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愤的明世宗，却又听信佞臣赵文华的话，颠倒功罪，把张经与李天宠逮捕下狱，改以周玧为总督，胡宗宪为巡抚。周忬干了不过一个月，被杨宜所替代，杨宜干到三十五年二月，被胡宗宪所替代。胡宗宪的巡抚一缺，由阮鹗接充。
胡宗宪是安徽绩溪人，他人极聪明，懂得应付赵文华，也懂得迎合明世宗的癖好(例如：献白鹿)。他的打仗本事，很平常，却有一个极大的长处：知人，《明史》对他的批评很坏，其实，他能选拔出戚继光，而予以信任，使得戚继光终于替国家平定倭寇。功罪相较，他已经足够留名青史了。
在杨宜与胡宗先分任总管巡抚之时，倭寇横行无忌。有六七十个个人从抗州北边的新关镇，向西，抢掠淳安、歙县、绩溪、旌德、泾县、芜湖、太平府(当涂)、江宁镇、南京大安德门、夹冈、秣陵关、溧水、溧阳、宜兴、武进、尢锡的惠山、浒墅、杨林桥，才被明军剿灭，世是他们蹂躏了几千里，杀戮了几千老百姓。另外有一批，不到二百人，在浙江乐清登陆，抢掠黄岩、仙居、奉化、余姚、
上虞，到了嵊县，才被消灭。这一批，走过的地方虽只有三个府，残害的老百姓之多，更甚于杭州新关镇的那一批。
胡宗宪当了总督以后，一面从山东、山西、河南、广西，调集强厚兵力；一面派遣间谍，分化倭寇的首领。这些首领，几乎完全是中国人。胡宗宪骗徐海，叫他捆送陈东和麻叶。徐海中计，果然就把陈麻二人捆了送来。于是，桐乡之围，不解自解。胡宗宪随即追击陈嘛二人的余党，毁掉他们扎在乍浦的巢穴。然后，胡宗宪又出其不意，包同徐海于平湖县的沈庄与梁庄，恶战七日，把徐海及其二千余众也完全杀了。这是嘉靖三十年五月到八月间的事。
胡宗宪派在沈庄与粱庄前线的指挥官，是俞大猷。俞是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世袭百户，于嘉靖十四年参加“武会试”，中了武举，升为千户，守御金门，其后历官至苏松副总兵，于嘉靖三十三年在张经的指挥之下大破倭寇于王江径。又其后，他连胜倭寇于陆泾壩、三丈浦、莺脰湖、马迹山、茶山、老鹳嘴，在三十五年三月受任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归胡宗宪节制。
俞大猷于歼灭徐海一支的倭寇以后，奉命进剿在舟山群岛的倭寇老巢，获胜，被升至“都督同知”，仍以都督同知的官阶，充任“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戚继光这时候，是浙江的“宁绍台参将”。参将之上为副将，副将之上为总兵。
胡宗宪对于汪直，也用了一套权谋。汪直在倭寇首领之中，是最厉害的一个，绰号为“老船主”，所盘踞的大岛有五个之多。胡宗宪先把汪直的母亲与妻儿，从金华的牢里释放出来，养在杭州，然后派人向他劝降。汪直在原则上答应，要求胡宗宪派一位“贵官”当人质。胡宗宪便派遣一个官居“指挥”(比千户高一级)的夏正，到了汪直的岛上。果然，汪直把夏正留下，交给养子汪滶(毛海峰)，自己来见胡宗宪。胡宗宪招待他一番，叫他去见巡按御史王本固。王本固毫不客气，一见面，便立刻将汪直逮捕下狱。
汪直的养子汪滶(毛海峰)，听到消息，就把夏正“支解’(裂开四肢而死)，率领五百名死党占了[定海县西北的]岑港。胡宗宪派俞大猷和戚继光等人去打，打了一年多，从嘉靖三十六年十月打到三十七年七月，打不下来。敌人从容不迫地离开岑港，移屯柯梅，到十一月造好若干艘船，搭上帆，扬长而去，去到福建，占住浯屿(在金门之南，大胆岛之西)。
胡宗宪被御史李瑚等一再弹劫。李瑚是福建人，和俞大猷同乡。胡宗宪怀疑俞大猷，以为俞供给了李以军情内幕，便奏上一本，说岑港之败，全由于俞大猷作战不力。于是，俞大猷被逮捕审问。不久，俞的好朋友陆炳私下向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送了一些钱，俞才被释放，派往大同，在巡抚李文进指挥之下戴罪立功。
本来，俞大猷早就在岑港之战未了以前，和戚继光、张四维都革了职(和清朝的所谓“革职留任”相同)，限一个月把岑港打下。岑港虽不曾如期打下下，过了几个月敌人溜走，俞戚二人也可算是有功，所以革了的职就复任。偏有御史李瑚等人一再弹劾胡宗宪，又恰巧李瑚是俞夫猷的同乡，因此俞大猷才仍旧倒霉。 戚继光的运气，也不比俞大献好多少，他祖籍安徽定远，世袭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戚景通官至大宁都指挥使，神机营副将。他自己嗣职以后，作过山东都指挥使司的佥事，负责“备倭”。调到浙江以后，升到参将，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打岑港打不下来，革职留任；敌人走了以后，复职。但是，又有别股的倭寇在台州登了陆，他被给事中罗嘉宾参了一本，就真地丢了宫，在胡宗宪面前当了一名闲人。这是嘉靖三十八年七月的事。到了二十九年二月，他才又因胡宗宪的保荐，重新作了参将，防区改为台川、金华、严州。
