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入”，是我认定这四本《细说》，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还必须说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曲汇旁通。这样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说，在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早已显示出来，无非，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
作者的《细说元朝》的《自序》，开头便交代说：“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这几句话，简单明了，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这本《细说》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不但在这一本，而是在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之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因此，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再从《细说清史》中摘取一事为例。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即位时年方六岁。他的父亲皇太极，是在1643年，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无疾而终的。在顺治即位后，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比多尔衮小一岁。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找不到史料根据，因而断言此事必非实有。黎教授在《细说清史》的多尔衮《自称皇父》节内，对此事却只作了如下的一段叙述：
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仍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几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要言不繁，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富有说服力，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长篇考据文章，便觉得他是囿于伦理道德观念，文虽长却终于不得要领了。
以上所举两个例证，全都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再经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所以就使这几本《细说》成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通俗历史读物了。
为了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为了培养我们全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操，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般青少年来说，提供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迫切的。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在我们的耳所闻、目所见的某些场合，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庸俗、鄙俗搅绕在一起而不加区分。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于是有人就用“戏说”二字做保护伞，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有人则索性连“戏说”二字也不要，却要以“气死历史学家”为目标，编造了一个“影视历史剧本”，说秦始皇和高渐离乃是由同一个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尽管人们都知道，不能把搬上舞台的任何剧种中的所谓历史剧本作为历史课本看待，例如京剧中的《空城计》或昆曲中的《十五贯》等等，然而那些剧本的价值所在，原不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而是要使观众和读者能从它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审美情感的满足。