹事府詹事，礼部尚书李至刚兼(詹事府的)左春坊大学十，升解缙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升黄淮胡广为左右庶子(这庶子是官名，不足姨太太的儿子)，升胡俨杨荣为左右谕德，升杨七奇为左中允。次日，以他的第一功臣，曾经建议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淇国公邱福，为太子太师；以他的第一谋臣，道衍和尚为太子少师，叫道衍还俗，复姓姚，赐名广孝。初四日(甲戌)，立长于朱高炽为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三子朱高燧为赵王。成祖这样子做，是想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国本已立”。
但是，高煦抗命不肯去云南就汉王之封，成祖却纵容他，让他和妻子儿子住在南京，又把自己的“天策卫”亲军赏给他，其后又加赏两个卫。成祖在南京的时候少，在北京的时候多，太子高炽留在南京“监国”，这汉王高煦便常常随侍在成祖身旁，有机会说太子的坏话，更有机会说解缙的坏话。到了永乐五年二月，解缙便以“廷试，读卷不公”的罪名，被贬到广西与交阯当叁议了。 永乐八年，解缙回南京述职，成祖去了北方打阿鲁台，解缙当然晋谒负有监国之职的太子。这件事，被汉王高煦歪曲，说解缙是明知成祖不在南京，而前来“私觐太子”的。成祖一怒之下，便把解缙捉下诏狱。解缙在狱中受了种种酷刑，供出他所交往的人如大理寺丞扬宗等等，于是这些人也连带倒霉。五年以后，永乐十三年，锦农卫指挥使纪纲(姓纪名纲，是个宦官)把狱中囚犯的名单送给成祖看。成祖看到解缙的名字，说：“解缙还活着吗?”纪纲听了，回到锦衣卫，请解缙喝酒，把解缙灌醉，活埋在雪里，当时便断了气。解缙死后，家产被抄，妻子宗族被流放辽东。
去年，永乐十二年，闰九月，成祖从蒙古打仗回来，太子的使者迎接稍晚，汉王从旁进谗，成祖把东宫的若干官属都下了狱，包括黄淮、杨士奇、太子洗马杨溥、金问。杨士奇不久便被释放，黄淮等人一关便是十年(到成祖逝世，太子(仁宗)即位)。
成祖在永乐十三年改封汉王于青州(山东益都)，汉王仍旧拖延不去，而且私自招募了三千壮丁，不向兵部列报，并且擅杀南京的兵马指挥徐野驴，成祖这才在水乐十四年十月将汉王逮捕，囚禁在西华门，于十五年三月改封他于乐安州(山东惠民县)，限令当天启程。
户部尚书夏原吉与刑部尚书吴中，在永乐十九年十一月下狱，不是为了太子与汉王之间的纠纷，而是为了反对成祖又想北征。兵部尚书方宾和他们主张一致，畏罪自杀。在所有的文臣之中，始终获得成祖的宠眷的，仅有胡广、杨荣与金幼孜三人，他们虽则也兼有詹事府的名义，但在永乐七年以后，便一直是跟在成祖身边当扈从的。
成祖虽则宠眷胡广、杨荣、金幼孜，却也未曾用他们控制六部的尚书，把入阁的学士大学士之流，放在六部尚书之上，是仁宗以后的事。在成祖一朝，阁臣只是“参预机务”而已，没有“票拟”的权。票是签条，拟是写出“拟准，拟驳、拟如何如何”。当时的阁臣，官阶最高的仅为正五品，虽则成祖特赐他们以二品服装，然而六部尚书是真的正二品。仁宗把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黄淮，分别“加”了兵部尚书，工部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官衔，这才给了他们以名正言顺的核议各部奏章的大权。至于，在阁臣之下设置诰敕房，制敕房，与若干名中书舍人，更是景帝以后的事了。
话说回来，胡广、杨荣、金幼孜，确也值得成祖宠眷。这三位翰林，学问均有根底，胡广为人长于保密。金幼孜秉性谦退。杨荣呢，才气堪与解缙相比而没有解缙的锋芒。因此之故，成祖在晚年，最喜欢的便是他。每次发了脾气，见到杨荣来，脾气便没有了。杨荣在近臣之中，年龄最小(比成祖本人小九岁，比杨士奇小三岁)。成祖在永乐八年北征之时，叫杨荣统率三百勇士作了事实上的“亲军指挥”。水乐十二年，征瓦剌，令皇太孙(未来的宣宗)随行，叫杨荣在军中向皇太孙讲述经史；又叫他兼领“尚宝司”，“凡宣诏、出令，及旗志符验，必得荣奏，乃发。”永乐十四年，升杨荣与金幼孜为翰林学士；十六年，胡广病故，叫杨荣接掌翰林院；十八年，再升杨荣为文渊阁大学士，仍兼翰林学士；二十年，北征，“军事悉令参决”，等于是叫他当参谋长；二十一年北征，“军务悉委荣”，等于是叫他作统帅。