他在赋闲的段时期，曾经被胡宗宪派往义乌县，帮助县知事赵大河选兵练兵。他见到义乌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尤事血气，一战之外，犹能再奋，但不听号令，胜则直前不顾”，认为他们是好材料，便决心把义乌人练成精兵。他说义乌人“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驯；不患其不胜，而患其骄”。这骄气不难消除，所需要的只是严格的训练与军法而已。
义乌附近的东阳、金华、浦江各县，人民的性格大致与义乌人相同。
胡宗宪授权给他，招募义乌及其邻县的壮丁四千人。
戚继光把招募来的四千名“义乌兵”，带到台州，练成了一立劲旅：在编制、武器、战术、军法等等方面均有彻底的革新。编制方面，他以十二人为一队，比起明朝原有的兵制增加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火兵”(伙夫)。有了这“火兵”，全队的人走到某处，便可以在某处吃饭，也就可以住在某处了。平时行军，毋庸赶到城市，赶到乡镇村庄；战时更可随处扎营，行动自由得多。 每队有个队长，亦称旗总。四个队合成一哨，有哨长，亦称百总。四个哨合成一司，有把总。三个司，合成一营，有千总。五个营合成一军，有主将。这便是所谓“戚家军”的编制。
武器方面，他发明了“狼筅”，用以对付倭寇的倭刀。倭刀长大而锋利，每每一砍便可以砍掉明军的花枪杆子好几条。戚继光研究出来，用毛竹做花枪杆子，便不是倭刀所容易砍的了。而且，倘若把毛竹尖端，留下两三尺长的枝叶，更可以抵御倭刀。这尖端再加上刺刀，就成了戚继光的“新武器”。
每一个司，有百总所直接指挥的“火枪队”。每一个营，也有把总所直接指挥的“火炮队”。这也是过去明军普通部队中所没有的。
每一队兵，分作两组：每组五人，最前边的一人左于执“长牌”或“藤牌”，右手执短刀，第二人用狼筅，第三第四两人用加长的花枪，第五人用“钯叉”。全队的序列，是队长在前，两组纵列左右：这叫做“鸳鸯阵”。或是队长居中，两组横列左右，以钯叉压阵：这叫做“三才阵”。
队是作战的小单位。队长的责任，是向前冲。兵的责任是跟着他冲，保护他。队长不退，兵先退，或是队长前进，兵不进，以致队长阵亡，全队的兵皆斩。一队陷入重围，队长之上的哨长不下令救援，或同哨的其他三队的队长不依令去救援，则哨长或三队队长之违令的，也斩首不留。哨长是全哨之首，哨长不退而阵亡。所有的四个队长皆要斩首。扩而充之，哨长(百总)之上，统率叫个哨(一个司)的“把总”，以及把总之上，统率三个司(一个营)的千总，如因不退而阵亡，则把总之下的四个哨长(百总)，或千总之下的三个把总，皆要斩首。这叫做“连坐法”。
营之上的主将，统率五个营，分别称为左右前后中。进退之际，各营均按固定的左右前后中的次序。进退的号令，操于主将，一概不用口传，而用锣鼓。敲锣是退，敲鼓是进。听了锣声而不退，听了鼓声而不进，都要以抗令论，军法从事。
作战之时，某队有一人阵亡，但也获得了敌人首级一颗，免罚。兵士负伤的，有赏。倘若伤口是在背后，则不但没有赏，而且要罚。同袍之间，互抢敌人的首级或财物，可以由哨长以上的军官当场下令处死。，
戚继光练兵，最重军法，然而他并非以军法为万能。他说：“威严不能自行永守，保无阻坏。而所以使威严之永行无阻坏者，恩与信也。”严厉的军法，可以化部队为机器，要推动这部机器，必须驭之以恩，励之以信。
他在受任为金严台三府的参将以后，便把这一支义乌兵带去台州，继续训练，留作御倭之用。倭寇一直到了嘉靖四十年四月才来，足足给了他以一年多的训练时间。
一小股的倭寇，在四月十九日登陆于奉化。奉化不是戚继光的防区，他偏要带领义乌兵去救。作用是，为了引诱倭寇的主力“乘虚”袭击台州。果然，就有了两千矮寇又在桃渚登陆，向着台州的方向杀人放火而来。戚继光得到消息，便从桐岩岭折回．于半天的时间急行了七十里，赶到台州城下，转向花街，迎击倭寇，倭寇排开了一字阵，被戚继光施展出鸳鸯阵，杀得两千名倭寇大败全输。
