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遇春跟随朱元璋拿下婺州(江西婺源)，升为“同佥枢密院事”；分兵拿下衢州，升为“佥枢密院事”，收复陈友谅所袭占的太平，留守有功，升为“行省参知政事”。朱元璋带大军去安丰，救刘福通，到达时，刘福通已死，安丰城已为吕珍所占，朱元璋的左军右军皆败，全靠常遇春一军“横击”反败为胜。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座船搁浅，全靠常遇春一箭射中对方的主将张定边，转危为安。其后溯江而上，扼守湖口，挡住陈军的归路的，也是他，朱元璋进位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那时候，尚右)，常遇春为“平章政事”，地位仅次于右左相国。打陈理，取江西各地，打张士诚，取淮北淮南苏州，也都有他，受封为鄂国公。北伐，徐达作征虏大将军，他作征虏副将军。洪武二年，他与李文忠率领步骑九万，由锦州经热河，打下开平，几乎捉住了元顺帝。不幸，在回师北平之时，于七月间暴卒于柳河川(河北省西北部)。害他的人，是部下的一个军官。他生平惟一的缺点，是性急。可惜竟因此而死，享年仅有四十。朱元璋追封他为开平王，谥以“忠武”，赠三世祖先王号，叫宋濂给他写了一篇《神道碑》。
四二、李文忠
在开国的功臣之中，被朱元璋追封为王的，除了徐达、常遇春以外，仅有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四个人
李文忠是盱眙人，十二岁丧母，随着父亲李贞当难民，当了两年，在滁州找到朱元璋。朱元璋是他的舅舅，见到他很喜欢，说：“外甥见舅，如见母也。”说罢，便收他为子，改姓朱，请老师教他读书。五年以后，他十九岁，充任朱元璋的亲军指挥，一出马就立了功，击败在池州的赵普胜的兵，又攻下青阳、石埭、太平、旌德四个县。次年，至正十八年，会同邓愈、胡大海由徽州进入浙江，从元军手中夺得建德，升为亲军都指挥，坐镇建德，收降苗帅杨完者的旧部三万多人。不久，邓愈移军江西，李文忠便帮助胡大海拿下诸暨与金华，诸暨改称诸全，由谢再兴守，金华由胡大海守。李文忠的官职升为“同佥行枢密院事”。(这仍是因袭自元朝的制度，元朝在中央有枢密院，在地方上于必要时设“行枢密院”，有“知院”、“同知”、“佥院”、“同佥”等官。朱元璋是韩林儿的江南行省平章政事，可能也兼了所谓行枢密院的知院。) 苗兵在至正二十二年叛朱，杀了守金华的胡大海。李文忠转危为安，夺回金华。朱元璋“拜”他为“浙东行省左丞，总制严衢信处诸州军事”。严是建德，衢是金华，信是信州，今天的江西上饶，处是处州，今天的浙江丽水。
次年，守诸全的谢再兴叛朱，投降张士诚，带了张士诚的兵来打东阳，李文忠在义乌迎战，大胜，但收复不了诸全，在离开诸全五十里的地方另筑一个“诸全新城”。张士诚派他的司徒李伯昇．以十六万人来攻，李文忠守这个新城，守得很好。
至正二十五年，李伯昇带了二十万人再来，被李文忠少数兵力杀得大败，俘虏了敌方将校六百，甲士三千。次年，李文忠进攻杭州，杭州的张士诚守将谢五与潘元明不战而降。朱元璋升李文忠为“浙江行省平章政事”，加衔“荣禄大夫”，叫他不必再姓朱，复姓李氏。这一年，他的年龄仅有二十八岁。
洪武二年，他奉命随同常遇春出塞，打到上都(多伦)，回军之时，常遇春暴卒，由他代作主帅，率军西向，帮徐达攻庆阳，走到太原，听说大同危急，而且庆阳已被徐达攻下，便当机立断转军北向，解了大同之围，活捉元军的将领脱列伯。
洪武三年，李文忠实授征虏左副将军，与征虏大将军徐达分途北进。他带了十万人，再度到达开平，听说元朝的新皇帝爱猷识理达腊驻跸应昌，他就兼程突袭，几乎把爱猷识理达腊捉住。爱的儿子买的立八剌和几个后妃、宫人、王公、武将、文臣，都成了他的俘虏。宋元两朝的玉玺金印，也被他拿到了十五颗之多。回军经过兴州与红罗山，收降了元军五万以上。朱元璋封他为曹国公，任命他为“大都督府左都督”，“同知军国事”。
洪武五年，朱元璋大举征讨北元，出兵三路，李文忠与徐达冯胜各任一路。他这一路由居庸关深入蒙古，到达和林，追击元军渡过土拉河与阿鲁浑河，大战获胜，但也损失了不少将士，继续向东追．追到骋海(呼伦池)回军。
在洪武六年与洪武七年，他奉命巡边，在长城外沿着长城巡逻，和元军发生了若干次的小接触，都获得胜利。洪武十年以后，他与李善长二人受任“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重事”，作了实际上的宰相，但是作了不到两年，胡惟庸谋反伏诛，中书省被取消，大都督分为中左右前后五个都督府，御史台也在十三年五月被取消，他和李善长失去了所“总”的对象。