成祖以叛逆取天下，而竟然网罗得若干正人君子，帮他“顺守”，可谓奇迹。成祖的度量，不比太祖宽宏，他所以能够如此，大概是得力于读书较多，太祖起自草莽，无法了解文人，太祖心目中的所谓文人，只是“肯为君用”的“士大大”而已。
在成祖的朝廷之中，也有来自北京的“老干部”与靦颜归附，甚至投机图利的无耻之徒：例如，“务为佞谀”而中伤解缙的礼部尚书李至刚(一点儿也不“刚”)；贪污成性，声色自恣的兵部尚书方宾(自杀得很好)；虽有建筑技术而不恤工匠，私生活糜烂的历任右都御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的吴中；一味逢迎，开门纳贿的礼部尚书刘观；不学无术，贻笑大方的另一位礼部尚书吕震；刻薄残忍、欺侮弱者的左都御史陈瑛，与历任刑部尚书、礼部尚书的郑赐......等等。蹇义与夏原吉以二薰处于众莸之中，竟能久于其任，也许是全仗皇帝身边有几个好翰林，朝夕呵护。
五二、永乐武臣
成祖在起兵“靖难”之时，所倚靠的是他的“燕山三护卫”的官兵，虽则其中的精锐已经被建文帝调去了开平，但是留在北京的军官与“壮士”仍然不少。在军官之中，下列诸人留下了姓名：
燕山中护卫——指挥唐云，指挥佥事陈志；千户邱福，孟善；副千户陈珪。
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张玉、张兴；副千户朱能、李濬。
燕山右护卫——指挥佥事陈寿；副千户谭渊、徐祥；百户王真。
在这些人之中，唐云的地位最高，年纪也最大。当成祖“八百壮士”从燕王宫城冲出，夺取北京城九门之时，夺下了八门，而“西直门”的守率抵死不降。唐云走向前去，向守卒说：“皇上已经有旨，令燕王‘自制一方’。你们快退，否则有性命危险。”于是，西直门的守卒一哄而散。其后，成祖出去打仗，留唐云在北京城辅佐“世子”朱高炽守城。入京以后，封他为“新昌伯”，世袭指挥使。
功劳最大的，是张玉和朱能。张玉在东昌之战阵亡，其后被追封为“荣国公”。他的儿子张辅从征有功，被封为信安伯。(关于张辅征安南的事，以后再说。)
朱能于张玉死后，是成祖手下的第一员猛将，常常转败为胜。他极有毅力，主张打到底，成祖入京以后，封他为“成国公”，年禄二千二百石，授号“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任为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永乐四年，命他为“征夷将军”，率领“八十万”大军讨伐安南，不幸病死在广西龙州，年纪仅有三十七岁，追封为“东平王”，予谥“武烈”。他的儿子朱勇，颇有父风，是仁宗、宣宗、英宗三朝的大将。
邱福的功劳不及张玉朱能，却有一个长处：绝不夸功争赏。成祖为了给所有的武臣以一个教训，特地在入京称帝以后，把他列为首功，置于朱能之上(其实朱能也从来并不骄傲)，封他为“淇国公”，年禄二千五百石，授号“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任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可惜这邱福不争气，在永乐七年以“征虏大将军”的地位统十万骑兵北伐，轻举深入，阵亡，全军覆没。成祖大怒，追削他的封爵。他是主张立成祖次子朱高煦为太子的人，成祖不听，而依从解缙等人的建议，立长于朱高炽为太子(即未来的仁宗)。邱福死后，朱高煦势孤，虽想夺嫡，巳经毫无希望了。
封公的，仅有邱福与朱能二人。朱能于死后被追封为王。追封为公的，是张玉。追封为侯的，是谭渊与王真。谭王二人均在成祖入京以前阵亡：谭死在夹河之战，王死在淝河之战。
成祖入京称帝以后，除了追封张玉为荣国公以外，也追封了阵亡的陈亨为泾国公，谭渊为崇安侯，王真为金乡侯。陈亨原为都督佥事，镇守大宁，谭渊原为燕山右护卫副千户，王真是燕山右护卫的百户，均极勇敢善战。
参加“靖难”之役的其他武臣，被封公的有成国公朱能。姚广孝是到了在永乐十六年病故以后，才被追封为荣国公的。姚本是一个和尚．法名道衍。被封侯的有下列十四人：
在这些侯之中，出身最低的是张武与王聪，然而张武的功劳最大。此外，有王宁，原已因作了[太祖之女]怀庆公主的驸马而封为永春侯，因“通燕”而在南京坐了牢，也可算是功臣。又有郭义、薛禄二人，迟至永乐十八年十二月才分别被封为安阳侯与阳武侯，加号“奉天靖难武巨”。
封伯的是下列的十七人