另如相声中的《关公大战秦琼》的段子，是有意地把历史事实加以颠倒的，然而并没有一个听众，包括所有的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过批评，因为在听取这段相声之后，人们只满足于对其含有的幽默情趣的欣赏，倘把这一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这番情趣便也将随之消失，那就不成其为一段艺术创作了。总之，我所提及的这种种，虽全不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一些艺术架构，却全不像出现在当前的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那样，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却似乎抱有同一个目的：“要气死历史学家”。而除此以外，便只能是使非“历史学家”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岂有它哉!当如上所说的，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这样那样的花招，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东方教授所著《细说》诸书推出，使喜爱历史的的读者不至再为类似《戏说》等类的作品所误，而且能够读到较之《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深入浅出的真正历史通俗读物，这的确是一件值得人们拍手称快的事。
既然已决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而先把《细说元朝》等先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包括我)，当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龄之前，再发挥余热，把先秦史以下的秦与两汉的历史，把三国史以下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史，也全都细说一番。我与黎公为同年好友，明年均为九十周岁，但据我所闻知，他之精力充沛，依稀当年，远非我之朽钝之所可比拟，以我之朽钝，尚在以“学不厌而教不倦”自勉，则以精力充沛之黎公，倚其长才而抒其素蕴，假以三至五年的时光，其能毕其全功当是可以断言的。
为了在另一个意义上的求全责备，也为了能使这套丛书“后出转精”，我以为，似乎应当在此先就这几本准备改版印行的《细说》中所存在的一些未能尽如人意之处，略陈一点鄙见。
如我在上文所说，从总体上看来，这几本《细说》，全都是黎东方教授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各时期的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融会贯通而撰作出来的，都足以证明他的学术根柢之深厚广博，然而就每一本《细说》的目次组织来看，则不分章节，不分层次，从始到终，每个题目全都平等排列，这就使读者很难分清主次关系，并且会觉得相邻诸目的连贯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细说》，都分为篇、卷、章、节等高低不同的层次，则读者单从目录上也可以先获得一个主次分明的印象，读过每一册，自然更会获得累累乎如贯珠的一系列真正历史知识了。
当今之世，地球虽已缩小，人类虽已进入信息时代，然而要想与客居美国的黎教授，商榷对即将印行的诸册《细说》的目次，全部进行改变，恐仍非短时期内之所能办。因此，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只希望在补写另外诸册时，能把篇卷章节的层次划分清楚，顺便也把已经印行的这几本区分章节，改从一律，使此全部《细说》丛书都以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则其嘉惠后学，必更将深远而不可限量了。
199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第十公宫
序言之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唐振常)
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棼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四十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而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更为重要。