在此以前，他曾经在十二年上半年督率沐英等人，削平洮州十八个番族的叛乱，在七月间回京，掌理大都督府的事。(最早的一任大都督，是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掌理到十三年正月大都督府被分为五个都督府，也就算了。国子监，从十二年七月起，也是由他兼领的，兼领到什么时候，史无明文，好在那是一个闲差，又是一个文职，领不领均无多大关系。
他在十六年冬得病，十七年三月去世。病中，朱元璋自己来看过他，又吩咐华云龙的儿子淮安侯华中负责料理他的医药。他死了以后，朱元璋怀疑华中料理得不周到，把华中的侯爵贬了，把华中的家属流放到建昌(酉昌)，而且也怀疑医生用了毒药，把所有的诊视过李文忠的医生一齐砍头，连他们的妻与子也砍。
朱元璋如此作为，可能是由于一时气愤，即也容易引起当时与后代的批评家认为这是“欲盖弥彰”。事实上，朱元璋确无毒杀李文忠的必要。李文忠是朱一生所最亲最信的人，而且罢兵家居之时“恂恂若儒者”，与世无争。虽则他有时也因为劝朱元璋不必杀人太多，不必派船出海征倭，不必多蓄宦官，而受过朱的呵斥。他死的时候，年纪才有四十六岁，朱追封他为岐阳王，谥以“武靖”二字，亲自写了一篇祭文祭他。
四三、汤和、邓愈
汤和邓愈二人，在年龄上相差很大，在事功上彼此约略相同。汤和比朱元璋年长三岁，邓愈比朱元璋年幼九岁，汤邓之间相差十二岁。他们两人均在徐达之下当过副将军，也曾各自独当一面，汤为征南将军，邓为征西将军。两人同时作过御史大夫，一左一右。两人均积功封为“国公”，汤是信国公，邓是卫国公。死后，两人也均被封为王，汤是东瓯王，谥襄武；邓是宁河王，谥武顺。而且，两人皆是善终，既非暴卒，亦非“中毒”，更未因罪伏诛。
汤和与朱兀璋不仅是同州同县，而且同里。他投效郭子兴可能比朱早，并且是率领了十几个人一道去的，不像朱之单独行动。其后，朱作了郭子兴的养女之婿，在郭面前的地位便比汤高，汤却也认得出朱的才干，甘拜下风，于打下滁州以后和徐达等人作了朱的小局面的台柱，对于高高在上的郭子兴就隔了一层。郭只能将兵而不能将将，一手培植了朱，却容纳不了朱，连带地也掌握不住徐汤诸人了。
邓愈是虹县(安徽泗县)人，原名友德。他的哥哥名友隆，父亲名顺兴。顺兴与友隆在元朝末年起义，先后阵亡，友德在十六岁的时候接领部众，每战身先士卒，很受爱戴。其后，带了这些部众从盱眙来滁州，投效朱元璋，朱元璋叫他改名为“愈”。他跟着朱元璋渡江，建功甚多，受任为“广兴翼元帅”，镇守广德，移守宣城，又以“行枢密院判官”的地位改守徽州。汤和这时候，是“统军元帅，行枢密院同佥”，镇守着常州。
正如汤和之在常州，能一再击退张士诚的兵，邓愈也先后击溃了元军的“长枪帅”谢国玺，苗帅杨完者，而且会同了李文忠、胡大海，由徽州进入浙江，取得浙西腹地。其后，李文忠负浙江的专责，邓愈招降了饶州(鄱阳)守将于光，移驻饶州，由“佥行枢密院事”升为“江南行省参政”，袭取抚州。胡廷瑞以龙兴(南昌)投降，朱元璋把龙兴改称洪都，叫邓愈转任“江西行省参政”，在洪都镇守。不幸，被叛将祝宗康泰二人偷袭。丢掉洪都，只身逃回应天(南京)。朱元璋不仅不杀他，仍叫他回洪都，帮助大都督朱文正镇守。(祝宗康泰原为胡廷瑞的旧部，奉命跟随徐达去打武昌，中途叛变，折回偷袭洪都，但不久便被徐达旋军剿灭。)
次年，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以六十万人大举围攻洪都，邓愈与赵德胜、薛显、牛海龙等三个人分守几个城门，朱文正居中策应。邓愈所守的是“抚州门”，对面的敌人是陈友谅自己所统率的主力，城墙被攻垮了二三十丈，邓愈毫不惧怕，一面修城，一面死战，足足守了八十五天，守到朱元璋带了徐达、常遇春等人来救。
鄱阳湖会战以后，陈友谅死，张定边奉陈理守武昌，守到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向朱元璋投降。
在这个期间，邓愈肃清江西全省，受任“江西行省右丞”。汤和那时候已因大破张士诚陆军于无锡山而升任中书省左丞；再破张士诚水军于太湖内黄杨山，续升“中书省平章政事”，于解了浙江长兴之围以后，奉命领兵到江西，帮助邓愈平定江西。邓愈花了五个月的工夫，打下赣州；汤和也花了三个月的工夫，打下吉安西边的永新。
其后，邓愈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的名义调守襄阳；汤和回守常州，助攻苏州。功成以后，在“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与邓愈同时受拜为御斯台左右大夫。汤和作“征南将军”，南下打方国珍、陈有定，邓愈留在应天(南京)主持御史台的事。
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命令徐达常遇春统率二十五万精兵北代，先打山东，次打河南，然后直捣河北。洪武元年二月，朱元璋命令汤和由福建回浙江，在明州(宁波)造船运粮，按预定时日由海路送往直沽(天津城北)，接济徐常的大军。汤和的海运知识有限，怕飓风．仅仅做到把粮食运到镇江，所好徐常势如破竹，并不需要屯兵于通州或大都坚城之下，旷日持久，而且老百姓又极合作，因此也就没有发生粮食接济不上的问题。