在南京城破前后后向成祖投降劝进的陈瑄、茹瑺、王佐，被分
别封为平江伯、忠诚伯、顺昌伯。这三人之中，只有陈瑄是武臣，官居江防都督佥事。
从永乐八年到永乐二十年，先后因靖难之功而被追封为伯的有：景城伯马荣，新泰伯张钦，莱阳伯周长，成武伯陈亨，会安伯金玉，平阴伯朱崇，保昌伯程宽。
五三、贵州设省
除了上述的“靖难”功臣以外，其后打安南与打北元的有功军官，也有若干被封为侯与伯的。
因“靖难”而封的侯与伯，真正的将才并不多。其中镇远侯顾成与信安伯张辅是两个例外。顾成祖籍湘潭，生长江都，是划船的世家，力大如牛，替朱元璋掌伞，当随从，有一次小船搁浅，他背起了小船走。攻镇江的时候，他打进城里，作了俘虏，竞能在被杀之时挣脱绳索，跑回，再行打进城里，于克城以后升为百户。打云南，平贵州，他的功劳均多，升到了以“右军都督佥事”佩“征南将军”印。建文帝召他回京，任为左军都督(左军都督府的都督)，派他随同李景隆北御燕兵，不幸在真定被俘。燕王(成祖)不杀他，留他在北平，帮助世于朱高炽守城，作为朱高炽左右的唯一军事专家。顾成为人颇重道义，不肯带兵出城，与建文帝的“南军”对垒，也不肯接受世子赏给他的任何兵器。他只肯就北平城的防守工作，指导一番。
成祖称帝以后，封他为侯，叫他回驻贵州。这时候，他的年纪已有七十三岁。到了永乐十一年贵州的苗民首领田琛与田宗鼎彼此打起仗来，成祖命令顾成率领五万大兵，加以镇压。田琛是思州宣慰使，田宗鼎是思南宣慰使。两人所争的，是“沙坑”一片地方。从中挑拨的，是思南的宣慰副使黄禧。田琛不该“目无朝廷”，擅动干戈，更不该自称“天主”。他任命这黄禧为大将，打进思南宣慰使的衙门所在地镇远，杀掉田宗鼎的弟弟，掘掉田宗鼎祖宗的坟墓。
顾成对田琛、黄禧，不动声色，便把这两个人抓了来，捆起，加上锁铐，送到京师(南京)。田宗鼎自己也来到京师，向成祖请罪。成祖治田琛与黄禧，宽恕田宗鼎。然而这田宗鼎不识趣，要求灭绝田琛与黄禧的亲族党羽，替他报私仇，除祸根。他而且告发自己的祖母(大概是庶祖母)，说祖母与黄禧私通；祖母也咬了一口，说田宗鼎勒死自己的亲生母亲。成祖大怒，说田宗鼎也不是好东西，法无可宥。
于是，思州与思南均没有适当的人可以作‘土司”。成祖便决定设置贵州省(贵州承宣布政使司)，以思州、思南的土地分作八府，一州，一县，一宣慰司，三十九长官司。八府是：思南、镇宁、铜仁、乌罗、思州、新化、黎平、石阡。一州，是镇远。一县，待考。一宣慰司，是管辖永东、龙里等七个长官司的贵州宣慰使司。(二十九个长官司的名称，限于篇幅，从略。)布政使司与宣慰使司的衙门均设在贵阳城。那时候，贵阳还不是一个府；遵义是一个“军民府”，属于四川；安顺是普定府下面的一个“军民府”，先属云南，后属四川，到了英宗正统三年才划入贵州布政使司；都均是一个安抚司(比宣慰司低)，属于贵州都指挥使司，而不属于贵州布政使司。
五四、成祖北征
成祖对北元一共打了六次，仅有第一次是师出有名，第二次是不得不战，其余的四次均为浪费。而严格说来，这六次没有一次打了胜仗。
在元顺帝北走沙漠之时，实力尚相当雄厚，而且在陕甘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在东北的纳哈出，均有庞大军队。就明朝的立场说，威胁犹往，所以朱元璋之一再竭力想“肃清沙漠”，不无理由。
到了成祖之时，此种威胁业已化为乌有。叫朝内部的行政井井有条，国力充沛，而北元内部篡弑相寻，分崩离析。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以德服人”，“以大事小”的传统，正可乘此发挥，根本用不着动武。成祖却一动再动，动得公私交困。
在北元的一方面，第一位君主元顺帝在洪武三年得了痢疾，去世。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是第二位君主，在位八年，饱经忧患而死，其弟弟脱古思帖木儿是第三位君主，当了十年可汗，被蓝玉击溃，死在叛臣也速迭儿之手。
瓦剌二字，是Oirat或Oirad的译音，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上译为“卫拉特”，原意是“边部”。元亡之时，整个瓦剌被一位猛可帖木儿割据，其后分为三部，而马哈木是其中一部的部长。其余两部的领袖是太平与把秃孛罗。
额勒伯克的儿子，在位的时间也是极短，于建文四年被杀。
第八位君主鬼力赤，既非元顺帝的子孙，亦非成吉思汗的苗裔，而是来历不明的一个瓦剌人。后来，他被马哈木杀了。
