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仲文于两个年头之中，平步青云，升到“少保，兼礼部尚书”。其后，再升为少傅，而仍兼少保。又其后，升为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以一人而兼为“三少”，在明朝或任何一朝的历史之中仅他一人，他死在嘉靖三十九年；正如邵元节一样，也没有成仙。
但是，嘉靖帝始终执谜不悟，尤其是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受了宫婢杨金英的刺激以后。杨金英乘他睡得很熟之时，用绳子套在他的颈子上打了一个结，使得他昏了很久才被救活。从此，他便搬到“西苑”里去住，不和任何妃子或宫女见面，也不和严嵩以外的任何文武大臣见面，只和几个道士与宦官打交道，更谈不上视朝听政了。严嵩之所以“得君甚专”，也全靠和道士们勾结在一起。说来奇怪，严嵩后来在嘉靖四十一年倒霉，却也是倒在一个道士蓝道行之手。倘若没有蓝道行利用扶乩的机会接近世宗，向世宗说严嵩是奸臣，仅仅有御史邹应龙的弹劾，世宗未必肯听。
严嵩虽则倒霉，一时不过是罢斥回多而已，未曾被杀。他的爪牙满朝满宫，很快地反告蓝道行一状，说蓝道行“怙宠招权”，于是蓝道行就被捕下狱，死在狱里。毕竟道士斗不过奸臣。
其他的道士，皆没有蓝道行那么傻。例如钱柱观的蓝田玉，见到严嵩业已罢斥，却仍肯把所画的符箓送给严嵩，让严嵩献给世宗讨好。结果，严嵩虽讨不到多少好，蓝田玉因此有了机会被召进京，向世宗表演“召鹤”之术。(实际上，这些鹤可能是蓝田玉早就养畜着，训练好了的。)
蓝田玉不该于召鹤得宠以后，又假传圣旨征取各地水银，准备用水银炼出丹来，献给世宗吞眼。大学士徐阶向世宗说：“水银服不得，假传圣旨的罪太大，更不能不办。”这蓝田玉于是便以假传圣旨的罪名，下狱，处斩。(嘉靖四十四年的事。)
徐阶是在嘉靖四十一年继严嵩而为首辅的。他是松江府华亭县人，很会做官：出身是嘉靖二年的探花(一甲第三名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延平府推官，黄州府同知，浙江接察使司佥事。江西按察副使，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礼部吏部侍郎，礼部尚书。他为人颇知是非，却有本事与小人周旋，不甚遭忌，又懂得迎合皇帝的癖好，把献给神仙的“青词”写得很好。
他在嘉靖三十一年以东阁大学士的名义入阁，在严嵩的下面挨了十年，挨到严嵩下台，才升为首辅。作了首辅以后，他便施展出一番作为．使得嘉靖一朝的最后五年稍许有点像样。 世宗对徐阶的信任，超过当年对于严嵩，公事多半听徐阶安排。在私生活的方面，世宗一如往昔，拜神，吃药，求长生不老，终于吃药吃得太多，不治而死。
世宗之死，给了徐阶一个起草遗诏的机会。假传活着的皇帝的圣旨，叫做矫诏，罪很大，假传死了的皇帝的圣旨，叫做奉命颁布遗诏，不仅无罪，而且可以立功。于是，徐阶便依照杨廷和替武宗颁遗诏的榜样，一举而把王金、申世文等五个妖人关下诏狱，判以死罪。所有的设斋打醮、造庙、造宫殿、取珠宝、织绸缎等等不急之务，一概停止。凡是自从世宗即位以来，因争议大礼(是否应该追尊兴献王为帝为皇，称孝宗为父亲或伯父，替兴献王立庙，搬走孝宗的牌位，腾出地方来安置世亲的孝烈皇后方氏)、或争议大狱(其中最有名的是白莲教首张实一案)，而被拘囚或判罪的，一概释放。
八二、兵的演变
嘉靖年间的内忧外患，相当严重。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兵变。至于白莲教、“套寇”、倭寇，似乎还是次要的。国家少不了军队，军队的内部溃烂，危险之至。
军队之所以溃烂，原因很多。就制度而言，明太祖的军民分籍，解决了一时的财政困难，而不足以奠定长治久安。把人民分为两种，以其一种担负全部军事任务，另一种完全不担负军事任务，根本是不合理。
其有军籍的人，又分为两种：军官与兵士，两种都有军田，两种都是世袭。军官世袭，变成了贵族；兵士世袭，变成了农奴。作为世袭贵族的军官，生活太有保障，一代一代地懒惰下去，很像清朝的八旗子弟。作为世袭农奴的兵士，终身听人驱使，前途毫无希望，能逃的逃，不能逃的也一代一代地混日子，不知有国家，更不会爱长官。