邓愈在北伐期间所负的任务，是回驻襄阳，于徐常由山东横扫河南之时，从襄阳向北挺进，攻取南阳鲁山等地，叫王保保措手不及。这个任务，他顺利地完成。于是，他的地位也就一跃而与汤和相等了。洪武三年，徐达由大都转军西征，到甘肃打王保保，徐仍是征虏大将军，邓愈作“左副将军”，汤和作“右副将军”。另外，李文忠与冯胜二人，也是副将军，李为左，冯为右。
击溃王保保于甘肃定西以后，汤和受封为“中山侯”；邓愈由于继续推进到河州(导河县)、西黄河、黑松林，招降了不少的番族，又领兵出塞，“出甘肃西北数千里而还”，因此，便受封为“卫国公”，比侯高了一级。汤和是到了洪武十一年作“征西将军”，防守延安有功，才晋封为“信国公”的。
受封为公以后，邓愈在洪武五年平定湖南的苗族四十八洞，在洪武十年作“征西将军”，惩罚剽劫各国贡使的番族，穷追到昆仑山，在回军的中途得病，死在寿春(安徽寿县)，年纪才有四十一岁。朱元璋追封他为宁河王，谥以“武顺”。汤和在洪武十八年作“征虏将军”，平定了思州(贵州思县)的苗族，又在洪武十九年十二月以后奉命在浙江沿海设防，筑了五十九个卫城所城。他早年颇为豪放。晚年却极知韬光养晦，住在中都(开封)，每年上朝一次，活到七十岁寿终(洪武二十八年)，被追封为“东瓯王”，谥为“襄武”。
四四、沐英
沐英的出身，是“难童”。父亲是定远人，早死。他随着母亲逃难，母亲又在兵荒马乱之中去世。剩下他孤苦伶仃，被朱元璋收养为子，改姓为朱。朱元璋的太太(其后的马皇后)很喜欢他。在朱前后所收养的二十几个养子之中，要算这朱英最有出息了。 朱英到了十八岁的旷候，受任为“帐前都尉”。这一年，是龙凤八年(至正二十二年)。其后，升为指挥使，驻在广信(江西上饶)。洪武元年，跟随胡廷瑞打陈有定，作为汤和的声援。他在分水关立了功，奉命复姓为沐，防守建宁，节制邵武、延平、汀州三个卫。不久被调回京师(南京)，当大都督府佥事，历升至“同知都督”。大都督府主管军政，等于现在国防部。日常公事很多，虽则上边有左右都督(大都督府创立于至正二十一年三月，从吴元年开始，不设大都督而只设左右都督以下等官)，沐英是实际上办事的人。他“年少明敏，判决无滞”，不愧为文武全才。论官阶，他已经是“从一品”了。
洪武十年，邓愈作“征西将军”，他作“征西副将军”，打吐蕃，“西略川藏，耀兵昆仑”，受封为“西平侯”。次年，他被升拜为“征西将军”，再征吐蕃，筑城于东笼山(在甘肃临潭县)，平定“朵甘纳儿”七站，拓地数千里。
洪武十三年，他直捣亦集集乃路(宁夏居延)，活捉北元的“国公”脱火赤，与“枢密院知院”爱足。次年，他跟随徐达，直捣全宁路(赤峰)，渡过胪朐河(克鲁伦河)，活捉北元的“知院”李宣。
这一年(洪武十四年)，九月间，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讨伐在云南的梁王巴匝剌瓦尔密。沐英活捉粱王的大将达里麻于曲靖的白石江，奠定了全胜的基础。其后，次年闰二月，他进军大理，活捉大理的“七酋”段世。回军‘平定”乌撤、东川、建昌、芒部，又击溃了土酋杨直围攻昆明的部众二十余万。
朱元璋把傅友德与蓝玉召回京师，留沫英在云南坐镇。他在坐镇云南的期间，除了在洪武二十年与二十二年镇压了百夷(白夷)巨酋思伦发的两次大“反叛”以外，把军政民政都办得井井有条，所垦的新田有一百万亩以上。他喜欢读书，好贤礼士，注意于为事择人，而自己“疏节阔目”，只不过是总其大纲，确是中枢宰相之才，可惜朱元璋为了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放在云南，便让他长期留在云南了。
洪武二十五年六月，他听到皇太子朱标(懿文太子)去世，哀恸不已，得了病，死在昆明，年纪只有四十八岁。朱元璋追封他为“黔宁王”，谥以“昭靖”。
四五、勋臣后裔
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不仅本人始终受到朱元璋的恩遇，而且子孙世世代代享受爵禄，直至明朝结束之时。
徐达的儿子徐辉祖袭封为魏国公，主持“中军都督府”，后来在所谓“靖难之役”，忠心于建义帝，抵抗燕王(明成祖)的军队，在山东打了一个胜仗，被无能的建交帝召还。燕王进入京师(南京)，要杀他，他写出太祖(朱元璋)赏给徐达的铁券之中“免死’的文句，于是燕王只能削他的爵，把他幽禁在家。他活到永乐五年病死。明成祖(燕王)觉得徐达不可无后，便封了他的长子、徐达的长孙徐钦作魏国公。徐钦行为不检，在永乐十九年削爵，但到了仁宗即位，又蒙恢复爵位。徐钦死后，儿子徐承宗袭爵，于英宗之时受任“守备南京，兼领中军(都督府)”。再其后，徐承宗的儿子徐[左人右甫]，徐[左人右甫]的孙子徐鹏举，徐鹏举的儿子徐邦瑞，孙子徐维志，曾孙徐弘基，玄孙徐文爵，一代一代，都当了魏国公，“守备南京，兼领中军府”。明朝亡了，徐家子孙才丢了这个爵位与这个官职。