北元的太师兼知院阿鲁台，在永乐六年扶立额的弟弟本雅失里作为第九位君主。
成祖听到消息，派人送信给本雅失里，劝他对明朝讲和。次年，永乐七年，又派了一位给事中郭骥，作使臣前往。郭骥一到，便被本雅失里与阿鲁台杀了。成祖动火，命令淇国公邱福佩“征虏大将军”印，率领十万骑兵，讨伐北元。
这邱福有勇无谋，推进到胪朐河(克鲁伦河)，不等大队人马到齐，便亲自率领一千骑兵穷追，果然中了埋伏，自己阵亡，使得跟随他的将军王聪、火真、王忠、李远，也送了命。剩下的无将之兵，十万人全军覆没。
成祖在面子上，下不了台，只得于永乐八年大举亲征，照理，他该另派一人当主将，不必亲自出马。但是，他对所有的武臣均失掉信心。邱福是他所最赏识的，尚且违反他临别之时“不可轻进”的吩咐，别人似乎更不可靠。
这是他第一次对北元的亲征．所动员的兵有五十万人之多。(其实，兵多反而是一个累赘。在沙漠中行军，粮与水均成问题。)他在三月间出发，五月初一到达克鲁伦河，见不到一个敌人，于是继续北进，渡了兀古儿札河(额尔古纳河)，到了五月十三日，才在斡难河的河边，追到了本雅失里。交锋以后，本雅失里丢下辎重，逃走。(据说，他只带了七名骑兵逃走。奇怪的是，《明史》并不曾记载下成祖杀死元兵若干，俘虏若干。)
六月间，成祖班师。班师到飞灵壑，和阿鲁台遭遇。成祖自己带了“铁骑”冲锋(作风与邱福一样)，把阿鲁台吓得跌下了马，却又骑上，逃走。成祖挥动大军追赶，杀了敌方一百多人。
七月间，大军回抵开平(多伦)，举行庆功宴会。不久，成祖便回到北京。第一次的亲征，顺利结束。
这一年(永乐八年)的冬天，阿鲁台派人送马给成祖，修好。成祖顺水推舟，加重还礼，并且放还所俘的阿鲁台的哥哥一人，妹妹一人。
这时候，本雅失里已经与阿鲁台分手，西奔瓦刺，依附马哈木。阿鲁台不甘示弱，找出了一位阿岱台吉，立为可汗，算是北元第十个君主。这阿岱既非元顺帝的子孙，也不是成吉思汗的苗裔，而是成吉思汗同母弟合撒尔的苗裔。
本雅失里寄居在马哈木的篱下，不甚如意。马哈木对他始则表示欢迎，继则视如赘瘤，终则举兵相向，在永乐十年九月结果了他的性命，另立他的弟弟答里巴为傀儡。
阿鲁台听到消息，便抓住机会，藉口要替“故主”复仇，向成祖请兵讨伐马哈术，并且说愿意“归附”。成祖欣赏他的“孤忠”，封他为“和宁土’，却并不应邀出兵。
马哈木早在永乐七年，成祖派遣邱福讨伐阿鲁台之时，受封为“顺宁王”。瓦刺的其他两个部长，太平与把秃孛罗，也同时受封为“贤义王”与“安乐王”。马哈木而且在袭杀本雅失里以后，向成祖表示过，愿意把得自本雅失里的“传国玺”献给成祖。(这个传国玺是秦朝的，上面刻有李斯所写的小篆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颗玺曾经一度落在孙坚之手，后来由魏晋而隋唐宋，入了元朝宫廷，被元顺帝带到应昌，又被本雅失里带去了瓦剌。)
成祖回答马哈木说：“你既然获得了这件宝物，你自己留着用好了。”(其后这传国玺经由北元的林丹汗，归了清太宗皇太极，被清世祖带到北京。听说，它现今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 马哈木献玺而成祖不要，觉得很丢面子，又听到仇人阿鲁台受封，更不开心，便在永乐十一年扣留了成祖的使臣，向成祖要求：叫阿鲁台“遣还”从甘肃宁夏到“鞑靼”去的蒙古人。成祖派了一个宦官海童，到马哈木那里，痛训马哈木一顿。
于是，在这一年(十一年)的冬天，马哈木便聚集了一些兵在饮马河。动辄生气的成祖，因此又决定“亲征”。这是他的第二次亲征，对象不是阿鲁台而是马哈木。
十二年三月，他从北京出发，以柳升郑亨将中军，以陈懋李彬将左右“哨”，以王通谭清将左右“掖”。五军兵力的总人数若干，待考。六月，成祖到达忽兰忽失温，与马哈木的三万兵对垒。 这一战，全靠柳升的神机炮(火器)与成祖自己所率领的铁骑，勉强获得小胜。双方死伤相当，但马哈木等退走。成祖追到了土拉河，捉得几十个俘虏，便下令班师。
阿鲁台，派了一个头目来到大营。成祖派人赏阿鲁台五千一百石米，一百头驴，一百头羊。
瓦刺的全部人口，仅有四万户左右。马哈木见到成祖发了真脾气，不得不于次年，永乐十三年，进贡了若干匹马，所扣留的成祖使臣也同时送还。成祖说，“这瓦剌根本是不值得计较的。”便收下马哈木的马。从此，直至英宗正统十四年“也先”入寇，瓦刺与明朝之间的和平一共维持了三十五年之久。