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嘉靖元年(1522年)，明朝已经有了一百五十四年的历史。所打的硬仗，寥寥可数。太祖打了几次，成祖打了几次，都没有元明之际对陈友谅的战争那样激烈。成祖以后，只是边疆上对北元常有小规模的接触(土木之变，死的人虽多而不配称为战争)，在内地对苗人、瑶人等有过几次行动而已。王守仁打宸濠，也算不上怎样大的战争。
太平久了，武器会生锈，军官与兵士也会生锈。这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由盛而衰的关键。一个朝代，老是对外找仗打，可能弄得民穷财尽，大损国力；反过来说，一个朝代，老是对外敷衍，弄得将不像将，兵不像兵，将与兵都毫无作战经验，也未尝不是自种祸根。
明朝政治的绝症，是太监当国，从宣宗的时候起，直至崇祯帝即位，表面上的大官是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布政使等等；实际上的大官，在中央是司礼太监，御马监太监，东厂、西厂、内厂的提督太监，在各省各重要地点，则是所谓“镇守中官”。尤其要不得的，是军队中有所谓“监军太监”。这些太监，总而言之，都是只知道要钱。好的固然有，但百不得一。
总督与巡抚的地位，在镇守中官之下。“总兵官”在明朝初年，相当于整个战役的“总司令”；中叶以后，由于逐渐添设了总督、巡抚，与镇守中官，就缩低为一个单位的部队长(以至于到了清朝只是一镇的指挥官而已)。总兵官丧失了统辖部队的全权，照顾不了兵，也就管不了兵；上边的总督、巡抚，以及高而至于兵部尚书、五军都督府都督，也都照顾不了兵，管不了兵。兵没有人照顾，没有人管，怎能不变？
明朝属于军籍的兵额，不为不多。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全国有三百二十九卫，与六十五个独立的所。平均每卫有五千六百人，每所有一千一百二十人，包括军官在内。合计起来，该有官兵一百九十一万五千二百人。其后，卫与独立所的数目均逐渐增加，到了明朝末年，共有四百九十三个卫，三百五十九个独立的所。倘若这些卫所，皆达到平均的员额标准，便一共该有官兵三百一十八万二千八百八十人。
在孝宗弘治年间，依照兵部侍郎李孟旸的说法，全国官兵的总额，是“二百七十余万”。
这二百七十余万官兵，分散在全国各地，能打仗的极少。其中有一部分，只是虚额，有额无兵。额之所以变虚，或是由于“绝嗣”：老兵死了，不曾留下儿子；或是由于逃亡。逃亡的，照例由主管的人行文“跟捕”(到家里或其所逃亡之处捕捉本人)，或“勾捕”(捕捉本人的儿子或兄弟)。也是额已成虚，而主管的人不向上边陈报以便吞吃的，叫做“隐占”。
最初，军官取兵士当勤务兵(仆役)，政府限定指挥、同知、佥事只能取四人，千户只能取三人，百户与镇抚只能取二人。其后，所有的兵都变成了军官的勤务兵。各级衙门遇有什么运粮等差使，都调动兵士去作工。最后，不仅军官与文官可以使唤他们，连一个秀才也可以使唤他们了。
平时，各级军官注意于操练的极少。甚至有一年两年不下操的。到了战时，这些兵怎能作战?
笼统言之，淮河以南的各卫各所都失掉了军事作用。“京军”略胜一筹，比较可靠的是“边军”。
京军在景泰以前，分作“三大营”：即所谓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五军营是“五军都督府”所直辖的京师及京师外围各地的卫所的兵，加上山西、河南、山东等省轮流调来京师的“番上军”。三千营，原由降附的三千个蒙古人所构成，全为骑兵，其后也不限于蒙古人了。神机营全用火器，相当于北洋时代的各处军阀的所谓“手枪队”；所不同的是，武器并非手枪，而是铳子。
景泰年间，于谦选用上述三个单位的精锐十万人，成立十个新的营，称为“团营”，由于认真操练而作战能力颇强。于谦也从河南等处招募了很多壮士。不属于军籍的这些壮士，是否也纳入了团营之中，待考。
景泰以后，团营时废时复。营数也扩充到十二万。然而其逐渐腐化与沦落为奴工，正与“老家”(三大营)相同。
“边军”，在原则上是散布在北边各地的卫所的兵。事实上，即使没有虚额，这些卫所的兵也不足以捍卫边疆，虽则他们在体质上较之内地的兵优良，究竟人数太少，不敷分配。
明朝初年，河套尚未被北元侵占，北边边疆上只有四个镇：辽东(辽阳)、宣府(宣化)、大同、延绥(延安绥德)。其后，增设蓟州、宁夏、甘肃、偏头关(简称偏关)、固原五个镇。一共是九个镇，称为“九边”。九边之中的所谓“三边”，指延绥、甘肃、宁夏，设了“三边总制”。三边总制的衙门设在固原。