这一仗打完以后，又有两千名倭寇于四月底在宁海县的圻头登陆，向着台州府城而来，在五月初一日到达大田镇。戚继光也把义乌兵开到大田镇，两军对峙了一天半，倭寇在雨中溜走，企图经由仙居，袭攻处州(丽水)。戚继光也就转军向着仙居急进，抢先占了白水洋镇附近的上峰山，居高临下，以逸待劳。这一仗，又挫了倭寇凶锋，却被逃出了主力，窜至白水洋多的朱宅。戚继光追到朱宅，将他们包围，杀光，只剩下三个活的，作为俘虏。
从此，倭寇不敢再向台州进犯。戚继光被朝廷升为“都指挥”。
这一年(嘉靖四十年)冬天，戚继光被调往江西，剿当地的“土匪”。他五战五胜，将“土匪”肃清，于次年三月回到浙江。
自从汪滶(毛海峰)的一股窜据福建金门的浯屿以后，便有一批一批的“新倭”涌到福建，攻破了寿宁、政和、宁德三个县城，与元钟一个千户所，靡烂了福清、长乐、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兴化，这八个县的属境，而且扎了一个坚强的营垒在三都澳的横屿岛。
于是，在四十一年七月，戚继光又奉命到福建去作战。这时候，他的部队早已不止有二四千义乌兵了。他带了六千人去。胡宗宪又加拨了一千六百人，交由戴冲霄率领，归戚继光节制。戴冲霄的官阶，也是都指挥，与戚继光相等。
戚继光率领不足八千人的部队，于八月初六到达宁德，宁德这时候已经是一片废墟。他略事休息，便在初八日黎明以前，乘着潮退之时，命令三分之二的兵上，每人带一捆草，越过大陆与横屿之间，足有十里宽的沙滩上，突袭敌人最坚强的堡垒。这一仗，杀死倭寇六百多人，救出八百名以上的被倭寇拘囚的中国老百姓。其余的倭寇狼狈而逃，死在水里的极多。(朝廷升戚继光的官阶为都督佥事。)
戚继光转军南下，又在九月初一黎明以前对福清县的圯寨夜袭，杀尽那里在酣睡之中的七百多倭寇，当天，光复牛田镇，击溃倭寇五千人之多。不久以后，他进一步肃清倭寇在兴化县林墩镇的另一堡垒，斩了九百六十，俘了一千以上，救出二千一百名被拘囚的中国老百姓。
他见到大功告成，便收兵回浙。福建的文武官吏要留他，却留他不住。他的军官与兵士，经过了这几次的战役，虽则阵亡不多。仅有六十九名，但是伤残的与患病的，几乎已及全军的半数。他必须回浙，一面给伤病的官兵以疗养的充分时间，一面向胡宗宪请示，倘若福建仍需要他再去，可否增募若干兵丁。
不料，在他回到浙江之后，胡宗宪已经丢官被捕。罪名是阿附严嵩。(严嵩是在四十一年五月被免职的。胡宗宪被押解进京以后，一度被明世宗释放。其后，大概是在四十四年三月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被杀之时，他又因被御史汪汝正指为与严世蕃交道，关进牢狱，病死在牢里。)
胡的总督一缺，并未补人。当时的巡抚已不是阮鹗，而是赵炳然。赵炳然并不因戚继光之曾经受知于胡宗宪，而对戚继光岐视。他准许戚继光增募新兵，也同意福建文武官吏之请戚再度入闽的要求。
事实上，自从戚离开福建以后，又有成万的新倭蜂拥而来。兴化府于十一月被攻陷，烧杀一空。各地的山寇(土匪)纷纷揭竿而起，与倭寇相勾结，打家劫寨，无恶不作。
明世宗下旨，调升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又加派广东总兵刘显，到福建对兴化府城的倭寇会剿。
戚继光带领一万六千名新旧的募兵，于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开拔，四月初八日路过建宁(建瓯)，十九日到达兴化前线。俞大猷与刘显也均已在那里了。戚继光地位低，不能指挥他们两人。但是，他已经迎了福建巡抚谭纶夹，作为俞戚刘三人之上的共同主帅。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谭纶下令，戚继光居中，刘显居左．俞大献居右，三军一齐发动，进攻兴化平海卫的渚头许家村赤崎山倭巢。戚军先到，击败倭寇的马队，与倭寇的步兵肉搏，登上赤崎山，进逼许家村。刘、俞两军从两翼包来，把许家村合围，这一仗，是自有倭患以来，最猛烈一次的战斗，斩杀了倭寇二千二百，释放了被拘囚的中国老百姓三千。兴化城与各村镇余寇纷纷逃走。
明世宗接到捷报，升戚继光的官阶为都督同知，派他作福建总兵官，调俞大猷为南赣总兵官。
于是，他留在福建，把闽南闽北的“山寇”以及沿海各地的零星倭寇，一一肃清。其中，较重要的一役，是在四十三年二月打垮包围仙游县城的倭寇一万多人，又连胜他们于王仓坪及漳浦县的蔡丕岭。从此，福建也不再有大批倭寇入侵之事了。
倭寇的目标移向广东。广东有一个大海盗，姓吴名平，一向与倭寇勾结，引狼入室，帮助倭寇劫掠福建与广东沿海的各县。