瓦剌与“鞑靼”之间，“鞑靼”与明朝之间，情形便不同了。“鞑靼”阿鲁台在永乐十三年袭杀瓦剌马哈木的傀儡答里巴。另立一个傀儡，鬼力赤的儿子额森虎，亦即《黄金史》中的所谓斡亦喇台汗。
马哈木为了报复阿鲁台，在永乐十四年绕到斡难河之北，从后面进入阿鲁台所盘踞的成吉思汗的发祥地。此种孤军深入的作风，原是极冒险的。果然，中了埋伏，马哈木自己阵亡，儿子脱欢作了阿鲁台的俘虏。额森虎(斡亦喇台汗)留在瓦剌，没有来，因此也就不曾被俘，当了名副其实的可汗，直至明仁宗洪熙元年。
脱欢于两年以后被放回，作了额森虎的“太师”；他的父亲马哈木，曾经是本雅失里、答里巴与这位额森虎的太师。在蒙古人自己的史书上，他的父亲被称为“马哈木丞相”，而他，被称为“脱欢太师”。
脱欢太师于额森虎死后，找到本雅失里的一个侄孙，脱脱不花，立为可汗，作为瓦刺一方面的第十一位君主。脱欢太师死于明英宗正统四年，脱脱不花可汗死于明景帝景泰三年。
脱欢太师在去世以前，于明宣宗宣德九年击杀“鞑靼”的阿鲁台。那时候，阿鲁台已经被明成祖，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亲征，惊破了胆，对脱欢失掉了抵抗的信心。阿鲁台之所以又遭成祖讨伐，由于在永乐十九年企图掳劫兴和(张北)城内的财富。 明成祖对北元用兵，前后共有六次，第一次是派邱福担任主帅，其余的五次都是御驾亲征。只有第三次是对付瓦剌的马哈木，其他的五次，都是对付“鞑靼”的阿鲁台。
关于前三次，我已经交代明白。这后三次，总而言之，皆花了极大的人力与物力，皆不曾遇到敌军，皆是徒劳往返。后三次的年代是：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七月，成祖在班师回京的中选，死在开平(多伦)西北的榆木川。
五五、北元内情
直至第五个君主额勒伯克去世之时，北元虽则颇已丧败，但王室(博尔济锦氏)的声威犹足以笼罩蒙古。那时候，热河东南的大宁三卫(朵颜、泰宁、福余)仍在明朝中央的控制之下，固不足以为患于明，也不够资格与北元相颉颃。松花江之西的科尔沁，尚未发展壮大，也决无对北元挑衅之意。西边，所谓瓦剌，仍自居为博尔济锦氏的臣仆。瓦剌在当时分成三部，不相统属。三部的部长俱已受明之封，彼此地位平等，不相统属。
铸成大错的，是第五个君主额勒伯克自己。他误信来自瓦刺的浩海的谗言，杀弟夺妇，其后又误信此妇之言，以为浩海企图对她强暴，一怒而杀浩海。杀了浩海以后，又因得知真相而抱愧，授浩海的儿子马哈木以统率瓦剌三个部之权，并且给他以丞相(Ching-sang)的官衔。
于是，灾祸接踵而来，马哈木虽受恩宠而不忘父仇，叫额勒伯克自己死于非命。
马哈本与他的儿子脱欢，孙子也先，祖孙三代，作了北元的实际主宰，写出北元历史上的瓦剌时代。孤忠耿耿的北元知院(兼知枢密院事)阿鲁台，在明成祖的大军压境之时，制止不了本雅失里的西奔。结果是本雅失里与其弟弟答里巴，先后作了瓦剌的傀儡。
阿鲁台甚至于在本雅失里西奔以后，似乎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皇室嫡系分子，而不得不扶立科尔沁的一个台吉，阿岱。阿岱作汗的资格，在表面上是，源出于成吉思汗同母弟合萨尔；在事实上是：阿鲁台需要借重科尔沁的实力。因为，在元顺帝北来以后，北元只有六万户左右而已，现在又经过了若干次的战争，怎能不向科尔沁求援呢？蒙古虽大，沿着长城的地区当时均在明朝统治之下。始则顺帝局促于应昌(经棚县西)一隅，其后各汗则远徙漠北，就食于克鲁伦河斡难河之间，成吉思汗的发祥地。 这样，北元(《明史》上的所谓“鞑靼”)勉强与瓦剌东西对峙，对峙到明宣宗宣德九年，阿鲁台败死于瓦刺的“脱欢丞相”之手。阿鲁台死后，阿岱可汗独力更加难支，被瓦剌压迫得无法回科尔沁，只能窜奔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一带)，死于明英宗正统三年。此后的“北元内情”，容我在说完明成祖与仁宗宣宗，说到英宗之时，再行交代。
五六、郑和
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所谓西洋，指婆罗州以西的一切海洋。)
以前，太祖朱元璋在称帝之时，曾经派遣使臣，分谕南海诸国，告以即位。但是，太祖对于诸国之来贡与否，并不关心。 成祖在即位以后，也派遣了蒋宾兴、王枢、王哲、成务、张谦、