九个镇，各设总兵官一人(简称总兵)。各镇所统辖的卫所的兵额，有多有少，平均是十万人左右。实际上的人数，那就大成问题。以宣府为倒，在洪武年间确有十万，到了武宗正德年间便只有六万六千九百多人。而且，在这不足七万的人数之中，倒有一半不是来自卫所的正规军，而是所谓“土兵”与所谓“募兵”。土兵，其实也是募兵，“土’的意思，指“本地”而言。边郡之有“土兵”，始自宪宗成化二年。在此以前，政府不过是准许边地居民自备军械，自行组织以各保乡里而已，政府不出饷，这些类似乡勇的队伍也没有受调到别处作战的义务。
明朝之有“募兵”，以补军籍兵源之不足，严格说来，不是从景泰年间于谦招募壮士之时开始，而是从英宗复辟以后正统二年开始。英宗下旨，招募各地的“军余”(军籍人家的多余子弟)与“民壮”(民籍的壮丁)，每人给布两匹，月粮四斗。陕西一省，应募的有四千二百人。
从孝宗弘治二年开始，明朝有了所谓“佥兵”。佥兵不是募兵，而近于“征兵”。有七八百个里以上的州县每里佥五人为兵，五百个里以上的每里佥四人，三百个里以上的每里佥三人，一百里以上的每里佥二人。对这些“佥兵”政府不给月粮，只在调遣的时候给以“行粮”。被佥为兵的人，如果有钱而不愿意服役，可以出钱，交由政府募人代役。于是本来可以作得好的新的兵役制度，又变质为一种新的税捐。
边疆的生活苦，本地的居民之应募为士兵的还可以勉强受得了，内地的募兵肯去的不多。每每走到半途，便开了小差。犯罪的，常有被“发往边卫为兵”的。这便是苦上加苦了。怀着一肚皮的委曲，如何打得了仗？
从军官到兵士，打仗只是虚应故事。成化年间以后，能杀得三五个敌人的军队，便算是好军队，便有资格向朝廷报功领赏。多数的官与兵，虽则是身在边疆，却并无保卫边疆之意，只是按时领粮领饷，混混日子而已。粮饷发生问题，便要闹兵变。
粮饷二者之间，粮的问题比饷严重。原则上，边地卫所的粮，由屯垦的田地供给。然而，不够；必须由内地产粮的地方运去，政府所费很大。中盐法实施以后，商人始则输粟换盐，继则自行招工到近边之地开垦，就近纳粟以省运费，最后则因朝中的大官喜欢有银子经手，改叫商人缴银于库，再由政府代买粮食运边。这么一来，边军便常常有缺粮的恐怖。政府而且又常常折发现银代金，所定的折合比率低于当地的市价。
在嘉靖以前，也有闹兵变的，规模不大。嘉靖年间，却一闹再闹，闹了五次大的兵变，其中有四次是在边地。
第一次，嘉靖元年正月，驻在甘州的兵领粮食代金，请求巡抚许铭提高折合的比率。许铭不肯，这些兵就一闹而杀了许铭。总兵官李隆一向与许铭有意见，因此就犯了在幕后鼓动的嫌疑。朝廷派陈九畴继任巡抚，负责查办这件事。陈九畴参了李隆一本，李隆被捕，斩首。
第二次，嘉靖三年八月，驻在大同的兵恨巡抚张文锦与参将贾鉴，待他们太苛，督责他们造五个新的堡垒，又叫他们住到这些堡垒里去，他们便一闹而杀掉张文锦与贾鉴。并且把前任的总兵官朱振从监牢里放出来，奉为首领，占据了府城，对抗朝廷派去平乱的“京军”。朝廷叫蔡天佑继任巡抚，又叫朱振官复原职，接现任总兵官苗勇的事。这件事闹到次年春天才告平息，斩杀了乱兵首领三十几人。
第三次，嘉靖十二年十月，驻在大同的兵，因总兵官李瑾督责他们挖濠，太急，一闹而杀了李瑾与千户张钦，从监狱里放出前任参将黄镇，指挥马昇、杨麟，奉为首领。朝廷派了杨源清去打，无功。
其后，马昇、杨麟二人不愿意造反到底，杀了黄镇，对朝廷效忠，乱子才告平息。
第四次，嘉靖十四年三月，驻在辽东的兵，因巡抚吕经把每个“正军”所带的余丁从三名减为一名，又收回了正军所领的牧地(每人五十亩)，大闹，把吕经捉了，关起来，向朝廷告状。朝廷召回吕经，贬谪为兵，派巡按御史曾铣去查办。曾铣毫不客气，捕了几十个乱兵领袖，斩首示众。(正军所带的“余丁”，是伙夫马弁之类，也是军籍人家抽调出来的。)
第五次，嘉靖三十九年二月，驻在南京的(募兵)振武营，因为到期领不到饷，春粮(不论有无子女一律每月八斗)全被取捎，照例应有的每年二次以银五钱代粮一石，又被减为一次，大闹，杀了总督粮储的侍郎黄懋官。守备太监何绶允许犒赏他们十万两银子，另一侍郎李遂颁发免死券给他们，风潮才算结束。结束了以后，李遂提了二十五名兵变的首领，报告朝廷，朝廷叫把这二十五人只杀三人，事实上所指定的三人于诏书到达之时已经死在牢里。
八三、达延汗
在宪宗、孝宗、武宗、世宗，以及穆宗、神宗之时，北元对明朝的威协一直是很大。
其中的关键，全在于丢了河套。英宗土木之变，使得“京军”的精锐化归乌有；复辟以后，元气始终未复。到了天顺六年，翁牛特部的部长毛里孩等人，便先后进出于河套(绥远黄河南岸，今天的鄂尔多斯各旗所在地)；其后，在宪宗成化五年，来了以后便不肯走。
王越在成化九年，突袭北元各首领留在红盐池的妇孺老弱，使得他们一时稍存顾忌。然而，未出十年，河套又成了蒙古人的牧地。