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二十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与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三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辜，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目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厉史中求史识”，是陈寅A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吏之法去讲演历吏，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钉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令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未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
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备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
1996年5月19日
原出版《自序》
由于读者对(细说清朝》的支持，我才敢接受新生报诸公的好意，续写了(细说明朝)。
藉着发行单行本的机会，我把它校对了一次，改动得很少。
有些朋友要求我补开参考书目录，甚至加进“脚注”与索引。这都是应该做的事。不过，我还想仿照(中国上古史八论)的体裁，把明清两朝的历史奸好地论一下。到了那时候，参考书目与脚注我一定要放进去。
我恳切希望各方同好之士，对我不吝指教。
中国大陆版自序
《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中国大陆版自序
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老友李新民教授，是他向土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我，使得我获得该社的礼遇，得以于离开故乡父母之邦五十个年头以后，重新能与祖国史学界以文字相会，共同切磋，增进知识。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土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全仗她耐心从享，重行校订我这四部拙著。使得用字造词.合于大陆青年的习惯，也在若千方面沟通了两岸的术语。
第三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史界祭酒邓恭三先生(广铭)，他以九十高龄，为了我的文章，写出洋洋洒洒、情文并茂的介绍辞，使得当今后起之秀不再对我陌生，也同时略事榆扬，兼寓针硬。六十载的友谊充分表露于字里行间。我获得了鼓励，也获得了指示。
第四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及全国各地史学界一致景仰的权威唐振常教授。他审阅我的书，予以适切的评语。他勉励我，同时也盼望我更求进步。得友如唐兄，是我生平的大幸。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几本书，其目的正是为了以文会友。籍此机会获得新的良师益友如邓恭三先生及唐振常先生这样的多闻而善谏的。
由于他们的指教，我已决心于有生之年，把史前及上古的旧作重新整理，把待写的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夏，几个断代，一一补齐，就正于中外同好之士，作为木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于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
黎东方
1996，12，12，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一、明朝值得细说
清朝之所以能在入关以后立足得住，在于沿袭了明朝制度之长，而革除其短。单凭这一点，明朝便已十分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况且，明朝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也的确不容忽视。它推倒了元朝的部族统治，而且光复了那已经失掉四百多年的燕云十六州。东北，到库页岛；西南，到乌斯藏；均划进了版图。称臣的藩邦之多，史无前例，包括远在非洲的木骨都束(索马利兰)。经常入贡的，有朝鲜、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柬埔寨)、暹罗、八百媳妇、缅甸。此外，马六甲(马束亚)、三佛齐(苏门答腊)、爪哇、渤泥(婆罗洲、文莱)、苏禄等，无不仰慕中国的声威。
明朝也富于传奇性的人物。太祖朱元璋便是其中的一个。郑和、于谦、张居正、戚继光、郑成功，都是千古不朽的豪杰。王守仁呢，是圣贤。论文学，明朝的诗与古文及不了唐宋，却留下了唐宋所不及的小品文与小说。论艺术明朝有独特的建筑，如北京故宫，以及自创的工艺，如永乐漆器、宣德炉、景泰蓝等等。论科学，明朝能虚心吸收西洋的知识，并且产生了李时珍、宋应星、方以智。
可惜，君权极大，而够得上行使此极大权力的皇帝，仅有太祖、成祖。仁宣二帝有三杨辅佐，景帝与孝宗亦差强人意，其余的非昏即愚，大权旁落于奸臣宦官之手。
二、从朱元璋做和尚说起