周航、李兴、闻良辅、宁善、尹庆等等，到占城、真腊、暹罗、勃泥、满刺加、爪哇、苏门答腊，宣谕各国。所不同于太祖的是：除了告以即位而外，同时向各国表示，希望它们也派使臣到中国来上表进贡，加强邦交与贸易。
郑和在永乐三年所负的使命，与蒋宾兴等人所负的使命，在实质上是一样的，然而规模却大得多。第一，他带了二万七干多兵；第二，他也带了难以数计的货物；第三、所乘的船也极多。虽没有像万历年间的小说《西洋记》所说，有一千四百五十六艘之多，也不致于少到像《明史郑和传)所说：仅有六十二艘。事实上可能是二百多艘，其中六十二艘是大船，而最大的长达四十四丈，宽达十八丈，有桅杆九根(郑和的“座舰”)。最小的，也长达十三丈。
成祖如此舍得花钱，为的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也有人说，为了张土诚(或方国珍)遗留在海上的余孽。这些揣测，均无根据。徐玉虎先生说，是为了组织海上大联盟，对中央亚细亚的帖木耳帝国作半月形的包围，也待考。徐玉虎又说，这也是为了增进国际贸易。折衷而论，国际贸易的增进是主要原因，而耀武扬威则是附带的一个目的。
《明史.郑和传)说部和下西洋，一共下了七次。据徐玉虎考订，他可能一共出使了八次之多。最后一次，是奉了成祖的孙子，宣宗之命，
他到过的地方极多，而最远的是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Mogdacio)、不刺哇、竹步。那时候，比起西洋人达加玛之绕过好望角而东来，要早八十几年。
郑和，本姓马，世居云南昆阳。祖父和父亲的名字不详，似乎均曾到过天方(阿拉伯的麦加)朝圣，因此而得以“哈只”(Ha- ji)为头衔。远祖可能是阿拉伯人或新疆畏吾儿(维吾尔)的回教徒，随了忽必烈征服大理，因而定居在云南。郑和本人在年纪极小之时，便作了明军的俘虏，送进宫中当小宦官，被派在北京的燕王府之中服役。成祖很喜欢他，于即位以后赐他姓郑，屡升他的官位，至“内官监太监”，官居正四品。他在永乐元年从道衍和尚(姚广孝)皈依佛教，受“菩萨戒”，法名“福善”。
他之所以奉派远航“西洋”，与他的回教血统不无关系。那时候，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门答腊国(亚齐)与巴塞(Pasai)均已经是回教国家。由苏门答腊而西，从印度半岛到阿拉伯与埃及，都是所谓回教世界。郑和是否能说回教世界的世界语，阿拉伯话，待考。在他的随员之中，有一位会稽人马欢与一位仁和人郑崇礼，却是能说阿伯话的，也均是回教徒。此外，另有通番书的教谕一人，通事七人、
郑和本人的军事学识，即使有，也极有限。他当了正使，兼称“总兵”。在他的麾下，有都指挥二人，指挥九十三人，千户一百零四人，百户四百零三人，总旗与小旗的数日不详。他的舰队有如此多的军官及两万七千多的兵士，确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武力。
然而，他并未征服任何一个国家，仅仅于迫不得已之时略为还一还手，或帮助平定当地的内乱而已。第一次航行之时，他在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浡林邦，Palembang)，有本地华人首领陈祖义企图抢他的宝，被他战败，俘虏，押解到南京，正法。第三次航行之时，在锡兰，有本地的国王亚烈苦奈儿把郑和骗进国都，暗派五万人到海边劫郑和的船。郑和回不了海边，身旁仅有两千官兵，却能攻占该国的国都，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活捉，押解到南京。成祖很客气，放亚烈苦奈儿回国，另立亚的亲属一人为锡兰国国王。第四次航行之时，郑和在苏门答腊国帮助该国国王宰奴里阿必丁，打平争位者苏斡拉，追到喃勃利国(Lam- bri)，将苏斡拉活捉，押解到南京，斩首。
在其余的几次，即第二次，第五次至第七孜，郑和皆没有动武。
他的副使之一侯显，也是一个宦官。侯显在永乐十八年奉派到印度半岛东北部的榜葛剌国(Bengal)，用外交手段替该国消除了巨大的外患：沼纳朴儿国(Junapure)已经派兵侵入榜葛刺国，侯显亲自去了沼纳朴儿国，带软带硬地劝沼国与榜国言归于好。
关于郑和之下“西洋”，究竟是有七次，还是八次，答案可能是“八次”。这八次的经过，简单言之，有如下表