余子俊在成化十年所筑成的边墙，保障了今日的陕北。但是它的功用，是帮助守，不是帮助攻。以当时的情势而论，余子俊可谓尽了最善的努力。
北元的达延汗在成化十五年即位，年方五岁，国事掌握在他所接收的“太太”，亦即满都鲁可汗的寡妇之手。夫“妇’二人以太太娘家土默特部的兵为主力，对瓦剌作殊死战，战到成化二十一年瓦剌的领袖亦思马因去世，才获得胜利。
三年以后，明孝宗弘治元年，达延汗遣使与孝宗通好，自称“大元大可汗”。达延汗的“达延”二字便是这“大元”二字的讹译。明廷在答报的文书上，只肯称他为“伯颜·猛可王”。
《黄金史》与《蒙古源流》，均说他的父亲的名字是“巴延·蒙古”，而他自己是“巴图.蒙古”。是不是这两种史料有误，或明廷“父冠子戴”，待考。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弘治元年和明廷建立友好关系的，是达延汗，而不是他的父亲孛罗忽。孛罗忽被逐于满都鲁可汗，是在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孛罗忽之为永谢布人所杀，是在成化十五年或其以前。
达延汗对明孝宗翻脸，是在弘治十四年。有一位火筛，邀了他，“大入延绥”。到了弘治十七年，两国一度言归于好。明廷准许他按照弘治十一年的例子，派遣二千名贡使来(据《明实录》，是年三月壬午日条)。
次年，达延汗在正月间围攻宁夏的灵州，打进花马池，劫掠韦州、环县，又占了清水营。其后，转而东向，横扫内蒙，在五月间到了宣府，饱掠一顿．又回师西向，骚扰大同。
明廷派去抵御他的主帅，正如在弘治十四年的一样，是朱晖。监军是宦官苗逵。朱苗二人只会报功领赏，保举亲戚朋友部下，不会打仗。上次杀了十五个敌人，保举了二百一十个官，这次杀了八十几个敌人，保举了一千五百六十三个官。
达延汗在弘治十八年的正月劫掠宁夏，五月劫掠宣府大同，十月又回到甘肃。他来去自如，如入无人之境。唐朝设在黄河北岸的三个受降城(东边在托克托，中间的在五原，西边的在临河)，久已成为废墟。明朝的所谓九边，除了辽阳、宁夏以外，其余七个皆在长城之南，以守待攻，分散了兵力，丧失了主动。而且这七镇的总兵官只有“延绥”的一个驻节于长城边子上的榆林，别的都驻节于离开长城有相当距离的“安全所在”。
达延汗于明孝宗之时，藉着对明友好，赢得了充分时间，把蒙古各部一一征服，也胁从了一向最忠于明的朵颜三卫，与远在松花江与辽河之间的若干蒙古部落。
因此，他在明武宗之时，便能以全力对明侵扰，极占上风。明武宗在位十六年，差不多每年均有边患。本来，达延汗在弘治十四年曾经放弃河套，把套内的蒙古人带走。现在他又把一万户的蒙古人于正德德六年带进套内长住，称为鄂尔多斯部，与绥北的土默特部的一万户，与察中及热南的永谢布部的一万户，合称“右翼”，交给第三个儿子巴尔苏·博罗得管辖，封巴尔苏·博罗得为副王(济农，即《明史》上的“吉囊”。明朝官史误以吉囊两字为人名。)左翼也有三个万户，由他自己直接统率。这三个万户，是察北的察哈尔部，热东的兀良哈部，辽河与松花江之间的喀尔喀部。
外蒙古的户数不详，人民也分作三部，称为车臣部、土谢图部、札萨克图部，都交给另一个儿子(可能是第八个)格埒森札管辖。
他如此措施，为的是防免子孙因争夺汗位而内哄。事实上，他给蒙古建立下一个维持了几百年的封建制度。游牧的部落，由于得到了固定的活动范围，开始和_土地发生关系，渐渐地生了根。
到了明世宗之时，达延汗的江山久已坐稳，对明朝的进攻也较前更加猛烈。前后死在他刀下的明朝军官，有指挥使殷隆，都指挥王纲，参将王经，参将关山，指挥赵源。
他死于嘉靖十二年。继他而作为入侵明边的北元首领，是“吉囊”与吉囊的儿子俺答。
八四、俺答
达延汗的长子图噜·博罗得，死得很早。次子乌鲁斯·博罗得为仇人伊巴里(亦不剌)所害。三子阿尔苏·博罗得便是《明史》上的“吉囊”，被谷应泰误认为俺答的父亲。
俺答的父亲是达延汗的第四个儿子，巴尔苏-博罗得。此人勇敢善战，受封为右翼三个万户之长，赐号济农，《明实录》与《明史》，以为他的名字便是所谓“吉囊”。吉囊比不上达延汗，对明军作战有胜也有败：他的军队杀了指挥赵镗、参将张国辅、都指挥周冕、指挥周岐、参将郑东，却也一再败于王效、梁震、任杰、鲁纲、姜奭、刘天和、周尚文、赵卿等人之手。
吉囊驰骋于明朝北疆之上，前后有八九年，从嘉靖十二年到嘉蜻二十年。
他的长子，叫做衮·毕里克，袭位为济农，在《明史》中被称为“吉能”。次子阿勒坦．比吉能厉害，在《明史》与《明实录》之中被称为“俺答”。俺答是明朝的劲敌：一度在嘉靖二十九年兵临京师(北京)城下，饱掠而去。另一次，在嘉靖二十一年，进雁门关，捣穿了山西省，兵锋及于太原、潞安、沁州，襄垣，长子、临汾。风驰电掣，很像后来的多尔衮与阿巴泰，使得山西的人民吃了很大的苦，也使得明朝的朝廷大官相顾失色。