明世宗在四十三年把俞大猷从南赣调往广东，充任广东总兵官。到了四十四年秋天又叫戚继光去，与俞大猷会师，解决吴平。吴平这时候，已被戚继光在福建打得站不住脚，逃到南澳岛扎了营垒。
戚俞二人会师以后，一鼓攻下南澳岛，歼火了吴平部属一万余人，烧了他的几百条船。但是，吴平溜走。
吴平溜去了饶平，号召当地土匪，占住风凰山。俞大猷派部下的将官汤克宽去打，打了几仗，都打不赢。最后，又被吴平从凤凰山再溜了走，抢了渔船，出海而去，不知所终。
俞大猷因此而被革了广东总兵官之职。(后来，他擒斩了翁源的“巨匪”李亚元，才复了职，调任广西总兵官。)
戚继光留在南澳岛一个短时期，防备倭寇或吴平再束。结果，不见他们来，便回到福建原防。事实上，福建也不再有多少倭寇敢来了。
到了穆宗隆庆二年，张居正感到北方吃紧，便把戚继光调到蓟州，以都督同知的原官阶，“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
他在蓟州，又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那是后话。
八九、穆宗
穆宗朱载垕，是世宗八个儿于之中的第三个。
世宗的长子载基，是阎贵妃所生，生下了两个月，得病而死。次子载壑，是王贵妃所生，生于嘉靖五年，在嘉靖十八年被立为太子。到了嘉靖二十八年，也得病而死。
穆宗生于嘉靖十六年，母亲是杜康妃。他和世宗的第四个儿子，卢靖妃所生的载圳，均于载壑被立为太子之时，同日受封为王。他被封为裕王，载圳被封为景王。世宗的四个别的儿子，都是生下不到一年便死。
世宗听信道士的话，以为自己命中克子，便在太子死后不仅迟迟未立太子．而且不与穆宗(裕王)和景王见面，叫他们搬出宫中，分别住在裕王府与景王府。穆宗比较浑厚，景王却野心勃勃，于言谈之间盼望越次被立为太子。世宗得到情报，就在嘉靖四十年命令景王离开京城，搬到湖北德安所谓“封地”去住。四年以后，景王在德安病死。然而，世宗依然不肯立穆宗为太子。
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自己去世之时，剩下的活的儿子只有穆宗一人。于是大臣们秉承“遗诏”，便立了穆宗、这时候，穆宗的年纪已有三十。
穆宗是一个贤君，可惜享祚不久，到了隆庆六年(1572年)便短命而死。
他即位之时，内阁的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这四位，都是正人。李春芳是扬州府兴化县人，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性情和平，操守廉洁。他竭力折冲于徐阶高拱之间，无甚效果，在隆庆五年辞职回家，侍奉双亲，享受天伦之乐。郭朴是安阳人，嘉靖十四年的进士，选庶吉士(翰林)，历官礼部吏部侍郎，吏部尚书。为人忠厚，被徐阶引人内阁，在感情上与高拱比较接近。高拱和徐阶合不来，他被卷入漩涡，却能见机而作，在隆庆元年九月便辞职回家，在家中颐养了二十几年，才死。
高拱是新郑人，中进士，选庶吉士，比郭朴晚六年，与郭朴同时入阁，也是徐阶所荐。他忠于谋国而度量不足，不能与徐阶始终合作。徐阶写世宗的遗诏，不和他商量，他怀恨。他因一件小事而被徐阶的一个同乡、官居给事中的华亭人胡应嘉所弹劾，又以为这胡应嘉是受了徐阶指使，一怒而使得胡应嘉被贬为民。因此之故，弹劾高拱的人更多，他只得在隆庆元年五月挂冠而去。两年七个月以后，他被召回内阁，兼掌吏部，到了隆庆六年六月，穆宗去世之时，他又因为和张居正不能协调，被神宗的嫡母与生母罢黜回家，郁郁而死。
九○、张居正
张居正是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卒于万历十年。他在十二岁时“进学”(当了秀才)，十六岁中举(当了举人)，二十三岁成为进士，选庶吉士，受教于徐阶。(那时候，徐阶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两年以后，散馆(毕业)，张居正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他当了编修七年，感觉到“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然而“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因此之故，他毅然决然，称病辞职，回到家乡，种了半亩竹子，闭户读书。
读书又读了整整六年。他的父亲(张文明)“郁郁不乐，日见憔悴”，父亲向朋友说，“吾生平志愿未遂，望斯儿树立，用显吾祖。今顾若此，吾复何望!”