常遇春的儿子常茂，为人忠勇，颇有父风，在征伐纳哈出之时，于受降的宴会中，见到纳哈出有反悔的模样，动手砍伤纳哈出的臂膀，主帅冯胜与他极不相能，藉此把他捆解京师(南京)。他向朱元璋报告经过，也反告了冯胜如何私占良马，与种种不法。朱元璋一面把冯胜的兵权收了，一面也把常茂“安置”(流放)在龙州。(实际上，冯胜还是他的岳父呢。)常遇春是鄂国公，死在洪武二年，追封开平王。常茂并未袭爵，而是在洪武三年另外受封为郑国公的。常茂死在洪武二十四年。他的弟弟常昇在洪武二十一年便已被封为开国公。常昇忠于建文帝，抵抗燕王，死于浦口。常昇的儿子常继祖，被流放到云南的临安卫，明孝宗把常继祖的孙子常复召回来，任命为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到了明世宗的时候，常复的孙子常元振被封为怀远侯，又传了下去，传到儿子、孙子、曾孙。曾孙常延龄，在崇祯年间请缨，不曾能够如愿；国亡以后，“身自灌园，萧然布衣终老。”
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于洪武十九年袭封为曹国公，其后受任为“掌左军都督府事”，加官太子太傅。建文帝即位以后，他曾经以“大将军”的职位，率领五六十万人对燕王(明成祖)作战，大败。燕王进抵南京城下，他开了“金川门迎降。其后不久，被人告发“谋为不轨”，于永乐二年被削爵，禁锢(关在自己的家里)。到了明孝宗的时候，他的曾孙李璿，被封为“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与常遇春的后裔常复，同受优待。(这个“南京锦衣卫”原为“空衙门”，有好几个“世袭指挥使”，都是吃干俸的。)传了两代，李璿的孙子李性，被明世宗封为临淮侯。其后，传到了明亡之时，最后的一个临淮侯叫做李邦镇。
信国公汤和的长子汤鼎，先汤和而死(死子征讨在云南的梁王之役)。《明史》说，汤鼎的儿于汤晟，汤晟的儿子汤文瑜，均因为“死得早”，不曾能够袭爵。这有点奇怪。大概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八年汤和病故之时，不愿意叫汤晟或汤文瑜袭封吧。明孝宗对开国元勋的后裔一视同仁，也叫汤文瑜的孙子汤绍宗，作一个“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明世宗更进一步，封了常遇春、李文忠的后裔为侯，也封汤绍宗为灵璧侯。传到汤绍宗的孙子汤世隆，作了“提督漕运”四十几年，一再加官为“太子太保”与(皇帝的)“少保”。再传下去，到了明亡之时，最后的一个灵璧侯是汤文琼。
邓愈的长子邓镇，袭封为卫国公，改封为申国公，不幸因为是李善长的外孙，于李善长族诛之时连带被杀。明孝宗封邓镇弟弟邓铭的曾孙邓炳作“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明世宗封邓炳的儿子邓镇坤为定远侯。崇祯二年，最后的一个定远侯邓文明死于战难。
在所有的勋臣之中，沐英的后裔最发达。这是由于朱元璋及其后的明朝皇帝，让沐家的人世世代代镇守云南，军事大权都授了给他们。沐英有三个儿子，沐春、沐晟、沐昂。沐春袭封为西平侯，平定了越州与麓川的叛乱。死后，无子，沐晟嗣爵，改麓川宣慰使司为三府二州五长官司，帮助张辅打平安南，活捉黎季嫠，晋封为黔国公，其后又帮助张辅活捉安南陈季扩。明仁宗即位以后，特地铸了一颗“征南将军”印，交给他。其后每一代的黔国公，都受到这样一颗印。这是明朝的军政军令分立制度的一个例外。沐晟死后，他的儿子沐斌年幼，沐昂代镇云南。沐斌死后，儿子沐琮年幼，又由沐昂的孙子沐璘、沐瓒，相继代镇云南。沐琮死后无子，沐瓒的孙子沐昆袭封为黔国公。沐昆传给儿子朝辅、朝弼，与朝弼的儿子昌祚，昌祚传给儿子沐叡，孙子启元，曾孙天波。天波跟随永历皇帝(桂王)到缅甸，缅甸人想侮辱他，他不屈而死。
四六、朱元璋的儿子
勋臣之中的所谓六王，徐常李汤邓沐，都是死后才追封的。他们的子孙，其能承袭或公或侯的爵位。
真正封王的，是朱元璋自己的二十六个儿子之中的二十四个。其余的两个，一是懿文太子朱标，一是生下了一个月便死，不曾受封的朱楠。
在这二十六个儿子之中，除了朱楠以外，赵王朱杞也是死得极早，死在三岁之时。其余的二十四个，太于朱标，秦王朱樉，晋王米棡，都是死在朱元璋本人之前。
朱元璋生平所最喜欢的，第一是太子朱标，其次是燕王朱棣。朱标好读书，秉性仁厚；朱棣雄才大略，颇有父风，因此而被封元朝的故都北京，虽则不管民政，却有权节制当地的军队，加上自己所直接指挥的“护卫”。
在燕王以外，被朱元璋安置在重要的据点，而有权节制军队的，是秦王朱樉，驻在西安；晋王朱棡，驻在太原；庆王朱檹，驻在甘肃庆阳；肃王朱楧，驻在甘州，其后移驻兰州；谷王朱橞，驻在宣化府；宁土朱权，驻在大宁；辽王朱植，驻在广宁。