俺答的其他活动，和这两次入侵比起来，反而箅不了什么了。石州(灵石)、朔州、宣府、大同、宁夏(银河)、延绥(榆林)、松子岭、清平、怀仁川、灵邱、广昌、广武、古北口、蓟州、土木堡、万全、隆庆，都被他占领过；其中以大同遭殃的次数为最多。其次，是宣府。明朝重要军官之死于他的军队之手的，单就世穆二宗的本纪所标出的而论，计有：
总兵官四人——张达、李涞、岳懋、郭江。 副总兵二人——林椿、郭都。
参将六人一一张世忠、史略、冯恩、赵倾葵、李光启、崔世荣。 指挥二人——顾相、董旸。
指挥佥事一人——王恭。
游击四人——高极、张宏、董国忠、梁平。
守备四人——张文瀚、鲁承恩、祁谋、韩尚忠。
俺答在最后受封，与明廷言归于好，是在穆宗隆庆年间，张居正当国之时。
张居正于穆宗隆庆元年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到了隆庆二年十一月，便有宣府总兵官马芳，连败俺答于长水海子及鞍子山的胜利。次年正月，大同总兵官赵岢又大败俺答于弘赐堡。四年四月，俺答攻大同与宣府，均被马芳与赵岢挡住。 半年以后，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带了部下阿力哥等十人，到大同来投降。巡抚方逢对予以接受，报告总督王祟古。王崇古向明廷建议，封把汉那吉以官爵，让俺答知道，如果俺答肯归顺，便叫他把赵全等九个汉奸捆了送过来；如果俺答不肯归顺，便说要杀他的孙子把汉那吉，来恐吓他。
明廷批准王崇古的建议，封了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以下十人也分别封了千户等等官爵。
把汉那吉为什么离开了俺答，向明朝投降呢？因为，他的未婚妻“三娘子”被俺答霸占了去。论辈分，这三娘子还是俺答的外孙女呢。
在把汉那吉降明受封以后，俺答约集了各部人马，大举压境，见到明方有备，便派了一个使者来见王崇古，王崇古也派了一个翻译官鲍崇德去答拜，把归顺的利与不归顺的害，向他说明。
俺答听了，很高兴。他向鲍祟德说：“我本不想作乱，是赵全等人教我的。倘若皇帝封我为王，镇守北方的各个部落，有谁再敢作乱呢？我死了以后，我的孙子继位受封，衣食仰给予中国，也不会忘恩背德的。”
王崇古把交涉的经过报告明廷，同时也提出具体的封赏与贡市的办法。明廷照王崇古的办法实行，于隆庆五年三月封俺答为“顺义王”，他的部下与儿子等人，如昆都力哈(老把都)、黄台吉、宾兔台吉等十人，那木儿台吉等十九人，打儿汉台吉等十八人，阿拜台吉等十二人，恰台吉等二人，都分别授了官爵。昆黄二人，授为都督同知，宾兔等授为指挥同知，那木儿等授为指挥佥事，打儿汉等授为正千户，阿拜等授为副千户，恰台吉等授为百户。到了秋天，俺答的哥哥吉能，也被授为都督同知。
赵全等九个汉奸，都已经在隆庆四年十二月被俺答捆了送来，斩首。把汉那吉也被明廷送给俺答；祖孙二人晤面以后亲爱如旧。
入贡的办法是，每年贡使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人，其中许六十人进京，其余的只准留在边境等候。所贡的马，每年以五百匹为限，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等给予马价，准许贡使以所得的马价购买缯布等项物品。互市的地点，除了陕西三边原有的以外，指定大同市场在左卫威远堡的边外，宣府的在张家口边外，山西在水泉营边外。互市的时期，定为每年以一个月为限。互市的物品，在蒙古人的一方，可用金、银、牛、马、皮张、马尾；汉人的一方可用绸缎、布匹、铁锅、铁釜。市场由明军五百人保护；蒙古兵可以驻三百人于市场之外。从此，俺答不再扰边。明朝的西北方得到安宁，直至他的另一孙儿撦力克之时。
八五、乞庆哈、力克、卜失兔
俺答在万历十年去世，他的儿子黄台吉继位，袭封为“顺义王”。“黄台吉”三个字，正如清朝顺治皇帝父亲皇太极的名字一样，是“皇太子”三个字的译音：从汉文译过去，又从蒙文译回来，走了样。黄台吉的本名，可能是“乞庆哈”。《明史·鞑靼传》说他在受封以后才改名为“乞庆哈”，可能是传闻之误。
乞庆哈在位三年而死。儿子撦力克袭封。三娘子于俺答死后，曾再嫁给乞庆哈；乞庆哈死后，又嫁给了撦力克。这是当地的风俗，并不足怪。她一向主张对明廷保持和平，明廷很感谢她，封她为“忠顺夫人”。