创造明朝的，是朱元璋，朱元璋最初“反元”，毫无自创朝代的雄心，只是迫于环境而不得不投身于一个“反元复宋”的武装团体而已。
他是贫农家庭的“安分守己”的子弟。在他十七岁的一年，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l344年)，旱灾、蝗虫与瘟疫，先后降临到他的家乡，濠州钟离县(安徽凤阳)。父亲朱世珍，母亲陈氏，大哥朱兴隆，在几天以内相继去世。家里的现款极少，买不起三口棺材，更买不起坟地。幸亏有邻居刘家心好，准他和二哥朱兴盛，把父母大哥三人的尸首，用旧衣服裹了，理在刘家坟地的一个角落。
大哥二哥均已结了婚。大哥留下了一个寡妇，两个孤儿，二哥自己又有一个妻、一个儿子，需要吃。三哥朱兴祖呢，虽则出赘别家，不再是二哥的负担，但也没有力量帮二哥的忙。
他自己当时的名字，叫做朱兴宗，读过几个月书，略微认得一些字，也做过几年活(农田工作)，不文不武；年纪轻，力气小，找工作不容易。一家八口，全仗二哥撑持，二哥实际上也是失业在家。朱家的几亩田地，荒了；附近家家的田地都是荒了的。谁还需要佃户？更有谁需要长工？
他帮助二哥苦撑。向亲戚朋友借贷，借贷得没有几时，那些能有一点财力施借的人，渐渐地都离开了太平多，离开了钟离县，离开了濠州，远走高飞，去别处“逃荒”了。于是他和二哥便只得剥树皮，掘草根，挨一天算一天。
就这样，从(阴历)四月挨到九月。九月里，他进了皇觉寺，受戒，当和尚。
寺里有粥。寺的主持人(住持)高彬法师，在十年八年以前受过朱家的一笔施舍，也收过他，朱兴宗，当了一个“记名徒弟”。他于毫无办法之中，想出这个“旧事重提”的办法，进了寺，正式受戒。在他以为，这应该是“一劳永逸”的归宿了。
他不曾料到，寺里的米只够煮一个多月的粥。寺里的和尚也正如其他的“较有办法”的饥民一样，纷纷逃荒，各奔前程。最后，只剩下他一人。他也只得托了钵子，追步师父与师兄们的后程。
从此朱兴宗(元璋)作了一个“游方”的小和尚。在实际上，他只是身披袈裟的小叫化子。
他当游方和尚，当了差不多四年，在至正八年回到家多的皇觉寺。这四年，他走过不少地方：向南，到合肥；转而向西，进河南，到固始，光州(潢川)，息州(息县)，罗山，信阳；又转而向北，到汝州(临汝)，陈州(太康)；最后，转而向东，到鹿邑，毫州(毫县)，颍州(阜阳)——回钟离皇觉寺。
九二、三大案
明末的三大案是：梃击、红丸、移宫。
梃击的案子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有一个姓张名差的汉子，手中拿了枣木棍，闯进皇太子所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的宦官李鉴，走近大殿廊檐，被捕。巡按皇城御史刘廷元，审了他，向神宗奏报：张差“按其迹若涉疯癫，稽其貌实系黠猾”。刘延元的真正意思，是说：“虽则张差有狡猾的面孔，但在行动上却是一个疯子，没有什么政治作用。”有一个提牢主事王之寀，私下探询张差的口气，查出来张差是受了“马三舅”与“李外父”的指使，从家乡蓟州来到京师，随了一个老公公走进另一个老公公的大房子，吃饭。速第二个老公公给他一根枣木棍，领他进了宫，叫他逢人便打死，事成以后赏几亩地给他。于是王之寀便报告侍郎陆问达，托陆代奏神宗。
方从哲认为：王之寀胡说。御史过庭训(姓过，名庭训)，主张赶快把张差杀了(以免露出真相)。过庭训而且行文张差原籍的地方官，调查张差得疯病的经过。果然，蓟州知州戚延龄，就回了文来，说张差如何如何地得了疯病。
刑部举行了一次“十三司会审”，十三个司的司官都出庭。张差供出：马三舅是马三道，李外父是李守才，第一个老公公是庞保，第二个老公公是张成。另外，还有一个姐夫，姓孔名道，也是同谋。他的任务并不是“逢人便打死”，而是专打“小爷”。(“小爷”在老公公们的口语中，是皇太子。)
案情揭露到如此程度，一切无可掩饰。张成是郑贵妃的侍者，以前已经有一次犯了诅咒皇太子的嫌疑。郑贵妃一向想把自己的儿子常洵立为皇太子；在皇长子常洛被立为太子以后，虽则她的儿子也被立为福王而她并不甘心，始则留福王在京城，不放他到洛阳去就封，继则鬼鬼祟祟，要害死常洛，以便把福王常洵迎回来，入继大统。
糊涂的神宗，硬要袒护郑贵妃，把天大的案子放在自己的肩上。他召见方从哲与朝中文武诸臣，破口大骂，说他们意在离间皇帝与太子之间的感情。其实，何尝有人说他神宗是谋杀太子的主犯呢!没出息的太子常洛，这时候站在神宗的旁边，也顺嘴向文武诸臣申斥：“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廷议论纷如。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
结果，张差仍以“疯癫之人”冒犯宫禁罪名，被凌迟处死，马三道与李守才、孔道，被从轻发落，充军了事。老公公庞保与张成，在宫里被皇帝秘密杀死灭口。郑贵妃依然住在乾清官陪伴神宗，好像不曾有过梃击的案子一样。
红丸的案子，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九日。 朱常洛在八月初一日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他在位仅有二十九天，死后谥为光宗。在明朝的皇帝里面，他是在位最短的一个，不能有所建树，原无足怪，但是就他在短短的一个月之中所表现的而论，即使他在位二十年、三十年，也必一无所成。 他即位到了第五天(据《明史.杨涟传》)，便得了病。这病可能是肚泻或痢疾，然而肚泻痢疾之所以能致他于死，主要的原因却是起居无节。他原已宠了两个‘选侍”，均姓李，称为东李、西李。西李比起东李来，更加受宠。郑贵妃为了想笼络他，一举而送他四个美人(据《明史.崔文升传》)，他都收了，这四个美人，加上二李，便要了他的命。