危机产生在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病故，朱元璋不立朱标的同母弟秦王，或晋王、燕王、周王，而立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太孙。秦王死于洪武二十八年三月，晋王死于洪武三十一年二月，朱元璋死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这时候的若干皇子，论年龄，燕王算是最长的了。他对于太孙朱允炆极不甘心服从。
四七、建文帝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辛卯日，太孙朱允炆即位，大赦天下，葬朱元璋，谥元璋为“高皇帝”，庙号“太祖”，以明年为“建文”元年。
朱允炆当皇帝．当到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日南京城破，不知所终；其后，直到清兵入关，既未受谥，亦未立庙。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他为“建文帝”。(清朝的乾隆皇帝进了他一个谥，“恭闵惠皇帝”。)
建文帝生长于宫庭之中，虽则也读了一些古书，却食古不化。即位之时，年纪才有二十一岁，对当时的国家情势茫然无知，一味听信自己的老师太常寺卿黄子澄，蛮干。
黄子澄不是坏人，而是愚人。汉朝有过一次“七国之乱”，黄子澄以为明朝必然会有一次“七国之乱”，幸有中央朝廷能思患预防，先行下手。他保荐兵部侍郎齐泰，说齐泰是了不起的军事专家，于是建文帝任命齐泰为兵部尚书。实际上这齐泰所懂得的，只不过是将校的姓名与边塞地名而已。建文帝也任命黄子澄兼翰林学士，叫他与齐泰“同参军国事”。有了这“同参军国事”的头衔，齐黄二人便成了事实上的宰相。
这两位宰相花了一年工夫，把燕王朱棣逼反。
在这一年之间，从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到建文元年六月，他们废了周王朱橚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把他们囚禁，也使得湘王朱柏畏罪自杀。这五个王，可能都是罪有应得，然而建文帝操之过急，打草惊蛇。
燕王朱棣曾经南下奔丧，走到淮安不远，被朝廷派人挡驾，他的“三护卫”(三个作为护兵的卫，总共有一万五六千人)，被朝廷抽去精锐，交给宋忠，调往开平(多伦)。北京左右两卫与永清左右两卫的兵，因与燕王有历史上统率关系，被分别调往彰德与顺德。朝廷派来的北京布政使张呙，北京都指挥使谢贵，负有刺探燕王阴事的使命。
燕王在起初，未必有造反的野心。他毫无地盘，所掌握的空间仅仅是一个宫城(元朝的故宫)。他的兵，只有三个护卫，而且不久便已抽去了精锐。他固然是朱元璋二十几个儿子之中惟一颇能打仗的人，对建文帝及其左右一向不十分看得起，又有和尚道衍与相士袁珙、卜者金忠等人不断地恭维他，说他有天子之相；不过，倘若建文帝与齐泰、黄子澄处理得当，让他安心作一个太平盛世的亲王，不去逼他，他也不至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
燕王于周湘代齐岷五王相继获罪以后，装病裴疯。朝廷这一方面，加紧对付他，把他部下的小军官于谅(于谅？)和周铎抓去杀了，又叫张呙、谢贵包围宫城，指名索取燕王府中的若干“官僚”(官吏与僚属)。
燕王叫人招寨八百名“勇上”，陆继在暗地里进入宫城，然后把黑名单上的官僚一一逮捕捆绑，骗张呙、谢贵在建文元年七月癸酉日进府点收。张谢二人中计，被杀，燕王解了官僚的捆绑，冲散了包围宫城的兵，与驻守北京城九个城门的兵，上书建文帝，申讨“奸臣”齐泰、黄子澄，出兵收取通州、遵化、密云，打下蓟州，占领居庸关。
宋忠在开平(多伦)听到消息，带兵南下，走到居庸关，不敢交锋，退守怀来。燕乇到怀来，找他打，将他打败杀死，收降他的部队，包括那些原属于燕府护卫的精锐。永平(卢龙)的守将郭亮，望风投降，
建文帝任命耿炳文作“征虏大将军”，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在八月壬戌日以先到的十三万人与燕军大战于滹沱河北岸，战败，退守真定城(正定)。燕王攻了三天，攻它不下，撤兵而去。 耿炳文在当时，是硕果仅存的宿将，年已六十五岁。他少年时代，替朱元璋守(浙江)长兴，守了十年，和张士诚的兵对垒，大小数十战，战无不胜，其后参加北伐西征，屡克名城，积功受封为长兴侯。这一次虽则在滹沱河北岸战败，仍然守住了真定，保存了十万左右的兵力。
迂腐而慌张的黄子澄，请建文帝临阵换将，改派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到真定替代耿炳文。李景隆虽则为将门之子，却是十足的纨绔子弟，哪里比得上耿炳文呢!