张居正只得又进京城，作官。这一次所作的，是右春坊右中允、国子监司业。高拱和他同事，是国子监祭酒。祭酒等于今日国立大学校长，司业等于是教务长。
高拱于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十二月，世宗去世，徐阶写遗诏，邀张居正参加意见。次年，隆庆元年，二月间，张居正也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
半年以后，他上给穆宗一封“陈六事疏”，穆宗一一允行。
所谓六事，是：(1)省议论。部院等衙门“一切章妻，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陈直。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2)振纪纲。“伏望皇上备乾纲之断，普离熙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3)重诏令。“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令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院)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4)核名实。“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将诰敕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5)固邦本。“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6)饬武备。“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
张居正在隆庆元年二月入阁，两个月以后就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四年十二月，升“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加柱国”；几天以后，加“少傅”，改“建极殿大学士”。六年正月，改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六月，穆亲去世。八月，加“左柱国”，改“中极殿大学士”。
高拱于隆庆元年五月辞职，三年十二月再度入阁，六年六月被罢免。他被罢免以后，张居正成为“首辅”，直到万历十年六月病故之时。在这十个年头之中，他只有三个月(万万六年三月至六月)给假回籍葬父，不在京城，但是重要的公事仍旧有人送到江陵，请他裁决。他的加官，由少师而改为太博，又由太傅而改为太师，均仍兼太于太师，可谓位极人臣。他不曾被封为侯伯，因为叫朝的规矩不封文臣(除了外戚以外)，但是他在万历四年十月被改为太傅之时，已经被特许“俸如伯爵”。
他生平颇爱权力，而且定要全部权力。神宗从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张居正死，始终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已。两宫太后，神宗的嫡母仁圣太后陈氏与慈圣太后李氏，由于有司礼太监冯保替张居正左右其间，也一直对张居正言听计从。
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议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对张居正的作风颇有批评，却不能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十年来海内肃清。用李成粱、戚继光，委以北边，攘地千里，荒外警服。”南方少数民族“累世负固者，次第遣将削平之。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倖，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绩炳然。”
明朝自从成祖、宣宗以后，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张居正能以超人的铁腕，把政风上习扭转，做到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边境相当太平，国内家给户足，转贫为富，化弱为强，真令人心向往之。
他忠君守法，敢于负责，因此也就免不了得罪很多人。中国的社会，几千年来重人情而不重法律，重私谊而不重公义。于是，张居正一死，池的家属就遭受奇锅。
张居正的治绩，在《明史》本传中仅有寥寥数语，在《明史稿》中更少，而且贬多于褒。写《明史》与《明史稿》的人，囿于书生之见，视儒法为截然不同的二家，他们看不出张居正的难能可贵处，正如有些人之讥诸葛亮为“外儒内法’，讥王安石为“急功近利”，而茫然于孔子当年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即强调“足食足兵”与“富而后教”。孔子诚然以“道之以礼，齐之以乐’为提高社会水准的途径，但是也从来不曾主张过以姑息为政，像汉元帝以后的所谓儒臣。