撦力克管不住自己的部下，包括他的一个孙儿卜失兔。他因事离开了河套之北，到西边去出巡。他的部下，在河套的庄秃赖，与他的孙儿卜失兔便骚扰起甘凉洮岷与西宁了。明神宗大怒，在万历十九年停止对撦力克的赏赐与互市。八个年头以后，明神宗才对他恢复了赏赐与互市。
撦力克在万所三十五年去世，诸部各不相下。到了万历四十一年，明廷才封卜失免为继任的顺义王。这时候，卜失兔已经对明廷表示服从，而且娶得了三娘子为妻。
三娘子嫁了卜失兔不久，使因老病而与世长辞。
卜失兔虽则受封为顺义王，而仍无统驭诸部的力量。他仅能驻牧于山西大同之北，割据一方。到了崇祯元年，东边的博迪一系君主所统辖的蒙古人，在林丹呼图克图的指挥之下向西发展，把卜失兔及其直属部落击溃。卜失兔逃奔到河套以内(黄河以南)苟延残喘。
他在何年去世，由何人继位，《明史》并无交代。蒙古人自己的史料《黄金史》与《蒙古源流》，也没有交代。我们仅仅知道，在他以后，不再有什么“顺义王”而已。
他的父亲是谁，我们也无从查考。其实，他是不是撦力克的孙儿，也是问题，只是《明史.鞑靼传》作了如此记载而已。
他可能是撦力克的儿子，或兄弟，或堂兄弟。总而言之，史无明文。
从俺答到卜失兔，均不是整个北元的正统君主。正统君主是博迪、达赉孙、图们、布延、林丹呼图克图；亦即《明史》上的卜赤、打来孙、土蛮、白言台周、虎墩兔。
八六、图们可汗
达延汗死时，由于长子图噜·博罗得先死，图的儿子博迪·阿拉克(卜赤)年幼，整个北元的领导权落入达延汗的第四个儿子，亦即俺答的父亲巴尔苏·博罗得之手，虽则巴仅是一个济农(“吉囊”，副王)而已。
博迪.阿拉克成年以后，就可汗之位。然而他所能控制的，只限于左翼(东边)的三个万户；作可汗也只是作了四年。
他的儿子库登可汗达赉孙(打来孙)，据《明史·鞑靼传》说，本来驻牧于宣府塞外(张家口的北边)，因为畏惧俺答的兼并而向更东的地区移动，移动到辽河上游，收福余(扶余)杂部。这就与泰宁及朵颜二部接壤了。
达赍孙在位九年。死后，他的儿子图们可汗，给了明廷以极多的麻烦，从嘉靖三十七年闹起，一直闹到了万历初年。明廷的君臣称他为“土蛮”。
最厉害的一次，是在隆庆元年。他在九月二十一日穿进长城，由蓟州转掠卢龙、昌黎，到了抚宁，才被总兵官李世忠挡了一阵。明廷宣布京师戒严，戒严到十月初五，他退出长城之时。 他同泰宁卫的部长速巴亥与炒花，朵颜卫的部长董狐狸与长昂，都连在一起。这泰宁与朵颜，加上福余，原是明成祖所设置的三个羁縻卫，称为“大宁三卫”，亦名“兀良哈三卫”，而讹称为“朵颜三卫”。朵颜位于热河东南，泰宁位于辽宁的西部，福余位于辽宁的北部。
图们可汗有两个弟弟，叫做大委正与小委正；一个叔父，叫做黑石炭；两个堂兄弟，叫做煖兔与拱兔。这五个人，都是很活动的分子。图们可汗的儿子也有好几位，其中最有名的叫做卜言台周，便是其后的布延可汗。
在明神宗万历初年，图们可汗闹得最凶。明廷幸亏有李成梁与戚继光，才守住了东北边疆。否则，便会在万历三年失掉沈阳，在万历四年失掉锦州义州，在万所五年失掉耀州，在万历七年失掉海州(海城)，在万历八年失掉松山杏山，在万历九年失掉广宁(北镇)或辽阳。
速巴亥在万历十年于义州镇夷堡之战，死在李成梁部下的参将李平胡与苍头李有名之手。
图们可汗死于万历二十年。到了万历二十五年之时，他的儿子布延可汗(卜言台周)与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对垒，用埋伏击杀了李如松。
八七、林丹·呼图克图
布延可汗的儿子，林丹.呼图克图，被明人称为虎墩兔。他即可汗之位，在万历二十七年，去世于崇祯七年。关于他的事，我们不妨现在一口气地说下去，论次序，原应等到说了嘉靖隆庆年间其他的事以后。
“呼图克图”这个名词，原意是活佛。(林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正如俺答在其晚年一样。)明人省掉了“林丹”二字本名，而把“呼图克图”缩成了“虎墩兔”，可谓匪夷所思。这还算是客气的呢。普通，在官方文书上，只称北元的君臣人民为“虏”。虏这样，虏那样，不写出对方君主或将帅的名字，不仅蒙胞读了会生反感，我们汉人读了也觉得刺眼。这一方面，显出明人的小气；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明人对北元的内情茫无所知。知己而不知彼，焉得不败?况且，明人连自己的国力与兵力也同样地不知！ 林丹·呼图克图给于明廷的打击，虽不如图们可汗之甚，却也够受。最凶的两次，似乎是在万历四十一年与四十三年。在四十一年，他与泰宁卫的炒花“三犯辽东”；在四十三年．他“掠义州，攻大安堡，兵民死者甚众”。