李景隆坐误戎机，浪费了不少时候去征调各地的兵，想凑足五十万，甚至六十万人。打仗的事，何尝是比人多?这一点，不是李景隆这样的人所能知道的。
燕王故意离开北京，到永平去抵敌从辽东来的吴高人，又到长城外边的大宁去找宁王朱权，引诱李景隆来围攻北京，然后在会州胁夺宁王的护卫，与朵颜三卫的胡骑，回到北京，突袭李景隆的围城之兵，城中的燕王世子朱高炽(未来的明仁宗)开城出击。于是，十一月辛未日，李景隆于内外夹击之下，溃不成军，守不住真定等城，一口气退到德州。
燕王利用机会，向建文帝请和。建文帝在表面上罢免了齐泰、黄子澄二人的官。
到了建文二年二月，李景隆又上了燕王一次大当。燕王故意到山西去攻大同，骗李景隆去救，李景隆去了，燕王撤了兵，李景隆的兵，多半是南方人，空跑了大同一趟，冻死的与冻伤的极多，剩下的也疲惫不堪。
四月，燕军与李军在涿州的白沟河交战，战了两天，李景隆又遭惨败，退到德州，守不住德州，丢掉了一百万石左右的军粮。再退，退到济南，燕军来围，幸亏有一位山东布政使司的参政铁铉，和一位耿炳文的旧部盛庸，替他死守济南，守了三个月，出城反击，使得燕王大败撤兵而去。
建文帝封盛庸为历城候，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参赞军务”。不久，再升铁铉为兵部尚书，拜盛庸为“平燕将军”。又过了一些时候，十月间，召回李景隆，让盛庸有对付燕军的全权。 盛庸在十二月乙卯丙辰两日，大胜燕军于东昌(山东聊城)，斩燕王的第一号勇将张玉。次年(建文三年)三月辛巳日，盛庸再战燕军于保定的夹河，大胜。燕王亲自以十几名骑兵断后，盛庸不敢杀他，原因是建文帝有旨，不许“使联负杀叔父之名”。第二天，壬午日，又打，燕军在东北，盛军在西南，从辰时(上午八点)打到未时(下午两点)，忽然起了东北风，飞沙扬土，盛军大败，退回德州。
两个月以后，叛将李远带了若干骑兵，冒充盛军，穿过山东，走到江苏沛县，烧去盛军在运河的粮船。七月间忠于朝廷的平安(姓平名安)率领一万名骑兵，由真定乘虚直捣北京，在距离北京五十里的平村，与燕将刘江交战，不幸失败，退回真定。大同的守将房昭，带兵进入紫荆关，屯扎在易州水西寨，也在九月间被燕王亲自攻破。辽东守将杨文，进入山海关，围攻永平，被刘江赶走。
直至此时为止，燕王虽则胜多败少，却还没有进兵京师(南京)的计划。他打下的城池，每每不留将士固守，只斤斤于保存北京、保定、永平几个大城。看样子，他只想作一个割据之雄而已。
偏偏有若干奉使在外的宦官，因招摇纳贿而被建文帝下旨叫各地的地方官逮捕，他们逃到北京，向燕王投降，把京师与南方各省的空虚情形向燕王报告，于是燕王便在建文四年大举南下。
燕王避实就虚，不攻盛庸所守的德州与铁铉所守的济南，而经由东阿、东平、汶上、兖州、沛县，直向徐州。
盛庸撤军，退守淮河。平安在燕王的后面追踪，于四月间追到(安徽)灵璧县西南的齐眉山，先胜后败，被掳。五月，燕兵渡淮，盛庸战败；六月，战于浦子口，又败。盛庸改守长江，都督佥事陈瑄带了江上的水军降燕，盛庸在高资港作最后一次的抵抗。 燕王在六月乙丑日，攻京师(南京)的金川门，李景隆与谷王朱橞开门迎降。燕兵入宫，建文帝放了火，逃走。他究竟逃去了什么地方，到今天仍是历史学上的一个悬案。
盛庸带了他的残部投降，燕王命他驻守淮安。次年永乐元年，都御史陈瑛弹劾他，说他“怨望，有异图”。他听到消息自杀。 平安于被掳以后，被安置在北京。燕王即了帝位以后，任命他为北京都指挥使；不久，升他为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永乐七年，成祖(燕王)于无意中说了一句“平安还活着吗？”这句话传到他的耳里，他羞愧之余，自杀。
铁铉参加了灵壁西南的齐眉山之战，也帮助了盛庸守淮河。燕王作了皇帝以后，抓了他来，劝他降，他不肯降，大骂，被杀。 李景隆被燕王授为“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增给岁禄一千石，连同承袭自李文忠的岁禄三千石，共为四千石。曹国公的爵位，也保住了。但是，到了永乐二年，便被朱能、蹇义、张信等人弹劾为“有逆谋”，夺爵，没收财产，连同妻子与弟弟李增枝禁锢起来。他一度绝食自杀，未死；到了水乐末年才得病而亡。
耿炳文于燕王入京以后，仍旧作他的长兴侯；到了永乐元年，都御史陈瑛与刑部尚书郑赐弹劾他，说他的“衣服器皿，有龙凤饰，玉带用红鞓”。他听到了消息，自杀。
另有值得一提的两个人，是徐达的儿子徐辉祖与徐增寿。徐辉祖是忠于建文帝的，于建史四年奉命北援山东，指挥了齐眉山战役，在燕兵渡江后，仍在江边抵抗。燕王入京以后，他被关在家里，于永乐五年病故。徐增寿是不忠于建文帝，而暗中勾结燕王的，于燕兵渡江之时被建文帝召至殿中，亲自动手砍死。
齐泰、黄子澄于燕王入京以后被捉，族诛。同时遭族诛的，有风骨嶙嶙的一代“读书种子”方孝孺。
四八、方孝孺