张居正大权独揽，是事实。他却未包而不办。国家的大小政务，他处理得井井有条，真是所谓纲举目张。他也颇能分权给主持各部的尚书，御寇平乱的将领，通漕治河的文臣。凡是负责办事的人，他都能让他们放手干，虽谤书盈筴而他决不轻易换人。
在他执政的期间，六部尚书的更选很少：
吏部——张瀚、方逢时、王国光。
户部一一王国光、殷正茂、张学颜。
礼部——万士和、马自强、潘晟。
兵部——谭纶、王崇占、方逢时。
刑部——王之诰、王崇古、刘应节、吴百朋、严清。
工部——朱衡、郭朝宾、李幼滋、曾省吾。
在这些尚书之中，只有张瀚一人是被免职的。王国光先任户部，后调吏部，马自强离任，是由于入阁。谭纶与吴百朋死在任上。殷正茂等所有的其余人，都是在告老退休之时，才去职的。
戚继光在蓟州十六年，先当蓟州、保定、昌平三镇练兵的总理，不久兼为蓟镇总兵官，差不多与张居正在内阁的时间相终始。(张居正入阁在隆庆元年二月，戚继光由闽北调，在隆庆二年五月，到了张居正去世以后才又被调往广东。)倘若不是有张居正在朝中替戚继光撑腰，戚怎么样也干不到那么久，因此也就练不成守边的精兵，修不好沿边的“敌台”(小部队可以集中防守的堡垒)，发展不了“车战”的战术，挡不住最足以震撼京畿的土蛮，也就无法保得住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一大段长城内外的土地。
李成梁能久于其任在辽东，也全靠张居正对他信赖不疑。 李成梁是铁岭人，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积功升至辽东镇的险山参将。他因救援永平而由参将升为副总兵，是在隆庆元年，亦即张居正入阁以后，因击斩张摆失而进秩一等，是在隆庆三年，因辛爱大举入寇，需他抵御而由副总兵升为都督佥事、辽东总兵官，是在隆庆四年。
次年(隆庆五年)，他大胜土蛮，斩其部长二人，被升为都督同知，赏一子世荫千户。他在隆庆六年与万历元年，又连胜土蛮，于是又增秩二等。万历二年，他击斩建州都指挥王杲；三年，他击走土蛮于长勇堡，击走炒花、黑石炭、黄台吉、卜言台周、以儿邓、煖兔、拱兔、堵剌儿等人的联军两万多于沈阳西北，张居正给他以“太子太保”的加官，增荫一子千户。万历四年，他再破黑石炭于大清堡，袭击土蛮于辽河之东。万历五年，他捣破速把亥与土蛮于劈山。他有这几项功劳，张居正更进一步，把他的加官由“太子太保”而升为“太保”，赏一子世荫铁岭卫的指挥使。 这一年(万历五年)的十二月，速把亥、土蛮、炒花、煖兔、拱兔、黄台吉、大委正、小委正、卜儿亥、慌忽太，等等，又集合了三万人以上的联军，深入到耀州。李成梁一面留兵遏守，一面目已提兵出塞二百余里，直捣敌后的圜山，斩其部长九人，部兵八百四十，使得对方的联军不得不由耀州撤退。张居正于是也不惜爵赏，奏准神宗，封他为宁远伯。
万历七年，土蛮以四万骑来攻，屯聚在锦遄营。李成梁挡住了他。恰好，戚继光奉命率兵来救，土蛮又不得不撤退。避了不九，纠合了速把亥卷土重来。宣传即将分别攻取海州、锦州、义州。李成梁不理他们的宣传，率兵正面迎敌，又出塞二百多里，到了红土城，找他们打，打了一个胜仗。他们狼狈而散。
万历八年，李成梁两御“迤东都督”王兀堂于宽甸，连败土蛮于大凌河及锦州。
万历九年正月，李成梁大破土蛮、黑石炭、大委正、小委正、卜言台周、脑毛大、黄台吉、以儿邓、煖免、拱兔、炒户花(炒花？)等人于塞外四百余里的袄郎兔。张居正增加他的伯爵岁禄，由八百石改为九百石。四月，黑石炭等深入辽阳，李成梁派副将曹箫迎敌，小胜，追击至长安堡，遭遇埋伏，大败，损失了千总陈鹏以下三百一十七人。张居正将曹箫逮捕下狱。十月，土蛮纠合了十万人以上围攻广宁(北镇)，攻不下来，转掠团山堡、盘山驿、十三山驿、攻义州，都被李成粱击退。
万历十年二月，在张居正去世三个月后，速把亥进犯义州，被李成粱的参将李平胡射中而被苍头李有名斩首。神宗大喜，让李成粱往京师有一个“甲第”，加赏一个儿子锦衣卫指挥使。
张居正去世以后，李成梁继续镇守辽东，到了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因贪利、行贿，掩败为功、杀民冒级等等恶行，被谏官一再弹劾而不得不辞职。倘若张居正尚在，他决不敢如此，自己固可以保全始终，国家也不致遭受他卵翼努尔哈赤的养痈之患。他作战的能力很高，威望亦重，其后在万历二十九年东山再起，“复镇八年，辽左少事”；所需要的只是在他上边必须有一个能够驾驭他，维持他，像张居正这样的人而已。
明朝正北的边疆，也就是沿着今天的长城，东段从山海关到居庸关，有了戚继光，高枕无忧。中段宣府大同，西段延绥宁夏，均由于王崇古在隆庆年间，赖有高拱张居正从中主持，而安抚了俺答和俺答的侄儿吉能，不仅在万历初年汉蒙相安无事，而且一直相安到明朝结束之时。