林丹和明廷的关系，发生在万所四十七年。这一年，努尔哈赤灭了叶赫，杀掉叶赫的君主金台什。金台什的孙女是林丹的媳妇。于是，努尔哈赤与林丹之间也结了仇。明廷见到有机可乘，便拉拢林丹，给林丹四千两银子表示好感，请他联络炒花等人，与明方一致，共同对付努尔哈赤。次年，明光宗泰昌元年，银子加送到四万两。林丹也正式宣告，此后要帮助明，对付努尔哈赤的金(后金)。
泰昌四年，为了林丹的一个亲属歹青，被明方的边境人民杀了，银子增加到“每年”一万三千多两，称为“偿命银”。这一年，炒花为后金击溃，他的残部有一半都归入了林丹属下。
崇祯元年，林丹攻破了哈刺嗔(喀喇沁)，又攻破了卜失兔所统率的一部，与白言台吉所统率的一部，势力顿形庞大，便对明廷翻脸，向宣府大同之北的长城进攻，明廷把“赏银”增加到每年八万一千两，和他讲和。但是，次年他又“拥众至延绥红水滩，乞增赏，未遂，即纵掠塞外”。这一次，他被延绥的总兵官吴自勉赶走。不久，他竟然转到后金的一边，帮助皇太极攻打龙门。但是，他大吃后金的亏，后金不仅不领情，而且击破他的兵。崇祯六年，他撤出在热河的部众，向西逃。崇祯七年，他死在中途。崇祯八年，他的儿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在上都被后金的兵追到，只得投降，献出元顺帝当年从大都带走了的秦始皇帝的传国玺。
八八、倭寇
倭寇的入侵，在洪武年间便已开始，但到了嘉靖之时，才成为严重的祸患。
太祖称帝以前．便已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领了倭人来骚扰沿海。太祖在洪武二年三年，先后派了杨载与赵秩前往日本，质问当时的世袭宰相足利良怀。良怀派了一个和尚祖来，作为使臣，向太祖称臣纳贡，送还明台二州被掳去的男女七十余名。就在这一年，温州又来了倭寇。次年，海盐、澉浦，与福建的沿海几处地方，也来了倭寇。其后，良怀常常派人来进贡，太祖也常常拒收他的贡，倭寇也照样常常来，不过人数皆不甚多。太祖在洪武二十年命令周德兴与汤和在福建、浙江的沿海，造了几十座防倭的城，市置了六七万兵。倭寇敢来的，便较前更少了。
实际上，这些倭寇并非良怀所派遣，亦非良怀或他的世袭的宰相足利义满所能防止。割据各方的藩镇，想怎样便怎样。那不属于藩镇的“无主武士”(浪人)更是无拘无束的极端自由的分子。况且，所谓倭寇，有十分之七八是华人!
足利义满在晚年改名“道义”，复姓源(足利氏本为源氏的一支)。他在永乐元年向明成祖上表进贡，受到成祖的优礼。次年，他捕杀了对马台岐等岛的若干海盗，于水乐三年派使臣押了二十名解到南京。成祖不收，叫使臣将这二十人带回本国，自行治罪。使臣走到宁波，于上船以前，用蒸锅把这二十人活活蒸死。
永乐六年，源道义去世，成祖赐祭赐谥，而且封了他的儿子源义持为“日本国王”。虽则，当时以及其后，日本始终另有一个天皇，而源义持在本国的正式爵位不过是“征夷大将军”，这“大明日本国王”的封导，源义持却毫不迟疑地接受了。
源义持，正如他的父亲一样，仅能捕捉他力量所及的地区内的零星海盗，没有办法禁止其他的日本人到中国沿海作倭寇。在永乐十七年的时候，竟有几千个倭寇乘了二十条船开进辽东的王家山岛。这几千个倭寇不久便被刘荣击溃于樱桃园，杀了七百四十二名．活捉了八百五十七名。
宣宗即位以后，进贡的“日本国王”叫做源义教。宣宗把贡使随员的人数，由永乐年间的二百人放宽为三百人，贡船由二艘放宽为三艘。
源义教，也如同他的祖父与父亲一样，管不住倭寇。到了英宗正统四年五月，竞有装满了四十船的倭寇，来抢劫浙江沿海，攻破了两个千户所(台州的桃渚千户所，与宁波的大嵩千户所)，又攻破了一个卫(昌国卫，今天的定海县城)。
有些贡使及其随员，也渐渐染上了倭寇习气，夹带了十倍于贡品的私货，在中国市场卖出，换买中国商品回国。在卖私货与买商品的时候，每每很不客气，强卖强买，甚至抢了东西不给钱。他们人人均带有武器，船上的武器更多。遇到中国的官军，他们便拿出贡物，说出贡使或随员的身份，不遇到中国官军而有机可乘之时，他们就使用武器，为所欲为。
贡使随员的人教与船数，没有一次不超过三百人与三条船的限制。
在景泰四年的时候，临清地方的指挥使，为了劝阻贡使抢老百姓的东西，几乎被贡使当场打死。事情被报告到景帝那里，景帝主张宽大，不予深究。
英宗复辟以后，源义教的儿子源义政派了使臣来谢罪。但是，到了宪宗成化四年，源义政的贡使又在某一城市打人，把人打伤。
孝宗之时，进贡的“日本国王”是源义高。源义高的贡使也在弘治九年闹事，在济宁杀人。孝宗发了睥气，下旨：此后日本的贡使只许有五十人进京，其余的都必须留在“舟次”。