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幼年丧母，十九岁时丧父。父亲方克勤在济宁当知府，垦田兴学，颇有成效，不幸被属吏程贡诬控，贬到江浦作苦工，又因“空印案”牵连，被杀。(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有很多地方官依照惯例，用盖了印的空白公文纸，交给属员，带到京城，以备于报销时遇有户部剔除的项目，在京城随即补文申报或缴款赔亏。这种办法，被朱元璋发现，认为是集体舞弊，把案内有姓名的主印的地方官，一律斩首。)
方孝孺葬了父亲以后，到浦江找老师宋濂，于宋濂的指导下重新苦读四年。宋濂的文章相当好，其后方孝孺的文章写得更好，可谓青出于蓝，不负师教。
方孝孺一生，并不想以文章留名后世。他的志愿，是学为圣贤：达则为伊周，穷则为孔孟。达而为管仲萧何，是他所不屑的；穷而遁迹山林，诗酒自娱，也是他所不屑的；平居于视听言动，饮食卧起，他都不苟且，修养之深，非空谈性理的俗儒所可望其项背。
在他的《逊志斋集》之中，有不少关于“君学”、“君职”、“君量”、“官政”、“民政”、“成化”、“明教”的创见。他最反对人君“恃其才以自用”，这与朱元璋的专制主义恰好针锋相对。
朱元璋很早就认识了他，召见过他，也在他因仇家攀诬而坐牢之时释放过他，然而不肯立即加以重用，说“今非用孝孺时”，要让他继续钻研，以“老其才”。结果是，只准他作一名汉中府学教授(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省立中学校长)。后来，他被蜀王朱椿请去成都，当世子的老师，宾主极为相得。蜀王在朱元璋的所有儿子之中，是最好学、最贤的一个。方孝孺的书斋的原名“逊志”，蜀王赐以新名：“正学”。
建文帝即位，召方孝孺到京，任他为翰林院侍讲，不久便升他为侍讲学士。(建文元年，改称文学博士。)他的职务，是起草诏书、诰文、檄文。讨伐燕王的若干文件，多半是他所起草的。 燕王入京，他被逮捕。燕王叫人从牢里把他带出来见面，称他为先生，请他起草即皇帝位的诏书。他抵死不肯。燕王说：“我可以灭你的九族。”他说：“你即使灭了我的十族，又能把我怎样？”到了今天，我们依然感觉到这位方孝孺虽则早已和他“十族”引颈就戮，而精神上并不曾死。
四九、成祖功罪
燕王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己巳日自称皇帝，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庚寅日病故，享寿六十五岁，被明仁宗谥为“体天弘运，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简称为“太宗文皇帝”。其后，到了嘉靖十七年，明世宗把他的谥法之中的“体”字改为“启”字，“广”字改为“肇”字，庙号的“太宗”二字改为“成祖”。于是一般的史书之中，均称这朱棣为“明成祖”。 成祖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之中，算是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一个。
他有统驭的能力，然而私心过于公心。他在当皇帝的二十二个年头之中，把中国的境内治得相当太平，这是他的功。
把宦官重用了，使得明朝从此变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这是他的罪，他的最大的罪。其次，杀方孝孺、铁铉、齐泰、黄子澄等人，株连极多，而且也杀了已经投降的李景隆、盛庸、耿炳文之流，残忍两个字他是逃不了的。忠于他的文臣，如蹇义、解缙、杨士奇、夏原吉、李时勉，都曾经被他任意抓了放在监狱，关了或多或少的时间。他之看不起读书人，尤甚于乃父朱元璋。
我们进一步批评他，他的若干武功，在事实上多半是不必要的穷兵黩武，而且并无实效。对后元与瓦剌的征讨，次数虽多，而设有一次捉得住敌人(阿鲁台与马哈木)。实际上他自己放弃了大宁三卫的领土，使得辽东与察南接不上气，自找麻烦，贻患后世。
甚至，对南海各国的武装访问，也只是劳民伤财而已。上表称臣，甚至亲自来朝的番邦之君虽不在少，充其量仅仅足以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这在促进中国与南海之间的贸易上，自然是不无关系，然而又何必派了那么多的兵(三万左右)与那么多的船呢(几百艘)？结果，始终来朝贡的仅有满刺加(马六甲)一国而已。
他在无意之中，却作了几件好事：(1)开了会通河与清江浦；(2)盖了北京的宫殿，集中国建筑学的大成；(3)抄书，抄成了一部《永乐大典》。很多部当时尚存的古书，在今天已经散佚，全靠这《永乐大典》间接保存了下来。虽则是，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把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烧毁了不少，偷去了不少，遗失了不少，台北世界书局的杨家骆先生仍能搜集而借用了整整一千卷，影印行世。可惜，这一千卷只是全书的二十三分之一左右(原为二万二干九百三十七卷)。