王崇古的功劳，不在戚继光之下，更不在享有赫赫之名的李成梁之下。他是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历官刑部主事，郎中，安庆与汝宁二府知府，常(州)镇(江)兵备副使，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宁夏巡抚，陕甘宁总督(总督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军务)，于隆庆四年调任宣大山西总督(总督宣府、太同、山西军务)，毅然决然作成了安抚俺答与吉能之事。俺答去了赵全所捧他的帝号而受封为顺义王，吉能受封为都督同知，俺答所筑的开化府改名为“归化”。王崇古奏准明廷，让汉蒙人民互市，一举而奠定了两族之间的和平与相互依存。他“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赏。......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王崇古在万历元年九月，被召入京，督理军营，三年九月，受任刑部尚书，五年四月，被调到兵部，继谭纶之缺。十月间，他告老退休，
继王崇古宣大山总督之任的，是方逢时。其后，继他的兵部尚书之任的，也是方逢时。方逢时湖北嘉鱼人，与王崇古同年中进士，历官知县、郎中、知府、辽东巡抚，在隆庆四年调任大同巡抚。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向他投降，他报告王崇古，和王崇古“定计挟把汉以索叛人赵全等”，终于完成了安抚俺答与吉能的大工作。王祟古内调以后，他在总督任上，颇能萧规曹随，功绩也不算小，其后，继王崇古作兵部尚书，作到了万历九年四月，才退休。
在张居正当国的期间，内乱不是没有，但张居正皆能选用将才，予以“平定”。
内乱之中，最厉害的是四川的“都掌蛮”、广西的“古田壮”，与广东的“罗旁瑶”。“都掌蛮”的首领叫“阿大”，据有兴文县东南的九丝山，称王。另一头目，叫做“阿苟”，据有凌霄峰，和阿大相倚角，张居正派曾养吾当巡抚，留刘显为总兵官，拔郭成为副将。那时候(万历元年)，有很多朝臣攻击刘显，张居正一概不听。果然，刘显感恩图报，很愿意接受曾养吾的节制，而曾养吾又是一位驾驭武人的能手。刘显等人诱擒了阿苟，夺回凌霄峰，随即围攻九丝山，攀登绝壁，斩杀阿大，取得土地四百余里，卤获了九十二只铜鼓，
“占田壮”的首领，叫做韦银豹。他的父亲韦朝威在孝宗弘治年间造反，杀了副总兵马俊，其后降而又叛，叛而又降。韦银豹本人之叛，是在世宗嘉靖末年。他和另一头目黄朝猛两度抢劫广西省城的银库，杀了参将黎民衷，声势浩大。
张居正在隆庆三年叫殷正茂当广西巡抚，负责剿办。殷正茂到任以后，便调集了土兵汉兵十四万人，交给俞大猷。俞大猷那时候是广东总兵官，被调来广西帮忙。以俞大猷之才，对付韦银豹与黄朝猛，游刃有余。他分兵七道，连破几十个寨子，只有最后的一个潮水寨比较费力，打了几十天才打了下来。黄朝猛被自己的部下杀了，韦银豹诡计多端，用了一个与自己面貌相同的人替死，但是，在逃走不久以后，也被捉住。
不久，殷正茂被升为“提督两广军务”。于是，惠州的蓝一清与赖元爵，潮州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的李茂，等等，也都被殷正茂调兵遣将，一一“荡平”。
万历三年，殷正茂受任为南京兵部尚书，遗下的“提督两广军务”之缺，由凌云翼接任。凌云翼在万历四年秋天调遣张元勋、李锡等将领，大举进攻广东“罗旁瑶”，打了四个月，打到万历五年的春天，瑶人首领潘积善，投降了，“罗旁瑶”所住的地区，在德庆州上下江，东西两山之间，有七百多里。韩雍在宪宗成化年间把西山的一部分镇压下去，剩下的是这些东山的部落。他们深处林莽，常常出来活动，兵来则退，兵去又来。
张居正能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曾养吾、殷正茂、凌云翼，等等，确有知人之明。
外患与内患之外，另一种患是水患。
明朝初年，黄河在洪武二十四年决口。决口的地点在河南原武县境。洪流泛滥到安山湖，把会通河淤塞了三分之一。所谓会通河，便是元朝所修筑的山东省一段的运河。明成祖有意迁都北京，对运河十分重视，派了宋礼去浚。宋礼用了二百天的工夫，完成任务。
此后，河患虽则常有，皆不甚大。到了嘉靖年间，它便严重起来。嘉靖六年，黄河溢出堤外，流入沛县之北的庙道口，淤了运河几十里长。明世宗派盛应期去办，盛应期开了一条新河，从昭阳湖东北到留城口，约长一百四十余里，用六万五千个伕子，二十万两银子，作了六个月，未能如限完工。谏官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世宗便命令盛应期停止工作。盛应期要求再作一个月，世宗不许，于是功败垂成。
嘉靖四十四年，黄河又发睥气，在沛县飞云桥决口，流进了昭阳湖，又把运河淤了一百多里。世宗派朱衡去办理。朱衡也开一条新河，长一百九十四里，总算是筑成了。然而，这只是治标而已。
隆庆四年，黄河在邳州与睢宁决了口。穆宗派潘季驯去治。潘季驯把所决的口子堵住。
万历五年，黄河在崔镇决口，向北流，淤塞了清河口，逼得整个的淮河向南搬家，冲坏了高堰(高家壩)，弄得高邮宝应等县成为一片汪洋。负责治河的“河漕尚书”吴桂芳与“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意见不合，吴主张疏浚老黄河故道，傅主张堵住决口，“束水归漕”。迁延到了次年的夏天，张居正派潘季驯去负专责。潘季驯在过去也只是一个懂得治标的人，但是他有了经验，又肯实地研究，把他的心得报告张居正作为建议，说黄河“故道久湮，虽浚复，其深度必不能如今河”，应该“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为一)，则海口自浚。”张居正接受他的建议，让他放手去做。果然，做到了万历七年冬天，潘季驯把黄河与淮河同时治好。