从八月初五日病起，病到二十九日，病重。(在初五日吃宦官崔文升的药，吃了以后，一天一夜要大便三四十次)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他吃了，获得暂时的安睡，黄昏时睡醒了，再吃一颗，睡到半夜，去世，享寿三十九岁。
这便是所谓红丸案。
方从哲要用皇太子(熹宗)的名义，赏李可灼五十两银子。御史王安舜提出抗议：“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宜清不宜助。红铅乃阴中之阳，纯火之精，投于虚火燥热之症，不速之逝乎？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无方无制之药，驾言金丹，轻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条，而蒙殿下颁以赏格，是不过借此一举，塞外廷议论也。”方从哲吓得缩了回去，把赏银子的原拟，改为“罚俸一年”。
这么一来，朝廷的议论与民间的的谣言更多。方从哲又只得用圣旨勒令李可灼回家养病(免职)。
西李姓李，李可灼也姓李。西李与神宗的郑贵妃一向很亲近，而郑妃在梃击一案早就有了嫌疑。用红丸把光宗弄死，莫非是为了要把福王常洵从洛阳请回来当皇帝？
郑贵妃本人，确也太不避嫌。在光宗末死以前，她向光宗建汉立西李为皇后；西李也向光宗建议尊她(郑贵妃)为太后。这很像是她准备以“皇太后”的资格垂帘听政，甚至演出废君立君的把戏来。光宗也竟然扶病朝见群臣，假传神宗遗命，催大家快制定尊封皇太后的礼仪，礼部侍郎孙如游表示反对，说：要封，该先追封光宗自己的生母王贵妃，不该先封郑贵妃。
光宗一死，又发生了移宫的案子。
移宫的案子发生在光宗死后的次日，亦即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二日(这一年，由于光宗等不到次年改元便死，群臣议定：八月以后，改称泰昌元年，以为纪念。次年，原定为泰昌元年，改称为天启元年。)
光宗既死，西李照规矩应该搬出乾清宫，让新任的皇帝住，然而她没有搬。熹宗仍旧住在慈庆宫。她而且叫太监，把群臣的奏疏先送给地看，再拿到慈庆宫给熹宗看。
大学士刘一憬，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与御史左光斗，在九月初二日向皇长于(熹宗)上奏：请选侍(西李)移官。左光斗在奏中说：“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处慈庆，不得守儿筵，行大礼，名分谓何？选侍事先皇，无脱簪戒旦之德，于殿下无拊摩养育之恩，此其人岂可以托圣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处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况睿哲初开，正宜不见可欲。何必托于妇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断决，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再见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
两李看到了这本奏疏，派宦官叫左光斗进宫，准备当面予以重罚。左光斗抗命，说：“我是天子的官，只有天子能召见我。你们是干什么的？”西李又派宦官叫熹宗来乾清宫，商量处罚左光斗的事。熹宗这小孩子此时精灵得很，不肯去；却也叫宦官把左光斗的奏疏拿来看，看罢，很欣赏，居然把奏疏批交内阁。到了初五，内阁“具揭”再催，熹宗便批令西李移官。西李只得遵办，搬到仁寿殿去。
初六，熹宗正式登基，受群臣朝拜以后，摆驾回宫，所回的便是乾清宫，而不是慈庆宫了。
熹宗而且下旨，叫西李搬出仁寿殿，到宫女养老的哕鸾宫里去住。随即特下一敕，痛数西李的罪：(一)初一日光宗去世，群臣哭临，请求朝见他，西李把他留在煖阁,不许出来；司礼太监(王安)固请，才许。出来不远，西李又叫“李进忠”等再三喊他回去。最后，出来了，西李仍叫人吩咐他，不可到文华殿。(二)他自己的生母(王才人)是西李打死的(死在万历四十三年七月)。谁料到，四年以后，这熹宗变了一个人，竟然听从李进忠(魏忠贤)的玩弄，封西李为康妃！次年，天启五年，他又把杨涟左光斗等逮捕下狱，死得不明不白。不久，他让李进忠(魏忠贤)颁布“三朝要典”，颠倒三大案的是非。
九三、光熹二宗
光熹二宗之昏，与仁宣二宗之明，成为黑与白的对比。光宗与仁宗在位极短(光宗一个月，仁宗十个月)；熹宗与宣宗也均不甚长(熹宗九年十一个月二十六天，宣宗九年六个月)。
光宗朱常洛，经若干忠臣冒了生命危险予以拥护，才获得立为太子，免于被福王常洵夺去太子的地位。这些忠臣不曾料到，此人之不慧不贤，与常洵没有什么两样。熹宗朱由检之得以“皇长子”的资格，于光宗去世的一天，受群臣朝拜，又于五天以后受群臣拥立为君，安然回驾至乾清官，以免于郑贵妃及李选侍两代太后之垂帘听政，而结果他的表现也十分令群臣失望。明朝大局之坏，由于熹宗之一任魏忠贤摆布，坏到不可收拾，注定了亡国的命运。
魏忠贤本是河间府肃宁县的一个无赖，赌输了钱，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而自己动手术，进宫当了宦官。他原姓魏，改姓了李，取名进忠，叫做“李进忠”。