武宗之时，进贡的“日本国王”是源义澄。源义澄的贡使宋素卿，根本是一个中国人，姓朱名缟。依照法律，中国人私自通番，而且冒充番人，作番邦的使者，应该处死。这宋素卿送了刘瑾一千两黄金，逍遥自在。
世宗嘉靖二年，宋素卿又以贡使的身份来到宁波。另有一位贡使，叫做宗设，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日本人，比他先到。宋素卿说宗设是假贡使，宗设也说宋索卿是假贡使。
宁波市舶提举司的主管人，太监赖恩，请他们二人吃饭，把宋素卿的座位排在宗设的上边。(原因是，赖恩已经收到了宋素卿的贿赂。)赖恩而且提前把宋素卿的货物验放。宗设气不过，动起武来，杀了和宋素卿同来的日本人瑞佐，追击宋素卿，从宁波一直追到绍兴城的城边。从绍兴回宁波，沿途烧房子，抢东西，而且架走了指挥袁琎，偷了一条官船出海，扬长而去，浙江都指挥刘锦，带了兵去追，追到他，打了一阵，刘锦阵亡。
宋素卿逃到绍兴城内或城外附近的地方，不曾被宗设追着。后来，他被明廷的官吏抓住，治罪，死在牢里。
明廷通知日本的“国王”源义晴，叫他交出宗设来。源义晴办不到。于是，明廷便拒绝了源义晴的请贡，一直到了嘉靖十八年七月，贡使硕鼎来到宁波之时。硕鼎却被准许进京，于十九年二月到达，明廷仍一面叫他转达源义晴，把宗设押解来华，一面准日本恢复入贡，贡使随员的人数以一百名为限，船只以三艘为限，贡期则以每十年一次为限。
没有等到十年，日本的贡使又在嘉靖二十三年七月到了宁波。这固然是日本不对，明廷的限制也根本太不合理。当时的皇帝与大官都不懂国际贸易对两国彼此均有好处，只是一味地想省事。于是，明廷振振有词地又拒绝了日本的贡，而且治了沿海文武将吏的罪，严禁老百姓与日本贡使交通。事实上，尽管禁令皇皇，老百姓之中有力量的仍旧和贡使暗暗交易。
十年一次的限期，在嘉靖二十八年轮到(是从嘉靖十八年算起的)。源义睛派了一位周良作贡使，于嘉靖二十七年秋冬之际到了宁波，带来六百名随员，分乘四条贡船，向地方官要求暂在宁波停泊，等候明年的贡期，地方官呈报中央，中央请示皇帝(世宗)。皇帝在十一月间下敕书，叫地方官勒令周良带领随员与贡船回国。周良只得怏怏而去。
次月，十二，便有了若干倭寇，大掠温州台州二府。这些倭寇，是否为周良的随员，史无明文。
周良在嘉靖二十八年六月，又遵旨如限而来。巡抚朱纨替他请准，带一百名随员入京。到了京城以后，周良向明廷诉苦，说：贡船高大，原限的随员百人不够驾驶，必须有五百名才够；贡船原限三艘，但是沿途有海盗，必须再加一条船护航，因此才带了四条船来，并非敢于“违制”。
周良走了以后，巡抚朱纨杀了若干私行贸易的中国人。这些人，多数都极有钱，在朝廷中也有奥援。于是，朱纨被朝廷降为“巡视”，不久又被免职，而且背了若干洗不清的罪名，愤而自杀。
朱纨死后，他留下遗缺，“巡抚浙江，兼制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有四个年头不曾补人，“海禁复弛，乱益滋甚。”
明廷在嘉靖三十一年复设浙江巡抚，以王忬充任。王忬的运气不好，在次年三月便遇到海盗汪直勾引倭寇，大举入侵的事。
汪血与宪宗时候的一位坏太监姓名相同。太监汪直是广西大藤峡的瑶人。这一个海盗汪直，是安徽徽州府歙县人。他亡命在海外很久，有海岛根据地，在日本也有家。他的养子叫汪滶，原姓毛，名海峰；是他的得力助手。和他一伙，而势力相伯仲的大海盗，另有徐海、陈东、麻叶等人。
汪直与他的同伙，以及真正的倭寇，一共集合了几百条船，“蔽海而至”。他们在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攻破昌国卫(定海县)。次月，骚扰太仓，攻破上海县城，抢掠江阴、乍浦。八月，抢掠金山卫、崇明、常熟、嘉定。
次年，嘉靖三十三年，他们在正月间从太仓进犯苏州，抢掠松江，转而北向，渡过长江，抢掠南通州、泰州。其后，又转而向南，再渡长江，于四月间破嘉善县城与崇明县城，再攻苏州，进了崇德县城。六月，从吴江出发，抢掠嘉兴，然后，屯扎在柘林镇。 明廷在沿海的卫所，久已“船敝伍虚”，无力作战，王忬所倚靠的只是一些渔船，与一些临时招募的兵，坐视汪直等几东驰西突，如入无人之境，而一筹莫展。
明廷把王忬调走，换了李天宠，加派兵部尚张经到浙江来“总督军务”。一时，汪直等人依旧横行无忌。到了嘉靖三十四年五月，才在王江泾吃了张经与李天宠一个苦头，被杀了一千九百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