五○、迁都北京
成祖在内政方面所作的几件大事：一是迁都北京，二是令阁臣参预机务，三是贵州设省。
迁都北京，在永乐元年便已有所决定。北京被指定为“北京”，改称“顺天府”，与京师(南京)的应天府平等看待，又设了“行后军都督府”、“行部’，与“北京国子监”。所谓“行后军都督府”，便是“后军都督府”的“行署”，实际上是一个“分署’。“行部”不是某一部的行署，而是六个部合起来的行署，有两个尚书，四个侍郎，合管六部之事，至于“北京国子监”，那倒简单，等于添设一个国立大学。
北京的新宫殿，于永乐五年五月开始建造，到了永乐十八年年底才完工。从永乐十九年起，北京政称为京师，而原来的京师改称为南京。所有的中央衙门，在原则上都搬到“京师”去。所谓“行后军都督府”与“行部”当然取消。南京却留下了不少的骈枝机关，有所谓“南京宗人府”、“南京都察院”、“南京五军都督府”、“南京吏部”、“南京户部”等等，至于“南京国子监”更是不在话下了。
事实上，南京的官，有实权的极少。南京国子监是一个例外，监内的祭洒、司业、监丞等等，与京师(北京)国子监各官，完全一样。南京的六部尚书之中，只有一个兵部尚书是重要的，这是因为从明宣宗宣德八年开始，“南京兵部尚书”六个字的头衔之下，加了“参赞机务”四十字，有“操练军马，抚恤人民，禁戢盗贼，振举庶务”之权。
南京在成祖以后的明朝历史上，是所谓“留都”。留都有规模略备的中央政府，在天下无事之时可以安置年高德劭的闲员。一旦京师(北京)发生问题，也可以作为应变的依据。崇祯十七年四月，京师失守，史可法以“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的地位，号召各方，把福王朱由崧立为皇帝。(可惜福王不是一块好料，否则明朝的半壁江山，未必不能保持。)
成祖迁都北京，最大的作用在于面对北元的威胁，不肯示弱。
但是他不该抛弃大宁故地，铸成大错。他把滦河与辽河之间广大地区，白白地送给了所谓“兀良哈”设立三个“羁縻卫”，西为朵颜，中为泰宁，东为福余(扶余)。这三个羁縻卫，并不接受明朝的羁縻，反而常替明朝的敌人带路，打先锋，使得作为明朝首都的北京，处境十分危险。
五一、永乐文臣
明成祖本人常常轻举妄动，幸亏有很好的辅佐，才不至于在民穷财尽之际，身死国灭。话说回来，他能够选出很好的人当辅佐，也未尝不是他的长处。他之所以在历史上不被称为昏君，原因正在于此。
最得力的两个尚书，是吏部尚书蹇义与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自从太祖废相以来，工作最紧，权责最重。蹇义是四川巴县人，在洪武十八年考中进士，当“中书舍人”当了九年以上，只是皇帝面前管抄抄写写的小职员，被建文帝破格提拔，任命为吏部右侍郎。成祖入京，他随同多数的官吏迎降，不曾因迎降而被成祖看不起，一升为吏部左侍郎，再升为吏部尚书，从建文四年九月用到永乐二十年九月，整整地用了二十年，才把他抓了关起。关了五个月，放他出来，仍旧作吏部尚书。此人吃苦耐劳，不说同僚坏话，成祖让他久于其任，的确也替自己省了多少麻烦。 户部尚书夏原吉，原籍江西德兴，生长湖南湘阴，以太学生的资格，被选进宫里管抄写，外放为户部主事。建文帝升他为户部右侍郎，派他去福建湖北等地作“采访使”。成祖入京，有人把他捆了送来。成祖待他，好比待蹇义一样，一升为左侍郎，再升为尚书，让他当户部尚书从建文四年九月当到永乐十九年十一月，才抓了关起。关到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仁宗即位，他被释放复职，到了宣宗宣德五年正月，死在任上。(蹇义死于宣德十年正月，也是死在任上。)
礼兵刑工四部的尚书，没有一人能如蹇夏二人之久于其任。 成祖所最信任的文臣，除了蹇夏二人以外，是身边的几个翰林。最初，于即位之时，他选了侍读解缙，侍讲胡广，修撰杨荣，编修黄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一共七个人“入直文渊阁”，当随身的侍从，无话不谈。这些人的官阶很低，最高的是正六品，最低的是从七品。同年(建文四年)十一月，他升解缙为侍读学士(从五品)，黄淮胡广为侍读，其余四人为侍讲(都是正六品)。永乐二年四月，解缙再升，为翰林学士(正五品)兼右春坊大学士(也是正五品)。黄淮胡广升为左右庶子(正五品)，胡俨杨荣升为左右谕德(从五品)。杨士奇升为左中允(正六品)，金幼孜不曾升。那时候，解缙最红，红到了永乐五年二月，被贬为广西布政使司当参议，不久改贬到交阯布政使司，于永乐八年因“私觐太子”，被想抢太子位置的朱高煦告发，逮捕下狱，于永乐十三年死在锦衣卫指挥使纪纲之手。