他进宫不久，便荣任了熹宗母亲王才人的厨子；又渐渐地和熹宗的乳母客氏发生暖昧，可见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全残废的人。另一个“假太监”魏朝，被他挤得失了客氏的宠。熹宗幼年丧母，由客氏抚养长大，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封了客氏为“奉圣夫人”。连带地，这“李进忠”也很快地由“惜薪司太监”而升为“司礼秉笔太监”。熹宗准他恢复原姓，又赐了忠贤二字作为他的新名。
他目小识丁，怎么能够秉笔？却有两个识得字的宦官，听他使唤，一个叫做王体乾，另一个叫做李永贞。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熹宗本意要叫土安充任。王安是个好人，虽和熹宗的关系颇深(当过熹宗的伴读)，却住名利上很不积极，不愿意居此高位。于是，王体乾作了掌印。掌印的地位在秉笔之上，然而王体乾对魏忠贤奉命惟谨。
魏忠精兼了“提督宝和三店”的官职，也兼了“提督东厂”。不但如此，他而且获得熹宗准许，在宫内练兵，号称“内操”，足有一万多人，所用的是火器，等于是第二个“神机营”。这一万多内操兵，在名义上都是施过手术的。这样，他的声势已经够叫人害怕的了。他又勾结得内阁大学士之中的一个不肖份子，沈淮，和沈淮狼狈为奸，窃取政权。
熹宗读书甚少，喜欢作木工。每逢熹宗锯木头、刨木头，或是漆木头的时候，魏忠贤和王体乾等人就拿了很多件公文请熹宗批，故意惹得熹宗嫌烦。熹宗总是说：“我知道啦，你们拿下去，好好地处理罢。”
虽则足叶向高在泰昌元年八月被召，次年(天启元年)十月到达京师，回任了首席大学士；虽则方从哲终于在十二月被准告老，去职；朝廷中的一切实权，已经操在魏忠贤的手中，非叶向高所能匡救。
光宗召回叶向高之时，同时也发表了六个别的大学士：史继偕、沈淮、何宗彦、刘一燝、韩爌、朱国祚。泰昌元年十月，熹宗又加进了一个孙如游。除了沈淮勾结魏忠贤以外，其他六个人都可算是正人，然而皆没有多大的作为。到了天启四年年底，叶向高与这六人没一个尚在内阁，都已经是走的走，死的死了。(沈淮先在天启二年七月告老。)
替代他们的是一群小人，而首席顾秉谦更是小人之尤。他是昆山人，由进土改庶吉士，历官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礼部尚书兼掌詹事府，出身未尝不好而自甘下流。魏忠贤在天启四年七月提拔他入阁，他越发感恩图报，唯魏忠贤之命是从。杨涟称他为魏忠贤的“门生宰相”，一点也不冤枉。魏忠贤的罪恶，杨涟在天启四年六月的一疏之中，列举了二十四项。其中最重要的几项，是：
(甲)侵夺内阁“票拟”圣旨的权，常常用所谓“内批”或“传奉”来代替。
(乙)破坏大学士及其他大臣的“廷推”制度。
(丙)挤走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礼部尚书孙慎行、刑部尚书王纪、工部尚书钟羽正、左都御史邹元标、太仆少卿满朝荐、翰林院修撰文震孟、御史江秉谦、吏科给事中侯震旸、刑科给事中毛士龙、吏部验封员外郎徐大相与(官职现已难考的)熊德阳。
(丁)害死司礼秉笔太监王安、(熹宗所最宠爱的]冯贵人、有孕在身的张裕妃、张皇后所生的皇子、[光宗的]选侍赵氏。
(戊)滥袭恩荫，使得乳臭未干的侄儿魏良卿、魏良弼、外甥傅应星都作了大官。
(己)容许奸细韩宗功混进京师，住在他的官舍。 (庚)创立“内操’。
(辛)出八警跸，走马御前。
杨涟是应山人，官居左副都御史；在上了这一本奏疏几天以后便被“切责”，四个月以后被“削籍”，次年(天启五年)七月被逮捕下狱。和他同时被逮捕的，有削籍左佥都御史、桐城人左光斗，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少卿周朝瑞，陕西按察副使顾大章。
六人的共同罪名，是受过熊廷弼的贿赂。魏忠贤的锦衣卫“北镇抚司”许显纯，写好一张赃单，将六人屈打成招；招了以后，又五日一“比’，连续地打，叫做“追赃”。打到七月二十六日的夜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被打死。又打了一个多月，袁化中与周朝瑞也被打死。顾大章最后被移到“法司”去审，审了以后，于即将移回“北镇抚司”之时，自杀。
熊廷弼是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历任推宫、御史、大理寺丞，于万历四十七年六月作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他在辽东十六个月，把局面稳住，功劳很大，却被给事中姚宗文、兵部主事刘国缙与御史冯三元等人造谣中伤，说他一味地守，不敢进攻，因此而下了台，由袁应泰替代。袁应泰在军事上是一个外行，到任没有多久，便在天启元年三月失掉沈阳与辽阳，自杀。
天启元年四月，明廷以薛国用为经略，王化贞为巡抚。六月，再度以熊廷弼为经略，王化贞仍为巡抚。十几万的大兵，不由熊廷弼统率，而掌握在王化贞的手中。王化贞驻节广宁，在天启二年正月失掉广宁，全军瓦解，逃回到山海关，全靠熊廷弼以自己新练的五千人交给他殿后。
明廷把熊王二人，不分功罪，均判了死刑。熊廷弼托了内阁中书汪文言，答应魏忠贤四万两银子，其后却筹不出，于是魏忠贤就决定将熊廷弼的死刑尽快执行，顺便把所恨的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栽诬，一网打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