在潘季驯尚未完工以前，也有不少的人攻击他，正如当年戚继光等人之被攻击一样。但是，张居正给予潘季驯以大力支持，对一切闲言闲语置之不理。
治水成功，水患变成水利。张居正特地把水退了以后的荒地，按户分给江北各县灾民，三年以后才征赋。明朝自从中叶以来，政府不做该做的事，而收不该收的钱。农民在种种高压之下，也就无精打彩，把该垦的地不去垦，该种的田不去种了。再加上，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有田而不报，即使报也以多报少。在洪武二十六年的时候，全国已垦已种的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三十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就只剩下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经过张居正一番整顿与鼓励，万历九年的数字竟然一跃而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起洪武年间的情形，虽仍有不及，但是比起弘治年间的情形，真是进步得太多。
万历九年的数字，是经过三个年头的严格丈量而来。有人怀疑这数字的确实性，说张居正“尚宗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拮克见田(苛征暴敛现有的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司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说这种话的人，不知是何居心?依他们的意思，最好田地不必丈量，办事不必综核，因为一丈量综核就难免没有少数的坏官“争改小弓以求田多”，倒不如殷噎废食，大家省事，大家静候亡国，饿死!至于说，因为有了“溢额”就免不了“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似乎田亩尽管溢额，而所溢出的田亩绝对不可以征赋。这是一种什么想法？
《明史食货志》却也保存了几句公道话：“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
明朝初年，各府州县本有记载田地的“鱼鳞册”，与记载户口的“黄册”这两种册子，由于中叶以后上下官吏的偷懒与舞弊，久已与事实不符。张居正大刀阔斧，不怕得罪人，才把事实重新弄个清楚。(他有没有采用当时福建所已用的经册、纬册与“归户册”，待考。)
田亩的数字，或可用大田化小的办法变多；户的数字，即没有办法化一人为两人来变多。洪武二十六年的户口，是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弘治四年，降为五干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张居正在万历六年所查出来的，是六千零六十九片_二千八百五十六人，不仅比弘治四年多，也比洪武二十六年稍稍多了一些。这倒未必是因为有他当政，而人民立刻乐观，于短期内纷纷增加生育(或减少杀婴与打胎)。主要的原因是：在他综核之下，经手调查的人不敢马虎从事。
张居正生平自称别无他长，只是耐得了烦。耐烦二字真能做到，并不容易。古今乐于做官的多，而舍得下工夫去办事的少，张居正倘若没有忠君(爱国)的心，没有视匹夫匹妇之疾苦为自己的疾苦之同情心，没有恒心与毅力，就一定耐不了总揽全国行政工作的烦。
儒家的理想宰相，是一个雍容大度，提纲挈领，对天子坐而论道，调理阴阳的人。下面各部门的麻烦的事，让下面的人去管。这样的宰相只适合于天下已定的太平时代。乱世或衰世，像明朝正德以后，迄于嘉靖年间的情形，就必须有张居正那样的一个火辣辣的角色，事必躬亲，才能拨乱反治。
他注重行政的系统，可见他不是不懂得分层负责的道理。他所不同于以前的托干大学士的，只在把“负责”二字做到名副其实。他自己负责，也要求下面的人负责。他不许六部的尚书分他的大权，老实不客气地让他们知道：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内阁，而内阁的负责人是他自己。王夫之说得好，明朝政治的最大缺陷，是太祖在洪武十三年废掉丞相。太祖与成祖二人雄才大略，直接指挥六部，确有“皇帝而兼宰相”的资格。仁宗宣宗，能力虽差，幸有三杨在阁，仍旧办到了小康。此后皇帝不如太祖成祖，阁臣不如三杨，国事安得不坏！张居正断然确定内阁的地位，把太祖废相的失着补救了过来。可惜，他一去世，人亡政息，明朝又走回下坡的老路。
他并未把六部的权力剥夺净尽。事实上，他给了它们以应有的充分权力：命令各省的抚按(巡抚与巡按御史)，必须秉承六部。对御抚按，他也让他们有权督责各府州县。这样，全国上下各级衙门，才形成了一个整体。他自己之所以能够在极短期间，完成极大改革，指挥灵活，运用自如，也全靠有了这个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