航行的干线是：由南京经太仓到福建长乐，放洋，直航占城的国都(今天越南的归仁)，然后到爪哇的苏鲁马益(泗水)，再到苏门答腊岛南部旧港，再以后去马来亚半岛西岸满刺加，这满剌加(马六甲)，是郑和的一个根据地，设了仓库与兵营在那里。从满剌加向西北，到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门答腊国(亦称“须文达那”，是其后的“亚齐”)。由苏门答腊国西航，到锡兰山(锡兰岛)，然后绕印度半岛南端而北，到葛兰(Quilon)、柯枝(Cochin)、古里(Calicut)。“宝艐”的干线是到古里为止。支线由少数的船只前往，称为分艐。
支线由占城分路沿着中南半岛海岸到真腊、暹罗、急兰丹(吉兰丹)、彭亨、满刺加。另一条支线是由占城去浡泥(婆罗、文莱)与苏禄。从苏门答腊北端的苏门菩腊国也可以直航北方，经龙涎屿翠兰屿而达榜葛刺(Bengal)。
古里以西，有两条支线。甲线是沿着印度西海岸北航，到今天属于伊朗的忽鲁谟斯(Ormuz)。(这忽鲁谟斯，在十六世纪初年是葡萄牙人东进的中途站。葡萄牙人的舰队司令亚伯奎到一处，占一处，没有郑和那么客气。)由忽鲁谟斯而去，绕着阿拉伯半岛的南岸走，可以访问祖法儿(Jufar，今天的Al juwara)、剌撒、阿丹(Aden)，然后再进红海，到秩达(Jidda)厦其东邻“天方”(麦加，Mecca)，郑和本人不曾到天方去，可能是因为改信了佛教。他只派了一个副使去过。
另一条路，乙线，是由古里向西南，直航非洲东海岸的木骨
都束及其附近的卜剌哇(Brawa)与竹步(Jobbo)。
在郑和所到的国家之中，占城与浡泥不在“西洋”的范围之内。真腊与暹罗，严格说来，也不能称为西洋的二国。爪哇，按照以浡泥为东西洋分界的标准，可算是西洋的一国，但是爪哇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不是从郑和开始，也不是从明朝开始。
甚至，满剌加与印度东海岸的琐里(Chola)，它们和明朝发生关系，也早于郑和。成祖在永乐元年便已派遣了尹庆去满剌加，闻良辅与宽善去琐里。
然而郑和的功劳很大，由于他的劳力，满剌加成为明朝在南洋的最忠实的藩邦。他和该国的国王拜里迷苏剌及其儿子亦思罕答儿沙、孙子西里·麻哈剌，都处得极好。他分了砖瓦，给他们盖宫殿。成祖本人，也出面制止暹罗对满刺加的威胁。满剌加的这三代国君，都亲自到北京来过。从永乐三年开始，到宣德元年为止，满剌加的贡使来了十五次之多。其后，由宣德八年，直至满刺加国都于明武宗正德六年被葡萄牙人攻占，满剌加的贡使仍旧断断续续地来。可惜明武宗及其辅佐，毫无远略，不曾拿出实力来帮助满剌加收复失地，以致满刺加王室屈处柔怫(jo bore)一隅(其后改称为柔佛国)。
郑和的另一作为，是树立华人政治基础于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旧港原为三佛齐国的国都。三佛齐为爪哇的满者伯夷朝代(Majaphit)所灭，旧港沦为爪哇属地，但爪哇不久又分为东西，内战，无力顾及旧港，因此旧港才为几千个华人的领袖粱道明、陈祖义、施进卿等人所据。梁道明于永乐四年来过北京，向成祖上朝，其后失势。陈祖义于永乐五年，企图劫夺郑和的宝艐，被郑和俘虏，送到北京正法。郑和保荐施进卿继充旧港华人的领袖，成祖特地为施进卿创设一个“旧港宣慰使司”，以施进卿为世袭的宣慰使，和内地的“土司”一样看待。其后，施进卿在永乐十九年病故，女儿施二姐袭职，儿子施济孙于永乐二十二年来到京师，“告其父诉”，成祖不明内情，便封了施济孙，而且派郑和带了印诰，专程去旧港一趟。据陈育崧先生研究，施济孙回去以后，旧港的大权仍在施二姐之手，自称“本头目娘”。施二姐的丈夫邱彦诚，倒是站在施济孙这一边的。施二姐的姐姐施大娘出嫁给满者伯夷国的一个大臣。大臣死后，施大娘作了爪哇泗水城西边锦石港(Gresik)的市舶官。锦石港一向是南洋华侨的所谓新港，而浡林邦(Palembang)之所以被称为“旧港”，正因为有了新港。《明史·外国传》的作者把詹卑(Jambi)错认作新港。旧港的华人宣慰使，对外仍自称为“三佛齐国宝林邦帝王”，俨然以三佛齐的正统自居，同时却对中国与爪哇均称臣纳贡。
除了满剌加与旧港以外，因郑和之西航而对华进贡，发生变相的贸易关系的，有下列各国
此外，有地电不详的加异勒、剌撒、麻林、吉麻四个国家，均在成祖之时进贡了两次。
次而地望不详的国家，则有沙里湾泥、千里达、失剌比、剌泥、碟里、日罗夏、夏治、合猫里、白葛达等等。
我不曾把占城、真腊、暹罗、浡泥、爪哇(西王国)，列在上节的进贡诸国表之中，理由是：它们和明朝发生关系，不因郑和下西洋而开始。然而，这五国贡使来华的次数大为增加，也多少直该归功于郑和，虽则主要的推动力是成祖之打平安南，化安南为郡县。
这五国进贡的次数．是：
国 别 成祖之时 仁宗之时 宣宗之时 英宗景帝之时
占 城 一九 一 九 一五
真 腊 四 ○ ○ ○
暹 罗 一八 ○ 六 七
浡 泥 七 一 ○ ○
爪哇(西王国) 一三 一 五 七
吕宋(菲律宾)与苏禄两国，既不在“西洋”的范围之内，而且郑和也不曾去，吕宋在成祖之时进贡了一次，苏禄进贡了两次(国王来朝一次)。
总结起来，郑和对耀扬国威，尤其是对增进贸易，我不能说没有贡献。因为海外各国见到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舰队，印象颇深，而所谓上表进贡，实际上也是以货易货。中国朝廷，一向采取“小来大往”的政策，常常以更多的赏赐(如绸缎、纱罗、茶叶、瓷器、漆器、印花布、樟脑、麝香，等等)，回报别国的贡品，不让别国的君主吃亏，同时也容许贡使及其随员顺便带些私货来，准许他们在中国市场上卖，换买中国的物品带同去。普通的外国商人，由于他们的国家成了中国的“入贡之藩”，也可以跟随贡使作为“随员”，取得了把货物运进中国三个通商港口的权利。这三个港口，是宁波、泉州、广州；各设一个提举市舶司。予以照料，不抽关税。不仅不抽关税，而且对贡使及其qi免费供给食，住，车船.
中国这一方面，花费很多，却换得了不少热带植物的果实、树皮(如槟榔、椰子、丁香、豆蔻、胡椒、苏木、沉香、金银香、檀香，等等)与若干奇禽异兽(如鹤顶鸟、长颈鹿，等等)，以及珊瑚、玛瑙、珍珠、宝石。
有若干在朝的文人，认为郑和的宝艐太浪费，便在成祖死后竭力反对，使得仁宗朱高炽在即位的一天，便下圣旨，“罢西洋宝船”，后来又指定郑和以“下番渚军守备南京”。但是郑和停止了下番，番也就不再上表进贡，于是宣宗朱瞻基又在宣德五年旧事重提，叫郑和再下西洋一次。郑和这时候年纪已经不小，此次回国以后便不能继续有所活动。宣宗也只得另找一人统率宝艐。
五七、仁宣二宗
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死在开平西北的榆木川，享寿六十五岁，，
他生于太祖称帝北伐以前的十二年。蒙古人传说，成祖是元顺帝的儿子，为业已怀孕的翁吉刺惕氏妃子于进了太祖之宫以后所生(见《黄金史》)，完全不确。
成祖的长子，仁宗朱高炽，生于于洪武十一年。这一点，足以证明成祖不可能是元顺帝的妃子所生。
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在位一年，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去世，享寿四十八岁。
仁宗在成祖屡次北征之时，留守后方，以“监国”的名义处理庶政，深得民心。他为人仁慈，不愧被谥为仁宗。他即位伊始，便释放了被成祖关了十年的黄淮、杨溥。可惜他在位仅有一年，这是明朝的不幸。
仁宗的长子宣宗朱瞻基，不及仁宗，但也可算是一个守成之主。此人在位不足十年，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去世，年纪仅有三十八岁。好色，是一个原因。
辅佐宣宗的，是所谓“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原是成祖的旧臣，富于经验。仁宗把杨士奇屡升至少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升至太子少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溥升至太常寺卿、翰林学士。
宣宗即位以后，令杨溥以“同治内阁事”名义入阁。此外，金幼孜原已在成祖时入阁，于仁宗时由文渊阁大学土兼翰林学士，转为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宣宗留他在阁。黄淮出狱以后，未回右春坊大学士原职，被仁宗任命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不久又由通政使升为少保、户部尚书；宣宗也留他在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